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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妄想和狂热的仇恨</h2>
1939年9月1日，阿道夫· 希特勒同时发动了两场世界大战，一场是进攻波兰及其西方盟军的传统军事战争，另一场主要是进攻欧洲犹太人的生物学种族的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当代历史中最为巨大的犯罪，因为涉及对600万以上民众流水线式的种族灭绝，并由一个当代工业国家发起，这一犯罪史无前例。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整个群体的民众因为被官方认定是下等人、致死的社会病毒携带者，以及与德国的敌人联手企图消灭德国民众而被单独圈定出来实施种族灭绝。
我们如何解释这一骇人听闻的犯罪？谁为此负责任？杀戮者是怎样向自己、德国民众和世界证明这一行动是正义的？面对这一犯罪的超大规模和独特性，一些历史学家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完全解释这一事件。例如，让—弗朗索瓦· 利奥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测量一个毁灭了所有测量工具的地震？”他的意思似乎是，大屠杀是意义的死亡、所有道德联系的毁灭。正如尼采的疯人极度痛苦地呼号上帝已死一样，这一死亡和毁灭使我们放开了地球与上帝的联系，并把人类投入黑暗的深渊。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是历史的，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它不仅杀戮了600万无辜的民众，也因为它粉碎了自古以来的道德禁忌，毁灭了西方对理性规范法则的信仰，以及发现客观真理和得到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
假如大屠杀本质上是非理性史无前例的爆发，那么，我们能够希望以理性的术语解释它吗？换句话说，正如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坦言，这一罪行不是价值观念的倒置——在这一情景下，理性的术语是可以解释的——而是“超出邪恶的所有范畴的与道德无关的东西”。这是真实的吗？假如我们的邪恶范畴不足以解释大屠杀的现实，或者假如我们的解释方法过于狭隘，以致不能使我们理解这一非理性行为的性质，那么，这肯定是真实的。大屠杀的罪行确实不是“与道德无关的”，而是“非道德的”，因为它是计划它并证明它是合理的人犯下的罪行。大屠杀是德国领导层和许多普通德国人身上悲剧成分的道德失败，这一失败是十分广泛的，因为除了对犹太人顽固的偏见之外，它还涉及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保护文明的价值观念以抵抗野蛮冲击的集体失败。
在讨论大屠杀的问题时，引入“与道德无关”的范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一行为是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为何作为的人群犯下的。因此，他们的行为受制于人类主要道德传统所理解的对与错的道德标准。依据时间考验传承下来的人类道德标准，人们不可能说对600万无辜民众的集体屠杀是一个高贵的行动，用一个刽子手的话来说：这一高贵的行动要为后人永远铭刻在铜板上。这句不道德的话是由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表述的，他求助于种族灭绝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来证明他参与大屠杀的合理性。这一意识形态建立在专属于他本人，专属于顽固不化的纳粹精神，又悲剧性地专属于许多德国人的妄想的思维模式基础之上。这些德国人把反犹太主义作为规范加以吸收。
在这种对于纳粹分子来说等同于激情信仰的妄想或者空想的思想模式中，其中当然存有某种逻辑，它激励着大规模杀戮者的行为，并且使他们的行为正义化。但是，因为它是在现实中没有理性基础的妄想逻辑，因此人们不可能允许它作为所有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发挥功能。这一解构主义的逻辑如今试图动摇西方对一个可知和客观的世界存在的信仰，把所有道德的判断化解成仅是主观知觉的主张。我们必须把这一逻辑列入我们混乱世界的危险幻觉的行列。
在漫长的历史中，有着一批批受到最具毁灭性妄想控制的人群，纳粹分子只是最晚近的一批。1096年，在十字军骑士发动第一次圣战之前，一些更为狂热的十字军骑士被一种特别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所控制，这种仇恨起源于他们自身的基督徒的恐惧和诱惑。这些十字军骑士袭击了法国北部和德国的犹太人集聚区，任意地屠杀了数千名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宣称犹太人谋杀了基督，他们没有通过皈依基督教认识到他们生活方式的错误，他们顽固地坚持他们罪恶的生活方式：“看，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复仇的时刻到来了，犹太人的祖先杀害了他。现在不要让一个残渣余孽逃脱，甚至是幼儿或者在摇篮里吃奶的婴儿。”当时的文献甚至指出，杀戮犹太人被看作令人尊敬的行为，因为“任何杀死一个犹太人的人，其所有罪行都将得到赦免”。已经和基督徒邻里和平相处多年的犹太人受到背叛，遭到抛弃，被交给残暴的狂热者。这些狂热者除了施虐的偏好之外，还把意识形态的热情付诸行动。面对这样强烈的感情，由世俗或者教会的管理机构通常施行的正常约束完全崩溃；事实上，这些管理机构和它们背后的普通市民或者农民，成为集体杀戮的积极参与者。这一暴力行为由意识形态作基础，它没有成为致命的唯一原因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是正在积聚的力量，并且是教皇乌尔班二世此刻发出十字军东征信号的特别表达方式。然而，正如萨洛· W.巴伦所指出的，1096年是这一不断增长的妄想发展的真正转折点：
从法国到巴勒斯坦，在犹太人聚集区留下的是血迹和闷烧的废墟……这些让犹太人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仇敌和朋友，看到了在西方世界犹太人地位的极度不稳定……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反犹太主义的迫害就具有危险的传染病特点，在充满巨大激情压力的历史时期，它变成了跨越国界的大众心理错乱。
