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
作为一个德国问题的犹太人问题</h2>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数访问德国的游客，都会震惊于这个国家的风景如画和得到完美保存的乡镇，友好而整洁的民众，功能流畅的运输系统，尤其是它那欢乐的氛围。对游客来说，令他们流连忘返的有啤酒屋，女服务员穿着紧身连衣裙和镶着花边的宽松上衣，抓着几个巨大的啤酒杯子，精力旺盛的乐队演奏着快乐的乐曲；有咖啡屋，那里有丰富的点心；有巨大的博物馆、剧场和歌剧院，高雅艺术在那里得到十分精细的组织和展示。但是，如果一个游客具有敏锐的感觉和语言的知识，他或早或晚一定会感到疑惑：德国国土的面貌和它的民众吸引力不够。例如他会发现：德国人非常不喜欢外国人，尤其是那些决定在那里定居的人；他们非常褊狭，非常有民族优越感；他们从不批评自己的价值观或风俗习惯，哪怕是温和的；为了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的迫切需求，使他们不惜破坏规则；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或制度可能比他们的更好。
远甚于今天，德国人在过去还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他们一直服从权威，并且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服从。服从被视为美德，孩子在非常严格的约束下，根据十分僵化的规则长大成人，他们要么服从习惯的力量，要么模仿礼貌的行为，以致一个人无法分辨两者的差异。数个世纪以来，世俗和宗教的机构——包括教会、国家、家庭、学校和军队——培养了德国民众服从权威的习惯，这一习惯可能构成了德国人国民性格中最大的盲点。历史学家戈登· 克雷格作为学生在1935年访问过德国，并在慕尼黑同美国的领事哈撒韦进行了一次讨论。他想知道为何德国人作为公民心甘情愿地、卑贱地服从世俗的权威，同时作为哲学家或者神学家表现出难以抑制的个人主义。他从一位明显欣赏和理解德国人的人那里得到了最富有启迪性的答案。
哦，天啊，我生活在慕尼黑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的人工作勤奋，对人友善，普遍对政治没有兴趣，我和他们相互喜爱、尊重。但是，假如某个穿制服的人来到他们当中说：“齐步走！”他们就会齐步走。假如这个人说：“去砍掉哈撒韦的头，他是一个坏人！”他们就会回答道：“我们不知道他是坏人。”但是，他们就会同时把我的头砍掉。
自此我们领会到，哈撒韦有趣的评论包含了对德国人、他们的自我形象、他们的文化特性、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的致命真相。对于克雷格来说，哈撒韦的评论和一位英国的精神病专家从一个党卫队集中营的卫兵那里得到的印象相似。这个卫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规则这么说的：“从明天开始，我们有了新的阶级敌人犹太人。规则是这么说的。”当然，数世纪以来，德国人被灌输了犹太人是敌人的思想，但是规则在纳粹统治时期构成了官方的许可。德国人一直需要这种许可把他们的信念或偏见变成官方的行为。德国人为不同寻常地落实具体事务而具有的这种组织化、集体性天赋，给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增添了特别致命的成分。
在现代世界，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的思想轨迹，从安德里亚斯· 艾森门格尔1706年出版的《被揭露的犹太人》开始，直到阿道夫· 希特勒1925年书名和仇恨大致相应的《我的奋斗》，其中的狂热、残暴、仇视犹太人构成了其核心的强迫症之一。在1706年和1925年这两个时间点之间，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不间断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对话，它从退潮到涨潮，到沸腾，直到升腾至狂热的程度。犹太人问题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一直是当下的。启蒙者要“提升犹太人”，使得他们成为优良公民；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要他们皈依日耳曼民族的价值观，以及日耳曼民族的精神；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同化的人建议通婚，保证更高程度的对人类价值观的忠诚，而非仅仅对犹太人的宗教、家庭或民族社群的忠诚；19世纪后期具有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者，要把他们驱赶到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或者甚至灭绝他们。
