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

说到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场不义之战；对中国来说，则是一场反抗暴日残酷侵略的正义的战争。这就决定了战争最后的结果。但是，就眼下的形势来讲，又是敌强我弱，于是更印证了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那句话：这决然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只说1938年初冬，开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飞离衡山，前往桂林视察，直到12月8日，才从桂林转飞重庆，正式开始陪都生涯。

蒋介石当天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下榻。

行营位置在重庆城南储奇门附近（此后，蒋介石在重庆的活动地点，还有位于曾家岩德安里101号的“尧庐”以及西郊歌乐山的“林园”）。转天，在护卫下，蒋介石和宋美龄坐渡轮在长江南岸海棠溪码头登陆，乘车转轿上到黄山别墅。

黄山别墅位于与重庆隔江相望的苍山之上。

这座山属于真武山系，但由于顶上有黄姓富商的私人别墅，后来就俗称黄山了。山虽然不是太高，但谷幽峰秀，林木葱郁，雾气缭绕，地形复杂。别墅位置更是隐蔽，空袭日机不易发现。为保险起见，在蒋介石起居办公的云岫楼附近开凿了防空洞，以备不时之需。

别墅由云岫楼、草亭、松厅、莲青楼等寓所组成，蒋介石的起居办公地点是云岫楼。这是座临峰而建的三层木质小楼，四周花树蔽日。进入云岫楼，一层是客厅、会议室和耳房，二层是卧室（蒋睡左边第一间）和办公室，三层是个小小的阁楼——从这里，可以眺望重庆和长江的景色。

蒋介石登上阁楼，极目远望，巴蜀山川有寥廓之势。想到自己从南京辗转武汉，又从武汉移驻重庆，这个宁波人不禁想伤感一下，但随即便没有心情了，因为当年那个刺杀摄政王的少年出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以外出给学生训话为名，带着追随者以及他那个神奇老婆悄悄离开重庆，赴昆明与龙云小晤后潜行至越南河内。龙云在汪离开昆明后致电蒋介石，后者听完大惊（当时他正在西安给江北战区的将领开会）。在当天的日记中，蒋这样写道：“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

没几天，1938年12月29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汪精卫回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声明，表示愿意在“中日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基础上与日本谈判。一周前，东京的首相近卫在得知汪精卫出走后，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第三次声明，这份诱降声明的内容包括：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伪满洲国，经济提携，共同防共，允许日军保留部分部队在华北地区如内蒙古一带驻屯。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是海外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提议。这份提议在国民参政会上曾被汪精卫朗读。

现在，汪精卫却选择了与之相反的道路，一条万劫不复的附逆之路。虽然他打的是拯救国家的旗号，但汉奸就是汉奸。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争辩的。他纵然有千百理由，但唯独不曾想：横暴的入侵者还心安理得地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这个事实面前，一切的和谈都是瓦全。

对汪的出走和应和近卫声明，最初蒋介石想低调处理，因为这关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声誉。但在1939年元旦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国民党元老林森、张继、居正、吴稚晖等都愤然主张严惩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议：“此事关系国家存亡，不能因维护一个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汪兆铭（即汪精卫）应予严厉处分，否则将无以对因抗战而牺牲之同志与军民。”最后，大会以高票通过决议，开除汪党籍，撤销其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及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务。

关于汪精卫出走的具体的前因后果与一路上的经历，在这里没太多必要提及，而只想说一句：汪出走除政治主张跟蒋介石不同外，还有一个原因，即离开蒋而后快。因为孙中山去世后，作为国民党元老，汪本人从没有实权在握的时候，在党内斗争中连续被蒋击败，这种挫折感叫他对蒋有一种复杂的态度。

正如前面说的，作为国民党内二号人物，汪精卫一旦倒向日本人，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国民政府的声誉都是沉重打击。所以尽管汪应和了近卫声明，蒋介石还是通过各种办法联络汪，又派跟汪关系密切的要员进行劝说，仍旧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并带话给汪：如不想回重庆，去欧洲考察也行。

只是天要下雨这件事，是没人挡得住的。汪精卫拒绝了重庆方向伸过来的手。

汪精卫出走一事为国人所知后，延安中共方面对汪的行径进行了严厉批判。那些貌似与蒋同床异梦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纷纷通电拥护重庆而斥责汪。此外，从国内大众到海外华侨，也无不抨击汪的所做所为。

