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章含义深远，因为它准确地揭示了犹太恐惧症的知识分子化在德国文化精英那里发生了。尽管有许多平民相信那些犹太人恶行的传统成见，但是大量专业人士把犹太恐惧症知识分子化了。他们包括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学生、教师、律师、公务员、记者、军官、现役军人、商人，他们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的不幸。这一妄想可以说是从社会阶梯的顶端渗透下来的，而非从底部向上移动的。
为了理解这一社会的异常现象，有必要认识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教育并非一直等同于启蒙或者其接受者心智的提高。教授们能够传授并且确实传授了仇恨和强迫症，他们在美德方面没有垄断权利。事实上，妄想的力度和持续的时间依赖于其知识分子的犯罪者持有妄想的韧性。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和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推动它的知识分子精英，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强化它的文化和政治机构。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感到惊讶：这一野蛮的、愚蠢的、精神失常的仇恨竟然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德国人具有如此广泛的说服能力。那些看到如此结果而感到失望的人应该会认真地思考：一旦从他们的犹太恐惧症的解释中抽去所有明显的原因——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也许存在着某种无法约束的、在历史中周期性发作的极端邪恶。
毫无疑问，在纳粹的圈子里，这种类似妄想症的犹太恐惧症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力量，从作为一个种族主义啤酒馆俱乐部的政党诞生开始，经过了一些胜利，一直到在德国的大城市、工厂、文化地标的瓦砾中其暴力的终点。它构成了罗森贝格《种族观察者报》的主题、施特赖歇尔《突击手》中疯狂的咆哮、纳粹顶层领导的暴力语言，尤其是阿道夫· 希特勒、约瑟夫· 戈培尔、海因里希· 希姆莱向犹太人展示出来的强迫症的仇恨。据说犹太恐惧症最丑恶的展示发生在《突击手》当中，它是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在1923年至1945年间出版的种族主义画刊。施特赖歇尔被无误地称为“第一号犹太人迫害者”，他在1923年加入纳粹党，因为在犹太恐惧症中，他看见自己偏见的镜像；在阿道夫那里，他看到了德国未来的救世主。当他1922年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时，他着迷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以致走上讲台对希特勒说：“我是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此刻我知道我只能成为追随者，而你是领袖！我送给你一场已经在法兰克尼亚建立的群众运动。”施特赖歇尔和希特勒的相遇采用启示的形式，随后紧跟的是皈依，在许多纳粹著名领导者的生活当中，或者在纳粹宗教不知名的追随者那里，这绝对不是例外。在戈林、戈培尔、希姆莱、施佩尔，以及其他汇聚在阿道夫· 希特勒魔咒之下的人的经历中，都以相同的词汇记录了这一相遇。
1923年，施特赖歇尔创办了最后成为世界最为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画刊《突击手》，这是一份可怕的、淫秽的、仇恨的杂志，它是纳粹领导层及其政治步兵——褐衫冲锋队队员——扭曲生活和变态人格的镜像。《突击手》也反映了施特赖歇尔个人的强迫症和失常。众所周知，他是一个性变态者、一个恶霸，习惯拿着皮鞭阔步游荡，作为法兰克尼亚的大区领导人，他在痛打政治犯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戈登· 克雷格记得施特赖歇尔在慕尼黑大学大厅的演讲，他用最令人厌恶的词汇滔滔不绝地谈论他最喜欢的犹太人主题。正如克雷格的回忆：
三个半小时，这个粗野的恶霸穿着褐衫，挺着大肚子，倾泻着我在公共演讲中难以想象的污言秽语，更不用说是在大学讲台了。他提供了犹太人掠夺成性的“科学的”证据，在这一点上他坚持认为：假如一个人在动物园留意的话，他就会注意到金发的德国儿童总是在沙箱里快乐地玩耍，而黝黑的犹太儿童在食肉动物的笼子面前期待地坐着，寻求着他们感染在血液里的欲望的替代性满足。大厅里的听众全神贯注，许多人做着笔记。
