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澳门郊区一个类似凶宅的地下室，里面黑天白日都点着蜡烛。这一次，日方参加者除今井武夫外，还有前面提到的陆军参谋本部的臼井茂树，此人带来了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委任状。

这一次，谈到对汪精卫的安置，“宋子良”提出先由张群代表蒋介石去上海跟汪精卫会谈，叫汪出国或彻底隐退，随后板垣征四郎去重庆，跟蒋介石直接会谈。

对板垣去重庆这一点，东京来的臼井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似乎表明日本上门去求国民政府？”他仍建议双方在长沙举行停战会谈。先搞完这个会谈，张群再去上海会见汪。

“宋子良”表示反对。

臼井又建议蒋介石、汪精卫和板垣征四郎联合会谈，地点可以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

“宋子良”认为三人会谈可行，但谈判地点不妥，蒋介石是不会出席的。关于伪满洲国和华北驻军问题，“宋子良”说这是中日一切争端的祸根。

日本人给出的最后回答是，这两个问题可以在谈判中用双方认可的“技术性手段”加以解决，反对将它们置于和平条件外。

多日后，在香港，“宋子良”称自己从重庆回来了，并带来“大人物”的回复：1940年7月中旬左右，蒋介石可以出席跟板垣征四郎、汪精卫的会谈，地点必须在长沙。板垣征四郎给参加谈判的日本人发出指示，说不能在长沙，最好在洞庭湖的一艘小船上。“宋子良”坚持在长沙。最后，日本人同意了，定在长沙会谈，时间在8月初（这就是板垣征四郎一度叫攻占宜昌的第13师团把对该城的占领维持到7月底的原因，即保持对重庆的压力）。“宋子良”提出参加者只能是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不得掺和。

6月24日，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飞往南京，会见西尾寿造和板垣征四郎，带来陆军中央的一个说法：关于华北驻兵和“满洲国”问题可以不作为谈判条件，等停战后双方进一步协商解决。正如前面说的那样，欧洲战场出现重大变化尤其是法国投降后，东京的一些人急于结束战争，以把兵力用到出现势力真空的东南亚，如印度支那。

这就是日本人和重庆政府秘密接触的来龙去脉。

不过，随着7月份蒋介石极为讨厌的近卫文麿的二次组阁，“宋子良”立即提出三条要求：一是叫日本政府废除当年提出的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二是废除跟汪伪政权的条约，三是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谈时不涉及蒋汪合作的问题。

驻香港武官铃木转回东京，拜访了似乎心不在焉的首相近卫，后者写了这样一封信：

蒋介石阁下：

顷悉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所派之代表于香港就日华两国之问题交换意见，已半载有余，其结果是最近阁下将与板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见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

近卫文麿谨启

随后，在南京，板垣也写了封信：“为了有助于日华尤其是中国内部取得圆满和平，对于蒋汪合作问题，应有提出善意的建议的机会，但作为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九月初，神秘的“宋子良”对铃木卓尔说：“近卫首相的信有点问题啊，信中没提到取消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此外，对长沙和谈，好像不是全面支持，而只是个旁观者。万一以后日本内阁再换，继任者有可能把会谈的执行问题推到板垣的个人身上而不履行承诺。”

随后，“宋子良”告诉铃木：“在当前情况下，和谈很难进行下去了。”

“宋子良”说：“在另一个渠道，你们又提到承认伪满洲国和在华北驻军问题。”

铃木说：“另一个渠道？”铃木心里琢磨，有可能是和知鹰二开展的“兰工作”。

“宋子良”说：“你们都是板垣征四郎的代表，我们相信谁？另外，据情报得知，你们把秘密和谈的情况拍了照片，有这事吧？”

铃木慌忙摆手，说：“断无此事。”

“宋子良”说：“你们说的蒋汪合作到底是什么意思？最近人们纷纷议论，认为中国依旧有很强的抗击下去的力量，没必要谋取屈服性和平。”

铃木愣了一会儿，说：“日本不考虑缓和和平条件。蒋汪合作是日本的希望，重庆方面若把汪方的要人全部排斥出去，和平将无望。至于照相问题，没有事实根据。中方若有抗战能力，愿意打就打吧。”

“宋子良”说：“你们也要清楚一点，战争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

铃木想了想，最后说了一句：“我们知道你不是宋子良。”

诡异的秘密接触至此结束，这是1940年9月的事。两个月后，日本正式承认了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政府。

虽然有这次接触，但一个事实是：东京军部更多的好战者，其实从没想过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按日本人自己的说法，当时没计划点对点地直接跟蒋介石谈判，而是只抱着一种“可有可无的、如果成功了也不错”的想法在香港接触重庆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接触还在继续时，也就是一个月前，1940年的8月，华北的八路军出动至少105个团，发动了敌后战场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百团大战。可以说，在情绪悲观的1940年，延安发起的百团大战，极大地振作了全国抗战的士气。后来，日本人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里这样说：“这（香港接触）是八年中中日最接近的时候，但就在这种时刻，在华北，八路军断然发动了深出日军意料的作为运动战的百团大战，因为觉察出了重庆政府和日本要进行谈判的蛛丝马迹。”

在重庆跟日本人在香港停止接触的9月，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华南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趁法国在欧洲战败之际，连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一起主导策动了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的行动，意图切断中国另一条国际补给线滇越铁路并在法国被德国击败后一点点控制其殖民地印度支那。

