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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的行为和未协调一致的攻击，1933—1935</h2>
在希特勒被保罗· 冯· 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天，《犹太人评论》上刊登了一篇重要的社论，它警告犹太读者：“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与我们敌对的权力控制了德国政府。”在1933年1月，纳粹将对犹太人显示如何的敌意尚不清楚。大多数德国人对任命希特勒的直接反应是充满热情和希望。民族主义演讲、游行、火炬阅兵的潮水淹没了这个国家，它在庆祝纳粹掌权，欢呼德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新黎明的事件。
在纳粹冲锋队的队列当中，掌权和对他们意识形态和种族的敌人复仇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爆炸性的氛围。在行军的褐衫队员狂喜的面孔里，人们能够察觉到改变现状的坚定的决心感。人们也能从冲锋队员齐声咆哮的口号中对犹太人的命运得出明显的结论。这些口号是：“犹太人去死”，“当犹太人的血从刺刀中喷射，美好的时光立刻到来”。
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开始，到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这段时期标志着纳粹权力的稳固。在这十八个月里，希特勒组织了对德国政府系统性的夺权，他利用1933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将其作为借口强迫顺从的议会给他更广泛的紧急状态的权力，以使得他能采用独裁法令《授权法》来进行统治。他利用这一权力对德国的机构进行了系统性的协调，使它们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一致起来。到1933年夏季，除了三支力量，希特勒处于完全的权力控制状态。这三支力量是：权力不断上升的冲锋队，一支有着近300万冲锋队队员的军队，当时由善变的、桀骜不驯的领导人恩斯特· 罗姆掌控；传统的德国国防军；高龄的总统和国防军的总指挥保罗· 冯· 兴登堡。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希特勒和军队中的传统主义者以及在剪除罗姆中获利的党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联合，在“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7月1日）的血腥清洗中消灭了前冲锋队首领罗姆。仅仅一个月后，兴登堡总统去世。同日（8月2日），希特勒将总理办公室和总统办公室合并，这使得他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而且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这十八个月的特征是特殊的两面性：从外部看，这是一个大众对民族革命充满兴奋的时期，但是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尤其是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弥漫着恐惧和恐怖的时代，因为它见证了自发和公开组织的对所有政治对手以及“种族敌人”的攻击。1933年春天，希特勒有三个宏大的目标：牢牢控制德国政府；为战争和征服动员德国民众；消灭犹太人。完成这些目标的明确办法并没有被清晰地制定出来。它们依赖于相互竞争的个人、新种族国家的公共机构、国内和国外对手的反应等复杂的交互行为。整个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展示了机会主义政治家高超的技巧，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他已经比他的对手智高一筹。他令人印象深刻地把时间的选择、灵活性、事物特征的判断、目标的坚定性结合起来。他现在用同样的技巧去完成成为总理后设定的这三个目标。就在他取得夺权胜利的夜晚，数千名冲锋队队员从总理府前齐步走过。当冲锋队队员看见希特勒俯视火炬阅兵方阵的时候，他们发出了欢呼。有人不经意听到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力能把我活着从这里移开。”1932年他的宣传主管也表述过类似感情，当时他说：“一旦我们拥有了权力，我们就不会将它交出，除非我们成为尸体被从办公室抬出来。”尽管纳粹领导人并不准确地知道他们如何完成自己独裁的意图，但是他们疯狂地决意要采用一切办法完成他们险恶的目的。就在他被任命为总理的几天之后，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主管出席了一个秘密会议，在会上他显示了自己在国内独裁的意图和在国外好战的目标，他告诉吃惊的军事领导人：他将撕毁《凡尔赛条约》，使德国的军队重新获得生命力，征服东边的领土，给德国人更多的生存空间。
