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过，日军的坦克，比如“94式”，犹如超级玩具，这玩意放在欧洲战场，不堪一击，但在中国士兵面前，却有很大的威慑力。中国军队的一道道阵地就是这样被撕破的。跟进的日军步兵攻占南昌外围的安义后，又佯攻一旁的奉新。就在罗卓英组织兵力争夺奉新时，穿过安义的坦克部队已在赣江大桥前等着第101师团了。

关于南昌没办法保全这件事，作战厅长刘斐在判断军情时已讲到：“依过去作战经验，敌之补充圆活、装备优越，如其坚持某一要点或某一要线时，我军至最后亦难保不失……”同时，刘斐也提了一句，“我军战力消耗至如何程度，即应决心放弃南昌？”

刘斐的意思是：对没必要决死保卫的城市，只要周边部队消耗到二分之一，即可放弃该城，转移势态。他解释道：“如部队不打到消耗二分之一，那么就不能消耗敌人；如不保存剩下的二分之一，就不能保证持久战打下去。”

情急之下，守备南昌的商震派出一个爆破组，冒着日军坦克的炮火炸毁了赣江大桥。但那个爆破组的战士，多数都为国牺牲了。

一天后，赶到的日军第101师团开始强渡赣江。

罗卓英的电话这时候也从上高打来，跟薛岳说：“南昌必将不保。”

薛岳叫来参谋处长狄醒宇（黄埔军校4期，江苏溧阳人）和副处长赵子立，叫两人拟定撤退令。

狄、赵二人互相看看，都不同意立即就撤，认为还有仗可打。

狄醒宇说：“以前担心的鄱阳湖方向并无太大敌情……”

赵子立说：“李觉第70军和夏楚中第79军还有战斗力，南昌外围布防的欧震第4军正处于应战中，卢汉第1集团军已在赶往江西的路上，在赣江以东还有吴奇伟的部队，第74军也已经赶到战场。”

总之，两人的意见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会战，匆匆撤退，有点说不过去。

薛岳想了想，说：“那你们回去吧！这个撤退计划由我自己拟定。”

关于薛岳坚持放弃南昌这件事，赵子立的分析，一是因为罗卓英是陈诚的人，当年薛落难，是罗找到陈，陈又找到蒋介石；二是因为薛岳不想叫自己的嫡系第4军守南昌：“第4军既是张发奎的嫡系，又是薛岳的嫡系，好像一个兼祧的儿子，两门子都爱如至宝，怎肯放在南昌担任风险呢？所以他要放弃南昌。”

上面是多年后赵子立的回忆，且是跟薛岳掰了（1944年长衡会战）以后的说法，难免带有“想当然”的意味。至于薛因跟罗卓英、陈诚的关系而迁就罗放弃南昌一条，不能说没一点因素，但假如以为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就有点武断了。

实际上，薛岳从一开始对南昌之战就没提起过精神。

薛岳觉得南昌跟长沙不一样。南昌在战略上有没有价值？当然有。是不是非常大呢？至少薛岳认为要画问号的。所以，当日军兵临赣江，赵子立提议将卢汉第1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主力拉到江西参与会战时，他摇了摇头，最后仅同意第1集团军开往南昌外围。

1939年3月27日薄暮，商震第32军一部打了半天多巷战后，南昌被日军第101师团攻陷。

南昌会战主战场虽然失败，但王陵基第30集团军跟掩护日军侧背的第6师团在武宁一线长达8天的激战还是可圈可点的，令稻叶四郎的部队损失不小。此外，第101师团攻入南昌时，第106师团在南昌外围遭俞济时第74军的猛烈反击。

会战开始后，在湖南休整的第74军奉命开赴南昌外围遏制日军兵锋。作为先头部队，第51师师长王耀武因胃出血留在吉安。军长俞济时发急电叫在桂林病休的副师长李天霞火速赶回军中，代理师长指挥此次作战。

李天霞接电后，立即由广西动身，坐火车到湖南，随后带部队乘汽车由湘入赣，在上高下车后，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南昌外围的高安布防，刚到祥符观一线，就跟迎面而来的日军第106师团一部遭遇。