一下子，蒋介石的威望获得空前提高。这个结果叫蒋有点意外。

这个状况汪精卫也没想到。汪曾认为，他拉起“和平大旗”后，跟蒋介石有隔阂的龙云、刘文辉等西南地方实力派会响应他；粤系的张发奎、薛岳也有可能被他争取。但汪精卫不明白的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谁能且谁敢仅因前事或派系恩怨就越此雷池？！这时候，正赶上东京更换首相，新内阁态度未知。一时间，汪精卫进退维谷。

1939年早春，军统河内刺汪事件突然爆发。对这个事件，解读历来是多样的。

一种看法是，蒋介石并没给军统下达刺汪的命令，行动是戴笠自己策划的。汪险些丧命后，蒋来信慰问，说自己并不知情（汪当然大骂蒋装好人）。

另一种看法是，刺汪令当然是蒋介石下达的，但不杀死汪（汪的下属曾仲鸣做了替死鬼）也是故意的。因为如汪不死，投奔日本人后，他就是民众眼里中国最大的汉奸，这样一对比，蒋形象也就更为高大，地位也就更为稳固。

第三种看法是，蒋介石叫军统刺汪，但莫名其妙地失手了。

第一种和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第二种来自旁观者的合理想象。第一种和第三种相比较，历史真相最有可能是还是中规中矩的后一种。

河内刺杀事件后，汪精卫是铁定了心一去不回头，而蒋介石下令刺汪，也意味着他放弃了把汪拉回的努力。在此之前，蒋介石宣布设立成都行辕、西昌行辕，向外界表示继续做抗战持久之计。

再说东京那边。

对蒋汪决裂这件事，日本人当然乐见其成。不过，近卫内阁还来不及继续应对这个突发的事件就于1939年1月总辞职了，原因之一是重庆对新的近卫声明仍不予理睬。

近卫推荐枢密院院长平沼骐一郎重组内阁。

在日本司法界，平沼具有相当的地位，只是应对时局的本领还差点儿。不过，平沼也不必惭愧，因为战争期间历任的日本首相谁也不比谁强多少，上台后的他们很少真正去想这个国家的未来，唯一的活计就是推着军国的战车往前走，什么时候把它推下悬崖什么时候完事，什么时候把它推得撞到南墙什么时候齐活。

对平沼来说，上台后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汪精卫事件，二是要不要跟德国结盟。

让躲在河内的汪精卫尴尬的是：日本新首相似乎对他的“和平运动”不怎么感兴趣。平沼的理由是汪实力不足，对日本来说利用价值不大，这是平沼上台后汪迟迟滞留河内的原因之一。用汪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正月”。

但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日本军方里这些“中国通”的观点与平沼正好相反，认为汪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在他们的策动下，平沼态度最终有所转变。在双方接洽后，汪一行人先前往上海，再去到东京，最后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彻底走上附逆的不归路。

平沼内阁的陆军大臣是留任的板垣征四郎。板垣的副手也就是陆军省次官，已不再是以关东军参谋长身份进入陆军中央的东条英机了，而是后来出任第3师团长的山胁正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高知县人）。近卫内阁时，东条在一次恳谈会上狂妄地叫嚣同时跟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开战，导致东京的激进派也觉得他太不像话，最终迫于压力，辞职当陆军航空总监去了。

板垣想跟德国结盟。

可海军反对。外务省站队时，排在海军后面。平沼出任首相的几个月里，基本上每天都是在两派的争吵中度过的：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

回到战场。

进入1939年，侵华日军高层人事已发生变化。

关东军第3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长野县人）接替畑俊六，当上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杉山元接替寺内寿一，成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驻华南的第21军（后扩编为华南方面军）司令官由第5师团长安藤利吉接任；师团长的位子则由陆军省兵务局长今村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宫城县人）坐定。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他们所统领的日本侵略军，已经停止了战略进攻的步伐。

战略相持阶段的这几年，抗战格局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在华北，太原会战结束前，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上的国军作战；太原会战之后，八路军已成为华北最重要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起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开辟了一片片抗日根据地。继抗战之初的平型关伏击战后，随后几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又陆续进行了广阳伏击战、雁宿崖战斗、黄土岭战斗、神头岭伏击战、齐会战斗、长乐村战斗、冀中反扫荡战、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鲁南反扫荡战、晋西北反扫荡战、百团大战等众多战役。新四军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也向华东、华中敌后挺进，给以长江南北腹地的日军各种打击。

说起来，在敌后坚持抗战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在正面战场，军队后方还有开阔辽远的纵深地带，而在敌后战场，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举个例子：1942年初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西蒲城人）在河北遵化野瓠山战斗中为国捐躯。打开地图可以看到，遵化已是敌人的腹地，这边是华北方面军，那边就已经是关东军了。在这样的无助地带抗战，所需的意志力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个角度说，1940年春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农运出身，河南确山人）在白山黑水间的战死，更是震撼人心。

