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3/1-200603162924S6.jpg"/>

几乎没有人热衷于谈论自由了。公元前527年的春天，当庇西特拉图在他的床上安然辞世的时候，两个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和希帕科斯（Hipparchus，也写作Hipparch）毫无争议地顺利继承了他长达19年的统治。波斯国王也派出自己的大使来到这个遥远无名的城邦参与这个重大事件，这位大使毫不费力地看出这一管理模式在雅典的重要性——他肯定两兄弟联合统治这一特点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君主制度。从其父亲的标准来看，他们这种尝试是极不正常的，甚至有些走极端。如果有哪个市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就请他向雅典城东南方向望去，现在那里正呈现一派繁忙的凿锤景象，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兄弟不满足于他们父亲修建华丽广场对城市的美化作用，开始兴建更为雄伟的景观：一座献给宙斯的神庙。这座庙宇拥有惊人的规模，几个世纪之后当哲人们瞠目结舌地看到这座建筑物的时候，甚至将它同金字塔相媲美。

但是希庇亚斯和希帕科斯并不是法老。虽然他们的工程非常显眼，但是他们完全没有真正掌握城市中的官方阶层。当他们的神庙要把殿柱竖立在一个更古老的祭祀宙斯的地点上时，自然遭到了保守力量的反对，两人认识到最好将自己的权威植根在传统的土壤之中。沉湎于建筑的热情虽然一向可以令世袭贵族们感到振奋，但是这却并不等同于炫耀自己权力的基础和真正特性。如果对手们确实冥顽不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暗中将他们刺杀。在黑暗的密室中，在紧闭的大门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很难拿来公开炫耀的。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兄弟在僭主统治中必须公开一些事情同时掩盖另一些事情。

因此，他们用梭伦的立法优雅地掩盖了自己赤裸裸的权力欲望。来自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之外的人士继续获准担任执政官。当然，他们大多数是僭主的代理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任何人浏览历任执政官名单的时候，都会有两个人的名字跃然纸上。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人竟然名叫米太亚德，但他不是那个和庇西特拉图同时代的冒险家，而是那个人的侄子，新近作为菲莱德斯家族的首领出现，自认为将要成为克索涅索斯的僭主。在此人名字的上方，有另外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名字：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来自阿克迈翁家族，他不仅回到了雅典，而且还成为僭主认可的雅典最高行政长官。那些曾经在执政官的流放名单中看到这个家族先人的人们，有谁会怀疑现在的统治者将他们列入官员名单的合法性？当那些曾经发誓与僭主政治不共戴天的人们如今都安心为之粉饰的时候，又有谁会怀疑两兄弟的立场呢？

诚然，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不同的眼光来解释克里斯提尼的回归。难道阿克迈翁家人这些根深蒂固的落井下石者们真的同对手言归于好了吗？信赖他们的忠诚完全是一场赌博游戏。事实完全如此，就在克里斯提尼任职之后不久，就由于过分托大而被迫流亡。34我们可以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的一次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也特别危险。他们合法性的根源毕竟在于能够确保和平与公共秩序。一旦陷入党派纷争，他们对权力的控制就会开始松动。令人感到为难的是，一方面他们不愿意让民众出现不安，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冒险陷入以镇压的方式来阻止这种局面的境况。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宙斯神庙也不像是一个自信心的证明，而更多带有虚张声势的含义。

这些障眼法是这种政体的真正标志。从一个角度来看，雅典完全是一个君主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完全不是这样。审视这张执政官名单的市民会发现，如果转身向东看，在开阔空地的边缘隐隐闪耀着正在转手的金币，耳畔还会响起买卖的嘈杂声——这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自我推销的辉煌证明——那座广场已经被商业活动占据。商人们在僭主政治下逐渐发达起来。城中各个称重台上堆满了沉重的银子。似乎是由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将钱币加以标准化，人们在钱币的一面铸上雅典娜的形象，另一面铸上女神的神圣猫头鹰——这种钱币的纯度非常好，已经表明雅典位列最强盛的城邦之中。但如果钱币帮助富人成为一支前所未有的支付大军，它同时也让另外一些人依靠自己获取巨额的利润，其中包括克拉墨科斯的陶匠和帮别人压榨橄榄的农夫们。希庇亚斯和希帕科斯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设法获得这些人的支持。雅典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被各种手段拉拢并感到满足。只要执政官们表现出法律并非是一个美丽的幌子的态度，人们就仍然可以感觉自己是至高无上、土生土长的自由公民。陶匠和农场主们经常表达类似的观点，甚至愿意誓死相信这一点，这样的错觉对僭主们实现个人目的自然会有巨大的帮助。当演员们对所扮演的角色产生充分的体验时，很难说角色和演员本人之间何者更加真实。

