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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政治</h2>
在和不同的纳粹内部人士一系列散漫的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中，阿道夫· 希特勒直率地宣布了许多他很快就要在第三帝国实施的种族幻想和强迫症。这些长篇大论后来都被但泽议会的议长赫尔曼· 劳施宁重新构建起来。在这些谈话发生的时间段（1932—1934），希特勒的种族思想在劳施宁这位保守的地主和民族主义政治家那里产生了共鸣。但是，不像他这个阶级的其他成员，劳施宁很快就对纳粹主义不再抱幻想，在1935年逃离了这个国家，并发表了两个富有洞察力的研究——《虚无主义的革命》（1938）和《与希特勒的对话》（1939），它们以高度的准确性把握了纳粹主义毁灭性的本质。劳施宁与希特勒的对话不仅忠实地反映了元首的种族强迫症，而且捕捉到了这个人魔鬼般的本性，包括他的音调、面部姿态，以及其他让人不安的举止。以一种奇怪和反讽的方式，劳施宁和希特勒的对话使得他的《虚无主义的革命》一书的主要观点失效，这个观点就是，纳粹的实质就是压迫和统治的无情需要。与希特勒的谈话清楚地否定了这一假定，因为它们显示了希特勒和他的集团被形而上的种族信仰所驱动，它使人受骗，让人毁灭，它根本不是虚无主义。
一条持续不断的线索贯穿这些稀奇古怪的谈话，这就是希特勒的信仰：犹太人代表了这个世界邪恶的原则。他提醒劳施宁，犹太人邪恶的存在只有在种族的范围里才能得到理解。事实上，他坚持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政治问题要求“生物政治学”的知识。他希望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得到广泛的接受，但是他也坦言只有不多的人，包括他自己和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是完全认识到种族议题的全球意义。他相信施特赖歇尔通过《突击手》，在提升大众对种族议题的意识上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但这只是即将到来的、由德国和犹太人引导的种族世界霸权之战的第一步。就希特勒所能关心的，未来真正的政治问题是种族的：“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欺骗性的。在英国、法国、美国的后面，潜伏着以色列。甚至当我们成功地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的时候，他们依然是我们世界的敌人。”
当劳施宁问及是否这意味着犹太人应该被完全消灭，希特勒阴险地回答道：“不，否则我们以后不得不创造他。我们需要看得见的敌人，不是看不见的存在。”他解释道：他非常欣赏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和宣传的技巧，这个教会从不满足于抽象的恶魔，而是周期性地集中于可见的恶魔。如他所言：“犹太人一直潜伏在我们中间，但是以有形的方式比把他们作为看不见的恶魔更容易和他们战斗。”希特勒坦言，他要竭力证明犹太人的恶魔性质，并向劳施宁显示他是绝对确信《锡安长老会协议》的真实性。他坚持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两个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这没有说明一切吗？”劳施宁插嘴说，确实，这有关选民的讨论只是象征性的。希特勒回答道：“不，这是人们不可逃避的基本现实。这是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属于上帝的人和属于魔鬼的人。犹太人是人类的对立面，是反人类的。犹太人是一个不同的上帝的创造物。他必定长成于人类不同的根。假如我把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放在一起，称前者为人，那么我就不得不用其他名称来称谓后者。他们如此遥远，就像动物与人类的距离一样。我不想叫犹太人是动物。他是自然的异类，要从自然中去除。”
