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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最初的反应</h2>
开始于1933年4月，到这一年末一直在增加的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法律，只是后来在1933年到1939年间颁布的大约400部反犹太人立法的开端。每一个新的反犹太人举措都比前一步更为恶劣，每一个都给伤口再次擦盐，给伤害增加侮辱。犹太人最初的反应，特别是在四月法律出现之后，是以重复出现的综合征为标志：最初是震惊和怀疑（这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文明社会当中）；接着是耻辱和恶心（我对这个称为我自己的国家感到耻辱）；然后是四处扩散的几乎没有人在意的认知麻痹（我发现走投无路了）；然后是一缕希望之光，事情不会变得太坏；最终认识到犹太人必须组织起来，准备着最坏的结果。
在评估犹太人对纳粹攻击的反应时，我们能够区别个体犹太人的反应和各种犹太组织的反应。许多个体犹太人已经留下了富有启迪性的证词，而这些组织是代表加盟的成员说话。最初的反应普遍是震惊和怀疑，尤其是对任意的暴力行为，对多数旁观的德国人无动于衷的态度，对让人吃惊地认识到德国政府从官方的角度发起了种族隔离，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体现。例如，赫塔· 纳特霍夫不能理解积压在柏林医院里犹太医生身上的侮辱。冲锋队暴徒狂怒地冲进医院，驱逐医生，甚至在他们正在进行手术时。她写道：“我的历史悠久的医院失去了一些最有天赋的医生，病人处于绝望之中，所有的一切都颠倒了。戈培尔先生充满仇恨的演讲，超越了先前以挑拨和说谎的形式存在的任何演讲，人们聆听着，保持沉默。首先是这些杰出的医生和著名的教授，他们对背叛他们的同事做了什么呢？”另一个残酷的打击发生在一周后，她收到了来自夏洛滕堡地方法官的官方信件，通知她必须终止作为妇女咨询事务所首席医生的职位。赫塔· 纳特霍夫是几千个被免职或面临即将被免职的犹太专家之一。扬· 英格· 多伊施克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秘密生活在柏林，因此活了下来，她回忆道：她父亲是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他阅读和研究了普鲁士学校管理当局下发的免职通知中的每一个句子和每一个逗号，他彻底惊呆了。尽管他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但是他被告知他的免职是基于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政治关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埃米尔· 法肯海姆的父亲身上，他在1914年前就是一位执业律师和前线士兵，但是也被免职，因为据信他在1918—1919年间保护过一些共产主义者。英格· 多伊施克龙的父母得到了还没有受到新法律影响的犹太朋友的安慰：一些解决方案将会让他们脱离悲惨的生活。
当然，这样的希望是很少实现的，因为现存的反犹太举措中的暂时让步或者漏洞很快就被去除了。维克托· 克伦佩勒在提供自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老兵的文件上经历了相当大的麻烦，之后他收到了暂缓免职的通知。他在越来越不可能的条件下继续教学，学生在流失，同事也躲着他。他得到越来越多的关于其犹太朋友、亲戚和熟人的坏消息。克伦佩勒的感情在受伤的骄傲和道德的愤怒之间变化，随后出现的是无望和绝望的态度。1933年5月13日他自问道：“这种精神错乱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
贝拉· 弗洛姆继续为乌尔施泰因的报纸写社会专栏，继续着她繁忙的社会日程，她自问道：“整个国家都处于恍惚的状态吗？”弗洛姆、克伦佩勒和其他犹太人都拥有广泛的熟人圈子，都洞悉到占据优势地位的舆论。他们不仅为普通德国人对正在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的无动于衷感到震惊，而且对德国人在发泄他们反犹太人偏见时所展示的轻信和十足的愚蠢感到害怕。例如，弗洛姆发现接受以下一点是困难的，即许多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相信犹太人可以用一种特殊的体味来加以辨认。在参加一次希特勒也出席的官方庆典时，弗洛姆嘲弄帝国总理府主管海因里希· 拉默斯说：“你的元首一定得了感冒。”当被问及为什么的时候，她回答道：“据说他在十英里之外就能闻出一个犹太人，不是吗？显然今晚他的嗅觉没有发挥功能。” 赫塔· 纳特霍夫的一位病人是容易轻信上当的年轻女士，上班时被告知任何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的人都可能不能再怀有雅利安孩子之后，哭喊着冲进她的诊所。“我不得不对这个原始动物说，让她最终确信这一断言是愚蠢的。” 纳特霍夫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女孩因此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说：“亲爱的医生，我已经打开了煤气阀，但是在最后一刻跑到你这儿来了。” 纳特霍夫想知道，有多少德国人能够跑到能让他们纠正反犹太人偏见的人那里，并且这种纠正能持续多长时间。
一些德国人试图同情个体犹太人的困境，因为他们从个人的体验中认为这些犹太人是善良和可敬的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很少放弃这样的信念：反对犹太人的举措无论怎样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是政府发起的。正如绍尔· 弗里德兰德尔提醒我们，这些观点中的一些依赖于他们对希特勒的信仰，因为对犹太人的同情总是意味着不信任元首道路的正确性。犹太女演员莉莉· 帕尔默讲述的一个小故事，很好地说出了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她失去了电影合同，因为她是一个犹太人。房东太太同情她的困境，和她一起喝咖啡，表示对她的同情。房东太太说：“因为你不能否认希特勒是一个好人，因此这真是羞愧。你拿你的命打赌，他会让德国再次强大。至于他对待犹太人这件事做得太坏了。”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也许反犹太人偏见最具毁灭性的冲击，是针对不明事理的犹太儿童，他们失去了朋友，被他们德国的同龄人侮辱，受到身体上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忍受疯狂的纳粹教师的侮辱。在希特勒手里逃生的犹太人叙述了陷入困境和遭受羞辱的故事，从被称为“犹太笨蛋”或“犹太猪”，到遭到德国同龄人的殴打。鲁斯· 弗伦德—约阿希姆斯塔尔在德累斯顿的丢勒学校读书，他回忆道：
假期后，学校发生了调整。新的德语教师在西服的翻领上佩戴了万字徽走进了教室。在他前面是一份他深入研究过的学生的名单。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至今我都记得的问题。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举起了手。新老师指着我说：“放下你的手。犹太人在德语的课堂上是没有什么事的。”
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是，鲁斯的同学非常团结，也放下了手，拒绝回答问题。纳粹教师停止了教学，跑去找校长报告了这一事件。校长也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他将约阿希姆斯塔尔从班上暂时除名，并向其余的学生解释新的政治形势。鲁斯· 弗伦德—约阿希姆斯塔尔再也没有回到丢勒学校。
