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城市劫掠者</h3>

早在格拉古兄弟之前，西比尔已预料到这一切。根据她的冷酷预言，罗马人将起来反对罗马人，暴力行为将不限于发生在首都的打斗。她对未来图景的勾勒非常惨烈，远远超出这些：“意大利，伟大的国家，强奸你的不是外来的入侵者。你的儿子们将要强奸你，没完没了地轮奸你，残忍地惩罚你，因为你堕落了。你将匍匐在地，倒在燃烧着的灰烬中。互相屠杀！你不再是正直的人的母亲，你养了一群吃人禽兽。”1

本来，这些话会把迷信预言的罗马人吓坏的。不过很幸运，罗马人可以继续保持着心灵的宁静，因为它们不是从西比尔的书中抄录的。预言书一直锁在朱庇特神庙里，严加看管着。预言虽然很恐怖，但它们最初流传在远离罗马的地中海东岸王国里。西比尔大概不仅拜访了罗马人。在罗马，她的预言是高度机密的，在希腊人和犹太人那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许多预言明显指向共和国：“帝国将在西方兴起。那里的人是白人，有好几个头。它将把毁灭与恐怖带给国王们，从一个又一个城市抢劫金银。它的势力范围没有尽头。”2罗马人害怕奇迹，但在其他人的眼里，罗马人本身就是奇迹；根据西比尔发出的警告，他们是最可怕的奇迹。

在预言中，共和国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一片黑暗。古老的城市、伟大的王国和帝国都被一扫而空。人们只承认一个权威，一个超级大国将统治一切。但这远不是世界和平的开始。罗马人注定将沉溺于他们的伟业，放纵自己。“他们将彻底地堕落：男人和男人睡在一起，小男孩被带到妓院；国内到处发生骚动，一切都陷入混乱。世界充满了罪恶。”3

学者们确信，这些话出现于公元前140年左右。此时，罗马已初具世界霸主的气象，对它做一些描述不必劳烦西比尔女神。那是一些托名西比尔的诗人，声称自己能看到未来。不同于共和国的那几本书，流传在希腊东部的预言书没有提到未来会有什么改变。世界帝国一个接一个走过历史，罗马是其中最伟大的、最具毁灭性的，但人就是人：人是会死的、无能的。难怪这些诗人在提到共和国时，说她是“一群吃人禽兽”的母亲，将被她的孩子们撕成碎片。这些预言同等地包含着希望和绝望，表明对于如何才能打破罗马人的霸主地位，预言家们想不出什么办法。“他们把绝望带给别人，可是，一旦他们屈服于自己的野蛮和光荣，他们失败的结局将非常悲惨。”4

在公元前140年代，可以肯定的是西比尔有关罗马人的野蛮和光荣的说法。这10年中，他们展示了无可匹敌的强大力量。整个地中海世界面临遭蹂躏的命运。首先，共和国决定结束尚未完成的一项任务，消灭半死不活的迦太基。但国内有人反对，他们说罗马需要一个真正的对手，一个够分量的对手。这种问题只有罗马人才会提出来：在这里，人们将无情的竞争看作一切公民美德的基础。当然，大多数公民不接受这种逻辑。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迦太基人魔鬼般的残酷和背信弃义暴露无遗。公民们问道，为什么要用罗马人的标准保护这样的一个敌人？最终，公民们投票决定了对迦太基的战争，打算彻底摧毁它。共和国对于成功的理想是怎么样的？战争的结果做了充分的展示。没有任何同胞情感、义务的约束与缓和，罗马人渴求最好的愿望极端地表现出来。

公元前149年，不幸的迦太基人收到了惩罚性的命令，要他们放弃自己的城市。迦太基人不打算屈服，决心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圣地。这也正是罗马的鹰派所希望的。军团开拔了，准备大肆杀戮。在3年的时间里，迦太基人抗拒着不可抗拒的命运；在围城的最后阶段，他们抗拒着罗马最优秀的将军，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ScipioAemilianus）。最终在公元前146年，城市陷落了。地狱般的景状持续了17天，军团掠走了城市的财宝，还到处放火。借着城里的一片废墟，罗马人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人重建这座城市。700年的历史被一扫而光。5