在对犹太人本质充满活力的爆发之后，劳施宁观察到希特勒还要说点什么，但是，考虑到“过度扭曲的脸部的紧张，他失去了语言的表达能力”。根据劳施宁的看法，他的脸部“痉挛地扭曲了”。他激动地把自己的指关节弄得直响，结结巴巴地说，犹太人问题是不可能弄得足够清楚的。在另一场“讨论”中——像希特勒所有的对话都只是自言自语——元首非常清楚地说：他要通过恰当的国家政策根除犹太人这个有害之物。他将实施生物学的政策，并用新的雅利安人制造出一个长得像上帝一样的新人类。确实，假如有真正的纳粹革命的话，它并不存在于惯常的社会经济变化中，而是存在于运用于德国生活和文化的伪科学的种族原则当中。希特勒的政治计划存在于通过极权主义的方法对种族生物学原则的制度化。当然，所有20世纪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存在于他们的这个诉求当中，即他们要制造出人类新的革命类型——新的苏维埃人、新的古巴人，但是新的纳粹人是生物学的产品，而非社会经济变化的产品。他是遗传学手段的产品，不是环境制造的；他的天性是生物学培育的。所有极权主义的体制都把人的标准化作为目标，纳粹体制的目标是种族的标准化。注正如希特勒告诉劳施宁的那样，纳粹种族国家的目标是制造长得像上帝那样的新人类。这就是为何国家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创造新人类的意志”。
在德国内部，这样疯狂的思想不仅被希特勒，也被越来越多的种族狂热分子非常认真地持有，后者想要通过从基因库中消灭所有有害的元素来净化德国的种族。这些元素作为心理疾病通过病毒携带者被注入德国种族当中。病毒携带者包括有遗传疾病的人、同性恋者、异族的劣等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以及犹太人。这些种族的狂热分子潜入了政党要位、各种国家重要机构，以及学术和医学圈子，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可以测定人的价值的新标准。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它是一种伪科学的迷信，本质上非理性的标准，它把人类种族划分成一个新的自然尺度，在其顶点是雅利安种族，在其底部是犹太种族，后者是破坏所有健康种族的致命细菌。根据这种新的种族达尔文主义的标准，因为纳粹把种族理论嫁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观点上，这样纳粹废除了作为人类自由和尊严闪亮灯塔的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正如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3年4月1日向民众进行广播演讲时所言：“1789年从此从历史上彻底消除。”这一天，这个政权宣布联合抵制犹太商品。
在废除1789年原则的时候，纳粹分子实际上相信他们可以开始医治社会和文化的分歧。这些“破坏性的”原则据说要对德国社会的衰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负责。他们将民主、整个民主的生活方式与富人（财阀）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与对自私的物质主义和堕落的生活方式的迷恋联系起来。在他们眼里，民主是犹太财阀的创造物，它的真正目标是剥削、弱化和毁灭德国民众。除了在一党体制中给工人阶级提供欺骗性的经济平等的承诺来迎合他们之外，纳粹分子同样厌恶共产主义，因为它也是1789年“错误的”原则中生长出来的。包括希特勒在内，一些更加居心叵测的人视民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条线上的东西。犹太人为了自己的计划操纵着这两个体制，他们的破坏性影响就是所有民族和种族文化的毁灭，并被国际犹太人所取代。
但是，不仅仅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追随者拒绝20世纪两个竞争的政治运动。保守主义的政治和知识共同体都分享了纳粹同样的反民主的信念，它以同样尖锐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腔调表达了出来。唯一的区别是保守主义者都是传统的精英分子，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使他们怀疑纳粹党内部左翼所宣扬的平等化信条。但是，在大部分议题上，纳粹分子和保守主义者发现了更多的共同基础。他们都联合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呼吁血统和土地、强大的集权主义领导的需要、母亲和家庭、德国的伟大性、纪律的美德、勤奋工作、为国捐躯。事实上，纳粹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先行的保守主义的反革命，它已经拒绝了民主，把它作为无效的统治形态和低劣的生活方式。
