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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基础的分裂</h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一部名为《布拉格的学生》的电影，给已经为那一代剧场粉丝所熟悉的屏幕引介了一个令人困扰的主题：分裂人格的悲剧。电影故事来源于E.T.A.霍夫曼、浮士德传奇，以及埃德加· 爱伦· 坡的威廉· 威尔逊，讲述的是贫穷学生鲍德温与魔术师签订了一份协议，魔术师答应年轻人获得美好的婚姻和用之不竭的财富；作为回报，他要完全控制这个年轻人镜子中的形象。签订协议之后，鲍德温爱上了美丽的女伯爵，但是她的求婚者以决斗向鲍德温发起挑战。然而，女伯爵的父亲企图阻止这一决斗，因为这位学生是一位有名的、优秀的击剑手。允诺放求婚者一条生路之后，学生匆忙赶到约定地点——当然，受到魔术师的阻止没有准时到达那里——他惊恐地发现他自己的影子已经代他行动了，杀死了求婚者。学生感到耻辱，他邪恶的自我已经破坏了他善良的自我。分裂是决定性的、无法恢复的。在最初签订魔鬼协议的阁楼，学生朝着他的影子开枪，但射击的却是自己。于是，那个实际上是魔鬼化身的魔术师走进屋子，把协议撕成碎片，扔到学生的尸体上。
《布拉格的学生》所引介的分离人格的主题，在战后缠绕着德国的影坛，并且引发了一批分裂人格的电影，如《他者》和《两面人》。在这些电影中，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主题是潜藏于同一个人当中的两个对立倾向的投射。当然，对分裂状态的认识给自我的基础提出了质疑，因为它涉及这样一种发现：“他者”或较为黑暗的一面不仅替代了较好的一面，甚至替代了后者的地位，而且构成了整个人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电影《泥人》和《侏儒》中，增加了两个反映德国社会的主题：变态的时代以及在其中变态生物的制造。这些生物绝望而失败地试图引导正常的生活，战胜生活的孤独，被人爱，被人倾慕；但是，当他们遭遇到拒绝、嘲笑和仇恨的时候，他们会爆发出行凶的狂怒。在中世纪的传奇中，假人是犹太教士洛伊用泥土做成的动物，洛伊在其心脏放上具有魔力的标记，从而赋予其生命。在1915年的电影版本中，工人在犹太教堂挖井，挖出了一尊雕像，把它交给了一个古董商。古董商借助在一本神秘魔法书籍中发现的犹太教士洛伊提供的指南，使它获得了生命。这尊雕像最初的功能只是一个顺从和机械的仆人，但是它显示出明显的人类感情的痕迹，它爱上了古董商的女儿。当受惊的女儿拒绝它的爱的时候，它勃然大怒，以自己的方式毁灭了一切。最终，泥人从塔上跳下，将自己摔为碎泥片。侏儒是一个人造的生物，当他发现自己是谁，并为何受到人的拒绝时，他就会扩散毁灭和破坏。齐格弗里德· 克拉考尔告诉我们：侏儒的形象和他成为暴君以及人性鄙视者的生涯，以惊人的方式预言了阿道夫· 希特勒的生涯。像希特勒一样，侏儒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国的独裁者，然后“发动了为自己痛苦进行的前所未闻的复仇，以此外化了他自我的仇恨”。克拉考尔指出，在《侏儒》上映的同时，哲学家马克斯· 舍勒正在做有关德国的行为在世界引发仇恨的讲座，他暗示德国和侏儒相似，是不正常的环境的产物，承受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阻止了社会的发展。
正如克拉考尔相信的那样，假如电影向我们展示了更深的心理层面的集体心态，那么我们应该把1914年至1933年德国电影看作德国精神中不和谐和深层分裂的体现。这些电影所展示的，并且历史所确认的，是德国人用各种各样深深的烦恼，以及内在的、自暴自弃的态度回应战后的混乱状态。这些态度涵盖从国际战线的退却和抵抗的被动攻击的形式，到国内战线的反抗和服从的倒退行为。尽管随着旧帝国秩序的分崩离析，德国人体验了对自由短暂的感觉，但是他们的不安全感和内在的分裂阻止了他们以真正的民主方式重建他们的社会秩序。他们对现代性的恐惧远比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强大，他们对整体性的渴望——并将此与集权主义相联系——远比个人的创造性有力。最终，他们选择了逃避自由，最初是支持教父兴登堡父亲般的权威，而后支持坏教子阿道夫· 希特勒任性的权威。
一个甚至在战前就与自身深深冲突的社会，会发现在战败、耻辱和经济的废墟中重建一个破碎的社会系统是困难的。尽管这具有相当高的可能性，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德国人践行民主的时候，民主只是加剧了现已存在的社会分裂。多党的体制，连同它不稳定的联合和平庸的政治家，缺乏一个以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形式出现的强有力的民主脊梁。共和主义者不会将民主的实践与宽容那些发誓要毁灭民主的人的消极态度相混淆；而平庸的政治家既没有智力也没有勇气按照伏尔泰的格言行事：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其中，不宽容是人类的权利，并且这种情况涉及社会中一些自身是不宽容的群体，从而就会威胁宽容本身的原则。换句话说，不宽容无论在哪里变得具有社会的毁灭性，自由主义社会的法则都不能宽容它；假如人们应该得到宽容，他们就必须停止成为狂热的人。
十四年来（1919—1933），德国人不乐意尝试民主，因为民主从一开始就被战败、背叛感蒙上了污名，因此它仅仅是虚弱的芦苇。民主宪法本身是雨果· 普罗伊斯的作品，他是一位犹太人和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在战前是一位边缘化的学院局外人，当旧的秩序崩溃之时，为了帮助民主的新德国，他从灰暗中脱颖而出。在他一门心思地努力为他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发现最好的制度安排时，他折中地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选择：美国的宪法、欧洲议会代议制最好的几个特性，甚至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流产的宪法。普罗伊斯不得不与敌对的政党和社会利益集团合作，进行必需的被迫妥协。在几次小心翼翼的修订之后，最终的文献在许多方面都是德国社会不和谐的镜像。然而，从纸面上看，这是一个极好的民主文献，提供了广泛的自由和许多进步的创新，这些都使得它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然而，普罗伊斯个人怀疑这个民主宪法是否会在一个民族手里发挥作用，因为这个民族在心理和历史上都没有为自我管理有所准备。他甚至十分怀疑这样一个制度是否应该交给一个民族，因为它身体的每一个肌腱对此都有抵触。
