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天生烝民</h3>
在希腊，几乎每个城邦都有一个关于城市建立的古怪传说。并不是只有斯巴达人对自己的起源感到困惑。所有的希腊人一直忧心忡忡地提防着自己的竞争对手，乐于玩弄权术以损害他人，从而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他们在各个城邦中到处宣讲关于自己历史的天方夜谭，有些故事显得比别的更加神奇。例如阿戈斯人，虽然他们和斯巴达人一样都属于多利安人，因而同样能够宣称自己拥有赫拉克勒斯的血脉，但是他们却不是一个愿意和敌对邻邦拥有相同血统并就此善罢甘休的民族。他们在战场上一次次地被斯巴达人打败，与此同时，他们对家系的幻想也变得越发不着边际起来。他们吹嘘一名阿戈斯妇女是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同时也是其他民族的祖先。但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民族不曾与阿戈斯有些许血缘联系——或者这仅仅是阿戈斯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斯巴达人不仅仅依靠这些夸张的吹嘘获得自己的地位。例如泰格亚的市民们，他们几乎没有可以用来炫耀的历史名人，但仍然可以嘲笑周围那些令他们惧怕的暴发户邻国——因为他们不属于多利安人，而是早已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民。在希腊人中间，深远的根系肯定是产生威望的源泉。阿戈斯人不满足于吹嘘自己耀眼的海外关系，他们声明自己同样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而且有史以来即是如此。他们来自多利安人的家系这一说法，此时可能同上述声明形成某些矛盾，因此被愉快地忽视了。希腊人有关创建城市的神话几乎没有什么逻辑性。尤其在伯罗奔尼撒地区，这里有许多互相竞争的传统，各种言论彼此争斗、互相对立，过去的历史常常被任意改编。
显然，终极的目标是占据一个从未被人占领过的完整地区，这个地方一定要完好地保存着自身的习惯，保持自由独立，未遭受侵略。“在我故土上，同一个人种，世代相传，同一个民族，世居此处——正是他们泽被后世，将这片土地保存下来，赐予我们这片永远自由的国土。”1在雅典人的全部历史中，充满了对这种传说不厌其烦的讲述。他们没有关于古代移民或者民族融合的民间传说。相反，他们以一种令其他希腊人极度厌烦的矜持态度，为自己的国土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品质，他们认为赫拉克里德或者多利安人从来没能成功地影响过自己，他们就像生长在阿提卡地区田野中的“小麦和大麦”一样，像“葡萄、橄榄和无花果一样”2，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原住民。
这并不是象征，也不是煞费苦心的谎言。对雅典人来说，这都是简单朴实的真理。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走在阿提卡山丘、平原和峡谷中尘土飞扬的蜿蜒小路上时，他们清楚，就像这里的土地、牛至以及气味浓烈的百里香，像众神钟爱、幽灵游荡的常春花乐园，或者像山坡上灌木丛中偶尔可见的大理石一样，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这里的传说比其他希腊人所宣称的那些故事显得更加久远，雅典人追溯自己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家系的时候，夸口说自己是神的后人。诚然，如果雅典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作伪，那简直是渎神的行径。但是他们所崇拜的女神，他们的庇护者，也是他们得以获得自己名称的那位女神，正是雅典娜：这位灰色眼睛的战士是艺术领域的女主人，是象征智慧以及贞洁的女神。她出生的不光彩事件不能与其崇高神秘的地位相提并论。没有任何人可以占有她。她的兄长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差一点做到这一步。这位跛足的锻造之神腿脚不便，却拥有无人能比的锻造技术，他被渴望得到自己姐妹的念头迷住，满身汗渍和煤灰的他一瘸一拐地跟随在女神的身后，试图紧紧抱住女神。雅典娜冰冷而轻蔑地将他推到一旁，但是赫菲斯托斯还是激动地战栗着，将精液射到了她的大腿上。女神用一团羊毛擦干净这些东西，将仍然黏糊糊的毛团丢下去，落到了阿提卡地区——这些精液就像湿润的露水，浸润了地母的子宫。从这片肥沃的“盛产谷物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像蛇一样卷曲着尾巴的孩子。雅典娜收养了他，并为他起名为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3她将这个孩子安置在卫城，这是女神自己拥有的“富庶的神庙”，在这里，从这一天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雅典娜的子孙们都向她奉献公牛和公羊”4。