在僭主统治下兴建起来的众多纪念物中，与之最为相称的也许不能算宙斯神庙，也不是其他很多别的“大计划”，而是雅典人开始流行佩戴面具、讨论剧本并扮演各种角色的风俗。后世的几代人回顾戏剧表演诞生的神奇过程，毫不犹豫地将这一功绩归于僭主们对一种影响深远的新节日——城邦酒神节——的最初赞助，这个节日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剧作家们互相竞争的比赛——不必想象赞助这一活动的初衷是什么。毕竟梭伦曾经警示过后人：“当我们允许自己赞颂、称誉那些表演的人的时候，随后就会发现这种表演已经悄悄进入了政治生活之中。”35显然这一点恰好通过佩西斯特拉提达伊的实践体现出来。

僭主们有时也会迷失在自己修建起来的“镜厅”之中，渴望得到他人的指引。在城邦中更好地寻求幻想和现实、宣传手段和真相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成为一项最大的挑战。两兄弟害怕过分依靠任何代理人，于是选择将自己的信仰投射到超自然力量中去。据说希庇亚斯是一个“比任何世人都能够更好地理解神谕的人”36，他和自己的兄弟共同出资编纂了卷帙浩繁的神谕档案，并将这些文件仔细地储存在卫城之中。但是当希帕科斯发现自己的亲信、档案管理员奥诺玛克利托斯曾经修改过这些文件的时候，这位僭主勃然大怒，当场将这位朋友流放。毕竟智慧是唯一能够等同于其根本的东西。怀着这样的想法，两兄弟对自己的梦想保持着特别的依赖——其效果便是他们在毫无挑战的情况下统治这个城邦长达13年。

后来，在公元前51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夜晚，这天恰好是泛雅典娜节的前夜，希帕科斯没能够参透自己的一个幻觉。侍立在他床边的一位美貌的青年男子警告他，说梦中紧急而隐秘的情形表明某些罪行到了需要偿还的时候。听到这番话，希帕科斯如受重击，他毅然认定自己可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并决心进行补偿，但是第二天就是泛雅典娜节的日子，来不及做任何事情。他急忙离开家，匆匆穿过父亲修建的广场，直奔克拉墨科斯街区，他的兄弟正在这里组织马上就要出发前往卫城的大型游行队伍。就在经过广场旁边一座神庙的时候，希帕科斯看到他认识的两个男人挡住了自己的去路。这个时候也许太晚了，他突然领悟了梦的含义——这两个人是来刺杀自己的。一个人名叫哈尔莫迪厄斯（Harmodius），此人号称雅典城中最英俊的人，“拥有青春的全部美好之处”37；另外一人名叫阿里斯托格同（Aristogiton），是前者的情人。希帕科斯用他善于发现美的眼光，试图离间这一对人物，因此致命地冒犯了这两个人。慑于僭主的权势，这一对恋人知道自己没有别的办法，一直在等待时机，直到像泛雅典娜节这样的日子，人们才有机会佩带刀剑，这时他们就有机会了。现在，希帕科斯就在他们的面前，他的随身侍卫们被人群冲散，两人立刻动手刺倒了他。

这就是他们密谋刺杀的最后步骤，哈尔莫迪厄斯当场被杀，阿里斯托格同虽然被拷打了数日，但并没有招认更多的阴谋。难道希庇亚斯能够相信这两个刺客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行动的吗？希帕科斯由于滥用自己的权力而遭到了谋杀，但是街巷之中的传言却认为他并不是由于个人的情欲而受害，而是在一次争取自由的无畏的突袭中被杀的。希庇亚斯渐渐变成了一个妄想狂。随着其信心的减退，他和他的家族长期以来合作演出的“皮影戏”也渐渐成为一个谎言。他们一向为之努力奋斗的微妙平衡——在其统治的事实和用来装点这一事实的布景之间，在威权和宽宏大量之间——终于彻底崩溃了。在绝望和亲人的死亡带来的孤独中，惊慌失措的希庇亚斯越来越依靠赤裸裸的恐怖统治。原来仅在暗室中执行的死刑，现在让整座城市血流成河。压迫产生阴谋，阴谋又导致新的压迫。认为雅典不是一个极权国家的伪装此时看起来显得无比地可笑。希庇亚斯从前是“一个易于接近的人”38，现在将自己隐藏在西徐亚奴隶和其他外国雇佣兵的保护之中，如果此时他和暴君还有些不同，仅仅是因为现在他还是一名雅典人。