至于犹太人，希特勒当下的策略是扮演民族拥护者的角色，他承认甚至宽恕公众对犹太人的愤怒，但是，同时假装他个人没有卷入，因为他正全神贯注、集中精力于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事实上，希特勒鼓励纳粹党的激进分子和各种国家机构从事各类暴力的反犹太人犯罪行为。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一直在粗暴的街头行为和官僚欺骗之间变化。但是，希特勒的目标一直没有变：把犹太人赶出德国，否则就把他们全部消灭。这个老练的政治家认识到，这个计划依赖于机会和时间的选择。他还没有完全巩固他的权力，鉴于这个事实，他感到必须在国内具有负责任的国会领导人的面貌，在国外成为国际和平的维护者。这本质上是幻觉和现实、花哨的理想主义和残酷的现实主义心理策略的一部分。德国的犹太人被俘获进这种迷惑的现实当中，他们不断地被纳粹领导层难以捉摸的政策，以及在党和政府不同分支产生的不一贯的策略所折磨。更糟糕的是，断断续续的缓和标志着希望之光，哄骗了相当多的犹太社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事态很快就会变好，正如它们过去一直那样的，或者稳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
当然，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知道事态对犹太人来说一直变得更加恶劣，但是在1933年春季，德国50万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情。尽管希特勒公开宣称犹太人致命的影响，但是许多德国的犹太人采取了坐视的态度，心怀最好的希望，决定留在德国。他们这样做了，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相信德国人和犹太人有着可以存活下来的共生关系，并且他们在经济和心理上深深扎根在德国这个祖国。最初，只有少数犹太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和纳粹的政治对手不情愿地决定离开这个国家，尤其当他们失去自己的地位或者担心生计的时候。当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爱因斯坦正访问美国。爱因斯坦坚信纳粹主义总体上说是一种“心理错乱的状态”。纳粹分子认为这位物理学家是狡猾的犹太人的典型代表，他的科学是就是建立在反常和扭曲基础上的。这样，当爱因斯坦在1933年3月末坐比利时的班轮回到欧洲的时候，他被告知他在柏林郊区的房子被一帮寻找犯罪证据论文的纳粹暴徒冲入，他决定放弃普鲁士公民的身份和普鲁士学院院士的资格，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
哲学家恩斯特· 卡西雷尔是皇皇三卷本著作《符号形式的哲学》的作者，他也很快发现纳粹的体制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他对妻子私下说：“我们这种人在德国没有什么可追求，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卡西雷尔具有不同寻常的、预言性的洞察力，他还说：“我猜想这个政权将持续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恶可能将持续一百五十年。”这个判断建立在他坚定的信念上，即纳粹政权的目标与其说是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如说是对犹太人的灭绝。卡西雷尔承认他没有兴趣或能力断定犹太人的毁灭是如何展开的，但是鉴于这种行为内在的非理性和侵略性，纳粹政权是不会停止消灭它真实和想象的敌人。卡西雷尔是少数几个从一开始用完全清晰的逻辑看清纳粹主义本质的知识分子，他认识到，纳粹主义具有非理性的毁灭性，它一方面在本质上建立在种族的神话上，一方面在其动力形式上建立在为了证实自己而从事的永久侵略上。卡西雷尔一直认为，假如一个人抓住了任何生存条件的本质原则，那么他就不必使自己忙于这一环境所产生的细枝末节。甚至在他逃离德国的时候，他都没有让自己沉溺于最近发生的纳粹行为。他所担心的只是这一万字徽的国度是变态的国度，它和他过去熟悉的德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他相信这个新的体制因为自己非理性的动力而最终自我毁灭。依靠以无限的成功不断地证明自己，当成功最终转向失败的时候，这个体制将毁灭其存在。
卡西雷尔不是唯一一个在1933年春季预感到不祥的人。到1933年末，纳粹德国已经排出了大量的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正如绍尔· 弗里德兰德尔提醒我们的，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分子是通过企图将犹太人直接驱逐出文化领域开始他们对犹太人攻击的，在这个领域，犹太人无疑发挥了最有害的影响。