一个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不仅是一部民主的宪法，而且是社会乐意将其主要机构民主化，其中包括行政部门、学校、警察、军队。但是，十分清楚的是，大多数德国人并没有准备这样做。霍亨索伦家族退位了，但是家族的将军们，或者陆军元帅们，或者甚至更广泛的中产阶级，他们和军队一道，依然相信皇帝统治的民族主义的幻觉。尽管法律的制定交给了共和主义的法律制定者手中，但是法律的执行依然保留在保守主义和反民主的官员手中。德国的精英从革命的风暴中存活下来，如今他们在每个阶段都反对共和国；在1929年大萧条非常清晰地出现之后，大量的德国人都拒绝民主。
在共和国中，最深远的分裂涉及德国人身份的核心和灵魂的战争，它是恪守传统价值观的保守主义分子与支持各种新的、创造性的激进思想的现代主义分子之间的文化斗争。尽管在皇帝统治时代已经浮现出来，但是到战后才以特别的力度和紧张度爆发出来。现代主义质疑中产阶级现实的基本信条，特别是对理性以及真理、美、道德等客观标准存在的信仰。这种文化假定已经构成了帝国时期美术、音乐、文学的基础。人们希望一位优秀的德国艺术家或作家描绘爱国主义和积极向上的主题，它们颂扬城镇和乡村的自然之美，强化基督教的虔诚。人们希望艺术形式在个人层面是新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在公共层面是恰如其分的新古典主义。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它是新古典主义及其美学偏爱的高贵混合，带有对光鲜的风格、高贵的约束以及浪漫感情和个人创造性高尚的追求。实际上，一个没有找到永久和安全政治风格的国家，不可能在文化领域发现风格。甚至在战前，几种文化风格相互竞争，反映了新的国家深刻的社会经济分裂：封建贵族传统的风格、中产阶级清教主义的价值观、莱茵兰和南部德国的天主教文化、工人阶级新兴的文化。总之，基调是在宏大景观和内在主观性之间波动，通常缺乏政治的信仰。
德国文化的方向受到现代化的力量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创伤性冲击的强烈影响。现代化对文化产生了新的要求，因为它涉及对适合大众而非小部分精神精英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探索。现代化的拉动是朝着新的方向而非旧的方向，通常是以古代传统和继承而来的生活模式为代价。即使在正常的环境下，这一进程也伴随着广泛的焦虑，更何况是在失败的战争及其混乱的结果之后到来，因此这一进程的冲击力在德国远比在其他国家尖锐。
尽管德国在帝国时期已经体验了现代性的冲击，但是变化的闸门直到魏玛共和国才真正开启。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的保守主义看来，魏玛共和国无疑与时尚、道德观念、知识分子的态度等每一个威胁性的变化之风相关联的原因所在。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是20世纪20年代的特性。这两个理论阐述了不稳定的宇宙，并且告诉我们所有的“事实”只是对不同的可能性转瞬即逝的感知。真理似乎是主观知觉的和道德的功能，仅仅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引出了一个道德不确定的新时代，使一切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四年战争把整个一代人变得残暴起来，他们似乎被剥夺了曾经引导德国创建期那一代人的道德标准。许多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受到战争创伤的人，展现了心理失调的动荡不安的征兆。这一失调涉及压抑、寻找替罪羊、类似妄想狂的恐惧、进攻性行为，尤其是强烈的代际冲突。
针对老一代的反抗，尤其是对那些把他们的孩子送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父辈的反抗，在年轻人日益增长的痛苦中构成了重要的因素，并且毫不令人惊讶地经常以文学的形式来表现这种反抗。年轻的犹太诗人格奥尔格· 海姆在日记中写道：“假如不是我那位猪一样的父亲，我早就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在戏剧舞台上，弑杀父母并非稀有的主题，特别是在瓦尔特· 哈森克勒费尔的《儿子》，以及阿诺特· 布龙宁的《父亲的谋杀》中更是如此。当哈森克勒费尔戏剧中的儿子问他的朋友“我应该做什么”时，这位朋友回答道：“消灭家庭的暴君。记得和父亲的斗争就犹如对前一个时代君王的复仇一样。”这样的代际复仇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一批残酷的父亲，他们压制了个人的创造性，并且强制他们的儿子参加四年愚蠢的屠杀。一些年轻人以虚无主义的方式寻找庇护所，一些年轻人寻找救世主式的领袖，他将拯救牺牲者，引导他们走向辉煌的未来。尼采式的打碎旧的偶像，包括父母权威的心态，在战后时代弥漫。在一个不再稳定和不可以预见的世界，有关“美好旧世界”虔诚的宣言，或者对基督教道德的自以为正义的呼吁，现在似乎都有点虚伪、陈腐和空洞。既然如此，为何不就为今天和聚会活着呢？毕竟“人活着短暂，死了长久”。这样一些态度在柏林歌舞表演的餐馆歌曲中得到非常好的体现，也表达了在病态的恐惧、痛苦和死亡之后享受生活的一种简单的人类需求。
