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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是谁？”</h3>
早在波斯人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那时居鲁士还在征讨吕底亚，他曾偶然地接见了一个来自爱琴海彼岸的代表团。这些使节是希腊人，但与亚洲部分的希腊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城邦繁荣诱人。当时居鲁士曾经密谋征讨并占领他们。这些陌生人蓄着长发，身披鲜艳的猩红大氅，他们说话的方式不像一般使节们所用的那种精细而得体的口吻，而是显得非常粗俗、坦率且无礼。他们向这位世上最伟大的君主传递的口信非常简单：居鲁士最好不要侵犯那些伊奥尼亚城邦，否则他就要应付那些派这些使节来的人——斯巴达人。显然这些陌生人觉得这个少见的名字足够让人胆寒，所以他们没有补充任何说明。居鲁士转身召唤身边的伊奥尼亚随从，他疑惑不解地问道：“告诉我，斯巴达人是谁？”1
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希腊人来说，都会让他目瞪口呆难以回答。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亚洲人竟然不知道斯巴达人？他连历史上最有名的女人都不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波斯人的孤陋寡闻了。斯巴达的海伦曾经在几百年前毁灭了亚细亚和整个希腊。她从她的丈夫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家族中被诱拐到传说中的特洛伊城，整个世界由此陷入血光之灾。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来自东西方的许多英雄在特洛伊的土地上互相厮杀。希腊人认为只有彻底消灭这座亚细亚最大的城邦，屠杀他们的男子，掳掠他们的妇女，才可能终结这场可怕的战争。胜利者的后裔意识到，在这次彻底的破坏中，有一个令人清醒、惧怕的事实是：仅仅“为了一个斯巴达女人就纠集起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侵略亚细亚并彻底消灭特洛伊的势力”2。无疑很多希腊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亚洲边缘地区的人，担心辽阔的东方仍然因为历史上的过节心怀怨恨。由于依附在辽阔大陆的边缘所带来的不安定状态，伊奥尼亚人非常有理由害怕特洛伊死难者的报复。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关于这座城邦的著名女人的记忆实在过于珍贵。据说墨涅拉俄斯王在大屠杀之后的特洛伊城中寻找他的妻子，本打算将她杀死以惩罚她所造成的一切杀戮的罪过——但是，当他最终找到自己的妻子时，非但没有杀掉她，反而将宝剑从手中掉落，因为当他看见这个女子裸露着的完美胸部时，顿时哑口无言，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拥入怀中。他们两人一同返回了斯巴达，他们的坟墓就建在城南的地岬上，人们可见巨大的封石颜色如墨涅拉俄斯王的头发一样火红。海伦本人堪称“女性的光辉”3，比她的丈夫更加耀眼：不仅因为她金发碧眼，而且因为她那佩戴金饰的窈窕身姿。居鲁士得知斯巴达人就是一群在这样一个女人的神龛中举行祭祀的人，是一群好色且沉溺于享乐的人之后，他对这群人的傲慢态度更增添了几分轻蔑。他们的使节蓄着长发，身披猩红大氅，显然具有海伦的爱慕者的倾向；居鲁士不难知道在希腊人中，蓄长发通常被看作女子气质的某种证据，而使用昂贵的朱砂染料则标志极度的奢侈。波斯人轻视斯巴达人的威胁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显然他们不必害怕这样一个喜好奢华的民族。
表面现象有时当然具有欺骗性，但这次却是符合事实的，在他们早年的历史中，斯巴达人确实以享乐主义和贪婪而臭名昭著。他们得到的共同神谕是：“贪婪令其毁灭。”4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斯巴达一度是其他各个希腊城邦所厌恶的一切的典型：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既残忍又贪婪；他们渴望土地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他们的市民阶层普遍贫困，统治者肆意剥夺人民的财产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斯巴达各阶层之间的仇恨到了极端的地步，外邦的分析人士为之震惊，毫不犹豫地将它判断为“希腊最糟糕的政府”5。在那个时代里竞争不可避免：公元前7世纪正是希腊世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时候，人们渴望出现一个理想的良治政府“欧诺弥亚”（eunomia，意为“法治下的秩序”），这就像一个遥远的梦一样飘忽不定。