在纳粹德国的学校，犹太儿童经常被人回避、侮辱，最终被驱逐出去。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了他们在德国教育体制中令人困扰的经历，特别是德国教师卑鄙的行为。马克斯· 费德曼在法兰克福的学校上课，他经常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受到暴徒的羞辱，迫使他采取策略避开某些敏感的地点，但有时他也不得不奋力一搏，他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受到很好的拳击训练。他与德国人的遭遇总体来说是不愉快的，至今他都不记得任何德国人对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每天的生活困境说过一句同情的话。他强抑泪水回忆着纳粹所给予的无情和残暴，结果是，他作为年轻人大胆地从盖世太保官员的控制下逃了出来，他们围捕了他家的其余人往东方放逐。尽管他的父亲和八个孩子中的四个设法移居到了英国，但是十五岁的马克斯、他的母亲、他的双胞胎弟弟伯恩哈德、他的妹妹艾玛、他的哥哥赫尔曼依然留在纳粹德国。马克斯逃脱后，先在南斯拉夫，后来在意大利加入了游击队，逃过了大屠杀的劫难。除了哥哥赫尔曼逃到了中国，其余的人都在波兰死亡集中营失去了生命。
赫尔穆特· 霍尼希贝格的父母在美因河的贝恩卡斯特尔拥有一家糖果店，他也生动地回忆了在纳粹德国动荡不安的童年，特别是他称作受到儿童诈骗和老师侮辱的事件。他回忆道：他的学校校长在他拒绝行纳粹礼的时候就会例行地敲打他。他在国民小学只待了一年就结束了德国的学业。一天，校长给他一封信，让他交给他父亲，收信人是犹太猪伊萨克· 霍尼希贝格，命令他父亲在学期结束时把他的笨猪儿子带走。年轻的霍尼希贝格像其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晚期的所有犹太孩子一样，被迫进了各种犹太学校。但是，甚至到那时，德国同龄人对他的侮辱和身体侵害一直在继续。
不言而喻的是，对于许多年轻的犹太人来说，在纳粹德国日常生活的标志是持续的焦虑和压力，其不可预测性使得一切都更具伤害。伴随着许多德国人的共谋，纳粹对犹太儿童施加了无情的心理攻击，剥夺他们的人类尊严和天真。犹太恐惧症在一个是犹太儿童，另一个是德国儿童身上的运作方式，有两个对比鲜明和毁灭性的事例，它们说明了在这个层面上正在发挥作用的心理堕落的深度。一位犹太父亲没有认识到他的儿子怎样承受了教师侮辱性评价的狂轰滥炸。除了一些轻微的羞辱之外，这个教师不许他参加游泳课，在所有的学生面前告诉他：“用你扁平的脚，你可以走进约旦河，但你不能污染德国的水。”然后有一天，儿子向父亲说了心里话：“爸爸，假如你继续强迫我去学校，我就把自己扔到火车下面。”一位犹太妇女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反应，她当时正在为女儿在糖果店购物。另外一位妇女正在为十二岁的儿子购买一条裤子。店主摸了摸孩子的头发，问他是否希望得到他的圣诞礼物。这个孩子回答道：“是的，非常喜欢，但是我最干净的圣诞礼物是如果把所有的犹太人用棍子打死就好了。”
为了对付这些不断的反犹太人的攻击，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同伴和组织中寻求安慰。德国犹太人的领袖人物莱奥· 贝克在1933年4月13日的犹太社区聚会中宣布：“德国犹太人的千年历史结束了。”他认识到，剩下来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抢救在这种境遇下一个人所能够做的，但是这要求德国的犹太人必须超越自己的异见，在共同的组织里发现力量。从1933年春季开始，贝克和其他著名的犹太人试图建立一个穹顶，让所有的犹太人在其下联合起来。这就是“救济和复兴中央委员会”，它成立于1933年4月，包括了这样一些主要的犹太组织：中央协会、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普鲁士犹太社区协会、柏林犹太社区、犹太联盟。委员会主席是莱奥· 贝克，但是委员会的方向和能量是由更年轻的人提供的，包括马克斯· 克鲁伊兹伯格、所罗门· 阿德勒—鲁德尔、弗里德里希· 布罗德尼茨、保罗· 埃普施泰因。不幸的是，尽管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都是重要的成员，但在无常和危险的环境里这些人没有一个是长久的成员。克鲁伊兹伯格在1935年移居巴勒斯坦，阿德勒—鲁德尔在1936年被德国驱逐，布罗德尼茨1937年移居美国，埃普施泰因1943年被害于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给予德国犹太人社会和经济需要以援助，尤其是针对失业的犹太人，诸如被《专业公务员恢复法》几乎突然贫民化的专业人士。除了经济上的支持，中央委员会也提供各类法律的支持，试图在法庭上扭转“非法的辞退”，但这是一个徒劳的程序，因为犹太人领导层痛苦地发现它不再是与一个合法的而是在与一个犯罪的国家交涉。由于德国的犹太人被越来越多地排斥在现存的，包括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医疗利益的福利机构之外，因此，后来整合到甚至更大的保护伞“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之中的中央委员会被迫承接了大力神才能承担的任务，去帮助在德国受到围攻的犹太人。在这一任务中，它并非完全依靠自己，因为各种海外犹太组织——诸如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和英国中央基金——慷慨地作出了贡献。
除了组织自己谋求经济生存之外，犹太人也试图形成自己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十分明显的是，犹太人不能再上德国的公立学校，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组建他们自己的犹太学校，这是一个让人望而却步的任务：缺乏财政资源；找到合格的教师十分困难；在一个敌意的国家作为人质的犹太人，面对着一直存在的不稳定性。正如库尔特和爱丽丝· 贝格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阴郁的画面也有光明的一面，它就是，这些犹太学校至少是真正犹太性的，它鼓励用希伯来语教学，聚焦于它们自己的、许多已经被德国文化取代的传统。犹太学校在数年间被允许运营，成为了德国仅存的理性的教育孤岛。根据贝格尔的观点，它们也成为了进步教育的唯一监护人。在纳粹迫害的冲击下，犹太人的自我意识令人惊讶地再次生机勃勃，实际上它间接地受到了纳粹的鼓励，因为纳粹分子的种族政策不允许他们整合犹太人的机构，这样纳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允许犹太人培育他们自己的传统，要么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直到1938年，纳粹才乐意允许犹太人获得边缘的经济生计，正如约瑟夫· 戈培尔在1934年5月10日的一次演讲中所说，条件是犹太人把他们与德国人隔绝开来，毫无声息、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在新的种族秩序中的次要地位。但是，十分明显的是，这样虚假的声明对德国的犹太人没有提供任何安全，因为在纳粹欺骗性的保证背后是勒索和威胁无时不在的现实。因此，在犹太学校的教育行为中，它们强调的是在德国以外的未来。年轻人和老人必须根据更为实际的思路，在市场的技能和职业方面得到训练和再教育。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为了让年轻人准备移民巴勒斯坦，开设了农业培训农庄。到1933年末，超过600名学生，包括较年长的人，接受着职业教育；1300人生活在农业教学农庄。
犹太人也组织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活动。德国犹太人文化协会成立于1933年春季，它有着双重使命：一是给失业的犹太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提供工作，二是促进犹太文化事业。在医生和艺术家库尔特· 辛格、年轻的指挥家库尔特· 鲍曼、音乐批评家尤里乌斯· 巴伯的领导下，文化协会吸引了一些一流的天才，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各类文化产品，用于音乐会演奏、戏剧表演、诗歌朗读、演讲和艺术展览。