另一起跨越国界的大众心理错乱是巫术。在研究反犹太主义狂暴或者女巫狂热事件当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各种各样构成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因素。就巫术而言，那些被妄想控制的人相信，一些人和魔鬼勾结要推翻上帝和他的世俗政权。这一信仰诉诸《圣经》得到了认可，特别是《出埃及记》（22：28）那个段落说：人不应该“容忍女巫活着”。假如《圣经》是上帝话语的文字记载，他命令信仰者去杀戮女巫，那么一个真诚的基督徒就必须去杀戮女巫。这一信仰在现实中导致完全无辜的民众被确认为女巫，受到拷打和杀戮。借助知识分子的妄想，空想的世界变得有血有肉；它的杜撰者以某些特别的词汇美化了这一世界。例如，正是以这种方式，像《锤击女巫》（1486）这样的书籍得以问世，这本书是一个辨认女巫十分便利的参考指引，这本手册包含了可怕的性别歧视的假定：女巫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女性，“因为她们更柔弱，且更为愚蠢、迷信和淫荡”。也正是以这种方式，像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机构得以存在，这些机构监督异端邪说，对完全无辜的民众施加了难以计数的残暴。在中世纪后期登峰造极之时，对女巫的搜捕成了欧洲的灾祸。它使“数十万男女被杀戮，数百万人受到恐怖的威胁，几个世纪最优秀的思想家的灵魂受到污染，在基督教社会的记载上留下了丑恶的印迹”。
由于纳粹具有相似的妄想信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信仰犹太人代表了20世纪巫术的回归。无疑，纳粹的主要目标不是字面意义上意思陈旧的女巫，而是“女巫化”的犹太人，他们成了纳粹暴行的中心对象。正如诺曼· 科恩所说：灭绝犹太人的能量来自“类似鬼神学的迷信”，而非来自犯罪者经济或者政治的动机。许多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受到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党卫队等纳粹机构灌输的人，完全沉浸在信魔者的思维当中，让人想起了现代早期巫术的狂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强迫症烟消云散，一些德国人十分公开地坦承这一点，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的话尤其著名：
在过去的十二年当中，我们的身上发生了某种事情，它似乎重塑了我们的整个存在。形象地说，魔鬼像雨水一样一直在袭击我们，和他们一道，他们把我们席卷到夺走我们视听的混乱当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了类似中世纪晚期巫术疯狂的东西。
导致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动机的来源，必定处于人类的妄想及其行为推论——恐惧、强迫症狂、心理投射、寻找替罪羊、攻击行为——当中。假如以这种方式来看，大屠杀迫使我们恢复一个对我们自身古老的但似乎在现代抑制了的真理，即：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倾向于集体的妄想，并且顽固地坚持这些妄想，而无视相反的证据。反复出现的人类妄想行为的事件似乎证明，假如受到具有非现实幻想和危险幻觉性质的文化的灌输，大多数人会心甘情愿地支持几乎所有怪异的行为，包括大规模杀戮。当恶毒的、毁灭性的信仰以宗教或者世俗信仰的方式被包裹起来的时候，并得到广泛的制度化的支持，这一点尤为真实。斯宾诺莎曾经写道：“所有的仇恨中没有比来自极端奉献或者神圣更深刻、更虔敬的，它本身是作为虔敬来珍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宾诺莎讨论了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应该是超出短期利益的仇恨，他认为它导致了对犹太人同样强烈的仇恨。通过类比放大阿克顿爵士有关“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的名言，也可以说：来自信仰的仇恨趋向腐败，来自绝对信仰的仇恨绝对产生腐败。假如信仰是权力的道德对应物，当两种都宣称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信仰体系发生绝对和难以和解的敌对冲突时——正如它们在过去的两千年所发生的那样——人类友爱的最大腐败就可能发生。
阿诺· J.迈耶注意到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宗教的剧烈变化，特别是十字军东征和1550年到1648年的宗教战争，他认为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它是过去种族灭绝更为可怕和毁灭性的复现。尽管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削弱了大屠杀的独特性，但是其优点在于，它将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正确地诊断为疯狂的宗教热情，这股热情全方位地策动了种族灭绝的犯罪者。迈耶也正确地指出，在各种各样的圣战中，诸如十字军东征、异教徒的屈从，或者宗教改革时代（1517—1648）的宗教灭绝等，欧洲人投入的文化能量并没有随着宗教战争的结束（1648）而削弱，而是在18世纪短暂的沉寂之后以不同的形式被重新启动，或者仅仅是被重新定位。事实上，可以认为由错置的信仰释放的能量不仅被重新定位，而且被世俗化，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它将自己依附在诸多极端的意识形态身上，包括法西斯主义。我们记得，在过去的五十年，东方和西方发动了意识形态的热战和冷战，为了明确的改变心灵和思想的目的，或者说为了消灭恶的另一方，战争涉及双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整体发动。在这场冲突期间，我们也见证了意识的宗教模式的再度出现，尽管它现在已经嫁接到世俗事业以及世俗的拯救形式上了。
似乎投入到宗教冲突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文化能量，一直具有产生大众妄想的潜能，这些妄想很快转变成大众的侵犯行为。注整个社会不时地被非同寻常的各类非理性思想所控制。在最糟糕的时代，当所有的东西似乎共谋反对一个特定群体的时候，就会出现集体性地退化到意识的前逻辑或者神话的形式当中。历史事件的发生不再被视为自然的产物，服从于正常的因果程序，而是混乱的世界背后发挥积极作用的隐秘和无常力量的体现。在这一世界当中，失去定位的社会感觉到自身漂浮不定，很快就会沉没。当一个社会整体或者大多数成员视自己受到了真实的或者假想的敌人威胁的时候，以前所有的冬眠的思想模式就会被发动起来，接着渗透进整个群体的思想当中，以致普通的、正常的、聪明的民众不仅似乎相信最怪异的言论，而且乐意根据它们行事。
