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往井里投毒
（10） 无生产能力的犹太人寄生虫
正如先前所发现的，犹太人是顽固的这种想法，指的是他们拒绝皈依对于基督徒来说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真理，特别是基督是救世主的信仰。他们对皈依的拒绝特别让自以为是的基督徒恼火，因为人们普遍相信：除了其他事件，比如提斯比人以利亚的出现，以及反对基督者的统治以外，犹太人的皈依是耶稣再临的前提。用莱昂· 布洛伊的话来说：“所有民族的拯救被犹太人的恶意残忍地延缓了。”与犹太人顽固的神话相关联的是流浪的犹太人，这个神话直到1602年才以书面的形式正式表述出来，但是从古代开始，它就以多种形式出现，十分著名，并在整个中世纪流传。除了现在它以一个神话人物来加以体现之外，这个神话的核心依然是犹太人的顽固和罪恶。这个人物后来被称为亚哈随鲁，他被认定在钉死耶稣的那天出现，在耶稣去往受难地各各他的路上嘲笑他；这样，救世主惩罚他在地球上流浪，他被遗弃，郁郁寡欢，直到末日审判和世界末日的到来。对于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来说，流浪的犹太人的神话似乎被实际的经验证据所印证，因为整个中世纪后期的基督徒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人到处被追逐，在城市之间流浪，在任何土地上都没有任何定所。经过几个世纪适当地润色，这个神话在1542年变得有血有肉起来。那年，路德教会的牧师保卢斯· 冯· 艾岑在汉堡教堂遇见了一位长着胡须的流浪汉，他的名字叫亚哈随鲁，艾岑判定他是在基督去往各各他的路上诅咒他的犹太人，耶稣回以“直到我回来永远走下去”的诅咒。这个建立在传奇故事基础上的传说，以及艾岑与名叫亚哈随鲁的人的遭遇最终在1602年出版，书名叫《一位名叫亚哈随鲁的简要描述和故事》，它非常流行，在几年内出版将近五十个版本。
依靠隐喻的延伸，对亚哈随鲁的诅咒当然是对整个犹太民族的诅咒，不仅是他们的顽固，而且是他们魔鬼般的天性。在一个魔鬼对于民众来说是现实的时代，民众相信魔鬼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相信极端的邪恶是存在的，不信仰上帝的人或者犹太人必然和魔鬼联盟。假如耶稣是救世主，犹太人可能等待的唯一的人就是反基督者。就是以这种方式，基督教的作家散布着这样一个传说：犹太人是反基督者的支持者。在最后的日子里，犹太人这种对基督的拙劣模仿将复兴神殿，短暂地主持新的犹太帝国，直到被基督徒毁灭。根据罗伯特· S.维斯特里希的观点，反基督者的神话来源于十字军东征时代对犹太人的屠杀，预示了控制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的千禧年思想，这种思想把阿道夫· 希特勒当作了德国的世俗基督，他将清除德国的恶之源——犹太人。
人们可能已经发现，在《新约》和早期教会神父的作品中，犹太人和魔鬼就被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尼撒的格里高利或者圣约翰· 克利索斯托的作品中，犹太人的集会是撒旦集会的化身。将犹太人魔鬼化的一个重大结果是，基督徒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恐惧和仇恨的冲动得到了投射。在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中，犹太人有时被描绘为母猪，皮肤黝黑、鹰钩鼻子、卷毛头、气味污秽。在各种木刻当中，他有着魔鬼的尾巴和山羊胡子，骑在一头雄山羊身上。犹太人被视作巫师和魔术师，能够施展各种妖术。在一个基本上未开化的世界里，这些肖像画对愚昧的民众产生有力的冲击，他们基础的信息来源要么是口口相传的文字，要么是视觉艺术。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历史上的视觉文献：《埃塞克斯郡的名录》（1277）将亚伦描绘为魔鬼的儿子；16世纪著名的系列印刷品《犹太人的浴室》描绘了魔鬼在浴室里支持犹太人；17世纪的印刷品显示了魔鬼参加了犹太人的集会，并参与了犹太人的仪式；无数的卡通画将犹太人描绘成鹰钩鼻、丑陋、斜眼、不断算计着恶毒主意的人；菲利浦· 鲁普雷希特在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的《冲锋队》杂志中使这种诽谤的艺术登峰造极。总之，在审视这种巨大的、累积的、仇恨犹太人的视觉题材时，人们不应该惊讶于陈旧的犹太人形象被作为现实接受下来。
假如犹太人是魔鬼的门徒，那么他们必然拥有某种相关联的性格特征。例如，因为魔鬼散发着污秽的气味，犹太人也必然散发出恶臭。魔鬼最为著名的肉身之一是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尽管这一名称不是中世纪的，但是它来自希腊语各种各样的词素——mē是“不”的意思，phōs是“光”的意思，philos是“爱”的意思，即他不是爱光的人，是堕落天使路西法的拙劣模仿者。靡菲斯特这个词最有趣的词缀是mephitic，在拉丁语中,它是尖刻的、硫黄味的、恶臭的意思；在希伯来语中，tophel是说谎者的意思。当然，魔鬼是这一切的统称，犹太人的含义也是如此。因此，假如魔鬼散发着恶臭，犹太人也是如此。事实上，人们相信犹太人散发着恶臭，这一信念非常强烈，持续数代不退，这促使德国的学者研究犹太人屁的特性和来源。纳粹种族主义者汉斯· F.京特强烈地秉持这一信念，并承诺借助化学分析研究这一问题。
正如莱昂· 波利亚科夫所揭示的那样，这其中还有大量的性影射。犹太人被显示出十分具有男性气概，十分沉迷于肉欲，因此对把精神纯洁、不受欲望影响作为拯救前提的基督徒形成了致命的威胁。魔鬼是物质的王，他利用人的身体作为诱惑的工具。基督徒的理想是耶稣和圣人的理想，他们超越了身体的物质诱惑，渴望精神的纯洁。众所周知，性的放弃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是最崇高的理想。相反，性的沉迷被斥责为邪恶。为了使信仰神圣化，教会为所有性的表达盖上了羞耻的面纱，排除了色情的词汇、意象、行为和人，它们的信仰是：“对上帝的爱优于男女之间的爱，贞洁高于婚姻，处女比妻子神圣。”身体经常被贬为污秽和令人厌恶的物体，是许多贪欲或难以控制的欲望的温床。作为性欲的中介，身体能够与其他身体发生关系，结果是严重阻碍了人与上帝的关系。魔鬼被强烈地认为是“性欲象征性需求”的来源，这些需求使得基督徒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在魔鬼之后到来的是淫荡的犹太人，这解释了犹太恐惧症一直显示出强烈的性色彩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把性行为投射到恶魔或犹太人身上，可以解释为将自身禁忌的冲动外在化，这些冲动不仅是性的，而且可能也是被掩饰的对妨碍教会和上帝的权威抗议的感情。