1933年3月13日，约瑟夫· 戈培尔被任命领导一个新部门——公共启蒙和宣传部，它由几个主要的部门或办公室组成：绘画和雕塑、文学、音乐、戏剧、电影、广播、新闻。假如德国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还想发挥他们的创造技能，就必须参加这一组织。但是，它不允许非雅利安人参加，从而有效地剥夺了他们的公共性和生活能力。仅仅三天后，布鲁诺· 瓦尔特就被迫取消了一场莱比锡布商大厦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因为他是“非雅利安人”。后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一些著名的音乐家身上，他们包括阿图尔· 施纳贝尔、奥托· 克伦佩勒、埃米尔· 费尔曼。
戈培尔特别渴望清洗普鲁士艺术学院里的犹太人和现代主义的元素。1933年2月，文学部主任亨利希· 曼和艺术部成员凯绥· 珂勒惠支联名签署和发布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联合力量参加即将到来的三月选举，以阻止德国“坠入野蛮”。为了回应这一挑战，纳粹的文化专员伯恩哈特· 鲁斯特告诉学院的负责人马克斯· 冯· 席林，他将关闭学院，除非它的反抗者闭嘴。珂勒惠支和曼立即辞职。戈特弗里德· 本恩被选为文学部主任，他起草了一份总体的决议，呼吁院士停止所有进一步的政治活动，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国家再生的任务。尽管大多数院士在本恩的决议上签了字，但是几位著名的人物（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托马斯· 曼、里卡达· 胡赫）选择了辞职，而不是在这份反知识分子的文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当这份令人羞辱的决议签署的时候，托马斯· 曼作为流亡作家已经生活在瑞士，他的哥哥亨利希· 曼也辞去了院士，加入了他弟弟的流亡生涯。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在2月27日国会纵火案之后就逃亡瑞士，摆脱了一个一直尾随着他到柏林火车站的纳粹官员。
依然拒绝纳粹化的普鲁士学院的院士，结果被内阁法令免职。到1933年末，1932年学院文学部半数以上的成员遭到驱逐。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学院的其他部门。德国画家的前辈、学院荣誉院长马克斯· 利伯曼1933年5月7日辞职，两年后在纳粹德国悄无声息地去世。他的遗孀在1943年3月自杀，而非面对向东方的放逐。所有领域的一流天才不断地遭到放逐，从而终止了作为魏玛文化标志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共同作出贡献的状态。阿诺德· 勋伯格在1933年10月来到美国，阿诺德· 茨威格被纳粹取消了国籍，他前往巴勒斯坦，同时他的哥哥斯特凡逃亡了巴西，斯特凡和妻子在那里一道自杀。特奥多尔· 莱辛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纳粹杀手在那里跟踪到了他，并把他杀害。库尔特· 图霍尔斯基1935年在一家瑞典的饭店吞食了毒药。恩斯特· 托勒在一家纽约的饭店上吊自尽。自杀夺去了其他著名的犹太人的生命：恩斯特· 魏斯、瓦尔特· 哈森克维尔、瓦尔特· 本雅明、卡尔· 爱因斯坦、阿尔弗雷德· 沃尔芬施泰因，等等。埃里希· 穆萨姆和卡尔· 奥西茨基在纳粹集中营受到了可怕的折磨，最后被杀害。然而，许多其他人带着魏玛的精神来到国外，在那里继续着流亡的生活。
1933年5月10日，戈培尔鼓动了一个令人厌恶的、永远是德国文化记载中一个污点的事件——焚烧政治上不正确的图书。诗人海因里希· 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书到烧人仅有一步之遥。这一特别的“清洗行动”由德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它的目标是从图书馆和书店清除非德国人的或者外国人的尤其是犹太人的作品。5月10日，德国所有的大学举行集会，学生、教授、纳粹党的官员在集会期间争先恐后地表示对纳粹政治正确性的敬意。戈培尔调动了整个通讯机构垄断地记录了这一对后代来说可耻的事件。柏林焚书是宣传主管亲自发动的，他大声疾呼，将这一事件合理化：
同学们、德国的男人和女人！极端的犹太人的知识状态现在已经结束，德国革命的成功再次给予德国精神以正道……你们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在深夜把过去邪恶的精神付诸火焰。这是一件有力的、伟大的、象征性的行动，这一行动在整个世界面前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十一月共和国”已经消失。从灰烬中将升起带有新的精神的凤凰……过去正在我们心中的烈焰中倒下……我们的誓言将被这些烈焰点燃，我们一再欢呼帝国、民族、我们的元首。
实际发生的焚书伴随着党卫队和冲锋队的小分队演奏进行曲和民族歌曲，把这一事件推向高潮。九名学生代表被分发了属于九个类别的图书，他们将这些名声败坏的图书丢进火里，同时发出诅咒的言语：
第一个学生：
为了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我把马克思和考茨基的书扔进火里。
第二个学生：