社会动荡事件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例如米底和波斯的部落酋长们曾经多次引发这样的事件，而在希腊人中间，对良治政府的渴望更为急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追求良治政府的过程是孤独的。贫瘠而落后的国土无法与拥有上千年君主统治传统的东方相提并论，他们也不像扎格罗什山脉中的那些部落居民，希腊距离文明发祥源地太过遥远。由于没有现成的官僚机构和中央集权的范例可以模仿，希腊世界很早就分裂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拥有各自的体制危机。尽管他们常年处于紧张而痛苦的社会冲突之中，但是希腊人没有完全忽略地方主义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他们可以试验、创新并铸就自己的独特道路。“一座弹丸小城，只要能够得到良好的管理，就能比愚蠢的尼尼微所有的辉煌之处都要出色。”6当然，与希腊诸城邦的崎岖地势相比，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的开阔地面可能确实显得有些缺乏生机。在希腊，众多山脉将平原分割成小片，也把各个城邦相互分隔开，从而使它们与更为广阔的世界隔离开来，这为它们提供了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环境。
斯巴达人显然得益于城邦的地理位置，他们能够纵容本邦好战的阶层，他们得到的一切利益都要归结于他们占尽地利。他们的城市所统治的疆域位于希腊南部的偏远地区，名为拉斯第蒙（Lacedaemon，古斯巴达别称），这片土地被一些天然的屏障环绕：东、南两面临海，北方矗立着灰暗可怕的大山，西面横亘荒凉高大的泰格托斯山（Taygetos），它那5座如利爪一样耸立的山峰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时常覆盖着积雪。在这些险要的地势之内，一座城市可以轻易地从濒临毁灭的关头恢复过来，并继续安稳地存在。
但是在这样的边界中也容易发生进化和变异。斯巴达人和波斯人一样起源于部落君主统治，他们的国家诞生于古老的游牧时代。虽然斯巴达这个名字非常古老，但是它本身只不过是建立在一块新开垦土地上的4个村落的联合体。它与原来的那个斯巴达，也就是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生活过的那个斯巴达没有任何关系。在拉斯第蒙平原上矗立的这对夫妇的坟墓虽然让人难以忘记，但是他们的神庙并没有见证延续不断的历史，恰恰相反是彻底、粗暴的历史断裂。神庙周围散布着许多墓葬的封土，这些都是荒废已久的宫殿，也许它们就是当年海伦和墨涅拉俄斯居住过的地方；然而，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拉斯第蒙的辉煌建筑都被洗劫一空并被付之一炬。是谁为了什么原因做出这些事来很快就被人忘记了，这里彻底沦为废墟，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回忆的东西。数百年之后，墨涅拉俄斯的王国崩溃后留下的空白，逐渐被某些来自北方的新移民占据了，这是一些后来被称为多利安人（Dorian）的游牧部落，他们以彻底区别于那些被征服的希腊原著居民而骄傲。7这些多利安人也属于希腊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所继承的这块土地的辉煌历史。对他们来说，这里“有关英雄时代、城邦起源以及任何联系着遥远时代的传说”8比任何一个国度都更加宏伟动人。这些定居者对拉斯第蒙家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也开始赞颂他们。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几乎在与米底人和波斯人在遥远的扎格罗什山脉定居下来同一时期，人们偶然发现了海伦的墓地。更令人热血沸腾的是，斯巴达的精英人士开始为自己制造一个古老的家系，这个家系可以上溯到早于墨涅拉俄斯王统治的时代，一直追溯到他们中最为伟大的人物，就是那位杀死怪兽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这样，多利安人远祖的入侵行为如今就表现为一次回乡；他们通过征服得到的东西反而成为一笔遗产。斯巴达人的领袖将自己称为“赫拉克里德”（Heraclids）——这个称号表示他们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人，也说明他们不仅是拉斯第蒙的统治者，同样也是大部分希腊的统治者。