我认为，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中虚构的色眯眯的、有性强迫症的犹太人，实际上是他自己行为的反映，这种行为根据多数标准来看是野蛮的和不文明的。事实上，可以说施特赖歇尔和希特勒最紧密圈子的其他成员都是卑鄙而有强迫症的人，他们乐于彼此陪伴，认为女人是性的对象，喜欢与政治对手大打出手，不相信“值得尊敬的”或者“有教养的”东西。纳粹运动使得这种反社会性格的野蛮冲动合法化，允许德国的施特赖歇尔们将他们的变态“正常化”。
二十多年来，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中提供源源不断的、令人恶心的反犹太人文章。空前绝后的种族主义偏见的妖术达到如此腐烂的极限。在它的全盛期，《突击手》每期销售50万份，用令人毛骨悚然的犹太人不检点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故事来取悦它的读者。这些故事包括祭祀杀婴、强奸、金融操纵、邪恶的政治阴谋，等等。菲利普· 鲁普雷希特（笔名FIPS）是画刊的漫画家，他通常把犹太人画成矮小、肥胖、丑陋、胡子拉碴、流口水、无精打采、性反常、鹰钩鼻、猪眼、凸嘴唇的样子。为了将犹太人非人化，他还把他们画成蛤蟆、吸血鬼、秃鹫、昆虫、蜘蛛、细菌和毒菌。其他钝化读者的策略包括显示犹太人缺乏任何真正的人类特性，比如爱情、欢笑、忠诚、友谊、同情，把他们描绘为只有身体上的冲动，暗示他们因此在道德上受到污染，并根据上述推论，主张他们不适合在正直的德国人的社会中生活。
施特赖歇尔相信犹太人是生物学上的恶魔种族——最初是长着“半人样的”魔鬼。这种信念绝不是变态，而是在种族倾向的右翼不断发展的信仰。在与施特赖歇尔或者希特勒相似的人那里，这一妄想似乎追随着某种发展进程：一开始是流行的歧视性偏见，即犹太人因为他们奇怪的宗教信仰和尖刻的商业行为，是人们不信任的疏离的局外人；后来是完全膨胀的妄想，用戈培尔的话来说，犹太人是反种族的，他们构成了德国患病民族身体中的脓肿。一旦犹太人的仇恨者把许多一般德国人共有的“大众歧视性的”偏见转变为“生物学种族的”犹太恐惧症，他们也就把偏见转变为致命的心理强迫症。
在名为《戴着面具的宗教》（1924）这本没有名气的书中，卡尔· 克里斯蒂安· 布里把这一犹太恐惧症的妄想描绘为一种变态的宗教再神秘化的表现，认为犹太恐惧症患者实际上企图用自己重新具有活力的种族主义基督教替代古老的基督教。犹太恐惧症在这一新的宗教中构成了关键的因素，因为它向所有的人解释了世界的邪恶。布里用餐桌上的盐罐子作为类比说明了强迫症的犹太恐惧症。他指出：正常的人只是看到一个盐罐子；但是犹太恐惧症患者没说多少话就总是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犹太人在腓尼基时代就在食盐的贸易中欺诈，甚至在今天的食盐行业犹太人雇主的比例还高得惊人。布里认为，这样的人肯定不能只看到一个普通的盐罐子，而是必须给其核心的、经常发作的强迫症一个通风口，那就是犹太人邪恶的影响。
不再看到简单的人类，而是看到恶魔般种族怪物的德国人，从现实逃到神话幻想的世界。他们接受了非理性的、有着其独特信仰和礼拜仪式的宗教。在检验纳粹领导人及其核心追随者类似强迫症狂的心态时，詹姆斯· M. 罗兹认为，推动纳粹主义的动力是世俗的千禧年信仰，它类似于在《圣经》，尤其是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建立的末日意识。那些显示这类意识的人相信自己是离奇古怪的大灾难的牺牲者，形成了相应的灾难综合征，体验了神秘的启示，邪恶的力量引发了他们的苦难；并从他们的启示中知道，他们是被选出在善恶大决战中面对和战胜邪恶的力量；最后他们坚信，他们将引领出一个天堂般的存在秩序（新耶路撒冷和千年帝国）。罗兹令人信服地显示，纳粹分子以及许多德国人，完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释放出来的灾难性世界所扭曲，他们真诚地相信邪恶的力量要灭绝他们。依靠特别的启示，并以他们所相信的非理性认识形式，比如种族直觉、“血统的呼唤”、神奇的洞察为依托，他们进而揭开了幻觉的面纱；除了其他方面，他们发现犹太人是主要的给德国人民带来痛苦的人。犹太人是“有着许多头的怪物”。纳粹警告道：一个头是犹太人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其他头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共济会、和平主义，以及其他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力量。纳粹相信，这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要么是真正的、要么是有嫌疑的犹太人。他们用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煽动无助、迷失方向的大众，摧毁了帝国，建立了控制在犹太银行家、零售商、百货商场巨头、左翼知识分子和出版大亨手中的腐败政治体制。