在兴登堡一代及其年轻的军营随从眼里——如海因里希· 布吕宁、库尔特· 冯· 施莱歇将军、弗朗茨· 冯· 巴本、埃德加· 冯· 荣格——西方民主代表着完全无效的统治工具，因为它鼓励导致瘫痪的政治分裂，阻止了国家利益目标的实施。这些人相信国家的卫士不应该使自己服从自私的利益集团和党派变化无常、相互冲突的诉求和反诉求。他们应该是偏爱君主体制的、集权主义国家授权的超越党派之上的国家公务员，他们的决策是建立在专门知识基础上，而非党派的关系或经济的自我利益。保守主义的精英信任集权主义的公务员国家，他们在其中作出自己决定的这个国家，是由具有奉献精神、受过良好教育、无党派的公务员维系的，这些公务员将国家利益置于任何党派的利益之上。根据他们的观点，议会的角色应该被限制在立法规则的诠释上，同时执行的功能应该控制在集权主义的政府及其管理分支手中，即公务员和军队手中。
保守主义者不仅动摇了魏玛的民主体制，也在德国选民的背后阴谋去委任希特勒为总理，希望把纳粹主义的大众动力用作巩固自己反民主的反革命行为的工具。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希特勒拒绝成为顺从的卒子；相反，他很快采取了几个大胆的行为挫败了其对手的政治策略。尽管保守主义精英自己的革命已经偏离了方向，但是他们很快被希特勒抛给他们的政治或军事地位所腐蚀。只要希特勒将他激进的褐衫队悬置起来（在对罗姆的清洗之后他确实这样做了），并且重新将国家武装起来，恢复经济的繁荣，粉碎共产主义这一对立面，创造出德国伟大的形象——即使是一个电影里的幻象——只要希特勒能够做这些事，保守主义者就能够糊弄自己相信纳粹革命也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只有当希特勒的战争失败时，只有当希特勒暴政的全部冲击力开始直接撞击保守主义精英的生活和工作时，他们才开始叛变，但那时已经太晚了。除了少数早期的背叛者和没有效果的抗议，保守主义的精英保持了对纳粹的忠诚，尤其是保持了对集权主义价值体系的忠诚。这个体系制造了一种产生于对更高权威的服从、技术理性和尚武美德的迷恋癖好。
无疑，传统的精英有时被纳粹所使用的伪民主口号所困扰。那时，纳粹会宣称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在其中，以往的分歧已经消解，领导权被富有大众魅力的、代表民族主权意志的元首牢牢掌控。这些花言巧语可能被轻易地漠视，尤其是从纳粹自己毫无羞耻地、坦率地鼓吹他们精英主义的信念开始。当然，他们的精英主义采取了稍微不同的形式，因为至少从外观上看，它宣称是建立在种族而非阶级基础上的。种族优越性的信条恭维了许多德国人，并且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尤其对那些迷恋民族主义信仰的人来说，正如许多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的德国人几代都是如此。种族的信条也成为了社会整合的工具，作为一个政治策略，依靠它，真正的社会问题在被用来支撑集体自大的空洞口号的掩盖下可能变得含糊起来。国家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现实的方法体系，因为它创造了共享的敌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吉卜赛人、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依靠采用综合的策略（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战时国家主义、人为的十字军东征、战争）掩盖社会问题。但是，毫不含糊的东西是残酷的现实，它由一个反社会的领导层和一个恐怖的警察系统构成，它们威胁着每个反对这些官方欺骗和妄想的人。
在追踪导致大屠杀轨迹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纳粹体系中最明显的妄想也是其最具革命性的成分——种族。纳粹领导层以各种方式追求种族政治，远远超出修辞的策略或者整合社会的策略。种族主义是一个形而上的信仰体系，它拒绝所有人本质上的平等，相反，它相信种族集团之间的不平等是生活的本质。种族主义者除了他们相信雅利安人在种族上，因而也在文化上优越于犹太人、黑人或者亚洲人之外，没有为这种信仰提供任何科学的证据。强烈的、自说自话的种族优越论的信念，普遍地替代了理性的科学证据。由于没有能依靠理性的观点说服人，纳粹的种族狂人退却到这样一个可能作出正确结论的前提当中：雅利安人是优越的，因为他们拥有优越的力量。总之，纳粹的种族主义分子用种族优越论的信念和力量的规则来衡量优越性，他们相信自己是优越的，并企图用优越的力量恐吓他们的对手臣服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假定这样残暴的态度显示了他们真正代表的邪恶无疑是错误的。