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英国深感他国大兴海军的威胁，为确保英国的海上优势，议会通过了《海军防务法案》。经由这一法案，皇家海军得到拨款，以保证达到“双强”标准（thetwopowerstandard）——皇家海军舰队的总吨位必须超过世界上两支最强大海军的吨位之和。海军军备竞赛由此拉开，接下来的25年见证了英国舰队的迅速膨胀。舰队扩张的第一位反对者就是经验丰富的老首相威廉·格莱斯顿。1894年，84岁高龄的格莱斯顿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退休，以示抗议扩军。他坚持：“这样的军备竞争必然导致欧洲的大灾难：军备建设完成之时也就是狼烟四起之日。”32
美国海军舰长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T.Mahan）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其中观点与英国议会不谋而合。马汉竭力劝说美国当局投入更多的钱建设舰队。但是他所列举的史实例证，除了个别经典海战以及1571年勒班陀海战（BattleofLepanto）之外，主角均是英国，而荷兰、法国、西班牙轮番成为英国发展的垫脚石。他坚信唯有掌控海洋才能赢得不朽，提出只有海军强大才能确保国家的昌盛繁荣。他声称法国在军备竞赛中恰恰显现了它这些年来的荒废和无用，海上力量的本质在于强大的海战舰队。马汉的作品在英国、德国和日本大受追捧，他被看作“新海军至上主义”（newnavalism）的鼻祖。也有人辩驳说，在铁路蔓延、陆地开放的时代，海军力量的重要性已经锐减，而潜水艇的发明和使用给军备竞赛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是之后的事实证明，以潜水艇作为主要海上武器的国家在两场战争中都失败了；而20世纪的国际争端（包括冷战），赢家靠的都是海上力量而不是陆地力量。
这一时期最大的海军灾难发生在1893年黎巴嫩海岸，“坎珀当”号战舰偶然撞沉了皇家海军舰艇“维多利亚”号（Victoria）：
<blockquote>
桅杆、船体碎片四射，使得那些有幸逃离船体的人也受了伤，在波涛汹涌的海水中挣扎求生。之后，小艇上的我们接到命令，开始援救水里的官兵。又一阵浪潮涌来，水面如热锅滚水一般汹涌，夹带着船体的残骸，增加了救援的困难。就在小艇几码以外的地方，我们眼睁睁看着亲朋伤势严重，支撑不住，逐渐被海水淹没，却无法越过残骸将其救起。33
</blockquote>
这一灾难不但激起了人们的无限怜悯，更成为指摘舰队管理系统松散的铁证。负责舰队管理的海军中将乔治·泰伦（GeorgeTryon）也在这场灾难中不幸丧生。少数幸存的军官出庭军事审判，免除了海军少将艾尔伯特·马卡姆（AlbertMarkham）的罪行，虽然马卡姆确实没有及时、主动地采取措施，甚至有逃避责任之嫌。与18世纪中期无异，现在的军事法庭依然强调固守舰队纪律的重要性，造成了严重的集权化。日后，海军将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帝国的事业仍在继续，温斯顿·丘吉尔——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军官兼战地记者——在1898年杰纳勒尔·基钦纳（GeneralKitchener）的远征中看到炮艇沿着尼罗河冲出一条血路：
<blockquote>
大约是11点钟，炮艇逆流而上，到达尼罗河，现在正与两岸敌军的炮台交战。整整一天，震耳的枪炮声从未停歇，从山脊上鸟瞰战场，在煤炉的黑烟和火炮的白烟交错中，我们看到战舰正吐着蒸汽缓缓逆流向前。堡垒上近50门大炮顽强地抵御着，但是英国炮手准度无敌、火力威猛。炮孔被粉碎，德维斯炮也被摧毁。34
</blockquote>
在此阶段，英国最大的战争是和布尔人打的。布尔人是南非的荷兰人，为了逃避英国的统治而搬到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奥兰治自由邦（OrangeFreeState）。与45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一样，这一场战争中，海军依然难以大展拳脚。在第一年的战斗中，陆军由于失误，备受责难，而海军却以充沛的精力和主动开炮的行为赢得赞赏。在围攻莱迪史密斯（Ladysmith）的战役以及许多其他战役中，能与德国提供给布尔人的“长射程大炮”（LongToms）相媲美的只有海军的12磅、6英寸口径的火炮了。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3/1-200603162915531.jpg"/>
1898年，杰纳勒尔·基钦纳将军远征中尼罗河时，用海军的炮船拖着当地的帆船逆流而上。每一艘炮船都配备了各种武器。（国家海事博物馆，PW2118）