拯救之路开始是揭露“犹太人的邪恶”，最后是将犹太人灭绝。在希特勒及其核心追随者的心中，这不仅涉及去除犹太人的“感染”，而且要沿着健康的种族路径彻底地重建德国民族。纳粹分子实际上相信他们能够通过种族优生学，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创造新型的雅利安人，从而获得自我的神圣化和永恒。当然，这种种族千禧年的前提条件是终结种族污染。纳粹的种族主义者相信，德国人的血统已被与犹太人的性行为所污染。当然，这种妄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兰茨· 冯· 利本菲尔斯和其他带有种族倾向的种族主义者那里就出现了，但是它还相对孤立，缺乏组织。1918年之后，这种妄想很快在德国相当多的人那里传播。甚至在这一妄想最终在纳粹运动那里找到归宿之前，它已经通过无数的小册子和流行的低俗小说得到蔓延。
最有影响的低俗小说之一是阿图尔· 丁特的《反血统之罪》（1917）。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学者发现了令他惊恐的事情：他的家族被感染了犹太人的坏血。他最初娶了一个犹太女人，他第二任妻子是雅利安女人，但也给了他一个受损害的儿子，他显示出明显的“犹太人的”特性。这怎么可能？谁能够感染或者糟蹋他的儿子？答案显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阴谋。事实证明：他的前妻之父建立了寄宿公寓，专门吸收年轻的、金发的、无知的雅利安少女，其中包括这位学者的第二任妻子，并把她们暴露在有魅力的犹太男人面前。一旦怀孕，寄宿公寓的主人就无情地将“被污染的”雅利安少女驱逐出去，并很快用尚未被糟蹋过的处女填补空缺，这样又开始了一个污染周期。丁特的小说卖得很快；到1934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了25万册。丁特也见过希特勒，受到他的影响，并被任命担任了几年图灵根大区领导人。
种族污染的主题也得到了多产的、患有犹太恐惧症的出版家特奥多尔· 弗里奇的推动。他谈及“种族的变形”，并在他的一本书《犹太人成功的谜语》（1919）中声称，警察的文件可能证明犹太人有着特殊的、引诱雅利安女人的性需求，并且雅利安女人悲剧性地、经常是无法解释地屈服于犹太人的引诱：
一个相当低劣的犹太人遇见了一位良好中产阶级身份的女人。他审视着她，让她当场瘫痪，她转身随他而去。相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大街上，一个红发的犹太服装商站在他的店门口。一位年轻正派的、只有十来岁的少女从那里经过。这个犹太人在她耳边私语了一下，她转过身来，在橱窗前逗留了一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橱窗后面的犹太人。不多久，她就跟着这个犹太人进入了商店……问题现在出现了：这里是否有《塔木德经》的诡计在起作用？据说一些犹太人精于此道，以至于能迫使女人摇摆和颤抖，好像被电击所控制……谁能够解开这一谜底？也许是这一瞥，也许是《塔木德经》的狡猾和生活的经历，知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神秘的同情力量？或者是犹太人的能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着作用，能够控制女性的心理？
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性的扭曲和投射，这些作家炮制了大量让人兴奋的故事，在其中，犹太人充满了魔鬼般的性欲，不断地困扰和威胁纯洁的雅利安妇女。紧接着，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里的卑鄙故事，汉斯· 佐贝莱因恶毒而虚假的小说，特别是《信仰德国》（1934）和《良心的命令》（1937），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种族主义的成见。像以下叙述雅利安妇女侥幸逃脱犹太性变态者的短文在佐贝莱因小说中是极其典型的结局。
爱情拥有了深不可测的力量；它来自只能迂回进入超感觉的一个地方。爱情战胜一切。爱情能够奉献到自我牺牲的地步，能够战斗到死，能够无休无止、无饥无饿地工作……汉斯笑着对贝尔塔说：“你真是太聪明了。”此刻贝尔塔躺在开满鲜花的草丛中间，列举着有关爱情的一切……他们就这样每天在露天从早到晚游荡，带着奇妙的体验和启迪回到家中……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他们去湖里游泳。汉斯游得很远，贝尔塔在岸边看不到他了。突然她感到一群躺在他周围的男人在盯视她。她用自己的盯视回敬了他们，但几张露齿而笑、面带胆怯的犹太人面孔盯着她，以致她气得发抖，几乎要呕吐，她希望汉斯能够此刻和她在一起……突然，一个晒得黝黑的犹太人跳了出来，挡住她的去路道：“我可以请这位美丽的女士品尝咖啡或冰激凌吗？请！你太美丽了，简直是维纳斯的化身。”“请走开。”“为什么？孤零零的女孩，孤零零地在这儿不好。”他戴着角质架的眼镜，咧嘴而笑，像魔鬼一样向她贴了过来。贝尔塔向后退了几步，面色苍白，被几个犹太人突然围了起来，一个企图抓住她的手，无礼地说道：“你不会拒绝我的，甜心，是吗？”他向其余的人招手，叫喊道：“快点，到赌场去。”这群人发出尖叫、狂笑、咆哮，以致没有人能听到可怜的贝尔塔的乞求和哭泣。她轻声地低语道：“汉斯，汉斯，救命！”淫荡的手在她的身体上抚摸、推搡……“发生了什么事情？”汉斯突然出现在那里，浑身湿透，气喘吁吁。他盯着贝尔塔，看着撒旦的果实，脸变得像白纸一样。他的眼睛直勾勾的，闪烁着绿光，在汉斯的快拳下，犹太人接二连三地倒下，其余的落荒而逃。当他恢复正常脸色时，他发出了坚定而满足的笑声。
