<h3>远古的声音</h3>
在成为共和国之前，国王们统治着罗马，傲慢的塔昆（Tarquin）是其中之一。关于他流传着一个怪异的故事。有一天，一位老妇带着9本书，到王宫里找他。她想把书卖给塔昆。价格极高，塔昆嘲笑着拒绝了。老妇一言不发地走开，没有讨价还价。她烧掉了3本书。再次出现的时候，她以同样的要价卖剩下的书。塔昆还是抱以嘲笑，但心里稍稍有些不安。老妇离开了。到底是什么书？塔昆变得焦虑起来。神秘的老妇带着3本书又一次出现，索要一样的价格。这次，塔昆没有犹豫，赶快买了下来。老妇拿着钱离开，再不露面了。
她是谁？书中准确地预言了许多事，罗马人意识到作者是西比尔（Sibyl）。但这只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有关她的传说很奇特，很让人困惑。据说她曾预言特洛伊战争。她是10个女预言家的复合体？她永生不死？还是将要活上一千年？人们对此争论不已。另一些人更显睿智，径直怀疑是否有这么个人。只有两件事比较有把握：她的书真的存在，是用细长的古希腊语书写的；书中包含有准确的预言。虽然少了6本书，并且直到老妇第三次出现时才成交，可不管怎么说，由于塔昆，未来才对罗马人打开一扇窗。
但这对塔昆意义不大。公元前509年，一场宫廷政变将他赶下台。自罗马建城以来，国王们统治了两百多年，塔昆是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1塔昆被驱逐后，君主制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共和国。此后，罗马人近乎病态地憎恨“国王”一词，无论何时提起，都会引起他们的畏惧与厌恶。反塔昆政变的口号是自由。渐渐地，自由和生活在没有主人的自由城市被人们圣化，成为衡量公民的标准和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为防止再出现暴君，共和国的缔造者创建了一种著名的制度：他们仔细地将被流放的塔昆的权力分配给两位官员；官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不超过一年。他们便是古罗马的执政官（consul）。2执政官位居其他公民之上，两人相互监督。这出色地体现了共和国的首要原则，不允许任何人独自掌握最高权力。然而，尽管执政官制度很新奇，但它并没有彻底地将罗马人与过去割裂。君主制废除了，但其他的几乎都保留了下来。新共和国根源于遥远的过去——事实上，往往是非常久远的过去。作为执政官的一种特权，他们穿的宽松长袍仿照以前国王的做派，边缘部分装饰着国王专用的紫色；占卜的仪式早在罗马建城前就有了。最不可思议的是，罗马人拥有塔昆留下的三部神秘预言书，它们出自古代的、可能是永生的西比尔之手。
这些预言非同小可，罗马人将它们视作国家的秘密。普通公民若胆敢抄录，他们会被缝进麻袋，沉入大海。只是到了最危险的境地，当有可怖的奇事发生，预示共和国将有大灾难时，他们才能求教于这些神秘的书。预言书存放在朱庇特神庙，防卫十分严密。罗马人小心地选出一些行政官员（magistrate），授权他们登上神庙，翻阅预言书。他们的手指滑过已变得暗淡的希腊文字，努力解读它们，找出其中隐示的建议，以安抚愤怒的上天。
建议总能找到。罗马人既虔诚又实际，对宿命论毫无兴趣。了解未来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什么时候老天会下血雨，大地裂开并喷出火焰，老鼠吞金？罗马人认为这些怪事就像是被催债一样，警告他们亏欠了诸神。怎样补偿呢？办法可能是引入一种外来的宗教仪式，祭拜一位他们一直不知道的神。更多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行政官极力主张恢复长期忽略的传统，废除罗马人采纳的一些革新措施。回到从前，于是罗马的安全重获保证。
所有罗马人都深信这一点。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经常被社会变革的要求所困扰，比如扩大公民的权利、不断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等。与此同时，罗马人也顽固地一再表达他们对变化的厌恶。新奇的东西是邪恶的。罗马人不因新奇本身而接受新奇之事，只是在披上神的愿望或古老传统的外衣后，它们才能得到罗马人的赞同。这就是罗马的实用主义，保守性与灵活性并存。保留那些已经证明有效的制度；修正那些失败的；即使是显得多余的地方，罗马人也郑重其事地保存着——或许以后有用。共和国既是一个新的建筑工地，也在后院收藏着大量过时的“破烂”，它的明天就建基在混乱的过去中。
