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江城魔镜(2 / 2)

陆军说:“海军不要太气盛!”

海军说:“不气盛叫帝国海军吗?”

这对话听着有点耳熟吧?告诉你,情形基本上差不多。

但这一次陆军也很决绝,即使海军不支持,也要扩充关东军军力。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削减山海关内85万日军的军费(一年消耗20亿日元),同时在未来两年里,把兵力压缩到40万。

西尾寿造为上述之事而头疼,对宜昌那边有些心不在焉。

对占领宜昌这件事,最初第11军是比较积极的,但作战过程中,司令官圆部和一郎又一度跟幕僚传达宜昌不在目标之内的命令,所以才有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力排众议进而攻占宜昌的行动。攻占并长期保有宜昌是天野的想法,准确地说是他的老上级冈村宁次的想法。关于宜昌攻略问题,在1940年3月上旬冈村离任时就被提到了,甚至曾一度派天野到南京商谈此事。

当时,冈村对天野说:“扶植汪精卫政权是个糟糕的决定,只会进一步刺激和凝聚重庆政府。我不理解板垣征四郎为何如此热衷于此事。如果不直接从中国撤军,那么解决‘中国事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进行所谓‘积极作战’,一是在湖南战场保持对中国军队的打击,二是在河南信阳跟华北方面军合作打通平汉线,三是兵进湖北宜昌,进而攻略重庆。如果不是这样的,用山海关以内85万日军中的大多数维持据点和城市没任何意义。在日本军之正面,亦所谓重庆军之正面战场,敌抗日势力之中枢不在于其政府之要人,也不在于若干地方杂牌军,而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

插一句。抗战开始后,黄埔军校迁到四川成都,并在九个地方开设分校。战争爆发的1937年,正是第11期学员毕业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直接上了疆场,大多成为连排级军官,阵亡在了一线。实际上,从“七七事变”爆发,到淞沪会战结束,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就已阵亡一万多人。由此可以估算到1940年乃至整个抗战期间黄埔毕业生的战死人数。

被奸雄冈村面授机宜的天野,在南京,提出进行宜昌攻略,要在五月初对汉水两岸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进而在六月汉水上涨前完成对宜昌的占领。后来的作战进程确如天野的盘算。但现在,对是否长期占领宜昌,大小鬼子又吵成一片。

东京军部态度暧昧,南京的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则认为占领到7月底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可以配合在7月会有眉目的“桐工作”。

派遣军作战课长,也就是当初跟井本熊男一起来华进行参谋旅行的公平匡武,虽跟井本一样偏向于长期占领,但他也知道那就意味着要在武汉到宜昌间设立兵站基地和补给线,而在东京要压缩派遣军兵力的当口,日军又没那么多人保持这些据点。

希望保有宜昌到7月底的板垣征四郎给东京发了份电报,说:“从政略考虑,占领宜昌是有价值的。前提是,推迟对中国派遣军部队的削减。同时,再派两个师团入驻华中。如果这样的话,将保有宜昌,对重庆威胁,从侧面推进‘桐工作’进行。”

东京在回复中,仍模棱两可。

在这种情况下,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给第11军发去电报:“还是从宜昌撤军吧。”

6月14日,公平匡武飞抵第11军司令部,跟天野正一做了一次长谈。他告诉天野:“现在东京和南京在兵力运用方面处于一种奇怪状态,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在这当中作梗,所以我没办法确定派遣军能分一部分兵力支援第11军,以保证对宜昌的长期占领。此外,秋季可能要在湖南用兵,打击薛岳第9战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是难以保证有富余师团调到宜昌。”

公平飞回南京后,天野不顾板垣征四郎希望占领到7月底的意见,一气之下向田中静一下达了6月17日零点立即撤离宜昌的命令。

但就在此时,几天前到南京协商削减山海关内兵力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中国班班长荒尾兴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5期,高知县人)中佐,受到德军攻占巴黎的刺激(田中率军袭破宜昌的6月12日,巴黎被德军攻占),回东京后没几天,建议军部下达长期占领宜昌的命令,观点是:巴黎陷落后,世界局势已为之一变。新局势下,法国已无法保护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支那,这给了日本兵进东南亚的绝好机会。要兵进东南亚,最好先结束对华战争,无论从政略诱降的角度,还是从军事压迫的角度,长期占领宜昌进而威逼重庆政府走向谈判桌,都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

荒尾的观点一出,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似乎一下子冒出来很多明白人,齐声说:“呀,还真是的,快快长期占领宜昌!”