精确地测定许多类似充满仇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出版的图书所产生的冲击力是困难的。正如一些人所宣称的，有一件事是绝对错误的，即这些信仰被限制在政治右翼疯狂的极端分子那里。也不能认为极端的犹太恐惧症只是纳粹独有，因为证据清晰地指出它已经发生了变化，超出了纳粹的核心圈子。另一方面，偏激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在阿道夫· 希特勒那里找到了致命的表现形式，这个人将他的强迫症变成了公共政策，这一点也是无可辩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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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 希特勒的犹太恐惧症</h2>
数年来，阿道夫· 希特勒的政治对手们狡猾地暗示他的血管里有犹太人的血液。1930年，希特勒咨询他的私人律师汉斯· 弗兰克，要求他调查这些指控，希望预先阻止对他的政治命运来说潜在的、灾难性的失败。希特勒已经把政治运动和毫不妥协对犹太人的仇恨捆绑在一起，假如有人发现这个最直言不讳的反犹太人的煽动者本身就是犹太人，他明显在冒一个彻底的政治信任的风险。据说，弗兰克调查了希特勒祖先的背景，并发现希特勒的父亲是玛丽亚· 安娜· 施克尔格鲁贝尔的私生子，而在怀孕的时候，她在格拉茨的一个犹太人家做厨师。弗兰克后来宣称，他的调查显示，那个名叫弗兰肯贝格尔的犹太人家庭从孩子一出生就支付了抚养费，因而心照不宣地承认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家里十九岁的儿子。面对这个消息，据说希特勒勃然大怒，抨击这个故事是公然的谎言，坚持认为他的祖母亲自向他保证这个故事是伪造的，她只是因为过于贫穷才接受了这家犹太人的钱。假如希特勒真的向弗兰克这么说的话，他明显是在撒谎，因为他的祖母在他出生前四十多年就去世了。然而，汉斯· 弗兰克的叙述清晰地显示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强迫症，包括他类似强迫症狂的恐惧：他自己可能已经被犹太人的血统“感染了”。
这种犹太人血统污染的恐惧在1938年7月变得更加明显。那时，希特勒合并他的祖国奥地利才几个月。奥地利土地登记局接到一份命令，对杜勒斯海姆以及周边地区进行土地勘查，决定这块地方是否适合军事演习。次年，杜勒斯海姆的居民被强迫疏散，村庄连同树木茂密的村外被迫击炮弹炸得面目全非，又被坦克彻底碾平。杜勒斯海姆村庄是贫困的瓦尔德韦尔特尔的一部分，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边境之间奥地利的一部分，也是希特勒祖先的出生地。假如希特勒不想掩盖他最大的羞耻——他可能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其祖国奥地利胜利的征服者会支持去除其祖先的根，并让其父亲的出生地和祖母的墓地面目全非呢？
尽管对希特勒祖籍进行了六十年的研究，但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在希特勒的家族中有让人质疑的犹太人的关联。其实这可能并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心理的关联是首要的。这种关联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使得希特勒认为他和德国人受到犹太人的感染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从希特勒自己的写作、演讲和他个人对不同人的谈话当中，我们发现他对普遍的犹太性问题，以及对自己特殊的潜在的犹太性问题有着非理性的强迫症。在希特勒每一次涉及德国不幸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他都特别把犹太人拎出来作为主要的罪人之一。他在这样的场合使用犹太人这个词的时候，都会采用恶毒的、表现其内心深处仇恨的声调。根据罗伯特· G. L.维特的观点，希特勒“感到犹太性是一个他体内的邪恶，是一剂需要清除的毒药，是一个需要清除的魔鬼”。