罗马人一点儿也不觉得自相矛盾。对他们的伟大城市，罗马人除了坚持祖先的传统之外，还能注入什么新的内容呢？一些国外的评论家把罗马人的虔诚看作“迷信”，3认为是犬儒主义的统治阶级愚弄大众的伎俩。他们错了。罗马共和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希腊城邦国家总是毁于内战和革命，罗马不是这样。在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尽管经常发生社会动乱，但城市里从来没有流血冲突。看看希腊人吧，他们的惯常做法是放弃普遍公民权的理想，遁入诡辩术。与之相对照，罗马人用公民权定义自己，把它看得比什么都神圣，比什么都可贵。共和国（republic）的含义正是公共事务（respublica）。在其他公民的眼中，罗马人确切地认识了自己。
别人如何提到自己的名字也很重要。在共和国，一个好公民是大家公认为“好”的公民。罗马人看不出美德和名声有什么区别，用同一个词honestas表示它们。全城一致赞同是罗马人所极力追求的。只要大街上聚集有心怀不满的公民，罗马便有机会得到更大的光荣。每次发生公民骚乱时，行政官的职位便会增加：公元前494年，增加了市政官（aedileship）和保民官（tribunate）；前447年，会计官（quaestorship）；前367年，司法官（praetorship）。职位越多，需负责任的范围越广，获取成就和赢得赞同的机会越多。公民们最渴求的是别人的赞美，最惧怕的是坏名声。之所以能维持健康的竞争精神，阻止它堕落为自私的野心，罗马人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觉悟：在公众面前，名声不能坏了。尽管斗争很激烈、竞争的形势很严峻，但虚荣自负被认为是幼稚的，罗马的公共生活容不得这种心态。置个人荣誉于共同体利益之上是不能容忍的，罗马人觉得只有野蛮人才会这么做，只有比野蛮人更糟的国王才会这么做。
在与其他公民的关系中，罗马人受到的教导是驯服自己的竞争天性，使之服从于公共利益。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没有这些限制。“罗马人贪婪地追求赞美，追求荣誉，远远超过任何别的国家。”4对它的邻居们来说，这意味着灾难。罗马军团把残酷和效率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其对手们很难适应。每当罗马人遭遇抵抗，不得不强行攻略一座城市时，他们得手后的一贯做法是杀光所有能找到的生物。想知道哪些是军团留下的残砖断瓦吗？标志是混杂在一起的人的尸体、被分割的狗的脑袋、小牛的残肢。5与野蛮人的冷血不同，罗马人杀戮是为了让人恐惧，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军团士兵的勇气来自对罗马的骄傲，来自跟它的命运荣辱与共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为每一位公民所分享。对外人而言是致命的，对罗马人而言是关乎荣誉的。正是这同一种东西成为罗马战争方式的特色。
即便如此，要让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认识到罗马的征服天性，仍需要一个过程。在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那些相距仅10英里左右的城市也不愿顺从，罗马人为征服他们煞费周折。这不奇怪。不管怎么说，最凶猛的掠食动物也有它的婴幼时期。起初，罗马人抢劫山地部落，与他们进行小规模战斗，逐渐发展了他们控制和杀戮的本能。到公元前360年，罗马成为意大利中部的主人。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向南、北两面扩张，粉碎一切反抗。共和国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到公元前260年代，它已囊括了整个亚平宁半岛。罗马的荣耀也同步增长。对恭顺地表示服从的城市，罗马人大度地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一如保护者屈尊俯就地对待被保护者；敢于反抗的城市将面临没完没了的战斗。罗马人决不容许他们的城市蒙受羞辱，为挽回颜面，他们愿死战到底，不惜任何代价。
