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犹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询问他们自己的问题是：犹太人是否可能在德国作为犹太人被拯救。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个问题当然主要围绕犹太人的自我认定。它涉及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假如这个问题是可能回答的，那么这个犹太人是否并且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加入一个志趣相投的犹太人社群。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些在共和国时期依然开放的问题从犹太人手里被剥夺，以明确和武断的种族主义术语得到了回答。但是，直到纳粹统治到来之时，德国的犹太人才停止询问以下的问题：成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何这一问题会引发如此的敌意？他们必须做什么来对待自己的犹太性感受？人们可能会说，正是因为德国人从来没有停止询问作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因此经常是德国“另一个自我”的德国犹太人，才会不停地询问作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
对于罗森茨威格、布伯、贝克，以及那些与他们时刻共呼吸犹太教的人来说，这一答案是明显的。首先，作为一个犹太人是犹太信仰——无论是正统的还是改革过的——行为上的遵守者。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官方登记的有信仰的犹太人有50.3万人，不到德国总人口的1％。帝国统计汇编并没有记录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以及宣称或者感到自己是世俗的、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的犹太人，或者直接脱离他们文化主导的犹太社会、不再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然而，所有的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在象征意义上或情感上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或者意识到归属于犹太民族、犹太遗产或者犹太教。评估这类被同化的犹太人是如何与他们的犹太性搏斗，犹太性又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塑造他们的心灵世界是重要的，尽管这一评估可能是不充分的。犹太性对同化的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犹太人的祖先可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现在认为自己是完全的德国人。当他们谋生，从事医生、律师、教师、艺术家、作家、记者、银行家、商人或工人等职业的时候，他们只是隐约地意识到他们的血统。
皈依基督教、认为自己完全是被同化成德国人的小说家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发现，他需要知道作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同时他猜想一旦他发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也就发现了“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正如他所说的：
我发现我必须告诉自己有关犹太人的事情。我发现我真的不知道任何有关犹太人的事情。我的亲戚称自己为犹太人，但我不能称他们为犹太人。他们既没有犹太信仰，也没有犹太语言。也许他们是一个凋谢已久、融入他们新的环境的民族残余。因此，我询问自己和其他人：犹太人在哪里存在？有人告诉我：在波兰。
显然，从字面上看，德布林要去波兰发现犹太人，但是，他希望发现什么呢？对于两个生活在一起的民族之间的“客观差异”来说，真正犹太性的身份是以正比例增长的，以至于这些差异非常之大，身份的确定非常容易，因为它达到了相互排斥的对立，即黑与白、橘子与苹果的关系。尽管德布林对波兰的犹太人进行了生动而难忘的记录，但是他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它被他错误的前提模糊了。这个前提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过犹太人的生活。他把自己被同化的立场作为规范，以公理的方式假定：一个犹太人不可能在德国过犹太人的生活，只有东方的犹太人而不是西方的犹太人才可能是真正的犹太人。假如波兰的犹太人——在波兰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众不同的着装、语言、行为习惯和仪式——以明显的方式与他们在西方信仰一样宗教的人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这是否真正意味着一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更具犹太性呢？除了没能检验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显示他们之间在一个文化的母体中是如何相互交织，从而没有抓住真正重要的人类学联系之外，德布林不加鉴别地假定，一个古老的犹太人社群比其他社群具有更大的权利要求某种假定的起源。他的分析经不起犹太人历史的检验。这个历史表明，犹太性存在于它的差异性当中，在德国、法国或英国的犹太人，像东方的犹太人一样有权声称自己是犹太人，并且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能发现犹太礼拜（进行一个礼拜必须至少要有十个男人），就有一个犹太人社群存在。
在误判犹太人的问题上，甚至在德布林企图真诚地理解它的时候，他也并非是孤独的。他假定德国的犹太人并没有作为实体存在，但是他自己认识的需要则另有所指：它显示世俗化的犹太人也还是犹太人，由于属于离散的民族，共享着一样的历史感，因此无论何时他们都感到自己是犹太人。对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种历史感如此生动，以至于过去一代代犹太人体验的痛苦、快乐、洞见似乎就像发生在昨天。另外一个事实是，在德国和奥地利，主流的政治文化对犹太人的问题十分偏执，以至于甚至都不再按犹太信仰行事的被同化的犹太人，也没能逃避他们犹太性的心理压力。
几乎没有德国作家像小说家雅各布· 瓦塞尔曼（1873—1934）那样，对他们的犹太性有着持久的并且最后是失败的痛苦。他是一位深陷烦恼且分裂的人。他通过一系列小说获得了国际声誉。在这些小说里，德国人—犹太人的悲剧是一个得到持续关注的事情。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齐尔恩多夫镇的犹太人》，后来接上的是一系列相关的故事，如《年轻人雷纳特· 芬奇的故事》（1900）、《加斯帕尔· 豪塞》（1908）、《小鹅人》（1915），瓦塞尔曼让他的读者面对各种犹太人物感受到的痛苦。这些犹太人与他们遭受的、几乎无法抵御的、更无解决办法的恶意仇视殊死搏斗。他们的痛苦也是瓦塞尔曼的痛苦，这些痛苦来自作为局外人的角色。他们真诚地寻求融合，但被恶意地拒绝了。丹尼尔· 诺塔夫特是《小鹅人》中的一个人物，每当他伸出双臂的时候，就会招来侮辱，折磨他的人只会索取，从不表示感谢。瓦塞尔曼视自己和他的民族永远是被利用的，几乎得不到感谢，从来不被认为是善良得足以成为德国人。他自己的生活不仅是一场与充满敌意和反复无常的世界的斗争，也是与感觉迟钝的父母和家族成员的斗争，他们希望他从事他十分不适合的商业职业。然而，像他的小说中的一些主人公，为了不得不采取虚假的办法从事这一工作，他痛苦地争取被人所接受并仇恨自己。出于复杂的个人关系网——它们反映在彼得· 盖伊所指的瓦塞尔曼相关故事几乎是古怪的特性当中——瓦塞尔曼提取了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悲剧关系的根本困境。正如彼得· 盖伊所指出的，特别是在《小鹅人》当中，瓦塞尔曼成功地再生了“他持久面对的东西：犹太人和基督徒、犹太人和德国人处于永久的冲突和永久的对和谐的探询当中”。