德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人问题的成见是顽固的和强迫症式的，对于现代实际生活在德国领土的犹太人数量来说是不成比例的。在艾森门格尔的时代，德国的犹太人不超过5万人；一个世纪多一点时间之后，也就是在1820年，犹太人的总人口大约是25万，大多数生活在普鲁士；到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犹太人的人口为38.3万（占总人口的1.5％）；在1925年，犹太人的人口上升到56.4万（占总人口的0.9％）；到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犹太人的人口为50.3万（占总人口的0.76％）。这些数字显示了犹太人口的上升相对是温和的，同时相比于1871年到1933年之间总人口数量，实际呈现出稳步的下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犹太人尽管数量是少的，但是他们在观感上引人注目，因为他们生活在大城市，在某些职业，比如企业、商业、法律、医疗、新闻业、艺术等“自由职业”有突出表现。毫无疑问，他们充分利用了解放运动提供给他们的有利机会，进入了精英中学和大学，数量比例远远超过当地的德国人，并获得了相应的好处。正如人们所见，他们的创造性贡献蔚为壮观，因此在许多德国人当中也引起了惊愕、担心和嫉妒，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犹太人对德国人的财富或精神福祉构成威胁。事实上，犹太人在政治上从未被很好地组织，作为德国人，他们也没有认为自己适应了新的文化风俗，因此犹太人没有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
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的，犹太恐惧症首先不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错误的看法、成见和妄想基础上的。由于这个原因，犹太人问题真的是德国人的问题或者麻烦，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首先要求揭开德国人自身中的这一问题的面具。总之，这不是犹太人的妄想，而是德国人的。这个问题的性质存在于特定的历史发展中，它塑造了德国人对其犹太同胞的看法，正如先前所指出的，主要是长期的犹太恐惧症的基督教传统；塑造了可能归因于浪漫主义运动的明显不同的文化和道德盲点，尤其是19世纪后期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塑造了对生物学种族主义乌托邦的极端痴迷；塑造了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角度，德国人都没有能力在人性的、普世的意义上定义他们作为德国人的身份，这个意义就是包容和宽容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为了理解大屠杀，还必须另外增加几个德国人的“文化特性”：夸张的秩序感及相应的对权威（集权主义）的服从；过度的对军事及其生活方式（军国主义）的欣赏；对民族优越性的骄傲感及相应的对外国人或“未同化成分”的偏见；植根于以往宗教和哲学传统的对以世界观形式体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解释的强烈需求。
<h2>
解放运动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h2>
在弗里德里希· 尼科莱名为《塞巴尔都斯· 诺特汉克》（1776）的作品当中——这是一本机智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成长小说，有点模仿伏尔泰的《老实人》——主人公被要求写作一篇爱国主义的论文来论述祖国的光荣，但他不知道他应该写作的祖国是什么。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德国人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一直在较劲的问题，它涉及德国人没有能力去铸造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德国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寻求民族的统一和认同。在过去五百年的历史当中，德国人忍受了内部宗教和政治的分裂。直到中世纪末，德国依然是一个地理上的措辞，其摇摇欲坠的帝国——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各种使政治权力掌控在封建诸侯手中的离心力量撕扯得支离破碎，这些诸侯守护着分散化的国家行政管理。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国家已经朝着集权控制的方向行进。宗教改革运动增强了宗教分裂，这一分裂不仅进一步弱化了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且在宗教战争中得到了爆发。这场战争留给了这个国家经济上的灾难，并使德国内部分化成1789个独立的公国，使它受到更强大国家的支配。