赫拉克里德几乎编不出这种故事。雅典人将他们城邦的起源归结于一块被丢弃的破抹布的传说上，并对这个神话故事给他们带来的意味深长的重要意义感到满足。几百年过去，这个故事变得愈加完善，但是它的根源非常古老，也反映了一个同样古老的真理。雅典人确实如他们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无论他们的国土是否真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阿提卡在整个希腊地区确实是气候最好的地方，能够躲避风暴，而墨涅拉俄斯的宫殿和其他许多令人骄傲的都城都在暴风中化成了废墟。在后来的几百年的混乱不明中，阿提卡的各个村社保持着一种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这种感觉在相同的风俗、方言和种族基础上形成。经过黑暗时代之后，他们仍然能够回忆起，无论如何自己从未沦落到无家可归被迫移民的地步，他们始终是“希腊最为古老的居民”5。诚然，直到公元前7世纪为止，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破烂的小村庄，默默无闻地蜷缩在卫城山脚下，这里的人们也并没有认为自己就是雅典人，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6而地势险峻、高大的卫城为阿提卡地区提供了天然的崇拜中心，每个山谷都能够通向这里；阿提卡其他地方的圣所都不具备与这里相比的神圣光辉。长方形的石头建筑如此沉重，显然只有巨人才能够修建起这样的建筑并环绕山顶修建高大的城墙。数不清的遗迹证明这里曾经被许多古代的英雄人物和国王使用过。
<sup>[1]这里是雅典娜的居所，由于女神的降临而被神圣化，这座山也是本地出生的厄瑞克透斯的坟墓。因此不仅仅是雅典人，阿提卡所有的居民都尊重卫城并认为自己就是从这里的泥土中出生的，这是他们拥有的共同遗产，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心怀忠诚。
这种情形得到了希腊其他地方的一致认同。雅典作为整个阿提卡地区唯一的城市而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别的希腊人看来令人惊讶也显得异常。玻俄提亚是阿提卡附近的一处大小相似的地区，被分割成十多个互相竞争的小国。阿戈斯是伯罗奔尼撒最为富庶的城邦，但仅仅统治了相当于阿提卡地方一半大小的区域。在希腊各派力量中，只有斯巴达控制了一片比雅典所控制的更为广大的土地——但是斯巴达是依靠武力占领并进行控制的。雅典人从来没有试图以强力争取过任何远方的领土。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当斯巴达人正在镇压麦西尼亚，而希腊其他地方的城邦陷入暴力征战的混乱中时，如果阿戈斯或者科林斯的使者到访阿提卡的话，他就会发现这里完全是一潭平静的死水。雅典人不愿卷入当代世界的洪流之中。这影响了希腊其他地区，尤其使得斯巴达危险而创新的军事和政治变革没有在这里发生。雅典人没有进行同样的试验，他们更愿意安享乡土情怀，沉浸于思乡愁绪。即使与最小的爱琴海岛国相比，他们的庙宇也显得狭小而毫无新意，他们的葬礼自觉地保存了古代的习惯，甚至连从前一度引领希腊潮流的陶器样式——全城有1/4的居民从事制陶工作——后来也逐渐恢复了过去的风格。正当其他的希腊人全神贯注于新时代的曙光时，雅典人似乎转身回到了特洛伊时代。7
确实，雅典人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社会结构。阿提卡地方的田野和果园距离雅典大约只有一天的路程，一个人可以以市民身份轻松谋生，而不必沦为农奴，他可以充当佃农，只需向地主缴纳1/6收入。地主们仍然按照英雄时代的传统方式生活，游离于公共事务之外，与同等身份的家族互相联姻，互相举荐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对每个人加以自以为是的轻蔑嘲笑。这就是某些贵族部落排外主义的要求，他们甚至也对普通雅典人最引以为豪的事物嗤之以鼻，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异国外族血脉追溯到特洛伊战争中某位赫赫有名的英雄。有一个家族叫作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声称自己是麦西尼亚国王的后人；另一个菲莱德斯家族声称自己是埃阿斯（Ajax）的子孙，这人是特洛伊战争中最高大的一名战士，是阿提卡海岸以外不远的岛国萨拉米斯的国王。雅典的贵族喜欢给自己加上“世袭贵族”的头衔，意思是“出身高贵”。没有人比希腊贵族更乐于依附于过去。
但是在雅典之外的世界中，造成变革的力量并未轻易被局限住，到公元前600年连世袭贵族们都开始欢迎这种力量了。对那些紧跟潮流的人来说，大同思想保证了随时跟进快速变动的国际局势。带有这种思想的人并不认为自己与最底层的社会成员有任何真切的认同感，而感觉与整个希腊世界中众多思想复杂的人士息息相关。“我只崇拜生活中的美好事物”8，一个严厉而不修边幅的人物说出了这番令人难以想象的言论，但无论如何这并不能让那些信奉“奢侈品就是神祇的明镜”的人为之动容。即使是妇女，如果她拥有足够优雅的品位、黄金首饰、柔软且染色丰富的长袍，就会渴望看到神并与之交谈：“来吧，头戴彩虹王冠的永恒爱情女神啊，如果你过去曾经听到我遥远的呼唤并留心于我，请离开你父的殿堂，乘上你的黄金马车，让你可爱的鸟雀们轻轻地用它们的翅膀举起你，带你从天堂跨过天空降临黑暗的大地。”9祈祷者关于花销靡费的宣言在凡人的眼中确实赏心悦目，还可能令人乐此不疲，而盛大的宴会则会比任何国家更能体现这是一个良好秩序的国度。上层社会的诸多诱惑显得如此精致、处处香气四溢，对那些能够负担此排场的人来说简直是来自仙界的引诱。品位和出身同样成为精英人士的标志。