历史学家非常清楚，人类的记录令人困惑地充满了这样的非理性爆发——从魔鬼和女巫的信仰，到赎罪的神学或者意识形态。但是，假定这样的非理性意识模式仅仅存在于未开化或前工业社会，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相反，可以说它们在20世纪最为强烈和最具有毁灭性。
我们依然不很清楚人类的心灵，以致不能确认非理性思想赖以发挥作用的心理或生理的过程。我们只知道心灵具有创造的能力，可以想象上千个不同的世界，并以惊人的不同方式将它们概念化。我们的思想模式，以及我们在其中将其清晰表达的符号形式，只是大致接近而不能体现现实，尽管这些思想模式企图将现实装入其中。然而，我们通过痛苦的体验同时发现，对意识进行理性的架构，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更有效地适应真实世界。
对意识的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号或者文化的过程，但是它也由非理性的恐惧、妄想狂的错觉，以及放纵的激情所形塑。正如被认为是普通的、理智的、礼貌的个人经常会滑入非理性的思想模式，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意识的结构整体上从来不是理性的，在“离奇古怪”力量的冲击之下，它可能部分或整体地变成具有对现实极端不同感受的神话或空想的意识。
因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意识的逻辑而非意识的心理更感兴趣，因此他们并非一直对意识的非理性形态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西方文化传统的重心，是知识的逻辑甚于知识的心理，即理性甚于非理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世界将大多数文化的能量投入到理性的发展上，我们从这种投入中收获的奖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对物理世界的把握，以及利用它满足我们的物质利益相对应的。另一方面，理性的进化有机地和自利联结起来，非理性通常得不到承认，人们也普遍不能理解，对于非理性来说存在着一种逻辑，它也有着相伴随的符号的表现。
我们求助于心理学、社会学或人类学，总之是多方位的解释，来考量非理性。为了预先阻止一些通常提出的对这些解释的反对意见，有必要记得作为个体或集体的人在历史上所造成的罪恶与苦难的程度。黑格尔称，历史是一张民众和民族的幸福被牺牲其上的屠宰凳子。他无疑是正确的。五千年的历史和超过1.5万场的战争，证明了历史中极端邪恶的现实存在。因此，理解邪恶不仅需要超出对它的历史描述，还要对它进行哲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分析，把握其相关意义。
无论采用什么办法，对原因的认识并非一直包含对它们结果的理解，也不能为那些造成巨大苦难的人们的行为进行辩解。总之，大多数的人类罪恶是意识选择的结果，这种结果自身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动机之上，从显而易见的自利、对支配的渴望、对残暴的快乐、对宗教绝对之物的信仰，到变态的理想主义或者十足的妄想。不幸的是，罪恶有时来自表面高尚的意图，这也是邪恶的狡黠之处。在人类当中没有透明的东西，似乎在动物世界也是如此。我们很少表里如一，我们在所有特定的时间里，将许多提高生命的东西和大量否定生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为了强化前者抵御后者毁灭性的结果，人类创造了文明，在其理想的形式中，文明包含了对礼貌、合作和社会秩序的制度化；但是，正如个人会变得妄想、腐败，或者具有毁灭性一样，对于文明自身的秩序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大屠杀是德国文明终极的堕落，而且为了理解这种腐败，我们有必要尽最大的能力去理解其成员的思想模式，阐明为何如此众多的支持纳粹精神的德国人接受了非理性的思想，阐明他们如何将自己的想法架构为妄想的思想体系，使他们视犹太人为下等人和魔鬼，并出于这个理由，将他们进行种族灭绝。
正如先前提到的，信奉这样一个妄想的思想体系，包括它的组成要素，不是德国人的专利，而是整个人类史上重复出现的。在下一章讨论纳粹特殊的动力之前，我们首先阐明一些建立在各种历史表现基础上的、有关其特性的普遍看法。
以巨大的毁灭性力量冲击任何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灾难，都会引发惊恐的反应，以及心理的极大痛苦。为了对付危机的冲击，这种反应的复原依赖于经历灾难的社会的制度稳定性。因为所有社会都一直面临着来自内外的潜在的巨大变化，又因为其制度的构造很少是强壮得足以抵制持续的灾难和艰难，因此它们一直处于火山口上。在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人类社会经历了经常性的创伤，对一些创伤的回应采用的是自我挫败的处理机制，它加剧而不是减弱了这一问题。
民众无论何时遭受到明显难以理解的灾难的冲击，他们几乎都会本能地倾向于“屈从”他们的激情。假如危机持续下去，他们正常的思维模式将可能被这些创伤性的经历所扭曲。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独特研究显示了个体和整个社会是如何对危机的境遇作出反应的。例如，他们证明，使社会成员凝聚起来的，不仅是共同的制度和传统，而且是公共意识的独特架构。外在的结构是其精神本质的尺度。在过去大多数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中，精神本质的内涵，即精神基础，受到了宗教的、神话的、想象的主题和进程的强大渗透。因此，人们不应该惊讶的是，对危机或灾难的理性反应，尽管也伴有常识和生存的本能，但是也被投入到依靠公共精神基础的意义框架当中，这一精神基础由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宗教信仰构成。这就是为何在历史上许多共同体的意识当中，人们总能在宗教历史当中发现其世俗历史的原因所在。历史事件在神话的符号当中，或者通过神话符号得到渲染，或者得到解码。
过去或者现在，对巨大灾难的公众反应通常伴随着非理性的思想模式，但是有时对这种模式的坚守超出了危机自身，因为社会否认了危机真正的性质，产生出固执的防卫机制去否认真相，并且采用不恰当的处理机制去医治这种危机。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事例。奥托· 弗里德里希的著作《世界的末日》，对其中的一些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他在书中叙述了各种各样对灾难的反应，这些反应如此强烈，以致当时的民众相信世界的末日已经降临。涉及的历史事件有410年对罗马的洗劫、1209—1244年的宗教法庭、1347—1350年的黑死病、围绕着托马斯· 闵采尔和其他宗教改革宗派打算创造的“新耶路撒冷”的世界末日景象和灾难、1755年里斯本地震、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奥斯威辛。我们还可以增加巫术狂热、十字军东征、中世纪千禧年的异端邪说等等。然而，重要的是要去理解，巨大的压力折磨着社会，而这些压力并非必然以显而易见的诸如恶性的瘟疫、毁灭性的饥馑、地震、战争的灾难形式出现。创伤可能是由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引发，在其间，古老的传统文化被化解，但是新的文化尚未形成而去取代它们。