与此同时，为让人们记住这个教训，公元前146年春，一支罗马军队开进了希腊。在这之前的冬天，希腊南部的一些城市联合起来，想打破罗马在这个地区主导的均衡局面。这是不可容忍的，必须予以惩罚。战争几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罗马军队重创了一支希腊军队，就像捏死一只烦人的黄蜂；古城柯林斯（Corinth）成了一堆冒烟的瓦砾。这个城市以两件事著称于世：漂亮的妓女和辉煌的艺术品。罗马军队兴奋地期待着对它的抢劫。被屠杀的城市公民的女人都成了奴隶；在港口的码头上，士兵们掷骰子决定那些珍品的命运。他们身边胡乱堆放着柯林斯的雕塑，准备大批拍卖或用木箱运回罗马。

地中海的两座伟大城市被同时毁掉，实在是耸人听闻的暴行。西比尔为此诅咒了罗马。甚至罗马人也觉得有些不自在，再不能以自卫来掩饰他们对世界的征服。无论何时，想起对柯林斯的抢劫，罗马人总觉得尴尬。在迦太基犯下的罪行让他们想得更多。据说，当西庇阿看到火苗舔上那座伟大城市的城墙时，他流泪了。如西比尔一样，看着罗马最强大的敌人在自己手里灭亡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命运不可抗拒的威力。在共和国权威开始确立的时候，没有对手能阻止罗马前进，阻止罗马抢劫整个世界；此时，西庇阿想到了罗马的毁灭，脑海中浮现出荷马的诗句：

<blockquote>

圣城特洛伊毁灭的日子不远了，

普里阿摩和他的人民的死期不远了。6

</blockquote>

但在他的想象中，共和国是如何毁灭的，它的人民是如何被屠杀的？跟西比尔不同，西庇阿没有说。

<h3>吞金而死</h3>

在公元前146年的灾难发生之前，希腊人对“自由”的准确意义产生了怀疑。罗马人也声称在保卫自由，他们说的自由是什么？不必考虑野蛮人怎么看，他们的词语极不精确。谁都知道，这个词本身很含糊，它的意义依赖于说话的人、说话人的立场。不久，这一点在罗马人和希腊人那里得到了证明，他们对“自由”的解释岔向了两个方向。罗马人认为“自由”指的是一种机会，是希腊城邦国家遵守罗马人设定的规则的机会，因为希腊人是不听话的小孩子，需要家长严加看管。希腊人则把“自由”看作彼此间作战的机会。两种观点的冲突导致了柯林斯毁灭的悲剧。

公元前146年后，再没有人死抠那些外交语言的字眼。共和国和同盟国间的关系由双方的友好条约界定，至于条约究竟是什么意思，流在柯林斯的血已经做了说明：共和国有行动的自由，同盟国没有。后者仍有名义上的自治，但这仅仅因为罗马只想享受帝国的好处，而省去管理上的麻烦。在希腊海岸之外，心惊胆战的其他国家竭力做出顺从的样子，再三揣摩共和国的意图。东方的君主国对罗马人百依百顺，那些住在王宫里的人们很清楚，只要他们露出一点独立的迹象，罗马人会立刻打残他们的战象，或者把他们的对手送上王位。帕加马（Pergamum）是一个希腊城市，控制着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它的最后一个国王将合作的意义推向了极端，公元前133年，他在遗嘱中将整个王国献给共和国。

这是历史上最奇特的遗产让渡。根据一些寓言式的说法，帕加马林立着巨大的纪念碑，拥有许多从属的城市，它所提供的财富是罗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可是，该如何处理这笔遗产？做出决定的责任留给了元老院。罗马的元老院有300人，都是一些杰出人士，被公认为既善良又智慧。元老的资格不是单由出身定的，它要求出众的成就和好名声。事实上，如果名声不是太糟，对那些曾经担任过共和国高官的人来说，进入元老院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元老院有极重的道德分量。从技术上说，他们的意见不具法律效力，但任何一个不太鲁莽的行政官都不会轻视。共和国是什么？说到底，共和国不就是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就像“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PopulusqueRomanus）”这个短语所表达的那样吗？它的缩略式是“SPQR”，最小的硬币上印着它，最大的庙宇山墙上刻着它，到处都能看到它。它是威严的共和国宪法的简明体现。