然而，定义精英的条件也对精英造成了威胁。奢侈品大多数从海外的神秘地方舶来，对奢侈品的热衷不可避免地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人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此前资金完全被投入到贵族的不动产中，现在其流动性则大大增强了。到公元前600年，一项重大革新被引进到伊奥尼亚地区，这就是铸币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这项技术跨过爱琴海开始在希腊本土流行。无疑，贵族阶层的反应是厌恶和惊恐。他们对商人们能够拥有和世袭贵族一样的消费能力感到无比愤怒，他们用更加疯狂的羞辱来回应对方。他们用“卡科”这个词来称呼这些新贵，这个词包含了“出身低贱”、“令人厌恶的人”、“骗子”等含义。而卡科们对此只是耸耸肩膀，继续积累财富。毕竟曾有一位斯巴达人在自己的城邦发生社会变革的日子里指出过：“人只不过代表了自己所赢得的一切的总和。”在这个新的令人困惑的时代里，产生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口号：“如今金币成为造就出身的唯一事物。”因此，丧失了社会地位的贵族们只能撅起嘴巴抱怨：“没什么别的东西值得尊重了。”10
当然，斯巴达人自己曾经经受过这样的阵痛，早已找到补救措施。但对于公元前590年左右的阿提卡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段历史看来必须要重新经历一次。就在拉斯第蒙经历痛苦之后约一百年，希腊全境再次遭受了农业危机。财富市场从未有过如此强的流动性。贫困的贵族们面临失去祖产的威胁，加紧压榨他们的佃户，贵族的痛苦被转移到位于食物链最底层的穷人身上，从大家族的深宅大院转移到赤贫的人群中。债权人丈量抵押来的橄榄园和田地的边界，将预示不幸的石头边界竖立在农村外围。他们也许同样还会标出破产农民墓地的边界。
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其后果就会导致饥荒。与阿提卡南部隔海相望的是一座名叫萨拉米斯的小岛，小岛距离大陆非常近，仿佛触手可及。雅典学者们经过复杂的论证，从古代的史诗中找到证据表明，（也许这只是他们自己认为的，）埃阿斯的古老国家属于雅典所有。这对于梅加拉的公民来说确实是个新闻，因为这座位于雅典和科林斯中间的小城同样声称拥有萨拉米斯的主权，并且早已在岛上殖民。两座城市终于爆发了战争，雅典战败，不得不主动请和。令战败者感到无比难堪的是，他们竟然被梅加拉这个充其量只能算作三等实力的小国打败。雅典人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面临着国内的危机和国外的羞辱，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庞大的负担重压下悲惨地倒下了。雅典内部某些东西已经腐朽。
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鬼魂的身影，似乎是这里将要毁灭的先兆。情况对雅典人来说已经绝望到了极点，由于传说中的吕库古已经做出个人智慧的榜样，怀着对此类智囊人物希腊式的热情，人们开始寻找智者。他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一名候选人。公元前594年，11一名世人公认的贤哲梭伦，（他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希腊人中最有智慧的7人之一，）被任命为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并被赋予拯救国家的任务。对他的任命，在一个像雅典这样社会分化严重的城市中，竟然意外地得到一致欢迎。梭伦是一位古代阿提卡国王的血统纯正的后人，同时也涉足商业领域，他还对那些觉察到陷入困境的穷人网开一面。他正是全体选民所要求的最合适人选。
虽然梭伦善于将自己的整顿措施灌输到大众心中，但他不仅仅是徒有虚名的迎合民意之人。他的智慧属于那种特别有力的类型。早在担任执政官一年之前，他就曾经统一希腊人的民意，号召保卫德尔斐，对抗不敬神的城邦克赖瑟吞并神谕所的行径。本土的城市被梅加拉打败激起了他更大的愤怒。他用热情洋溢的诗篇恳请道：“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发吧！为争取这座美丽的岛屿而战，洗刷我们的耻辱！”12现在，作为政府的首脑，他可以比原来身为鼓动者的时候做更多的事情。对梭伦来说，雅典人所面临的农业和军事领域两方面的重大危机显然来自同一个根源：农村的贫困削弱了阿提卡地区的人力储备，农民日益沦为农奴。如果穷人陷入绝望境地，债务将会使他们终生束缚在田间，他们可能铤而走险反抗债务争取自由。梭伦可以像吕库古一样采用精明无情的手段，轻易地将城市中的贫民永久地转化为农奴，以此来应对当下的潮流。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救赎那些人，甚至是那些已经被卖到国外的人，连同“那些几乎已经忘记如何用阿提卡方言讲话的人”，至于被抵押的财产，梭伦下令要求全面减免。人们被派往田间工作，去“挖掘那些埋入地下的界石”13。
显然这些做法会让大多数地主感到愤怒，但是梭伦这时就像一个无私的圣贤一样，坚定地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改革同样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毕竟，如果没有自由农民作为基石，怎会有占领萨拉米斯的希望，怎能令雅典免于社会性的崩溃，又怎样为这座城市赢得与之领土相当的等级？梭伦的确努力将穷人从悲惨境地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也在努力保证富人继续掌握权力。趾高气扬的“世袭贵族”们被说服与“卡科”结成了联盟，穷人们虽然被吸收到公民大会中，但却没有发言的权力。这并不是一次革命性的胜利，相反仅仅是一次通过艰苦努力得到的中间路线。