三十年战争的结果是，德国的人口下降了大约35％，从2100万人减少到大约1350万人。德国的部分地区，大多数在北部和东北部的中部地区，包括普鲁士、萨克森、汉堡，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其他地区却承受了可怕的损失。符腾堡、巴拉汀及波西米亚在人口方面经历了灾难性的损失。尤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瑞典人自瑞典挥师南下进入巴伐利亚州的时候，他们留下的是毁灭和掠夺。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十八年，大约1.8万个村庄连同1500个城镇、200个城堡遭到了毁灭。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战争中还没有实例像三十年战争那样承受了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最终的结果是小贵族、诸侯贵族和政治专制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得到了宗教权力机构的认同。在新教的北方和天主教的南方，德国民众都习惯于对诸侯权力或教会权力最严格的服从感。路德派的传统尤其如此。这个传统遵循路德与世俗权力达成的妥协，把自由限制在内心生活当中，用纯粹的宗教或精神的术语对自由进行定义，劝诫信仰者在其他所有领域服从诸侯权力。无数路德派的牧师在讲道坛上鼓吹“服从权力”这一箴言。在18世纪从事大众启蒙的时候，一位新教牧师提醒其善良的教区居民：“上帝要求我服从权力，要求我完成被赋予的任务。假如我没有这样做，我对上帝是有罪的，因为权力不是偶然实现的，而是上帝安排在这里的。”
这些服从权力的习惯被教会和国家认同，并在家庭和学校体系中得到强化。在18世纪的革命之风中，这些习惯存活下来，尤其是通过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传统，体制化地渗透到19世纪，最终在1871年构成新的日耳曼帝国的基础。民主理论和抗议的浪潮席卷了西方世界，当然也影响了德国，但是它的规模十分微小，因为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在德国启蒙运动十分微弱，封建权力依然十分强大。业已建立起来的权力机构，通过与相对虚弱、缺乏安全感、经济上没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妥协，吸收了民主的抗议。只有新教的北方明显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平等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甚至在那里，它也被限制在像柏林、汉堡、莱比锡、哈雷、哥廷根这样的大城市里，限制在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它依然缺乏以不断自信的中产阶级形式体现的强大经济的支撑，而在英国或法国，中产阶级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已经获得了这种支撑。
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是柏林，尤其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1740—1786），这位哲学家国王一度是伏尔泰的朋友，也是法国文化的爱慕者、科学和艺术的赞助者。这位普鲁士国王邀请伏尔泰前往柏林作为他的宫廷诗人，鼓励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的宣传推广，并推进柏林科学院在其院长、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莫佩尔蒂的主持下工作。在大众的层面上，启蒙思想得到名为“大众哲学家”一个团体的推进，属于这个团体的弗里德里希· 尼科莱（1733—1811）是一位柏林的书商和流行作家，最为有名，且富有影响。尼科莱赞成一种简单的哲学，对于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明显也是乐观主义的哲学，这一哲学后来被包括歌德和席勒在内的著名知识分子大加嘲讽。但毫无疑问的是，尼科莱在文学上的成就——体现在小说、讽刺作品、散文、游记等方面——为其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尼科莱最著名的合作者是犹太哲学家摩西· 门德尔松（1729—1786），他1743年来到柏林，不为人知，一无所长，说着一口蹩脚的德语，但通过努力工作和坚忍不拔的心智，得到了当时少数欧洲犹太人享有的知识分子杰出人士的地位。据说，1743年他第一次通过柏林城门的时候，海关官员的记录是：“今天通过了六头公牛、七头猪和一个犹太人。”这一记录概括了当时大众对犹太人的看法。