瓦塞尔曼没有成为他努力要成为的调节者和治病者，成为激发德国人和犹太人上升到更高形式的文明意识的世俗圣人。但是，他明显成功地洞察了经常控制普通德国人看到真实和想象的犹太人时所产生的仇恨根源。因为他就这个主题不得不说的东西，尤其是在其自传性著作《我作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道路》（1921）中必须要说的东西，借助于后来在纳粹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因此它应该得到一定的篇幅加以审视。
尽管瓦塞尔曼认识到犹太恐惧症是一个普遍的西方现象，因此以不同水平的强度存在于整个西方国家；但是，它在说德语的地区有着鲜明的特征。这就是某种全国性的德国人的仇恨。它的明确性质就是它的迷信特性，即事实上它是一个幻觉。但是，瓦塞尔曼很快又说这是一个自觉自愿的而非不情愿的妄想，是一种选择而非必然。他相信，根植于这种妄想，人们能够发现怨恨、失落的社会恐惧、挫败、敌意、嫉妒和仇恨交织在一起。在其中，人们能够发现恶魔的恐惧，办事员的麻木，穷人、受骗者和无知者的怨恨，谎言者的虚伪。这里也有人们可以在宗教狂热中经常发现的一点猴子似的恶意。进一步而言，犹太恐惧症包含了贪婪、敌意、杀戮欲、被诱奸或引诱的恐惧、神秘事物的诱惑、自尊的匮乏。总之，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是所有这些因素的融合。同样，它也是难以理解的和非理性的。当丹麦一位朋友询问瓦塞尔曼“德国人的仇恨到底想要做什么”，并同时说“在我们的祖国，犹太人得到普遍的喜爱”的时候，瓦塞尔曼对犹太人分裂的忠诚、双重热爱的困境作了复杂的解释，后来他认识到自己应该告诉好奇的丹麦人的事情是，被内部分裂弄糊涂的德国人，就是需要仇恨的感情和合适的替罪羊去吸收仇恨。在每一次失败之后，在每一次紧要的关头，在每一次胶着的境遇当中，他们都会将责难和罪行转移到犹太人头上。他同意丹麦人的观点，即从第二帝国建立以来，德国人异常缺乏自由主义，但是他们的仇恨强度也涉及想象、自由、善良意志的匮乏。
只要德国人让犹太人为每一种社会问题负责，只要他们相信犹太人毒害了德国的环境，引诱年轻的德国人接受“非德国的”生活方式——商业的算计、忧郁的沉思、不可知的怀疑、亚洲式的好色——瓦塞尔曼认为，只要德国人相信这些幻觉，德国人的这一仇恨就不会被治愈。他用两个特别有效的例子证明了德国人仇恨的非理性，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来自他与一位朋友的对话。他认为，作为德国的犹太人，可以比作从来没有拿过完全工资的工人，尽管他和他的德国同事干得一样好。无论何时这位犹太人抱怨这样不公平的待遇，要求适当的应得，他都会被告知，他不能得到全部的工资，就是因为他是个麻子。他连忙赶回家，在镜子面前审视自己的脸庞，但是没有发现一点麻子的迹象。他返回工厂，告诉施害他的人，说自己一点瑕疵都没有。然而，这没有使他的情况发生变化。因为雇主耸耸肩说：“有人报告说你是个麻子，因此你就是个麻子。”瓦塞尔曼指出，假如我们让自己穿上了这一饱受折磨的人的鞋子，我们就会理解他精神的困扰。这里有一个人被借口否认了基本的权利，这个借口就是他有他自己不能发现的瑕疵。他一直强调自己试图找到它，因为官方一直报道瑕疵就在他的脸上，这个被打上标记的犹太人试图为他的权利斗争，反复几次之后，他的心里开始麻木了，就此放弃了斗争。正如瓦塞尔曼所言：“这样的对待是一种巧妙的、被构想出来的折磨。”
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永恒的障碍。这种感觉出现在瓦塞尔曼与好友在家的私下讨论中。他问他的朋友：是哪些原因把德国人和犹太人分割开来，特别是哪些原因把我们两人分割开来？是不是信仰？因为我们两人既非都是基督徒或犹太人。我们是否被血统分割？确实，纯粹的德国人是不存在的，他们和法国移民、斯拉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更有可能和两百多年来洪水般席卷德国领土的匈牙利人、蒙古人相混合。他询问他的朋友，假如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差异不能在血统中发现，是否可以在不同的道德结构或者不同的人类模型中发现？他的朋友回答道，这可能就是答案：犹太人是拥有不同道德的人，因此是不同的人。他的朋友为了证实瓦塞尔曼是否是他所认为的不同的人，要他把手放在胸前发誓，他是否“感到自己是一位真正的犹太人”。但是，瓦塞尔曼犹豫了，因为他想要知道他朋友的问题的含义是什么。他的朋友笑着说：因为围绕着“犹太人”这个词所存在的困难，他知道对瓦塞尔曼来说，承认感到好似犹太人是艰难的，瓦塞尔曼反戈一击，“德国人”这个词也是一样的困难。他的朋友改变了他提问的思路，想要知道瓦塞尔曼的母亲是否是明确的犹太人，在他的族谱中是否有跨民族的情况。当瓦塞尔曼肯定地坚持他纯粹的犹太背景的事实时，他的朋友摇了摇头，承认他的情况非同寻常，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他喜欢和尊重的朋友肯定不可能是纯粹的犹太人。但是，瓦塞尔曼没有要求得到特别的豁免和特别的认可，即他的情况是一个例外，使他可以宣布自己是一个荣誉的德国人。瓦塞尔曼可能只是对他朋友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他天真的信念感到惊讶，他相信任何出生在德国土地上，呼吸着它的空气，吸收它的语言和文化规范的人，都将自动地被认为是德国人。他的朋友犹豫地把瓦塞尔曼接纳为同等的德国人，这是因为情感上有着相当深的抵触，以致瓦塞尔曼永远不再有这种体验，怀疑一个犹太人能够作为一个德国人被人们接受。假如一个人的朋友感到至多是乐意作出一个有优越感的豁免，最糟的是作一个“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那么对于瓦塞尔曼来说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犹太人将永远被烙上德国土地上异类的污名。
那么，谁是瓦塞尔曼呢？一位神经过敏的犹太人？正如犹太复国主义的期刊《犹太评论》（1928）宣称的那样，之前它对瓦塞尔曼有关犹太性主题的演讲就表示过异议。这本犹太复国主义期刊批评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把瓦塞尔曼的神经症说成是一个普通犹太人的神经症；它否认他代表犹太人说话的权利。瓦塞尔曼回应了这样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他认为，假如犹太复国主义者自行其是，否认犹太人能够成为德国人的可能性，那么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分裂就会扩大；他们把自己当作犹太族的犹太人，而非德国的犹太人。他说他将继续是一个无疑容易受到攻击的德国犹太人，因为他没有完全拥护双方的任何一方，但是他感到有信心的是：他折中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使得他有更大的弹性指向共同的基础，瓦塞尔曼压抑的、几乎是悲怆的启示，是较老的一代犹太人的症状。他们生长在第二帝国，并且被反复出现的犹太恐惧症浪潮弄得很绝望，没有发现脱离困境的途径，因为和他们一起的德国人没有能解决他们自己不确定的德国人身份。瓦塞尔曼和其他人对他们的犹太性感到苦恼，对同时作为德国人和犹太人感到不安全。他们不得不以犹太人自我仇恨的形式，付出特殊的、毁灭性的心理代价。