冤家一定路窄，万家岭之后，两军再次交锋。

正是在这场外围战中，第51师第153旅旅长张灵甫在率军冲锋时右腿膝盖被鬼子的机枪子弹射中致残。

激战中，高安一度失守。

第74军全部到齐后，俞济时布置反攻，李天霞师仍为箭头，第57师和第58师一个在侧翼，一个打迂回，很快又重夺高安。不过，由于南昌外围局势恶化，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在整体上已呈颓势，罗卓英亦认为孤军占领高安意义不大，便下令退守上高。

南昌陷落后，蒋介石虽然没打薛岳的板子，但仍把罗卓英撤职了。最后，在陈诚劝说下，才叫罗戴罪立功，组织部队反攻南昌。

但对反攻这件事，薛岳仍热不起来。

最后，罗卓英反攻南昌的阵容是：第1、19、30集团军以及第74军。蒋介石觉得这些部队不够，叫顾祝同第3战区的第32集团军从景德镇过来，参与反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是上官云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山东商河人）。

反攻前，一个团的便衣队成功混进南昌及郊区。但外围主攻部队作战不力，以卢汉第1集团军为例，主力执行警备任务，一部参与对南昌附近的奉新县的策应攻击，但是丝毫没有进展。

蒋介石不管这些，他也没法管这些，他能做的只是下命令。

5月1日，江北第5战区的随枣会战打响当天，蒋介石电告薛岳：最晚在5月5日拿下南昌！

守备南昌的日军部队，除第101师团外，还有后期抵达的海军陆战队一部（由于华中战场一边是洞庭湖，一边是鄱阳湖，故而每次会战都能看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身影。派海军出入两大湖作策应，是日军惯用的战术）。第101师团长斋藤弥平太把守备任务转交给陆战队后，亲自率队出击，跟城外的第106师团两面夹击反攻南昌的中国军队。

上官云相的部队此时已前进到南昌外围阵地莲塘，发现在日军的火力下没法再进一步了。作为上官集团军主力的第29军军长陈安宝（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浙江黄岩人）又不敢下令撤退。犹豫间，第101师团已发动反击。

战斗中，第29军军部被日军炮弹击中，瞬间大乱。溃退时，军长陈安宝中了乱枪。开始时，还有四个卫士保护他，后来两个卫士被日军击杀，剩下那两个犯了愁，因为军长很胖，根本架不动他，所以没走几步，就被日军一个分队追上。两个卫兵扔下陈安宝，自己逃命去了。陈军长则倒在一片稻田里，看着几名鬼子冲上来……

几天后，中国士兵在稻田里找到陈安宝已经失去头颅的尸体。

打这一仗，很多部队没尽全力，一个原因就是部队长对能否攻下南昌持怀疑态度。比如陈安宝的部下，曾激战淞沪的第26师师长刘雨卿，他指挥的部队，走走停停；另一个部下，第79师师长段朗如（黄埔军校2期，湖北英山人）也是如此，因擅改进攻计划而被枪决。

事情是这样的。

按作战计划，经莲塘攻击南昌，正面部队放上陈安宝第29军，以军所辖段朗如第79师为主力，刘雨卿第26师策应。最初，莲塘由日军一个联队守备。段朗如带部队压上后，想一鼓作气发起攻势，但因故没被上官云相批准。当上官下令进攻时，莲塘日军已增至一个旅团。接下来，段和上官发生了如下对话。

段：“敌人已增加到一个旅团，我军没有完成任务的可能。”

上官：“段师长！你说什么？完不成任务，就让你负责！”

段朗如扔了电话，召开团长会议，问大家怎样才能既完成任务又保住部队。大家面面相觑。最后，一个团长出主意：组成一个突击队，从间隙中穿过莲塘阵地，混进南昌放把火，回报上级就说第79师已攻到南昌。段朗如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就把突击队长的担子压在一个团附身上，并告诉他一旦摸到南昌城下，就给上官云相发电报。