这一切当然向他们的邻人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到公元前700年，斯巴达人就已经取得惊人的成功，跨越了最具威胁性的自然边界——泰格托斯山脉，发动了吞并位于山脉西侧的麦西尼亚（Messenia）的土地的战争。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宽敞的舞台”，这里的土地“适宜耕种，物产富饶”9，麦西尼亚甚至比拉斯第蒙那里的土地还要肥沃，虽然麦西尼亚人同样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多利安祖先的世系，但是斯巴达人以残忍的侵略和无情的决心，野蛮地对任何可能的血缘关系表示出他们的蔑视。像麦西尼亚这样广阔的土地不会轻易屈服，但是斯巴达人不断冷酷地保持对他们的目标的控制，年复一年地血洗那里的田野和树林。麦西尼亚最终彻底屈服了。这场胜利使征服者花去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像这样，一个希腊民族对另一个希腊民族的奴役之彻底是史无前例的。斯巴达人不仅成了希腊最富有的民族，同样成了一种奇观，一个奇怪、独一无二的变异民族。在斯巴达人自己看来，这种神秘的光环是他们独有的。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在黄金时代的英雄逝去那么久之后，还能够将本民族世系追溯到众神之王自身？斯巴达人制造这种迷信完全出于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自己也虔诚地相信了这一切。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看法完全受到这个神圣幻觉的影响。如果冒犯了神灵，则一切都将失去；如果重视神谕，斯巴达人的伟大则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因此，斯巴达对麦西尼亚的征服是注定能够实现的。也同样因此，它能够无视漫长的战争，甚至还能从重大的危机中挽救自己的命运，从几乎彻底崩溃的社会中令人惊讶地铸就出一个“良治政府”的典范。
在改革和毁灭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赫拉克里德人经过漫长思考之后才做出的决定。然而，占领麦西尼亚并没有拖延时间，而几乎是仓促行事。胜利虽然给斯巴达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却丝毫没有改变穷人的悲惨境遇。事实上，由于更多资源集中到贵族手中，反而严重加剧了贫富差距。或许，将斯巴达上层阶级的条件与遥远的米底上层阶级的状况相比的话，他们就完全可以忽视那些服从自己的市民们的贫困境遇了，也不用再搭理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吁以及所有“反对国家的煽动言论”10。但是斯巴达并非米底——恰在这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军事革新，这场革新逐渐在整个希腊地区造成了风云激变的局面，也几乎给赫拉克里德人造成了颠覆性的后果。
为斯巴达赢得麦西尼亚的并不是那些趾高气扬、开销庞大、永远处于上层阶级的骑兵，反而是那些出身农户的重甲步兵，这些人虽然无法负担马匹的费用，但仍然有能力置办武器盔甲；尤其是所谓“重盾”，这是一种设计新颖的圆形盾牌，高宽都达一米，在其木质表面上包裹青铜。一排手持“重盾”的人——即所谓“重甲步兵”——以方阵队形前进，形成铜墙铁壁般的防护，或许他们还身着青铜头盔和护胸铁甲，手持长矛，这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破坏性进攻武器。斯巴达人在与麦西尼亚人的战争中有机会对这种极端致命的新型战法进行各个方面的尝试，然而这并非一种容易操作的战法。每一面重盾如果能够发挥其功用的话，就可以为其两侧的人提供与持盾者一样的保护，所以方阵在向敌人进攻的时候，如果存在任何阶级分化，它都要担负侧翼遭受攻击而崩溃的风险。
斯巴达人在一首战歌中唱道：“团结一致，保持方队，绝不放弃，永不言退。”11歌中号召每个阶层的重甲步兵一致行进。毕竟，如果不能完全信任自己身边的农民战友，那些最为纯粹的赫拉克里德人在战场上的命运是无法想象的。进一步假设，如果农民们不能继续负担制作盾牌的昂贵费用，斯巴达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一片废墟——尽管残酷但几乎是一定的，因为麦西尼亚对它怀有刻骨仇恨。虽然斯巴达人依靠下层阶级发家致富，但是他们在获得成功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为止，有关公民团结的观念不再仅是那些邋遢农民们的一厢情愿了。甚至对赫拉克里德来说，也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