日本如此急切的扩张野心令美国大吃一惊。

此前两个月，进入1940年7月后，《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期，美国宣布不再续约，两国进入无约束的条约空白时代。在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后，美国即开始对日本禁运废钢铁（在此之前，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宣布其“东亚新秩序”中的“东亚”涵盖东南亚地区，对此明确表示反对的美国已禁止向日本输出航空汽油）；与此同时，宣布向中国追加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半年前曾有2000万美元贷款；到1940年底，另有1亿美元的贷款打向中国）。而英国，也在10月8日也重新开放了关闭三个月的滇缅公路。

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真正引起了美国的恐慌，由此开始正视中国的抗战并大规模开始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

对于日本来说，从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他们确实有下南洋的具体想法了。

一个动作是：东京将华南方面军隶属于大本营，而不再归中国派遣军指挥，理由是国际局势变化太快，华南方面军又处关键位置，直接归大本营指挥可达到所谓“针对局势神速用兵”的目的。

随后，在东京举行了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参加者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次官阿南惟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东京人）、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次长泽田茂、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有两个变化：一是在陆军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干了九年的闲院宫载仁亲王离职，杉山元接替了他的职务；二是驻蒙军参谋长田中新一被调回国内，坐在了作战部长的关键位置上。

跟以前的会议不同的是，他们同时讨论了解决“中国事变”和出兵南洋两个议题。

鬼子高层最后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一直抵抗是因为对日本的实力估计过低，而且自身依靠外援。如果占领南洋，一可完全切断战略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二可用那里丰富的资源充实日本的国力。一年前的1939年秋，日本就遭遇经济困难。早在1938年6月，为解决枪支不够用的问题，军部就下令把军校所有教练用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中国前线；三可以把对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而出现的抱怨化为取得南洋新胜利后的兴奋。只是，兴奋能持久多久呢？在这个秋天，日本人不去想这个问题。

9月还发生了一件事。

9月27日，在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推动下，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在柏林缔结了同盟条约。

条约看上去是针对美国的。

在此之前的1936年，三国还曾签订了一个针对苏联的防共协定。

松冈的外交时常叫人摸不透。有人认为他反美而亲德，有人则认为他并不反美，认为只有三国成为轴心后，才可以避免同美国的战争。他曾跟密友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自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1939年8月），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的斡旋，日苏关系调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苏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与日本开战。”

随后一天，昭和天皇把新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叫到皇宫，问：“跟德国也已经结盟了。下一步怎么办？你们把卫戍东京的近卫师团也调到中国大陆去了，开始说调到华南，后来又调到华中，说叫他们打败重庆政府，但最后又调回华南，你们有没有一个坚决的计划？”

杉山元吭哧半天，说他没参与此事。

这件事是这样的，东京要压缩山海关内的日军而充实关东军，受到西尾寿造、板垣征四郎抵制。讨价还价后，最后决定将85万日军削减为1940年底的72万。削减前，派驻东北佳木斯的大阪第4师团和卫戍东京的近卫师团到华中参战。按板垣的计划，后者放在华南。不过，决定确保宜昌后，板垣又将之调入华中，于是华南方面军就不高兴了，正在东京的副参谋长佐藤贤了走后门，又把该师团弄到了华南。

天皇望着杉山元，1937年夏，时任陆军大臣的杉山保证3个月打败中国而结束战争。

天皇说：“现在，在大陆的日本军，是不是感到中国军队很难对付了？”

杉山顾左右而言他。

天皇说：“现在政府承认了汪精卫政权，等于说跟重庆政府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既然如此，你们有没有把握彻底打败他们呢？”

转天，天皇近臣木户孝允再次质问杉山元有没有把握打败重庆政府这个问题。

这一次，杉山元说了句话：“很难。”

木户说：“既然如此，是不是应调整下战线，以适应我国财政和物资呢？”

杉山说：“很难。突然撤兵，会被外界认为我们战败了。”

木户说：“也许像你说的那样。即使如此，是不是应下决心，制定个方案呢？就是说，怎么打败重庆政府。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方案，一年年这样拖下去，对日本的好处是什么呢？”

杉山说：“这要充分进行研究。”

木户说：“什么时候能研究出来呢？作为总长，您需要关心国家的财力和资源问题。”

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作战课长公平匡武一度提出直攻重庆的作战计划。他认为，既然政略不行，就用武力降服重庆。后来，他叫一个参谋回东京汇报，其中一条是，如进攻重庆，则需要10个师团和六个月的时间。建议到了杉山元那里，很自然地被搁置了。不过，新上任的杉山元为显示自己精神抖擞，随即出差走了一圈儿。

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是新上任的东条英机的同学兼密友后宫淳，他极力反对用兵南洋，而主张集中力量给重庆致命一击。后宫说：“为什么我们的战略总是侧重于切断援蒋通道而不是直接对其政权所在地给予一击？假如陆军中央再给我三四个师团，我就可以率军占领昆明，与华中和华北的部队一起成功合击重庆。”

杉山元说：“你这个想法很怪，跟陆军中央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是难以实施的。”

在中国继续抗战、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而对整个南洋蠢蠢欲动、日德意已经结盟的1940年冬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之兵工厂的职务，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