“犹太人的自我仇恨”这个术语，是由特奥多尔· 莱辛在其1930年出版的著作《犹太人的自我仇恨》一书中发明的，这是一本自我诊断和描绘犹太人受虐狂的古怪图书。在莱辛创造这个词之前，这种类型的受虐狂就长久地根植于传统犹太人的恐惧症中。莱辛是一个灵魂受到折磨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皈依了路德宗，并采纳了尖锐的反犹太人立场，以将其思想中所有犹太性的残余连根拔除。无论何时，在他不能面对他的犹太性的时候，他都把它转化成犹太恐惧症的偏见，其最可耻的例子是他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把心理分析谴责为典型的犹太人精神的流产。弗洛伊德后来回忆道：最初，他假定莱辛是和18世纪的哲学家G.E.莱辛有关系，但是当他知道没有这回事的时候，他立刻中断了通信。作为一位优秀的临床医生，弗洛伊德一直试图根据以下这一原则行医：人类没有什么东西必然和精神分析医师不相容。但他依然对莱辛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这一教科书案例感到惊异，称他为“异常的犹太人现象”。
莱辛确实是一个麻烦的人：矮小、皮肤黝黑，他欣赏日耳曼美的理想，认同爱国主义的事业。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赫尔曼· 利茨的一所寄宿学校的环境里，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古怪的人。这些学校把祖国和民族的新浪漫主义理想同狂热的民族主义原则联结起来。但是，当莱辛的日耳曼信仰不符合利茨狭隘的、以犹太恐惧症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与他的校长争执起来而被解雇。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莱辛从尖锐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变为同样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用新的形式体现了对其犹太性的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莱辛写了一本十分悲观的书籍，它控诉了其犹太人和德国人的遗产。这本书的名字叫《世俗精神的衰亡》，它把犹太民族描绘成干瘪的、贫瘠的种族，因为它没有祖国，与一直根植于与生俱来的土地和祖国的生命创造力没有联系，注定处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唯一的希望是逃避与钱财的关系，恢复他们的祖国。在20世纪20年代，莱辛成为了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著名哲学家，他作出了给他赢得声誉的、影响广泛的判断。1926年总统竞选时，他鲁莽地攻击了陆军元帅兴登堡这位民族主义右派的偶像，把他说成是“一个低能的废物，为未来的尼禄铺平了道路”。这句评论引起了政治右翼的极度疯狂，他最终不得不取消了在汉诺威技术学院的教学活动，把自己限定在私人的研究工作当中。当纳粹1933年接管权力之后，莱辛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后在那里遭到了逮捕，然后被纳粹分子杀害。
犹太人自我仇恨最怪异的事例，也许是奥地利作家奥托· 魏宁格。在这里提及这一事例，只是因为它的病理机制后来产生了许多悲剧性的自杀。魏宁格是以《性和性格》一书获得巨大恶名的。在书中，双性同体的思想与知识分子的倾向相关联，并被转化为人类完美和不完美的尺度。根据魏宁格的思想，男人和女人是雌雄同体的，每一方都包含针对另一方解剖学上残余器官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对应物。理想的类型和一个对所有文化成就负有责任的人，都是具有男子气概的类型，在其身上，女性的残余器官正好和女人的男子气概相抵消。魏宁格相信，女人体现了对性快乐荒唐的冲动，是男子性理性的对立面。犹太人是低级的，因为他们种族的性的商数远没有达到平衡。相比较而言，雅利安种族代表了完全协调的男子气概创造性原则的体现。当他发现自己烙上了犹太性的低级和女性因素优势的时候，发狂的魏宁格在贝多芬曾经住过的地方戏剧性地对自己开了一枪。这一行为后来得到了犹太人仇恨者的喝彩。他们赞同它是完全值得推广的事情。1941年，希特勒在元首府仔细地思考着“犹太人杆菌”的问题，他当时回想到迪特里希· 埃卡特曾经对他说过，他所知道的唯一诚实的犹太人是奥托· 魏宁格。当认识到犹太人是生活在他人身体上的寄生虫的时候，魏宁格自杀了。
魏宁格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毫无疑问是他自己人格的病态显现，但是它也以重要的方式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它是强烈的文化偏见强有力地塑造起来的。一种将一系列强有力的骗人把戏制度化的文化迷惑了每个人，包括德国人和犹太人，甚至少数的最强大的成员也不能一直摆脱仇恨的驱使。至于最脆弱的成员则试图以悲哀的方式逃避他们的犹太性，包括仇恨自己，作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姿态，甚至把自己视同侵略者。犹太的父母有时企图教育他们的孩子以更多“德国的”而非“犹太的”方式行事，灌输给他们孩子所有假定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行为习惯。瓦尔特· 拉特瑙在一篇针对犹太人的、题为《听，以色列》的文章中，呼吁犹太人放弃他们客观存在的性质，成为真正的德国人。他的头脑里这些客观存在的特性除了物质主义的倾向，就是与令人困惑的东方犹太人相联系的习惯和性格。小说家瓦塞尔曼在维也纳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些犹太人是外国人，极度排外，他希望德国犹太人的自我形象不应该受到依然散发着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臭气的、肮脏的流浪汉的消极影响。为了被德国社会所接受，犹太人被其父母和教师进行了服从性训练，变得特别有礼貌、令人愉快、随和，以至于和他们相处是一种快乐。彼得· 盖伊指出，为了取悦邻里的德国人，犹太人模仿的特性是所谓的友善，甚至是夸张的友善，德国人称之为“彻底的友善”。然而，实际上这经常意味的是自卑的自我贬低。这类行为体现了社会上优等的局内人和社会上低等的仆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一种被压迫者使用的奴性的依赖方式，通过打击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建立他们的自我。
估算有多少犹太人企图逃避他们的犹太性是困难的。这些犹太人模仿着假定是有修养的德国人的行为方式，但是结果变得令人困惑，因而对作为犹太人产生了双重的怀疑。在犹太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这类行为受到相当的鄙视。无论如何，犹太知识分子没有构成一个具有共同观念的、有凝聚力的实体；他们也没有有意识地强调他们的犹太性。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具备可供识别的家族的相似性。首先，尽管德国犹太人的主体在构成上作为坚定的中产阶级从来不会变得左倾，但是犹太知识分子在其信念中倾向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尽管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作为左翼好战分子参与了战后时代（1918—1923）的革命暴动，但是他们对激进事业的参与后来逐步地退缩。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所指出的，几乎没有犹太知识分子在任何政党中工作；只有一些犹太人积极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共产党最初吸引了许多犹太人，但是到1931年，在百位当选国会议员的共产党代表中，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了。