恐慌导致了特殊的解决办法。拉斯第蒙开始改革。对未来感到绝望的斯巴达人被迫忘掉那些由来已久的阶级差异，转而服从一项恢宏但难以接受的社会整合试验。但是，准确地说，他们是如何被煽动，以及被哪些人煽动的呢？斯巴达人曾经狂热地沉迷于古代英雄令人难忘的各种传说，他们不是那种受到某种无名的社会力量影响便为自己树立新秩序的人。显然这只可能是某个传说中的圣贤的作为。过了很久，一个名字“吕库古”（Lycurgus）开始浮现出来。在斯巴达建立“良治政府”之后仅仅过了大约一个世纪，这个神秘人物就已经被当作这项功绩的建立者，明确地受到人民的赞颂。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他是一名赫拉克里德显贵，斯巴达王的叔父，脾气非常暴躁，“气节高尚而且公正”12。这就是所有他的传记作家们公认的全部行状了。甚至那些神谕者都承认难以弄清吕库古究竟“是人还是神”——尽管如此，他们大多倾向于认为他是一名圣贤的超人。13斯巴达人接受了这个看法，修建了一座神庙用于纪念这位伟人，而委托于他的改革事业很快也被定格于遥远不明的年代中，如同所谓的“赫拉克里德家系”一样，人们也为他伪造了一部古老神圣的族谱。掌握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一个国家刚刚尝试着为自己进行一场外科手术一样的改革，立刻就将它视为自己传统的最关键部分。随后人们提出，吕库古“看到自己所立之法拥有的美与崇高，深受感动，心满意足。如今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并贯彻实行，他希望使之永世不朽，坚定不移——至少在人类所能预见的时代中能够如此”14。斯巴达人为了尊重他，或者很可能也是为了虚构，完全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巩固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变成一个神话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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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半岛</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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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笼罩在斯巴达人身上的陌生感，现在开始激活他们的国家机构。他们在其他城邦人的面前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吕库古提出要成为神圣者，然而他既有神圣的特点，也具有某些如野兽一样不驯的地方。“他是第一个提出狼的作为的人”：这种看似怪异而具有威胁性的话是就他的名字的字面含义而言的。在吕库古建立的体系下，斯巴达人不再被当作一个富人压迫穷人、赫拉克里德剥削农民、同类相残的民族，而是一群统一的可怕掠食者。每一个市民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农民，都被包容在他的阶层中。从此以后，“即使富人也开始尽可能地采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15。每一个斯巴达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在无情的绝对纪律下接受教育，每个人都一样。每个市民坚守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每名重甲步兵也坚守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他需要在这个岗位上坚守终生，“步伐坚定，咬紧牙关，抵抗敌人”16，至死方休。据说为了能够教育民众，吕库古的确曾经用最极端的例子说明公民该如何为国尽忠，那就是自杀殉国。“由于他认为政治家的死也要有社会价值，为了在道德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表率，因此他将自己活活饿死。”17
一种残忍的哲学得到了确立。虽然它可能具有自我献身的特点，但是斯巴达人却严格珍视它带给自己的自由。他们的城邦变成了一座军营，而整个社会则成为一个为战争而准备的巨大方阵，这反映出来的并不是高压政策，而是一种严格制定的阶级一致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得到了巧妙的平衡。赫拉克里德虽然放弃了统治人民的权力，而且做到了表面上的公平，但是他们仍然拥有自己的财富、产业和大部分的权力。那些初次加入精英阶层和方阵的贫困的下层人员，也获得了此前从未拥有过的地位与物质保证，他们不再在肮脏悲惨的境遇中挣扎，不再依靠耕种和贸易维持生计，战士不再从事修鞋、锯木或者制盘等活计，这些活计最好留给拉斯第蒙其他阶层的居民——“佩里俄科”（perioikoi），也就是“周边居民”——去做，这些人遭到轻视，他们被认为是二等公民，不能和久经考验的斯巴达人一样拥有全部的权利。