许多教育、文化、社会、经济的行动也以自发、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一些特别的盛大集会被个人或者专业团体组织起来，为失业的医生或者律师筹集资金。由中产阶级的妇女建立的犹太艺术家救济团体，在私人居所和餐馆里除了为贫穷的艺术家提供施食，还组织讲座和艺术表演。微型的犹太贷款协会提供金融帮助，给工匠和商人小额的免息贷款。银行家马克斯· 沃伯格一直积极地投入到无可匹敌的“德国犹太人援助协会”的慈善工作当中，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德国的犹太人移民海外。援助协会提供各种移民的信息，包括最新的来自海外的消息、专业的咨询、行政的手续、经济的支持。作为一位重要的银行家，他是皇帝的朋友，是汉堡未加冕的金融业国王，是不久成为希特勒政府经济部长希尔马· 沙赫特的朋友，他依然相信他这个阶层的人是特殊的，可以免于纳粹的迫害。但是，当M.M.沃伯格公司不断失去客户，并被许多保险辛迪加所驱逐的时候，被越来越多以前的同事和商业伙伴所躲避的公司的缔造者沃伯格，突然在纳粹德国这个噩梦中醒来。面对纳粹正在计划掌握犹太银行的情报，面对每天对犹太人进行的持续侵犯，面对他为了将犹太人的财产便易地转移到巴勒斯坦正在与之谈判的口是心非的纳粹官僚，沃伯格发誓要尽可能地抢救他自己的和许多犹太同胞的财富。另外，1933年6月，沃伯格也切身地感受到他自己的生命也悬于一线，他八十岁的伯父莫里茨· 奥本海默以及他的伯母自杀，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纳粹德国没有未来。
对于马克斯· 沃伯格和许多其他富裕的德国犹太人来说，在纳粹统治的早期抢救他们的财产，移居海外依然是可能的。尽管法律限制资金从德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转移专家通常成功地帮助他们的客户抢救他们的金融资产。当犹太人的资产似乎是专门用于移民目的的时候，纳粹官员依然准备在现存的法律中弹性地加以处置。1933年9月，经济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巴勒斯坦银行达成一个转移协议，据此，犹太移民或者投资者能够以商品的形式，将资本从德国转移到巴勒斯坦。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互利互惠的协议背后的想法是增加他们的出口；对于犹太人来说则是抢救他们相当数量的财产，并移居国外。尽管各种海外犹太人团体对这一协议表示相当大的反对，包括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因为协议对纳粹有利，那时国外对纳粹的联合抵制正被组织起来——但是转移协议使得大约5.2万德国犹太人特别轻易地移民巴勒斯坦。计划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把他们的资金存放到留在德国的冻结账户上。无论何时巴勒斯坦购买德国商品的时候，它必须先支付50％的外汇，剩下的50％从已经移民的德国犹太人冻结账户中扣除。当这些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从巴勒斯坦转移信托公司收到在德国冻结账户的一半资金，这家公司用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注册。在这一协议的德国一方，是两家私人银行（沃伯格和瓦塞尔曼）帮助的巴勒斯坦托管办公室，它负责监管这一转移协议的实施。
尽管大约有5.2万德国的犹太人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移民到巴勒斯坦，但是许多移民是因为转移协议才成为可能，对于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移民是最后的手段。因为，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植根于他们的祖国德国，因此他们认为离开这个国家是绝望的逃离，一些人甚至认为是逃亡，而非自由选择的移民。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其父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屠杀，记得他父亲说过：“我为什么移民？并非所有吃的东西都和煮的一样热。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会有什么降临在我头上？我是一个前线的战士，我为我的祖国在西线战斗了四年，我是一个未授军衔的军官，接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 回过头想，这些正常的反应显得幼稚，犯了悲剧性的错误，但在纳粹最初统治的四年是十分正常的。
尽管有大约一万名知识分子、学者、左翼政治家和记者，以及在大企业工作被辞退的专业人士在1933年离开了德国，但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决定等一下，直到暴风雨平息下来。另外，存在着许多移民的障碍：几乎没有国家在大萧条的高峰期愿意接受移民，他们建立了严格的配额，把移民限定给年轻人和年轻夫妇，同时他们要符合接受国家短缺的特殊职业的需要。美国、拉丁美洲、英国管辖地受到农产品物价和原材料物价崩溃的巨大打击，它们建立了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欧洲国家同样如此，它们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是反犹太人的，为了移民，犹太人不得不灵活应变、富有创造性和天赋，因为他们必须冒险，突破纳粹德国和移民目标国的官僚体制，并很快地适应不同的语言和新的文化行为。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所回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国家等待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越来越多地等着它们。拉克尔指出：想移民的犹太人必须掌握整个新的词汇，它充满缩略词、恼人的官僚委婉语和行话，如重组、生存、生成性生存、安全性生存、良善行为证明书、无攻击性行为申明书、出境携带货币量、证明书、宣誓书，等等。
除了掌握大批新的国外和国内的官僚术语之外，犹太人还必须对付无动于衷、难以相处的官员，他们傲慢的语气和优越的态度让多数德国人厌恶和恐惧，当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时候，特别让人感到有损体面。最终，深思熟虑考虑移民的犹太人，必须特别关注世界上可能接受某类犹太人的地方的最新信息。犹太人的“救济和复兴中央委员会”有着值得信赖的信息员网络，它会告诉渴望中的犹太人，例如斐济群岛正在寻找一位犹太的糕点师和一位犹太单身的钟表匠，他们的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巴拉圭正在寻找一位糖果师，英属贝专纳兰正在寻找一位优异的毛皮衣制衣工，中非正在寻找一位未婚的专长制作香肠的符合犹太教教规的屠夫，圣萨瓦尔多正在为电机的建造寻找一位未婚的犹太工程师。最好的机会是在中国的“满洲”，那里的餐馆正在寻找一位犹太指导，同时还必须擅长芭蕾舞，可以和第一芭蕾舞舞女共舞；它还在寻找六到八位芭蕾舞舞女，她们还必须能够跳独舞。另外，中国的“满洲”也在寻找犹太女子合唱团，以及同时也会演奏手风琴的女钢琴家。
因为有这些障碍，因此并不奇怪的是，犹太人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接受移民，通常是在纳粹大规模地攻击他们之后。第一次协调一致的攻击发生在1933年，随后是1934年的平静，1935年以合法的形式再次发动攻击，1936年又是一个平静（这一年举办了奥运会），集聚的风暴在1938年的大屠杀中达到了高峰，接着发生的由政府支持的举措所引发的洪水把犹太人变成了非人。尽管在1933年针对犹太人发布的立法洪水剥夺了犹太人的许多公民权，但是他们依然把希望留在经济领域。1934年8月，希特勒任命希尔马· 沙赫特为经济部长，在接受这个职位之前，沙赫特与希特勒进行了私下的会晤，其间他询问了希特勒有关犹太人角色的问题，他被告知：“在经济领域能够继续从事他们至今做的事情。” 沙赫特预见了犹太人不同的角色，这涉及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或者政治权，但不是他们的经济权，并且希特勒最初似乎站在他这一边反对纳粹党的极端分子，他们要将犹太人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沙赫特后来宣称在他担任经济部长期间（1934—1937），他一直保护着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这个宣称不完全符合历史的记载。无疑，沙赫特保护了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人的银行，反对他所称的“无法无天的针对犹太人的骚乱行为”，但是，他后来散布的用保护性手段保护犹太人的传奇只不过是自利的辩解。