很快，在一场可以说关乎生死的斗争中，罗马人有了展示决心的机会。这就是他们所进行过的最艰苦的迦太基战争。迦太基是一座闪米特（Semitic）殖民者建造的城市，位于北非海岸。它控制了地中海西部的商路，掌握了不亚于罗马的资源。虽然主要是一个海上强国，但几个世纪来，它也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移民城市进行了多次战争。如今，罗马人来到了墨西拿海峡，与西西里岛隔海相望。对迦太基人来说，随罗马人而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不祥的局势，西西里的军事平衡被打破了。希腊人很愿意将罗马人卷入他们与迦太基人的持续争端中；而一旦参与进来，罗马人便抛开了既有的游戏规则。公元前264年，发生了一次关于条约中条款的小争吵，罗马人将它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尽管长久以来共和国仅限于内陆，没有海军；尽管后来建成的舰队一次次地被对手或风暴摧毁，罗马人还是忍受了20多年的惨重伤亡，最终打败了迦太基。战后双方签定了和平条约，迦太基人完全撤离西西里岛。突然间，罗马拥有了海外帝国的第一块基地。公元前227年，西西里岛成为罗马的第一个行省。
共和国的战线拉长了。罗马人只是击败了迦太基，并没有击垮它。失去西西里后，迦太基人的帝国梦聚焦在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山区，凶猛的山地部落集群而居，但他们挡不住迦太基人前进的步伐。半岛上大量的贵金属被勘探、被开采，迦太基人遽然暴富，开始谋划报复。此时，对罗马人的本性，他们的优秀将领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不再抱任何幻想。他们知道，争端一旦开启，全面战争将不可避免，不彻底摧毁罗马人的力量就不能算胜利。
为此，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一支迦太基军队从西班牙出发，跨过了高卢南部的广阔地区，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脉。汉尼拔表演了远胜过对手的高明战略、战术，三次大败罗马军队。第三次发生在坎尼（Cannae），汉尼拔歼灭了8个罗马军团。在共和国军事史上，这是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根据当时一般的战争情况推测，罗马应该认输求和了。然而，这不是罗马人的性格。面对如此巨大的军事灾难，他们没有放弃抵抗。很自然，在这种生死关头，他们需要西比尔预言的指导。根据预言的指示，罗马人应在城市的市场里活埋两个高卢人、两个希腊人。行政官们一丝不苟地遵照执行。通过这种野蛮的行径，罗马人表明为了保全城市的自由，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不是自由就是死亡，没有其他选择。
一年又一年，共和国顽强地走出了失败的阴影。更多的军队召集起来；西西里岛守住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帝国被征服了。坎尼之战后15年，汉尼拔再次遭遇罗马军队，不过这一次在非洲。汉尼拔战败了。迦太基兵员奇缺，无力再战。罗马人对停战提出了苛刻条件，汉尼拔劝他的同胞们接受。不同于坎尼战役后的罗马人，汉尼拔更关心的是保全他的城市。撇开这些不谈，罗马人倒是从来没有忘记汉尼拔、他辉煌的军事成就、他的野心，承认在他们的对手中，汉尼拔与他们最相像。一个世纪之后，罗马城里还能看到汉尼拔的雕像。尽管迦太基大势已去，它的行省、舰队、战象都被没收，罗马人仍担心它会东山再起。他们不相信迦太基真的屈服了，对它的仇恨是罗马所能给予他国的最高敬意。迦太基人是他们的一面镜子，让罗马人照清了自身，深入到自己的灵魂深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是不可饶恕的。
这以后，罗马人再不能容忍一股能威胁到自己生存的力量。他们时刻警惕着，在任何潜在对手变得强大之前，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对手很容易找到，往往是太容易了。事实上，在汉尼拔战争之前，共和国便不时向巴尔干地区派出探险队。行政官们很乐意恐吓那里的小王公、地方首领，有机会就把边界挪一挪。罗马人从根子里喜欢到处显示力量，若有人怠慢，他们决不忍气吞声。意大利人早就领教过这种性格，但对那些反复无常、不断爆发争端的希腊城邦来说，罗马人不那么好理解。它们有理由困惑。希腊人刚开始与罗马打交道的时候，共和国的表现与传统帝国完全不同。如晴天霹雳一般，带着惊人的威势，强大的罗马军团来了，然后，又一阵风地离去。在不定期地干预希腊事务时，他们显得怒气冲冲；当罗马丧失对希腊的兴趣时，军团又会长时期地无影无踪。即使共和国真的介入了希腊人的争端，真的跨过了亚得里亚海，罗马军团的入侵也像是维持和平的行动。他们的目标不是吞并领土，而是明确树立共和国的威望，压制那些自大的地方势力。