没想到，团附在临出发时溜了。

此人失踪后，段朗如犯傻了。在团附失踪后，段朗如的手下认为事情不妙，叫段赶快下令，发起对莲塘的进攻，但段依旧迟迟按兵不动。

团附这时跑到第29军军部，把段朗如的事告诉了陈安宝，上官云相随之得报。后者正因进攻不力而犯愁，觉得没法向顾祝同交待，于是立马派人抓了段朗如。

一声枪响。

这时候，薛岳正在寻思怎么终止这次作战。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虽跟薛岳不合，但这一次也站在薛岳这边。

薛岳在给陈诚的电报中，则这样说：

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四月漾日（23日）开始，已十一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之坚固阵地。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五月五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

陈诚把电报转呈蒋介石，后者也没办法，只能就此打住。

前期会战失败，现在反攻又不成。重庆黄山官邸小阁楼里的蒋介石望着滔滔江水，觉得要在战场上做成一件事真是难。

南昌会战后，第9战区既没总结，也没进行检讨。对薛岳来说，他想赶快翻过这一页。

在第9战区，仔细琢磨这次会战的，似乎只有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

在赵子立看来，日军强渡修水时，背后是安全的，从九江到德安，从德安到修水北岸，补给线完全控制在其手里；当渡赣江，逼近南昌时，其背后的情形完全变化了，除补给线拉长外，身后和侧背都是中国军队（李觉第70军和夏楚中第79军虽撤下来了，但并没丧失战斗力）。在上面这种背景下，只要大家努一把劲儿，对孤军深入的日军形成包围并非不可能。而且，日军强渡修水时，动用了大量炮兵，但渡赣江时，炮兵已减弱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他认为，无论薛岳，还是罗卓英，当看到日军强渡修水，连克多座县城而逼近南昌时，只有南昌失陷在即这样一个判断，而没看到整个事态的进展是对中国军队有利的。在误判下，中国军队没能对深入且数量并不庞大的日军形成层层抗击和反包围。他举了武汉会战之万家岭战役的例子。当时，各路大军奔向万家岭围歼第106师团，当日本人的援军经星子县前往万家岭搭救伙伴时，却被王敬久的部队长时间层层阻击于星德公路（星子到德安）。

赵子立觉得，只要中国军队形成了包围态势，当时日军未必会侵占南昌。他坚持一个观点：日军打南昌和后来打长沙的作战目的相同，意在捕捉第9战区野战部队的主力，而非一定要占领这座城市。但是，赵在这一点上的判断基本上是错的，打南昌和打长沙的背景不一样。正如前面所说的，打南昌是武汉会战的一步，对日军高层来说是既定的，是要决意长期占领的，通过占领南昌锁定中南战场格局；打长沙则别有不同，那时候南昌已经陷落，中南战场格局基本已定，这种背景下的前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高层的目的已不再是长期占领城池（尽管冈村宁次对此持反对意见），而是打击第9战区的野战力量。

不管怎么说，反攻南昌的结局很令人沮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警告了日军：中国军队仍有力量随时发起反攻。

反攻南昌时，外围的俞济时第74军在再打高安之战中表现出色，李天霞代理师长的第51师，第三次攻陷高安，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最后将之驱逐出城，成为唯一受蒋介石首肯的部队。

南昌会战后的1939年6月，俞济时出任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机械化部队第5军军长。

出生于山东泰安上王庄，并在天津卷过烟、在上海卖过饼干的王耀武，终于独掌第74军了。

王耀武是黄埔3期的。从培养高级将领角度看，3期（高级将领有王耀武、李天霞、方先觉，以及在大陆不出名但后在台湾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刘安祺等人）的国军名将似乎在整体上不如1期和4期。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3期出身的众多青年将校，有很多都战死在抗战第一年了，牺牲率在黄埔前六期中最高，仅南京一战，殉国的就有韩宪元、刘国用、易安华、朱赤、高致嵩五将校。