对犹太人的仇恨既是个人的，也是意识形态的。希特勒谴责犹太人是因为作为战前维也纳一个不合格的艺术家的个人失败，同时也因为犹太人被假定的对雅利安文化的有害影响。当希特勒抵达维也纳时，没有工作、孤苦伶仃、无人爱恋，他开始将自己内在的缺陷和不满投射到这座城市相当数量的东方犹太人身上，这些人体现了每一件他仇恨的东西。他回忆道：“一天，当我走过城市中心的时候，突然碰上一个幽灵包裹在扎着腰带的长袖衣服里，头发卷曲。”他在想是否这个“幽灵”就是他在故乡林茨看到的更有德国人长相的犹太人。他告诉我们，他接着在想这个奇怪的东西是否也是德国人。希特勒说，答案是响亮的“不是”。犹太人永远也成为不了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种族和宗教上是不同的，他们的差异是巨大的，性格是异己的，以至于必须用一切手段把他们从德国社会中清除出去。希特勒感觉犹太人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同时用自己的信念在感情上予以强化，这一信念就是他们散发着不同的气息，他们整个腺体是腐烂和攻击性的。注希特勒让自己沉浸在仇恨犹太人的通俗文学当中，他很容易得到像《德国人民报》和兰茨· 冯· 利本菲尔斯的《女神奥斯塔拉》这样的小报刊。希特勒的眼睛很快就亮堂起来：维也纳“臭气熏人的”犹太人只是冰上的一角，是最深层的社会疾病最能看到的迹象。像水蛭一样，犹太人将自己吸附在德国社会的身体上，吮吸着它的血液。希特勒恶毒地认为，无论我们何时切开一个社会的溃疡，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小犹太人在里面，他被突然射进的阳光弄瞎，像居于腐烂尸体中的蛆”。
假如希特勒因为每一种社会疾病谴责犹太人，那么他还认为他们对他个人的不幸也要负责。他可能还要谴责他们，因为他的母亲死于一个犹太医生爱德华· 布洛赫博士之手，他没有能够医治好她的晚期乳腺癌，并用臭烘烘的液态碘仿涂抹在她化脓的伤口上，使她忍受了酷刑般的痛苦。对西线的毒气进攻使希特勒双目暂时失明，1918年10月，当他重见光明的时候，他再次体验了母亲的受难，再次激动起来，他把充满母亲身体的有毒碘仿和把他眼睛弄瞎的毒气联系起来。他经历了精神病时期，其间他看到了所有罪恶的起源，以及与之战斗的方法。希特勒沮丧地躺在帕斯沃克医院的病床上，再度体验了母亲最后所受的折磨。正如鲁道夫· 比尼恩指出的，这一次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母亲成了替代性的，她是正在被玷污的德国。一旦希特勒把两个犹太人负有责任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就发现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希特勒何时获得这个最初的启示，即犹太人是这个世界每一种社会恶性肿瘤的病源；也没有人清楚他是如何获得这一见解的。它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时期的产物，其间他想象犹太人强奸和灭绝了他的两个母亲：克拉拉和他的替代母亲——德国。它可能是1918年至1923年间德国灾难的结果，这些灾难让他确信德国的主要敌人——共产主义者和西方的富豪统治集团——被世界犹太人所控制。它可能是在其个人生活中与犹太人有着个人和痛苦的经历，尽管没有可信的证据确认这一看法。最后，希特勒有害的犹太恐惧症可能是他永不满足的仇恨欲望表现，它来自并代表着他自己的自我仇恨的投射。
希特勒是典型的沉默寡言的人，受到统治和毁灭的激情所驱使；同时，他是一个政治天才，能够通过机智的演讲和一流的组织能力，用自己的厌恶来感染大众。他也具有一种直觉，知道如何采用大众民主的可能性去达到自己邪恶的目的。在大众传播的年代尚未登上舞台的时候，希特勒就知道如何把政治变为大众的剧场，如何运用所有可以得到的技术将他的计划商品化，以富有魅力的图像、象征物和“声音”出售给他的观众。希特勒后来得到“一群政治化妆师”的支持，其中有著名的约瑟夫· 戈培尔，他成功地将自己推销出去，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的、富有爱心的人，他同情德国人民的痛苦，承诺给他们带来根本的变化。他将毁灭性的意向掩盖起来，诉诸崇高的理想和德国历史的传统。他承诺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安抚中产阶级对无法无天的恐惧，承诺民族的振兴讨好保守主义，用崭新而强大的军队的迷人幻象来取悦军国主义者，并向工人保证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没有人忍饥挨饿。总之，他告诉听众，他们是邪恶阴谋的牺牲品，这样就免除了他们的个人责任。他知道他们痛苦的原因所在，他能够认定罪犯；借助德国人民的帮助，他能够发动一场解放战争，消灭给德国人民带来痛苦的人，领导他们走向光辉的未来。
无论希特勒还是他传达的信息，都一直看不出一目了然的邪恶，因为他知道当符合自己的政治目的时，该如何去掩饰自己和他的政治偏见。假如他显示出一目了然的邪恶，民众就不会如此自愿地追随他。纳粹的宣传机敏地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希特勒是一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有着完全扭曲和非真实的对现实的幻象。直到为时已晚的时候，人们才认识到他是实际上有多么危险。但是，并不缺乏证据说明许多德国人选择相信。他们选择相信他抛出的大话和幻象，同时有意忽视一个国家假如对它们加以实施的话，将导致的毁灭性结果。当希特勒沉浸在政治聚光灯下的时候，他有着在他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决心实施的明确政治计划。