事实上，早在1933年，犹太人在紧张的压力下出卖了他们的企业，这一压力、威胁、讹诈后来被称为雅利安化。在1933年到1938年间，这一实践委婉地被称为“自愿的雅利安化”，并涉及犹太人拥有的企业转移给雅利安的买主。当纳粹党发动第一次针对犹太企业的攻击时，沙赫特的“保护性手段”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沙赫特的权力被限制在与其他纳粹领导人的关系中。这些领导人与希特勒更接近，他们是戈培尔、希姆莱、戈林。例如在1934年，在漫长的勒索之后，戈培尔和希特勒的帝国新闻办主任、纳粹党主要出版社的出版人马克斯· 阿曼强迫几家著名的犹太出版公司出售给雅利安人的公司。乌尔施泰因出版帝国被评估了4000万到6000万马克的价值，迫于压力仅仅以1000万马克出售给了纳粹拥有的埃荷出版社。摩西的连锁店以400万马克出售，它的股份转移到一个雅利安人的企业。索尼曼—西蒙家族拥有的《法兰克福汇报》1933年前在反对纳粹的行为中特别著名，它被转移给I.G.法尔本，索尼曼的后裔放弃了对这张报纸的管理。
这些和其他至今仍然是“自愿的”雅利安化，代表了纳粹对犹太人经济攻击的先导，它的发生不断增多，并与“自愿的”移民、街头暴行、反犹太人的法令同时出现。正当无法无天的行为似乎在1934年平息的时候，纳粹在1935年春季加速了步伐，将他们重新发起的狂怒推向顶峰，他们剥夺了犹太人作为德国人的公民权，给他们打上了种族敌人的标记。而在1934年，他们却给予犹太人一个幻觉：让他们痛苦的人已经满足了自身的成就，并给犹太人开启了希望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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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想加速：纽伦堡种族法</h2>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的十八个月里，没有给德国人民一点喘息的时间，不断地展示烟火、演讲、呼吁、出乎意料的行动、装腔作势的表演。他也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对德国所谓敌人的进攻，特别是针对犹太人。假如不是更早，到1935年开始，这位独裁者和他的听众都厌倦了革命的巨变。为了预先阻止进一步的公共骚乱，元首宣布革命的阶段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重心将是进化，而非革命。这个过程没有发生，甚至在1934年夏季清洗了罗姆，希特勒获得了全部独裁权力之后也没有发生。尽管希特勒已经消灭了罗姆，把冲锋队降为仅仅是纳粹党的宣传工具，使得军队而不是冲锋队成为国家武装的唯一持有者。冲锋队继续积极地投入到激起反犹太人的煽动和暴力当中。
1935年，人们发现反犹太人煽动的增长，大多数都是由冲锋队和纳粹党党员发起的，因为各种理由，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在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中获利。施特赖歇尔粗俗的犹太恐惧症在《突击手》杂志得到了体现。这本杂志在全德国放置在公共展示箱的突出部位。施特赖歇尔的小型画刊给德国人提供了毛骨悚然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了所谓犹太人的邪恶，其形式是祭祀杀婴和种族污染。1935年夏季，施特赖歇尔在柏林和汉堡发起了大众示威，警告容易上当受骗的德国人：犹太人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而是魔鬼的手工艺品，德国人的拯救依赖于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与学生的会面当中，施特赖歇尔详尽地叙述了应该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他告诉他们：“假如反对犹太人的战争没有战斗到完成之时，我们所有的斗争都是徒劳的。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在整个世界被杀绝，这样人类才能摆脱他们。”施特赖歇尔担心德国种族被犹太人所玷污，同时，戈培尔固执地全神贯注于德国文化，并将犹太人清除出帝国作家协会（4月12日）和帝国新闻协会（4月24日），这样就有效地使犹太人在任何行业都不能以作家身份谋生。
一个犹太恐惧症的行为或者法令导致另一个的产生，但是，全面的协调依然是匮乏的，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德国机构能够承担对反犹战役方向的唯一控制。在纳粹对许多问题的控制要成为规范的事情上，决策和实施的进程要穿过令人困惑的一堆机构和个人，这使得解决复杂的问题变得困难起来。因为犹太人问题是这个政权主要的强迫症之一，因此它的解决依赖于清晰的政策和机构之间的协调。到1935年，这仅仅是松散地得到了完成。在内务部、宣传部、司法部、教育部，在外交部，在希姆莱不断扩大的警察帝国，都有许多犹太人问题专家，更不用说在纳粹党的分支机构，以及在各种研究机构或者智囊团了，它们每一个都在发布有分量的宣言和规章。但是，在一个依然假装在合法性框架中运作的国家当中，政策假如是有效的，就要求法律的制定和法律上的正当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有责任分别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司法部和内务部参与1935年反犹太人运动的原因所在。
纳粹从来没有最终解决的问题是：谁是犹太人？他或者她是如何被确认的？是根据宗教信仰还是种族特性？尽管纳粹已经达成了他们认为的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明确结论，但是种族特性如何可能有助于在人群中确认谁是犹太人，绝对不是清晰的。种族分类法和观相法的标准特别含糊，在确定一个人是否是犹太人上不可信赖。有许多金发和蓝眼的德国犹太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特别著名的是萨利· 佩瑞尔，甚至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并且在德国军队里服役逃过了大屠杀。当然，原始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包括施特赖歇尔和希姆莱——宣称他们能够从体味、鹰钩鼻，或者耳垂上分辨出犹太人来。英格· 多伊施克龙讲述了一件令人窘迫的事情，他请照相师为她拍照，照相师告诉她把头发拢到左耳后面，这样她耳朵的形状就清晰可见。大概这就能证明她是一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耳垂和雅利安人的不同。后来她在镜子里仔细看了上百次，她没有发现自己的耳垂和任何其他德国人的耳垂有什么区别。但是，耳垂的强迫症继续周期性地在纳粹的圈子里出现。犹太人的护照必须露出耳朵，阿道夫· 希特勒甚至指示他的密使确保检查一下斯大林的耳朵，以便不再让他好奇是否这个苏维埃的独裁者是一个犹太人。这些密使在1939年8月就纳粹和苏维埃的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尤里乌斯· 施特赖歇尔宣称除了特殊的耳朵、鼻子或体味，他可以通过犹太人的屁股辨认出他们。当美国纽伦堡精神病专家吉尔伯特博士询问他犹太人屁股的独特之处时，施特赖歇尔狡黠地傻笑并说道：“犹太人的屁股十分女性化，非常柔软和女性化。”他流着口水，用淫荡的双手比划着犹太人屁股的形状。他补充道：“你能从犹太人走动时屁股摆动的方式中进行辨别……另外一件事是他们说话时使用手势的方式……但是，即使你不能用这些身体姿势进行辨别，他们的行为也一直会显露他们的身份。”