至于正面战场，硝烟最浓的仍是中南这一片。

这一区域以武汉为中心，北到河南信阳，西到湖北宜昌，南到湖南岳阳、长沙，东到江西九江和安庆，东南到南昌。中国军队的野战主力集中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也是冈村宁次第11军的作战境地。

作为侵华日军在中国山海关以内唯一一支野战机动部队，第11军担负着所谓“摧毁中国正面战场主力部队和打击重庆政府抗战意志”的战略任务。在正面战场，中日双方一共打了23场大会战，其中14场会战是第11军发动的，另有两场（浙赣会战为第11军协助第13军发动，算半个；雪峰山会战是第11军配合第20军发动，也算半个）由他们担负助攻。

在正面战场，侵华日军的历史几乎就是第11军的历史。

1939年的日军在中国依旧残酷地继续着杀戮、强奸、掠夺、纵火，日复一日的罪行让“鬼子”这个称呼是如此的名副其实。他们狂热而麻木，新兵虽然对过于血腥的场面感到战栗，但打过几次活靶子之后也就慢慢无动于衷了。在军国阴影之下，从鬼回归到人不那么容易，但他们却证实着从人变成鬼的简单。

从残暴本质的角度看，日军是没什么变化的；但从战力的角度看，1939年的鬼子稍微出现了一些状况，这主要体现在兵力结构上。

在中国大陆的日军，现役士兵（1935年到1937年入伍的）只占11%；剩下的89%都是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役士兵，其中后备役士兵又占一半（1920年到1929年入伍的高龄士兵）。这样算下来，岁数最大的士兵已在40岁左右，其战力跟侵华之初的日军相比已经有所下降了。

至于重庆政府这边，军事委员会在1939年春把部队一分为三：正面部队（潼关、洛阳、郑州、襄阳、长沙、衡阳连线，在这一线，与日军东西对峙）、游击部队（在日战区活动）、整训部队（以贵州、成都、天水等为训练基地）。正面部队和整训部队互相轮换，一支部队打一段时间，就撤下去整训，随后整训部队又再顶上去，如此循环作战，以保证战斗力不出大问题。

为应对相持阶段后的战局，蒋介石在1938年底于南岳衡山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善打运动战的汤恩伯出任教育长，并邀请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出任副教育长，国共携手培训游击干部人才。但三个月后，由于江北日军调动频繁，一场新的大战在所难免，汤恩伯便奉命带着第31集团军北返。

就在汤恩伯率军返回江北时，冈村宁次已下令攻击南昌了。

占领南昌对日军来说是武汉会战期间的一个任务，只因当时第106师团受困万家岭而没能完成。

南昌属于第9战区所辖，司令长官陈诚，由薛岳代理，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杨森、王陵基，参谋长施北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浙江缙云人），战区的集团军总司令有关麟征、商震、卢汉等人，主力部队有俞济时第74军、李觉第70军、夏楚中第79军、彭位仁第73军、欧震第4军、张耀明第52军、陈沛第37军、霍揆彰第54军、傅仲芳第99军。

武汉会战后，第9战区已成为兵力最雄厚的一个战区，薛岳掌握的部队超过50个师，分布在湖南全境、湖北南部以及江西西北部。

如此一来，本就性格刚烈的薛岳，就更加不服管了。

对薛岳来说，他只对陈诚和蒋介石负责。陈在薛不得志时，两次有恩于他，所以薛脾气虽大，但对陈非常尊敬。

至于何应钦，则完全不在薛岳眼里。何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薛发公文，薛如觉得内容不合己意，往往会直接在上面批上“不理”“胡说”这样的词。何应钦一点办法没有。

白崇禧同样降不住薛岳，虽然他是薛的顶头上司（白是桂林行营主任，负责督导长江以南各个战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北伐时，薛是第1师师长，白是薛的上级，在上海时，白撤过薛的职，后来两人关系一直不怎么样；二是薛跟陈诚关系密切，白是陈潜意识中的对头。再加上薛岳的坏脾气，以及广东人对广西人的不服，所以薛根本不买白的账，使得后者发来的公文跟何应钦一个待遇。

据第9战区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回忆，有时候，就是面对蒋介石发来的公文，薛岳觉得不对的或有问题的，也会批上“存”或“待办”，然后束之高阁。