与这种性幻想相关的是同样非理性的信念：不管犹太人外表看上去是多么男性化或性欲旺盛，他们本质上也是虚弱和多病的民族，需要周期性地注入强壮的基督徒的血液，以保持犹太人的健康。在许多犹太人所承受的折磨中，有经期大出血和痔疮大出血。人们相信，犹太男人因为被切割了包皮，因此会有月经，需要基督徒的血液来恢复精力。最有效的基督徒的血液是小孩子的血液；因此，将小孩子献祭，吮吸他们的血液，这些罪人会精力充沛，充满奇迹般的力量。就是以这种方式，祭祀杀牲的古代神话在犹太人祭祀杀孩的神话中找到了新的表现方式。第一个所谓的杀孩案发生在1144年的英格兰。在耶稣受难日的黄昏，人们在诺威奇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年轻学徒的尸体，谣言迅速传播开来：当地的犹太人可能根据犹太教士的指令，犯下了这一邪恶的罪行以嘲笑救世主的受难。然而，当地的行政机构并没有相信这一谣言，诺威奇的行政长官试图保护当地的犹太人，但结果是不成功的，因为城市里爆发了骚乱，其间，一个骑士杀死了一个犹太人，骑士是犹太人的债务人。结果是，城市为这位名叫“圣威廉”的年轻学徒举行了祭祀，建起了有利可图的祭坛，吸引了许多朝圣者。接着，诺威奇的案件引发了整个欧洲祭祀杀孩案件的洪水，每次都导致了诽谤性的指控、暴乱，以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愤怒形成的威胁失控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召集了一个由显要人物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皈依的犹太人——来调查犹太人谋杀基督徒的孩子，以及在逾越节将他们的血液注入未发酵的面包的谣言。委员会回馈的报告是，没有任何证据确认这一传闻，相反，犹太人非常厌恶血液的流动，因为他们的饮食和宗教法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236年，腓特烈二世发布了重要的金玺诏书，在其中他明确澄清了对犹太人的指控。但是，正如莱昂· 波利亚科夫所指出的那样，到那个时候，谣言已经深深地钻进集体意识当中，甚至腓特烈的帝王法令也无法改变这一危害了。
祭祀杀孩的指控与另外两个妄想相关联：圣体亵渎，以及相信犹太人的世界是由秘密而神秘的犹太教士阴谋分子的社团组织和控制的，他们策划推翻基督教文明。犹太人亵渎圣体的定论起源于13世纪，当时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确定了圣餐变体论的信条，它相信耶稣的肉体和血液体现在圣餐的圣饼和红酒当中。13世纪末，人们谴责犹太人通过亵渎或侮辱圣饼来“毁坏”和“折磨”耶稣变成圣餐的身体。这一犹太人世界阴谋的神话，后来在19世纪著名的欺骗性文献《锡安长老会协议》中浮出水面，不过它在诺威奇案件之后就已经出现了，它声称祭祀杀牲是在法国纳博讷的一次犹太教士秘密会议上计划的。据一位改宗的犹太人披露：西班牙的犹太人每年在纳博讷聚会，选择一个基督徒用于每年的献祭，这在他们的宗教文献中被确定下来。这一举动的理由是：犹太人强烈地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嘲弄基督和每年用一个基督徒献祭来放血，他们才能获得自由和回到他们的祖国。于是，权力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西班牙犹太人，每年都会在法国南部的纳博讷聚会，抽签决定在哪个城市放基督徒的血。
正如腓特烈大帝的调查团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明显荒诞不经的。尽管如此，犹太教士的作恶者计划献祭杀害基督徒儿童的妄想继续在发挥作用，它强烈到替代十字军东征成为了集体灭绝犹太人的理由。这一狂热很快在欧洲蔓延，并且经常使基督徒卷入这些犯罪行为，因为谎言必须得到个人和社会的蓄意编织、掩盖或者保护，经得起审视。也有一些案件，基督徒自己要么隐藏，要么绑架孩子，然后谴责这是犹太人所为，进而为更多的犯罪行为提供借口，包括掠夺犹太人家舍，杀戮无辜的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只要所谓的犹太人的罪行发生，公共的祭坛就会被建起来，朝圣的行为就会得到安排，假定的受害者就被奉为圣徒。例如，1462年巴伐利亚恩丁格献祭杀孩案件发生之后，一出著名戏剧《恩丁格犹太人》每年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在瑞士的伯尔尼，游客们依然能够参观到献祭儿童喷泉，它献给1294年在这个城市失踪的一个小孩。他的失踪使得全伯尔尼的犹太人因为谋杀而受到谴责。
1315年，一场可怕的饥馑席卷欧洲，接着是饥饿的农民成群结队到处掠夺，屠杀了数千的犹太人，尤其在法国南部的阿基坦公国。就是在那里，另一个对犹太人的谴责——他们在井里投毒——出现了，这在后来的黑死病当中还得到了强化。谣言可能开始于一个麻风病人，他在帕特南勋爵的领地被捕获，他供认一个犹太人送给他一包毒药，内含人血、人尿、三种秘密草药、圣饼的面粉，让他投到井里。这起事件启动了一场猛烈的谴责：犹太人正在往井里和泉里投毒。它在黑死病中得到了相当的强化，使民众心智错乱，易于接受各类非理性的信念。根据莱昂· 波利亚科夫的观点，1347年可以和1096年相提并论，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标志着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除了以愤怒的上帝、魔鬼或两者一道的方式出现的不同寻常的宇宙力量被视为负有责任之外，对于许多敏感的民众来说，他们清楚的是，魔鬼的力量是散漫的，污染着空气，毒化着水质。假如魔鬼要借助不同寻常的奴才的帮助方能施展魔力，“假如他不从人类的渣滓当中，不在所有类别的垃圾中，不在麻风病人中去寻觅，总之，不在既是上帝又是魔鬼的选民的犹太人中去寻找，他又能在哪里招募到他们呢？这样，犹太人被大规模地提升为他们的替罪羊的角色”。
为了支撑很大程度上基于非理性思想的对犹太人的成见，也就是说，使它在经验的现实中无懈可击，降低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是必须的。就是以这种方式，犹太人满足了自我实现预言的邪恶逻辑，这种逻辑将外围群体定义为低人一等的，并把压制他们并使他们符合人们长期持有的内心意象付诸实施。当受害者自己都相信这一点的时候，这一自我满足预言的最高成就就出现了。比如，据说波兰的犹太教士在党卫队围捕时告诉他的教徒服从纳粹杀手，他说：“我们没有杀害耶稣吗？我们自己没有大声呐喊‘让血降临到我们头上来’吗？”无论基督徒想到怎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他们都倾泻给犹太人。犹太人被禁止拥有中世纪权力真正来源的土地，他们也被排除在行会之外。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他们从事了基督徒认为不仅是低人一等的，也是不道德的职业，尤其是放贷。犹太人热衷于放贷，实现了重要且非常有用的经济功能，但是也把他们置于许多恶毒的指控当中，特别是吸血鬼的指控。这一指控数世纪来在欧洲每个地方不断重复，并具有一点事实依据：犹太人放贷利率极高，有时达到本金的一倍。