梭伦指出：“虽然他们嫉妒富人们的财产，我只有尽力避免充满仇恨的受压迫者获得权力。站在我的立场上，我用坚固的盾牌来保护阶层分化、互相对立的双方，不让任何一方遭受不公而使对方获利。”14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本能的中间派人士值得夸耀的事。梭伦的口号就是传统的“良治政府”：这是一个关于公正和自然秩序的老生常谈的希腊式梦想，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各安其位，“所有棱角都被打磨光滑，所有欲望都被驯服，所有放肆的行为都得到约束”15。这种理想对于当地的雅典人来说如果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又更当何如呢？梭伦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重组和修复的活动，而非发起全新的政治试验。他以天才的手段将那段为斯巴达人带来荣誉的历史重新加以利用，并说服自己的城邦，告诉他们他为之草拟的法律其实是他们很久以前曾经施行过的。他的立法被公开镌刻在旋转的木头板上，用以向每个阶层的市民宣讲。对于穷人来说，他们得到了自由与反抗滥用强权的法律庇护；对于富人来说，他们得到了管理和控制整个城邦的专属权力。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安排更加公正、自然、符合传统呢？
梭伦在卸任离开雅典开始为期10年的巡行之前，<sup>[2]下令要求强行保留自己的立法至少100年的时间。然而，就在梭伦出海之后不久，相似的问题重新冒出了恶劣的苗头。良治政府并不像梭伦离开时衷心希望的那样容易在雅典得以保持。贵族的权力失去了约束，他们重新开始作威作福，如从前一样开始内部争斗。在雅典之外，阿提卡仍然是一盘由众多互相竞争的党徒和部落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虽然争夺萨拉米斯的战争时有胜局，但是战事仍然拖延。尽管梭伦尽过极大的努力，但雅典仍然是希腊的一个弱者。
即便如此，梭伦改革仍然开启了某些重大的事件。由于受到城邦传说的鼓舞，在古风和众神的青睐中，梭伦想当然地认为有权继承一切雅典人声称拥有的事物。看到自己的国人被束缚在祖先出生的土地上，依靠辛苦劳作谋生，他感到非常羞愧，他下令解除他们的枷锁。从这一刻起，雅典人和非雅典人之间就泾渭分明了。显然，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他人的奴役那样激发一个人的自尊心：由于梭伦的努力，如今最为贫穷的农民也可以轻视奴隶，而认为自己同那些最为高贵的“世袭贵族”一样自由。诚然，他不能算一名完全的市民，因为他无权担任公职，也不能在辩论中发言。但是，即便富人们现在仍然独揽全部政治权力，也不能完全不顾穷人们的立场。穷人虽然在市民大会上保持沉默，但是并非没有投票权。“他们手中掌握着选举官员的权力，同样也有权力批评他们的表现——甚至即便忽视了他们拥有的这些特权，他们仍然是比奴隶更高的一个阶层”16。
显然，在贵族无休止的斗争漩涡之中加入了一股令人惊喜的新势力。从今以后，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贵族都要面对一个新挑战：如何与这股势力合理地协商。这显然不是要求他向穷人们叩头求情——这种想法本身就非常可笑。但是即便对“世袭贵族”来说，事情的成败如今也需要举手表决。制革匠人、木匠、农夫、陶工、铁匠……任何一人或者全体都可以来到市民大会上投票，甚至连精英分子们在他们的大厦密室中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忘记如今统治权力在谁的手中。对于这座起源于本地的城邦来说，权力不仅属于“世袭贵族”，也不仅属于富有的人们，而属于全体雅典人市民大会，属于人民——属于“平民”——这样再合适不过了。
<h3>“我占领了卫城”</h3>
雅典娜选择卫城作为自己的居所，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从一开始，这里就呈现这样的景色。站在雅典城500英尺高的地方，就是普通人也可以看到周围几英里远的范围。向南步行一小时，就可以到达法勒隆湾，这里水域宽阔，为雅典人提供了良好的港湾条件；向西望去，埃加利奥斯山峰（Aigaleos）挡住了萨拉米斯岛的风景；在东北方向则矗立着另外一座山峰潘泰利孔山（Pentelikon），这里是雅典工人们开采大理石的采石场，这里的山坡被深深地切开。对于光耀净空的女神来说，这里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对于依靠道路通行的凡人来说，这里的地形就不仅仅是一项挑战了。有两条小道盘绕这座山峰，一条蜿蜒向北，另一条蜿蜒向南。尤其是那些离开雅典的贵族们，经常会选择潘泰利孔山周边的道路游览——因为在这里看到的海平面和海岸线所在的位置都恰到好处，适宜举行贵族们所钟爱的体育运动。养马和驯马师在马拉松地区广受欢迎。
但是卫城险峻的高度不仅仅是一道风景。在峭壁之下，狭小但迅速发展的城市中的街道并不适宜为女神安家。雅典城市的街道路面崎岖，总是布满了污秽泥泞，弯弯曲曲没有规划。街道上满是鸡羊猪牛等家禽，散发出恶劣的臭气，到处都是跳蚤。大车吱吱呀呀沿着反复轧出的车辙前进着，不断发出刺耳的噪声。公元前560年左右的雅典已经在落后的状态中停滞沉闷了很久。城中常常有大型四轮货车经过，车上高高地满载着货物，大部分都是陶器，因为这个时候雅典的制陶工艺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城中有一片区域甚至以陶器命名——然而实际上，克拉墨科斯（ceramicus）以墓地和娼妓价格便宜而闻名。