一代人之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门德尔松的成就，这一画面得到了戏剧性的变化。被腓特烈大帝的前任们——他的父亲腓特烈· 威廉一世、腓特烈一世、腓特烈· 威廉（大选帝侯）——邀请来到普鲁士的犹太人数量，从1850人增加到4245人。门德尔松倡议犹太人把自己从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放弃他们陈旧的仪式，接受德国的文化。门德尔松自己一生都是虔诚的犹太人，他抵制了各种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强行的、笨拙的努力。他的文化角色是一位开启与有教养的、有文化的德国人进行对话的中介人。这种角色给这位温和、驼背的犹太人相当大的负担。为维持生计，他在一个丝绸厂做会计；像他孤独的前辈、在阿姆斯特丹磨镜片的巴鲁克· 斯宾诺莎一样，他依然抽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哲学思考，培育重要人物的圈子。像斯宾诺莎，尽管温和并讨厌争论，但他依然是一位有名的充满勇气的人。例如，他大胆地告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这位国王经常嘲笑德国文化，拒绝在他的图书馆存放德国图书，他的周围都是法国顾问——要认识到和尊重德国文化的重要性。由一位与越来越多的德国天才相比肩的犹太人指出德国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是多么令人惊讶，也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新的人文主义传统在后来的一代创造了由赫尔德、歌德、席勒构成的古典主义魏玛的综合体。在命定去铸造德国文化这一新传统的新起文学天才当中，有戈特霍尔德· 埃夫莱姆· 莱辛，他是门德尔松的亲密朋友。在去柏林之前不久，犹太医生古姆佩茨亲自把他介绍给门德尔松。那时，莱辛已经在信仰者和异教徒两个方面，与狂热的信仰问题进行了斗争。他的结论是：只有理解和宽容能够解决古老的跨群体之间的仇恨和强迫症的问题。就是以这种精神，他创作了一部轻喜剧《犹太人》（1749），戏剧的主题以刻意的机智方式展示给德国公众，以使这部戏剧能够被更好地接受。戏剧的故事是简单的：一位男爵和他的女儿受到了强盗的袭击，被一位勇敢的旅行者解救。为了报答旅行者富有勇气的介入，男爵想把女儿嫁给他。旅行者告诉男爵：非常遗憾，他不得不拒绝，因为他是一位犹太人。
旅行者：我是一位犹太人。
男 爵：犹太人！多么残酷的不幸……
莉泽特：犹太人！
小 姐：这有什么区别吗？
莉泽特：嘘，小姐，我过一会儿告诉你差异。
男 爵：这里出现了上帝不让我们表达感谢之情的情况。
旅行者：这是多余的了，因为你希望如此。
男 爵：但是，我至少希望命运能允许我这样做。
旅行者：这个提议是徒劳的，因为上帝已经给予我许多，超出我的需要。我要求的唯一奖赏是未来你要更友善地判断我的民族，而不要一般化。我不能在你面前掩盖自己，因为我对自己的宗教感到惭愧。不！但是我发现你好意地看待我，但恶意地看待我的同族。一个人的友谊……对我来说总是难以抗拒的。
男 爵：我对我的行为感到惭愧。我发现你的一切让我充满喜悦。假如犹太人都像你一样，那是多么值得敬重。
旅行者：假如基督徒都具有你的品质，那是多么值得赞美。
（落幕）
正如一位德国文学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这位旅行者是德国文学中第一位有教养的犹太人，确实，这位犹太人依然承受着羞辱和限制，但是他在他的德国创造者看来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准确说来是三十年后的1779年，在戏剧《智者纳旦》中，莱辛把犹太人法律和社会压迫的主题上升到更高的认知水平。这部戏剧是高贵的哲学诗篇，突出了德国启蒙运动对人性的憧憬。在第三幕著名的戒指寓言中，莱辛激发了普遍的宗教宽容的理想。莱辛指出：无关宗教的差异，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时刻都产生了优秀的人物。潜藏于人心之中的邪恶来源于自恋和民族偏执。只有通过爱他者来实现内心内在的转型，才能够最终改变人类仇恨的倾向。换句话说，莱辛的呼吁不是号召德国人去争论，通过立法去改变自身，而是建立道德的正派感。通过采用文学教育的方法，莱辛希望改变心灵和意识，这体现了德国启蒙思想家更为谨慎的方法。他们相信，在社会条件没有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意识的变化可能是有效果的。