假定总体而言的德国知识分子，以及作为部分而言的犹太知识分子，对德国的公共政策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国的知识分子在共同把智力和权力分割开来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为自己作为非政治人感到骄傲。结果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边缘的局外人阶层。由于在整个政治文化中缺乏工作经验，他们退却到艺术、文学、哲学、音乐等精神王国当中。除了在政治上没有成效之外，犹太知识分子还承受着其他两个倾向的痛苦：他们是一个不信任他们的国家中的犹太人；他们普遍属于政治左翼，并被认为具有激进的政治信念和现代主义的知识信念。事实上，犹太人经常处于先锋派运动的前列，作为作家、艺术家、剧作家以及正在兴起的电影业的领导者，他们构成了表现主义运动突出的部分。他们拥有处于领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前面提到过的摩西家族占据了柏林报纸和杂志市场的重要部分。它的竞争对手乌尔施泰因家族甚至更为成功，尤其是在获得了受人尊敬的《福斯报》，并通过期刊、时尚杂志、廉价图书增加了销售之后。许多出版家、编辑、批评家都是犹太人，其中包括塞缪尔· 菲舍尔、库尔特· 沃尔夫、卡西雷尔兄弟、格奥尔格· 邦蒂、埃里希· 赖斯以及马利克的公司。
纳粹分子不断放出谣言：德国的文化正被犹太左翼分子所控制，他们正在用其堕落的信念“污染”传统的德国价值观。事实是：通常是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犹太知识分子落入右翼批评家的手中。他们专门夸大一些著名的犹太激进分子的重要性，并用同样激进的刷子抹黑大多数犹太人。犹太人颠覆的伪概念被一些犹太作家不经意地强化。他们公开责难他们所认为的在德国文化中是毁灭性的东西。库尔特· 图霍尔斯基是著名的犹太讽刺作家，他倾泻了一连串恶毒的文章论述德国人生活的弱点，结果形成了对犹太文学界的成见。他的对手控诉他是不爱国的人，而他冷漠地对这样的批评置若罔闻。他说：“我可能正在背叛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合法的秩序不是我的合法秩序。我对它旗帜的色彩无动于衷，我对它受到地域限制的理想无动于衷。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背叛的，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做的任何事情。”1928年，他公开表述道：“假如对保护和平似乎是有必要的话，德国军队没有任何秘密我不能告诉另一个外面的强国。我们是高级的叛国者。为了支持我们热爱的祖国，为了和平和我们真正的祖国——欧洲，我们背叛了一个拒绝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位世俗化的犹太人，图霍尔斯基正在逃避其犹太性，进入知识分子的理想，他将自己的过去变成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具有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念的、世界主义的欧洲公民。他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它是对他的德国人和犹太人角色的双重拒绝吗？或者仅仅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也许都有，因为图霍尔斯基是一个深深分裂的、令人恼怒的牛氓，他最终发现自己无法逃避真实的过去，在瑞典的一家旅馆的客房自杀。图霍尔斯基是几位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之一。他为左翼最有影响的期刊《世界舞台》写作。其他与该刊有联系的人包括卡尔· 冯· 奥西茨基，他是一位期刊编辑，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以及恩斯特· 布洛赫和瓦尔特· 本雅明。这些作家的观念和信念证明了以下陈腐的判断是虚假的。这一判断控诉他们是好战的激进分子和危险的颠覆者。事实上，他们是善良的改革者，他们承担了所有被压迫者的事业。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弱点，是许多没有政治经验的世界改进者的弱点：倾向对真实的或假定的非正义的过度反应，为人类拯救提供全面彻底的蓝图。图霍尔斯基和他的批评小团队，是内心深处没有幻想和疏离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原谅德国人，因为德国人认可的东西是对他们遗产较好一面的背叛，它包括一度被认为是一位文明的德国人标记的文化信念：在大世界主义（欧洲的）的框架中对国家强烈的骄傲，对启蒙运动人类价值观的信奉。当针对共和国的反民主压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加强的时候，当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在审视一个根据他们的判断已经背叛了它更好一面的社会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再次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局外人了。
判定这些批评家实际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者他们对共和国消极的观点是不是其棺柩上的另一根钉子，都是困难的。因为共和国没有满足他们含糊的乌托邦渴望的检验，所以犹太批评家保持着他们的距离，或者发出他们自己傲慢的声音。也许就是他们未被允许分享权力的愤怒，导致了这些批评家作出了荒诞的判断，其中最愚蠢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是世界上最反动的政治家。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所指出的，这一结论依据以下的事实可能得到了推广，即这些知识分子批评家中许多人都小看了共和国维护者的工人阶级出身，毕竟党主席埃伯特是一位马鞍匠，塞韦林是一位锁匠，谢德曼是一位画家，诺斯克是一位篮子编制匠，威尔斯是一位家具商。
这表明这些魏玛时期的作家也许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正如他们认为他们知道一样。相反，他们的右翼批评家极度高估了他们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总体上来说，犹太人依然是想要成为局内人的局外人，但是只有在少数领域他们作出了重大的突破，这些领域包括新闻界、戏剧界和出版界。然而，就是在这些领域，他们的影响从来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他们的信念不是“犹太人的”，而是德国人的。尽管犹太人在报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犹太人的”报纸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一些较大的城市，著名的新闻机构依然控制在非犹太人手中。摩西或乌尔施泰因的报纸，在定位上依然比左翼更加自由主义，并且一直不清楚的是，如果不考虑犹太拥有者这一事实，纳粹的“犹太人的新闻机构”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真相是：纳粹分子为了唯一的真正德国的价值观，他们误用了自己的偏见，把所有的对手混为一谈，作为不忠诚和非德国人来看待。他们的特点是用泛泛的贬义词“犹太人的”，来谴责任何他们特别厌恶的东西。这个词可能意味着所有现代的、先锋派的、和平主义的、民主的、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有更含糊的，比如“腐蚀的”“无根的”“物质主义的”“堕落的”“怀疑的”，甚至“聪明的”。“聪明的”性质是对犹太人所有方面的抨击。事实上，这是无知的纳粹分子对对手的美德表示敬意的一种反常方式。“怀疑的”“聪明的”“轻率的”这些词，不过是对头脑敏捷的柏林人的总体描述。正如彼得· 盖伊提醒我们的，这些词语是德国人用于柏林人的，人们因为他们的头脑敏捷而欣赏他们，因为他们瞧不起炫耀、自大和空洞的宏伟。