相反，种族主义的信仰被教诲为一种高贵的理想，它要求理想主义的、富有奉献精神的、诚实的人们的支持。纳粹政权企图灌输，尤其向年轻人灌输同质的种族共同体的理想，这个共同体清除了所有异己的因素，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新的超人种族，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这个国家的军事才可能得到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才可能雪耻，千年帝国才能出现。在教诲这些不定型的、宏大的、一直以理想主义的最高调定音的思想中，纳粹政权发现了许多充满激情的信仰者。它可以如此作为，因为许多德国人生活在十多年的危机中，能够看到经济艰难和痛苦的岁月，视纳粹主义为再生和希望的运动。它可以如此作为，因为它的花言巧语对于年轻人、对于他们自我牺牲的感觉、对于发现生活意义的渴望特别具有魅力。那时，几乎没有德国人发现，体现这些渴望的希特勒实际上正在把德国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导入残暴和好战的终点，他利用了变态的军国主义，将狭隘的民族主义嫁接到生物种族的维度来将其复活，将残暴和非理性浪漫化，将集权主义带到它最高的归宿——盲目地服从。
在崇高的理想和富有诱惑力的花言巧语的掩盖下，纳粹掩盖了这些变态。希特勒是士兵政治家和艺术家的结合体，他对审美对象十分敏锐，知道说服需要信念的改变，知道这样的信念改变在其更深的心理水平上是激情的而非理性的。因此，需要对民众进行持续的，确切地说是不断的呼吁；因此也是持续的努力，去剥夺德国人的个性，引诱他们相信官方宣扬的神话。
在这一大众诱惑政治当中，最危险的妄想——危险是因为同样毁灭了德国人和犹太人——是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神话。对这一神话的信仰不仅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而且也为针对精神上或生理上残疾的民众、吉卜赛人、黑色“莱茵兰杂种”、同性恋者，后来还有斯拉夫人、其他“亚洲低等民族”——除了日本人，他们成了“荣誉的雅利安人”——的攻击添加了燃料。正如前面所示，种族的信仰是“令人尊敬的”，尤其在19世纪后期以来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但是直到1933年纳粹掌权之后，这些种族的思想才得到官方的支持，并且被一个现代科技治理的国家公开制度化。这个国家正很快地转变为具有与极权主义国家相关的所有典型特性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些典型特性包括：一位富有个人魅力的独裁者、单一的大众政党、恐怖的警察组织、对大众传媒的垄断、对武装部队的垄断、计划经济体制。
大量的著作都论述了纳粹国家，历史学家对它是否是一个双重国家、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竞争的诸多私人帝国的多元治理的统治，或者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类似过去东方苏丹宫廷或者伊斯兰教的君主领地，提供了充满争议的观点。注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在想，希特勒是否实际控制了第三帝国的机构，他们宣称希特勒是一个虚弱和无用的领袖，在他的政府中相对缺位，没有能力处理日常科层管理的任务，只是挑起无休止的竞争和敌对，因此引发了大量资源的耗费和足以导致战争失败的混乱。这些降低希特勒在第三帝国作用的尝试永远注定是失败的。纳粹德国是一个个人独裁的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它享有广泛的群众支持和忠诚，以至于希特勒的权力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的挑战，甚至在1944年7月一小群无用的军官刺杀希特勒，激发民众反对他的行动惨遭失败之时也是如此。正如诺曼· 里希正确评述的那样：“希特勒是第三帝国的主子。”当然，这一点无疑是真实的：希特勒把权力分派给一群次一级的元首，他也鼓动其主要卫道者之间的竞争，甚至导致了效率低下和混乱，但是他的权力一直被绝大多数为他服务的人认为是不容侵犯的。德国的军人、公务员、所有服务于任何一个纳粹组织的人都亲口向他宣誓效忠，这意味着他们无条件地执行他发布的命令，后来也证明包括许多罪恶的命令。元首权力高于国家权力被那些服务于纳粹体系的人所接受，认为是国家治理策略的规定原则，结果是为了支持不受法律规范和道德约束的个人权力，建立在判例和法治基础上的法治国的实际解体。
