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向民众展示大英帝国的新式海军，我们身负特殊的使命。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我们需要巡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东、西海岸，最终达到都柏林。民众可以上船参观，船员若有需要也可以准假上岸。毫无疑问，若有逾期未归或其他不端行为，定将严肃处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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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的市民真心爱戴海军，因此船队在此受到最为热烈的欢迎。当地40名船主每人捐出10英镑用以招待800名水手和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因而仅仅登上“勇士”号参观的就多达5.7万人。有游客如此描述当时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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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的白色甲板一如敞亮的街道，人们漫步其上，可以看到缰绳、木架、吊床以及扶手绳的制作过程。哨兵丝毫不受周边游客影响，依旧静静地巡视船身，我们走下楼梯，刚来到主甲板，就听见胆小鬼们的惊呼，以及飞禽的鸣叫。这些鸟儿所住的鸟笼宽敞，饲料精良，倒也怡然。大块的肉已经切完挂好，就待入锅。伙夫们在厨房中忙碌，准备着各种吃食——菜香四溢，让人胃口大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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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电报的出现掀起了通讯革命，电报通过摩尔斯电码能够发送即时信息。到1851年英国在加来和多佛之间成功建立起第一条跨越海峡的电报线路时，英国陆地上的电报网已经基本建成。之后在地中海深处也建了数条电报线，联系帝国殖民地的电报网也逐渐建起。最艰难却也最有用的电报铺设路段是跨越大西洋的那段，其中一条最短的路径连接了英国在爱尔兰和纽芬兰的属地，并与联系美国的电报网相连。1858年春，英国战舰“阿伽门农”号与美国护卫舰“尼亚加拉”号（Niagara）在大西洋正中碰头，双方都载有足够铺设半个大洋的电缆。由于风暴，双方直到6月16日才完成对接，之后，两船分别向东、西方向前行，继续电缆铺设的工作。期间遭到不少的挫折，不得不多次返工，8月4日，“阿伽门农”号成功到达爱尔兰西南部的瓦伦西亚湾（ValentiaBay），17日，成功发送了第一封跨越大西洋的电报。但好景不长，电缆只用了20天就出现问题，停止工作了。1865年，布鲁内尔指挥巨轮“伟大的东方”号（GreatEastern）重铺电缆，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电报在英国商业海运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深陷内战泥淖、海运发展衰落时，英国逐渐垄断了世界船运。现在，商船分为定期船与不定期船两类，前者无论载人还是载物都有固定的路线和时间，后者则主要依赖电报的信息，在世界各地接单运货。蒸汽机的普及和发展在商用和军用两处速度无差。直到1884年，英国登记在册的汽船总吨位才超过了帆船，但是由于此后应用了新型的三胀式蒸汽机，大大节约了运输的成本，因此汽船迅速普及。到19世纪末，英国的汽船总吨位达到了700万吨，而帆船吨位总数只有200万吨，当然，汽船的工作量也极为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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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在大西洋铺设电缆的战舰“阿伽门农”号，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船尾的装置在放置电缆，而突然出现并穿过电缆的鲸鱼让人大为紧张。（国家海事博物馆，PU6204）
自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CornLaws）之后，自由贸易一直都是英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所在。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大国。此时，英国对进口的依赖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不仅仅是过去贸易中的奢侈品，粮食也成了英国进口商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炭的出口成为英国经济中的重要因素，1856年，英国出口煤炭总数560万吨，到了1884年，总数达到了2200万吨。
在战争时代，所有这些进口贸易都受到海军的保护。军事家察觉到打击、追捕私人劫掠的问题所在，他们推崇的是相对无趣的护卫工作。为了更好地执行护卫工作，海军研发、建造了巡洋舰，这种大型的战舰既能为船队提供有效的侦察服务，又能够在世界范围里宣扬国威。与19世纪晚期的战舰一样，巡洋舰没有船桅，有防弹外壳，也载有各种火炮，体形狭长，因而速度极佳。巡洋舰一般配备数个引擎，4个烟囱，外形可能并不美观，却格外易于识别。