但是，用身体的、行为的，甚或是心理的方法来发现犹太人，既是不靠谱的帮助，在科学上也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纳粹极端分子坚守他们意识形态的妄想：犹太人在种族上是不同的，也是危险的。医学专业的一些纳粹种族主义者的希望是：犹太性早晚是可以在科学上得以证明的。符腾堡医学专业的负责人欧根· 施塔勒在一本大众医学杂志《人民健康观察》中宣称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证据：不同的种族可能也有着不同的血液。他指出，以某种只会影响特定种族的血液病为基础，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疾病包括黑人当中的镰状细胞败血症和犹太人当中某种非特定的“累积性疾病”，他称之为“生物学的讽刺”，大概是因为这些累积性疾病只会感染犹太人。他认为，这些血液的差异证明以下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血液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有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物质意义。他也引用了列宁格勒的E.O.马尼罗夫教授的著作，这位教授宣称他能够有90％的准确性区分犹太人的血液和俄国人的血液。施塔勒掩盖不了自己的激动，他向自己的读者指出：“假如我们能够在试管里确认非雅利安人，要感谢这一点所可能意味的东西。无论是欺骗、洗礼、改名、公民权，甚至整鼻手术都无济于事……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血液。”
由于对谁是犹太人的鉴别缺乏科学的证据，纳粹转而依赖各种各样传统的替代品，包括从犹太社区得到的洗礼出生登记名单，以及一些缺乏可信度的方法，它们涉及面相、姓名、各种所谓的犹太文化或者行为特性。紧跟着1935年夏季在整个德国蔓延的大量以“犹太人滚出去”为标志的反犹太人事件的爆发，纳粹政权决定控制大众反对反犹太人的唯一方法是将其合法化。这个政治策略构成了纽伦堡种族法的背景，这个法律出自1935年年度纳粹党年会。
1935年9月15日，阿道夫· 希特勒在纽伦堡文化协会大厅召集了德国议会特别会议，批准了三个关键的法律：《帝国国旗法》《帝国公民权法》《德国人血统和德国人荣誉保护法》。在年度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召开议会，并且第一次在柏林之外召集，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首先，希特勒正在开始以巨大的规模进行重新武装，并且要求新的德国军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军队。因为希特勒已经对保守主义的军官团作出重大的让步，消除了冲锋队的威胁，他现在要求军官团帮助他重塑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军队。这个方向的第一步是纯粹象征性的：为了支持万字旗放弃了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这解释了纽伦堡的第一个法律，它宣布从此以后黑白红是国家的颜色，万字旗是国家的旗帜。
国旗的问题也和两个纽伦堡种族法相关。7月26日，美国的抗议者登上了“不莱梅”号班轮，在纽约港停泊，他们扯掉了挂在船首的万字旗。希特勒相信，这一挑衅受到了犹太人控制的美国新闻界的煽动。在希特勒扭曲的种族主义思想中，存在着回应国际犹太人阴谋唯一成功的方式，那就是重新武装德国，并且把犹太人作为人质和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假如外部强国没有根据他的要求同意让步，他就将此归咎为外国犹太人，同时给予他所控制的犹太人进一步的惩罚。在对聚集在纽伦堡的代表的演讲中，希特勒坚持认为，德国国旗在纽约最近遭到的亵渎是许多仇恨德国的战役中最近发生的一次，它们都产生于一个根源，它一直刺激民族之间的相互仇视，瓦解了整个世界，这就是世界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正在组织另一起针对德国的联合抵制，所以希特勒表示，打通正当发泄愤怒的渠道的时机已经到来，德国人民可以公开地将愤怒表达到适当的立法当中。也许以这种方式，就能建立一个合法的基础，它将永久地调整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事实是，希特勒没有打算调整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他所要做的似乎是让自己远离反犹太人的暴力，把自己放置在合法性的一边。这就是希特勒需要反对犹太人的合法法规的真实理由。正如后来知情者所言注，由于现存的计划过于平淡，就希特勒而言，他不是最后一刻决定在纽伦堡党的代表大会去包含某种戏剧性的东西。
1935年9月13日，内务部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伯纳德· 吕森纳得到命令后，乘飞机前往纽伦堡帮助制定异族通婚的法律。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吕森纳和内务部的两个同事汉斯· 普芬特纳和威廉· 施塔克卡特设计了一个最初的但遭到拒绝的草案。9月14日，起草者们一起来到威廉· 弗里克的住所，他们集聚在音乐室，普芬特纳在三角钢琴上工作，施塔克卡特则坐在沙发上，最终他们提出了几个力度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草案。正当这个精疲力竭的团队在午夜完成了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又被要求制定另一个涉及公民权的法律。他们在一个菜单背面很快制定了这个法律。9月15日凌晨2点30分，希特勒接受了对异族通婚比较温和的法律版本，以及《帝国公民权法》。
异族通婚法律的名字叫《德国人血统和德国人荣誉保护法》，它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禁止犹太人雇用女性德国公民，或者四十五岁以下同类血统的人；不管这个法律在国内或国外都可以宣布订立的婚姻无效；禁止犹太人悬挂德国国旗；规定了从苦役到带有罚款的囚禁的各种惩罚。《帝国公民权法》区分了公民和国民，前者是德国人或者有同类血统的人，他们具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后者属于国家，但仅享有保护权利而非政治权利。
为了使拥有高级权利的德国人和拥有低级权利的犹太人之间的区别合理化，威廉· 施塔克卡特和他的法律顾问汉斯· 格洛布克——他后来以康拉德· 阿登纳在柏林总理府的主要助手之一的身份再次出现——提供了下述的官方评论：
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所有的人是平等的理论，以及个人根本上无限制自由的理论；同时，国家严厉且必要地认同人的不平等，认同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人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的是，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差异来自种族、民族和人们之间特性的差异。
公民权法依然留下了一个不清晰的法律问题：谁是“完全的”犹太人？在纽伦堡法律颁布之后，这个问题在种族专家和法律专家之间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并且最终导致了对这一法律的补充。法律专家把“完全的犹太人”定义为有三个犹太祖父母的人。那些稍有犹太性的人被贴上了“混种”的标签，依次被分为一等（两个犹太祖父母）、二等（一个犹太祖父母）。那些被分类为混种一等的人仍可能被视为完全的犹太人，前提是：（1） 属于犹太人的宗教社团；（2） 嫁给了犹太人；（3） 在1935年6月15日后与犹太人婚姻的后代，或者自身是和犹太人婚姻的产物。法律专家相信他们是人道的，因为他们将“混血”的犹太血统和完全被污染的犹太血统区分开来。施塔克卡特和吕森纳要“保护”这些人当中良好的血统，据估计在1935年有75万人，但是实际上的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纳粹的种族专家其实创造了一个第三种族，这是一个荒诞的分类，但是这个分类将带来重大的结果，因为任何被分类为“混种”的人在1941年都具有一个逃避大屠杀的极好机会。种族上的半种人被假定是遗传了好的或者坏的种族特性，整个这样的观点是生物学的妄想，它建立在有关种族优越性和种族污染的意识形态的妄想之上。
毋庸赘言，根据纽伦堡法律，准确地确认谁是犹太人也要服从宗教的标准，这相当于明确地承认生物学的标准是不充分的，这制造了官僚机构的梦魇，因为它涉及追踪不确定记录的“家族研究者”的核心。对重新分类的要求变得经常而急切，尤其对那些需要逃避官方骚扰的人来说更有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的生计直接受到了威胁。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豁免“犹太人的”或者“混种的”称谓。这样的豁免需要检查、评估以及政府的许可。这里有两类豁免：人为的和真正的。第一类涉及根据法律事实的重新分类，例如所谓的犹太祖父终究不是犹太人；第二类取决于有关申请人对帝国贡献的价值而定。真正的免除必须先通过内务部，然后平民通过帝国总理府，士兵必须通过最高统帅部。真正获得豁免的人通常是有影响的官员。例如国务秘书莱奥· 基利，他是混种一等，他的妻子是混种二等。因为给帝国总理府回报了有价值的工作，1936年，讨人喜欢的基利得到了豁免这一圣诞礼物，并且后来在消灭犹太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证明他是值得得到这一礼物的。希特勒签署了二十份被称为“德国血统声明”的文件，以保证祖先是犹太人的有价值的官员留在国防军里，其中一个是陆军元帅艾哈德· 米尔希元帅，在他的主管赫尔曼· 戈林的帮助下，他得到了雅利安化。