以前一直对占领宜昌不感冒的军部参谋次长泽田茂也开始低头。此人曾说过:“(‘中国事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日本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大?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陆军大臣[4]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没办法跟中国军队进行决战。要想叫蒋介石放弃抗日,只有立即从瓦解其政权着手……”

6月15日下午,两名皇族,即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觐见昭和天皇,后者提出:想保持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必须确保宜昌作为中转基地,这是海军的意思。

天皇侧脸问载仁:“对保有宜昌,陆军有什么办法吗?”

载仁说:“陆军将把最精锐的第13师团放在宜昌。”

就这样,6月16日傍晚,东京向南京发了份急电,要求不得放弃宜昌。当晚八点,南京收到电报。板垣征四郎向西尾寿造展示电报,一旁的公平匡武和井本熊男互相看了一眼,后者嘟囔了一句,当时没人听清楚,但他写在了日记里:“(在到底是占领还是不占领宜昌这件事上)中央的见识,总军的判断,都不高明,消耗的只能是第一线士兵……”

南京接到电报后,把命令传达下去,程序是:先发电报给在应山的第11军司令部,随后再由第11军司令部发给在宜昌的第13师团。

第11军司令部是在当晚十点过后接到南京电报的,已错过军司令部和第13师团每天例行无线电联络的时间。天野正一急得大叫,因为再过两小时,按最初的计划,第13师团就开始从宜昌撤军了。天野用有线电话通知第3师团骑兵第3联队(该联队处于有线电话最外端,荆门至当阳间),叫第3联队派出骑兵星夜赶往宜昌,通知第13师团不要撤离。

再说田中静一那边。

按计划,他将率第13师团在6月17日凌晨一点从宜昌撤军。

16日黄昏,第13师团各部就已开始收缩一线而进行集中了。在此之前,已把宜昌城里的军事、交通和通信设施破坏,大量物资抛入长江。

6月16日夜九点,第13师团以汽车部队为先导,开始从宜昌和外围阵地悄悄撤军。

日军这个动向最先被宜昌城外第94军方天第185师的团长杨伯涛(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期,湖南芷江人)发现:“日军由宜昌方面来的汽车一辆辆衔尾向东疾驰,车上灯光忽明忽暗闪动,煞像一条蜿蜒翻滚的长蛇。”

带兵伏于山上的杨伯涛叫炮兵进行炮击。但因为天黑,无法测距,炮击效果并不明显。

正在这时候,参谋长李仲辛(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传达师长方天的命令,全师撤退(李跟陈诚身边的刘云瀚是陆军大学11期的同学,两人又为至交,同为“土木系”青年将校的代表人物)。

只说夜色中的杨伯涛,带着自己的团向北撤,路上突遭一队日军,近得已能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了。自己这个团,经过一个来月的作战,已没多少人了,所以杨担心贸然出击的话,反而会被不明数量的日军包围,于是就硬着头皮跟那队日军平行行军。那队日军当然发现了杨团。奇怪的是,他们好像也不想惹麻烦,同样闷着头走。

在一个岔路口,中日两支部队“分别”,杨伯涛的团继续向北,日军则折向了东面。

杨伯涛把情况报告给方天。方天还没说话,副师长石祖黄(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说:“鬼子要撤了!”