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一直是处于社会低人一等的地位。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他们没有法律地位，也没强制执行的权力，他们不得不经常指望基督徒债主的承诺。几乎没有同时代的人感受到犹太人双重困境的悲剧；他们喜欢称犹太人为依靠基督徒邻里的生产性劳动生存的吸血鬼或寄生虫。这一指控构成了起源于中世纪的“非生产性寄生虫”终极神话的背景。数个世纪以来，这一神话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它坚持认为犹太人不像基督徒从事生产性或者与土壤相关的劳动，而是喜欢依赖城市中心土地的丰厚，在那里，他们从事纯粹算计的或抽象的金钱操纵，克卢尼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在12世纪就指控犹太人是一帮城市人，他们依靠努力工作的基督徒农民的劳动生存，用不公正的金钱交易欺骗这些农民。这位修道院院长和所有进行这类指控的人没有提及的东西是，犹太人不能从事手工劳动的职业。正如摩西· 门德尔松后来公正抗议的那样：“他们捆绑我们的双手，然后抱怨我们没有使用它们。”
到中世纪末，现代犹太恐惧症的大多数要素都已经形成。这是一种仇恨，归根结底来自基督教文化自身的虚弱和不安全感。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犹太恐惧症是基督教信仰者内心对自己宗教真理疑虑的表现；一种缓和这种疑虑的方式是将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在犹太人身上投射基督徒内心的疑虑、恐惧和厌恶。根据史蒂文· 卡茨的观点：
对疾病、污染、未见之物、未知之物、难以控制的力量、魔鬼和怪物、巫婆和巫师、自然和超自然的恶意力量、恶人和堕落天使、罪恶、神学上的腐败、神学上的谎言、正当的和压抑的性行为、自我、灵魂、原始需求和它们的外在表现、经济上的竞争和它的结果、政治上的失败和征服，等等以上一切的恐惧，都投射给犹太人了。
然而，依靠迁移犹太人，甚至给予他们可怕的、周期性的教训，基督徒依然不能使他们的不确定性平定下来，因为只要犹太人在基督徒的社会存在并活动，他们就活生生地提醒着：他们是不信奉基督者，是宗教的反对派。
思想具有社会和政治的结果，在犹太恐惧症的案例中，其形式是诬蔑、强迫集中居住、驱逐，甚至灭绝。为了标记出他们与普通、正派民众的区别，犹太人被迫穿不同的制服和戴特殊的徽章，比如在法国是黄色的圆形补丁，它类似一枚硬币，它的颜色和形状标志着嫉妒、贪婪、邪恶。在德国，犹太人被要求戴红色或黄色的统一帽子，在波兰是绿色的帽子，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是黄色的补丁。
与这种对个人的诬蔑一道出现的是身体上的隔离和驱逐。1290年，爱德华一世将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他们直到17世纪中期才得以返回。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被驱逐出法国，并在德国的许多城镇被驱逐。在15世纪后期，基督徒最终重新征服了西班牙，其间，犹太人和摩尔人一道成为了宗教裁判所的目标。宗教裁判所1479年正式在西班牙建立，用来确认和拷打异教徒和基督教叛教者。第一裁判官托马斯· 托尔克马达（1420—1498）实施了恐怖的统治，许多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宗教裁判所一直密切监视着改宗的犹太人，显示出对犹太人总体上根深蒂固的怀疑，并带来了一些丑恶且新颖的成见，特别是相信犹太人的血液是恶劣的，带来恶劣的性格，不可逆转，因为它通过遗传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生物学的种族主义首次在历史上出现，显然它的形式是初级的，但十分恶毒，足以让人们相信，纳粹分子并非第一个痴迷于血液污染和血液净化的。只是十三年后，当基督徒完成了西班牙的征服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把犹太人驱除出西班牙，1498年葡萄牙也模仿了西班牙。到1500年，整个西欧，除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地区，都没有犹太人了。
到中世纪末叶，犹太人已经脱离了实际的人类生存，变为“没有人性的”神话中的恶魔人物。因此，对犹太人的仇恨被认为是美德。事实上，正如史蒂文· 卡茨提示我们的，一个人越是仇恨犹太人，就越是虔诚。因此，纳粹并没有创立犹太人在精神上是邪恶的信念，教会已经显示这一点。纳粹分子给这一神话的信念增添的是其起源的不同解释。他们认为邪恶存在于犹太人的血液中，而非其宗教中。他们处理犹太人的方式也不一样，是从速的种族灭绝。正如后来所说的，中世纪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要么改宗皈依，要么被驱逐出境；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人们就允许犹太人作为局外人强迫集中居住，成为边缘化的存在，无论他们到哪里都被贴上标签，受到鄙视。基督徒不借助种族灭绝行动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原因是，基督徒伦理建立在爱和对罪恶的宽恕上，不允许犯有这样不敬神的罪行。
<h2>
移民和强迫集中居住</h2>
到1500年，世界犹太人的文化中心从西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迁移到东北欧（波兰、俄国西部）。犹太人伟大的黄金年代与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合作相联系，它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因此也肯定了弗朗茨· 鲍斯的观点：“文化的进步依赖于提供给一个社会群体能够向他的邻里学习经验的机会。”但是，黄金时代到此走到了尽头。伊比利亚的犹太人作鸟兽散，在土耳其、巴勒斯坦、叙利亚，甚至新世界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近东的犹太人被称为“塞法迪犹太人”（西班牙或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或其后裔），他们对自己的伊比利亚传统、高度神秘和思考性的神学、秘传的民俗、先进的商业技能感到骄傲。北部的犹太人大量拥入波兰和俄国西部，他们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修养感和商业才能，这些都有利于东欧落后的乡村。这些东欧的犹太人，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德系犹太人），他们讲的是被称为意第绪语的德语和希伯来语混合的方言，他们遵守犹太教士严格的规则，在自己的社区中过着与外界隔离的生活。这些在奥地利和德国四处生活的犹太人被强迫在称为“犹太社区”的地方集中居住，在隔离的居住区中生活。这些地方通常位于城镇最恶劣的地区，人口拥挤不堪。在这些隔离的强迫集中居住区生活的犹太人，被基督徒社区严格控制。犹太人不得不支付随意的、特别高的赋税，并佩戴专门的黄色徽章或帽子。他们被禁止与基督徒社交，并在夜晚禁止离开他们的居住区。