在最终的分析中，“聪明的”犹太人这个词，在嫉妒的德国人的心理中具有它真实的起源。德国人因为犹太人的成功而心生嫉妒，企图玷污成功的动机，贬低它的成果来降低它的价值。当然，“聪明的”犹太人这个词掩盖了长期存在的心理成见，即犹太人是上进的、有冲劲的、没有感情的，他们对受人尊敬的德国风俗冷漠而无动于衷，只奖励物质上的成功。这一成见不仅出现在武断的犹太人仇恨者的咆哮中，而且出现在维尔纳· 松巴特的学术论文中，出现在讽刺性的傻大哥卡通画中。鉴于犹太人“有冲劲的天性”和“缺乏精神的深度”，他们被假定不能创造出真正持久的艺术、文学或音乐作品。假如这是真实的话，伟大的文化成就需要乡土和生活在乡土上的民族的来源——正如民族主义的右翼所宣称的那样——接下来的结论会不会是这样，即作为边缘化的犹太人，从不会渴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创造出任何伟大的东西？当然这个前提有两个错误：首先，大部分德国的犹太人是完全同化的德国人，并不比其他德国人缺乏“根基”；其次，伟大的成就来源于作为个人的天才，他们创造性的才能超越了他们置身于其中的文化。当然，犹太知识分子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没有改变心怀偏见的德国人的看法，他们继续把所有犹太人的东西等同于非德国的东西。
瓦尔特· 拉克尔显示了这可能对犹太知识分子形成了毁灭性的心理冲击，因为它在他们个人的和创造性的生活中制造了反常的东西。他们“是优秀的欧洲人，但是他们也是分裂的人格，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相分离”。拉克尔相信，这种分裂可能说明了他们不能在文学或者艺术上生产出真正伟大的作品，它们需要大众和民族的根基。在没有民族边界的科学领域，犹太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犹太人在文学和艺术上的贡献实际上缺乏一流水平的观点可能面临着挑战，但是可以好好采纳拉克尔有关犹太知识分子生活中存在着深远分裂的观点。大多数为科学作出伟大贡献的犹太知识分子，甚至像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都会感受到这种分裂。在这两位科学家的生活中检验这种分裂是有启发性的，尤其是在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中，因为受过心理分析的训练，这位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位自然科学家不能相匹敌的人的生存证据。
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是斗争了多年才世俗化的犹太人，在他们作为科学家取得戏剧性的惊人成就之前，前者是苏黎世谦卑的专利申请员，后者是维也纳专业的、孤独的精神病医生。他们两位都证明了真理超越了文化，因为在更高的水平上，他们向我们讲述了自然世界或人类的生存状况。但是，两个人都成为了犹太恐惧症批评的主要攻击对象，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出身，这些批评企图使他们的著作变得毫无价值。20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本人及其声誉经常受到丑恶的攻击。事实上，犹太人的仇恨者在威廉学院等着他出现，然后发出“犹太科学家”的咆哮。他的邮箱塞满了攻击其犹太性的信件。有一次，一帮右翼学生在柏林大学打断了他的讲座，一个学生大声叫嚷：“我要切开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喉咙。”一群声称自己在德国自然哲学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伪科学家，租用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厅，作了旨在揭露“爱因斯坦骗局”的系列演讲，攻击相对论是错误的犹太原理。爱因斯坦是一位有着博大胸怀和丰富幽默感的人，他对这些蠢事一笑置之。为了显示他并没有被批评者们滑稽的行为所恐吓，爱因斯坦甚至在爱乐乐团的音乐厅租了一个包厢，嘲笑那些用于让他的发现变得毫无意义的证据。然而，甚至自谦的爱因斯坦也不得不承认：犹太恐惧症患者们的恶毒攻击让他烦躁不安，使得他的工作进行得十分困难。有一次，一个发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甚至公开威胁他的生命，他要奖励所有刺杀这位科学家的人。这位威胁爱因斯坦生命的鲁道夫· 莱贝尔仅仅受到了轻微的处罚，只是被处以16元微不足道的罚款。这就是未经改革的保守主义法律体系的标志。
带有犹太恐惧症信念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对爱因斯坦的憎恨——爱因斯坦成为了他们喜欢抽打的孩子——也是他们对所有质疑他们僵化世界观基础的知识分子的憎恨。根据弗雷德里克· 格伦菲尔德的观点，爱因斯坦“剥夺了德国公众一些被认为是良好生活本质的东西，它们是绝对之物——晚餐七点开始，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正义”。正如先前所显示的，德国人绝对厌恶在文化上不同寻常的东西。当面对不同的信仰或者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不能接受不同寻常的东西”作为正常的反应。另一方面，许多犹太人经常对假定的永恒真理或者试图维护它们的僵化的德国行政当局无动于衷。反对公开的社会真理，在许多年轻德国犹太人的早年生活中，尤其在学校期间，就表现出来了。爱因斯坦一直被看作是一个问题学生，当时德国的学校体制充满定罪的氛围，以及固执己见的腔调和风气。学生在那里受到欺凌和严格管理，经常受到带有教官习惯的教师的侮辱。对于没有根基的、又具有强烈意志去追随自己创造性爱好的犹太人来说，在这样的体制中无立锥之地。结果是：他除了数学之外一无所长，被慕尼黑的鲁伊特波尔德高级中学开除，因为把他留在班上是破坏性的，被认定会污染其他的学生。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爱因斯坦在瑞士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继续追随着他“成为自由精神的狂热欲望”，怀疑现有的科学权威，在物理学领域做出了地动山摇的发现。可能就是他的犹太性以及他天生独立思考的倾向，使得他对时空的含糊性特别敏感，这也是理解相对性的心理前提。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过着更为孤僻的生活，但是无论作为学生还是专业人士，他一生都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侵袭。像爱因斯坦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位拒绝所有宗教的世俗化的犹太人，因为他相信它们是幻觉。尽管他的妻子玛尔塔· 贝奈斯是在严格的犹太家庭里长大的，但是弗洛伊德拒绝任何与正统的犹太教有关的东西。但是，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成为争议点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犹太人。例如，他对婴儿性行为的著作使他受到了恶毒的攻击，其中的许多都带有强烈的反犹太人色彩。他被控诉破坏了基督教的道德观，他的心理分析方法得到了犹太心理学家（卡尔· 亚伯拉罕、马克斯· 艾廷顿、阿尔弗雷德· 阿德勒、汉斯· 萨克斯、威廉· 兰克）的支持，但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科学”而遭到了普遍的拒绝。一位保守主义的学者轻蔑地说：“除了知道弗洛伊德的学说是一个犹太人发明的，我们对它还要知道点其他什么吗？”当然，可以低估这类粗鲁的评论，但是，更为痛苦的是卡尔· 荣格的反应。荣格是弗洛伊德以前非犹太的战友、学术上被认定的继承人。20世纪30年代，他似乎鼓动双翼进入了纳粹的轨道，和一个纳粹控制的心理病学的期刊建立了联系，发表了一项重要的声明：雅利安人的无意识比犹太人的具有更大潜能，并且“把一个犹太人心理学的结论作为普遍有效的东西是一个十分不可饶恕的错误”。