在社会没有破坏性或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希望心灵的根本变化没有得到实现。莱辛及其同时代的启蒙分子无疑为更大的宽容和对宗教差异的尊重准备了道路，并且事实也证明了，德国犹太人的困境被越来越多有教养的人们所承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严肃地伸出援助之手，将犹太人融合到德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当中。1788年，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扮演夏洛克的演员，在开场白中对大多数是柏林犹太人的观众解释说：犹太人享有极好的尊重，不应该受到其角色不得不表达的观点的侵害，这确实是一个进步的标志。通过分享文化的兴趣、通婚和改宗，犹太人开始与德国人建立更为紧密的社会关系。门德尔松的六个孩子就是范例。他的两个大儿子约瑟夫（1777—1848）和亚伯拉罕（1776—1835）保留了犹太人的身份，建立了银行，最小的儿子纳坦（1782—1852）皈依了路德宗，成为了政府官员；他的大女儿多萝西· 门德尔松· 法伊特（1764—1839）过着最有趣的生活，她结过两次婚，皈依了新教，作为文人雅士和公共人物聚会的主人，她十分出名。最小的女儿亨丽埃特（1774—1831）为巴黎的女孩子开办了寄宿学校，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在学校主持了一个沙龙，吸引了施特尔夫人、本雅明· 贡斯当、作曲家加斯帕尔· 斯蓬蒂尼这样的人物。三女儿蕾莎（1767—1831）保留了犹太人的身份，看上去过着相对平稳的生活。
多萝西· 门德尔松在18世纪80年代在柏林主持了一个沙龙，吸引了一批德国作家、犹太商人的夫人和女儿，她嫁给了犹太银行家西蒙· 法伊特，并生有两个孩子。1795年，在亨丽埃特· 赫茨主持的沙龙里，她遇上了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疯狂地陷入了情网，她公开上演的风流韵事成为传遍柏林的丑闻，也为写作两部公众注目的小说——施莱格尔的《卢辛德》（1799）和多萝西同样撩人的《佛罗伦萨人》（1801）——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多萝西皈依新教，是为了使自己与施莱格尔的关系“合法化”，后来她跟着施莱格尔去了维也纳，他们两人在那里皈依了罗马天主教。马库斯· 赫茨博士的夫人亨丽埃特· 赫茨是伊曼纽尔· 康德的朋友和通信者，是另一位杰出的犹太女性。在她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柏林名流，他们蜂拥在她的沙龙里，欣赏着她的智慧和美貌。神学家弗里德里希· 施莱尔马赫将她视为“灵魂的伴侣”，弗里德里希· 尼科莱为她的美丽和聪慧大唱赞歌。
然而，对其同时代人产生最大吸引力的是拉赫尔· 莱温（1771—1832），她与其自身犹太性的斗争，为我们认识犹太人与德国人的关系提供了最深刻的洞见。拉赫尔· 莱温是犹太银行家的女儿，相貌平平，但是充满了聪慧和优雅，承受着犹太人和妇女的双重禁忌，从未完全能够解决这两者的差异。数十年来，德国最杰出的名流——来自不同社会等级和宗教信仰的男男女女——出席她在猎人街小阁楼房间举办的文学晚会。当然，出席这些文学晚会的有她的犹太朋友，包括摩西· 门德尔松和亨丽埃特· 赫茨的儿子和女儿，以及一些有趣的客人、政治家，他们当中有威廉· 洪堡和亚历山大· 洪堡、诗人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路德维希· 蒂克、阿达尔贝特· 冯· 沙米索、克莱门斯· 冯· 布伦塔诺，后来还有年轻的海因里希· 海涅。拉赫尔· 莱温像对自己又一个儿子一样培养海涅，海涅称她是宇宙中精神最丰富的女性。出席她的文学晚会的还有政府官员，比如弗里德里希· 根茨、瑞典大使古斯塔夫· 冯· 布林克曼，甚至还有大帝的侄子霍亨索伦家族的路易· 斐迪南王子。然而，拉赫尔真正与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内心斗争发生在她孤独之时，发生在她广泛的通信中。这些信记录了她和自己犹太人身份漫长和悲剧的斗争。一方面她要“铲除”自己身上的这一身份，即使它意味着完全的连根拔除。但是另一方面，她一再地遭遇这一身份，直到她最终皈依基督教，嫁给了普鲁士的一位外交官之时，她似乎再次在精神上确认了它，因为她已经厌倦了不断徒劳地想使自己合法化为真正的德国人。