1935年9月25日，瓦尔特· 格罗斯博士的种族政策办公室发布了“祖先证明书”，他召集了其部门的地方领导人，向他们简要传达了在使用纽伦堡法律的问题上他出席与希特勒的私人会晤所涉及的内容。格罗斯说：元首告诉他，他的意图依然是肃清犹太人对德国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希特勒批评了施特赖歇尔的诸多行为，因为它们迫使他反对党内极端的态度，尤其是混种角色的问题。在混种问题上他有三项选择：一是驱逐，二是绝育，三是同化。希特勒已经决定支持同化，因为他未来的计划（军事准备和帝国扩张）需要团结和忠诚的民众，假如突然制造出一个忠诚度不确定的民众等级社会，这一计划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希特勒补充说：他也反对进一步的联合抵制，因为它们会产生威胁，打断德国的经济活动。尽管需要更加猛烈的移民来完全清除德国的犹太人，但是之后需要紧跟着额外的经济举措，必须小心不要让犹太人一贫如洗，以致成为帝国的负担。希特勒不祥地认为，万一整个前线爆发战争，他要为一切严重的后果做好准备，这意味着他将求助最极端的手段清除犹太人。
仅仅四天之后，希特勒就对纳粹党高级官员发表演说，他指出纽伦堡法律中只有几条需要进一步阐明，他说他将把它们留给纳粹党和内务部敲定。两个机构之间的争斗随即爆发，这不仅证明了希特勒多变的领导风格，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犹太人问题依然是开放的，被各种机构和人物松散地操纵，同时分派给各种行动处理，包括野蛮攻击、歧视性的法律、经济钳制和加速移民。
公众对纽伦堡种族法的反应普遍是支持的，因为大多数德国人假定这些法律把犹太人的身份和犹太人的生存放置在牢固的法律基础上，它们将带来国内的平静和良好秩序的恢复。党卫队保安处和整个德国各种盖世太保官员作出的情况报告意在测定民意。报告指出，这些法律在国民当中产生了巨大的满意和激情。来自科布伦茨的报告宣称，人民热衷于热烈讨论必须从民族的身体中清除犹太血统的数量。同时，这些报告也强调了，施特赖歇尔带有野蛮行为和过激行为的暴力性的犹太恐惧症，受到大多数民众的广泛谴责。在天主教处于主导地位的地区，尤其在乡村，反犹太人行为没有引起在德国其他地方同样强度的共鸣。在这些地区，纳粹发现打断犹太人和非犹太客户之间的纽带是困难的。直到1938年，在很大程度上暴躁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在许多天主教地区是匮乏的。社会主义左派对纽伦堡种族法也持有否定的观点，他们散发非法的传单宣称：“除了资本家阶级，我们不仇恨任何种族。”“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我们敌人的名字是资本家。”“工人们，睁开你们的眼睛！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用来转移纳粹的食言。”
但是，总体而言，德国人是高兴的，因为纳粹似乎已经解决了三个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纳粹统治的最初两年间占据了公众的注意力。它们是联合抵制、公民权和种族污染。另一方面，证据也表明，民众并不赞成暴力行为和迫害。对这种过激行为的拒绝是依赖纯粹的功利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是涉及对经济瓦解的恐惧还是来自国外的敌意反应，不可能以任何精确的方式确立其程度。尽管存在着一些对纳粹政权反犹太人行为的反对，但它是无足轻重和无效的，因为它从未上升到公开抗议的水准。由于缺乏公民权利运动，期望组织化的公共抗议行为或者代表令人讨厌的少数派的抵制行为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当纳粹在国内外事务方面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时候。
犹太人对纽伦堡种族法的反应体现了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立场，这些立场分化了犹太社会。莱奥· 贝克和“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代表着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继续实行妥协的态度，并且建议接受这些法律，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据此犹太人在严格的条件下能够留在德国。对压迫者作出行为上尽可能谦恭的让步的观点冒犯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认为，《纽伦堡法》完全改变了德国犹太人的境遇，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移民巴勒斯坦。鉴于纳粹在处理犹太人问题上一直出尔反尔，并且利用犹太人妥协的姿态作为鼓励，不断施加进一步的压迫，对于犹太社会中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保持道德的优势变得十分困难。令维克托· 克伦佩勒极度愤怒的是，那么多犹太人的行为举止在他看来是温顺和奴颜婢膝的。他感到这些犹太人通过隐忍地接受他们新的合法化的不平等，已经在心理上把自己重新调整为他们过去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心态。1935年4月末，克伦佩勒收到了萨克森教育部的免职通知。他失去了大学的职位，依靠些微的失业金维持生计，结果使他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使这位前罗曼斯语的教师挣扎在死亡线上，使他的尊严受到了连续不断的攻击。直到人们读到他令人心酸、十分著名的日记之前，几乎没有人能想象到这些。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正统主义者，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除了与纳粹妥协，抢救他们能够想象到的东西之外，都没有找到可供选择的办法。因为以下诸多原因，抵抗被认为是无效的。首先，几乎没有犹太人洞察到运作德国政府的纳粹罪犯邪恶的心态；第二，德国的犹太人过于分化——包括职业上、地理分布上、信条上——一直不能作为一个一致的整体行动；第三，移民剥夺了犹太人口中的最年轻的人，以及最富有精力的领导人，使得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第四，犹太社会被无处不在的恐惧弄得瘫痪了，这种恐惧告诉他们反抗将带来恐怖的报复；最后，德国的犹太人是平和的，他们反对公开的反抗或者暴力，认为这是一个宗教意识的严重问题。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他们作出了彻底的牺牲，莱奥纳德· 贝克尔在他对莱奥· 贝克的个性描述中说明了这一点：莱奥· 贝克是一个安静的、有勇气的人，而且性格温柔，天性包容。当面对指挥着欧洲最有战斗力军队的种族狂人的时候，没有军队为他而战，这位平和且友好的人是没有力量的。两个世界在不可缓和的敌意中碰撞，正如耶稣被带到彼拉多面前的时候两个世界的碰撞一样。莱奥纳德· 贝克尔对希特勒和莱奥· 贝克作了如下比较：
希特勒布道一个民族集团的优越性，它的祖先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而犹太人布道人类的兄弟友谊，正如贝克所言，你的邻居就是你自己。希特勒试图创造种族净化的概念，而犹太人教诲人们所有人都是用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希特勒谈论人的无知，而像莱奥· 贝克这样的犹太人谈论人的正直。甚至在未来的几年，当莱奥· 贝克看见他的世界毁灭于他的德国邻居之手的时候，他依然要求对每个人都要作为一个个人来加以判断。希特勒布道政府和法律都要用于一个特色国家的发展，……而犹太人教诲从根本上来说，最高的法是上帝之法。