王耀武1924年底入黄埔军校3期，转年东征陈炯明，因作战机敏沉着，受到上峰称赞。1926年初，王毕业后进入第1军第1师做排长，该师师长正是兼着黄埔总教官的何应钦。王会打仗，又会打理人事关系，很快就被何注意，提拔他为连长。没多久，又被提拔为营长。王早期的晋升虽跟个人能力分不开，但要没有何应钦的欣赏与助力，也就不会那么快。

在抗战时代，中央军将领里，如果没有陈诚“土木系”的色彩，也不是汤恩伯、胡宗南山头上的，那么何应钦就乐于将之看成“自己人”，加上跟王耀武又有上面的渊源，所以何应钦每每力顶王耀武。

现在，王耀武做了军长，但也遇到了麻烦事。

王耀武手下有三个部队长：第51师师长李天霞、第57师师长施中诚、第58师师长冯圣法（以副军长兼）。

冯圣法虽然做了副军长，但心里仍有不平，因为他是黄埔1期毕业的，而王耀武是3期。他联系俞济时，想叫俞把自己和第58师一起调走，去俞做军长的第5军。王耀武知道这事后，当然不干，你冯圣法想走，没问题，但要带着第58师走，那不成。问题是，这时俞济时也想把第58师调到第5军。以王耀武之精明圆滑，当然不会直接跟俞发生冲突，便称胃病未愈闭门不出。

这个节骨眼上，第5军那边也出了问题。

参加完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1938年初，杜聿明的装甲兵团改编为机械化的第200师。后来，这个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持重谨慎的徐庭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无为人）出任军长，杜任副军长（当年1933年长城抗战时，杜就已经在徐手下）。进入1939年，新编第11军改番号为第5军，成为中国第一支机械化军。

没多久，徐庭瑶升任第38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当然看重这个机械化军，有意把关麟征调来出任军长。在蒋眼里，关比副军长杜聿明更有魄力。没想到，关推荐老部下张耀明做军长。蒋介石当即回绝。让副军长杜聿明转正呢，此时的蒋介石又不放心。于是，军长仍叫徐庭瑶兼着，杜只以副军长的身份代理该职。

俞济时过来后，想把冯圣法第58师拉到第5军，这样一来就遭到徐庭瑶反对，向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念叨此事，白遂向蒋介石报告，说俞的做法破坏了机械化军的建制。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但蒋这个人就怕别人说自己袒护亲戚，或者说给亲戚加官进爵之类的，故而数落了俞一通，把他转调第3战区第86军做军长。过了一阵儿，再议第5军军长一事，杜聿明才转正。王耀武那边呢，冯圣法坚持离开，到第86军做了副军长，但第58师没能带走。

这时候，上边派陈式正（黄埔军校1期，浙江奉化人）做第58师师长，弥补冯圣法离开后的空白。

俞济时虽离开了第74军，但一直关注着军队的状况。俞济时一度想把第58师调到自己手下，仅仅是觉得老部队用着顺手，而绝非对新军长王耀武有什么意见。恰恰相反，王被提拔跟俞分不开，而且俞、王私交也非常好。见黄埔1期的大哥陈式正到了第74军，俞济时为维护黄埔3期小弟王耀武的权威，就疏通“有关部门”，把陈调到浙江担任副军长去了。

王耀武当然非常感谢俞济时，后者亦写信解释冯圣法一事。

这样一来，黄埔4期的第58师的旅长廖龄奇出任师长。王耀武随即把第51师的旅长张灵甫调到第58师做副师长。这样做可谓一举两得。这话怎么说？李天霞做了第51师师长，而张向来看不上李，但李同样是自己人。怎么办？调张去第58师给廖龄奇当副手，这样既可把张、李分开，还能制约一下桀骜的廖。

王耀武又借力提拔了施中诚（保定军校出身，没有黄埔色彩），叫他做第57师师长的同时兼副军长。没多久，施中诚调出，余程万（黄埔军校1期，广东台山人）补位。

这就是第74军干部的任用情况。

南昌会战后，江西战场陷入沉寂，第9战区也暂时无事。江北的第5战区，则又战云密布了。

武汉会战后，李宗仁的战区司令长官部先迁枣阳，再迁樊城，部队大多撤到平汉线以西的湖北西部、北部以及河南南部，以大洪山、桐柏山为转轴，跟日军对峙于随县、枣阳、襄樊（襄阳在汉水西岸，樊城在汉水东岸）一线，平汉线以东，就剩下在大别山打游击的廖磊第21集团军了。