由于英军在海上的绝对优势，从来没有其他外国势力敢于代表布尔人与英军一较高下，但处于劣势的布尔人毫无疑问得到了全欧洲的同情。人们（特别是德国）大肆报道英军对布尔人的暴行，其中甚至不乏夸张之作。受到如此敌视，英国人颇感震惊，他们发现自己“光辉孤立”（splendidisolation）的外交政策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成功。1899年秋天，德国人通过了新的《海军法》（NavyLaw），旨在将他们现有的舰队规模扩大一倍，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转移欧洲大陆群众对英国的敌视。1903年，厄斯金·奇尔德斯（ErskineChilders）出版了他的小说《沙岸之谜》（RiddleoftheSands），此举更是火上浇油。故事讲述两个勇士驾驶帆船阻止了德国侵略英国的计划。英国人原本对俾斯麦（Bismarck）领导的1871年的德国革新并无敌意，但是德国意识到自己在殖民地竞争中落后，着实需要与其他列强争上几寸立足之地。对德国来说，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只是提升国家实力和地位的一方面；但对英国来说，德国如此扩军定是将自己当作假想敌，是要在贸易和殖民问题上与自己一争高下的信号。
两个发明家大大推动了海军的发展。1897年，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Parsons）带着他的船“涡轮机”号（Turbinia）来到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婚纪念阅舰式上，向众人展示了新型的蒸汽动力。帕森斯所研发的涡轮机代替汽缸的上下运动，其中的高压蒸汽形成旋转运动。他成功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不久之后，海军的驱逐舰都由涡轮机提供动力了。约翰·菲利普·霍兰（JohnPhilipHolland）和帕森斯一样都是爱尔兰人，但两人对大英帝国的事务持完全相反的观点。霍兰是个美国人，其研发的“芬尼亚·拉姆”号（FenianRam）——第一艘实用潜水艇——光看名字就知道他同情哪方。1901年，极端讽刺的是，英国政府恰巧在德国建造它的第一艘U型潜水艇（Uboat）之前，定制了英国的第一艘潜水艇——“霍兰1号”（HollandNo.1）。如此的技术飞跃让海军中诸多高级官员都意识到，潜水艇作为战争武器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1904年，海军上将“杰基”·费舍尔（“Jackie”Fisher）成为第一海务大臣，统领英国海务，其首要任务就是削减开支。很快，他就开始处理遍布帝国的炮艇舰队。他将这些炮艇分为四类：“战斗船”包括所有现役的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老式的巡洋舰和鱼雷艇“其价值令人怀疑”；有很多“就战斗而言，完全无用的船”，它们可能难以成为补给舰，需要“仔细考虑（归属）”；还有“完全无用的船”，它们“毫无用处！毁了就行！”35。1907年的皇家联赛中，一大亮点就是野战炮比赛（filedgunrace）。来自查塔姆、朴次茅斯、普利茅斯的海军师代表把枪炮拆散，带着零部件越过一系列障碍。这种比赛早已过时，因为费舍尔的新海军并不热衷于此类战事；水手集中在本国周边的海域，强大的舰队被用于保家卫国。
事实上，相较于其他海上强国，英国海军以及广大群众格外痴迷于船只尤其是战舰的数量。为了满足公众对海事的热情，1895年英国成立了海军联盟（NavyLeague）。联盟的宗旨就是吸引所有阶层，尤其是工人阶层组成的、有和平主义倾向的社会党派。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英国大多数粮食和原材料都依赖进口，所以对海域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接下来20年中，这一政策大获成功。
到目前为止，船只拥有型号各异的武器装备：12英寸和13.5英寸口径的火炮具有超长的射程和强大的打击力；6英寸的火炮具有更高的射击速率；轻型霍奇基斯机枪（lightHotchkissguns）能有效对阵鱼雷艇；而9.2英寸的火炮刚好能够穿透19世纪90年代最新的装甲。费舍尔曾说，一个战舰拥有“所有口径的枪炮”，就好像“身处诺亚方舟之上”36。舰长珀西·斯科特（PercyScott）提议枪炮齐射，用以观察炮弹的落点，如有需要，可以调整。如果所有的火炮口径相同，这一提议不难实现。费舍尔遂决定将这一提议应用于新的战舰设计中。新型战舰将装载10座12英寸口径的火炮，其中一座用于抵御鱼雷袭击的二级炮台。为了提高舰船行进的速度，费舍尔还为军舰配备涡轮发动机，正如他时常引用的，或者说错误引用的格拉斯女士（Mrs.Glasse）的那句烹饪名言：“先得抓到兔子。”被命名为无畏战舰的新型战舰只用了1年时间就得以完成（以往战船建造耗时3年左右）。1906建成的无畏战舰与现役的任何主力舰相比，速度更快、火力更强。自此以后，其他战舰难逃被淘汰的厄运。不久的将来，海军的实力将由舰队中无畏战舰的数量来衡量。就像费舍尔希望的那样，德国人措手不及。德国在18个月后才研制出他们的无畏战舰，由于德军使用的是往复式动力机，火炮火力也不及英军，因而依然难以抗衡英军。