在大多数危机中，最初的反应似乎是理性的分裂。人们感觉到世界四分五裂，甚至行将就木。人们所经历的这类历史事件，必然是由巨大能量和极端仇恨的隐秘力量所发起的。在宗教社会，这类事件产生了世界末日的焦虑，上帝在惩罚社会，或者撒旦的力量处于失控状态。也许此刻在灾难的综合征当中，一些集体的人类记忆被启动，一些神话的思想模式被发动起来，这些模式将原始的、恐惧的、令人不安的意象刺激出来。
因为大灾难被理解为规模十分巨大的事件，因此人们假定它不是普通人或者可知的物质原因所导致，它必定是潜藏的、依然不为人所知的力量或犯罪者所为。正如詹姆斯· 罗兹谈到纳粹对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的回应，在灾难综合征的舞台上，受到感染的人们视自己为无助的受害者，展现出以下一些心理症候，它们的典型反应是：感到受到侵犯和强暴，自我怜悯，悲叹自己的命运。然而，几乎同时，他们歇斯底里地猛烈抨击假想的罪犯，这些罪犯用过去宗教的语言来说就是“肉身的恶人”。
在研究这种由宗教社会和20世纪纳粹所展示的灾难综合征的时候，詹姆斯· 罗兹确定了几种共同的反应：首先是完全的错位，其次是对被集体灭绝的强烈恐惧，接着是揭露作恶者，揭示真理，最后是善战胜恶。恐惧的目标最初可能完全是空想的，如《启示录》中的巨兽、靡菲斯特、巴比伦的娼妇。然而，这一空想在奸笑的犹大或者完全无辜的人那里逐步获得了血肉。这些人被假定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异教徒、女巫和麻风病人等。揭露罪人的任务经常落到边缘的知识分子或空想家手上，他们宣称拥有远比理性的、形式分析的方法更为深刻的、特别的、神秘的认知方法。在这一以空想力量、神秘启发、心灵洞察为基础的更好的认知形式之上，这些自我标榜的拯救专家开始向社会宣称什么东西在真正威胁着它，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去治愈它。根据纳森· 阿德勒的观点，这些空想家是依靠“用幻觉沉迷”来应对危机的，他们绕开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的权力，直接求助于容易受骗上当的大众，以传诵的神话来寻求正当的理由。阿德勒认为：“衰落、毁灭和更新的世界末日的精神是他们定位的中心，他们作出的反应要么充满激情，要么过度活跃，要么作为被动的观察者俯首称臣；他们可能成为傲慢的超人和蔑视他人的自我实现者，或者成为重新发现人民的民粹主义者。”
许多这样的人——包括宗教的空想家（菲奥雷的约阿希姆、英国的约翰· 维克里夫、法国的彼得· 瓦尔多、意大利的萨伏纳罗拉、德国的托马斯· 闵采尔）和他们世俗的对应者（罗伯斯庇尔、墨索里尼、罗森贝格、希特勒）——都宣布了不同寻常的启示，他们告诉追随者，他们不是上帝或者历史的弃民，而是消灭施恶之人的选民。与施恶者——无论是撒旦、犹太人、贵族还是资本家——的相遇是即将来临的善恶大决战，规模巨大。这里弥漫着非常紧迫的情绪，恶的力量几乎赢得了优势。
从受害和绝望的感情出发，受到感染的社会借助某种心理的放大开始蠢蠢欲动，集体性地关注真正的罪犯，关注如何可能去击败他们。可以说，天平从受害者的眼里倾倒，被人灭绝的焦虑尽管依然强大，但已经明显减弱。恶人被揭去了面纱，解放的信条得到传播，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战争已经开始。假如极端的恶在本质上已经被揭露——正如希特勒所言，它犹如一个犹太人蹲伏着，而犹太人是“正在腐烂的尸体中的蛆”——那么，人们需要极端的方法去除致癌的脓肿。换句话说，因为敌人是恶的化身，他们企图消灭备受折磨的社会的成员，这样就必须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将他们清除出去。所有建立在被人灭绝的极端恐惧基础上的妄想狂的扭曲，将把灭绝他人的策略作为唯一的治疗剂来免除痛苦。
正如这类想法所想象的，在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世界的未来将得到彻底地决定。这一信仰的典型特征是，它的有效性依赖于设计出一个充满希望的、乌托邦式的未来。正如埃里克· 霍费尔所言：“除非信仰也是一个对未来的信仰，除非它具有千年王国的成分，否则它是无力的。”随着恶的毁灭，一个新的时代以新耶路撒冷、工人的天堂、千年帝国的形式在黎明出现。对这些信仰的理性阐述，展示了一个明确的、可辨的、潜藏在千年王国术语当中的结构。依靠这些术语，社会冲突被赋予了超验的意义。正如诺曼· 科恩所说，这类信仰结构促发了中世纪许多善恶大决战的运动，比如十字军东征、自由精神兄弟姐妹会、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神学、塔波尔异教社团、宗教改革的再洗礼教派。我们还可以说，播种在这些运动中的信仰结构和末世论的预言，后来在各种历史哲学以及左翼和右翼的救赎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中被世俗化。
纳粹体制中的仇恨根基，必然处于大众妄想的边缘运动之中，位于妄想（空想）的思想体系当中。这些思想并非产生于著名的思想家，而是来自异化的、经常位于社会边缘的个人。在极端变化的时代，他们有时出自身份低微的阶层，激发人数众多的追随者，宣布宗教或伪宗教的预言，其中仇恨和希望的强烈感情混为一体。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犹太人世界的阴谋神话，是纳粹思想的核心神话，它来自幻觉思想的领域，“骗子和教育程度不高的狂人，为了无知者和迷信者的利益炮制着它们”。纳粹意识形态和它的基本心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意识危机的结果；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是危机意识的原因，而是危机意识的重要因素，因为已经被成见化的犹太人是毁灭德国人民的魔鬼，他们因此受到谴责。纳粹分子能够说服德国人中有地位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这要归功于在欧洲的文化中，特别是在德国的文化中长期存在的犹太恐惧症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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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对犹太人的仇恨：西方的观点</h2>