紧随政治的稳固期，1936年至1937年见证了第一个对外政策上的突破，包括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引进四年计划重新设定德国经济的目标，快速地重新武装，成功地经受住了大萧条。纳粹通过逐步减少《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已经“滑过了国际关系的危险区域”，同时破坏了西方的安全体系，尤其是法国的安全体系；加固了与法西斯国家的关系，主要是意大利。纳粹政权也赢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和信誉，因为它成功地举办了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当世界的眼睛聚焦于奥运会的时候，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的鹰巢里撰写有关经济策略和重新武装的绝密备忘录。这个文献与奥林匹克的和平精神和国际善意都是十分矛盾的，体现了希特勒对重新武装步伐过慢的不满，他坚持认为“德国的经济必须适应四年之内发生战争的需要”。如果发生战争，四年计划设想了剥夺德国所有犹太人的财产。
为了实现经济自足的目标，为战争做好准备，希特勒委任赫尔曼· 戈林为新的四年计划的总管，赋予其全权发布法令和条规，把所有政府或纳粹党的机构都捆绑在一起。为了实现经济自足的目标，戈林采用的新重商主义的政策，严厉地削减进口，固定工资和价格，限制利息，交替使用哄骗和恐吓，使得大企业扩大工厂规模，目标是生产合成橡胶、纺织品、燃料，以及其他发动战争必需的稀有原材料。这一政策的顶峰是建立了赫尔曼· 戈林工厂，建立它们是用来开采低等级的铁矿石。一些人给这个计划贴上了标签，认为它是庞大的强盗组织，掠夺大企业，使戈林自肥。
戈林进入了经济权力的顶峰，这意味着德国经济的根本变化，即离开了沙赫特更有弹性的自由市场路径，转向戈林的观点：和平时期国家高度调控的、能同时提供枪炮和黄油的战时经济。大约有一年时间，戈林和沙赫特两人一起管理，旨意相互交叉。1937年11月，沙赫特辞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和战时经济的全权代表，戈林就此成为经济主管和享有希特勒信任的人。作为四年计划的总管，戈林也深深卷入对犹太人个人财产和财富的掠夺当中。从1936年秋季开始，戈林负责雅利安化的进程，与党卫队（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紧密合作，在“水晶之夜”之后监督对犹太人的掠夺。还是戈林，他命令海德里希承担所有所需的工作，为1941年7月31日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好准备。
从1936年秋季到1938年秋季，纳粹为全面从经济领域驱逐犹太人做好了准备，它发布了严格的法令，并在幕后监督没收。尽管到1937年较大的犹太企业能够以相对公允的价格出清他们的财产，但是较小的或者中等规模的企业就不是这样了，它们遭到了勒索，并且被威胁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这些策略的结果是，让不断增多的犹太人贫民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了生计到处叫卖。因为叫卖是国家注册的行为，德国政府错误地假定犹太人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增加了。正如罗伯特· 维尔施在1936年指出的那样，现实是犹太人受到了毁灭性的威胁：“我们生活的道德的、物质的、知识的基础四分五裂了。”然而，尽管对犹太社会的生活和灵魂产生了无情的压力，犹太人依然没有决定离开德国。1936年9月29日，内务部国务秘书威廉· 施塔克卡特召集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里有他自己的部门、经济部、副元首办公室的高级官员。会议的目标是讨论在《纽伦堡法》之后，处理犹太人的战略。参加会议的人都一致同意支持完全移民的政策，除了首选巴勒斯坦，还有乐意承认德国犹太人的任何其他国家。因为正在施加给犹太人更为严格的限制，同时限制他们在德国获得生计的能力，与会者想知道应该留给犹太人哪些职业，以致他们不会成为帝国的经济负担。这次会议和作为整体的纳粹领导层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其他国家依然不愿意接受较大数量的犹太人，部分是因为来自世界范围萧条的经济问题，部分是因为四处弥漫的反犹太人偏见。尽管许多犹太人能够移居到巴勒斯坦，但是英国人害怕不断增长的、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和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一个英国王室委员会在1936年末被派往巴勒斯坦，它在1937年发布了一个报告，在其中建议巴勒斯坦分割为分离的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但是，当这个建议在巴勒斯坦遇到强烈抗议的时候，这个委员会推迟了这个计划，并且建议对犹太移民加以限制。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犹太人移民以及整个犹太人问题被移交给了希姆莱和党卫队，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早在1934年，党卫队就起草了犹太人状况的报告，这个报告以冷酷的诊疗细节审视了这一问题，评估了德国犹太人社会的性质，并且建议依靠强迫和劝说作出重大的努力使犹太人被迫离开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党卫队后来鼓动那些承诺移民的犹太机构和领袖。党卫队寄希望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社区支持移民的人能够列入这一计划的名单，但事实令它失望，因为犹太人移民的基本障碍是这些犹太人依然对德国是忠诚的。
在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里有一个被称为II—112的部门（犹太人事务部）负责处理犹太复国主义事务和犹太人移民，它的负责人是阿道夫· 艾希曼。他是一个不抛头露面的、爱挑剔的官僚，因为这一小型的办公室将成为纳粹对付犹太人的毁灭性机器的主要部件之一，这就促使艾希曼成为大屠杀的关键人物，尽管他才智平平，完全缺乏情感。艾希曼在1937年前往巴勒斯坦，两个月后他递交了《犹太人问题的综合报告》，在其中他认可移民，但是警告在几个集中区域四散的犹太人可能导致敌意的力量，对帝国的利益产生影响。艾希曼怀疑移民能够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暗示一个可能的灭绝性的解决方案。因为党卫队是纳粹种族政策的先锋，另外控制了暴力和恐怖的机器，因此它将迟早不可避免地被委托承担灭绝性的工作。
同时，尽管奥林匹克运动会带来了明显的哄骗，它迫使纳粹在整个德国撤去了反犹太人的标记，但是，由纳粹党发起的“自发”行为，以及紧随其后的附加的反犹太人法令，在1936年和1937年一直没有减少。由于对犹太人移民的速度不再有耐心，他们把速度太慢归咎为一些犹太组织，主要是“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的抵制者和阻挠者，因此盖世太保发出了警告，并在1937年4月19日逮捕了莱奥· 贝克和“犹太社会之声”的成员。贝克被拘留了两天，然后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据此他同意放弃所有的、估价数百万的“犹太社会之声”的财产送给纳粹政府。贝克拒绝签字，后来他说：“他们的行为是偷窃，它确实是偷窃。”但是，贝克依然相信犹太人将以某种方式在纳粹的攻击下生存下来。他告诉一位朋友说：“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不能让历史往回走。我们将忍受痛苦，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死去，但是我们生存下来了。”1937年夏季，贝克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80％的德国人反对迫害犹太人。这个看法似乎明显没有看到这一事实：1937年充满了更新的犹太恐惧症的宣传、加速的雅利安化、更加协调一致的强迫犹太人移民的努力。