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枣会战期间的1939年5月，日苏在诺门坎再次爆发冲突。从5月打到9月，战斗激烈程度和规模是一年前的“张鼓峰事件”不能比的。

事情是这样的。

伪满洲国跟蒙古的边境有一段大致以哈拉哈河为界，但有争议。

5月4日，蒙军进入东岸放牧，被伪满士兵驱回西岸。前者发起反击，攻下后者的哨所。得报后，驻海拉尔的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来自熊本）立即派出一个先遣队赶往出事地点，接着对蒙军守备地点发起进攻，将之打回西岸。

事情当然没完。

伪满洲国背后是日本，蒙古背后则是苏联。根据两国协定，苏军立即出动。

关东军也不示弱。此时，位于关东军作战指挥中心的，是两个“小人物”：一个是作战课作战班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战争期间，先后两次出任位于指挥中枢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一个是爱制造祸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

他们先是叫小松原道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神奈川县人）独自率领第23师团增兵诺门坎。后来发现不行，又派第7师团一部增援。战事越发激烈后，紧急调第13师团长荻洲立兵为关东军第6军司令官，统一指挥诺门坎日军各兵种作战。

但依旧不管用。

从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谋划的作战方案看，显然低估了苏军的战力。

以朱可夫为最高指挥官的苏联红军，在自开战后，往诺门坎地区运送了18000吨炮弹、7000吨燃料，集结的坦克和装甲车达到844辆，作战飞机515架，大炮542门。打到半程后，日本人看着手里那点可怜的坦克、飞机和大炮，开始傻眼了。

这种情况下，东京军部计划调山海关内的第5、14两师团增援，而位于关东军战斗序列的第2师团和第4师团已赶往火线。但最后时刻，增兵再打这件事被大本营制止，进而向苏联请和。

日本先低头。

这一战结束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第6军司令官荻洲立兵、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等全部被拿下，勒令退出现役。但是，策划作战的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却没什么事，只是被调走而已。

“对这两个人的处分仅此而已。责任均由指挥官和幕僚长担任，与参谋无关——这就是陆军的原则。”[3]结果是，日美太平洋开战前，服部卓四郎被提升为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辻政信又跑到服部身边做参谋，两人与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组成所谓“开战三人帮”，在参谋室里策动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幕。

一年前“张鼓峰事件”爆发时，蒋介石还寄希望于日苏大打。这一次激战诺门坎，他同样寄予希望，只是最后他同样失望了。

不过，就在诺门坎之战的尾声，欧洲局势骤变！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随后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

这并非全部的变数所在。

往前推一周，诺门坎大战最激烈时，希特勒跟斯大林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人顿时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德意日三国同盟是一年后的1940年秋签订的，但在三年前的1936年，日德还签订过一个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协定里，有这样一条：“缔约国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与苏联订立违背此协定的条约。”现在，德国人没跟日本人打招呼，就擅自跟苏联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等于说把东京给骗了。可面对强大的德国，处处以德国为师的日本，又没资本发作，只能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一样咬嘴唇、甩辫子。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首相平沼骐一郎终于撑不住了，最后以“欧洲正在发生一系列怪事”为由拍屁股走人。

欧战的爆发和《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签署着实让东京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按东京军部判断，至少三年后即1942年欧洲才有可能打起来。正是出于上述判断，1939年春，东京的陆军中央还弄了个截至1942年的作战规划。规划的基础是：在1942年，怎么打赢跟中国、苏联同时进行的战争。没想到一切来得如此之快。

1939年的夏末秋初，东京很热，人人都在谈欧战，这个民族处于一种奇异的状态：大战开始了，日本怎么办？这是一种集兴奋、贪婪、茫然于一体的状态。

无论如何，1939年的世界是个开始加速疯狂的世界。

在那样一个时代，西面是魔兽一般强力的纳粹德国，东面是攻击成性的军国日本，人类世界何去何从？

美国人还在沉睡，苏联人暂时还不想掺合进去，英国和法国在吃到德国人的苦果后，想奋起反抗时才发现：经过二十一年忍辱备战的德国，在希特勒的掌控下，已武装到牙齿！

只说接替平沼上台的新首相：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策划者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的岳父阿部信行。