反对颓废和道德的腐败。为了家庭和国家的纪律和道德！我把亨利希· 曼、恩斯特· 格勒泽尔、埃里希· 卡斯特纳的书扔进火里。
第三个学生：
反对政治的不负责和政治的背叛。为了民族和国家！我把和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 威廉· 福尔斯特的书扔进火里。
第四个学生：
反对夸大建立在对心理毁灭性分析基础上的无意识冲动。为了人类灵魂的高贵！我把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书扔进火里。
第五个学生：
反对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我们的伟人。为了尊重我们的历史！我把埃米尔· 路德维希和维尔纳· 黑格曼的书扔进火里。
第六个学生：
反对非德国的、犹太民主一类的新闻业。为了在民族的重建工作中负责任的合作！我把特奥多尔· 沃尔夫和格奥尔格· 伯恩哈特的书扔进火里。
第七个学生：
反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的文学背叛。为了以真实的精神教育人民！我把埃里希· 玛丽亚· 雷马克的书扔进火里。
第八个学生：
反对自以为是地贬低我们德国语言。为了培育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财富。我把阿尔弗雷德· 克尔的书扔进火里。
第九个学生：
反对鲁莽和专横。为了敬畏和尊重我们不朽的德国民族精神！火焰吞没图霍尔斯基和奥西茨基的书吧。
同时，戈培尔和罗森贝格组织了对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的攻击，其他纳粹领导人和机构也参与到减少所谓的犹太人对德国人生活和文化的有害影响。在大街的层次上，这些对犹太人的攻击通常是由冲锋队领导层煽动，并由其政治步兵冲锋队队员执行，他们是一些粗暴的、穿着褐衫的人，控制着大多数的德国的城市街道。根据迈克尔· 卡特的观点，交互影响的模式在个人的首创、半合法的野蛮行为、政府的立法之间波动，这是从1933年1月30日到1935年9月，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到《纽伦堡种族法》颁布这段时间的典型特征。大多数野蛮的行为受到冲锋队的激发，出现在德国城镇和乡村。正如卡特指出的，冲锋队由大约200万年轻的德国人组成，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大约占全部男性人口的10％。因为冲锋队培育了对犹太人残忍的仇恨，并且将这一仇恨灌输到它的成员当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1933年夏季，10％的成年人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强烈感染。假如我们把这些反犹太人的人数和纳粹党的其他成员相加——1933年党员数量超过100万——那么，暴力的犹太恐惧症患者的数量可能会更高。另外，因为德国民众传统上先天就有宗教形态的或大众歧视的反犹太人偏见，因此当冲锋队侵扰、羞辱，或者在身体上攻击犹太人时，德国人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表示愤慨也就无需过于惊讶了。当然，这并非必然意味着旁观者都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暴力仇恨。一些可能有，一些可能没有。除了反犹太人的偏见，他们的被动性可以归因于对在一个不宽容对立面的极权主义国家中遭到逮捕这一可以理解的恐惧。毫无疑问，这也可以归因于德国公共生活中匮乏公民不同意的传统，归因于许多德国人对任何穿制服的人的尊敬，甚至敬仰。因此，穿着制服的褐衫队员的行为得到德国大多数人广泛的宽恕。
纳粹政权需要国民在整体上陷入对犹太人，或者任何其他被官方认定是敌人的群体或个人的攻击，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冲锋队、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十分依赖大众的合作，以便监视公共舆论，征集情报，鼓励民众揭发那些对政府表现出真正威胁或者仅仅是潜在威胁的德国人。根据沃尔夫冈· 索夫斯基的观点：“通过情报的提供进行广泛的参与，是制造恐怖体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通过引诱或欺骗，逼迫或劝说，纳粹领导层需要从整体上给国民注入对犹太人疯狂的仇恨，同时希望得到对它的反犹太举措的广泛支持，假如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得到消极的接受或者冷漠的不关心。