历史没有像记载犹太民族那样记载其他民族。犹太人被欣羡和嘲讽、恐惧和迫害、鄙视和妖魔化，他们在过去三千多年一直是民众强迫症的对象。法老在埃及将他们沦为奴隶；亚述人剥夺了他们北部的王国（以色列王国）；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毁灭了剩下的王国（犹大王国），并挟持了一万多有价值的犹太俘虏“流放巴比伦”；希腊人和波斯人压迫和鄙视他们；罗马人在巴勒斯坦剥夺了他们的家园，将他们驱散到世界各地；穆斯林的狂热分子袭击他们；基督教的东征军在执行他们神圣的任务之前，数以千计地杀戮他们；宗教裁判所将他们驱逐出伊比利亚；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以种族灭绝的计划恶毒地屠杀他们；德国人将这种对他们的漫长仇恨推到了顶峰，在大屠杀中杀戮了600万人。然而，经受了三千多年的磨难，犹太人依然坚守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行为。按照休· 特雷弗—罗珀富有启发性的描述，犹太人是“难以理解的民族”，是历史中最伟大的不顺从公认信念的人；根据每一条社会学的法则，他们应该很久之前就在历史中消失了，正如在他们之前的所有种族，被更强大的种族从家园上连根拔除，或者被征服和同化。
这种历史的命运并没有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因为他们进化出一种对上帝独特的一神论信仰。上帝启示了他们，定下了契约，指定他们是他的选民。他们的神圣经文——《希伯来圣经》（《旧约》）——后来在犹太人痛苦的历程中，通过一系列书籍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这些书籍是犹太教士（拉比）的评论、训诫、注释、教诲，它们被称作《塔木德经》，这一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成为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宗教和种族认同感的基础。他们以顽固的韧性，坚守着自己613条戒律和禁令，并将它们在习俗、仪式、宗教假日中制度化，从而在没有成为统一的政治民族生存的情况下设法保存了他们的历史存在。他们成为了在其他民族中生存的民族，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神圣的法则和古老的习俗，在那些觉得他们的信仰既奇怪又具有侵犯性的民族手中谋求生存，忍受着可怕的痛苦。对于其他古代世界力量强大的民族来说，比如埃及人、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这些民族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犹太人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使他们感到特别的难堪。因为这似乎暗示，假如只有犹太人被上帝选中，那么所有的其他民族就因未被上帝选中而低人一等。
绝大多数犹太人都避免提出这样的暗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宗教是普遍的，并向所有想要皈依的人开放。另外，他们指出，他们被选择的意识意味着具有一种宗教和道德的义务，去完成上帝希望他们去实现的标准，成为照亮世界其余地方的道德灯塔。无论是归因于双方种族的还是宗教的偏见，除了一些例外和接纳，犹太人和他们栖居国主人之间的障碍，成为了他们之间文化关系的不变状态。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明显地丰富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犹太人的商业活动甚至给最遥远的波兰或俄罗斯的乡村都带来了繁荣，但是这些事实并没有去除这一障碍。差异带来分离，而能够感知到的相互排斥的差异趋向于带来巨大的分离。当历史处于种族差异意识强烈的时候，来自政治弱势地位的犹太人的排他反应带来了无休止的误会和迫害。我们知道历史上犹太人在折磨他们的人手中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人们很少去研究，如此的迫害在犹太人的内部发展中产生了什么影响，即他们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重新发现祖国，并塑造潜在的团结意识，以超越犹太教士的规则和思想所主宰的破碎的、隔离的世界。在犹太人被波斯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强迫生活在他们的巴勒斯坦祖国之外，散居在异国他乡之后，特别是他们反抗罗马人（66—70）失败之后，这一点变得尤为真实。来自希腊语“diaspora”这个词的意思是“犹太人在祖国之外的散居”。随着时间的推移，“diaspora”有了另外的含义，指的是一种由“无家可归者”或外国社会的“局外人”所引发的生活方式，从而带来失去个人自身的身份和文化的诸多问题。
犹太人成为了没有国家的民族，成为一个在其他国家栖居的不同社群的松散共识。当大多数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后来生活在东欧和西欧的犹太人，追随着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社会，而非亚历山大港更有实力的犹太人社会的宗教和政治行为的时候，犹太人的历史发展获得了一个宿命的过程。亚历山大港的路径后来在摩尔人的西班牙，被追随了与耶稣同时代的亚历山大港的斐洛的犹太教现代改革派所实践。斐洛试图在文化差异的鸿沟上架起桥梁，显示希伯来智慧和希腊（柏拉图）智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行为代表着高贵的努力，不仅揭示了犹太人对世界的信仰，也塑造了能使犹太人和非犹太异教徒生活在一起的文化对话。相反，犹太教士的路径直到19世纪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都处于主导地位，它要求延续最严格的法利赛犹太教；它的目标由《塔木德经》的犹太教士作者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就是要从外部世界隔离并由此成为孤立的犹太人社会，把信仰者紧紧束缚在经文的规则和行为规定的日常行为中。信仰者将在封闭的世界中终结一生，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行为限定在纯粹的经济关系中。