一句话，在作战上，薛岳基本上不受上级限制，只要他同意，幕僚就可以放胆办事。

如果在军情判断上没失误，那么有如此风格的长官，确实是参谋和部队长的幸运。当然，享有这种幸运的同时，也得做好随时挨数落的准备。因为薛岳脾气太急，手下的参谋或其他幕僚，如果一句话说不到点子上，薛岳就开始皱眉头；假如第二句话仍有点昏，那么他就开骂了。也就是说，在薛岳手下做事，心理素质得好，人得聪明、反应快。

对薛岳来说，他也坚信自己是个聪明人，至少在指挥作战上是这样。但事实上，“聪明”这个词不足以完全形容薛岳，更适合他的词是“执拗”。正像上面说的那样，如果在军情判断上没有失误，执拗自然不失为一名战区司令长官的优点；但话又说回来，一旦判断有误，执拗就是刚愎自用了。几年后的长衡会战是个最好的例子，薛岳最终为自己的个性付出了惨重代价。

薛岳的对手冈村宁次，也就更为诡计多端了。

这一次，冈村必取南昌，在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一是可掐断浙赣铁路（浙赣铁路是第3战区跟大后方联系的枢纽）；二是可切断安徽、浙江通往江西腹地的通道；三是南昌有中国空军重要的机场，如果这个基地在，就可以以最短的距离袭击长江航道上的日军舰船；四是在第3战区和第9战区间砸进一个钉子。

至于打南昌的部队，冈村力排众议，坚决使用分别在庐山、万家岭有过丢人战绩的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前者师团长，由斋藤弥平太（曾任职关东军，女谍川岛芳子的初婚媒人，后在伪满出任拓殖公社总裁，战后在东北失踪）取代了伊东政喜；后者师团长仍是在万家岭被中国军队打得胆战心惊的老鬼子松浦淳六郎。

冈村这样做，连他的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都反对。不过，冈村没听宫崎的，他同样固执己见。这叫东京军部的人不禁窃窃私语。

按冈村的说法，这样做是要“挽回两个师团的名誉”。在此之前，冈村给国内熊本留守部队的负责人写了封信，叫他转告熊本、宫崎、大分、鹿儿岛四个县的知事（即县长）：“第6师团已成为日本第一的强大师团，第106师团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

老谋深算的冈村当然不会冒失地使用那两个师团。

在战术上，他上了双保险，策应南昌攻略、掩护主力侧背的，是第106师团的“表哥”，稻叶四郎的熊本第6师团。有第6师团压阵，前方日军的心里会稳当点。此外，他还采取了声东击西的计策，叫江北的藤江惠辅第16师团做出佯攻湖北汉水一线的姿态。

武器配备上，冈村不同寻常地为两个师团配备了将近300门大炮。指挥官是炮兵专家澄田赉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爱媛县人）少将。后来，在向南昌攻击的过程中，炮兵数量一度快追平步兵部队。这是八年中，日军炮兵配属比例最高的一次战役。

在冈村看来，他必须百分百地给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以胜算。如果没有一场“恢复信心”的战役，以后这对难兄难弟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按冈村的计划，打南昌，是在鄱阳湖登陆的少量部队的策应下，以一百多辆坦克为先导，主力沿南浔线进行的一个机甲奔袭战。

三十四年前的3月10日，日军取得奉天会战的胜利，奠定了日俄战争的胜局。后来，日本人把这一天作为陆军纪念日。冈村把攻占南昌的日子，就定在了1939年3月10日。可进入三月，江西雨季提前到来，道路泥泞难行，冈村只好往后推迟了一周。

开战前，南浔线沉寂得有点反常。

就在薛岳计划调部队北上增援汉水一线时，日军的作战意图率先被重庆识破了。在军令部作战厅长刘斐呈部长徐永昌的报告中，提到这样一句：“第9战区之敌有先行攻占南昌之企图，现已判明。”

根据军令部的敌情判断，蒋介石下了道命令，要薛岳在赣北方面出动部队，先发制人。

薛岳接报后，认为做这件事有困难，出动大部队正面强击，不如以少量部队进行侧击，所谓“斗智不斗力，出奇不用正”，搁置了蒋介石的计划。

跟日军硬碰硬，中国军队的战力确实没到那一步，且武汉会战后各部队都在休整（其实，在战时，不可以以休整为借口，因为仗随时都在打）。但是，蒋介石先发制人的决策，重点在于打乱日军部署。