三百多年来（1500—1800）——准确的时间依据居住地的不同而不同——犹太人基本上是被隔离的，被强迫集中居住，但是，变化之风也冲击着他们孤立而充满焦虑的生活。基督徒的宗教战争（1540—1648）把整个欧洲带入强烈的宗教仇恨的战场，也侵害了欧洲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依然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新教改革之父马丁· 路德是一个神经质的天才，具有本质上属于中世纪的思想，他以彻底的、毫不含糊的、来自对绝对之物深切需求的对立观点看待世界。一旦他发现真理，一旦他看见真理，他就会以尖刻的挖苦和鄙视去谴责所有不符合他自己观点的所有观点。路德可以作为分裂和矛盾人格的教科书典型。正如海因里希· 海涅所说：
他是一个梦想的神秘主义者，也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者。他的思想不仅有翅膀，也有手。他是冷酷的、学究型的作家，也是一个充满灵感的、沉迷于上帝的预言家。白日长时间地投入辛苦的劳作，总结出教义上的差异；夜晚拿起长笛，仰望星空，灵魂融化在旋律和奉献中。同样一个人，能够像渔妇一样破口大骂，也可以像少女一样多愁善感。
路德起初向犹太人伸出援手，因为他在感情上认同由他所鄙视为魔鬼的罗马天主教会让犹太人所承受的痛苦。他提醒他的德国同胞，耶稣是一位犹太人，他教诲了爱的纯洁的信条，因而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用爱和怜悯之心去对待犹太人，特别是当他看到天主教不能实现基督徒理想的时候。在一本作于1523年的名为《耶稣基督生来是犹太人》的小册子里，他说：
最初的传道者是犹太人，假如他们对待我们这些异教徒犹如我们这些异教徒对待犹太人一样的话，在犹太人当中就不会再有一位基督徒……我们应该以亲如兄弟的态度对犹太人加以报答，这样我们可以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改宗皈依……我们只是异教徒，而他们是基督的后代。我们是异邦人和外来人，他们是基督的血亲、兄弟姐妹。
这段文字写于1523年，当时他和天主教会之间的斗争达到高潮。二十年后的1543年，在路德宗内部和外部发生了漫长的、十分保守而反对改革的斗争，路德将自己的怒气发泄到犹太人身上。他谴责他们是阴险的寄生虫，“坐在火炉边暴饮暴食，塞满自己的肚子。一边烤着梨子，一边放屁。他们剥削着我们的钱财”。在对犹太人物质贪婪的商业信条给予更严酷的道德谴责的同时，路德还提醒他的读者，犹太人犯有杀害基督，以及与魔鬼交易的罪行。他说：
第一，他们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教会或学校……
第二，我建议拆除和焚毁他们的房屋……
第三，我建议没收他们所有的祈祷书和《塔木德经》的文本，它们教唆人们通奸、说谎、诅咒、亵渎……
第四，我建议禁止他们的祭司布道。
第五，我建议剥夺犹太人在公路上的安全通行。
第六，我建议没收他们的所有现金和金银财富……
第七，……让所有的人能够向他们投掷硫黄和石块。
……让他们像疯狗一样被赶出德国。
如此尖刻的言语有时达到了污秽的程度，正如路德许多情绪的爆发都是在他狂暴的时候。这些言语使得一些历史学家确信：“第一位伟大的德国民族预言家和德语的锻造者，确立了犹太人这个词彻底贬抑的和完全可怕的意义。”同时也让他们确信，路德对犹太人发起的攻击比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人们所发现的更为邪恶；他整个启示录式的思考——犹太人在其中是魔鬼的孩子——是通往大屠杀之路的关键第一步。对路德的指控存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在整个中世纪的神学家当中还找不到可以和路德恶毒攻击犹太人相匹配的事例；回想起来，甚至圣约翰· 克利索斯托的反犹太人的爆发相较而言也远为温和，当时犹太人和基督徒势均力敌，为争夺皈依者相互竞争。确实，马丁· 路德引发了宗教战争而非大屠杀，他与阿道夫· 希特勒分享了——假设不在同样一个世界——同样的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这种仇恨显示出明显的鬼神学的特征。然而，路德是基督徒，而非种族主义者。尽管他的爆发走到了极端，但他相信犹太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类，是可以拯救的。他没有塑造产生希特勒的世界或者思想框架。路德和他的支持者所做的，只是集中了现存的中世纪对犹太人的偏见，将它们留存于未来；当纳粹犯下大屠杀罪恶之际，其贡献在于，如果邪恶横行于市，势必出现良心的钝化。
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带来了宗教狂热状态的强化，这种狂热加剧了现存的反犹太人的态度。然而，基督徒倾向于相互灭绝的事实意味着：先前很大程度上为犹太人保留的灭绝愤怒被替代了，因而得到了些许的减轻。这一例外发生在东欧。中世纪后期，犹太人在那里发现了庇护所，建立了稳固的国中之国。波兰国王没有理会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反对，给予波兰的犹太人优厚的待遇，以致1565年一个教皇的使团惊讶地发现：“在这些地区可以发现大批的犹太人，他们没有遭受到在其他地方遇到的轻蔑……他们拥有土地，从事商业活动，研究医学和天文学。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不仅被视为令人尊重的人，还成为了领导……总之，他们具有所有的公民权利。”然而，这种状况注定没有得到延续。波兰在17世纪因为没有能力创造一个强大的、集权化的国家，它开始衰落了。此时，内部的分裂恶化为严重的动荡。最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在1648年。那时，乌克兰的俄罗斯农民——他们大多数是东正教徒——反抗他们的波兰地主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犹太金融代理商。俄罗斯农民的造反导致了对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大范围屠杀，最终导致了俄波战争，瑞典后来也参与其中，最后演化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混战，十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东欧的犹太人对这些通常被认为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最糟糕的屠杀作出了回应，他们退却到管理有序的孤岛世界，在严格的《塔木德经》研习的围墙后面把自己埋藏起来，这种情况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尤其明显。然而，对于这种原教旨主义来说，有一个例外发生在波兰南部和乌克兰，在那里，类似于欧洲的福音派教会的基督教运动，诸如德国的虔信派和英国的卫理宗，犹太教出现了感情上的转向，除了对《塔木德经》持有更为自由的解释之外，犹太教信仰者们还在犹太教奥秘派以及犹太人的民间传说和诗歌中重新发现了丰富的神秘主义传统。他们自发地发现一种内心的宗教，它点燃了炽热的救世希望，这一宗教在富有人格魅力的传教士摩尔达维亚的伊斯雷尔· 本· 埃里泽（1700—1760）手上达到了顶峰。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哈西德派教徒，他们把自己的名字给予了最伟大而神秘的现代犹太教——哈西德派。