然而，在任何伙伴关系中，钱的问题是最易引起冲突的。提比略·格拉古觉得帕加马的横财来得正是时候；作为维护人民利益的勇猛斗士，他建议把它们用于改革大业。人民当然赞成，但他元老院的同伴们反对。这部分反映了元老院对提比略蛊惑人心的宣传的不满，以及对他敢于冒犯元老院尊严的行为的愤恨。但元老院并不仅是赌气，继承整个王国的确同一些由来已久的罗马原则相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罗马人总是将金钱跟道德腐化联系在一起；罗马人对亚洲人根深蒂固的猜忌。元老院不是很情愿接受帕加马的财产，除了维护传统价值观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实际的考虑。他们认为管理行省是个负担，榨取外国人的财富有比直接管理更好的办法。元老院属意于一种很实用的东方政策，在剥削和不干预之间巧妙地维持平衡。现在，他们觉得平衡要被打破了。

最初，除密谋了对提比略的谋杀外，元老院没有对王国做什么。后来，王国的秩序变得很混乱，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于是共和国向帕加马派去一支军队，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战斗，花几年功夫慑服了罗马新的臣民。但元老院仍克制着，不急于建立罗马的第一个亚洲行省。他们向帕加马派去了地方长官，代替国王管理王国，同时严格要求地方长官延续以前的政策。这是罗马人的一贯策略，重点在于让人们相信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改变。

这样，罗马的统治阶级坚持了他们本能的孤立主义。以前，他们统治一个城市，现在，他们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世界性权力，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能够粉碎任何胆敢反抗的势力。然而，罗马的行政官们觉得，海外世界还是老样子，仍然是他们追求荣耀的领域。抢劫在继续，但无论对罗马城还是对罗马人来说，声名是最重要的。坚持这一理想就是坚持朴实的老祖宗们的传统，罗马的贵族对此感到很安心，尽管他们也为自己庞大的势力范围洋洋自得。亚洲的君王软弱无能，他们的使节努力揣摩着元老院的每一种意图；罗马的军团长官皱皱眉头，非洲的沙漠部族就得收敛起野性；高卢的野蛮人不敢挑战共和国的权威。这就够了，罗马满意地享受着他们的谦卑姿态。

但只是元老院的精英们觉得够了。他们既有钱又有地位，所以有这种自信。商人们和金融家们不这么想，更不用说那些穷人了。在罗马人的想象中，东方世界总是和金子连在一起的。如今，帕加马已经平定，系统地榨取财富的机会来了。可笑的是，正是元老院坚持要维护帕加马的传统统治方式，也正是后者指明了榨取的方法。传统上，帕加马的国王对臣民所得的一切都征税，征税就是管理。这是一个榜样，罗马人得好好学学。共和国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即战争应该带来利益；而对罗马人来说，利益来自抢劫。当然，在西部的野蛮人地区，征服之后就是征税，但那仅仅因为征税意味着管理，不征税就没什么好管理的了。而在东方，系统的管理制度甚至比罗马的历史还悠久。在这里，大肆掠夺一番显得更便当。不必费神想别的什么，拿劫掠品填满国库完事。

然而，帕加马的情况证明征税的方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向罗马人预示了更好的机会，并且不麻烦。很快，派去的官员们都学会了盗用税款。罗马人夸张地传言着他们的行为。这是犯罪：帕加马是罗马人民的财产，罗马人民有权分享——盖约·格拉古大声疾呼。此时，他已接替被杀害的哥哥成为保民官。与提比略一样，他也热衷于控制帕加马的财富，也支持激进改革，而且急需资金。最终，在骚乱发生10年后的公元前123年，他成功地通过了一项决定性的法案。根据法案，罗马将在帕加马建立系统的征税制度。蜜罐打开了。7

新税制既是实用主义的，又显得玩世不恭，支持它顺利运转的是罗马人被调动起来的贪欲。东方的君王们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制，借此榨取臣民。共和国没有这些，只好求助私人力量来提供必要的技能。罗马公开拍卖农业税合同，由竞拍成功者负责征集国家应得的供物。由于数额巨大，最富有的人才能支付得起。但也不是个人，他们得组成一些公司，共享资源，共同管理那些天文数字的财政税款。他们分配股票，召开股东大会，选出经理人员对董事会负责。在行省里，合作财团的雇员们包括士兵、水手和信使。管理财团的商人被称为收税员（publicani），但他们跟国内的收税员完全不同，丝毫没有那种公共精神。利益就是一切，而且越隐蔽越好。他们不仅是替国家收取供物，更重要的目标在于用严苛手段让受剥削的人交出更多财产。他们甚至逼得人们倾家荡产。这些谙熟商业运作的家伙以极高的利率放债，等债务人被榨得一无所有时，就把他们卖作奴隶。在那些大财团的股份持有者看来，行省的人遭受再大的苦难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这里远离罗马。城市没有受到野蛮的抢劫，它们被慢慢地放血，直到流干死去。