接受如此严格的宗教和文化的孤立生活，是为了避免适应和同化的外部压力，这可能使得犹太人社会作为一个特征鲜明的宗教团体存活下来，但是它也迫使其成员变成某种僵化的文化存在。孤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独立，因为犹太人依然生活在更大的、竭尽全力压制他们的基督教社会当中。这一在社会和政治低人一等的背景下分离的重要结果是心理上的。在一个犹太人永远是虚弱的异己者的世界中，他们的身份被那些控制他们的人所固定，以致他们成为了产生他们的社会的发明物。他们没有自治的权力去定义自我，被迫按照统治他们的社会安放在他们身上的消极成见行事。根据反讽的方式，人们可能会说犹太人确实是世界民众选择出来的选民，也就是说，犹太人是被不公正地选择出来接受特殊待遇的，因为他们的敌人相信，他们对被选择出来的感觉意味着自己高人一等，而非在他们的上帝眼里宗教上的差异。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恐惧症具有漫长的历史，因为犹太人在他们的王国灭亡之后存活下来，并且在其他民族的社会当中过着流放生活的时候，试图将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传统永远保存下来。不可避免的是，在各种各样的古代国家中，一个异己的少数民族的生存产生了许多敌意，接下来产生了许多犹太恐惧症的进化传统，每一个民族都为这一传统增添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时利用了现存的仇恨。人们使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来定义这一特殊仇恨的性质及其各个方面：这种特殊仇恨的起源；根据一个社会对它的先入之见，它所具有的潜在的和显著的功能；在特定的时空，它所具有的强度。一个用于描述对犹太人仇恨的术语“反闪米特主义”（anti-Semitism），因为其含糊性而受到了严格的审视。这个术语实际上直到1879年才被杜撰出来。威廉· 马尔是一个二流的德国记者，是反犹太联盟的创始人，他采用这个术语作为政治口号，打算在无党派运动的后面联合尽可能多的德国人，与据称是有组织的犹太人施加在德国社会身上的致命影响作斗争。
尽管“反闪米特主义”在今天是标准的学术术语（也叫“反犹太主义”），但是，由于它来自压迫者伪造的杜撰，因此依然在几个方面是非常含糊的，它使得我们要谨慎小心地使用它。这些压迫者用前缀“anti”（反）坦率地宣称与“semite”（闪米特人）对抗。“semite”是同样含糊的术语，因为它可以指称阿拉伯人、阿拉姆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塞俄比亚人以及犹太人。由于习惯于种族主义的信仰，相信这种意识形态的威廉· 马尔和他的同时代人，混淆了语言学的术语和种族的术语——他们喜欢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进行比较，并且犯了对种族主义者来说十分平常的主要谬误，即相信生物遗传可以解释和决定文化的差异。他们的手法是把他们的仇恨掩盖为建立在科学考量基础上的理性对抗。
任何对大屠杀的讨论都应该意识到语言的陷阱，并且不要让讨论被大屠杀犯罪者的术语所控制。无论何时讨论大屠杀，我们都将采用“犹太恐惧症”“对犹太人的仇恨”“反犹太主义”或者“反犹太人的偏见”这些术语，而不是“反闪米特主义”。换句话说，依靠选择客观的或者更为描述性的标签，并把它们贴在仇恨散布者身上，责任的过失就可能转移到它真正的归属地，这样就会消除对大屠杀破坏性潜能的疑虑。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也是重要的：我们正在涉及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的仇恨。在显示共同特征的时候，这种仇恨也以不同的历史措辞表达了自我，同时依赖存在于各种时间点的犹太人与其敌对者的特殊关系。例如，把马尔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术语投射回遥远的过去，把它作为解释工具去描述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意，是完全不合适的。总之，犹太恐惧症具有漫长的历史，它的含义需要超越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只告诉我们仇恨犹太人的人的感受或行为；它的含义也需要历史学的理解，因为它向我们显示这种仇恨的起源和它随着时间如何发生进化，即不断变化，并使自身适应新的环境，同时也保留其本质的仇恨特性。
根据社会学的措辞，犹太人代表着一个独特的外围群体，其标志是在他们居住的每一个社会严格遵守独特的宗教和习俗行为。根据普遍人性的措辞，对任何外围群体的敌意都是以偏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偏见这个词最初来自拉丁文praeiudicium，犹如在确立一个先例的法律文本当中，它意味着一个建立在一系列过去被视为正确或具有束缚力的决定基础之上的判断。先例的法律含义，事实上一直在“偏见”一词的语言学运用中发挥作用，因为它意味着一个建立在不充分和扭曲的证据基础上的预先判决，而证据建立在某些先例基础之上，先例随着时间的过去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揭示了，作出预先判断的人倾向于过度概括，以成见去思考，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部落的（种族优越感的）信仰。根据戈登· 奥尔波特的观点，假如预先判断在新的知识面前不可逆转，它就成为了偏见。众所周知，习俗的习惯和信仰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尤其当它们被以某种“鲜明个性的符号和信仰，以及适合自身需要的标准和‘敌人’”制度化时。一个社会越是隔离，它越没有可能去改变其基本的思想范畴，除非面对巨大的压力、自我的利益，或者例外的思想开放。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偏见在功能上与个性的发展和认知的表达相关联；他们还认定了“偏见的人格”“集权主义的人格”，或者“极其简单的思想”，并且对认知语言的范畴进行了图绘。依靠这些范畴，具有偏见的人架构了他们的意识，并以此解释世界。尽管人们发现具有偏见的人和没有偏见的、宽容的人思维方式不同，尽管偏见是一个人和一个以群体（以种族）为中心的现象，尽管它由于不可逆转必须与只是不正确的概括相区别；但是不容改变的事实是，我们没有正确的办法去阻止有偏见的判断，因为我们依然被政治、文化、种族、语言分割为数以千计的不同的和敌对的群体，因为我们并不拥有价值中立和毋庸置疑的方法去评判我们对其他群体作出概括的真实价值。我们所有的人注定从我们自己的参照点出发作出价值评判的言论，但是同时假如我们是诚实的话，跨群体的敌意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去认知：我们对其他群体作出的一些判断，要么是现实的，即与经验的现实一致；要么是带有建立在谎言、成见、自私的信念或个人仇恨基础之上的偏见。假如这些判断属于后者，它们可能会进一步分解为大众成见的、恐惧外国人的、空想的判断，根据其强度可以从社会角度对它们进行测定。人们将发现，在妄想的思想体系中，在仇恨组织架构的比例当中，反犹太人的仇恨表现得最为强烈。这一体系顽固地抵制变化，并证实自己强迫症状严重，在某个时间点力度巨大。