直到希特勒扯下咆哮的20年代的帷幕，整整十年，许多德国人都在享受爱神战胜死神的短暂欢愉，体验着迄今为止在德国从未被人所知的自由感。在这个国家，严明的纪律和公开的从众控制了几代人。这个国家被真正的舞蹈狂热所控制，性从禁忌道德的领域浮现出来。性的表现从伪科学的研究机构，到裸体表演、赤裸裸的色情文学，范围极其广泛，柏林成为了自由的性都。在那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妓院以及杂志，用诸如“闺房里的夜晚”“逼良为娼的交易”“带着鞭子的女人”“性交的异国方法”等标题诱惑着人们。1919年，演员康拉德· 维德特塑造了一个正被敲诈的上层阶级的同性恋者。这部电影的结尾是马格努斯· 希施费尔德博士的一个短暂演讲。他是性科学学会的建立者，他告诉观众，对这个受到严重诽谤的少数人的错误对待很快就会成为过去。电影引发了骚乱，犹太人希施费尔德被一个暴民毒打，并受到保守主义报纸的谴责。德国人认为舞台是公共道德的论坛，他们被新的极端的剧作家，特别是表现主义，提供给他们的涉及私通、强奸、卖淫、弑父、弑兄的内容所震惊。1919年至1933年间，关于性行为的议题，特别是关于《轮舞》一剧的演出展开了激烈的争执。《轮舞》是由奥地利戏剧家阿图尔· 施尼策勒创作的，它由十个独立的部分或对话构成。在其中，来自不同生活阶层的夫妻在舞台上演出，在性交前后聊天。性交直接用落幕六秒钟表示，其间观众听见圆舞曲的几个节拍，或者飞驰列车的声音。在性交之前，男人通常快速地达到他们的目标，同时女人展示出一些非常滑稽的减缓速度的技巧；在性交之后，女人一般都想要知道她们是否依然被男人所爱，一个扮演粗野士兵的角色对此回答道：“这个嘛，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玛丽亚小姐。”尽管对性道德有着诙谐的社会学评论，但是这部戏剧无论在哪里上演都引发了抗议的咆哮。在维也纳，抗议者打开消防龙头，淹了剧场。在柏林，年轻的右翼暴徒向舞台投掷臭弹，谴责这部戏剧是颠覆德国人正派礼仪的犹太人阴谋。这种特别针对犹太剧作家的骚扰，成为了共和国期间的普遍现象。
尽管文化的保守主义假装被新的性自由所震惊，表达了毫无节制的谴责，但是戏剧舞台，甚或“堕落的产业”，并非如它看起来那样有害和无所不在。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提醒我们的，大量传统的虔诚和自我约束依然在发挥着作用，甚至在罪恶深重的柏林。在那里，著名的“提勒歌舞女郎”也要和一位监护人一道出行，并且必须在每晚祈祷。但是，在许多保守的德国人看来，世界已经混乱不堪，他们相信肆虐邪恶的罪恶之都（《圣经》中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是两性放纵的共和国或“犹太人”政策的结果。
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现代的”文化，事实上是保守性传统和创造性实验奇异的混合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犹太人——构成了现代性的先锋，并且将我们依然在不同领域运用的意识方式联结起来。这些领域包括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美术、自然科学。先锋派运动急剧扩散：心理分析、知识社会学、表现主义、无调性音乐、包豪斯建筑、存在主义哲学以及量子物理学。在几乎所有领域，犹太人都是杰出的，甚至是支配性的。柏林的精神分析所是在弗洛伊德的倡议下由马克斯· 艾廷顿建立的，得到了汉斯· 萨克斯和卡尔· 亚伯拉罕的支持，他们都是犹太人。这个研究所训练了一大批杰出的心理分析师，他们当中许多也是犹太人：卡伦· 霍尼、弗朗茨· 亚历山大、威廉· 赖希、梅拉尼· 克莱因。在社会学领域，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它信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此相关的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为未来的几十年提供了理论的动力，尤其是该所20世纪30年代搬到纽约之后。这些学者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马克斯· 霍克海默、特奥多尔· 阿多诺、瓦尔特· 本雅明、弗朗茨· 诺伊曼。在文学领域，明亮之星组成的银河，一些是传统的作家，一些是十分先锋的作家，他们照亮了整个战后文学的天空。其中包括托马斯· 曼和亨利希· 曼兄弟、赫尔曼· 黑塞、贝托尔特· 布莱希特、罗伯特· 穆齐尔、莱纳· 玛丽亚· 里尔克、斯特凡· 格奥尔格、戈特弗雷德· 贝恩、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在音乐领域也是如此，出现了新颖的、创新的趋向，艺术家用不和谐的声音表现不安的感觉，他们包括阿诺德· 勋伯格、保罗· 欣德米斯、库尔特· 威尔。建筑和艺术的关系比以往更为紧密，并用新的思想和象征表现形式进行实验。瓦尔特· 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强调艺术和技术的结合，用钢材、玻璃、强化水泥、塑料进行实验，以实现纯粹形式和功用结合的理想。最后，源于理论物理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出现了模糊的、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观念的宇宙，它强化了有关焦虑、不确定、现代生活的含糊等四处弥漫的感情。
许多传统的艺术家、工匠、作家、文化评论者谴责这些先锋运动，认为它们是对过去古典原则的背叛。但是，他们的反对不仅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他们看到：像格奥尔格· 格罗茨这样的画家，公然陶醉于不和谐的形式或丑陋之中；像阿诺德· 勋伯格这样的音乐家，把和谐扔到一边，喜爱不和谐声音的刺耳音调；像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这样的作家，把他们的读者带到社会深渊的边缘；像瓦尔特· 本雅明或威廉· 赖希这样的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谴责德国的学术机构具有固有的不公正和压迫性。此时此刻，他们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文化提出了公开的抗议，发出了没有限制的指控。他们以各种方式谴责这种文化，认为它是物质主义的、堕落的、没有灵魂的，或者是“犹太的”。