这意味着种族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希特勒本人所强加的。鉴于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他采取了人们恰当描述的将冷血的算计和无视一切的狂怒加以综合，在制定反犹太人的政策中立刻发挥了坚定的作用。希特勒也激发和鼓励了无数国家和纳粹党的下属组织实施种族政策。
当然，在1933年，希特勒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总体计划准备下发，统一指令党或者国家的所有机构。纳粹对权力的掌握，不仅涉及对诸如反对党、军队、保守主义的官僚统治、工会、教会等传统机构的斗争，而且也涉及纳粹运动自身的各个派系和个人之间激烈的内部争斗。这些内部争斗范围广泛，包括罗姆和他为褐衫冲锋队这支革命军队制定的计划；热衷于改变经济，使它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相一致的左翼纳粹分子；鼓吹乌托邦乡村世外桃源妙药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试图在新的纳粹国家当中建立自己帝国的精神变态者或者马基雅维里式的机会主义者（戈培尔、希姆莱、海德里希、戈林、罗森贝格、赫斯）。尽管试图建立纳粹国家的革命技巧早在1933年3月31日就已经出现，当时新的政府通过了《各州与国家协调一致临时法》，但是平息这些斗争耗费了数年的时间。这部法律引入了“协调一致”的术语进入政治词汇，它指的是纳粹协调或者同步所有的德国机构，使它们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点和目标一致起来。根据被称为“同步器”（它让电流只向一个方向流动）的电子器件来命名，“协调一致”被用来使所有的德国机构纳粹化，以便制造出极权主义国家的理想，在这个国家当中，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想法。“协调一致”在两条相关的道路上前行：所有政府的机构被同步化，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事业对民众的总体发动。前者涉及根除所有的政治党派，后者为控制大众创造大众组织。
纳粹化是否实际上成功地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其极权主义的目标，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无休止的、没有必要的争论。没有一个政权——无论多么革命——能够在十二年内扯下一千多年基督教文明的记录。除了这一明显的完成纳粹化的历史障碍，另外两个内在的限制阻止了纳粹成功地实现他们种族的和帝国主义的幻想，一个是纳粹的领导人是反社会的，一个是他们的信仰是意识形态的妄想和凶残的伪科学的结合。由于所有以上的原因，纳粹从来没有完全达到他们绝对控制的极权主义目标。鉴于非理性思想和精神变态个性的相互作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极端政策实际上是如何将现实弄了个底朝天。这一点在种族政策的领域尤为真实，在那里，信仰的共识假如并非一直是协调一致的行动的政策，它也很快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物那里，在纳粹党、学术界、大企业、军队、大部分国民的支持者那里得到了发展。除了来自顶层的松散指示，以及来自各种勾心斗角的机构（司法部、内务部，以及党的分支机构，如冲锋队、党卫队、宣传部，此外还有军队或者戈林的四年计划部）明显的混乱和竞争，存在着一种共同信仰的精神；在种族的议题上，这一精神通常超越个人或者机构的对抗。正如劳尔· 希尔贝格正确地认为：“在最终的分析中，犹太人的毁灭与其说是法律和命令的产物，不如说是精神的、共识的、一致和同步的重大事件。”
正如贝诺· 穆勒—希尔所言，纳粹的种族信仰在几个基本的议题中可以得到归纳：“人类的多样性有着生物学的基础；一些东西使得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吉卜赛人成为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成为反社会的人，精神失常的人成为精神失常的人，这些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血统当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他们的血液当中。”