除了巡洋舰，英国海军还有一支队伍游弋于世界各地，周旋于大英帝国与殖民地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诞生的蒸汽炮艇，适用于诸如芬兰旁边的奥兰群岛（A。landIslands），或者克里米亚附近的亚速海（SeaofAzov）的浅滩或者狭小水域的战斗。战后，这种炮艇重获生机，成了大英帝国充当世界警察的助推器。当殖民地总督、领事或是一队商人用电报与附近的海军总部或伦敦联系、请求支援时，这种小炮艇就会被派出。在1857年到1861年这5年间，这一类请求达数百次，其中多数都得到了满足。当然，并不是每次出兵都带有侵略的性质，很多时候，其威慑作用要大过直接动粗。例如1858年2月，“艾丽丝”号（Iris）被派往新赫布里底群岛（NewHebrides）去协助调查一起谋杀案，显然，没有接受过相关训练的水手们定然是无助于侦案本身的。贸易部也申请派遣船只前往巴哈马的洛沃斯岛（CayLobos），协助建造灯塔；在前往赞比西（Zambesi）的探险中，戴维·列文斯顿（DavidLivingstone）也得到了炮艇的协助；而当新西兰的总督“检查当地居民”26的时候，原本在中国执行任务的两艘炮艇也前往支援。炮艇在构建“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中功不可没，其支持者曾经宣称，大英帝国所继承的是古代罗马帝国的伟大事业——将法律和秩序普及到所知的世界的各个角落。
英国海军同时还是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政治因素。虽然在本质上，英国海军的组织是保守的，但是它常常被用以支持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1860年，伟大的意大利领袖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Garibaldi）在西西里成功领导了反对那不勒斯政权的起义。当他渡洋前往意大利大陆时，正是皇家海军的分舰队护送其左右，防止了那不勒斯海军的袭击。而在加里波第的领导下，意大利终于完成了统一。
这一时期，自巴尔干叛乱被土耳其镇压之后，欧洲陷入重大危机，着实让自由党的领袖威廉·格莱斯顿心生恐慌。当俄国陆军进攻土耳其时，时任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领导的保守党，害怕俄国会在地中海地区获得海军基地，从而打破欧洲均势。因此，皇家海军派遣杰弗里·菲普斯·霍恩比（GeoffreyPhippsHornby）率舰队穿越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以示警告。俄国未做反抗，双方在柏林会谈、协商。迪斯雷利称此为“有面子的和平”。
水手詹姆斯·伍德（JamesWood）参与了在桑给巴尔（Zanzibar）阻截阿拉伯贩奴贸易的行动——当他发现奴隶们的生活本来颇为舒适，倒是在英国人的追捕中以及解放后反而要比身为奴隶时艰难得多时，也曾心生疑虑。2719世纪60~70年代同样也是海军成长的黄金时段，在此期间，从新西兰到多米尼加，从南非到埃及，英国海军进行了大约16次较大的军事活动。在这些战斗中，水手们经历了不同的战斗形式。“皇家沙王”号（Shah）上的军士威廉·詹金（WilliamJenkin）曾于1879年参加了与祖鲁军（Zulu）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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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侦察员早上6点的时候发现了敌军。我们得到“进入沟壕，所有人立刻到位”的命令。6点30分，祖鲁人以马蹄形的阵形前进，开始向我们进攻，人数大约在1500到3000人之间。敌人大约走到800码处时，我方的加特林机枪（Gatling）和6把冲锋枪（pdr）同时开射，却未能吓住他们前进的步伐。敌人勇敢又无知地前进，距离我们的沟壑不过30码，其中一人对着加特林机关枪投掷了长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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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桅帆船和炮艇在设计上更为保守，使用的是木质船体，从而使船只即使缺乏造船厂的设备也能被修复。由于驻地煤炭供应不足，它们同时应用风帆和蒸汽动力。传统的水手和造船工人仍有用武之地，引擎舱内的专家则需要主动负责机械的维修与革新。
1869年，法国工程师斐迪南德·德·雷赛布（FerdinanddeLesseps）开通了苏伊士运河，英国人一开始对此毫无反应，事后才意识到这条通往印度的航线有多重要。1875年，迪斯雷利从破产的埃及政府手中购买了运河大量股权。1881年，埃及军队起义，反抗外国列强。来年春季，一支欧洲联合军队前往埃及镇压起义。联军抵达亚历山大港，引起了当地群众反基督教的暴乱。7月，由8艘战舰和其他船只组成的一支英国舰队开始轰炸这座城市。水兵托马斯·霍尔曼（ThomasHolman）大致描述了这一轰炸：“这个攻击从一开始就不公平，而且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几乎毫发无损，他们却损失惨重。”最有戏剧性的海军事件是炮艇“秃鹰”号（Condor），它到达港口并救下皇家海军军舰“大胆”号（Temeraire），之后又折回到马拉波特堡（FortMarabout）外1200码处，炮轰城镇，迫其投降。这场战役为它赢得了著名的“干得漂亮秃鹰”号（WelldoneCondor）的美誉，也铺就了其舰长查理·贝雷斯福德（CharlesBeresford）的锦绣前程。托马斯·霍尔曼详细描述了袭击之后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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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了水手的工作之后，我们不得不扣紧毯子和水瓶，小心翼翼地防备那些潜伏的阿拉伯小偷洗劫这座城镇。正因如此，我们让一个海军军官作为警察局长带我们登陆；又凭借机关枪、步枪以及刺刀，有时甚至是拳头，暴打了那些家伙一顿，让他们变得礼貌听话了一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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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支军队登陆并在岸上打了几仗之后，英国将埃及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至关重要的苏伊士运河也因此得到了保障。