许多德国人患有的现代性恐惧，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心理根源，但是都必然与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人偏见相关，因为据称犹太人是现代化的代理人，他们威胁要破坏稳定的世界，尽管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幻觉。在这个世界当中，思想保守的德国人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心理资本。无论他们在哪里观望，保守的德国人看到的都是极端主义和腐烂：舞台和荧幕上的性和婚姻的不忠；小说中的和平主义，以及对传统德国男子气概价值观和对权威尊重的嘲讽；艺术中变态而扭曲的主题和意象；等等。尽管作为群体的德国犹太人既不是现代主义者，也不是极端主义者，但是右翼文化批评家经常成功地将他们和来自过去的可恶的反犹太人成见联系起来。作家和戏剧批评家路德维希· 马尔库塞经常从愤怒的保守主义者那里收到信件和明信片，上面写道：
你这头犹太猪竟敢批评那些抗议近来作品低劣和污秽的人……你竟敢称放在我们面前的这类东西为艺术，它们混杂在《乡村之爱》《好兵帅克》《丹东之死》《天堂里的婚姻》《青年的疾病》之间。这不过是个大猪圈，一个腐化的、穿过它的青年人将被投入到更加堕落和残暴的境地……你就是这样一个应该被吊起来的戏剧批评家。作为一个犹太人，你自然喜欢德国青年的毁灭。
犹太人被放置在极端的两极化的中间：一端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在文化的所有表现中鼓吹“德国”风格的统一性；一端是现代主义者，他们欢迎分歧的，甚至矛盾风格的存在，因为它们意味着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精神。犹太人被放置在这场斗争的失败一方，正如他们被放置在政治斗争的失败一方。这场政治斗争是日益上升的集权主义政党反对日益萎缩的共和派政党。纳粹总是利用保守主义右翼的文化批评作为夺权的掩饰，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分裂当然和政治的分裂紧密相联。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正确认为的：“对纳粹党最为一贯的选举支持集中在这样一些社会和职业集团，它们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持有最大的保留意见。”
德国文化分裂最为不祥的征兆之一是，年轻人越来越赞成反动的文化观点。大约900万年轻人当中有430万人属于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组织都反对魏玛共和国新的民主变化。年轻的德国人，尤其是年轻的德国男性，都是躁动不安、迷失方向和疏离社会的。他们试图塑造——假如是以纯粹偶然的方式就更好了——与他人更为紧密的情感纽带。不幸的是，这些应对机制本质上经常是反动的和逃避的，其最初的形式包括了纳粹运动将采用的和无耻滥用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包含了天真的态度和含糊的渴望，诸如对自然泛神论的爱，对祖国神秘的爱，同性恋的友谊，对没有贪婪和物质主义的世界浪漫主义的渴望，对集体归属感强烈的需求，对英雄的崇拜。不仅仅在年轻人那里，这些渴望强有力地根植于许多德国人心中。他们反映了对整体性、对重新融入一个共享的乌托邦社会的深深渴望。他们也陷入对一个没有冲突的民族共同体的乌托邦式的渴望。在这个共同体中，许多过去导致德国人相互分离的分歧将不复存在。
因为许多德国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到，现代性的力量正在破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他们认为新的民主体制要为国家的疾病负责，因此他们在前工业时代的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价值观当中寻找解决方案。它是一种回到想象的过去的逃离，一种给予现代化所提出问题的虚幻答案。实际上，塑造整体性渴望的东西，是对现代性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也塑造了逃避自由的解决方案。阿道夫· 希特勒本能地知道如何把这些集体的渴望塑造成他自己邪恶的意图。
不应该惊讶的是，一个深深两极化的国家总是展示出许多令人困扰的社会变态。事实上，异常行为和犯罪撕裂了魏玛共和国的缝隙。根据德特勒夫· 波伊克特的观点，自有统计资料汇编以来，战后时期见证了最剧烈的犯罪增长。道德标准出现了相应的下降，同时“诈骗心态”上升了。有关柏林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通常包含了对毒品贩子、卖淫者、杀人狂、臭名昭著的强盗的记录。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普遍的犯罪和政治暴力在德国各座城市肆虐：
柏林处于国内战争的状态。没有任何警告，仇恨突然在任何地方和时间爆发：在街头，在餐馆，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时，在下午三四点钟。刀子会突然拔出，带刺的指环、啤酒杯、椅腿或者铅棒都成了斗殴的工具；子弹擦过海报柱上的广告，从厕所的铁皮屋顶上反弹出来；在拥挤的大街上，一个年轻人受到了攻击，衣服被扒光，遭到毒打后，流着血被丢在人行道上。十五分钟后，一切都过去了，攻击者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发现纳粹未来的线索，理解德国人生活这些较为黑暗的角落是重要的。利用一些事先存在的变态行为，纳粹分子不仅犯下了罪行，也企图将这些罪行在文化上正常化。他们将“把法律弄个底朝天，使不合法性合法化”。据说犯罪是一种反映社会邪恶的镜子；并且，我们还要补充一句话：当社会的领导层自身已经成为罪犯的时候，一个社会产生的犯罪类型将体现更大规模的一类犯罪。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动荡的五年，使得人类的生活变得残暴和低廉，以致公众对暴力都习以为常。