拉赫尔的一生和斗争是有教养的犹太人的象征，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越来越不能发现灵感，为了对意义和身份有新的认识而转向德国文化。作为浪漫主义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对感情和激情强调的结果，这变得尤其真实。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国启蒙运动主要被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在方向上保持着远离政治、小心翼翼和形而上的特点。德国的启蒙思想家没有像法国和英国的启蒙思想家那样，形成对王权专制主义抵抗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伦理思考依然根植于前资本主义的假设，即谴责过度的风险和利润，反对积极的政治参与。德国的启蒙运动设定了人性和自我培育高贵的哲学理想，但是它把这一理想设想为在纯粹美学和精神的领域个人自我提高的典范，忽视同时改变理想实现的前提——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另外，德国的启蒙运动没有产生和法国或英国一样强大的公民权利传统。德国的政治和法律理论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责任，而不是保护个人的自由。由于德国的思想家对自由思想采取深入沉思的态度，因此他们倾向于以路德宗的角度视自由为个人良心的自由，视自由为自我发现的精神历程，与外部的政治权威没有什么关系，而这个权威是要严格服从的。
但是，从集体的意义上来说，德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的政治软弱，以及在文化和政治上对外部强国过度的依赖性，尤其是法国。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三十年战争不仅仅在经济上摧毁了德国，而且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让德国的文化生活一个多世纪来出血不止。在重建被毁灭的文化景象的工作中，德国的启蒙思想家最初视法国为典范，他们听从了腓特烈大帝的偏见，即好的文化和法国文化是同义词。在德国的文学教师约翰· 克里斯托弗· 戈特舍德（1700—1766）的著作《诗的批评艺术》中，他建议遵守严格的法国古典主义范式，使这种范式成为法律：“希腊人对罗马人是什么，法国人对德国人就是什么。”同时发生的拿来主义还发生在哲学领域，整个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跟随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而非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直到18世纪中叶，有着自我意识的莱辛依然说：“相比于法国人，德国人依然是野蛮人，而且比最野蛮的祖先还野蛮。”这样的文化落后性的表露被恶毒的评论家——比如法国的评论家雅各布· 莫维隆——也顺便强化了，他嘲讽德国人，并且挑衅他们举出一位有创造天才、拥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人。当然，他顺带忘记了莱布尼茨，不过德国人很快就证明他错了。他们发动了一系列伟大的运动：从狂飙突进、浪漫主义，到哲学的唯心主义；他们还创造了伟大的音乐传统，包括巴赫、汉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事实上，莱辛和门德尔松的这一代也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因为他们提供了未来几代建立其上的知识基础。
然而，事实不容否定，德国人试图明确他们独特的文化风格，同时并不反对外来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德国伟大的知识发酵，事实上是与法国大革命以及作为革命基础的启蒙思想同时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挑战德国人去正视他们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性的认识。最初，有教养的德国人热情地回应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唤，种植自由之树，挑战自己的权力机构作出自由的让步，但是当法国革命党人将他们的民族带入暴力的造反当中，并利用自由的口号作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借口之时，疑虑逐步产生了。拿破仑对德国的征服，使有思想的德国人直面他们民族的虚弱。尽管拿破仑声言要创制一个建立在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理想基础上的欧洲合众国，但是他实际的侵略行为证明的是另外一件事。拿破仑刺耳地主张民族主义的霸权，从而也释放或重新点燃了古老的部落意识。这在德国尤其真实，那里掀起了民族主义狂热的波澜，直面拿破仑的征服和对欧洲的统治。