在罗马人最初进入巴尔干地区时，那个地方势力是马其顿王国。它位于希腊的北部，统治希腊半岛已有200余年。王国传自亚历山大大帝，其国王觉得自己有资格傲慢。尽管常常受到罗马军队惩戒性的打击，王国并不觉得有必要做出什么改变。终于，公元前168年，罗马人的耐心耗尽了。他们先是废除了马其顿的君主制，将马其顿分割为4个共和国；公元前148年，罗马人完成从维持和平到攫取权力的转变，开始对马其顿实施直接统治。如在意大利那样，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建立起来，马其顿的国土呈现出网格状面貌。罗马人的雄壮之师可以便利地调动，马其顿的命运也最终被框定。爱格纳西亚大道（theviaEgnatia）像一条由砾石构成的裂痕，撕开巴尔干地区的荒野。大道的一端是亚得里亚海，一端是爱琴海，将受奴役的希腊和罗马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了它，罗马人便能通达更具异国风情的地区。那些地方太遥远了，看不到蔚蓝色的爱琴海；那儿的城市闪耀着金子和大理石的光彩，极富艺术情调；那儿的人们有高明的烹调技术。显然，这些对罗马共和国不无吸引力。早在公元前190年，一支罗马军队曾冲入亚洲，粉碎当地专制君主的战争机器，在整个近东的注视下羞辱那位君主。叙利亚和埃及是两个地区大国，此时匆忙收起它们的傲慢，忍受着罗马使节的指手画脚，奴颜婢膝地承认罗马的霸权。正式的帝国版图仍很有限，只包括马其顿、西西里和西班牙的一部分，但到了公元前140年，罗马的影响已伸展到许多陌生的地方，普通罗马人闻所未闻。共和国力量的扩张幅度和速度非常惊人，连罗马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虽然共和国的功业令人激动，但也有一些公民感到不安。道德家们做着他们一贯做的事，比较现在与过去时，往往更倾向于后者。他们毫不费力地指出了帝国的负面后果。随着金子的大量涌入，古老的准则受到玷污；对外掠夺同时引入了外国的风习和哲学；东方的财富在罗马的公共场所卸货；大街上到处可以听到陌生语言的叽叽喳喳，既让罗马人自豪，也引起他们的警觉。靠着农民的果敢耐劳，罗马赢得了一个帝国；正是在农民的价值观变得支离破碎、受人忽视的时候，它们重新得到人们的珍爱。“共和国建筑在古老传统和人的力量的基础之上。”6汉尼拔战争后，人们乐观地强调着这一点。可是，如果这些基础动摇了会怎样？共和国注定大厦将倾？从落后的穷乡僻壤到超级大国，巨大的转折使罗马人头晕目眩。共和国的成就会不会引起众神的嫉妒？罗马人很担心。他们所发动的世界战争似乎既可以衡量罗马的成功，也暗示着罗马的衰落。这一点颇有悖论意味，令人感觉很别扭。
即使成长为大国后，各种凶兆也不乏变成事实的可能性。怪胎啦，鸟儿奇异的飞行姿势啦，诸如此类的事总是困扰着罗马人。如果那些奇迹看起来特别凶险，他们便求教西比尔预言。每一次，罗马人都能找到预言的指示，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于是，传统和由来已久的行为方式得以复兴，或者被重新强调；灾难避免了，共和国得以继续留存。
但世界在快速发展和突变着，共和国也一样。有些危机不是任何古老的仪式所能克服的。有些变化一旦被罗马人引发，就很难再停下来，哪怕是西比尔的建议也没用。
不必找什么凶兆来证明，在新的世界之都随便走走就够了。
貌似宁静的罗马大街隐藏着种种不安。
<h3>世界之都</h3>
拥有公民权（civitas）意味着人的文明化（civilised），直到今天，英语仍是这样表达的。罗马人认为，城市是自由的地方，只有在城市里，人才活得最像人。一个独立的城市为生命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没有它们，生活毫无意义。公民（citizen）与公民之间是伙伴关系，他们分享共同的欢乐和悲伤，希望和恐惧，共有一些节日、选举制度及军事纪律。正如神龛因神的存在而有了价值一样，共同体的生活圣化了城市结构。对公民而言，城市的外部景观是神圣的。它见证了城市传统的形成，而传统塑造了人。借助城市景观，城市的精神方能为人所知。
别的大国就是这样想的。最初接触到罗马时，它们都松了一口气。与希腊世界众多的漂亮城市相比，罗马看起来既破败又落后。在马其顿王国，每次听到对罗马城的描述时，那些朝臣们都窃笑不已。7这还算客气的。即使在整个世界都向共和国顶礼膜拜的时候，罗马城仍显得很粗俗。罗马人不时做出一些努力，试图装扮这个城市，但收效甚微。见识了那些和谐的、用心规划的希腊城市后，罗马人自己也觉得脸红。他们说，“如果一个卡普阿人（Capuan）比较一下罗马和卡普阿：看看罗马的山和山谷，街道边不那么牢固的阁楼，糟糕的道路，狭窄的小胡同；再看看他们自己的城市，整齐地坐落在一块平地上，他们肯定会蔑视和嘲笑我们。”8不过，说一千道一万，罗马是个自由的城市，卡普阿不是。