阿部在朋友圈被认为是个平庸到极点的人物。

不过，阿部一上任，却做了这样的表态：“欧洲开打，帝国无意插一腿，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仍是解决‘中国事变’。”

这话一出来，海军很乐意，说：“对呀对呀，说得太好啦！谁说阿部大将平庸啦？阿部是陆军中少数几个明白人好吗！”

海军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对日本跟德国结盟啥的不感冒。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认为结盟德国，必然得罪英国和美国，他仍认为苏联是日本最大的敌人。海军中央的佐级军官则直接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准备东南亚作战，把英国、美国、荷兰横扫出去，他觉得，必须控制西太平洋并占有那里丰富的资源，比如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和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的橡胶。

阿部内阁的新任陆军大臣是刚从中国战场回来的畑俊六。

畑俊六也不赞成结盟德国，认为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一个主要原因是后者有苏联、美国支持，现在欧洲大战爆发，大家注意力转移了，日本也就有了迫降中国进而了结战争的机会。

畑这个观点被阿部认可。

就这样，1939年9月上旬，东京的新内阁组成没几天便撤销了原来的华中派遣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用来统一指挥侵华战争。第一任司令官是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是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下辖华北方面军（驻太原之第1军、驻济南之第12军、驻张家口之驻蒙军）、驻武汉之第11军、驻上海之第13军、驻广州之第21军。

中国派遣军虽是个总军，但实际上主要指挥华中的日军。换句话说，华北方面军和华南第21军具有比较大的独立性，比如这两支军队的兵站交通事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就无权过问，而直接由东京的陆军中央指挥。

为应对国际局势尤其是继续加强对苏联的备战（按很多人的说法，经诺门坎一战，日本放弃了北进政策。实际上，1940年初夏，德军降服法国后，军部要人田中新一仍起草了5个月内结束东南亚战事，随后北攻苏联至贝加尔湖的作战计划），东京把一些老牌师团调回国休整，随后将一些新建师团投到中国。以第11军为例，金泽第9师团调回去了，京都第16师团也调回去了，在保留第3、6、13等主力师团的基础上，组建并调来第33、34、39、40师团等部队。

在这里，交待一下第16师团和第9师团的后史。

作为侵华战争前期的主力，这两个师团全员参加了南京战和大屠杀以及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的重要战役。

第16师团被调回国后不久，在陆军中央失势的石原莞尔出任了师团长。不过，没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就又走人了。珍珠港事变后，第16师团编入本间雅晴第14军，担负进攻菲律宾的任务，后一直屯驻该国。战争末期，爆发日美最大的会战莱特湾海战，此时京都师团的驻地正是莱特岛，后几乎全军覆灭，可谓恶魔部队最适当的结局了。需要提到的是，京都师团被调回国时，其前任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的狂人中岛今朝吾被编入预备役。该师团被歼于莱特岛后不久，中岛因尿毒症和肝硬化病死，躲过来华受审以及必定和谷寿夫一起被处以极刑的命运。

相比之下，金泽第9师团躲过了一劫。

回国后的第9师团，休整了将近一年，1940年夏被编入关东军，跟第2师团作为当家部队，一起警备苏联。一待就是四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六大主力中的第2、5、6、18师团陆续被投入太平洋战场，第13师团仍在华中作战，第9师团则照旧蜷缩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直到1944年，日本已穷途末路，他们才奉命去塞班岛布防，可还没到呢，该岛就被美国人打下来了，于是转赴冲绳，归军司令官牛岛满指挥。

冲绳血战前，东京担心美军率先在台湾登陆，于是在1944年底又把第9师团调到台湾。没成想，美军用蛙跳战术，绕过台湾，直打冲绳，使得第9师团在台湾平平安安地等到了战争结束。第9师团在南京战时的师团长吉住良辅，作为大屠杀的凶犯之一，跟中岛今朝吾一样在战争期间被编入预备役，战后意外躲过国民政府的追拿，在逍遥法外中活到1963年。

言归正传。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侵华格局（汪精卫出逃），东京对国民政府的策略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怎么才能进行所谓“政治诱降”呢？这就需要军事高压。从这个角度讲，主要战区的会战并没有减少。