陈诚拿到消息后,立即给第18军军长彭善下令,叫他的部队在第一时间发起反攻。

彭善一面给离宜昌城最近的第199师师长宋瑞珂打电话,叫他马上布置攻城;一面给已转进到宜昌城外镇境山的第11师师长方靖打电话,叫他组织追击队。

6月17日黎明,宋瑞珂指挥第199师的两个团冲进已是空城的宜昌。

17日上午十点,田中静一带着第13师团司令部出现在距离宜昌十公里的野地里,突遇第3师团一中队长送来的“继续保有宜昌”的紧急命令。

田中静一捋着浓密的胡子,想了想,压住火,说:“那就重新攻占宜昌吧。”

于是,本来要进行追击的方靖第11师的侦察兵在望远镜里发现奇怪的场景:开始,日军是往东撤,但走着走着,又掉头过来,重新往西奔跑而来。

一眨眼,日军又重新出现在宜昌城外,二话不说开始攻城。

结果是:几个小时过后,第199师的部队又被从宜昌城里赶了出来。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第18军的战力。第18军作为陈诚的起家部队,在中央军几大主力中建制时间最长。不过,这个部队有个缺点,就是在抗战时代,它所辖的师屡屡变动。最初的第18军只辖有第11师,那是1930年。一年后,第14师加入。1934年,定下的规模是:第11师、第14师、第67师、第94师。这也是抗战爆发后淞沪会战时的建制。淞沪会战后,第94师、第67师相继调离,第60师、新编第23师加入,仍是各军中辖部队最多的。为此,武汉会战中,陈诚将该军一分为三:第18军、第54军、第79军。第18军辖第11师、第198师、第199师。很快,第198师又调出去,第18师加入,即宜昌战时第18军的阵容。后第199师调出,暂编第34师进来。再后来,暂编第34师调出,第55师加入。雪峰山之役时,第55师被裁剪,第118师加入。

上面就是第18军纷乱的建制史。

跟武汉会战后第74军即确立第51、57、58师的固定阵容相比,第18军的建制史太混乱了,直接导致军所辖的各支部队战力不整齐。现在,对鬼子又回来了这件事,从宋瑞珂到彭善到陈诚,都一头雾水。继续打吧。接下来,虽然周喦第75军协助第18军进行了反攻,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田中静一率军重新攻占宜昌,郁闷只有这个师团自己清楚。按《第十三师团机密作战日志》记载,他们在撤离宜昌前,把城里的军事、交通、通信、营房全部破坏,所以二占宜昌后,很多士兵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于是只能认倒霉。

宜昌被日军占领,为保卫重庆,焦虑中的蒋介石第三次设立第6战区,由陈诚出任司令长官,驻扎在鄂西的恩施。同时,蒋要军委会严惩枣宜会战中作战不力的将领。为此,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陈诚一起飞抵老河口出席检讨会议。

会前,李宗仁看看白崇禧,白崇禧看看李宗仁。

白崇禧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李宗仁长叹一声。

检讨会上,经历多次大战且均有上佳表现的第75军军长周喦被嘉奖,晋升为集团军总司令。嘉奖理由是:作战努力,牢牢掌握部队,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奉命要去的地方。

李延年第2军所辖的无名师也被表彰。该师即昆仑关之战中的郑作民第9师。当时,因部队崩溃,师长阵亡,蒋介石一气之下,定其为无名师。这一次在峡口,该师作战勇敢,死死咬住日军第3师团,由此恢复番号。

众多将领受到惩处。

江防军总司令郭忏被撤职(郭后到陈诚第6战区做参谋长,开少校工资),由吴奇伟接任;第18军军长彭善亦被撤职;直接丢宜昌的罗广文无事。

陈诚是不想撤掉彭善的。

按宋瑞珂的说法,彭善“为人正派,秉性刚直,不会吹牛拍马,不善交际应酬”。性格严肃的彭善,从淞沪会战开始,就带着第11师打拼了。陈诚当然知道,救宜昌这件事,换了谁去,结果都一样。

可在开会前,蒋介石就打来电话,说彭必须撤掉。

蒋介石这样做,一是因为宜昌确实太重要了,救火的第18军作战不力;二是因为第18军是陈诚的嫡系,不惩罚这个军的将领,别人会有话说;三是因为,确实有人向他嚼舌头。

至于嚼舌头的是何应钦还是白崇禧,我们不得而知。

继任第18军军长的是方天。方天虽有黄埔、陆大双学历,但由于资历不深,所以本来是轮不到他的(由师长直升军长),但因争当这个军长的人太多,一时间搞得陈诚焦头烂额。

陈诚无形中建立了自己的“土木系”,但本人又非常反感系内部关于人事方面的争权夺利。想来想去,他决定不从第18军内部提拔,而直接把第185师师长方天调了过来(方所在的第94军,亦是陈诚嫡系,成立于武汉会战期间,军长李及兰的前任正是郭忏)。