但是，贝克的看法是建立在自己经验基础上的，他是世界性的、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教祭司，他并没有完全错误，并且肯定不是妄想。贝克非常熟悉德国人，能够认识到大多数和他有接触的德国人对纳粹政权极端的犹太恐惧症行为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低估了纳粹宣传力量对那些数百万德国人的影响，使他们相信这个政权反犹太人的谎言。贝克的天然倾向是寻找民众好的一面，他相信德国人不会公开反对纳粹对犹太人虐待的原因是他们害怕盖世太保的报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实的，但是大多数德国人也是消极的，没有参与犹太人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政府对犹太人的歧视是完全合理的。大多数德国人不赞成的是暴力的和非法的街头行动，以及残暴的公开展示。纳粹政权给予处于犹太恐惧症中德国人充分的灌输，说服他们需要歧视性的法律，但是它并没有成功地把犹太人问题提升到德国人社会问题的优先清单之首。不像他们的领导人，大多数德国人不是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由于认识到这一点，焦虑的纳粹党领导人周期性地刺激自己作出更大程度的宣传努力。正如戴维· 班克尔所说：“鉴于反犹太主义对纳粹党和追随者来说发挥着整合的作用，因此在刺激一般民众行动的时候，它不会发挥同样的功能。”
因此，政府不断地注入仇恨的能量在1937年秋季再度明显起来。与一直计划的1923年啤酒馆暴动相关的庆典巧合，纳粹在慕尼黑博物馆举办了反犹太人的展览，在其中，公众被邀观摩各种题为“政治中的犹太人、文化中的犹太人、商业中的犹太人”的陈列，这些陈列重复了所有现存的反犹太人的陈词滥调和谎言，它们是展会组织者从上千年犹太恐惧症传统中挖掘出来的。展览之后是施特赖歇尔在纽伦堡发起的庞大的圣诞节联合抵制，并伴随着迫害犹太人新浪潮。
但是，预示着未来的黑暗事件都是在幕后发生的。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主管、外交主管召开了秘密会议，后来被一个作会议记录的人称为霍斯巴赫会议。在会议上，希特勒公开吐露：他的目标是加强德国的种族社会，向东欧扩大领土。他将以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吞并奥地利为开端，以确保德国东部和南部两翼。元首还指出：唯一获得这些目标的成功方法是战争，因为获得生存空间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霍斯巴赫会议的目的是消除误会，测试军事主管的深浅。希特勒希望他们是一类像疯狗一样行动的将军，狗链子在他们的元首手上，当他决定放开链子让他们扑向牺牲者时，他们会服从他的指令。但是，从国防部长维尔纳· 冯· 布隆伯格、陆军总司令维尔纳· 冯· 弗里奇直率而令人惊讶的回应来判断，希特勒决定重组他的军事统帅部，采用秘密的档案和情报败坏布隆伯格和弗里奇的名声，前者因为娶了一个妓女，后者据说陷入了同性恋。然后，希特勒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替换了旧的军队统帅部，由他全权负责，并且将最高统帅部的日常管理交给顺服而唯命是从的凯特尔，此人后来被爱挖苦的德国人称为“马屁精”。
希特勒的公开演讲在1937年已经十分好战了，在9月份墨索里尼国事访问中的演讲，标志着其侵略性的大话已经登峰造极。由于服从指挥的军队紧随其后，希特勒在国外政治中很快发动了一系列危险的冒险。第一个是奥地利的危机，毫无疑问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发生在重组他的军事统帅部，并且替换了他的外交部长诺伊拉特一周之后。新的外交部长是富有侵略性的、没有任何原则的约阿希姆· 冯· 里宾特洛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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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侵略、绥靖、大屠杀和战争，1938—1939</h2>
通过政府的赤字开支、大量的公共工程计划，以及庞大的重新武装，德国从大萧条中被拉了出来，希特勒现在决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强国。他推进了这样一种思想：雅利安种族有着特殊的使命去征服和统治欧亚大陆；但是要这样做，必须进行内部的种族净化，它涉及不合格的人的绝育、“不值得生存的人”的安乐死、劣等种族——主要是犹太人——的灭绝。在希特勒的心目中，种族的概念清晰地关联到空间的概念，因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依赖于足够的生存空间，只要6500万德国人依然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他们就将继续会渺小而不引人注意。希特勒承诺依靠重新武装德国人民，给他们灌输骄傲和对帝国的渴望，在东欧给他们提供生存空间等来改变这种境遇。但是，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调动德国的全部资源，在民众，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提升进攻性和好战的品质。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必须很快成熟为铁石心肠的战士。希特勒预见在那里会有新一代的帝国武士，他们将执行德国的种族任务。
在1933年至1939年间，希特勒善变的、不稳定的、仇视社会的人格主宰着欧洲的外交，正如他操纵着厌战的西方民主作出一个又一个让步。到1938年，他已经放弃了作为和平人士的言论，尽管他依然成功地欺骗西方的政客，使他们相信他的目标不是战争，而是国家的自决和国家的正义。这个国家在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受到了如此悲剧性的无理对待。但是，他正在秘密地备战。自1936年开始，对外政策方面的辉煌成功一个接着一个：1936年3月7日重新占领了莱茵兰；1938年3月13日吞并了奥地利；1938年9月29—30日，在慕尼黑签订了绥靖协定，紧接着吞并了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15日，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方，使其皈依德国的保护；1939年3月23日将默默尔合并到德国；1939年8月21日与苏联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这些成功的每一项都在支撑着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的欢迎。他们激动得发狂，以致都乐意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伴随着这些成功，极权主义的国家也在加强。希特勒每一次领土的获得，都涉及极权主义网络的扩大和警察恐怖的相应极端化，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随着希特勒吞并奥地利，额外的25万犹太人落入他的控制当中；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又增加了35.7万犹太人。新的领土包括了比旧的帝国数量多得多的犹太人。警察恐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获得的领土。盖世太保和其他保安部队围捕政治上的敌人，建立集中营，迫害犹太人。纳粹在新领土上进行的一些新的极端的实验，尤其在奥地利，后来也在旧帝国上得到了运用。每一个成功之后，希特勒都发现西方强国并没有指责他，同时给他的印象是，他能够不受惩罚地继续他的侵略。在对外领域出现了这种状况，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犹太人身上。西方外交上的绥靖包含了更大的对犹太人问题的绥靖，因为没有一个西方强国认为犹太人是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每一个世界强国都为悲剧性地放弃犹太人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