然而谁能挺身而出除掉他？在贵族沙龙和克拉墨科斯酒馆中时常有人谈论起革命的话题——但是需要有人来领导。人们的目光转向了克里斯提尼，就在希帕科斯死去刚刚一年的时候，这个豺狼般的人此时已经来到阿提卡北部边界，他一定可以实现人们的愿望。面对推翻希庇亚斯的机会，雅典人显然没能抓住它。虽然他们对僭主已经恨之入骨，但是他们更不愿意重新让阿克迈翁家族的人登上权力的顶峰。克里斯提尼的入侵队伍又一次被希庇亚斯的雇佣军打败了，他无机可乘，只能重新逃回边界以外的地方。在他身后的战场上，留下的是那些胆敢支持他的雅典人的尸首。“这些人都是优秀的战士，出身高贵，他们将自己血管中的鲜血抛洒到战场上。”39

对雅典人来说，必须要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摆脱奴役的唯一选择不是流亡，就是死亡。

<h3>还政于民</h3>

克里斯提尼本人不会轻易放弃。阿克迈翁家的成员不会陷入对自己的怀疑之中，甚至当他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时，这个僭主最危险的敌人仍然观察情形寻找新的同盟。克里斯提尼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希望看到希庇亚斯灭亡的人。而第二个阴谋家，他在阿克迈翁眼中对于实现主要目标是很有用的，而且比阿克迈翁掌握着更加丰富的资源，但他也对动荡的雅典很感兴趣。确实，早在公元前519年，斯巴达的国王克勒奥墨涅斯第一次向北方地峡拓展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了。当时普拉塔亚人——位于底比斯以南10英里远的一个小国的公民，为了对抗自己强大的邻邦，来到克勒奥墨涅斯面前寻求帮助，国王心怀不轨建议他转向雅典寻求帮助。由于无法抵抗阿谀奉承的引诱，僭主兄弟们最终派兵帮助普拉塔亚人抵抗底比斯，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虽然雅典人赢得了小国普拉塔亚（Plataea）绝对的忠心，但结果却让他们和强大的底比斯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至少从两兄弟的父亲第二次遭到放逐的时候开始，底比斯就一直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外交关系中的中流砥柱，因此整个事件可以看作一次重大的失误，克勒奥墨涅斯暗中开始高兴地摩拳擦掌。

但时隔6年，克里斯提尼能够试探性地说服斯巴达国王公开干预并反对希庇亚斯吗？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不仅同阿戈斯联姻结盟，而且也小心地两面下注，同斯巴达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希庇亚斯被公认为“斯巴达人民之友”。克里斯提尼在求见这位国王之前，必定需要对这个人做充分的了解。他一定知道，这个国王热衷于干涉伯罗奔尼撒地区以外的各国事务，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作风死板的斯巴达国王。克里斯提尼是个巧舌如簧的政客，他确信能让克勒奥墨涅斯相信自己的话：希庇亚斯野心勃勃、自高自大，他同阿戈斯联盟对斯巴达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然而无论克勒奥墨涅斯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多么离经叛道，他也不会针对一位“斯巴达人民之友”发动无缘无故的袭击——至少在缺乏“必需的”依据之前是不会这样做的。然而此刻，左右逢源的克里斯提尼完全能够承担这一使命。不仅因为阿克迈翁是德尔斐当局最喜欢的人物，而且因为公元前548年大火之后，这个家族慷慨的赠予使德尔斐能够体面地重新修复神谕所。经过几代人的赞助之后，现在到了回报的时候。斯巴达人将神谕当成政策咨询的暗示和永恒不变的回答。无论他们向阿波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永远会得到同样的答案：“他们的职责就是解放雅典”40。当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带回斯巴达的时候，人们错愕万分。或许只有克勒奥墨涅斯不会像大众这样惊慌担心，因为他得到了克里斯提尼提前泄露的消息。