<h2>
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h2>
西欧对犹太人的观点和态度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启蒙运动年代。启蒙运动自身是三个世纪来反对古代宗教和世俗权威的顶峰。启蒙运动最显著的推进是对世界的“去神话化”，是把世界重新定义为只是处于运动中的事物，它服从于能够被人类心智理解的理性进程。启蒙思想者具有新的科学原则和更宽广的人文视野，他们是通过重新发现古典遗产获得的这一视野。启蒙思想者试图规划新的人文主义宇宙观，以取代旧的宗教宇宙观，并且相应地来改造世界。启蒙运动之光来自它的中心法国，并成为了一场国际性的思想运动。它主要得到前卫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系统地阐述了欧洲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商业阶层的价值观念。这些得到广泛的大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利益支撑的价值观念断言：所有人生来自由平等，应该从传统的、专制的控制方式中解放出来。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新的人类解放的信条以及与其对应的词汇和短语——“理性”“进步”“人类尊严”“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自由事业”——都几乎变成了世俗的千年运动，这一运动旨在用更新的材料建设中世纪的上帝之城。
基督教千年精神演变为其世俗的对应物是无可否认的，不过，不同的是得到这种世俗的拯救所依靠的方法。正如卡尔· 贝克所认为的，18世纪不是13世纪的重演，而是以西方文明为轴心的激进变化，从上帝和超自然的力量变为人类及其世俗的希望和渴望。拯救的方法也是不同的；科学作为方法取代了宗教,依靠这种方法，人们能够征服古老的敌人（无知、迷信、贫穷、战争），得到世俗的天堂。换句话说，启蒙运动是人类意识的一次重大的定位；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心理上的转变，因为它说出了更乐观的、更宽容的话语。启蒙运动宣称人类本质上是良善的，良善的生活应该在此生的财富中，而非在来世中追求。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有意义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来实现。
启蒙运动许多设想后面的精神是新科学，它的支持者需要一个合作的、累积的、经验的和进步的世界；它的自我纠正原则允许采用旧的神学从未能够采用的方式纠正错误，因为新的科学不像信仰是建立在教条和未经检验的前提之上的，它要求经验上可以确定的事实。毫无疑问，鉴于对科学的这种信仰，对宗教的信仰必定会消失，事实也是如此。约翰· 洛克作出了最初的努力，英国的自然神论者阐述了纯粹“理性的”、消除奇迹或神秘元素的宗教，从此开始，启蒙运动稳固地沿着哲学怀疑论、世俗人文主义、无信仰的方向发展。宗教变得越来越理性主义，越来越没有神秘感、激情感或来世的成分。尽管18世纪依然保留了对基督教传统的信奉，但是它的哲学先锋（伏尔泰、休谟、卢梭、康德、莱辛、杰斐逊）在本质上持有自然神论和怀疑论的思想。他们倡议更广泛的宗教宽容，在观念上希望政教分离。
像所有被压迫的少数人一样，犹太人欢迎启蒙运动的赐福；另外，当启蒙运动的思想在所谓的民主革命时代（1776—1848）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们也成为新价值观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犹太人逐渐从公民权缺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1781年，18世纪最开明的统治者之一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发布了他的第一个《宽容特许权法案》，其理由是，这是基督教要做的事情，同时它也对国家有用。确实，犹太人越来越受到宽容，因为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有用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威廉一世很久之前就告诉他的贵族们：“犹太人和他们的商务似乎无害，而且对我们和国家有用。”事实上，就是在普鲁士，驼背的犹太人摩西· 门德尔松向更大的世界打开了窗户，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发起了与占据统治地位的柏林以及德国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领袖的对话；主要是和戏剧家和哲学家戈特霍尔德· 埃夫莱姆· 莱辛（1729—1781），他的伟大戏剧《智者纳坦》代表着普遍宽容和同情最经久不衰的文献之一。门德尔松的朋友普鲁士公务员、基督徒威廉· 冯· 多姆不仅在德国发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在法国也是如此，他的著作《犹太人公民权的提高》（1781）在那里出版。这本书控告社会虐待犹太人，倡议给予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和平等。1791年，法国革命议会大会承认犹太人具有完全的公民权，诸如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瑞士、意大利北部这些由法国统治的所有地方也是如此。巴伐利亚、巴登以及符腾堡模仿奥地利的模式承认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但同时保留了某些限制。在1806年被拿破仑战败的普鲁士邦施行了内部的改革，在1812年承认犹太人的经济而非政治的解放。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所有西欧和中欧的犹太人从先前没有人权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公民或国民。