除了暴力被广泛接受之外，还出现了令人困扰的对骗子的宽容和颂扬。正如戈登· 克雷格所提醒我们的，对骗子和罪犯的关注在魏玛时期的小说和戏剧中十分突出，它们包括汉斯· 约瑟· 雷菲斯的《海滩边的决斗》、托马斯· 曼的《费利克斯· 克努尔》、薇琪· 鲍姆的《大饭店》、贝尔托特· 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弗朗茨· 维德金德的《凯特侯爵》。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基本上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的戏剧，颂扬一个恶棍麦克西斯，因为他损害了一个已经腐烂到核心的因而也不值得真正维护的社会体制。更为有趣的是，在《三毛钱歌剧》出现六年后的小说《三毛钱》中，麦克西斯成为了一个资产阶级银行的经理，在许多被1923年通货膨胀弄得破产的德国人眼里，这是一个骗子合适的岗位。
犯罪行为在电影里也十分突出。在弗里茨· 兰格的故事片中，尤其是电影《谋杀者》中，警察的世界和罪犯的世界经常是互相交换的，以至于观众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好人或坏人。这些故事片部分描绘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诸如《卡里加利先生的橱柜》《马尔布斯先生》或《谋杀者》这样的电影，使观众直面疯狂的权力、性谋杀者、卖淫、对残暴贪得无厌的渴求。电影《谋杀者》的故事是以杜塞尔多夫儿童杀人犯库尔滕为基础，这位谋杀者除了情不自禁可怜地尖叫之外，对他穷凶极恶的犯罪没有任何理性的解释。谋杀者显然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原型：矮胖、服从、挑剔。也许，他也是第三帝国办公桌谋杀者具有象征意义和预言意义的原型。
德国的电影制作者并不一定要努力去寻找德国社会变态行为的证据。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几起可怕的系列谋杀案，一些案件甚至暗示不知情的德国人卷入大量食人行为，因为这些谋杀者切割了受害者，将有用的部位作为“肉”卖给了当地的屠夫。这些系列谋杀者中的一个，声音温柔，没有攻击性，表面上看柔弱矮小，名字叫格奥尔格· 哈尔曼。他诱捕需要帮助的小孩，提供给他们食品和水，和他们交朋友，然后邀请他们在他的寓所里过夜。他把他们塞进床里之后，对他们进行性侵害，然后用牙撕开他们的喉咙，把他们杀了。除了体验了暴力的狂怒，以及发现自己第二天早晨和另一个死去的男孩躺在床上之外，哈尔曼不记得任何和这些侵害相关的事情。然后，他把孩子们的衣服卖掉，把他们的身体分解成煮熟的肉、罐装的肉，以整洁的方式处理这些尸体。这些尸体被包装成猪肉或小牛肉，很有吸引力，在黑市以很好的价格出售。当哈尔曼被捕的时候，甚至在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显得无动于衷。当他最终被处死之后，人们开始唱一些涉及他邪恶行为的歌曲。一首特别恶心的小曲毫无疑问是警告淘气的孩子们，它唱道：
等等，等等，等一会，
哈尔曼快快朝你走过来。
带着他的小斧子，
从你身上找熏肉。
这样恶心的表达在对暴力已经无动于衷的社会，在经常以冷漠的评论、恶毒的窃笑、邪恶的种族玩笑接受残暴的社会，都是司空见惯的。德国社会长期处于自身黑暗的角落，处于沉迷于用病态的、令人厌恶的、残暴的主题表达的观念之中。甚至德国的童话故事也反映了这一集体无意识令人困扰的阴暗面。尽管每个人都热爱和欣赏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但是正如罗伯特· 维特提醒我们的，当我们知道它们所包含的非常奇怪的身体和精神残暴的时候，还是非常吃惊的。
一位王后煮了和吃了自己的孩子；一位年轻人被要求和一具尸体睡觉，保持它的热度；一位国王的女儿被熊撕裂了，她的母亲被活烤；一个邪恶的继母被放进一个大桶，里面全是毒蛇；一个小女孩的舌头和眼睛被割了出来；一个漂亮的女孩被砍成碎片，扔进了大桶，里面全是腐烂的人体残骸；一个小男孩被剁成碎块，丢进了锅子，做成布丁，被他父亲给吃了……人们将记起，等待汉塞尔和格雷特尔的命运是被烤了吃掉。
童话故事不仅是集体意识的神话编造功能的表现，它们也是塑造年轻人心灵的有力工具，因为它们被父母和教师用来作为教育的手段。年轻的德国人被传授的课程来自这样的故事，包括服从权威、纪律，不相信陌生人（犹太人或外国人）。这种集权主义的态度受到了低级和高级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滋养，它们被养育的母亲和严厉的父亲传授给年轻的德国人，后来又被公立中小学校、军队和劳动大军所强化。
在试图解释奥斯威辛集中营问题的时候，拉尔夫· 达伦多夫指责了德国社会的那些“黑暗角落”，特别是为那些没有被认为是德国部族一部分的人挑选出的角色。无论是谁不符合业已建立起来的仪式和信仰，或者缺乏理想的身体期望——畸形人、残废人、外国人——都会立刻受到怀疑。根据达伦多夫的观点，德国的社会生活特征是“被许可行为的极端狭隘”。当然，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一条划分什么是许可的界限，指定每个人可以做什么，社会可以阻止他们不做什么。在德国，这条界限是在绝对支持集体主义或集权主义的习惯下划出的。包括缺乏严格预期的德国人在内的局外人，经常受到羞辱、拒绝和排斥，并且在纳粹分子统治下，这些人遭到了逮捕、拷打和灭绝。让历史学家们至今都感到困惑的是，它能够发生在其他方面都文明的国度，它的民众整体上是信教的、服从法律的、友好的。可能的情况是，德国人在他们的一些历史关头，已经展示出傲慢、目空一切、侵略性的文化特性。因为他们受到了思想、宗教或政治严密体制的驱动，在家庭、学校、工厂受到制度性的强化，直到这些特性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因此它们使得所有德国人变得更具有毁灭性。于是，也就不难想象，甚至哈尔曼也可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只要他把自己对残暴的渴望外在化到诸如犹太人这样的局外人身上。
小说家托马斯· 曼的儿子克劳斯· 曼在慕尼黑卡尔顿酒店的茶室里看见了希特勒，他正坐在另一张桌子前，一口气吃了三个草莓馅饼。当他仔细审视元首面孔的时候，他认为这位纳粹领导人使他想起了近来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某个人，但是做出这一联系只用了一段时间：