希特勒宏大计划的细节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熟悉的，但有一点今天经常被忽视，就是从他政治生涯的一开始，这些细节就为人所熟知。在他的战斗之书《我的奋斗》当中，他详细而清晰地表明，他将把德国变为世界的强国；他还明确而清晰地表明，雅利安种族是生物和文化进化的顶峰，注定要统治整个世界。由于德国是雅利安种族的核心地区，因此希特勒呼吁德国人民承担起白人的责任，征服欧亚世界，播下即将到来的千年之种。在希特勒种族主义强迫症的思想中，种族的概念最终和空间的概念联系起来。一个民族的伟大首先并最终依赖于其种族的纯洁性，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它也依赖于自身远超于劣等民族再生自己的能力，以及净化由犹太人、吉卜赛人或亚洲人等劣等民族造成的种族污染的能力。让像德国人这样不断增长的种族适应一个有限的空间，注定会使他们隶属更强大的种族。这就是为何希特勒为德国人民在空间巨大的东欧和俄国要求生存空间的原因所在。
希特勒承诺德国要么是世界强国，要么就不再有德国。但是，一个在地理上和人口上的小国，一个危险地位于欧洲中心的小国，如何能够成为世界大国，并与苏联、美国或者大英帝国相竞争？根据希特勒的观点，这要求严格地调动它所有的物质资源，并将人力资源中好战和侵略性的冲动制度化。希特勒要求培养种族主义的坚强的、冷酷的、服从的、坚定的青年一代，他们将热衷于战争和征服。未来希特勒青年团的信条反映了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
德国青年必须至精至简，敏捷如猎狗，坚韧如皮革，刚强如克虏伯钢材。他必须学会去除自我，忍受斥责和不公正，要变得值得信赖、沉默、服从和忠诚……女性教育的目标必须刻不容缓地成为未来德国的母亲。
希特勒告诉劳施宁，纳粹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教会所有的德国人具有残忍的习惯及良知。他坚持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德国人民才能得到历史的伟大地位。在希勒特的心目中，种族的再生和生存空间的征服是互为需要的。那些认为犹太恐惧症在希特勒宏大计划中只是发挥次要作用的历史学家在两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第一，因为希特勒相信创造一个新的雅利安种族类型的绝对必然性是德国伟大地位的前提条件；第二，因为这个信仰需要把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类型同时消灭掉。因此犹太恐惧症是希特勒种族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信念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公开演讲，它们构成了《我的奋斗》论证的中心线索。换句话说，希特勒世界观的基本观点，也就是他所谓的“花岗岩的基础”是对雅利安种族的生物学和文化优越性的信仰。
希特勒大胆地宣称，人的强弱完全取决于血统。世界存在着优越的血统和低劣的血统。希特勒是一个天然的自然主义者，相信自然依靠鼓励强者的繁衍和阻碍弱者的繁衍来推进着“更高层次的繁育”。然而，人类通过允许优越的血统和低劣血统的混合，以及人为地（社会地）保护虚弱种类的生存，使其能够再生产，从而颠覆了自然的设计。作为一个空想的社会生物学家，希特勒自信地断言：只有当动物和它们物种的代表配对的时候，才能得到最好的血统，所谓山雀配山雀，小雀配小雀，白鹳配白鹳，田鼠配田鼠，豺狼配豺狼。任何不同物种的跨界交配天生产生虚弱的或者不能生殖的物种。因为人性是自然的一部分，种族纯洁性的生物学法则是适用的。自然鼓励种族群体之间有着清晰的区分，同时也促进各群体当中统一的特性。这样，白种人、黑种人或者黄种人寻找着自己的种类。因为人类的种族团体在质量上是不同的，因此杂交破坏了种族的纯洁性，产生了低劣的后代。当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交配时，最糟糕的血统污染就此发生。希特勒认为，这件事就像跨物种的交配——这真是生物学上的谬论，因为没有哪个人类群体形成了物种。
根据希特勒的种族分类法，人类种族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种族团体：雅利安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承担者、文化的毁灭者。希特勒坚持认为，只有雅利安人创造了文化；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最光明的前额一直迸发着天才的神圣火花”，因为他拥有创造性的“种族原子核”。他承认亚洲人拥有高度的文化，但这仅仅是因为雅利安人为此提供了创造性的动力。如果缺乏雅利安持续的影响，例如日本文化“就会僵硬，落入休眠当中……是雅利安的文化浪潮把它从休眠中惊跳出来”，其他的种族群体是不能够成为文化承担者的。