但是在任何意义上，卫城拥有的地位之高都足以让人感到精神振奋，光秃秃的岩石无疑表示其圣洁。在石头之间生长着一棵细小的橄榄树，这是和雅典城一样古老的雅典娜的赠礼；但是雅典人自然不愿意冒险看到这棵树的叶子掉光，便投票禁止山羊上山；只有一天除外，这是每年一次将山羊带到山顶向众神献祭的日子。实际上，只有一种动物被允许生活在神圣的山岩中：这是一条大蛇。这个动物生活在长着蛇尾的第一个原住雅典市民厄瑞克透斯坟墓前的围栏之中，在这里，祭司们用蜂蜜蛋糕喂养并爱护着这个动物。人们私下里议论着，如果这条蛇消失了，这座城市就注定要灭亡。
然而，这条蛇能够满足于生活在卫城山顶之事足以被认为是一个奇迹。虽然这里是神圣的地方，但是几乎不能算作一个清静之所。年复一年，这里一直是大兴土木的工地。大约在公元前575年，人们修建了一条长达250英尺的石头梯道，一直通向古老城堡的门前，为通向顶峰提供了永久的阶梯。建筑工程进展飞速，在随后的几年中，锤打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此前曾经一片混乱的废墟，现在被改造成为一座和希腊其他地方一样壮观的神庙。这里不仅大兴土木，而且任何大小、任何形象的雕像都被运送到山顶：其中有头发蜷曲如蜗牛壳，脸上带着嘲弄般笑容的青年男子像；有长发垂肩，面带笑容，身穿百褶长裙，衣衫贴体的少女像；有面色惨白的蛇发女妖，奔跑的骏马和咆哮的雄狮像。这些形象的特征可能不够鲜明，但是都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受到神奇、典雅、富有、无敌、强大的东方王国的影响。简言之，在粗鄙的地方观念中，这些东西都非常美好甚至过分美好了。如今在雅典人的圣所中再也看不到丝毫粗鄙浅陋的偏见了。
<h5>阿提卡地区</h5><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3/1-200603162924191.jpg"/>
除了一点，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一件是以雅典人的名义制作的。卫城上空的烟尘非但不是城市和谐的信号，反而传达了相反的消息。这里每一座建筑物都是不同部落奉献的礼物。毕竟，用建筑物装点城邦的天际线是“世袭贵族们”炫耀实力的最好方式。对于贵族来说，若要鹤立鸡群不仅得在政治方面出尽风头，还要效仿英雄们的时代模仿永生的神祇。特洛伊战争中的战士们得到的警示是：“成为最勇敢的人”。数百年之后，“成为最出色的人”17这样的信条仍然被贵胄们铭记在心。对于整个希腊世界的上层阶级来说，这句话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宣言。这就是为什么宴会已经成为精英人士们普遍嗜好的标志性特点，但是到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对体育运动的爱好：对毅力和技巧进行大规模的竞技，在竞技中，“黄金般的年轻人”矫健的身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与其他贵胄伙伴为荣誉而比赛，公开竞争。确实，据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位获胜者是位厨师，偶尔也会有某位牧羊人悄悄获得一次神话般的胜利，但大多数情况是，只有那些拥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按照规则接受长达10个月的正式训练的人才能够取胜。到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在奥林匹亚举行的比赛补充了其他各个节庆活动中的巡游环节，这样竞赛者们可以年复一年在路上锻炼身体，让皮肤变得黝黑，与希腊世界“精英中的精英”闲谈交流。公元前566年，就连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嗤之以鼻的雅典人也参与到这项比赛中来。在雅典城中，人们开始举办一项用来纪念雅典娜的大型节庆活动——泛雅典娜节，在这个节日中包含着一个奖励，同样也是一项荣誉，这就是一大瓮橄榄油。人们在卫城上制定了庞大的计划：修建两座运动员的纪念物，用来表彰“这个可爱的人”所赢得的“胜利和奇迹般的荣誉”18。
然而这些运动员并非到处都受到追捧，虽然到奥林匹亚比赛的人们可以自吹自擂，充满魅力，但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重甲步兵并不对他们感兴趣。最明显的就是性格从小被塑造成服从集体的斯巴达人，他们是希腊人中唯一开展集体项目的人，对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明显带有排斥情绪。其他地方如果有人第一次获得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胜利，可能会获得表彰荣誉的纪念雕像，或者一笔奖金，甚至据说人们会拆掉一段本市的城墙“以体现拥有这样公民的城邦不需要堡垒”19。但是斯巴达人不会这样胡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墙可以推倒。自然，由于他们的威望并不稳固，他们期待自己的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赢得胜利，斯巴达庆祝比赛胜利的重大纪念活动会在运动员未曾回到家乡时举行。当运动员返回之后，他不会再获得更多的奖励，而是被安置在战场上最危险的位置——国王的正前方。