像斯巴达这样虔诚的民族不会有任何别的疑问，尽管对这个命令感到无比困惑，他们也不会忽视阿波罗的命令。“虽然佩西斯特拉提达伊是斯巴达人的好朋友，但是当人类的关系与神灵的意志相违背的时候，又算得了什么呢？”41如果说对雅典发动的第一次远征也许还反映出斯巴达人对自己的无理举动感到心理上的持续不安，那么这次行动则非常低调，人员配备有些不足，希庇亚斯轻易地击退了它。这一次完全置他们的声望于千钧一发的地步，其军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克勒奥墨涅斯亲自带领之下，公元前510年的夏天，斯巴达军队跨越地峡进军到阿提卡地区。这一次，几乎轻而易举地将希庇亚斯的势力彻底推翻。这位僭主逃回雅典之后，立即被克勒奥墨涅斯包围起来，他便与自己的家人一起躲藏在卫城中。与此同时，斯巴达军队封锁了所有可能的通道，他们这样小心是为了严防希庇亚斯将自己的孩子偷偷从城中送往安全的地方，在这样的严防死守中，这些孩子全部落入了斯巴达人的手中。孩子们的父亲绝望地祈求饶命，他被下达了严厉的最后通牒：马上离开阿提卡地区。希庇亚斯被突如其来的覆灭吓得目瞪口呆，除了接受这些痛苦的条款之外别无选择。在离开这座统治了如此长时间的城市时，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对于每位僭主来说，流放只不过是一次职业冒险而已——这一点已经被他的父亲充分证明过，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他卷土重来。一句话，僭主政治结束了。雅典在未曾意料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呢？为雅典重新获得自由而战的两个人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意见分歧。无论克里斯提尼在流亡中曾经对克勒奥墨涅斯做出过何种保证，如今他丝毫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斯巴达的附庸。与此同时，克勒奥墨涅斯曾经为了一场非法的战争而让斯巴达人冒生命危险，现在渴望得到对自己投资的回报。即便不能得到一个积极屈从于自己的政权，他也希望至少雅典在党派纷争之中衰弱下去，不再成为斯巴达的威胁。很快，两个同谋之间的密切关系瓦解了。在随后的明争暗斗之中，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克勒奥墨涅斯的方向发展。当然，世袭贵族对克里斯提尼的怀疑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虽然僭主统治的影响已经被铲除，但是还有很多贵族渴望回到过去联手反对阿克迈翁家族的美好时光之中。反对克里斯提尼的力量开始聚集在一个名叫艾萨戈拉斯（Isagoras）的贵族身边，此人是“僭主们的故交”42——在这个身份的影响下，他于公元前508年的时候被选举为执政官。如今，克勒奥墨涅斯彻底地与从前的合作伙伴决裂，并在斯巴达公开表示完全赞同这一选举结果。艾萨戈拉斯把斯巴达国王的支持看得至关重要，迫切希望得到这样的支持，人们甚至谣传他用自己的妻子贿赂克勒奥墨涅斯。

虽然克里斯提尼在当时以手段卑劣著称，但还未曾下作到如此地步。他善于各种欺诈诡计，但只不过是抓住对手宣传中的破绽加以利用而已。他决心不让雅典沦为斯巴达的附庸国；但却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战争中艾萨戈拉斯已经占得先机。很少有雅典人承认自己的城邦性质已经永远改变。以前被僭主控制的权威已经在精英分子重新将权力紧紧占据的情况下化为乌有。僭主本身也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很难准确地说权力会落入何人之手。各大家族，包括阿克迈翁和菲莱德斯在内，还会拥有私人的基础吗？或许如此，但是，自从回到雅典以来，克里斯提尼的个人经历已经表明，这个遭到流放以及通敌恶名削弱之后最大的世袭贵族，他们的威望已经严重透支。面对艾萨戈拉斯的步步紧逼，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富有而高贵的精英家族中寻找一派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而是转向权力的根本源泉。克里斯提尼在市民大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提出了一项革命性的建议。43正像从前希庇亚斯、庇西特拉图甚至梭伦常常说的那样，如果人民真正实行统治权的话，那就让他们对相应的城邦拥有权威，应该让他们对政策进行讨论、投票表决、贯彻实施，不必考虑阶层和财富的区别。将权力（Kratos）投放到人民（Demos）之中。简言之，就是要让雅典成为一个民主政体（demokratia）44。

这个计划实在惊人且极其大胆，这完全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对手们不知所措，报之以强烈的反对和不信任。而克里斯提尼的提议毫无疑问“赢得了人们全心全意的支持”45，在艾萨戈拉斯及其追随者看来，这即使同阿克迈翁从前的那些花招相比，也完全是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玩世不恭的做法。然而，真相让贵族们更加不安。克里斯提尼的措施得以实施，目标迅速推进、构思清晰明确，丝毫不像一个人在困境中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相反，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进行了精心构思。在遭到流放的痛苦时期，克里斯提尼并不缺少机会反思贵族们的各种野心，自己和其他世袭贵族们的种种借口带来的只有内部纷争和僭主的羞辱。雅典衰弱了，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那么还有希望治理这一切吗？克里斯提尼和他的盟友们认识到只有一条道路可循。那就是打破目前的模式，不仅要限制精英分子的野心，同样也要限制所有雅典人的野心，用他们的力量为雅典创造一个至少能够充分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未来。这是伟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奋力一搏，克里斯提尼为之押上了自己的全部筹码。