对于真正的战士来说，没有什么财富资源能够同他所属的阶级等值。可喜的是，对于患上了土地饥饿症的民族来说，占领麦西尼亚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让贵族阶层能够肆意破坏。虽然真实细节无法弄清楚，但吕库古改革计划中的一项关键政策很可能就是把麦西尼亚分开，用来分配给穷人。18这个主宰民族的成员从来没有亲自在这里耕种过，斯巴达战士不可能在田地中辛苦流汗，这是被征服的麦西尼亚人的工作。斯巴达人早在刚刚跨越泰格托斯山脉之初，就表现出剥削被征服的敌人的特殊天赋。斯巴达的全部历史中充满了这方面的证据。渊博的学者们对一个名称充满了好奇心——“希洛人”（helots），这是斯巴达人称呼那些悲惨的最下层人的名字，这个词来自于希洛市，是拉斯第蒙一座城镇的名称，在斯巴达人扩张的最初岁月中就被征服了。19泰格托斯山脉一侧进行的实践被改进并被推广到山脉的另一侧后，所有居民都变成了农奴。麦西尼亚人“像驴子一样在沉重负担下受苦”20，他们发现自己需要承受保证斯巴达伟大的全部压力。
很快，这些征服者发现通过希洛人的劳动就能够更加富裕，而不必自己谋生。到了公元前6世纪早期，由于成功地平定了西部，他们的焦点必然开始转向北方。在那里阻碍帝国前进道路的似乎是一个有威胁性的对手。阿戈斯（Argos）这座城邦距离拉斯第蒙边界不到40英里，和斯巴达一样富有活力、傲慢，区别在于，它令人更加印象深刻，提出拥有希腊南部的统治权。当斯巴达人炫耀自己的祖先是墨涅拉俄斯时，阿戈斯人提出了更加伟大的人物，墨涅拉俄斯王的兄长阿伽门农，他是黄金城迈锡尼的主人，是希腊人进攻特洛伊的总指挥。虽然迈锡尼此时已经不再是国王宝座所在地，但仍然可以找到；虽然仅仅残留着过去辉煌的外壳，但依然坐落于阿戈斯平原北部的两个山谷之间。阿戈斯人一直不断努力镇压那些哪怕最为轻微的独立迹象，渴望继承自己古老的资格。在每个希腊城邦竞相发起的无休止的宣传之中，当然无法察觉到这一点。珀罗普斯（Pelops）是一位肩膀用象牙制成的勇士，人们用他的名字为希腊南部整个半岛地区命名，最终，阿伽门农作为其祖父的后人统治这里。那么在希腊，在任何争夺“珀罗普斯的土地”——伯罗奔尼撒——的斗争中，阿戈斯人为什么要满足于第二的位置呢？显然阿戈斯而非斯巴达应当成为伯罗奔尼撒的主人。
早在公元前669年，也就是吕库古改革的初期，阿戈斯人遭遇过斯巴达人新式全民军队对他们的领土发动的侵略，而且曾经打败过他们。半个世纪之后，斯巴达人不断欺骗那些已经跨过边界的国家。在向北越过一条荒芜的山脉之后，这些来自拉斯第蒙的不速之客进入了一片肥沃开阔的田野和橄榄林，这就是泰格亚（Tegea）的领土，不幸的是这座城邦位于阿戈斯和斯巴达两国之间。尤其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泰格亚富足的农田就是令他们无法容忍的挑衅，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为了占据这里并将泰格亚人完全变成农奴，他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入侵者得到了神谕的保证，很快就能够“在泰格亚平原上跳舞”21了，在这个神谕的鼓舞下，他们对自己的胜利信心满满，他们甚至还带上了测量土地的工具和为新奴隶们准备的镣铐。然而，这个神谕误导了他们：侵略被击退了，他们跳舞是因为沦为战俘，身披自己从斯巴达带来的枷锁，步履缓慢，不得不在皮鞭下舞蹈。
这对斯巴达人的自信心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以至于他们突然而且果断地改变了对外政策。他们开始发现征服并奴役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目标过于自负，而霸权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毫无疑问，必须奴役泰格亚人；尽管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失败了，但是胁迫和威望的力量或许可以成功？斯巴达人运用他们惯有的奸诈和虚伪信仰的综合特点，以签订停战协议为名，适时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泰格亚。他们得到消息称，在一家铁匠的院子中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似乎是一副骸骨的脊柱。斯巴达人敏感地觉察到大有文章可做，趁机利用这个惊人的发现。在他们的重赏之下，有人将骸骨挖出，偷偷运回斯巴达，展出之后重新安葬。人们发现这具骸骨不是别人——请鸣笛致意！——正是阿伽门农的儿子。显然，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样的鉴定更能引起阿戈斯人的愤怒。斯巴达人对此事大加渲染确实有更为精明的目的。遗骸也许是从泰格亚偷来的，但是斯巴达在自己国土上奉祀遗骸，向伯罗奔尼撒其他诸邦公开表明自己重视而且尊崇古代的传统。它征服了麦西尼亚不久之后，打算将这座城市化为灰烬。原先那些表示纵然战斗至死也不愿屈服于斯巴达人、当他们的奴隶的城邦，如今为了免于遭受彻底毁灭而臣服了。确实，斯巴达人暗示这样会让他们焕然一新。对一个长期饱受对抗敌意煎熬的伯罗奔尼撒城邦来说，不必提及阿戈斯，斯巴达至少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张保护网。可以设想一种更加糟糕的命运。公元前550年，也就是在“枷锁战役”之后几十年，泰格亚加入了这个可怕邻国建立并控制的联盟。