对于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来说，这些反犹太人的攻击导致了心理上的极度痛苦，它们进入了德国人和犹太人分裂的核心，也进入了犹太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对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以及许多其他知识分子来说，这种顽固的反犹太偏见只是提高了他们作为犹太人的意识，至少是作为犹太人的感觉，使他们更积极地投入促进犹太人利益的组织。1927年1月6日，《犹太家庭报》刊登了一幅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柏林创立大会的照片，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和莱奥· 贝克一道出现在照片上。早在1895年，弗洛伊德就加入了犹太兄弟组织，以便与来自相似犹太背景的、容忍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建立社会联系。这表明，从分享犹太历史和痛苦的文化密切关系的意义上来看，弗洛伊德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根据彼得· 盖伊的看法，这一身份认同是弗洛伊德自己对犹太人自我认同的解决办法，它是一种对作为犹太人“挑衅式的”骄傲。还有比这更多的含义吗？除了成为原型的或者普遍的东西之外，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忽略明显的反犹太人诽谤——还有没有确实是“犹太人的”东西？对这一十分复杂问题的回答可能是肯定的。这也可能也回答了彼得· 盖伊的问题，即德国犹太人对作为一位德国人的自我定义是否只是一个有失体面的迷恋。德奥的文化环境及其伟大的知识成就和卑鄙黑暗的阴暗面，是使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成为可能不可或缺的条件。
1926年，据说弗洛伊德向一位德裔美国采访者格奥尔格· 西尔维斯特· 菲尔埃克坦言：“我的语言是德语。我的文化、我的成就是德国的。直到我注意到德国和说德语的奥地利反犹太人的偏见增长起来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不再是德国知识分子了。从那时起，我称自己是一位犹太人。”不仅弗洛伊德自我定义为犹太人是由他所处的德奥环境塑造的，而且他本质的思想模式、作为局外批评家的反讽冷漠、他对文化和政治上骗人把戏的敏锐剖析，也是这一环境塑造的。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的知识在此成熟的城市，它具有让人目眩的反差：表面上看，它被设计为一个浪漫的舞台——今天它的旅游管理部门依然是这么设计的——充斥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咖啡馆、丰富的甜点、无忧无虑的氛围。然而，在表层之下，维也纳是一个放大的弗洛伊德式的自我，是一个本能和文化不和谐的沸腾大锅。维也纳是奥匈帝国首都和哈布斯堡家族王位的所在地。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为数不多的残存王朝之一，它没有统治过一个在地理、文化或民族上都是同类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帝国是由一个不相干的多个少数民族的集团构成的。这些民族一度在地理上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到喀尔巴阡山，到民族冲突的温床巴尔干半岛。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最初是奥地利的公爵，但是在中世纪他们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剧烈地扩大了，直到拿破仑1806年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他们才不再保留这一头衔。在整个19世纪，他们继续作为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进行统治，在民族主义动乱的年代顽固地依附在他们帝国荣耀的梦想上。维也纳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多语种帝国在民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紧张。它犹如一个不变的纪念碑，奇怪地和现代性的力量格格不入。哈布斯堡帝国的皇帝弗朗茨· 约瑟夫（1830—1916）1848年登基，活到足以见证到毁灭他的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奥地利首都的造访者都会被官方设计的宏伟的舞台风格所惊讶。帝国宫殿和在维也纳边缘被称为美泉宫的“小的”乡村宫殿都是巨大、炫耀和宏伟的，然而对于敏锐的造访者来说，它不是一个舞台场景，而是人们实际生活的地方。回首往事，就是在这些舞台场景当中，我们遇见的都是些完全脱离实际的人。当然，对弗洛伊德思想有着特殊兴趣的是弗朗茨· 约瑟夫，他崇拜荣誉和责任，但是毫无明确的方向感，显然也没有一点幽默感。在A.J.P.泰勒富有启发性的洞察中，约瑟夫具有强大而犹豫不定的力量，也就是外强中干。他假定每天在办公桌后面坐上至少八个小时，并签署文件，他就能让帝国运作，同时他相信官方气派和他五十个奇怪的头衔——其中一个是“奥斯威辛公爵”——就能把余下的一切搞定。根据A.J.P.泰勒的观点，宏大的奥地利帝国正在褪色的光彩是“辉煌的、充满了浮华而内部枯燥无味的生活。它是剧场，而不是现实”。
在离老朽的皇帝签署海量文件、召见来访者的霍夫堡不远的地方，另外一个不同的现实是伯格街19号，因为就是在这里，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革新了心理学，对支撑弗朗茨· 约瑟夫权威的迷信，以及这位皇帝所代表的文化表示怀疑。细想一下这两个人的角色是富有指导意义的，尤其是一个人一并造访了霍夫堡和伯格街19号之后，面前会浮现出老态龙钟的皇帝和负有创造性的天才，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彼此又如此贴近，然而对现实的看法却相距甚远。霍夫堡的造访者会注意到这位皇帝有召见来访者的习惯。他依然可以发现一个古老的讲坛，上面放有记录来访者姓名和他们签名的本子。皇室来访者名单的复本中显示有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名字，这个复本也能在伯格街19号弗洛伊德博物馆里发现。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1902年，弗洛伊德跟随着一位来访者，接受了“特别教授”的头衔，但这是一个在大学里没有的荣耀头衔。弗洛伊德后来开玩笑地说，好像是皇帝已经正式“认可了性行为的作用，并且内阁批准了梦的解析，或者在歇斯底里治疗中采取心理分析治疗的必要性已经被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事实上，弗洛伊德已经使得皇帝的权威不再有效，甚至所有的一切都让我们进入了犹太人和德国人共生关系的核心。弗洛伊德看见了幻觉面纱的后面，他走进了它的心理根源。他这样做是在玩火，是从众神那里盗火。他的犹太性在这部戏剧中并没有发挥不明显的作用，因为它提高了他对奥匈帝国普遍的生存二重性以及特殊的文明批判性的认识。当然，他开玩笑说，“对性行为的认识”预示了一场喧闹，但它后来变成了对他的狂怒，因为他散发出一种威胁一个建立在罪恶和侵略之上的文化基础的力量。用犹太—奥地利讽刺文学的恐怖小鬼卡尔· 克劳斯的话来说，这种文化是一种白种人的道德观，它“建造了铁甲船，但却围着处女膜的偶像跳着祭祀舞蹈”。总之，在很大程度上，一个赞扬死亡本能的文化，一个对侵略和死亡崇拜的文化，是不能轻易支持性行为的解放的；进而，这种古老罪恶文化的承继者将组织一切力量去抵御它的诽谤者以保护这一文化，尤其是假如诽谤者的领头知识分子之一是一个犹太人。