对反对犹太人的鼓动，如同对反对纳粹政权的其他敌对者的鼓动一样，都遵循着一个可辨识的模式。卡尔· 迪特里希· 布拉赫尔把它恰当地描述为自上的幕后操纵和自下的运作和执行。典型的方式是：希特勒和他的亲信下达命令，然后命令传达到地方大区的组织进行实施。这就是为什么1933年3月纳粹政权发动了针对地方州政府的政治政变。针对犹太人，大致同样的方式得到了发展。组织“自发的”反犹太人行为的指导，下发到地方的纳粹组织，接着，这些组织派遣下属机构或者褐衫队员发动暴力抗议和骚乱。随后，总是国家的命令和法令得到颁布，给人的印象是国家仅仅是以合法的形式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事实上，大多数最初对犹太人的迫害是由一小撮纳粹狂热分子执行的，他们根据较高层的指示，但有时也是自发或者独立地向犹太人或者犹太企业发动暴力攻击。汉斯· 莫姆森正确地给这些街头暴力行动贴上了标签，说它们是纳粹的蓄意阴谋，这些阴谋只有不断地注入宣传的动力才能持续；但是，他又认为这些野蛮的行为是一种失败，因为它们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或者缺乏广泛的大众支持。后一种观点必须得到认真的修正。事实是，纳粹政权稳步地使民众习惯于公共暴力行为，因此设法使普通的德国人陷入积极的支持、无言的共谋，或者被动的默认当中。当然，这个政权偏爱大众对其政策的支持，毕竟它的领导人宣称相信建立在大众支持基础上的独裁概念，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一些愤世嫉俗的精英人物，从没有停止实现他们宽泛的目标，尤其是去除犹太人。无论如何，假如这些野蛮的行为失败，其原因不是缺乏广泛的大众支持，而是它们没有实现这个政权所希望的目标：从德国灭绝犹太人。但是，从较小的规模来看，它们还是成功的，因为它们推动了灭绝的进程，使德国人习惯了不断极端化的发展进程，并发动了数量可观的纳粹狂人将反犹太人的残暴正规化。
反犹太人的野蛮行为于1933年1月30日后便立刻展开，在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之后得到了加速。3月9日，冲锋队员阻断了柏林、马哥德堡、莱茵兰的犹太商店和商场的入口。在德国经济贫困的时代发动经济上的中断，对于解决德国的经济地位或者给世界展示良好的形象来说，几乎不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这对冲锋队的领导层或者尤里乌斯· 施特赖歇尔来说并非重要，后者企图给公众对犹太人的攻击打上自己疯狂的犹太恐惧症的烙印。对他们重要的事情是，犹太人是否受到了伤害。在最初对犹太商店攻击的时候，除了令人烦恼的经营中断和财产破坏之外，没有发生其他什么行为。冲锋队暴徒在犹太商店的门口设岗，他们得到命令警告潜在的客户不许购买德国人民种族敌人的商品。他们散发传单，冲锋队小分队行军或者驾车穿过德国主要的犹太区域，警告普通的德国人不要从犹太人那里购买东西。这些经济中断的新闻在国外导致了外国对德国商品的许多联合抵制，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波兰。在即将成为纳粹心理的典型形式中——特点是对因果关系歪曲的混淆——纳粹将这些外国联合抵制的组织者贴上了犹太人的和反德国人的标签，谴责他们制造麻烦，声称自己仅仅是采取了防范性的措施，在德国联合抵制犹太企业。换句话说，不是纳粹发起的对犹太人的骚扰，而是外国的仇恨煽动者迫使他们这样做的。他们出于自我防卫，报复了德国的犹太人。在戈培尔的宣言后面可以发现这类歪曲的推理：德国政府计划号召世界范围内的针对犹太人商品的联合抵制，时间定在4月1日，以此作为纯粹的防卫性措施抵抗由犹太人激发的仇恨战役，无疑它正在国外发生。
在整个德国，这一联合抵制由针对犹太人的恶毒宣传战作为先导。纳粹领导人愤怒地警告国外的犹太人，假如他们不停止针对德国的“凶恶宣传”，德国的犹太人将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一些城市，街头暴徒现在的权力更大了，继续承担着针对犹太企业、医生、律师、法官的“自发”行动。在柏林，医生们受到广泛的骚扰，他们与医院的合同被取消。纳粹不时地渴望攻击犹太专业人士，尤其在柏林，因为那里的犹太人在这些领域所占的比例特别高。始于3月11日，冲锋队队员在布雷斯劳攻击了犹太法官和律师。一位犹太律师路德维希· 弗德后来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出席完3月11日周六犹太会堂的活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突然——准确说是11点——走廊里回响起动物号叫的声音，它们很快地贴近办公室。法律办公室的门被突然冲开。十多个身着褐衫和褐帽的人拥了进来，大声尖叫：“犹太人滚出去。”一会儿，犹太人和基督徒一样，每个人都惊呆了。大多数犹太律师离开了办公室。我注意到七十岁的国家法律顾问、审判院执行委员会成员西格蒙德· 科恩惊呆地坐在那里，好像被钉子钉在椅子上站不起来了。两个褐衫队员跳到他面前。就在这时，几位年龄较小的基督徒律师……走了进来，站在科恩面前保护他，入侵者放过了他。我没有离开我的地方。一名冲锋队员跳到我面前，用手臂拉扯我。我把他推开，他从右边的袖子里取出一个金属盒子，用力一按，弹出一根旋转的线，头子上连着一个铅球。他用这个器械对我的头击了两下，血一下子流了出来，伤口肿了起来……人们可以发现法官、公诉人、律师是如何被这些褐衫团伙的小组驱赶到大街上。入侵者撞开法院各室的门，所到之处都大声尖叫：“犹太人滚出去。”一位头脑敏捷的助理法官正在主持一个案子，他对他们大声尖叫道：“从这里滚出去。”他们于是就立刻消失了。两个流氓对一位正坐在屋子里的犹太律师尖叫：“这里有犹太人吗？”他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我没有看见任何犹太人。”于是他们关上门奔其他地方去了。