其他的城邦很快陷落了。和泰格亚一样，他们都在威逼利诱之下最终屈服了。斯巴达的“遗骸猎人”们游历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最遥远的地方，搜寻其他英雄的遗骸，在某个散布着大量更新世猛犸化石的地方收获颇丰。斯巴达人想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属城的联盟，仅仅依靠古生物学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以诸邦神话历史的传承者自居，他们也不会放弃在威吓与战争中保持狼群战术，早年的失败给他们改革的新式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并没有削弱他们对吕库古式体系的忠诚，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地加以改进。他们用了100年时间将整个社会改造成一个杀戮机器，这赋予了斯巴达人一种少见但残暴的神秘特点。对其他各个城邦的重甲步兵来说，富裕的精英分子每个季节只不过将自己的甲胄从仓库中取出来，掸掸灰尘，他们只不过将战争看作一种仪式性的、致命的体育运动，这种想法非常业余。在战场上遭遇斯巴达人是最为可怕的事情。斯巴达可以在整个城邦进行动员，令人担忧；它的公民的主要目的在于迎击并消灭一切反抗他们的力量，这简直骇人至极。很多其他城邦的重甲步兵遇到了这样的敌手，宁愿逃跑也不想冒险一试。
斯巴达人精通各种战争形式和心理攻势，清楚地知道如何令敌人闻风丧胆。他们用高音鸣笛指引方阵前进的方向，他们步调一致的前进脚步使大地为之震动。当他们在战场上穿过飞扬的尘土前进时，人们就会看到一排排炫目的“铜墙铁壁”和猩红斗篷，22因为斯巴达人习惯于把盾牌擦拭得锃光瓦亮，而斗篷很可能是按照吕库古自己的命令，被染成鲜血一样的颜色。23向古代英雄致敬的令人战栗的战歌回荡在缓慢前进的队伍上空，这时，军官坐骑的马鬃在每个人的面前飘过，将领高声发出命令，方阵的歌声骤然中止。突然，一声嘹亮的军号划破寂静的天空。重甲步兵们加快脚步，压低矛头，然后向前冲去。但是队列不一定集中在一处，有时两翼分头进击，像牛角一样攻击敌人的两肋。作战的原则是不允许像业余军队那样放任个人单打独斗，这是斯巴达军事训练最为严格的教条。在别的城邦的重甲步兵看来，这种熟练的指挥简直到了诡计多端的地步。这座城市把它的公民训练成毁灭武器，因此认可它的伟大之处，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地方。所有人都承认：“同斯巴达人作战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24
早在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当吕底亚国王克里瑟斯按照神谕的指示，寻找“希腊诸邦中最为强大的城邦”结盟，以抵御波斯迫在眉睫的侵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找到了斯巴达。他对它的威望的赞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也就是对阿戈斯最直接的冷落。的确，拥有一个如克里瑟斯这般富有而强大的盟友，以及大量与泰格亚一样的伯罗奔尼撒城邦充当附庸，对斯巴达人来说终于到了找老对手清算复仇的时候了。大约在公元前546年，此时吕底亚帝国已经臣服于居鲁士，但斯巴达人并没有按照盟约的规定前去支援克里瑟斯，而是直接向阿戈斯发动了战争。阿戈斯人根据古老的习俗，立刻提议举行一场比赛，从他们城邦和入侵者阵营中各选出300名勇士，通过决斗以定胜负。斯巴达人毕竟对古代英雄主义传说中的榜样充满热情，于是同意了。战斗当天的最后一刻，只有3人幸存下来：有两名阿戈斯人，而斯巴达人仅剩一名。阿戈斯人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于是回到自己的城邦庆祝胜利——而其对手虽经过浴血奋战但仍然斗志昂扬，他们认为阿戈斯人逃离了战场，己方应获胜利。当阿戈斯人出于义愤开始争论的时候，斯巴达战士们却在集结军队：他们在第二天全军出动迎击对手，并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阿戈斯国土也被拉斯第蒙吞并，阿戈斯人将自己的头发剃光，以志其辱，整整一代人都以这种面貌示人。当阿戈斯人纷纷剃光自己的头发时，斯巴达人则订立完全相反的誓言：他们要永远蓄留长发，并给发辫涂上油，像红色的斗篷一样，用来标志他们的身份。