罗马人从来不会忘记这个。或许，他们会对罗马不满，但他们也为这个城市的名字自豪。它是世界的主人，在众神的佑护下，注定要统治世界。罗马人对此深信不疑。一些学者指出，这个城市既避开了使人精神萎靡的酷暑，也避开了使人大脑迟钝的严寒；显而易见的地理学事实是，“罗马人的城市温度适宜，又幸运地处在世界的中心，最适合人类居住”。9神的关照不仅仅体现在良好的气候状况。罗马有易于防守的小山，通向大海的河流；山谷中有汩汩流淌的泉水，有清风送来的新鲜空气。读着罗马作家对这个城市的赞美，10人们很难想象对立的不同看法：将城市建在7座小山丘上，其实违背了最初的城市规划原则；台伯河（Tiber）经常泛滥；山谷中流行疟疾。11罗马人深爱着他们的城市，即使在明显的缺陷中，他们也能读出积极的内容。
长期以来，罗马被理想化了。它混合着各种复杂的悖论和想象，遮掩了现实的黯淡。一切都多多少少走了形。虽然城市是“乌烟瘴气的，喧嚣浮华的”，12罗马人却总是怀念一片淳朴的田园风光，似乎它真的曾经存在于台伯河畔。扩张带来的压力提升了罗马的地位，也造成它的扭曲变形。成长为一个大都市后，罗马依然很逼仄，古代城邦国家的骨架在各处或明或暗地显露出来。记忆受到特别的珍视。现在与过去和谐共处，不安分的各种运动都透着对传统的忠诚，精明的现实感与对神话的尊重不相冲突。城市变得越拥挤、越腐化，罗马人越渴望一个保证：罗马还是原来的罗马。
因此，在7座小山丘的上空，燃烧奉给众神的祭品产生的烟雾从未消失过。自古以来，祭坛就建在埃文提尼（Aventine）山上。那时候，山上郁郁葱葱，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13森林早就没有了；祭坛中的烟仍在袅袅升起，但冒烟的地方还包括数不清的锅灶、熔炉和小作坊。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褐色的烟雾，提醒着旅行者罗马快到了。此外，还有其他的标志：在共和国的周围，一些城市从前很有名，如今都破败了，只剩下零星的几个旅店。那里的人们都涌向罗马了。
再往前走，旅行者能看到一些新建不久的居民区。由于人口的快速膨胀，罗马城四处膨胀着。每条干道的两边都有贫民窟。死者也埋在这里，城市墓地一直绵延到海边和南部的阿庇安大道（AppianWay）。大道两边聚集着很多乞丐和路边妓女，臭名远扬。墓地并不总是为死者准备的。新添的坟墓上覆盖着柏树枝。走近罗马城门的时候，旅行者发现空气变得好了些，微风中飘荡着没药和肉桂的香气。那是用于死者的香料。在罗马，许多时刻都跟过去联系起来，营造出一种共同体的气氛，葬礼是其中之一。然而，在墓地这样庄重肃穆的地方，显得不协调的东西有很多，不仅是静寂中隐藏的暴力与卖淫行为。尽管墓地里有警戒性的告示，禁止拉选票的标语，乱涂乱画还是到处可见。在被征服的城市，人们对选举漠不关心，罗马阉割了那里的政治生命；但作为共和国的中心，野心与梦想的世界性舞台，罗马的政治活动无处不在。
罗马是热闹喧嚣的。在城外，被涂鸦所玷污的墓地已提醒过旅行者，进入城里，杂乱的街道又加深了这种印象。如果关心城市的外观，一个独裁者可以对城市做出长远规划，但罗马的行政官极少有超过一年的任期。于是，各种冲动、各种临时需要支配着城市的扩建，毫无章法可言。一旦偏离萨可拉和诺娃（viaSacraandviaNova）这两条宽阔的大道，旅行者马上陷入拥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流。“这边，一个大汗淋漓的建筑承包商匆匆走过，带着他的驴子和搬运工，石块和木头等建筑材料用绳子捆在吊台上；那边，送葬的人群同豪华马车挤在一起；这边跑过一条慌不择路的狗，那边一只母猪快活地在泥地里打滚。”14街道上如此混乱，最终会让旅行者迷失方向。
甚至城市的公民也迷路。对策是记住一些醒目的标志：一棵无花果树，或一个市场的柱廊。如果有一座足够高的庙宇，高高耸立于狭窄街道组成的迷宫之上，那便是最好的标志物。幸运的是罗马有很多庙宇，这是一个事神甚恭的城市。罗马人很少动那些古代的建筑，哪怕它们只剩下一堆瓦砾。在贫民窟和肉食市场中，一些庙宇年代已久，有时连供奉的雕像的身份都被忘记了，人们仍不愿拆毁。碎石中保存着城市的过去，记录着最初的那些岁月，提供了罗马人迫切需要的方向感。对罗马人而言，它们是永恒的，众神的灵魂弥散其中——就像锚静静地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虽然看不见，但人们知道它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