只可惜，这个决心突然造成了他的失败。公元前507年初夏，斯巴达派来传令官，根据一条古老的诅咒下令驱逐阿克迈翁家族。显然，在这两个过去的合伙人之间的猫鼠游戏中，克勒奥墨涅斯还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招数。克里斯提尼由于惧怕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立刻掉头逃跑。克勒奥墨涅斯随后带领一小队贴身侍卫轻松地进入城市。他冒险命令进一步清除反斯巴达分子，总计多达700个家族。随后他招摇过市登上卫城，并坐下向艾萨戈拉斯口授一部新的法律。在这部新法中自然不会有任何有关民主的胡言乱语。而艾萨戈拉斯自然也像将自己的妻子献给克勒奥墨涅斯一样，将雅典献给了斯巴达。

就在国王和卖国贼两人暗中密谋的时候，他们脚下的街道中隐隐传出不祥的剧烈声响：这是骚乱的声音。克勒奥墨涅斯从城墙上面向下望去，看到的是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卫城的山门之前，将他及其士兵围困在山头。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必须要缓和人群的情绪。谁是这次骚乱的主导者？克里斯提尼已经被放逐在外，他的党羽同样遭到了驱逐。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令人不快的事实逐渐显露出真相。这完全是雅典人民自发的事件，他们被克勒奥墨涅斯的放肆和艾萨戈拉斯的叛国事件所激怒，同时举义捍卫自己应得的自由——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安抚的情绪。围困持续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克勒奥墨涅斯“已经饥饿、肮脏、邋遢至极”46。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斯巴达人不得不被屈辱地护送到境外，而艾萨戈拉斯也通过某种方式逃出了城邦，流亡到了国外。在革命的烽火和流血之中，民主终于赢得了未来，成功经受了第一次扑杀的考验。

克里斯提尼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立刻以胜利者的姿态赶回。人人都清楚，这次胜利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即使当初反对他的最顽固分子如今也承认，已经不能从他向雅典人民承诺的改革计划中再做任何的后退了，因为自从包围卫城打败了克勒奥墨涅斯之后，这已经成为他们每个人的责任了。诚然，私刑处死艾萨戈拉斯党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即使上层阶级也会觉察到克里斯提尼对这个场面有些许轻松的感觉。接受他及其计划周密的改革建议，总比再次发生街巷中的流血事件或者世袭贵族的尸体悬挂在卫城山上并在酷暑中慢慢腐烂要强得多。

因此在意义重大的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提尼一名来自阿克迈翁家族的亲戚平稳地从艾萨戈拉斯那里接替了执政官的职位，重新将雅典改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与此同时，“良治政府”这个包括吕库古和梭伦在内的无数希腊古代改革者奉为圭臬的口号，已经被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事们巧妙且激进地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口号——平等（isonomia）联系起来了。人们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在参与国家管理中完全平等，从此以后这成为雅典的理想，但是实际上有些公民比别人拥有更多的平等机会，例如，只有上层阶级的成员能够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虽然某些旧秩序的残余在民主大潮中保留下来，但更多的则被永远淹没了，梭伦也几乎无法识别这样的场面。雅典成为一个新的城市，在这里，无论贫穷的市民还是未受到教育的市民都有公开发表演说的权利；47人们不仅在贵族封闭的阔绰沙龙里讨论政策，而且在公开的市民大会上讨论，在“木匠、铁匠、皮匠、商人、船主、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面前共同”讨论；48在所有雅典市民共同投票之前，没有任何措施能够实施，没有任何法规可以通过。这是历史上的一次高贵试验，公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参与并控制国家事务。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不会再有一次与此相同的事件发生了。

这对于克里斯提尼和所有的支持者来说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次雅典革命的支持者并不会被眼前与穷人的亲密关系的假象所迷惑，他们会坚定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要让雅典贵族在城邦的强盛过程中获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及其以后的庞大计划，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清楚地知道，时机对自己不利。此时不仅克勒奥墨涅斯“认为雅典人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甚为无礼”49，时刻伺机报复，而且克里斯提尼还害怕希庇亚斯以及艾萨戈拉斯等人阴谋复辟，这会让这座城邦陷入党派纷争的内耗之中。大家族之间的内讧曾经将雅典推向毁灭的边缘，这种做法后果十分严重，不能再次发生——现在连大家族们也勉强接受了这样的分析。