表面上，罗马的新臣民有抵制过分压榨的可能性。税收体制虽然私人化了，但行省管理权保留在元老院精英手中，后者仍然坚持共和国的理想。根据这些理想，行政长官应保证臣民享有和平与公正。而在实际生活中，贿赂行为十分猖獗，什么原则都变得一钱不值。正直的罗马人？笑话！对那些可怜的行省人来说，收税员和行政长官属一丘之貉，贪婪是他们的共同本性。

巧取豪夺几乎是公开的。在争取罗马的荣耀的事业中，共和国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在帕加马，这些权力成了挣钱的执照。拜金主义压倒一切。大道的建筑本来是为战争服务的，现在则大大便利了征税人员；军团行进在大道上，其后则尾随着长长的牲畜组成的队伍，它们的身上沉重地压着东方的财物。正在迅速成为共和国内湖的地中海上，船舶满载着殖民地的财富，川流不息地驶向意大利。帝国的各个大动脉因金子而变得硬化了；硬化越厉害，罗马挣的金子越多。

随着罗马控制的加强，行省面貌发生了变化。在东方，罗马人为寻找财富而在城市里掘地三尺，在西方，罗马人挖的是野外的地。共和国在西班牙开矿的规模非常之大，工业革命以前，没有哪里能超过它，所有见识过的人都为之目瞪口呆。甚至远在朱迪亚（Judaea），人们“也听说过罗马人在西班牙旷野中所做的事，因为那里有金银”。8

一个世纪以前，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这些矿藏，现在，它们被转给了收税员，后者以特有的干劲开始了大规模的开采。挖掘出的坑道网络面积就超过了100平方英里，4万左右的奴隶在这里生不如死地辛劳着。地表坑坑洼洼，空中总飘浮着一层浓雾，是从熔炉的巨大烟囱中冒出的。浓雾包含着大量有害化学物质，裸露的皮肤会被它灼伤并变得苍白，飞进雾中的鸟儿会就此毙命。罗马的权威延伸到哪里，这些烟雾就跟到哪里。

起初，罗马人认为西班牙的广大地域既偏僻又危险，不值得开发。传言说那里的部族极其野蛮，他们将盗匪视作光荣的职业，用尿液洗牙齿。9尽管如此，到公元前2世纪的末期，除北方的一些地方外，整个半岛都向商业活动开放了。10巨大的新矿陆续出现在西班牙中部和西南部。在这个时期，人们已经知道格陵兰岛的冰川中蕴藏着铅矿，探明储量呈迅速增长的势头。大量的铅化作了西班牙上空的有毒烟雾。11这里有丰富的银矿。据估计，每采出1吨银子，需要熔炼1万吨的矿石。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的造币厂差不多每年消耗50吨银。12

在西班牙如在亚洲一样，不可避免地，如此规模的商业活动伴随着公与私的冲突。行省为罗马投资者驯服了当地的部族，建造了优良的港口和道路。渐渐地，行省的官员们开始寻求回报，恶劣的腐败行为由此产生。这种腐败行为非常虚伪，在大量攫取金钱的时候，元老们也是一副势利的嘴脸，显出厌恶金融业的样子。他们甚至还用法律来掩饰：收税员不得进入元老院，就像元老们不得涉足海外贸易一样。然而，在表面文章之下，这些规定根本不能实现其目标。它们提出了一些规范，目的是让行政官员与实业家密切合作，结果却是他们狼狈为奸，共同致富。罗马政府渐渐异化为一个军事—财政的复合体。得到帕加马后，罗马人追求财富和声望的动机越来越多地纠结在一起。孤立主义的传统政策濒于解体，行省人民受到不断加剧的压榨。

并非共和国的所有理想都在消亡中。有些行政官员对于正在发生的变化很震惊，试图阻止它们。这很危险，因为那些财团一旦发现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便迅速地采取强硬手段。鲁提利乌斯·卢福斯（RutiliusRufus）是财团最广为人知的牺牲品。他是行省的一位官员，以品行正直著称于世。他曾努力保护人民免受收税人员的过分剥削，结果在公元前92年受到审判。大财团事前做了一些准备，陪审团里挤满了收税员的支持者。他们精心选取了指控的方向，厚颜无耻地告卢福斯敲诈。宣判后，他们同样厚颜无耻地挑选了卢福斯的流放地，定在他被指控敲诈的地方。然而，在那里，人们用鲜花欢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