除了幽暗的玫瑰色的灯光、轻柔的音乐和一堆曲奇，这里什么也没有；在甜蜜的田园诗般的气氛中，一个留小胡子的男人，他眼神迷离，有着一个固执的前额……我招呼了一位女招待结了咖啡账单，这时我突然想到希特勒先生像一个人。他是汉诺威的性谋杀者，他的案子是醒目的新闻头条……他的名字叫哈尔曼……他和希特勒的相似是令人震惊的：迷离的眼神、小胡子、残暴和神经质的嘴，甚至难以言表的粗俗的肉鼻子；这确实是太相似的外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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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灵魂的分裂：一体化、自我认同和自我仇恨</h2>
德国社会主流充满危险的分裂，使希特勒能够把民众变成腌肉，同时对危险地生活在其中的微小的犹太人社会的未来实施了决定性的冲击，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将要出现的结果，犹太人的命运和共和国的生存密切相关。尽管对德国犹太人的每一概括和对德国人自身的概括一样，都带有保留意见——因为犹太共产主义者和犹太君主主义者都不喜欢共和国——但是，可以完全肯定地说，20世纪20年代的犹太人是拥护共和的人。德国的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支持共和国，渴望利用共和国所提供的新的民主自由，以至于他们突出的贡献塑造了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回首往事，他们帮助塑造了一个充满生机和可能性的文化，然而它被复活的反革命悲剧性地中断了。反革命不仅终结了犹太人的自由希望，也终结了德国人的自由希望。
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正如在皇帝统治期间，犹太人本质上与他们的同伴德国人过着各自的生活。但是，战争及其后果带来了两个民族非常紧密的、对犹太人来说是充满巨大危险的遭遇。尽管战败引发的右翼偏见不断甚嚣尘上，但是犹太人很快适应了新的战后挑战和机会。解放运动在民主共和国的合法保护下全力持续，甚至似乎完全解放的最后障碍，尤其是那些顽固地存在于公务服务系统和学术世界的障碍，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被完全消除。事实上，德国的犹太人开始在德国的生活和文化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完全有理由希望借助新的民主获得完全解放。许多犹太人与其说是对完全解放的可能性担心，不如说是对这种解放运动将对犹太人身份和犹太人意识产生的冲击担心。随着君主制的衰亡，德国的犹太人也被迫重新审视他们在极其不同的和难以预见的世界中的角色。在犹太人困境的核心，现在比以往更突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犹太人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整合到德国社会中，同时不丧失自己鲜明的犹太性。这是一个整合和身份的问题，对那些在宗教和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维尔纳· 摩西写道：在犹太人团体的中心一直有个核心，在这个核心的成员当中，民族身份的保持代替了整合到异教徒社会的考量。围绕这个核心，在同心的圈子内，排列着各种形式的调节，它们离内核越远就变得越弱。在圈子的边缘，人们会发现那些处于放弃犹太性的进程当中的犹太人。不言而喻，新的民主自由加速了犹太人解放的进程。
正如过去一样，整合涉及各种各样的策略，大多数一般是改宗皈依，与异教徒通婚，或者直接世俗化。在试图摆脱犹太人的血统根源时，男性的犹太人遭遇了强大的障碍，因为这通常涉及两三代民族之间的通婚、姓氏改变，以及完全接受德国的文化规范，正如埃娃· 莱希曼所指出的，这类已经存在于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跨族群敌意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直是这样一个事实：两个群体具有“客观的差异”，但是，这样一种差异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正在迅速地消退，因为犹太人的同化明显成功了。当然，一些客观的差异依然得到适当的保留，因为尽管在正统派的犹太教信奉者眼里犹太人的内核正在减少，但是这个内核依然是完整的，在更新的犹太恐惧症之下实际得到了加固。德国犹太人处境的讽刺性，实际上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与世界任何地方相比，德国犹太人已经被更成功地同化和整合到德国社会之中。人们可以认为，在魏玛共和国持续的存在前提下，犹太人的内核将处于极大的危险境地。
莱奥· 贝克是德国犹太人代言人之一，他是战后出现的犹太人内核中最具有指挥力的天才之一。由于出生率的下降、通婚、世俗化，这批代言人一直担忧核心信仰者的减少。据估计，在大多数犹太人的居住地柏林，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每三个犹太人中就有一个与不信犹太教的人结婚。约翰· V.H.迪佩尔对决定留在纳粹德国的六位著名的犹太人生活进行了研究，显示他的六个对象已经适应了德国的生活和文化，以至于当这个国家拒绝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难以拒绝这个国家。这六个对象包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瓦尔特· 维尔施泰特，著名的银行家马克斯· 沃柏格，右翼青年领袖和青年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 舒普斯，柏林随笔专栏作家贝拉· 弗洛姆，《犹太评论》的犹太复国主义编辑罗伯特· 维尔施，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教士莱奥· 贝克。