与众不同、与神相似的人物向来都会造成危险。在世间万物之中，有像奥林匹斯山一样高耸的佳境，其顶峰居住着众多神，山脚下生活着永远渴望登上更高地位的凡人。但是对人类来说，走得太远就非常危险。这危险不仅会让英雄们陷入困境，还会令他周围的人们——甚至他所在的城邦——走向毁灭。例如曾经抱有偏狭的地方观念的雅典人，他们对这项国际化体育赛事的怀疑态度，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明星之一、“世袭贵族”库隆的命运中完全地表现出来。这位冠军头戴胜利者的橄榄枝桂冠回到家乡之后，渐渐变得狂妄自大起来，甚至产生了铤而走险的念头，公元前632年居然占据了卫城，宣称自己是雅典的统治者。这座受到羞辱的城市陷入了巷战。库隆和他的追随者们发现自己被围困在山顶，他们躲进神庙寻求庇护，在得到执政官自由通行的许诺之后从神谕所逃出，但是却在途中遭到人们的袭击，被石块打死。20这是一次自恃过高者终吞苦果的有力教训。
除了在那些风格比雅典更为现代的城邦之外，像库隆这样的人已经被证明是来自未来的先锋人物。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期间，希腊世界许多强大的城邦多多少少都落入了野心勃勃的强者控制之中，就连斯巴达这样向来与众不同的城邦也是如此。希腊人称这样的政体为“僭主统治”。对他们来说，这个词并不像英语中的“暴君”一样让我们产生对血腥的联想。事实上，从定义上来说，一名希腊的“僭主”必须拥有多数人的支持，而且他不能指望长期占有权力。他们总是热心于炫耀某些东西，例如出行仪仗、口号和公共工程。至少他需要向长期饱受派系斗争之苦的人们证明自己代表着稳定的政府。大多数人都能做到更好：例如佩里安德就是科林斯城一位广受赞誉的僭主，他与梭伦一样被人们纪念，作为完美政治家的典范，成为希腊七贤之一。<sup>[3]作为对国人们享有秩序和繁荣的回报，僭主自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做出一点破坏性的行为。他可以提出一定的非法要求，可以采用某些防备手段，可以进行监视：例如拥有护卫、限制自由言论、偶尔的深夜抓捕。
当然，只有和僭主同样身为贵族的人才会在这样的屈辱面前痛苦地退缩。我们可以想象，对于贵族来说，没什么比忍受僭主统治更大的痛苦了：这相当于年复一年地看着同一位冠军赢得所有的比赛。无怪乎墨伽克勒斯这位当年将库隆及其跟随他从神庙中被骗出受死的执政官甘愿承担渎神的罪过——因为他是阿克迈翁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雅典众部落中最大的家族之一，是古代国王的后裔，这个自豪而抱负深远的家族显然不能容忍成为他人的奴仆。显然，他和他的家族为此遭受的惩罚是非常可怕的。即便是为了捍卫自由，像墨伽克勒斯这样犯下渎神之罪的人也不容易得到饶恕。阿克迈翁家族疯狂地将此事拖延了长达30年之久，最终被送上了法庭；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墨伽克勒斯的部族全部被判永久流放，21其祖先早已腐朽的遗骨也被从坟墓中挖出，抛弃到城市界限之外。阿克迈翁家族成了一个受到诅咒的家族。
但是即便不在雅典，他们仍然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这一诅咒仅仅为他们造就了可怕的吸引力。阿克迈翁家族以其典型的冷静无耻的品格，在遭到放逐的时候，同德尔斐的祭司们结成了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攻守同盟——这就意味着他们同所有人结盟。墨伽克勒斯的儿子阿克迈昂表现得特别无耻、狡猾和伪善，他率领军队同渎神城市克赖瑟作战，然后成功地骗取了克里瑟斯王的信任，让他担任向神谕所感恩的中间人，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因为克里瑟斯对代理人的交际手段感到非常满意，于是邀请他访问自己设立在萨迪斯的王家宝库，并让他带走他所能够搬动的所有黄金。22阿克迈昂抓住了这次机会，据说他穿上了女式的松垮垮的束腰外衣，找到一双最肥大的靴子，在其中装满了金沙；以至于“当他困难地走出来时，几乎没法迈开脚步，他的衣服完全被撑开，显得无比猥亵，甚至连他的嘴里也塞满了黄金，几乎要裂开”23。
但是阿克迈翁家族仍然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的故国，只是这样的目光在公元前560年左右变得越来越沮丧。在这个年代中，雅典似乎完全被一名高傲无比的世袭贵族所控制，这人名叫吕库古，是布塔德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有无可指摘的出身，他们声称自己是厄瑞克透斯的兄弟的后裔。这样的血统几乎为吕库古私人占有卫城提供了证据——他凭借自己天生的经营眼光彻底地利用了这一条件。吕库古几乎全权负责了修建通向山顶梯道的浩大工程，还负责了城邦首届新节日泛雅典娜节的开幕式。他以无可争辩的地位司祭整个卫城中最为神圣的庙宇，神庙里供奉着女神雅典娜·波利阿斯，“城邦保护者”24。这座神庙虽然简朴而且陈旧，但在其黑暗的内部却有一件无比神圣的器物：这是一件很久以前从天上落到人间、用橄榄木制作的雅典娜雕像。25梯道、节日、偶像，到处都被吕库古掌控。从这一年开始，每隔三年就会举办一次大型的泛雅典娜节，这时会有一支队伍登上雅典娜神庙前的梯道，来到神像前，神像的颈上已经佩戴了一条黄金制成的蛇发女妖项链，身披一件由城中贵族老妪们织成的美丽绣花长袍。重甲步兵、骑兵、尊贵的长老们、少女们，甚至城中居住的外国人都会来到城中，加入这支壮观的队伍之中。简而言之，这是一次值得布塔德家族为之牺牲的宣传作秀活动。