穆勒—希尔对“杀戮科学”研究的著作，以及几本最近对德国医生卷入纳粹事业的研究著作，都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医学界热情支持提高德国人民种族质量的纳粹种族主义的愿景。正如前面所示，这一种族的信仰从19世纪开始就得到了拥护。那时，各种种族的思想家发出了尖锐的警告：德国，确实还有整个欧洲，正在被太多次等的人种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所退化，这些人种正在以远超优等种族的速度繁衍自己的同类。尽管早期的种族卫生学家在纳粹理解的意义上算不上种族主义者，他们也不支持通常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他们政治上明确地倾向于民族主义的右翼。在他们的团体中可以发现一些著名的人物，比如德国主要的种族著作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希· 莱曼，德国种族科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 普罗茨，著名的生物学家弗里茨· 兰茨、欧根· 费舍尔、赫尔曼· 马克曼、奥特马尔· 冯· 费许尔。他们最著名的知识或者科学的中心是威廉大帝人类学、人类基因和遗传学学院，院长是欧根· 费舍尔，他宣称自己热情地信奉将德国人在种族上完美化。
纳粹分子将自己嫁接到现存的种族卫生学的信条上，通过政治手段推进这一学术的目标。用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 赫斯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就是“运用性的种族科学”。这解释了为何纳粹分子指望学术界，尤其是医学界支持他们将其意识形态的信仰转化为科学的事实。因此，当纳粹分子控制了权力的工具，他们就立刻将医学和药学的专家协调起来，根据领导层的原则将他们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他们挑选了格哈德· 瓦格纳作为帝国医生联盟的领导人，他是绝育、安乐死，以及禁止杂混的种族法的坚定主张者。瓦格纳发动医学界重新确定德国医学的目标，将医生和病人之间典型的一对一的关系变为建立在种族卫生学基础之上的以社会定位的计划。医学期刊也进行了协调，希望反映新的意识形态的定位。《目标和道路》成为了所有医学期刊意识形态的标准，以及纳粹种族政策的喉舌。
1933年，瓦尔特· 格罗斯博士建立了新的种族办公室，其名称叫人口政治和种族卫生学公共启蒙办公室，1934年5月1日，又被重新命名为种族政治办公室。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这个办公室都由格罗斯负责，成为最重要的种族机构之一，因为它系统制定了种族计划和法律——著名的是《纽伦堡种族法》，并签发在纳粹党就职必须具有的祖先证明书。另外，格罗斯的办公室引导了各种宣传战役，以便提高公众对严格的种族控制的需要。种族政治办公室也出版了通俗的杂志《新人民》，以及内部的信息期刊《信息服务》，这部期刊的目的是使医学从业者保持与种族卫生学领域中最新的医学发展同步。对于第三帝国来说，这个种族办公室的重要性可以被其十足有力的宣传行动所估量。根据罗伯特· 普罗克特的观点，这个办公室仅存在了四年之后，就发起了6.4万场公共聚会，数千场大约有4000名党员参加的“八日大会”。它也试图用3600名员工和一份每期发行30万份、有着巨大发行量的期刊来打造公共舆论。
1933年6月28日，内务部部长威廉· 弗里克建立了人口和种族政策专家委员会，它由第三帝国最重要的种族主义者组成，其中包括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 希姆莱、农业部长瓦尔特· 达里、帝国医学界领导人瓦格纳。委员会也包括最著名的学者，比如弗里茨· 兰茨、阿尔弗雷德· 普罗茨，还有重要的内阁官员，比如帝国统计办公室主任弗里德里希· 伯格多费尔、内务部公共健康部门的负责人阿图尔· 居特。尽管这个委员会没有成为种族政策实施的主要机构，但是它是起草种族立法的重要催化剂，最著名的是1933年7月14日生效的绝育法的制定。这个新的种族法被命名为《遗传疾病后代终止法》，它规定根据基因健康法庭的意见，假如个人患有某种特定的遗传疾病，他可以被实施绝育。但是，基因疾病的范畴非常广泛，在科学上也是含糊其辞的，以致许多人都可能被绝育，除非完全健康。九类“疾病”是有清单的：先天低能、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遗传性癫痫症、亨廷顿舞蹈病、遗传性失明、耳聋、严重身体畸形，最后附加的是慢性酒精中毒。