在从历史的角度描绘犹太恐惧症的轨迹当中，我们能够确认几个显著的阶段：（1） 对犹太人相对温和仇恨的古代。（2） 随着基督教的来临和扩张，积聚能量的时代。基督教谴责犹太人是基督的谋害者，是赎罪的破坏者。在某些时刻，其突出标志是十字军东征或宗教裁判所的暴力大爆发，并伴随着个人和群体各种各样的妄想性想法。（3） 短暂的退潮时代，它发生在宗教战争期间（1540—1648），以及宽容和启蒙运动的时代（1650—1815）。（4） 以潜在毁灭的方式出现的新的犹太恐惧症高潮时代，它是在19世纪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冲击下形成的。（5） 最终大潮的时代，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运动发起，在大屠杀中达到高潮。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以认为犹太恐惧症的进化是一种线性模式，也就是说，发展来源于一个起点，并且向终点前行；从大众的讨厌、偏见和仇恨，到灭绝的愤怒。同时，一个人也可能认为是一种循环模式，犹太恐惧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以各种形式和强度水平重复着自身，展示出并非特别必然的从温和的偏见到残忍的种族灭绝的进程。正如纳粹运动所明确证明的，两种哲学的观点并非必然相互排斥，因为被加固成为仇恨运动的偏见能够穿过社会和文化，依靠滋养过往的仇恨和加剧其潜在的致命潜能而得到发展。同时，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就是这样：几乎没有什么运动展示了可以在遗传学角度加以预言的其演变的内在必然性。构造起来的叙事预言了历史事件，而这一历史事件是通过回述过去得到解释的，它同时还把不相关联和只是少许类似的历史事件集中起来，削足适履，使得它们适合理论。这种叙事在大屠杀的案例中可能有着特别的诱惑力；但是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经常导致扭曲的看法和对过去带有偏见的判断。因而，以下对犹太恐惧症的大致描述，只是被用来说明过去对犹太人偏见的几种形式，而不是认为像链条上的连接环，这些偏见不可避免地在大屠杀中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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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基督徒和犹太人</h2>
尽管早在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就被剥夺了他们的民族自治权，但是古代世界的人们一直认为犹太人构成了一个“犹太民族”，并且持有独特的民族和宗教特性。结果是：犹太人和他们的异教邻居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和仇恨之中，有时上升到种族灭绝的愤怒程度。例如，《以斯帖记》记载了对处于流亡状态的犹太人社会的憎恶，它刻画了历史上第一个种族灭绝犹太人的设计师哈曼的形象，他是宗教审判官的原型，在其他与他一样的仇恨犹太人的人当中，他后来承担了一系列历史的化身——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官托尔克马达、艾森门格尔、马尔、弗里奇、张伯伦、德鲁芒、埃卡特、罗森贝格、施特赖歇尔、希姆莱、希特勒。哈曼命令“毁灭、杀戮、消灭所有的犹太人，无论老幼妇婴”，这一命令幸运地遭到了波斯国王的阻止，因为国王爱上了美丽的以斯帖。国王挫败了这一计划，吊死了邪恶的哈曼，并允许犹太人消灭他们的敌人。
然而，无论是波斯人还是罗马人，对待犹太人与对待其他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一样，没有什么不同，这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古代的反犹太人并不具有强烈的宗教体系，并且肯定不具有种族主义的体系。注当然，群体之间的敌意有时十分强烈，人们引述来自非犹太教徒作家的许多事例说明反犹太人偏见的存在。例如，埃及的祭司和历史学家曼涅托试图驳斥《出埃及记》的《圣经》故事，他散布这样的传奇故事：摩西实际上是一个叛教者，挑动犹太人、黑人、麻风病人组成的流浪者造反，旨在推翻政府，用邪恶的异教来取而代之。这个传奇后来被亚历山大的神学家所润色，并且得到适当的修饰，无疑为弗洛伊德写作《摩西和一神教》（1938）一书作出了贡献。希腊和罗马的知识分子不满犹太文化，认为它是贫瘠的和迷信的，有时犹太人因为传闻的野蛮行为而受到谴责。例如，据说犹太人是“奇怪的”，他们崇拜驴子，他们在神庙里进行秘密的活人献祭，或者他们热衷于其他神秘的活动。这种谴责是十分普遍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组织化为一以贯之的反犹太人意识形态，在古代的任何国家都未得到世俗或者宗教组织的支持。 
直到基督教的出现，犹太人才被自动地作为一个可疑的民族，一个不相容的民族，也是一个有罪的民族被挑选出来。有罪是因为他们杀害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当然，耶稣也是犹太人，他最紧密的追随者也是犹太人，是反叛的和异教的犹太人。然而，从一个小型的、异教的犹太人团体开始，基督教扩展成一个世界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功绩要归因于一个人——大数的扫罗，也就是圣保罗。他是来自小亚细亚大数的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后成为了其最伟大的传教士，并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复杂的神学思想框架，它可能让基督教的创始人也会感到惊讶。从圣保罗开始，人们能够发现在基督教那里两个决定性的变化：一是基督教运动不再坚持排外的犹太人会员身份；二是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罪责从罗马人转移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被归罪杀害了上帝之子，他们越来越被基督徒视为该诅咒的民族，在《新约》当中那段归属于犹太群体的叫喊就是明证：“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马太福音》，27：24ff）