但是怎样中和这一局面呢？克里斯提尼的解决方案既清晰明了又充满挑战：严禁以对家族、邻里或地方氏族首领的认同压制市民。因为这些特点几乎是阿提卡地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若要实施这一计划，必须有特别的才能和精细的考虑。克里斯提尼依照古代的城镇、庄园和农庄的布局，将整个乡村划分为150个彼此独立的地区。根据这些“迪姆（镇区）”的划分，新的民主政治中的市民们从此不再从属于各个家族，拥有自己的第二个名字（姓氏），这也表示了他们的公民身份。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当他达到法定年龄，就成为克里斯提尼改革中一个从属于某个镇区的雅典公民。这同样适用于高贵的世袭贵族和低贱的农夫：作为同一镇区中的成员，他们拥有相同的姓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世袭贵族都对这项发明感到欢欣鼓舞。尤其是那些拥有庄园或者农庄的人从此要在姓名之后加上镇区的名称，这显然令他们非常不满。例如布塔德家族已经难以忍受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平民分享相同的姓氏，于是明确地给自己起了个新姓名：真正的布塔德。50

但是他们必须谨慎行事。如果对自己同一镇区的人表示太过明显的轻视，即便真正的布塔德家族也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克里斯提尼以其惯有的先发制人的手段颁布命令，镇区成员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前往雅典并向市民大会提出议程。称职的贵族人士难道不会对这份美差趋之若鹜吗？一方面克里斯提尼鼓励世袭贵族不要在小圈子中生闷气，另一方面，他还要警惕相反的危险：提防有些野心勃勃的贵族利用镇区代表身份作为僭主统治的跳板。面对这样的危险，民主政治的建立者利用其惯有的深思远虑以及将各种接触到的事情变复杂的坏习惯，做了大量督察和平衡的安排。虽然已经将阿提卡地区分割为许多小的镇区，他还做了进一步的安排和修饰。这些镇区被组成“1/3部落”，正如其名所示，每一个1/3部落同其他两个1/3部落合成一个部落。组成一个部落的各个“1/3部落”来自于阿提卡的各个角落——例如其中之一来自于山区，另一个则来自于海岸，第三个则来自于雅典附近——共有10个这样的部落，都不可避免地与古代的根源纠结在一起。不同于远古氏族的简朴特点，雅典人如今能够更加细致而主动地改变自己的情感倾向。由部落、1/3部落、镇区组成了一个令交游最广的贵族也难以把握的复杂体系。

毕竟以前从未有人试图建立民主政体，无人知道实际中它是否能够合理运转。雅典的邻国将这一改革的过程看作不断增加的警告，他们不能承受这样的失败，尤其是克勒奥墨涅斯特别害怕情况的恶化。克里斯提尼及其助手一方面努力推进改革进程，一方面警惕地关注斯巴达人，而斯巴达国王也在密谋反对改革的同时担心着自己在与时间赛跑的比赛中失败。民主改革虽然复杂得惊人，但也向克勒奥墨涅斯显示出其潜力。民主的雅典公民不再陷于内部分裂，反而最后能够在邻国的面前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阿提卡的辽阔疆域给他们提供了惊人的潜力。几百年来在军事上一直弱小的雅典，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最让克勒奥墨涅斯感到受伤的是，自己因为放逐了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而有效地充当了雅典人群氓统治的助产妇。他清楚地知道有很多国人怨恨自己在外交政策中先发制人的做法，已经在街巷之中暗中议论反对他，抱怨他在雅典多管闲事带来灾难。只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强大到能够公开挑战他的地步。执法长老们暂时不愿触怒他，与他共同担任国王的德马拉托斯就是当年那个被海伦的幽灵赐予美貌的普通姑娘的儿子，现在完全被他控制着，然而任由雅典人肆意羞辱，时间越长对他的威信造成的损害就越严重，因此也必须做更加严密的防守。在准备反对克里斯提尼、进行最后一击的同时，他不能冒任何风险带领几名亲兵突入阿提卡。公元前506年夏天，他和德马拉托斯一同率领军队跨过了地峡，随军出发的还有艾萨戈拉斯，两名国王不仅带领了由本国士兵组成的军队，而且还从整个伯罗奔尼撒地方招募临时队伍。他们还有别的同盟者。底比斯人仍然记恨雅典和普拉塔亚结盟，欣然加入了侵略的队伍，从西方开进。与此同时，卡尔基斯（Chalcis）城邦派出一支军队，从阿提卡北侧狭长的岛屿优卑亚（Euboea）跨过海峡成为第三支侵略军，这显然是一次密谋已久的联合袭击。克勒奥墨涅斯干得非常漂亮。如今雅典被层层包围，民主政治的婴儿似乎一定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雅典人决定首先面对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于是向东南方向迎战两名斯巴达国王，他们似乎在眼前的道路上发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预兆。通常每年9月雅典人的队伍都会通过一条大道，头戴桃金娘花冠、身穿白袍、边走边高呼“伊阿科斯”来表达喜悦和胜利。但是目前这条道路并非普通的大道，而被称为“圣路”——因为从雅典沿着这条道路向南17英里就可到达位于伊卢西斯（Eleusis）的圣所，这个地方是人们获得最重大的神秘知识的地方：生命从死亡中产生，希望之光来自于最深的绝望。没法设想可以有别的地方更加适合于保卫城邦的自由——事实确实如此，当雅典人到达伊卢西斯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奇迹出现了。斯巴达人以及所有跟随他们出征的大批军队消失了。据说德马拉托斯嫉妒和自己同为国王的人，怀疑他发动远征的动机，成功地煽动人们反对作战。大部分伯罗奔尼撒地方的盟军在科林斯人的带领下开小差逃走了；而克勒奥墨涅斯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全部军队后，虽然怒不可遏，却不得不放弃侵略计划。雅典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如释重负惊愕不已，只能将这一切看作是众神前来解救了他们——尽管有的人还记得克里斯提尼以前善于运用各种回扣，疑心是否要感谢阿克迈翁家族的金币。