跟老实的彭善、方正的方靖不同,作为后起之秀,方天属于比较有心机的人,这一点跟胡琏相似,上任后先是挤走了副军长(罗树甲),又收拾了参谋长(梅春华。梅贩私盐,以重罪枪毙)。后来,第11师师长方靖升为副军长,胡琏升为第11师师长。可方靖不愿给方天做副手,很快就向陈诚申请,做了个暂编军的军长。腾出来的第18军副军长空缺,则由第18师师长罗广文递补。

第18军的摊子稳当后,陈诚开始打理重建的第6战区,此时该战区已成为重庆外围的屏障。

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曾设第6战区,先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后以商震为代司令长官,但在1940年春撤销。现在,战区再次设立,由于出任司令长官,陈诚向蒋介石固辞包括军委会政治部长等在内的中央兼职。在他看来,因兼职太多,故而每每被临时派遣,艰难困苦不说,反而被人嫉视,诸如桂南、宜昌之战,“人家偷了牛,由我来拔橛”,以至其心意难平。

这一回陈诚力辞兼职,终被蒋介石批准。

陈诚在回忆录中说:“这一回算是生效了,委员长准我摆脱中枢方面的职务,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从二十九年(1940年)八月起一直到三十三年(1944年)底我接任军政部部长时止,未再在中枢任职。这中间四年多的时间,以在第六战区任内为最久,虽尚不满三年,但也所差无几。事后检讨,这三年总算尚未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在军事方面,宜昌以西,敌人未得寸进,拱卫陪都的责任,差不多可以交待下去;在政治方面,湖北省政府在地瘠民贫的条件之下,军民生活大致尚称安定……”

第6战区辖境不小,包括鄂西、鄂中、鄂南、湘北及湘西、川东、黔东。

蒋介石极为重视再度设立的第6战区,曾说过“军事第一”“第6战区第一”的话。

作为四川大后方的外围,第6战区相当于在第5战区和第9战区后面系了条腰带,并与第5战区和第9战区互为掎角。接下来,陈诚在鄂西小城恩施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光,应该说是尽心竭力的,不但屏护了川东、拱卫了重庆,在当地的建设搞得也很有声色:减租、兴市、惩贪、吏治、办学。一时间,鄂西群山中的恩施,成为抗战后方的明星城市。

继续说枣宜会战。

如果说在汉水东岸的战役中,中国军队仍掌握有一定主动权,比如汤恩伯之围攻第3师团,那么汉水西岸的战役,则一败涂地。会战爆发后,军委会曾下令给薛岳,叫第9战区发起攻势,牵制日军的兵力,但薛岳搁置了这条命令,基本上是按兵不动,以致重庆军委会苏联总顾问福尔根在给蒋介石写的会战检讨报告中有这样一条:“第9战区司令长官公然不执行军委会命令。”

作战地境横跨鄂豫皖三省(长江以北,黄泛区以南,津浦路以西)的第5战区,其战略任务第一条就是确保宜昌、沙市,屏护重庆;第二条是保持鄂北,巩固重庆外翼。但经此一战,宜昌、沙市均告陷落,外加第6战区成立,其重要性立马下了一档,在日军的眼里也成了鸡肋,所以李宗仁是非常郁闷的。

至于日军那边,虽攻占了宜昌,但从后来的行动看,并没最大限度地利用它的战略价值(只多了一个空军基地而已)而再西攻。

其实,当时陈诚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日军一旦进攻四川,除走水路外,陆路只能走宜昌长江西南岸(东北岸是大巴山,不好用兵),而西南岸只有一条路经恩施入川。所以,在这条路上,第6战区修建了不少战斗工事。但攻占宜昌后再无动作的日军,似乎仅仅满足于对“锁住重庆咽喉”这件事的想象。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天东京最大的亮点,就是叫仙台的苦力们来回折腾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