弗洛伊德的生活和职业生涯是自我发现的冒险旅程，在其中，他对犹太性的感知构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在其中德奥的背景也提供了心理的条件。这些背景给予他一些线索，据此他试图发现解释人类欺骗、痛苦、不快的答案。人们可能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是他与自我欺骗、欺骗他人做斗争的特殊工具；但是，他可能用它来揭开人类痛苦潜藏的（蒙上面纱的）的原因。这是一种历史方法的观点不应该让我们惊讶。弗洛伊德沉浸在一个具有历史并在历史中汲取力量的城市，同时意识到把他和四千年传统联结起来的犹太遗产，他可能会情不自禁地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正如菲利普· 里夫提醒我们的，弗洛伊德一直似乎不仅将现在，也将未来坍陷到过去。知道的东西不是来自新的经验，而是来自回忆的东西。事实上，决定性重要的事件已经发生在过去，要么以人类体验的痛苦和疏离的形态，当它正在进行从原始状态向文明、从自由流淌的性爱向文明的压抑至关重要的转型时；要么以人类成员儿童期承受的个人抑制的形态。在两种形态中，发生在过去和现在的抑制蹲伏在无意识当中。从无意识当中，抑制用它的动力因素创造个人和公共的历史。借助历史的重演，从过去发现这种无意识的知识，是减轻人类痛苦的关键所在。
弗洛伊德对历史悲剧因素的深刻认识——对于他来说，其犹太人的和德国人的背景都可以用来证实——阻碍了他追随乐观主义的道路。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认识到，我们只能成为已经成为的东西，而这种认识排除了对激进的变化或者拯救的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是一位相信历史无尽重演的无条件的悲观主义者。毕竟他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继承人，强烈地相信人类已经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杀手变为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也相信人的自我在生物和心理上是没有变化的（固定的）。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两者处于永恒的紧张状态，以致回归到最基本的原始状态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的常态和日常事务。战争因此是历史循环运动最敏感的部分，因为它来自人原始的、自我维护的、本能的侵略倾向。因此，我们注定和我们的过去一起生活。我们与过去相处到什么程度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健康。神经衰弱症是无力逃避过去的结果；并且因为我们都不能完全逃避我们的过去，所以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神经衰弱症。尽管神经衰弱症是一个普遍的状态，因而不可能消除，但是它承担的痛苦是能够治疗的，也可能在心理上减轻。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是一位小心翼翼的进化的渐进论者，他相信心理分析可能通过调整我们适应现实来减轻痛苦，它是成熟的启蒙运动的信仰，是启蒙运动通过科学的人文主义对增量进步的希望。作为一位临床医生，弗洛伊德试图把病人从过去的负担而不是过去解脱出来，因为它一直压在他们的肩膀上。
弗洛伊德可能把他的知识分子性格归功于他犹太人的自我意识。他对历史的亲近不是其知识分子性格的唯一性质。另外一个性质是他高度发达的、剥去世界幻象的分析能力。在弗洛伊德那里，真正重要的不是外在事件，而是塑造外在行为的心理力量的潜层。换句话说，个人的或者历史的外在事件按照内在心理关系运作。这些内在的、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力量，为外在事件的呈现提供了线索。对过去事情的认识为即将到来的事件提供了线索，这种认识存在于对潜藏的无意识力量的解码和认识。这些无意识的力量抑制了成熟的自我发展，抑制了性欲发挥功能。过去及其抑制的事件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了答案。尽管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分享了时间的模型，但是他自己的未来的景象是不同的，它传递了悲观主义的预测。马克思在历史自身的进程中世俗化了犹太教—基督教的千年传统。弗洛伊德在另一方面为了逃避历史证据性的记录，没有从历史中采取乌托邦的跳跃。我们只能推测为什么弗洛伊德如此顽固地抵制“最终的”答案，但是可以认为这与他的犹太性、他在心理上对乌托邦理想的抵触、他禁欲主义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他为何最终把生命看作在冷漠大海里漂浮的痛苦小岛的原因，也是他为何避免诱惑去对复杂心理问题提供简易治疗答案的原因。事实上，研究梦的专家建议我们停止做梦的幻觉，而是将自己限定在实现与我们的弱点、局限和天赋可实现的目标上面。
启蒙者弗洛伊德一直想理性地确认这个世界，去除它种种神秘之处，教育个人了解它不变的状态。作为一位禁欲主义者，他在毫无幻觉的情况下工作。这个幻觉就是人能够完善世界，发现如何去治疗痛苦。然而，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也认识到驱动个人和社会寻找治疗痛苦办法的心理需求。给予这种心理需求以希望不是一种错置，只要它处于我们自身的局限给予我们的限制范围之内。当弗洛伊德思考他的时代问题并认识到从四处正在靠近的危险的时候，他知道，当大众背叛了启蒙运动的计划并进入群体幻觉的时候，启蒙运动派将再次被迫进行防御。纳粹的狂热状态的乌云正在积聚，弗洛伊德预感到仇恨的冲动已经升起，它们不会被轻易地压制，同时太多德国人正陷入的幻觉将导致产生残暴结果的、集体的极度疯狂。
一个人如何面对正在降临的非理性行为？是继续启蒙运动的工作，还是调动自己的力量去作抵抗？抑或是消极和耐心地等待，直到最近的反犹风暴像所有以前的一样自行吹散？弗洛伊德继续进行着他传播启蒙运动的工作，甚至当他的国家背叛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弗洛伊德具有人道主义基础的科学工作已经播种生根发芽，但是在时空中还十分虚弱，它证明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共生关系不是一个幻觉，而是具有可以存活的可能性。它之所以中断，是因为启蒙运动的根基还不够深厚，不足以抵挡非理性的猛烈攻击。纳粹运动在德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因为德国人已经失去了理性、爱、同情、相互宽容的人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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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对犹太恐惧症的反应</h2>
犹太恐惧症偏见的积聚，冲击着大多数犹太人的生活，包括弗洛伊德或者爱因斯坦在内，没有人幸免于它的影响。在德国，一个人不可能忽略冲锋队喧嚣和越来越多刺耳的街头暴徒。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暴徒热衷于煽动反犹太人的暴行，在日益衰落的共和国最后的几年，暴行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员相信有蓄谋的煽动；他们的策略被人们描述为公开的挑衅，正如冲锋队的战歌充分显示的那样：
冲锋队员，无论老幼
握紧你们的武器向前，
因为在德国的地界，
犹太人可怕地发动了浩劫。
冲锋队员冒着弹雨走来，
他感到勇气十足，