德国人对法国人统治的反对是双重的：第一是促进了主要由普鲁士带头的针对拿破仑的民族主义起义，第二是发动了一场知识的反革命，自从前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时期（1770—1785）就已经启动。狂飙突进运动所抵抗的正是法国大革命所依赖的理想——理性、全人类的博爱、人的民主权利等启蒙思想。这一反革命是一场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各种表现形式，极其复杂。正如雅克· 巴赞很久以前所评论的：浪漫主义显示出既反复出现又独一无二的短暂特性，因为它表现了人类一代又一代重现的特点或需求，同时也具有特殊的短暂关联，正如它发生的1770年至1830年间通常被历史学家贴上浪漫主义时代的标签。
在18世纪后期，浪漫主义的冲击被德国作家、音乐家弄得极具生命力，极为丰富，但是我们也必须在讨论反犹太人偏见的背景下记得以下这一点：德国的浪漫主义非常强烈地反对启蒙运动和法国文化理想中它所觉察的错误的东西，它以十分刺耳的言辞表现了自己。上一代的历史学家给德国浪漫主义更为极端的表现贴上了反抗“西方”的标签。由于没有人明确地知道“西方”真正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否能够被明确定义，因此复兴德国特殊道路的战时模式，或者与西方的价值观相分离，从知识的角度似乎是徒劳的。真相是浪漫主义主要是一场美学运动，被限制在文学、音乐和美术当中，只是在外围且不充分地关注了一下政治目标。假如浪漫主义具有普遍的政治冲击，尤其在德国，那么它是由拿破仑1806年至1813年占领德国所促动的反法国的抵抗运动，是对法国思想和实践的反冲击。但是，悲剧性的是，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存有一个言辞非常尖锐、发布德国民族优越性好战观点的政党。尽管它只是吵吵闹闹的小党，但其历史意义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后来它被嫁接到德国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犹太恐惧症上面，对欧洲人民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德国军国主义的开端经常被追溯到1807年，那一年哲学家约翰· 戈特利布· 费希特（1762—1814）进行了煽动性的、爱国主义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些爱国主义的演讲献给了一个分裂的民族，它当时受到拿破仑的羞辱和征服。在这些献给痴迷的柏林听众并在法国占领军眼皮下的演讲中，费希特谴责所有公民的自私和对爱国的漠视，呼吁通过奉献于高贵的爱国理想和最严厉的纪律，再生国家的强大。他提醒德国人，他们是神选民族的后代，因此拥有道德的权利去完成历史的使命；他倡议建立一个以调控经济和以最高级的爱国主义形式教育德国人民的教育体系为基础的集权国家。这样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依然不完全清晰，因为它被分裂成三十多个公国，有着许多方言，被现存的社会和职业的差异弄得彼此分离，依然忍受着宗教改革重大错误路线的痛苦，这场改革把德国人根据宗教路线进行了划分。
费希特及其同时代的人，企图在所有的差异当中恢复他们相信是独一无二的德国性的基础，即多元性中的统一性。他们认为，本质的属性是民族，这个概念一段时间被浪漫主义以高度的神秘主义形式所遮蔽。例如，哲学家赫尔德在其《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一书中认为：历史显示了上帝的印记。在赫尔德和后来的黑格尔看来，上帝是神圣的教育家，他持续和长期地教育人类去获取较高层次的意识和创造性的潜能。上帝通过他历史设计的工具——民族——证明他的意志。也就是说，每个民族都负有执行上帝设计的某一部分工作；每一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因为种族的或生物学的差异，而是因为它具有对它自己独一无二的意识。这一意识来自它与自然的土壤、特别的气候之间特殊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一个民族的特性是其展示文化经验的产物，尤其是那些体现在神话中的经验。民族最具创造性的时刻可以在它们的神话、史诗或民歌中发现。这些创造是它们集体存在和心理纽带象征性的体现，这些纽带把它们的成员整合进紧密的共同体当中。赫尔德没有对不同民族的相对优点作伦理上的判断；根据他的观点，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重心，应该被允许去完成它神圣的潜能。这一大度的观点尊重不同民族各具特点的文化贡献，支持民族自我身份自由地展现，在整个欧洲重新激起了民族的骄傲和历史成就感。在德国，它激发了新的历史意识（历史相对论）；激发了相应的古代民间传说的重现，比如在格林的童话、《尼伯龙根之歌》、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的《少年魔角》当中；激发了诗歌、音乐作品的创造性涌现。