事实上费舍尔最先属意的并不是无畏战舰。他清楚地意识到英国对粮食和原材料进口的高度依赖，他想要打造的巡洋舰，要能打败任何敌人在远海中带来的任何威胁。当时，装甲巡洋舰几乎已经和战舰一般巨大，但是现在费舍尔设计的巡洋战舰（battlecruiser）拥有无畏战舰的武器装备，但是速度更快、航程更远——要达到这一目标，只能使用更轻的装甲。这类巡洋战舰的前三艘都属于“无敌”级（Invincibleclass），到1908年就停止建造、使用了，而无畏战舰到现在仍在服役。但是很快，费舍尔一反其精明的决断，着迷于建造更多的无畏战舰。
无畏战舰的建造淘汰了英国积聚多年的大量老式战舰，这新旧交替的当口倒是给了德国人一些追赶的机会。海军军备竞赛的新阶段就此开启，不久后，这轮竞赛将人尽皆知。自由党执政时期致力于削减海军经费，推进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其中就包括国民保险制度和退休金制度。1909年，海军联盟组织了游行示威，要求建造更多的无畏战舰，民众高呼口号“8艘战舰，急不可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Pankhurst）——妇女参政权论者中最激进的一员——发行了名为“妇女的‘无畏’号”（Women’sDreadnought）的报纸，当她转投工党（Labourpolitics）时，她把报纸重新命名为“工人的‘无畏’号”（Workers’Dreadnought）。海军建设的经费和社会改革给英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劳合·乔治（LloydGeorge）1909年提议对富人增税，被上议院否决了，这引发了宪政危机，斗争的结果是上议院的权力被压制。自由党在传统上是反对军备上的巨大开销的。温斯顿·丘吉尔成为海军大臣之后，他的表妹写信给他：“你现在越来越像个纯粹的‘海军军人’了，你忘了你要在自由党中成为一位伟大领袖、建功立业的理想了吗？这太危险了。”37她的预言是准确的，丘吉尔最终回到了保守党，自由党在这之后一蹶不振，再也没能上台组阁。
基尔维斯顿男爵——约翰·费舍尔（1841~1920）
费舍尔出生于锡兰，据散布的流言称，他有中国血统。其父曾是当地陆军上尉，但是不久后转行种植咖啡豆，从此不再过问费舍尔的生活。费舍尔6岁的时候被送回英国，由其祖母抚养长大。1854年费舍尔加入海军的时候，海军学员还没有开始在达特茅斯受训，而只是在装备简陋的帆船上进行简单的练习。这种训练显然是不够的，后来远征波罗的海、与俄军的交战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其日后的职业生涯中，费舍尔一直是先锋的形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当口，他任英军代理上尉，参加了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回到英国后，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航海考试，在“杰出”号（HMSExcellent）上表现出了惊人的炮术天赋。这为他赢得了新“勇士”号上射击指挥官的职务。此外，他还特别学习了地雷知识，后来成了鱼雷研制的倡导者。1874年，他得到机会，成为前往位于阜姆港（Fiume）的怀特海德工厂进修的军官之一。升任上校后，费舍尔麾下有数艘新型的装甲舰。他还常常作为旗舰船长直接听命于海军上将的指挥。1882年，费舍尔参加了轰炸亚历山大港的行动，但由于不幸感染了痢疾，他不得不离船上岸，后来耗时4年才得以痊愈。他在出版界结交甚广，在1884年的海军恐慌中，费舍尔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泄露了一些机密。后来他出任海军部海军军械署署长，负责在舰队的武器装备中增加速射炮的数量，以应对鱼雷艇的威胁。1894年，他升任海军中将，成为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地区的总指挥。在与法军的冲突危机中，费舍尔大胆计划、行动，救出了被错误地关押在恶魔岛（Devil’sIsland）上的德雷福斯上校（CaptainDreyf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