路德维希· 弗德很快发现，尽管作为政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求助于警察是困难的，特别是当侵害涉及纳粹党成员进行的非法行动时。他转而求助地方法院的院长。他被告知更高的行政机构已经得到了通知。但是，如此迟缓的官僚举措似乎让弗德觉得完全不合适。他要求院长允许他用一下电话，和警察局长通话。院长没有拒绝，弗德接通了警察局。他被告知20名警察已经在赶往地方法院的路上。一会儿工夫，弗德看见20名警察以明显缓慢的速度穿过街道，这使他明白警察局长可能个人也要为屠杀承担责任。后来在下午，布雷斯劳的法官聚集在州法院，决定号召一次临时的审判罢工，假如能够持续的话，这可能会对纳粹的极端分子产生有力的打击。但是，州法院院长在纳粹的压力面前认输了，他颁布命令：从此只有17位犹太律师可以服务于布雷斯劳法院，其余的律师禁止进入法院。
布雷斯劳的案例绝不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在其他地方以几分相似的形式重复上演。这个案例说明了纳粹对法治完全地蔑视。纳粹分子搁置了整个保障公民权的《魏玛宪法》，授权冲锋队暴徒代表“辅助的警察”，采用奥威尔式的新词“保护性监视”逮捕他们的敌人，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哲学，它建立在“法律必须通过健康的民族激情进行解释”这一原则基础之上。这样，纳粹分子正在系统地打破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的墙壁。保守主义的法律官员对这种针对他们珍爱的传统和制度的攻击毫无准备，他们都是一些习惯于书呆子式的、小心谨慎的、尊重法律的思维。希特勒的司法部长弗朗茨· 古特纳后来悲哀地承认：假如他不必再走进司法部的大楼，他会感到“永久的快乐”。希特勒说他有一个无法超越的事先构想好的反对司法的观点，因为“他的天性就是无政府的，对政治秩序的必要性毫无感觉”。
3月26日，希特勒和戈培尔警告道：国外对德国的抗议是建立在反犹太人行为错误谣言基础上的，如果这一抗议不停止的话，德国政府将增加它的反犹太人措施。两天后，纳粹党发布了联合抵制犹太企业、商品、医生、律师的11点计划。尤里乌斯· 施特赖歇尔被委任为预防犹太人联合抵制和凶恶宣传的纳粹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非常有趣的是，没有人费心去询问经济部这样的联合抵制可能引发的经济反响。尽管希特勒怀疑这一联合抵制的效果，并意识到他的政治权力依然不稳定，但是他决定支持一天的联合抵制，因为他相信这是一个测验新政权这一决定的方法，同时为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革命狂热创造一个发泄通道。但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决定保持低调，显示出冷静、中立和清白无辜。迄今为止，希特勒自己还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总体计划；他所具有的是一个强迫症——清除德国的犹太人影响。
联合抵制开始于1933年4月1日星期六上午10点，在4月1日至2日的夜里结束，尽管纳粹党从未以官方的形式终止它。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联合抵制在德国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强度时断时续地持续着。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联合抵制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对犹太企业成功地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更不用说解决犹太人问题。当然，联合抵制首先是弄巧成拙，因为依靠攻击犹太企业，纳粹明显伤害了德国的企业。广泛的经济损害得以避免，因为联合抵制只被限制在一天，主要是为了实现宣传的目的而得到执行，这个目的就是给德国人民的思想上留下一个印记：他们可能面对着来自他们邻里犹太人的威胁。因为联合抵制在官方上是纳粹党和国家发起的，因此目的是希望德国人民对犹太人问题产生警觉。假如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看问题，毫无疑问纳粹成功地使犹太人问题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注意。德国人在周六购物，无论那天他们在哪里购物，他们都会看见犹太商店门口站着冲锋队队员，或者不可避免读到以下告示：
德国人，不要从犹太人那里购物。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犹太人手上的每一个马克都是从祖国偷窃的。
犹太人的商店被标上了“大卫之星”，被肮脏的涂鸦破相。赫尔曼· 蒂茨的百货商店关门了，但是纳粹用万字徽毁了展示柜的形象，并刷上了通知，警告以后的消费者不要在这里购物。在其他地方，犹太医生、律师、公证人、牙医的办公室也被作为目标，从而使德国人警觉到光顾它们是不爱国的。4月1日，一个人无论到哪里，他都会遇到喧嚣的冲锋队队员，他们反复唱歌、大叫大喊、散发传单、勒索犹太人。在巴登，大区领导层发布了一个公告，它和在德国其他地区党的公告和公共告示具有相似的典型特征。