至于犹太人，希特勒认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文化，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创造文化。犹太人仅仅在利用别人已经创造的东西。他们是纯粹的寄生虫，依靠健康的文化肌体过活。希特勒成见性的犹太人是“一个寄食者，像有害的杆菌，假如只有一个适合的培养基发出扩散的请求，他就会越来越多地扩散”。犹太人一直在其他民族的社会中偷偷摸摸地生存，他们在那里打着宗教社区的幌子，秘密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希特勒坚持认为，他们的巨大谎言是：他们只是在宗教上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和德国人一样也是属于德国人。相反，希特勒确信犹太人“一直是一个具有明确种族特性的民族，它从来不是一种宗教”。两千多年来，犹太人设法保留他们的种族和文化特性，其纯洁性的程度远超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但是，他们这样做一直是以其他民族为代价的。他们的角色完全是寄生性的，因此对于他们社区的生物和社会的健康来说是毁灭性的。
当然，在希特勒让人注意到犹太人毁灭性的影响时，他引述了各种各样犹太恐惧症的观点，首先是他们已经对他们居住的国家的经济福利施加了腐蚀性的危害。在希特勒1922年4月12日慕尼黑党的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真理的煽动者》这一最具有煽动性的演讲中，他质问如何能够认定罪行，无情地揭开了他认为德国社会危机真正罪犯的面具。他认为，答案是质询谁在德国的不幸中获益最多。换句话说，通过认定那些正过得很好的人，人们就能搜查出那些引发所有不幸的人。希特勒认为，一个人立刻想到的就是股票投机商、银行家，以及类似的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但是假如他要真正得到危机的真相，就必须完全揭开幻觉的面纱。希特勒坚持认为，假如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国民的结核病”“腐烂的酵母”，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朽的犹太人。希特勒宣称，只有纳粹运动是富有勇气的，足以认清这一首要的真理，因为它也把自己看作代表着上帝的选民，带有保持其血统纯洁性的使命。希特勒视自己拥有特殊的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认知方法，即“血统危急认知”的方法，依靠它，一个人能够揭露对德国民族有机体的健康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害的东西。另外，希特勒视自己为当今雅利安的耶稣，将把金钱的借贷者从庙宇中清除出去，也是反对虚伪的犹太金钱之神的煽动者。
希特勒经常提及生物学的甚至寄生虫学的形象，这些都强烈地表明，他相信整个日耳曼民族，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被犹太人的血液“污染了”。他在这样一些场合的想法上升到了类似妄想症强度的高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无条件地相信犹太人世界阴谋的存在，正如《锡安长老会协议》所预言的。他对所谓的恶行习惯性的反应一直就是把它归咎给策划阴谋的犹太人，无论这个犹太人是一个贪婪的借贷人、一个法庭上的蛊惑者、一个假装同情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和平主义者，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希特勒心中，结果都是一样的：犹太人煽动社会的分裂，从内掏空一个健康的社会，为最终接管世界铺平道路。
埃伯哈特· 贾克尔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希特勒特别相信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是由它自身的种族感、它的领导形态、它发动战争的能力所决定的。这三个性质在民族主义、元首原则或领导原则、军国主义那里得到了体现。当希特勒企图把这三个假定连贯起来，以达到把它们整合到更大的纳粹世界观当中，他开始认识到犹太人支持着三个相反的原则——国际主义、民主及和平主义。换句话说，希特勒相信犹太人推动那些试图破坏所有健康社会的原则。这导致他进入非理性的沉思：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是一个有机体，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它们暴露在腐生菌面前。在正常的条件下，这些腐生菌的功能就是分解有机物的残骸，使其成为最基本的成分，被正在生长的有机体再次利用。有机体通过自己的适应性机制阻止这些进攻，但有时攻击力过于毒性，它们攻破和毁灭整个有机体。这对于社会有机体来说也是如此。它也暴露在侵略者、歹徒、贫困、疾病、阶级冲突或者战争等腐生菌面前。根据希特勒的观点，所有社会有机体最致命的腐生菌是犹太人，他们是最致命的病原体的类似物，因此不可避免地破坏整个社会体系。