因为当犹太人的血从刺刀里迸出，
美好时光再次留驻。
纳粹分子的古怪行为可能且经常被德国人和犹太人一笔勾销成吵闹的少数派的咆哮。这些少数派把犹太恐惧症弄成了其政治计划的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国人更关注战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后果，而不是犹太人问题。直到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共和国的政治解体，犹太恐惧症才积聚了势头，把自己附着在纳粹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上，继续在德国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主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先前所示，甚至在1929年之前，犹太恐惧症在德国社会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危险的含义无疑十分明显，以致德国的犹太人感到有必要调动敌对力量，组织反抗行动。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犹太人一直仔细地观察右翼民族主义团体的行为，尤其是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他们非常清楚纳粹计划的要点之一就是，所有犹太人都不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种族上”不是德国人。注这个要点在1920年2月24日就得到了公开的宣布。当然，在1920年，大多数犹太人不知道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但是到了1929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非常清楚他是谁，知道假如他掌权之后，人们从他那里期望得到什么。到1932年，当纳粹党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时，几乎没有犹太人还在怀疑从纳粹党那里将要得到的东西。
在1932年，犹太教士阿尔弗雷德· 维纳在《中心协会报》（1932年7月24日）采用了以下提问式的头条标题，希望他的读者对纳粹的危险予以警觉：“一个计划或煽动的实现：一个希特勒的多数派会干些什么？”维纳间接地警告他的同胞犹太人：“假如第三帝国到来，那么我们将告别正义和繁荣，告别公众精神和自由事业。”
阿尔弗雷德· 维纳是代表德国犹太人的、最大的保护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名字叫“犹太人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心协会”。它成立于1893年，是第一个明确与犹太恐惧症作斗争、保护犹太人公民权、推动德国犹太人自我认同事业的犹太人组织。在战后的年代，中心协会的成员在6万和7万之间波动，占德国犹太人总数的14％。但是，中心协会宣称它代表几乎90％的德国犹太人。其后的推动力主要由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记者、作家、商人）和学生当中的社会积极分子组成。协会也出版自己的报纸，最初叫作《在德意志帝国》，后来它与《德国犹太人报》合并，重新命名为《中心协会报》。在垂死的共和国疯狂的战役期间，中心协会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图书，分发小册子，组织公共论坛，旨在启蒙德国的公民，告诉他们真正的生活和德国社会中想象的犹太人是相对立的。中心协会一次又一次地记录犹太人对德国社会所作的贡献，驳斥了犹太人的对手散布的有关犹太人的谎言，它们包括从对《塔木德经》、祭祀杀婴、阴谋计划的扭曲，到对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笨拙行为的谴责，范围极广。为了驱散犹太人对德国不忠的谴责，阿尔弗雷德在1930年一次犹太人抗议集会上尖锐地主张：“假如授予德意志精神诺贝尔奖，德国的犹太人就是接受者。”
除了发动公共启蒙运动的计划，中心协会还试图通过德国的法律制度发挥作用，以保护犹太人的权利和名誉。中心协会的律师采用了对付个人和宗教诽谤的《德国刑法典》第130条、第165条，获得了一系列抵制公然的犹太恐惧症的成功。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恐惧症出版家特奥多尔· 弗里奇，以及处于领导地位的纳粹分子约瑟夫· 戈培尔、格雷戈尔· 施特拉塞尔、罗伯特· 莱伊、卡尔· 霍尔茨、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都因为诽谤犹太人而受到小额罚款。正如先前所显示的，德国的法律制度掌控在保守主义的法官手中，他们不喜欢民主共和国，经常站在它的死敌一边。这一法律制度多次在其决策中显示了公然的反犹太人偏见。尽管法律认为“公开地诽谤以宪政的方式建立的政府”是犯罪，但是1923年最高法院认可这样的轻蔑用语“犹太人共和国！耻辱，犹太人共和国”，因为“德国新的法律和社会秩序明显是由德国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带来的”。这一法律制度因此是一把双刃剑，更何况它经常慷慨地给在公开场合穷凶极恶的纳粹分子提供发布偏见的论坛。
第二个代表德国犹太人的保护性组织是“犹太人前线战士国家联盟”，它于1919年2月8日由40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犹太老兵创立，其领导是莱奥· 勒文施泰因上尉，他在战争期间因为发明了一个声呐装置而十分有名。这个组织最初的目的是保卫犹太士兵的荣誉，以抵抗犹太恐惧症的指控，即犹太人是胆小鬼，他们逃避兵役，尤其是前线的兵役。尽管该组织从官方的角度试图避免卷入德国犹太人国内的宗教活动，但有几次记录表明，它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分裂行为，因为这些分子威胁要将德国犹太人从他们的祖国分化出去。这个国家联盟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保守的组织，一直避免采取好战的策略，除了几次犹太老兵遭到了明显的诽谤。例如，它起诉了希特勒的导师迪特里希· 埃卡特，他公开吹牛说他将给人1000马克，只要这个人能够证明一个犹太家庭送了三个儿子去前线至少三个星期。国家联盟提交了几十个人的名单，把埃卡特告上了法庭，让他付清所有金额。但是，这样的成功是稀有的，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从数量来说，国家联盟大约有3万会员，1.4万年轻的追随者，360个地方办公室，一个名字叫《盾牌》的核心期刊，它是一个微小的但组织良好的联盟。
另外一个有着强烈的保守主义观念的保护性组织是民族主义德国犹太人联盟，由先前是德国军队的预备役军官马克斯· 诺伊曼在1921年建立。这个组织追随它领导人的信念，即反犹太人偏见来自犹太人和德国人不同的看法。假如是这样的话，犹太人因此必须证明他们和德国人一样是忠诚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诺伊曼既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也拒绝东方犹太人，因为他们强化了疏离的犹太人的传统否定性形象。他忠告德国犹太人不要再做半个德国人，而要做百分之百的德国人。最初，诺伊曼因为纳粹分子的民族主义信仰而对他们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试图和纳粹分子达成和解，只是后来他发现了每一个犹太组织都最终被迫承认的东西，即纳粹分子不惜拒绝犹太人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将犹太人妖魔化为种族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