德国民族同胞们！
避开有联合抵制标志的房子！
预防犹太人的凶恶和联合抵制的煽动！
不要购买犹太人的百货！
不要去犹太律师那里！
避开犹太医生！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参加大众示威！
鉴于这样官方的煽动，尽管党的指导路线要求遵守街道秩序，不“伤害犹太人头上的一根头发”，但是过激的行为发生在德国各地，尤其在有着大量东欧犹太人的居住区，诸如柏林、多特蒙德、杜伊斯堡、萨克森的著名犹太人居住区，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在萨克森的安娜堡，党卫队分遣队在犹太商店门口设岗，给离开这些商店的人脸上盖上橡皮图章，用贬损性的标记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丑。在其他地方，“门卫们”给离开犹太商店的顾客拍照，记下他们的名字，然后把“民族的叛徒”的名单张贴到布告栏里，或者发布到报纸上。这种官方的威吓必然对德国的犹太人具有毁灭性的严重后果。确实，德国犹太人的回忆显示了这一官方发起的仇恨是如何改变他们整个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德国的看法。他们几代人都称这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赫塔· 纳特霍夫一直和她的丈夫在柏林行医，她在日记中写道：联合抵制那天是她一生中灼人的事件；她想知道它如何在20世纪发生。她也好奇为何她被忽视：她办公室没有被做上标记。但是，那天晚些时候，一个年轻人出现了，他问这是否是一间“犹太人的公司”，她回答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间诊所。她问这个年轻人是否生病了，他放弃了站在她办公室门前的念头走了。不像她的一些熟人，他们相信几天之后，这些事情都会烟消云散，赫塔· 纳特霍夫知道，纳粹决心杀戮犹太人的灵魂，她对她的国家感到深深的羞愧。埃德温· 兰道尔是一位犹太老兵，是犹太前线士兵国家联盟的成员，他也有同样的感受，把联合抵制看作恶魔行为的开端，他说：“我以前属于这样一个民族，我对此感到羞耻……我没有祖国。”
最初是集体的震惊，然后是愤怒、羞耻和疏远，这是典型的犹太人对纳粹仇恨运动的反应。维克托· 克伦佩勒是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罗曼斯语教授，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感到自己生活在沙皇俄国或者亚美尼亚，被一个非理性的政权所质押，这个政权以纯粹的种族而非宗教来评判自己的民众。他承认：“对于德国，我实际上感到更多的是羞耻，而非恐惧。我一直真正地感到自己是德国人。”但是，许多犹太人依然不愿相信新的纳粹政府完全对他们的需求没有反应。莱奥· 贝克和其他著名的犹太领导人担心纳粹可能对德国犹太社区的所作所为，甚至公开赞同反犹太人的联合抵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拒绝纳粹的指控——德国的犹太人是不忠诚的——从而希望实现阻止对德国犹太人进一步的攻击。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无论他们如何满足他们的纳粹主人，纳粹都永不满足地制造大量的法律、法规和耻辱，将犹太人从这个国家边缘化、孤立化，把他们驱逐出去。
但是，联合抵制加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团结。罗伯特· 维尔施在4月4日《犹太评论》的社论中写道：
犹太人的标志在4月1日强加在德国所有犹太人身上……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犹太人，逃避或者躲藏不再可能。犹太人的回答是清晰的——这是犹太人先知约拿说的一个短句：是的，犹太人！说“是”犹太人，是当下事件的道德意义……我们说“是”，并且骄傲地戴起黄色臂章。
罗伯特· 维尔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犹太人要为在德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假装成为了他们实际上不是东西——德国人。纳粹向他们提出了鲜明的挑战，这使得他们没有选择，除非像犹太人那样所想所为。但是，令人好奇的是，甚至维尔施在1933年春季依然相信犹太人能够维护德国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后来证明，在反犹太立法不断发布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维尔施和许多犹太人被迫放弃的幻觉。