当然，对雅典心怀憎恨的底比斯人不会接受贿赂。这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新型军队迅速掉头北上，面对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克里斯提尼以及每个和他一起致力于改革的人都精神振奋。有一个问题特别需要回答。通常雅典人习惯于在某个大贵族的军队中作战，如今他是否会对全新的、彻底人工的事物产生足够的忠诚；为了他的部落，他是否能够坚守在战场的队列中，掩护来自同一街区的伙伴；他不再为氏族首领作战，而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自由，为雅典自身而战，他能做到这一点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彻底的、成功的肯定。底比斯侵略军被彻底消灭。就在同一天，雅典军队跨过海峡登陆优卑亚岛，强迫卡尔基斯签订屈辱的和平协议，并保证在其原有领土上为4000名雅典人提供一块巨大的殖民地。

<blockquote>

雅典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仅在一个领域中，而是在每一个他们试图进入的领域中占有优势，他们生动地证明了平等和自由演说可能产生的作用。从前屈服于僭主之下，他们实现了什么？准确地讲，什么特别的都没有。然而，推翻了僭主统治后，他们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战士。从前像奴隶一样处处受限，他们懒惰而松散；一旦赢得了自己的自由，他们立刻切身体会到正在为自己工作。51

</blockquote>

这表明民主制度确实可以有效运作。

雅典人现在可以向全世界高兴地夸耀自己了。回到城邦之后，他们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下令建造巨大的胜利纪念物——一座由青铜铸造的驷马战车——并将其安放在卫城大门的正上方。自大的贵族曾经在这里树立了用来炫耀的闪光的个人雕像，现在每个进入城堡的人第一眼看到的不再是任何个人的纪念物，而是这座“全体雅典人民的儿子”52的纪念碑——这是献给全体人民的。雅典的各个地方都见证了民主制的热情，人们大兴土木，到处都是翻新工地上传来的斧凿之声。此前在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庞大庙宇上施工的泥瓦匠现在都来到卫城西侧的山坡上，在这个名叫普尼克斯山（Pnyx）的地方为市民大会开凿岩石，修建一座宏伟会议厅，其规模能够容纳500人同时就座：这是为人们治国修建的第一座合适的建筑物。与此同时，在普尼克斯山和卫城北侧的地方，就在庇西特拉图为自己修建的那座巨大广场上，其他的工人正在系统地清除僭主统治的各种痕迹。进行到中途的宙斯神庙工程就此停止，被用作对荒唐的僭主政治的警示，但是庇西特拉图在城市中心清理出来的大范围公共空间不能轻易废弃——至少新的民主政体中的公民需要一座这样的会场。人们开始用“阿戈拉”称呼这个地方，这个词指每个希腊城邦都拥有的一片供人们自由集会的场地。以前雅典的阿戈拉位于卫城的东北方向，其古老的公共建筑早已湮没无闻，现在这座新建的阿戈拉拥有宽敞的空间和美丽的形态，更能充分体现出人民的尊严，自然成为民主政治最神圣的核心象征。53

人们在城市的中心见缝插针，为两位刺杀僭主的人修建了青铜雕像。哈尔莫迪厄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将宝剑拔出，表情严肃，身躯像英雄一样赤裸着，他们被描绘成雅典城的拯救者和自由的奠基人。鉴于在整个雅典城中并没有别的公共雕像，而且这两座雕像又位于阿戈拉最重要的位置上，实在足够惊人。当然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完全不是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自我，他们杀死希帕库斯的事实是为了情欲而争风吃醋。诚然，如果有某个人值得被作为城邦的解放者而受万人敬仰的话，最合适的人选应当是斯巴达国王——但是雅典人不愿意这么想。因此这一价值转移到刺杀僭主的人物身上。就像历史中每一个革命后的国家一样，克里斯提尼统治时期亟须英雄人物。哈尔莫迪厄斯与阿里斯托格同两人由于流血乃至牺牲让人们心满意足，自然被设想为民主制度的最初殉难者。