然而，就在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克里瑟斯投降的消息传到斯巴达人耳中。他们没能按照盟约救援吕底亚国王，这成了他们屈辱的证据。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糟糕。斯巴达人仍然不愿意统率一支军队跨过爱琴海，而仅仅派遣了一小队使者面见居鲁士，结果只能在居鲁士举世闻名的蔑视之下忍气吞声。波斯人当然不会关心这个问题。这个教训让斯巴达人冷静下来。虽然斯巴达人在希腊人中算是强者，但是在亚细亚它仅仅是一个名字，甚至都不能算作一股力量。同居鲁士统治的不可思议的辽阔疆域相比，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只不过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地点而已。
但是，终有那么一天，斯巴达人会一拳将波斯人的嘲讽打回他们的肚子里。“斯巴达人是谁？”这个问题可以用轻蔑的口吻提出，也可以用惧怕的口气提出。群山环绕之中自给自足，性情排外而多疑的斯巴达人从来都在夺取，而未曾赐予过，他们向来都在暗中监视着别人，但从来没有被别人了解过。在希腊诸族之中，他们并不试图区分希腊人和外邦人，而将一切非斯巴达人统统斥为“外国人”，他们定期将发现的外国人驱逐出自己的城邦。对于他们的邻邦来说，拉斯第蒙的狼主们向来都拥有强大的魔力，让他们惧怕。他们给自己的邻邦提出的难题，如同居鲁士的提问一样，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应对。真相总被传说所遮蔽，而现实则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斯巴达人认识到恐惧的价值，他们非常清楚，惧怕能够削减他人的勇气，令其不敢揭开自己的神秘性，因为他们的神秘中掩盖着的是别人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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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奴仆</h3>
在矗立着海伦坟墓的峭壁脚下，有一条湍急、浑浊的欧罗塔斯河（Eurotas）。沿着河流平缓的河道蜿蜒北上，旅行者很快就能看到一些散乱的村落错落分布在遥远的对岸。看起来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这个土气的地方同人们观念中令人敬畏的斯巴达城市有任何联系。在后来的岁月中，雅典人修昔底德写道：“假设有一天这座城市被废弃了，仅仅残留一些庙宇等建筑物的图籍——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此后的世代人们会难以相信，这里过去居住的民族曾经拥有最强大的势力。”25
但是斯巴达人自己并不在意这些。这个拥有克己、坚韧品质的民族轻视各种浮华的建筑物，任由其他国家那些懦夫在他们城市的周围修筑高高的城墙。斯巴达人不需要石头工事，因为他们拥有利矛坚盾。如果一个男人最本色的标志就是在军营中度过一生，那么他为何要浪费大理石去修建那些华而不实的纪念物呢？只有庙宇——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大军营一般节俭的城市中显得超凡脱俗、与众不同——是一朵路数不同于各类平常建筑的奇葩。斯巴达人在这里非常大方地炫耀他们的战利品。卫城位于城市中心一座低矮的山丘上，它的最主要部分是一座高大的神庙，内部镶满了矩形的青铜板。另外一座庙宇正好位于斯巴达的北部，这里有一座阿波罗的雕像，这是拥有预言能力的射手之神，其雕像由纯金包裹。
拉斯第蒙所有神庙中最令人难忘的，是献给阿波罗的孪生姐妹，狩猎女神和“野兽主人”阿尔忒弥斯（Artemis）的神庙。26欧罗塔斯河穿过城市的中心向北流去，来访者可以沿着河流的方向，经过一片开阔的训练场地，然后进入沼泽低地，这里树立了一座黑黝黝的古老女神雕像。早在公元前560年左右，斯巴达人刚刚崛起并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其他地方时，就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完全用石头修成的辉煌神庙，这座神庙除了砖石工艺散发的崭新光芒之外，还带有某种阴森的气氛。在神庙周围的激流中有许多青蛙不停地鸣叫，有时沼泽中蒸腾的雾气像鬼魂一样从河中升起：神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神庙的各个部分并不都是最新修建的。新建的石头建筑上面装点着从更旧的神殿上保存下来的装饰物，有些描绘的是理想化的没有胡须的青年人或者头发灰白的士兵的肖像，有的则是一些看起来如同白痴一样的怪人和扭曲的怪物，这些形象都像野兽一样张大嘴，野蛮地拼命嘶喊，如同遭受极大的痛苦。27这就是斯巴达人的梦魇：公民中几乎没有人不曾受到这些东西的困扰，从童年开始直到老年，他们都要来阿尔忒弥斯神庙纪念自己生命的不同阶段。他们常常看到这些形象一直在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英雄们的面容激励着他们，愚人、蛇发女妖和没有牙齿的丑陋巫师的鬼脸则提醒他们失败的难堪。失败就意味着遭到抛弃：将被逐出城邦，留下的只有羞耻、扭曲和兽性。所有斯巴达人的生活都要伴随这样的真理的暗示。每个人都要生活在其限定的严苛典章之下。