解放运动的诱惑促动许多犹太人离开了他们的强迫集中居住区。这一诱惑是一把双刃剑。第一，它引发了与同化相关联的宗教和文化问题，接着，同化产生了动摇犹太人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危险。第二，同化意味着人们希望犹太人接受成为有充分资格的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公民所必须具有的特质，同时它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犹太人所定居的民族社会是否把他们作为有充分资格的国民接收下来，并且作为对作出这种让步的回报，乐意承认他们有额外的权利来保留犹太人的身份。第三，欧洲犹太人自身是否能够为了与基督教徒的邻里和平相处作出让步？
在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扩张潮的冲击下，犹太人离开了强迫集中居住区。此时此刻，犹太人很快发现财富是社会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犹太人作为贸易商和借贷人经验丰富，并且通过维护旧有的封建秩序所得甚微，他们很快变成了现代化的大代理商。甚至在民主革命之前，他们就作为宫廷犹太人，为管理整个欧洲皇室的金融事务提供服务。他们的大都市心理素质和能说多种语言的能力——几个世纪的必需品——使他们能够形成让他们的竞争者嫉妒的国际商务关系。罗斯柴尔德国际家族的崛起，也许是资本主义扩张年代犹太人成就最杰出辉煌的事例。这一家族的创建者迈耶· 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1743—1812）最初是法兰克福一家银行的小职员，后来在城市的犹太胡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涉足钱币、勋章、古董生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在欧洲的五个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巴黎、伦敦、那不勒斯、维也纳——他的五个儿子建立了五家子公司，并且同时为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服务。这五个儿子优化了其父亲精明的商业洞察力和杰出的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羡慕和厌恶的金融机构。罗斯柴尔德极度相信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政策；他们精于利用价格差在几个市场买卖国际货币，这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冒险，要求具有对当地金融、政治状态的直接知识，以及完美的对时机的把握。他们小心地选择代理人，代理人则准确地汇报当地的情况，这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比任何新闻机构都更消息灵通的组织。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成为了传奇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而且成为犹太人仇恨者喜欢的靶子。正如汉娜· 阿伦特在其他地方所说：“还有比这样一个家族更好的证据证明一个犹太人世界政府的想象概念吗？在一个家族中有五个不同国家的国民，至少与三个政府有着密切的合作……政府间经常性的冲突从没有一刻动摇过其国家的银行家们利益上的团结。为了政治目的的任何宣传都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比现实本身更有效的象征物。”然而，为了我们的目的，审视这一金融成就的另一面也是重要的，即它对于这个犹太家族的影响及其所受到的同化和国家化的诱惑。尽管迈耶· 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成功地将他的五个儿子安置在不同的欧洲国家的首都，但是他也导致了家族统一性的最终弱化，因为几个罗斯柴尔德被民族化为德国人、奥地利人、法国人或英国人。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谈论犹太人那样，尽管他们厚颜无耻，但是他们也为民族国家的荣誉和认同而奋斗，相对轻松地跻身最高层的国家圈子里，经常表现出明显的谨慎和保守的姿态。迈耶· 卡尔· 冯· 罗斯柴尔德是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的孙子，他是1867年北德意志议会的议员，并且在普鲁士的上议院任职；维也纳的萨洛蒙男爵跻身于维也纳最高层的宫廷圈子，获得了一个五十年投资北奥地利铁路的特许权；巴黎的詹姆斯男爵和他的儿子阿尔方斯在巴黎社会都是同样声名显赫；纳坦· 迈耶的儿子莱昂内尔· 罗斯柴尔德成为了英国下议院的首位犹太人议员，他的儿子纳坦内尔在1885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世袭贵族。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依靠保持家族和商业的犹太性质来遵循严格的风俗习惯，但对民族政府的这种认同则既重视家族又重视民族的忠诚。
不像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后来的布雷施罗德家族，大多数犹太人依然生活在社会经济的边缘。只有少数人因为对国家的经济有用处才能获得显赫的地位。然而，这些人对于持续的歧视，以及发端于解放运动的、弗里茨· 斯特恩所称的“同化的痛苦”都是脆弱的。这种痛苦涉及由分裂的忠诚所造成的困境，它经常使这些人的爱国主义与他们的宗教或家庭忠诚相冲突。
处于异教徒世界的危险和诱惑之中，犹太人的堡垒一直是家族，因为就是在这里，犹太人的模式——宗教的、道德的和民族的——被内在化了。犹太人一直视自己为少数民族，他们相互认为是一个延伸的大家族里面的人。解放运动能够解除犹太社会的纽带并弱化它的关系吗？犹太社会的先锋——它的领袖和成功故事，诸如摩西· 门德尔松、路德维希· 伯尔内、海因里希· 海涅、费利克斯· 门德尔松、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朝着同化、现代化、世俗主义的方向发展。为了避免反犹太人偏见和依然存在的限制，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卡尔· 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就是这样做的，他用18世纪的启蒙传统而非自己犹太人的信仰教育他的孩子。