开始于绝育法的出台，德国医学界是第一个迈出了致命一步的团体。伴随着一系列更为极端行为的增加，这一步导致了“对没有资格生存的人”的灭绝行为。第一批牺牲品是“先天低能的人”，或者所有被基因健康法庭认定是患有精神和身体残疾的人，他们可能污染了德国民族的种族健康。这些基因健康法庭像大多数正在出现的纳粹机构一样，都是不受公共监督的，而且多半是由热情而傲慢的官员组成，他们视自己为新的、旨在完善雅利安种族的种族科学的守门人。据估计，将近四十万人在1933年至1939年秋季之间接受了“希特勒的切割”，男人做了输精管结扎，女人做了输卵管结扎。但是，纳粹狂人没有在这些初步的措施前停滞下来，而是把他们激进的种族议事日程推进到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他们通过了反对“种族污染”和种族玷污的种族立法，最终发动了对生物学意义上的劣等人的灭绝，他们包括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斯拉夫下等人、犹太人。
不像保护弱者、残疾人、少数民族的自由主义国家，纳粹的种族国家热衷于完全对立的理想，即清除这样的社会集团，因为这些集团被假定破坏了德国民族的种族纯洁性。尽管像戈培尔、施特赖歇尔、罗森贝格、达里这样的纳粹领导人得到了一批热衷的官僚、倡议的团体和研究机构的支持，他们辛苦地实施各种各样种族的奇想，但是在德国，比其他任何机构更要为设计出清晰的灭绝性种族政策负责的机构是党卫队，它是种族灭绝真正的工具。根据卡尔· 施洛伊尼斯的正确评估，这就是为何“清晰而明确的犹太政策的发展和党卫队的发展是基本上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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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队：极权主义控制和种族灭绝的工具</h2>
党卫队建立于1923年，最初是一支纳粹党精英的准军事组织，其最初功能是保护元首免予政治对手的攻击。最初它是一个小型的保镖团体，从属于更大的组织——冲锋队，后来党卫队发展成党的警察部队，一支恐怖主义的帝国警察部队，一支指挥自己部队的军队中的正规军队——武装党卫队（党卫军），它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联合体，它的触角深深地进入德国的大企业，后来又渗入被占领土，它是一个巨型的杀戮机器，监控着集中营这一拷打和灭绝的庞大系统。假如没有这个恐怖机器，纳粹就会缺乏强烈的种族狂热、精打细算的残酷、组织化的结构，这些都是对犹太人和其他受难者成功灭绝所必需的。像纳粹党自身一样，党卫队的梦魇植根于20世纪20年代的巴伐利亚，并且也正是这个体格肥胖的、矮小的、体格羸弱、近视的、秃顶的巴伐利亚人海因里希· 希姆莱把这个小型的部队建设成为第三帝国最恐怖的犯罪组织。
海因里希· 希姆莱是党卫队的首领，是希特勒的另一个自我和无情的猎犬，正如某些人所说，他是纳粹主义的人格化身。这个冷酷和工于心计的爱管闲事的人，有着谨小慎微的技能和一心一意的奉献精神，被埃伯特· 施佩尔恰当地描述为“一半是校长，一半是怪人”，他系统地聚合了纳粹恐怖的工具——党卫队、警察和集中营。他的目标与其说是为恐怖而释放恐怖，不如说是利用恐怖来建立纯粹的种族国家。海因里希· 希姆莱是真正的信仰者、一个危险的人物，像过去的宗教法庭大法官，热烈地相信自己的宗教，即使这种宗教是荒唐的。正如乔治· 奥威尔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狂人可能不敢杀害一个人，但为了一个抽象的理念杀戮数百万人。
由于希姆莱手上有着数百万人的性命，历史学家试图通过检验其人生的起点，合理地解释他人生的终点。他们假定这个犯下难以言表的可怕罪行的人必然是可怕环境的产物；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在其成长期中并没有发现任何戏剧性的事情，他们感到恼火，不情愿地认为希姆莱的青年时代处于“郁闷的正常状态”，对其他纳粹的杀戮者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他们告诉我们，希姆莱来自一个最普通的巴伐利亚中阶级家庭，因此用一些心理学的解释来说明这一难以解释的人物是徒劳的。