由于现代军舰完全依赖引擎作为动力的来源，轮机工程官（engineerofficer）的重要性也被不断突显。每一艘战舰或者是巡洋舰都带着几个现役的轮机工程官，尽管他们的地位与指挥这艘船、负责值守的执行军官并不等同。从1880年开始，轮机工程官在普利茅斯海军工厂位于基汉姆（Keyham）区域的一所大学内接受完整而专业的训练。但是作为军官，和商船的轮机工程师不同，他们无意让自己的手沾满油污，因此新的课程应运而生。轮机技师都是直接从民间招募的熟练工，在岸上他们身份各异，上了船就都是水手或是伙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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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船上，他们发现自己周围的人成长环境迥异，因此自己曾经觉得习以为常的言行在他人眼中可能格外难以理解，反之亦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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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旅居奥地利的英国人罗伯特·怀特海德（RobertWhitehead）向世人展示了他的自推式鱼雷，海军的技术优势受到了威胁。鱼雷经由小而快的战艇发射后，可以在水下击中大型船舰，并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为了应对挑战，从1876年开始，英国加强了主力舰对鱼雷的防御功能，也加速建造了自己的鱼雷艇，从而武装了一支新型的海军。鱼雷艇非常小，最多只能承载25人，它没有独立的指挥权——有一些被设计成救生艇一样装载在主力舰上。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尚未受到广泛推崇。1859年，《劳军联合杂志》（UnitedServicesMagazine）刊载了一篇题为“与大英帝国签订契约的必要性”（OntheNecessityofContractingtheBritishEmpire）的文章。1864年，科孚岛（theislandofCorfu）回归希腊。然而，海军仍然在海外广设基地，而如今，所有战舰都需要燃煤。百慕大群岛、香港、哈利法克斯（Halifax）、直布罗陀海峡、牙买加、好望角、阿森松岛（AscensionIsland）、亭可马里（Trincomalee）、温哥华还有悉尼都见证了海军的存在和发展。
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受到了推崇，程度更甚以往。“沙文主义”这一词出现在1877年到1888年的俄国危机（RussianCrisis）中，伴随着音乐厅中的歌声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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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非我本意，但面对沙文，参战义不容辞；
我们有船只，我们有人力，我们也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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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阶层和许多不同的政治群体都联合起来支持帝国主义。激进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是伯明翰的市长，他转而投身保守党来支持帝国的事业。从极左派开始，准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thequasiMarxist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的亨利·迈尔斯·海因德曼（H.M.Hyndman）相信大英帝国的前景大好，同时，他也认定强大海军是帝国伸张的臂膀。人们从来都不曾质疑海军在国防中的作用，而到这个世纪末为止，大家也基本相信正是海军创造并保卫了大英帝国。由于轮船在内河的应用以及之后铁路的铺建，使得殖民内陆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原先殖民地竞争中落后的新兴德国，此时也叫嚣着分一杯羹。由此开始了1884年到1885年的“瓜分非洲”（ScrambleforAfrica），此后这片大陆的大多数剩余地区都被欧洲列强瓜分、占领了。
自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来，海军曾一度偃旗息鼓，行事低调。大多数在国外服役，不再受到媒体和议会的重视。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新兴的国家开始追求海军力量（navalpower），英国便不再坐享当年遥遥领先的辉煌。威廉·托马斯·斯特德（W.T.Stead）——新新闻主义（newjournalism）的倡导人之一——在《波迈宪报》（PallMallGazette）上发表了一系列名为“关于海军的真相”（TheTruthabouttheNavy）的文章。斯特德从威廉·格莱斯顿的一个评论中获得暗示，而格莱斯顿1880年成功当选更是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格莱斯顿曾说，英国的力量“不在于与强大的军事国家结盟”，而“在于它的海军——一支足以媲美欧洲所有海军——力量的强大与卓越”。斯特德则反驳说，从殖民扩张以来，对海外贸易增长的依赖，以及他国海军的壮大使英国格外易受攻击。蒸汽舰队对海外各地装煤港的依赖尤其令他担心：这些装煤港多半都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他的海军联系人是炮舰“卓越”号（Excellent）上年轻的舰长约翰·费舍尔，在他看来，费舍尔是“可以和纳尔逊媲美的人”。斯特德所贡献的不是包含了少许真相的新闻，在他的启发下，民众敦促政府增加了350万英镑的海军预算。31英国海军这才迈开了新一轮的革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