尽管如此，薛岳还是没有执行。

日军那边，推迟一周后，3月17日，发动了侵占南昌之役。

打南昌要渡过修水（修水后面还有潦河、赣江）。在修水布防的是罗卓英第19集团军，从西到东：李觉第70军、刘多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辽宁凤城人）第49军、夏楚中第79军。李与刘的防线以张公渡为界，刘与夏的防线以馒头山为界。

作为陈诚“土木系”（按郭汝瑰回忆，“土木系”的“木”，指的是第18军没错，但“土”说的不是陈诚的起家部队第11师，而是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生。这一期毕业生有方天、刘云瀚、李仲辛、刘劲恃、李树正、石祖黄、周朗等人，多有黄埔6期和黄埔7期背景）的二号人物，罗卓英是比较稳健的，要换个词呢，就是说挺保守的。比如，每次作战，他手里都掌握着大量预备队。有人说了，这是优点啊，太会打仗了。可如果后方预备队人员在数量上逼近一线部队，就有点怪了。

南昌会战中，罗卓英的一线部队和预备队之比，有的已达到三比二。而且，预备队和一线部队间缺乏第二道防线，两部前后距离亦过长。这是个致命伤。夏楚中第79军是个甲级军，辖三个师，在决定巩固修水一线后，实际上顶过去的只有一个第76师，后面两个师蛰伏在修水、赣江形成的三角区，这两个师跟第一线距离多远呢？即使急行军也得跑一天。

更要命的是，从一开始，中国军队就判断错了敌情。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预判：日军若强渡修水的话，进攻方向必然是修水东段（即张公渡以东），因为东段以平地为主，西段则是复杂的山地，不利于日军行动。基于这种判断，布置兵力时，重点放在了东段。

没想到，冈村宁次放过平坦的东段，而把攻击重点定在以张公渡为突破点的崎岖的西段。

修水西段防线薄弱，同样没有纵深配置。对这一点，身在张公渡以西守备的第70军第107师的邹继衍连长深感忧虑。他们师原本驻防浙东，1938年冬调赴赣北修水。面对整个呈一字长蛇形的野战工事，邹继衍和他的战友在壕洞口里蹲了一百来天，用他的话说：“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受过军事养成教育、稍具头脑的下级军官，也都认识到像我们这样一字长蛇阵的河防配备，既少纵深，又无重点，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突破一点，全线皆垮……”

进入3月中旬，邹继衍终于听到日军的炮声。

鄱阳湖边的古镇吴城此时也遭到日军水上攻击。商震第32军与登陆日军展开巷战。修水一线，东段涂家埠首先遭袭击，主力日军则攻向西段张公渡，枪声十分密集。

修水东段虽不是日军攻击重点，但由于一个大队从夏楚中、刘多荃的接合部馒头山突入，使两军陷入慌乱中。夏、刘二人互相认为是对方过早失去阵地而使自己的部队陷入被动。

夏楚中说：“我的部队被迫撤下来，因为左翼第49军第105师王铁汉（‘九一八’事变时驻沈阳北大营，任东北军独立旅第七旅620团团长，打响当夜第一枪）的阵地过早丢失。”

刘多荃马上反驳，说：“我的部队丢了阵地，跟右翼夏楚中部被日军包围有关。”

南昌会战从一开始，中国军队就陷入被动。但日军亦有胜之不武处：强渡修水前，除进行三四个小时的炮击外，还在10分钟内发射3000枚毒气弹，其中多是喷嚏式瓦斯弹，顶在一线的第79军第76师师长王凌云（中央军校高教班，河南洛阳人）和手下的旅长、团长几乎都中了毒气，士兵们的情况可想而知。

自武汉会战以来，侵华日军频频卑劣地使用毒气弹。

毒气战中，鬼子主要使用催泪性苯氯乙酮瓦斯（一旦呼入，人体呼吸系统和内脏即受伤）。此外，还有呕吐性毒气以及糜烂性芥子气（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伤害极大）、氯乙烯氯砷（即路易氏气。皮肤中毒后，在灼痛感下，出现红斑、水泡及至腐烂；人体吸入后，则破坏整个呼吸系统）。

第76师的阵地上黄色的毒烟弥漫，在其笼罩中，日光也惨淡下去。

该师老兵苏有才回忆，他所在的那个连，从连长往下全部被毒气熏倒，咳嗽声响遍整个阵地。他看着战友的血从鼻子里淌出来。在惊讶的同时，却不知自己的血也已流出来：“那种难受劲儿，没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也想不到的。”

会战前，冈村宁次给此战定性为奔袭战，以“快”字当头。

渡过修水后，日军弃左右两翼的中国军队于不顾，以坦克部队为前锋，沿尚未被破坏的九江到南昌的公路直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