把这六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他们都在纳粹大屠杀幸存下来，都在纳粹待了一段时间或所有时间，身后留下了未受到大屠杀影响的富有启迪性的记录，这些记录更能聆听到他们的感情，而非他们的理智；这些记录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错误估计了来自纳粹运动可怕的危险。迪佩尔把犹太人与德国人的关系比作一次虐待的婚姻，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家庭关系。他引用了瓦尔特· 维尔施泰特回答哈依姆· 魏茨曼的话，后者恳求这位化学家应该逃离他慕尼黑的家：“一个人不应该离开他的母亲，即使她的所作所为非常糟糕。”德国犹太人悲剧性的脆弱，源于他们对生活的基本看法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和理性主义的，而这个看法处在一个正在被颠覆、变得越来越非理性的世界中。
当然，从六个人的生活中归纳适合所有德国犹太人的结论是有问题的，但是历史的记录似乎确认了这六个人假如不是典型的话，至少不是非典型的，因此是德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极好代表。除了维尔施和贝克，这些德国犹太人完全世俗化了，要么放弃了他们的犹太教信仰，要么只是“三天犹太人”，即只在主要的宗教节日去犹太教会堂。他们所有的人都适应了德国社会，以至于他们整个的知识架构、看待现实的习惯方式，都熔铸到本质上是德国的模子当中。这一事实和战后已经变化的历史环境，导致许多犹太人开始急切而焦虑地重新审视现代世界犹太人的生活性质。几位非凡的犹太神学家担任了这一重新审视的先锋，著名的有马丁· 布伯、弗朗茨· 罗森茨威格、莱奥· 贝克，他们试图从传统的犹太教中明确地表达出现代的信息，而不破坏其基本的神学前提，或者不破坏其制度性的行为。和许多其他宗教的和世俗的犹太思想家一道，他们也苦苦思索在现代世界作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弗朗茨· 罗森茨威格（1886—1929）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一个完全同化了的犹太人，也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他计划皈依基督教，但是在1913年以戏剧性的方式恢复了他的犹太教信仰。1913年，当他在柏林的一个犹太教会堂参加赎罪日仪式的时候，他体验到了神的显现，这种显现揭示了亲近上帝不需要依靠耶稣的中介，而是向所有向上帝开放心怀的犹太人开放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森茨威格服役于巴尔干前线的德国军队，那时他写作了《拯救之星》，在其中他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同一宗教硬币的两面，以它们各有特色的方式讲述着真理。他的宗教方式是一种在宽广的宗教框架中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注定在有教养的德国犹太人当中引导出宗教的再次觉醒。它强调与上帝直接的、个人的、经验的遇见，无论是《塔木德经》对合乎教规的行为的信赖，还是虔敬派哈西德主义把宗教狂喜和上帝自身混淆的情绪性，都不能妨害这种遇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罗森茨威格移居法兰克福，在那里他创办了自由犹太人学堂，热衷于帮助犹太人离开他们信仰的边缘，回到其核心或者中心。1922年，他一直受到全身麻痹症的折磨，但是直到1929年去世之前，一直英雄般地从事他一生的工作。
马丁· 布伯（1878—1956）也提供了新颖的对经典犹太教的重新审视，这一审视是建立在他个人的经历和哲学洞察基础之上的。他的思想影响了各种各样的犹太和非犹太思想家，超出了德语世界。尽管1878年他出生在维也纳，但他是由加利西亚的犹太祖父抚养大的，在那里,他被哈西德主义富有激情的倾向所影响。在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且编辑了一份专注于宗教社会学的杂志。他还再次出版了哈西德派的故事，和罗森茨威格一道提倡在信仰者的宗教生活中与上帝更为个人的遇见。布伯思想的核心包含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我和你》（1937）当中。在这本书中，他确认了在每一个人当中都有集体的或者民族的灵魂存在。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一集体无意识力量的存在由四千年共享的历史经验组成。他相信：如果所有的犹太人获得和实践一种不变的历史的重演，那么这些经验可以由他们重新激活。他们通过这样的行为将重新体验到他们身上上帝的存在。我们与上帝有生命的遇见依赖于这一共享经验的保持。这就是著名的“我和你”关系的意义，因为通过信仰，这个我在自身当中发现了你；就是这个自我发现的过程是亲密的、相互关联的、共享的、信任的过程。1924年，布伯成为了法兰克福大学犹太教的教授；他也积极投身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中。1938年，他逃离德国去了巴勒斯坦，在那里他作为希伯来大学的教师继续他的工作。
莱奥· 贝克是一个完全“德国的”犹太教士，在举止和学问上都是专业的。他一直对犹太社群忠诚不渝，在受到纳粹分子越来越多的攻击时愈发坚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处于其职业生涯和知识能力的高峰。从体态和知识上来看，他是一位威风十足的贵族统治者：高大，有着正在变灰的头发和胡子；他步态坚定，一直目不斜视，好像他清楚地知道他正在向何处行进。在他周围有许多富有洞察力、与他有点差距的教授。他能够使接触他的人感到痴迷。除了犹太教士的专业训练之外，他一直沉浸在德国的教育之中。他最初在波兹南的利萨读高级中学，后来就学柏林大学。在柏林大学，他撰写了关于斯宾诺莎影响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由伟大的历史学家威廉· 狄尔泰指导的。但是，贝克没有忘记自己的起源是处于德国犹太教和东欧犹太教的十字路口。尽管他的家庭是中产阶级的德国人，它自己也感到如此，但是，他的家乡利萨位于波兹南的普鲁士，最初是属于波兰的（1919年再度回归波兰），而且依然展示出传统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生活的强烈特征。贝克理解这两个世界，这使得他成为它们之间重要的调解者。