真相是，希姆莱不是一个正常时代的产物，也不是正常的、健康的或者有爱心的父母的产物。他的父亲格布哈德· 希姆莱是一个极端死板、迂腐、强迫性的遵守法律的校长，是在那时的德国学校体制中极为普遍的、最可怕的集权主义类型的代表。希姆莱教授的父亲是一个有着鲜明的集权主义习惯的普通警察，就是以同样的原则，教授养育他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谨小慎微、注意整洁、讲究秩序、听从指挥。尽管这位年轻人求助相当娇惯他的母亲，希望从他父亲严厉控制下解脱出来，但他还是将他父亲严格的、僵化的、种族优越的、傲慢的价值观内化为无条件的真理，同时与所有温柔的、敏感的、自发的或者松散的东西斗争，把它们视为无条件的坏事。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希姆莱有着特别困难的青春期，因为他没有符合他傲慢的父亲希望他达到的严格标准。严厉的父亲强化了这个年轻人成为英勇军官，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组合中破灭。在希姆莱完成军官训练学校学业时，战争结束了；并且年轻的希姆莱十分缺乏健壮的体格和决断力，这也足以导致他不能成为感召人的领袖。
他也让具有等级意识的父母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追求过学院教育课程，这一课程可以使他获取享有声望的职业。希姆莱在慕尼黑的技术大学学习农业，并且在战后危机重重的时代他依然如此。1922年，他被授予了农学毕业证书，但是工作前景却处于深渊之中。他作为技术助理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肥料研究。他孤独、漂泊不定，没有安全感，渴望获得生活的意义感和目的感。通过加入纳粹党，用另一种东西替代他严厉的父亲形象和严厉的价值体系，他找到了这个意义。希姆莱似乎没有任何内在的本质，因为他从来没有让自己去经历一次真正的、导致自我成长的自我发现的过程。他的文化教育他，一个人只有无条件地服从权威才是优秀的；即使一个人质疑传统的权威，质疑他的父亲或者罗马天主教养育的权威，他也必须在这个位置上用同样绝对的集权主义原则体系替代它们。这个充满焦虑的年轻人已经怀疑罗马天主教信仰，怀揣一点点用他的严厉养育所强加的不切实际的思想或习惯，通过把自己依附在一个新的权威阿道夫· 希特勒和替代性的宗教国家社会主义之上，解决了他的身份危机。
像那时许多的德国人，他们肯定是纳粹真正的信仰者，希姆莱没有采取质疑权威或者自发的生活实验的形式去选择自由；他逃避在新的民主体制的德国中自由所提供的可能性，使自己无条件地服从新的一种枷锁。他要的是逃避自由的自由，因为这样做会允诺解脱最可怕的梦魇，这个梦魇是一个保守主义和安全意识强的德国阶层都可能拥有的，这个梦魇是一个处于持续的日常事务之外的生活，这些事务由规则和规章、秩序和方向、身份证、入场券、明细记录的库存物品构成。琐碎的官僚监视着大屠杀，迂腐而小心翼翼地记录着犹太受害者的物品，确认所有的雨伞、帽子、鞋子、眼镜都被整齐地记录下来。他们都是小希姆莱，有着和希姆莱一样强迫性的文化特性。一个希姆莱阶层和希姆莱一代的德国人，在冲动的时刻自由地或自发地做一件事情也是十分困难的。甚至休假也要计划很长时间，强迫自己写信和写明信片，写日记，或者把自己紧紧依附在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摄影上。应该被记录的是：1945年5月德军崩溃之后，希姆莱掩盖身份，悄悄地失踪了。在没有任何人促动的情况下，他本能地将自己的身份文件交给了英国控制区。他选择的名字是秘密陆军警察前下士海因里希· 希青格尔，这个下士因为开小差被处决。像希姆莱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这次逃跑也是按照规则行事的，正如所证明的，是按照错误规则行事的，因为秘密陆军警察在盟军的黑名单上，所有穿其制服的人或者持有其军官身份证件的人也是如此。
1929年，阿道夫· 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党卫队首领，这个首领那时依然是笼罩在冲锋队和它神气活现的指挥官恩斯特· 罗姆阴影之下的小职位。但是，希姆莱预想他的黑衫战士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步兵或者街头的争吵者；他的梦想是把他们变为精英的种族干部，这些人是从德国人最有天赋、最强壮的部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是种族净化的德国卫士。大约在这个时候，希姆莱也受到农学家、前炮兵军官瓦尔特· 达里种族理论的影响，希姆莱是在阿尔塔曼斯中认识他的。阿尔塔曼斯是一个信仰回归土地运动的种族乌托邦分子组成的团体。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民族主义青年团体组织起了这场运动。阿尔塔曼斯号召建立新的东方定居点，征服“劣等的”斯拉夫人，培育新的、使德国的血液和土地重新获得活力的条顿农民阶级。一些著名的党卫队种族主义分子——希姆莱、达里、未来的奥斯威辛指挥官鲁道夫· 霍斯——都出自阿尔塔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