作为公民，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受到追踪和监视。每一代人都像典狱人员一样监视着自己的邻人。斯巴达人高度重视并且理解“童声合唱团、舞蹈和节日庆典”28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却仍然不信任青年的勃勃生机。作为一名“狼群理论工作者”，吕库古担心未经检验的“愣头青”的蛮力会超出控制。他教导自己的国民，只有靠皮鞭才能训练好这些年轻的掠食者。斯巴达人熟知自己早年历史中那些严厉的榜样，野蛮的原始本能和冲动非常容易失去控制，会将一个国家彻底毁灭。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革新之后，他们不再愿意容忍他人。谁也不愿意给青年天生的躁动和强烈欲望留下余地。只有依靠纪律，不可抗拒的纪律才能够很好地约束他们。如果一定要在斯巴达改变某件东西，无论是逐渐消失的习惯还是时下通行的法律，一定要由长者们开会讨论审查这项改革的必要性。29为什么要接受其他方面的考量呢？因为斯巴达的长老们毕竟是见证了传统发挥作用的活人：传统能够造就一个英雄辈出的主宰民族。
因此，斯巴达正是以其令人惧怕的盛名，被视为民风纯善的地方而广受赞誉。在希腊的各个城邦中，只有在这里一个年轻人才会自觉为年长者让路，因为他认为，通过这样的姿态表示尊敬，同样也是对法律及其人民的习俗的尊重。可以从一个极端的例子来看，斯巴达人认为，如果年轻人在公共厕所中如厕，若这时有长者经过，因为嫌弃气味难闻而皱眉的时候，他就不能起身。尽管“城中年轻的持矛士兵大有人在”，但是毫无疑问，“只有年长者才有权位列行伍”30。甚至城邦虚设的首脑——斯巴达人在这一点上和别人都不同，他们拥有两个国王——都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威。严格根据法律所规定的职权范围，他们自身也需要接受城邦最高议会的讯问，这个议会是与双王制并列的法律实体，是一个完全由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统治的机构。斯巴达人恰当地将这个实体称为“贵族元老议事会”——这个名字就像后来罗马人的元老院一样，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老人们的议会。因此，除了充当宪法守护者的角色之外，它还有权阻止任何行动的发生，或者将自己的思考结论当作有效的法律事实，贵族元老议事会能够轻易地控制斯巴达的任何政策。被选举的成员不仅是一个公民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而且还是终身任职。“无疑，在人类争夺的一切奖赏之中，这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甚至非斯巴达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的确，体育竞技也是一项很大的荣誉，但是那仅仅是体力方面勇气的竞赛。而进入贵族元老议事会的选举才是对高贵灵魂的终极证明。”31
它在斯巴达不是一个小小的角落，不是一个缝隙，而是一只可以到处插手的瘦骨嶙峋的手指。即使是新生婴儿也要被老人们的手指戳上一下。婴儿要通过长老们的判断来鉴别是否过于羸弱或者畸形，由于这样的人将来不能为城邦效力，因此长老们就会立刻下令处死他们。由于城邦为培养一个公民而投入的资源是非常可观的，所以绝大多数公民认为这样做非常合适。诚然如此，每个母亲都会很好地充当起优生学家的角色，用葡萄酒洗浴自己的孩子，人们认为这是检验癫痫症最为可靠的方式。哪有真正的斯巴达父母愿意抚养一个某天可能突然在一阵痉挛之中垮掉的儿子呢？毕竟提早经历一次丧子之痛要比将来冒着可能遭受耻辱的风险要好得多。通向麦西尼亚的大道从山脉上的一条峭壁裂缝旁边经过，此地名叫“阿波特泰”（Apothetae），也就是“垃圾场”，经考证这就是斯巴达人抛弃婴儿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这些羸弱或者畸形的婴儿被抛弃到峡谷的深渊之中，并且受到诅咒，永世不能超生，这样就不再会让养育他们的城市蒙羞了。除了严格正式的行刑仪式之外，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如此冷漠地将生命抛弃。这些被抛弃的斯巴达婴儿没有任何得到赦免的希望——就像传说中居鲁士得到的好运那样。这些人必须死去，而且必须被眼睁睁地看到，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