甚至在犹太教内部，一些分裂在19世纪初期也在扩大。那时，一些犹太人支持启蒙运动，特别是被称为哈斯卡拉的犹太教变种，它与正统的犹太教决裂。改革者们向两个古代传统——《塔木德经》的主导地位和犹太教士的统治——发起挑战，他们坚持认为，犹太教必须使自己适应现代社会，重视诸如洛克、康德、黑格尔这样的非犹太哲学家的贡献。1818年，具有改革思想的犹太人建立了犹太人科学学会，它是一个教育和宗教的机构，学会会员以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传授广义的神学，并鼓励与非犹太人进行文化对话。改革的犹太教发端于德国的犹太教堂，具有改革思想的犹太教士在那里简化教堂的崇拜仪式，在布道中取消了犹太人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或死者复活的部分，加入了管风琴和合唱团，用本国的语言而非希伯来语咏唱赞美诗。对现代性的这一让步，受到正统犹太教的强烈挑战。1843年，当改革运动的极端分子作如下宣布的时候，这一挑战达到了顶峰：
第一，我们承认摩西教中存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第二，无论从学说还是实践的立场来看，通常以《塔木德经》指派的辩论、论文、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权威性可言。第三，我们对把以色列人带回巴勒斯坦土地的救世主不抱希望，他对我们也不抱希望；我们不知道祖国在哪里，但是依靠出身和公民权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哪里。
这一不同寻常的表述，体现了有史以来虔诚的犹太人作出的最大让步，这个让步后来证明没有被大多数犹太社会所接受，它对犹太人乐意使自己认同非犹太民族的主张也没有引发广泛的认同。大多数虔诚的犹太人开始视自己既是犹太人，同时也是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他们要求法律上的彻底解放，在被视为公民的同时，也要被准许按照他们的宗教行事。欧洲国家乐意承认这种要求的程度，决定了欧洲犹太人被他们所居住的民族社会融合、同化、宽容的相对程度。
<h2>
民族主义和欧洲种族主义年代的犹太人</h2>
在后拿破仑时代，在欧洲许多社会对犹太人的融合和宽容存在着长期的争论。这些争论在那些犹太人数量较多并达到较高社会意识水平的地区明显而强烈，主要是在法国和德语国家。在思想家们那里似乎比其他优先的问题是：在宗教、伦理和文化的范畴，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是否与德国人或法国人的民族性格相匹配。法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有着非常一致的感觉，他们对犹太人的反对主要集中在宗教，后来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法国的犹太人数量比其他国家少很多，在18世纪后期才刚刚超过5万人，在地理位置上主要限制在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的反犹太人偏见主要是由三类人士表达：一是反动的罗马天主教作家；二是犹太教的改宗者，他们积极地反对过去同一宗教体系的成员；三是社会主义的批判家，他们因为犹太人推行资本主义的行为而攻击他们。然后，德国人在几个方面的反应更为强烈：第一，因为犹太人从未像在英国和法国那样完全被驱逐出德国，因此他们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而非仅仅是一个根植于民间传说或艺术的存在；第二紧跟着第一，犹太恐惧症构成了持续的、顽固的传统；第三，德国人缺乏对民族身份一致的感觉，会受到民族主义符咒的强烈影响，最终沿着狭隘的文化和后来非理性的路线把自己排他性地圈定起来，以致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拒绝接受融合其他非日耳曼民族的或宗教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
争论“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如洪水般泛滥于德国，这个争论正如在下一章所见，对19世纪后期的犹太恐惧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一争论依然在传统基督教的范围内受到引导。在反犹太人方面，它的出发点是安德里亚斯· 艾森门格尔对犹太人宗教和行为的指控，他的两卷本巨著《被揭露的犹太人》（1706）对犹太人的信仰和所谓的错误行为进行了研究，为仇恨犹太人的人提供了羞辱他们对手所需的全部军火，即犹太人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蔑视其他民族的信仰，他们遵循着双重道德标准——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另一个是外部目的的；他们还用活人献祭，进行圣体亵渎。艾森门格尔所研究的范围，他对希伯来语、阿拉姆语、阿拉伯语的了解，以及他机智的暗示和曲折的解释，这一切都使他的著作成为对犹太人仇恨的主要源泉，直到19世纪后期，生物学和种族主义的观点完全改变了这本书的认知框架为止。但是直到那个时期，艾森门格尔的书籍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对等物，一直是德国犹太恐惧症的起始点。艾森门格尔依然希望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如果失败了，就把他们赶回强迫集中居住区。19世纪初期的批评家似乎也是一样的，他们在浪漫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写作，尤其是在席卷德国一些城市（维尔茨堡、班贝克、拜罗伊特、法兰克福、汉堡）的反犹太人骚动中，把传统的基督教犹太恐惧症和新的、粗野的、诞生于政治挫折和反资本主义情感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同时代的犹太观察家认为，这场德国人的愤怒是一个新条顿主义，是一种新型的、浪漫的外国人恐惧症，它由右翼的浪漫主义运动（阿恩特和扬）释放，它拒绝犹太人曾是德国民族一部分的观点，因为犹太人缺乏必需的基督教—日耳曼精神。然而，许多反犹太人的批评家依然相信皈依这两个精神是可能的，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德国许多州的领导也如此相信。骚乱被无情地镇压了，犹太人的同化在继续向前，尽管采取的形式是勉强的承认，而非成熟的法律和社会的解放。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公开主张给予犹太人完全的平等权，这是对18世纪人的自然权利的民主信仰的重申。