圣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他并不蔑视犹太人，但是他十分明显地相信犹太教是一个过时的宗教，因此他非常努力地劝说追随他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在《罗马书》中，我们发现他反复和急切地恳求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弟兄们，为了以色列，我对上帝的希望和祈祷是犹太人可以得到拯救。”（10：1）然而，犹太人却依然对“上帝的正义一无所知”（10：3）。圣保罗借上帝之口说：“我一整天都向一个不服从、不买账的民族伸开我的双手。”（10：21）犹太人坚定地拒绝承认耶稣是救世主，他们顽固地坚守他们错误的信仰。他们拒绝皈依基督教的顽固，以及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们是杀害基督的罪人的信念，都激怒了基督徒，促成了周期性敌意的爆发。正如莱昂· 波利亚科夫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基督教这个组织来说，犹太人是一个犯罪的民族，是具有本质意义的。”早期教会的一些神父都严词谴责犹太人，基督教神学家奥里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充满自信地断言，犹太人将不能回归他们最初的状态，因为他们犯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他们阴谋反对人类的救世主。”尼撒的格里高利更具谴责性，他斥责犹太人是“主的谋害人、预言家的刺客、上帝的谋反者和敌视者，是魔鬼的伙伴、毒蛇的一族、告密者、诽谤者、污染心灵者、伪善的酵母、魔鬼的最高法院，以及所有美好事物的敌人和诅咒、敌视、投石击毙的对象”。甚至圣奥古斯丁在题为《反犹太人》一书中对犹太人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他将犹太人描绘成邪恶的民族，它已经被上帝新的选民所取代。这一观点在他有着重大影响的著作《上帝之城》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这本书因为两个城市的思想成为基督教神学理论的伟大里程碑之一。一个是上帝之城，它由生活在基督教精神之中的人所组成；一个是人的城市，它由追求肉欲的人（异教徒、犹太人、无信仰者）构成。还是圣奥古斯丁，他详细阐述了圣保罗的一个思想，即犹太人的皈依标志着世界的末日，意思是犹太人的顽固延迟了基督再度降临，挫伤了基督教信仰者赎罪的希望。
尽管一个人能搜集很多早期教会神父对犹太人的邪恶攻击，但是他不应该忘记——正如史蒂文· 卡茨所提醒我们的——处于形成期的教会没有对犹太人施加迫害。然而，一旦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对犹太人合法的约束就开始了。开始于早期罗马帝国，继续于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统治，许多古代犹太人的权利被停止，改宗被禁止，犹太祭司的司法权被剥夺或废除，与基督徒的性关系被严禁，大多数法律的保护被撤销。然而，在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几乎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大众性的反犹太人行为的爆发。犹太人的移居点在整个欧洲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卡洛琳王朝期间。在欧洲，犹太人主要担当商人、官员、医生、工匠，甚至地主的角色。在官员层面——涉及主教和犹太教士——犹太人和非犹太异教徒之间的关系是宽容的，有时甚至是友好的。在穆斯林社会，因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种族、宗教、文化上的相似，他们的待遇甚至更好一点。犹太商人紧紧跟随着阿拉伯征服者。这些征服者不断扩大真主的世界，为伊斯兰文明从比利牛斯山到印度、从摩洛哥到中国的扩张做着准备工作。就是在摩尔人的西班牙，犹太人在他们漫长和充满麻烦的历史中找到了为数不多的避难所之一，不过在基督徒15世纪重新征服了西班牙之后，这一情况不复存在。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大众对犹太人仇恨的根本转变和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道开始。在前往圣地打击异教徒之前，狂热分子组成的掠夺团队在法国北部和德国屠杀了大约一万名无辜的犹太人，发动了非理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它后来在基督徒无力解决的各种危机的冲击下不断出现。正如卡文· 兰格缪尔所揭示的，有关1096年以及随后的十字军东征，或者中世纪的巨变，最不寻常的东西是对犹太人仇恨的“空想”性质，它完全建立在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及其邪恶生活方式的妄想性信念。世俗和教会的权力机构都正式地反对这种大众暴力的爆发，但是它们对犹太人内在的敌意使得它们在危机当中显得冷漠和含糊其辞，因而不能也不愿意阻止杀戮性的反犹太人行为。天主教会在格里高利一世表达的观点和英诺森三世等教皇或拉特兰会议更为尖锐的宣言之间摇摆。格里高利一世坚持认为非信仰者应该得到友好的对待，并且要用清晰的、“和颜悦色的”理性去说服他们，后来书写在教皇诏书中的一种观点是，犹太人有权利作为犹太人生活在基督教社会。英诺森三世或拉特兰会议宣布犹太人是基督徒的奴隶（第三次拉特兰会议，1179），或者要将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社会上隔离开来，强迫前者穿上特征鲜明的服装，并称他们为“基督徒名声的亵渎者”（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世俗和教会的权力机构联手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将他们排除在行会之外，限定他们从事卑微和边缘的职业，比如放贷、沿街叫卖、二手货的非法交易。到黑死病来临之时（1347—1350），基督徒对犹太人成见的空想性质已经找到了安身之地。黑死病给一大堆现存的有关犹太人邪恶生活方式的黑暗传说增添了“往井里投毒”的神话。这样，根据兰格缪尔的观点，人们杀戮犹太人不再是十字军东征的副产品，而是组织化的暴民的复仇，他们沉迷于犹太人往井里投毒、亵渎上帝、杀害儿童进行祭祀活动等妄想之中。
十分详尽地关注这些存在于犹太恐惧症进化的体系当中的妄想成分是重要的，因为其中的一些后来得到了现代化和变形，服务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妄想。这里至少有十个妄想，它们中间的大多数在中世纪末稳固地确立下来：
（1） 犹太人的顽固
（2） 流浪的犹太人（亚哈随鲁）
（3） 与魔鬼联盟的犹太人
（4） 犹太人恶臭的气味
（5） 犹太人的淫荡
（6） 血统的诽谤和杀害儿童进行祭祀
（7） 亵渎上帝
（8） 犹太人的世界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