4月7日，联合抵制后仅一个星期，《专业公务员恢复法》提出了“雅利安条款”，规定非雅利安背景的公务员必须强制性“退休”。排除在这一条款之外的是以下这些非雅利安人，他们在1914年8月1日前获得了政府的雇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作战过，或者他们的父亲或儿子在那场战争中被杀害。后来的让步是，犹太人前线士兵国家联盟给年迈的兴登堡总统提出了一个特别请求，使犹太老兵豁免即将推出的此法律条款之后，希特勒勉强许可了。当然，纳粹拒绝接受犹太参战老兵所提出的，有1.2万犹太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这一要求。纳粹受到成见的迷惑，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懦夫和逃避责任的人，他们确信对犹太牺牲者的这种要求是纯粹的虚构。宣传部接着散布谎言，大意是：“所谓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1.2万犹太人是“自然原因”的结果，4月7日的法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应该如何确定的明确规定。4月11日的补充法令对此作了说明，即在家族的任何一方有犹太祖父母，都被确定为犹太人。接着，就一个人的背景中犹太性的相对程度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一些更为“和蔼的”种族狂人要在这些半犹太人当中“保护”“有价值的”德国血统，他们相信，假如没有进一步的种族污染玷污他们的血液，这一血统是可能得到抢救的。1933年4月8日的《种族观察者报》发表社论：“我们的目标是对犹太种族和德国种族进行生理上的分离。”
相似的法律很快就跟了上来，旨在将犹太人从超出4月7日法律已经认定的其他公务员位置上排除出去。犹太人不能再担任评估员、陪审员、商业仲裁人（4月7日），不能再担任专利律师（4月22日）；不能从事与国家保险机构相关的职业，例如评审仲裁（4月22日）、牙医或牙科技师（6月2日）。抵制德国学校人数过多的法律（4月5日）严格要求在德国公立学校里限制招收犹太学生，比例为1.5％。5月6日，《专业公务员恢复法》得到了修订，堵住了一些漏洞，以便把大学荣誉教授、大学讲师、公证人排除在公务员职业之外。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四天后出现了臭名昭彰的焚书运动。同一天，帝国教育部长伯恩哈特· 鲁斯特宣布所有德国大学的犹太教授将被解雇。学生被敦促联合抵制依然在德国大学教学的犹太教授的授课。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斯· 普朗克对希特勒表示抗议，认为辞退有价值的犹太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吸收了德国文化最优秀成分的科学家是荒诞的。普朗克得到的回复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犹太人；所有犹太人像芒刺一样聚集在一起……我必须同等地对付他们。”希特勒确实同等地着手这一行动，亲自插手指挥辞退犹太教授、律师以及其他公务员。
1933年夏季和秋季，附加的法令像雨点一样砸在犹太人的头上。7月14日，一大批法律获得了通过，它们有效地结束了德国民主的所有残余。一项法律除了纳粹党禁止了所有的政党，同时禁止新政党的成立。留下来的是以协调一致的国会形式出现的议会壳子，这个国会服从阿道夫· 希特勒的命令，并通过所有法律，无论它们是多么不理性或非正义。因此，在7月14日批准的一系列法律中，政府能够剥夺认定和国家敌对的、属于任何组织（犹太人的、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的，等等）的财产。这个法律名叫《关于没收属于民族和国家敌人的财富法》，它后来成为了剥夺犹太人财产，以及强迫他们移民或者放逐到东方的基础。另一个法律授权政府可以剥夺任何人的公民权，无需以任何法律依据证明其行为的正当。这一法律主要是针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来到德国的东方犹太人，但它也针对激起纳粹官员愤怒的犹太的和非犹太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其他法律控制了乡村的定居者和农庄的建设；控制了公民投票，以便弄清楚有关准备推出的举措的舆论；依靠使教会服从政府委派的“帝国主教”的控制，使福音教派的结构政府集权化。最终，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政府通过了名叫《防止后代患有遗传疾病法》的法律，它使绝育合法化，并且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学的举措，它们涉及绝育、集中营管理，最终是对犹太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吉卜赛人进行大规模毒气杀戮。
1933年9月下旬和10月上旬，三个附加的举措对犹太人发起了打击：第一是禁止政府雇用非雅利安人以及和他们结婚的人（9月28日）；第二个法律是将犹太人从诸如艺术、文学、戏剧、电影等文化和娱乐行为中驱逐出去（9月29日）；第三个是《国家新闻法》，它把所有的报纸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采用“雅利安条款”有效地将犹太人排除在德国的新闻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