吕库古并非公元前6世纪60年代唯一的重要人物。在雅典举行的所有激动人心的节庆中，一位名叫庇西特拉图（Pisistratids）的将军终结了萨拉米斯战争中长期持续的困境。据说他曾经是梭伦钟爱的爱人——虽然这看起来并不缺乏联系——但是庇西特拉图面对诱惑丝毫没有挑战布塔德家族的想法。到60年代末期，随着梅加拉被击败，萨拉米斯最终落入雅典控制之中，庇西特拉图已经树立了令人畏惧的威望。他不仅是一名战场英雄，还是一位足智多谋之士，得到广泛的支持，对梭伦改革所创造的机会拥有独到的眼光。他首先将自己表现为替最贫穷的市民说话的代言人，随后伪造了一起针对自己的戏剧性袭击事件，借此机会向市民大会申请拥有贴身护卫。至此，除了据传为庇西特拉图的前任情人的立法者梭伦之外，谁愿意挺身而出冒险警告人们将有一位僭主出现呢？庇西特拉图获得了他所要求的一切条件，迅速占领了卫城。
此时，仍然被放逐在外的阿克迈翁家族觉察到一丝气息，立马发现了自己的机会。有人试探性地提出要放逐布塔德家族，吕库古被突如其来的政变惊呆，戏剧性地改变了反对阿克迈翁家族回国的意见，匆忙地相信了对方，两个大家族之间达成了友好协议。面对这样重量级的对手，庇西特拉图觉得自己无计可施。他的地位从此开始变得衰弱，他没有像库隆那样殊死抵抗，而选择减少损失，接受流放逃亡的结果。
或许，当庇西特拉图看到所有希望都将破灭的时候，还确信自己的机会会再来。他一定曾经仔细考虑过，阿克迈翁这样一个曾经犯下错误、狂妄自大而且富裕到令人厌恶的地步的家族，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成为合作伙伴，无论他们和吕库古彼此间的协议条款如何明确，这个家族绝不会安心长期充当别人的第二小提琴手。而且毫无疑问，一旦他们回到了雅典，这个家族精于算计的目光就会立刻盯上卫城这座自我宣传的天然舞台，动用他们的吕底亚黄金储备开始活动。至少有一点是很可能的，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卫城上修建了一座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其规模是空前的，这就是阿克迈翁家族出资修建的。26还有哪个人有如此的财力——或动机——来赞助这样一个工程呢？庙宇的装饰奢华，绘满了色泽鲜艳的蛇、公牛、雄狮、鱼尾人身的海神、长着三个身体并且蓄着整齐胡须的人，这座华美的神庙所表现的意图已经再明显不过了。显然，它已经将那座简陋陈旧的雅典娜·波利阿斯神庙以及布塔德家族都彻底地比下去了。
但是在雅典人的观念中，新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阿克迈翁修建的神庙虽然庄严华丽，但是缺少老神庙自带的神圣性的特点：这正是雅典娜自身的特殊性所在。到公元前6世纪50年代中期，阿克迈翁和布塔德家族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前者开始寻找新的办法战胜吕库古，并宣称自己得到了雅典娜女神的钟爱。他们发现，恰好5年之前，正是此人主张将自己放逐到国外——而和此人牵强附会的结盟完全是为了惊人阴谋而进行投机。庇西特拉图为了获得大族的结盟，被迫同自己的发妻、血统纯正的阿戈斯人提莫纳撒（Timonassa）离婚，而和阿克迈翁家族联姻。然后，他回到阿提卡地区，居住在潘泰利孔山南侧的一座小村庄中。这里有一名卖花姑娘，身材高挑，非常美丽，她的名字也恰如其人，叫作佩阿，意思是“好身材”。庇西特拉图用雅典娜的头盔和铠甲装饰这位村姑，并将她载在车上，前往雅典，同时还派一名报信人先行出发，宣称女神将要以她最钟爱的人身来到卫城。这是一次令人发指的闹剧，但是庇西特拉图却成功了。没有人敢嘲笑这队人马，相反，所有人都拥上前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对大多数雅典人来说，看到女神驾车经过他们城市街道的场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这完全是一次神奇的神灵显形；其他人看着这驾马车开进卫城，把这当作一出惊人的闹剧。毕竟，甚至连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吕库古都渴望雅典娜以人身降临并荣耀他的神庙。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阿克迈翁家族都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政变。
庇西特拉图现在第二次占领了卫城，他对阿克迈翁家族来说已经毫无用处，但他成功地坚持下来。阿克迈翁家族感到自己遭到法律上的背叛，于是开始散播耸人听闻的谣言。27人们私下议论，庇西特拉图不仅无法带给他的新娘应得的快感，而且还不言自明地像怪物一样在这个血统纯正的身体上以一种恶心而且不自然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家族的荣誉一旦私下被人们与丑闻联系起来，阿克迈翁家族就被迫重新和以前的合伙人联手，即便这意味着要和他们从前的敌人吕库古建立关系。庇西特拉图再次面对这个城市中最为强大的两个家族的联盟，可能重蹈覆辙，再次遭到可耻的流放。雅典将像从前一样，再次落入阿克迈翁和布塔德两家族的掌控之中。然而这一次，毫无疑问将会产生一个优秀的家族。
但是对遭到背叛的庇西特拉图来说，阿克迈翁家族过于轻视他的人马了。这些人利用了他随后就背信弃义将他抛弃一旁，这表明他们是一个毫无政治技巧、没有价值观念的统治阶层。时隔10年，庇西特拉图从上一次实践中吸取了良好的教训，设法劝服遭到遗弃的提莫纳撒回到自己身旁，并重新修复了在阿戈斯城的朋友和亲戚关系。同样，来自底比斯的富有支持者也一样受到吸引为他提供赞助。机会来临，他招募了一支侵略军队。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他带领人马在马拉松的浅海岸边登陆。他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他的家族同这个平原上各个村落的居民有密切的亲属关系。阿克迈翁并非没有备战。他们占领了南方潘泰利孔山周围的道路，派遣一支军队陆陆续续布防在远达帕勒涅村（Pallene）的地带中。他们大声地嘲笑自己从前的合作伙伴，即便庇西特拉图的队伍已经迫近，他们还停下来吃中饭表示轻蔑。当战斗最后打响的时候，庇西特拉图彻底击溃了对手：雅典人在底比斯骑兵和数以千计的阿戈斯重甲步兵组成的军队面前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立刻掉头作鸟兽散，逃回了雅典。有一名阿克迈翁家族的成员被抛弃在战场的尘土之中，“被杀死在战场的前线上”28。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来得及和败逃的军队逃回雅典等候庇西特拉图的报复，而是逃出了阿提卡边界，再次流亡。