这一观点的非理性逻辑使得希特勒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种致命病原体的犹太人必然是恶魔的化身，是颠覆健康和善的幽灵。作为这一妄想性的思想体系的结果，希特勒真切地想象到了“罗圈腿的犹太私生子”，他们潜伏在黑暗的街角后面，伺机强奸毫无防备的雅利安少女，用他们犹太的精子污染她们。这种邪恶的谩骂决不限于他私人的圈子，而是经常出现在他的写作和公开演讲中。例如，在《我的奋斗》第十章，他描绘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真正”原因。他很快越过了对德国战败任何现实的讨论，一头栽进了有关“犹太人无底的谎言”所造成的“道德投毒”的黑暗沉思当中。经历了对梅毒之恶奇怪而神经质的大段论述之后，他最终谴责是犹太人使德国国家肌体遭受了梅毒的侵袭。《我的奋斗》这一段落以及相当大的部分，回响着对血统污染及恶魔般的犹太人带来的血统投毒毛骨悚然的惊恐。对于犹太人将德国人退化这一潜藏的、“真正恶魔般的意图”，希特勒发出了咆哮和乱语，他庄严地呼吁国家神圣的义务，以保持血液的纯洁性。下面是希特勒用来描绘犹太人的带有偏见绰号的举例：
（1） 恶魔的化身
（2） 雅利安血统的玷污者
（3） 腐烂的酵母
（4） 水蛭和吸血鬼
（5） 卖淫和梅毒的供给者
（6） 雅利安女人的强奸者
（7） 有害杆菌
（8） 蛆
（9） 投毒者
（10） 瘟疫
（11） 罗圈腿的私生子
（12） 臭气熏人的动物
（13） 寄生虫
（14） 真菌
（15） 股票交易的统治者
（16） 说谎大师
（17） 异族成员
（18） 幕后操纵者
希特勒绝对地确信，一个民族的伟大依赖于其血统的纯洁性。这一种族主义信仰的必然结果是这样一种恐惧：一个民族无论何时允许自己退化，它都是“犯下了违背永恒天意的意志的罪行”。在别的地方，希特勒称种族污染为原罪。尽管犹太人已经破坏了德国血统的性质，但是一个旨在消除有毒犹太人的完美的种族主义政策，依然可以治愈疾病，将德国民族的有机体变得完全健康。因此，种族国家具有明确的使命：哺育种族上最纯粹的、能生育的、健康的人种，以至整个民族群体最终分享到高贵种族财富的祝福。从这些限制出发，距离希姆莱的种族种马农场、党卫队、对劣等民族（犹太人、吉卜赛人、残疾人、智力迟钝者、亚洲劣等人）的灭绝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希特勒坚持认为，对于种族污染唯一有效的解毒剂就是保持德国人血统的纯洁，在犹太人消灭德国人之前灭绝犹太人。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建议，因为犹太人“对于整个德国的毁灭来说是最大的煽动者。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发现对德国的攻击，而攻击的制造者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企图颠覆的不仅仅是德国，可怕的事实是，犹太人“企图把许多国家带入不安定的状态，剥夺它们的利益，将它们带入相互的战争之中，以这种方式，借助金钱权力的帮助和宣传，逐步实现对它们的控制”。希特勒总结道：
犹太人魔鬼般的目标是消除国家，使得其他民族混乱的退化，降低最高级民族的种族水平，同时通过消灭民族的知识精英，用自己民族的成员加以替代以实现对种族大杂烩的统治。
可怕的必然结果是，德国必须在这一全球性的危机中承担领导地位，其推荐的国策就是消灭犹太人。在《我的奋斗》当中，希特勒清晰地阐述了犹太人应该如何被连根拔除的策略，即采用毒气：
假如在战争初期和战争期间，1.2万或1.5万这个国家的犹太腐败者遭受了毒气，犹如10万所有阶层和行业最优秀的德国工人在战场上必须忍受的，那么前线数百万人的牺牲就不是徒劳的。反之，1.2万个无赖被及时地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守秩序的、有价值的德国人就为未来保存下来了。
这并非要求有后见之明来理解希特勒思想的含义，尤其是他对聆听他毫无节制的长篇演讲的听众滔滔不绝重复的犹太恐惧症的偏见。他对犹太人的看法，以及他一旦掌权对犹太人的处置是公共记录的问题。他的对手——包括犹太人和正派的德国人——都悲剧性地低估了他的犹太恐惧症意图的严重性。
注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犹太人具有不同体味的信念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希特勒强烈地赞成这一信念，并认为和他们的长鼻子一道，明显恶臭的体味是犹太人突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