这样的宣传攻势有着更加复杂的目的。克里斯提尼非常了解国人：他知道雅典人虽然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革命者，但是骨子里仍然是坚守传统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民主的新特点而感到光荣，反而一再保证这个特点植根于历史。因此克里斯提尼谨慎地确认用最为大胆的实验文饰传统。例如所谓的“部落”完全以古代英雄的名字命名，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克里斯提尼聪明才智的产物，而像雅典人一样直接产生于大地。甚至连民主制度本身也如建立者所暗示的那样，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实际上是阿提卡人民与生俱来的原始特点，最初是在传说时代中从杀死米诺陶的大英雄提修斯那里继承下来的。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两名刺杀僭主的人物，发现他们原来就是杀死怪兽的英雄，是为了重建雅典民主制度而无私牺牲的爱国者。当然，这一切都是障眼法——但是没什么能够与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伴们做出的贡献相比。然而或许可以盖棺定论，说克里斯提尼虽然是一个从不以谦逊著称的家庭子孙，但就其将自己的成就完全掩盖在重重迷雾之中来看，他的功绩的重要意义必须得到正视。他建立了民主制度，为自己的城邦开拓了未来；同样重要的是，他还虚构了历史。

然而，后来在阿戈拉并没有克里斯提尼的雕像。在国人的情感中，也没有因为他是民主制度建立之父而为其保留特别的地位。实际上，他死后不久，雅典人就开始患上超级健忘症，彻底忘了自己曾经经历过一场革命。<sup>[4]对人们来说，新型的政府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植根于阿提卡土壤中的一样，正如克里斯提尼所考虑过的那样，人们对其根源的真实理解逐渐消失。这种悖论真让人百感交集：克里斯提尼彻底遗忘的“错误记忆综合征”最有力地证明了他的完美成功，不仅将自己的国家从内战中拯救出来，而且还为之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在克里斯提尼的同时代人中只有大流士能与之比肩。诚然，在君临天下的波斯统治者和雅典人的人民之友之间似乎不存在相似性，但实际上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预示未来的程度来讲，这两个人不分伯仲。他们都经历流血才获得权力并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和平；他们都驯服了狂暴不安的贵族；他们都通过上述方式为他们的人民创造了全新的未来并决定将其根源隐藏在沉重的过去之中。他们两人最具有预示性的功绩在于，都创造了某种永不停歇、危险但是崭新的事物。

雅典因为处在世界偏远的边缘地带而依旧默默无闻，大流士一如既往地对这座城市视而不见。有关这里发生改革的报道传到了波斯波利斯。公元前507年，就在雅典人紧张地等待着斯巴达人的袭击时，没有任何警报表明希庇亚斯跨过赫勒斯滂向南方的邻邦寻求避难，这是波斯的领土，由萨迪斯大使镇守。管辖这片土地的是万王之王的兄弟，冷酷而精明的阿尔塔费尼斯。当雅典人来到他的宫廷请求和他结盟对抗斯巴达人的时候，阿尔塔费尼斯慷慨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他自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得到土和水作为例行的礼物。雅典的使者无可奈何，便接受了他的条件。他们返回雅典之后，报告自己屈服于阿尔塔费尼斯的消息，“遭到了严苛地责难”54——这无疑是民主制度产生的自我优越感使然。然而雅典人并没有拒绝与波斯的联盟，也没有表示臣服。安全总比痛苦更好。即便取得了公元前506年的大胜之后，谁能预见克勒奥墨涅斯不会卷土重来呢？拥有针对斯巴达的保障措施总不算是坏事——即便这是以象征性的屈辱为代价换来的。而什么叫作土和水的礼物呢？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算不了什么。

大约无论情况如何，这种假设都会令雅典人感到高兴吧。

[1]公元前7世纪人们还可以在卫城山顶看到许多青铜时代王宫的断壁残垣。

[2]根据柏拉图的记载，梭伦在旅行到埃及的途中得知了有关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3]公平地讲，其他的传说远没有将佩里安德描述为一个如此受欢迎的人物。据说他非常疯狂，杀死自己的妻子，然后和她的尸体做爱；他曾经阉割敌城的300名男童；他还曾经向另外一位僭主同伴做出沉默的建议，他的方式是走过一片玉米地并用权杖砍倒最高的玉米。历史记载中这些矛盾之处完美地反映出希腊人对于僭主统治这种制度所持有的矛盾心态。

[4]或许具有代表性的标志就是人们突然失去了有关克里斯提尼的记忆，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他去世的确切日期，大约是公元前500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