不幸的是，这种对民族的颂扬包含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特点，因为它经常潜藏在热情的宗教和千禧年的术语当中。在恩斯特· 莫里茨· 阿恩特（1769—1860）或弗里德里希· 路德维希· 扬（1778—1852）的著作中，日耳曼民族不再是许多不同的和价值平等的民族中的一员，而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挑选的、比其他民族更优秀的民族。因而，面对法国人的统治，必须教育所有德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犹如他们热爱自己的上帝一样。用阿恩特的话来说：“宗教的最高形式是热爱祖国，其热情要超过热爱法律和王子、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孩子。”他认为，启蒙运动教导四海之内皆兄弟、散布平等的毒药是错误的，这个极端的错误可能已经被犹太人播种了。“你们吹嘘的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要受到诅咒，你们颂扬的犹太人的世界大同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高峰要受到诅咒。”在无数的诗歌，尤其在著名的赞美诗《德意志祖国》（1813）中，阿恩特明确表述了一种德国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和侵略性，它具有确切的种族主义色彩、扩张主义思想，以及对英雄的领导能力的赞美。
在表达民族主义信念上更尖锐刺耳的是弗里德里希· 路德维系· 扬，后来德国的几代人都尊他为大众体育协会的创始人，这些体育协会把竞争性的运动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被德国人充满感情地称为“体育之父的扬”，教育年轻的德国人培育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德意志性。对于扬来说，德意志性意味着普鲁士的秩序和责任，意味着对祖国的爱，意味着重新激发出古代的和“真正的”德国人的性格特性，比如直言的诚实、无所畏惧的坦诚、坚定的忠诚。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扬一直让人想起他是这个国家的土包子，他不喜欢修饰的生活习惯或者言语，偏爱与普通的人为伍，因为他们不装腔作势，朴实无华。确实，扬是反动的、讨厌文明的通俗作家，他将文明与颓废的法国联系起来；他强硬的德国人优越性的信条，似乎与纳粹的信条没有什么差异。扬的梦想是创造一个日耳曼尼亚或条顿尼亚，它种族纯粹，在社会层面上围绕着狂热的爱国主义得到整合，在政治上由一位伟大的、“被铁与火锻造的元首所统治”。
扬的这种外国人恐惧症的民族主义，确切地预示了种族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后者后来在德语中被指属于带有种族含义的民族主义。浪漫主义者不能为这些强硬的思想负责，至多只能为一些变态的纳粹价值观负责，尽管后来一些历史学家把纳粹的价值观归因于他们。然而，浪漫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些情感和象征的表现形式，它们为德国人民事先设定了一些种类的公共理念，尤其是美学的、情感的、爱国主义的理念。因为浪漫主义运动是现代德国文化意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刻，深深地穿透进德国生活的肌理，因此它的信念和价值观成为民族形象最密切的部分，坚持远远超出了封建的和前工业的世界进入机器时代。事实上，德国浪漫主义的历史意义，部分是它保留了乡村的、古代的和前工业社会的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当时正飞速地让位给一个不同的物质世界和不同的意识。德国的浪漫主义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反动，试图将世界“重新神话化”，将其再次定义为冒险故事、巫术、神话、传奇和想象的奇观，即浪漫主义是一个值得称颂的事业，只要它不把想象和经验的现实相混淆，或者以后者为代价抬高前者。浪漫主义者和德国哲学唯心主义者当中的极端主观主义者，是这一倾向的典型，他们将感情、激情、感觉或思想与他们同具体现实的关联相分离，将它们作为自治的力量。施莱尔马赫在其《独白》（1800）一书中从根本上认为，真实的世界是想象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即使最伟大的爱离我们远去，我们依然能够拥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