中国派遣军刚一成立，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和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把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招至南京，决意发动一次新的攻势。

武汉会战后，在正面战场，最醒目的城市自然是长沙。

板垣虽刚因诺门坎之战的失利被从陆军大臣的位子上踢下来，但并没影响这个“九一八”事变发动者在日本军中的名号。在很多人眼里，无论石原莞尔，还是东条英机，都是他板垣的小兄弟。按板垣的想法，此战目的不是占领长沙，而是打垮第9战区的野战主力。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皱眉：“如不占领长沙，战略收获将极为有限。”

板垣解释：“如占领长沙，我们就要建立从岳阳到长沙的兵站补给线，但我手里没有富余的兵力来维护这条补给线。”

冈村在点头中质疑：“补给线确实是个问题，但不能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就放弃长沙。面对问题，要积极寻找办法解决。”

不过，冈村也没说出如何寻找办法，故而最后仍按板垣的计划行事。

此时的长沙，经1938年深秋的大火，市面上仍断壁残垣，萧瑟依旧。一年前的11月13日凌晨，由于电报中差了个“墙”字，长沙的中国守军误以为日军前锋逼近城外三公里的新河。为施行既定的“焦土抗战”策略，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放火。但点着后才知道，日军前锋抵达的，是很远的新墙河。火，却扑不灭了。

大火后，社会鼎沸，媒体质询，要求严惩张治中。蒋介石不可能枪毙张，只是把张撤职查办。但不枪毙几个人又没法向国民交待，于是长沙警备司令等三人被处以死刑。

长沙大火对这座城市来说，只是苦难的开始。

八年抗战中，对大城市来说，除南京劫难、重庆轰炸外，没有比长沙的毁灭更惨烈的了。中日在长沙的四次会战，让这座城市无时无刻不散发出硝烟的味道。

1939年9月13日，冈村宁次率第11军战斗司令所离开武汉，悄悄进驻南面的咸宁。

为麻痹中国军队，冈村叫往前方运输弹药的汽车在回来时照样遮上帆布。但这并没有迷糊掉岳麓山下的薛岳。当发现鄂南、湘北和赣北的日军稍有调动迹象，他就知道离战斗已经不远了，鬼子早晚是要打长沙的。

南昌会战后，薛岳一直在做准备，画出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中日两军对峙的新墙河，第二道是汨罗江，第三道是长沙外围的捞刀河，并制订了把日军诱至湘江东岸和捞刀河之间的三角地带进行反包围决战的方案：“后退一定距离（如至长沙附近）再决战，则决战的时间、决战的地点、决战时的兵力对比，皆可由我决定，故我主动而敌被动，我优势而敌劣势。能做到这两个的就好些，做不到就糟些。”

9月23日，在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日军发动第一次侵犯长沙之役。

中路是第6师团和第13师团奈良晃支队，左路是新编成的第33师团，右路是第3师团上村干男支队。此外，江西境内的第106师团，担负在分战场牵制中国军队的任务。

第6师团长仍是武汉会战期间的稻叶四郎。第13师团长则由田中静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兵库县人）接替去诺门坎“救火”的荻洲立兵。田中此前是日本国内的宪兵总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出任驻菲律宾的军司令官，接替老同学本间雅晴，再后来晋升为大将，做了陆军大学校长和军事参议官。日本投降前夜，他作为东部军管区司令官，镇压了拒绝停战、起兵叛乱的分子。不过没几天他就自杀了。

日军开始行动后，第106师团率先对南昌外围的高安发动牵制战。

第106师团换了师团长，垂垂老矣的松浦淳六郎终于回国钓鱼、种地、写回忆录去了。新任师团长是个叫中井良太郎的无名之辈，上任师团长前不知在哪儿蹲着。不过这小子打仗还是有一套的。在他的指挥下，第106师团的一万来人，竟然在罗卓英、卢汉、王陵基三个集团军中左突右冲，黄鼠狼般穿梭于高安、修水、武宁等地，在战术上确实起到了牵制作用。薛岳派王耀武第74军去围猎。第106师团在第74军的封堵下，虽然挨了一记重拳，但仍跳出了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