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一种新型的犹太恐惧症出现了，它不仅掀起了一波新的席卷欧洲的仇恨浪潮，而且制造了纳粹思想得以培育的土壤。这就是建立在伪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生物学的种族主义的出现，这些理论由达尔文的追随者编造出来，他们扩展和错误地解释了达尔文的生物学发现，去适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安排。接着，生物学的种族主义和新型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聚集起来。然而，最不幸的是19世纪后期的思想家们，尤其是生活在非民主或非自由主义社会（诸如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的思想家们，开始放弃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背弃了平等、民主、自然权利和理性。这是一次深远的文化转向，对现代犹太人具有重要的意味。
种族主义根植于民族的偏见，在欧洲有着长期和丑恶的历史。欧洲大陆是有着广泛差异的民族群体的大杂烩，它们之间的紧张可以回溯到数千年前。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剧了这些紧张，因为民族自决和扩张的理想现在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并上升到准宗教的水平，甚至上升到本质上千年论的水平，它威胁要在重新开始的冲突中爆发。最尖锐的民族紧张存在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尤其是位于从巴尔干到黑海漫长、宽阔的带状欧洲部分，在那里，数个世纪不断变化的征服，已经把这些地区分裂成多民族的、多语言和多宗教的混合体。也就是在欧洲的这个部分，大多数犹太人居住于此，后来被种族问题放大的民族主义制造出了最严重的伤害。另外，在这些地区，泛斯拉夫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增长，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解散多民族的帝国中，在统治精英复兴帝国的梦想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民族冲突必然激发的最阴险的影响是种族主义，它在19世纪起源于个人或社会偏见，发展成总揽一切的、宣称拥有进入世界历史万能钥匙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的思想家在颂扬他们种族优越性的时候，主要诉诸新的生物科学，以及有目的地采自生物学的社会含义。公共的讨论非常强烈地集中在神奇的达尔文的术语上，比如“自然选择”“遗传性”“生存斗争”“适者生存”；潮水般的印刷品关注于种族血统、种族行为、种族繁衍、种族提高。借助达尔文的发现，公众自然想知道哪些社会、哪些民族最为优越以及为何优越。必然的结果是，民族中心论的研究者们一下就得出了草率且对自己有利的结论：皮肤的颜色是生物的优势，因此也是社会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阐明最优势民族和最低劣民族的种族特性，以及依靠比较人类学证明哪些性质提升生存能力，哪些性质弱化生存能力，仅仅是无足轻重的问题。普遍的共识是：竞争、勇敢、大胆和进攻的性质提升了生存能力；同时，软弱、妥协、和平，总之是消极的特性，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受欢迎的。
这类想法和新兴的优生学运动相联系，它发端于英国，由达尔文的表兄弟弗朗西斯· 高尔顿爵士创立。高尔顿是这一信念——在铸造个人性格时，遗传的作用高于环境——有力的倡导者。他和朋友卡尔· 皮尔森一道，呼吁民族同心协力去繁衍一个优等的人类种族，方法是鼓励适者生育，同时假如是必需的话，采用绝育的手段阻止那些虚弱的、无能力的、患病的人生育。就是在社会优生学的讨论过程中，皮尔森和其他人推动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形式和五十年后的纳粹采用的相差不多。例如，皮尔森用个人有机体的类比来描述民族，并警告说，除非一个民族是同质的整体，否则它不能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阶级的冲突完全是分裂性的，必须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根拔除。在这个国家当中，每个个人不再考虑社会等级，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合作；在这个国家当中，依靠适当的优生办法，最强壮的、最聪明的人获得领导的地位。
在所有种族主义理论家当中，种族主义最有说服力的布道者是法国的亚瑟· 德· 戈比诺伯爵和英国的休斯敦· 斯图尔特· 张伯伦。戈比诺经常被视作首位“雅利安”（白种人）优越性的代言人，他的四卷本文集《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和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基石之一。他们两个人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现代工业化和民主的社会弊病采取坚决反动的态度。两个人还企图用种族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文明的兴衰，认为使得文明成为可能的创造性增长的基因，存在于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当中，两个人不加鉴别地、错误地将雅利安人作为标签从语言学转移到生物学。两个人也是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视犹太人不仅是种族上次等的种类，而且是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假如雅利安人或条顿人是文化的创造者，犹太人一直是文化的毁灭者，一旦犹太人把他们的印记贴在任何运动上，它的活力就会遭到破坏。张伯伦指出，基督教因为其双面的表现，即一半是犹太人的，一半是雅利安人的，因此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它的雅利安人的一面，在象征主义和神话方面极为丰满；犹太人的一面，在对仪式和法规严苛的遵守中色调强烈。这样，基督教中最好的成分——它原始的活力和童真的信仰——被犹太人的因素扭曲成难以容忍的信条，这一信条强调罪恶、罪行和惩罚，而不是拯救、爱和神恩。在这些反思的过程中，张伯伦对犹太人的深深反感使他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鉴于雅利安人英雄的特性，耶稣必定是雅利安人，而非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