与此同时，庇西特拉图本人享受着自己的胜利，继续向雅典进军。现在他不再需要一位女神来宣告他才是神所钟爱的人了。他再一次踏上卫城的高大梯道，登临山顶。庇西特拉图以居高临下的亲切态度告知自己的同胞，“他们现在不必再惊恐或者沮丧了，只要将国务的重担留给他一人全力承担即可”29。雅典人承认了自己的臣服，回转心意按照他们新主人的要求行事，他们认为——并且感到轻松——也许现在这位僭主可以安稳地统治一阵子了。
<h3>危机中产生的戏剧</h3>
事实表明正是如此。庇西特拉图不必再到国外流亡。他以一种温柔的铁腕手法统治着，这表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向流亡在外的阿克迈翁家族学习的了，他对世袭贵族同胞们交替施以威胁和安抚的手法，让他们变得前所未有地顺从。优秀竞争对手的孩子们被送往爱琴海岛国纳克索斯（Naxos）充当人质。大街小巷中突然出现了来自希腊以北遥远的西徐亚（Scythia）草原的奴隶巡逻队，这些人用警惕的目光盯着人们，像警察小队一样佩带弓箭，头戴古怪的外国尖顶帽子。现如今只有卫城山顶的建筑工程是这座慢慢陷入停滞的城中唯一展开的竞争性活动。庇西特拉图虽然继续将城中最有利润的收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也时不时地小心挑选出一些有利可图的机会抛给他的对手们：一个官职或是一次海外任务。
即使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也愿意接受他的庇护。例如菲莱德斯家族的首领米太亚德（Miltiades）就接受了一项任务，带领一支队伍跨过爱琴海到赫勒斯滂（Hellespont）探险，这是一条将亚洲和欧洲分开的狭窄海峡，今天这里的名字叫作达达尼尔海峡。米太亚德积极地抓住这次机会，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到达赫勒斯滂之后，他在克索涅索斯（Chersonese）登陆，这是位于海峡欧洲一侧海岸上的一座半岛，伸入到黑海中，此处的金角滩很容易控制。在这个地方米太亚德发起了机敏的平定战斗，作战对象并不是当地原住居民，而是那些已经到达这里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希腊殖民者。在整个半岛建立了牢固的优势之后，他得到了庇西特拉图的肯定，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僭主统治。这个结局真是皆大欢喜——当然除了那些战斗中牺牲的不幸者。显然，没有别的消息能令雅典人心情更加振奋了。土壤贫瘠的阿提卡地区人口不断增长，早已不能自给自足，一直受到饥荒的影响，即使在雅典最繁荣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摆脱困扰。对庇西特拉图来说现在可以夸耀自己派遣米太亚德前往克索涅索斯的决定了，此举可以让雅典人民安心并且立刻将会得到大笔的回报。而僭主本人成功地保证了国人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为雅典人确保了一条富有生机的商路，并将一位潜在的危险竞争对手打发到海外去，可谓是一举多得——表现出他令人满意的工作能力。
这个一箭双雕的政策是庇西特拉图的典型手法。他为何在需要拉拢商人、陶工、农民等阶层的时候，唯独满足于让世袭贵族保持中立呢？很多年之前，梭伦曾经勇敢地提出同样的问题，但是他陷入了答案带来的恐惧之中。梭伦曾经自负地警醒众人：“一旦将我获得的大棒交予另外一个肆无忌惮而且野心勃勃的人，你们将看到他放纵乌合之众肆意妄为。”30梭伦谈到的就是面对僭主统治的诱惑仍然能够弃之不顾的人所拥有的道德权威；但是公平地讲，庇西特拉图除了早已屈从于这种诱惑之外，还延续着他那位老情人的中间路线。如果他操纵贵族对手的方法实际受到阿克迈翁家族的影响，那么他对“平民”的关心明显效法梭伦本人。因此虽然庇西特拉图无疑是一位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小心谨慎地对市民大会表现出充分的尊重——“如同一名公民而非僭主”31，观察家如是说——这并非是在编故事。那些世袭贵族们屈尊讨好臭烘烘的劳动人民和商人并非是为他们着想。庇西特拉图积极地赢得大众对他统治的热情支持。他不知疲倦地到乡下巡行，和低贱的农场工人拥抱，为最偏远的地方带去公正，“以便于要伸冤的人不必放下手头工作长途跋涉来到雅典”32。与此同时，他派遣工人们在卫城山脚下修建一座宏伟的新广场，不久，广场建成后人们可以看见从九座喷泉中涌出洁净的、叮咚作响的水流，喷泉用新凿出的大理石修建，熠熠生辉。在一派无与伦比的景观之间，目瞪口呆的雅典人怎会对这位僭主的伟大和仁慈产生任何怀疑？看起来雅典真的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33。
<h5>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