事实上，作为战后整个德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教士，贝克的行为一直是在努力修复犹太人社群中已经形成的裂缝。也许超过了罗森茨威格和布伯，贝克对犹太人社群，也就是德国的犹太人生活所环绕的“犹太社会”的未来忧心忡忡。当我们谈及犹太人社群的时候，我们应该小心翼翼，不要把它和一个同质整体的概念相混淆，即在体制上被中心化，在信条上被一体化，或者用一样的声音说话。德语的“犹太社会”实际上指的是独特的宗教社群，它被正式地组织起来，指定为一个合法团体，这样它能够被征税，与主流的基督教社群相隔离。正如先前所示，回溯到中世纪，文化主导的“犹太社会”最终都被德国的邦国授予了权力，它们被定位在这些邦国之中，雇用犹太教士，保留和修建犹太会堂，组织与宗教社群生活相关的活动，包括进行慈善工作，建立慈善学校、图书馆、报纸等。每一个公开承认信奉犹太教的德国犹太人，都被邦国的法律要求从属于与他或她家最紧密的“犹太社会”。
犹太人社群实际上从来没有在一个基督教的邦国围绕一个中心被组织起来，也不可能被组织起来。这些邦国发现，组织它的对立面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偏爱去对付一个个犹太人社群，尽量征收交易能够承受的税金。除了它们异质的属性之外，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人社群也根据正统派和自由主义的路线分裂开来，在20世纪20年代自由党占据了上风。柏林的“犹太社会”在德国是最大的；到1900年，它几乎占据了德国犹太人的三分之一。正如其他的“犹太社会”，它也被内部的不和所撕裂，以致一些正统派的犹太教教师拒绝归属于它，因为他们相信它被自由主义运动玷污了。尽管莱奥· 贝克经常设法缓和破坏性的分歧，但是他所属的自由主义者与正统派之间的本质分裂是不可能修复的。贝克没有成功地在德国的犹太人和数量不断增长的东方犹太人之间的鸿沟上架设起桥梁，而他主要代表的是前者以及他们的文化假定。
这里还存在第三个在犹太人社群中产生的分裂因素，即在犹太复国主义和非犹太复国主义之间不断上升的争执。德国的犹太人很少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极端主张，他们的故乡是德国，而非巴勒斯坦。尽管他们听从布伯、维尔施或舒勒姆的话，尤其在纳粹的威胁变得更加不祥的时候，但是正如他们防护性组织的称号所表述的，他们更乐意想到自己是“具有犹太信仰的德国公民”。莱奥· 贝克也是这样，把自己奉献给德国和他的犹太信仰，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因为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他认识到德国的环境对于德国犹太人来说非常恶化，以至于每一条希望的路径，包括流亡巴勒斯坦，都应该予以认真的考量。这解释了他为何是“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成员，揭示了他为何支持为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的祖国筹措资金的海伦· 哈耶索德组织。
贝克在知识上的努力反映了这些人的性情：他们代表了德国人和犹太人遗产最优秀的东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贝克试图将启蒙的人类理想（歌德、席勒、康德的理想）和启蒙的自由主义犹太教的宗教传统、道德传统融合在一起。贝克认为，犹太教是西方世界伟大而古老的宗教，这一宗教的人性理想和对普遍道德规则的恪守代表着经久长存的遗产，并且可以作为世界其他地方闪光的灯塔。在贝克初版于1905年、在1922年得到相当程度修订和扩展的主要著作《犹太教的本质》中，他奋起保卫犹太教，抵制基督教诋毁者的攻击。他小心翼翼，没有去攻击耶稣或者基督教本身，而是聚焦于他相信是错误的东西上，主要是鲍林对犹太教的解释上。贝克认为，把犹太信仰诋毁成宗教的退化，并且完全扭曲耶稣的意义，是基督教的两个根本性错误。贝克也不同意基督教拯救的思想，基督教认为拯救绝不是可以挣得的东西，而是恩典以难以解释的方式赠予的东西。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拯救不仅是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也涉及持续的同在拯救行为中是私人伙伴的上帝的对话。
贝克的宗教路径是和平主义的。他相信除了《塔木德经》的仪式和学问，犹太人也必须向他们神秘的传统所提供的情感温暖和秘密打开心扉。他相信犹太人不仅拥有权利，也拥有义务成为不同的人。事实上，他们的宗教传统要求他们成为道德的楷模，站起来向世俗的权力言说真理。正如贝克所言：
通过其仅有的存在，对于“力量高于真理”的大众假定，犹太教从来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只要犹太教存在，就没有人能够说人类的灵魂已经投降。它穿越时代的存在就是一个证明，数量并不能掌握坚定的信仰。
对于罗森茨威格、布伯、贝克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把犹太人作为犹太人来拯救，保护他们在世界的存在地位，提供他们从中能够派生持续智力滋养品的神学策略。对于这三个人来说，犹太人社群或者核心，是至关重要的。毕竟个人没有社群就不可能将自己延伸进未来。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维系于核心信仰体系的长链中发现了历史延续性的关键原则。这一体系的信条和仪式永远被更新、分享、加固和代代相传。当这一长链的联结点无论什么原因开始断裂的时候，这一核心就开始缩小，信仰之井就会枯竭，生存所需的能量就会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