战区的任务极为重要：屏护重庆，巩固鄂北。

在这里说一下，南昌反攻战的同时，其他战区的部队也在出击，这就是蒋介石说的“四月攻势”。如果说战南昌是这个攻势的一部分，那么5月初爆发的随枣会战则是这个攻势的延续：日军被打后的报复。

其实，“四月攻势”前，武汉周边的日军就开始调动，没想到被李宗仁先打了一拳。所以，进入5月后，冈村宁次集结了第3、13、16师团等部队，开始发起对随县、枣阳等重要据点的攻击。

按李宗仁回忆，随枣会战开始前，第5战区潜伏在南京的情报人员何益之就把情报传向了樊城。

蒋介石侍从室负责军事情报的唐纵（黄埔军校6期，湖南酃县人）在日记中证实李宗仁在南京确实有一内线。1940年重庆与日本人的秘密谈判，被该内线探知，随后发密电给李宗仁。过程中，密电又被重庆截获：“所事言之纂详。委座特电李司令长官辟谣，并请其撤回给谍报员。”

但按李宗仁的说法，就连抗战前一直跟桂系打交道的日军大佐和知鹰二已被他发展成卧底：

……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电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的敌后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君即以为敌工作作掩护，并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接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第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我们以前提过和知鹰二，此人以做桂蒋分离活动著称（武汉会战后，亦在河南信阳设立秘密机关，妄图拉拢李宗仁，但了无成效），但要说最后成了李宗仁的卧底，并以高级军官的身份从日军最高司令部眼皮子底下给李提供绝密军事情报，这事听上去还是有点悬。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李跟一直搞桂蒋分离活动的和知鹰二熟悉，抗战爆发后多多少少会引人非议，为卸掉这种指责，李称和知鹰二为反战人士，又被自己发展为内线。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暂且不去管谍报员的事，只说随枣会战前，李宗仁确实进行了相应布置，以致在面对冈村宁次以“两翼包抄、中央突破”的战术发起攻势时，不是很被动。

日军负责中央突破的是藤田进第3师团，他们沿襄花公路攻击；荻洲立兵第13师团位于右翼，向襄花公路北侧迂回；藤江惠辅第16师团位于左翼，向汉水东岸进击。

开战之初，李宗仁叫汤恩伯率部出桐柏山，切断襄花公路，合击随枣地区的敌人，但汤不听，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

李宗仁说：“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担心的？”

汤恩伯也不解释，拂袖而去，这是李宗仁的回忆。

李宗仁回忆中的汤恩伯完全是个混不吝的形象，但在白崇禧的回忆中，汤则战术不凡。

战场正面在随县，藤田进第3师团集中兵力，以锥形攻势向桂军第84军张光玮（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永福人）第174师阵地攻击。张部依托地形，与鬼子死拼，战斗极为激烈。在短短一公里的纵深，第174师组织了四道阵地，坚持了一个多星期，用友军第189师师长凌压西的说法：“战况之烈，牺牲之大，极为罕见。”

与此同时，塔儿湾一线终日枪炮声不息。

镇守该线阵地的是钟毅（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扶绥人）第173师的一个旅。

大战前，旅长梁津（黄埔军校4期，广西靖西人）命令士兵在丘陵上伪造工事，再在工事前一定距离处挖散兵壕，并于壕中斜挖避弹坑，并在每个伪造工事的两翼修建机枪掩体。

战斗开始后，藤田进指挥第3师团以每天6000发炮弹之量轰击阵地，但多打中伪造工事。随后，冲锋时，失去警惕的鬼子放弃疏散阵形，而使用了密集阵形。梁津集中所有机枪火力，完全把日军压制在阵前，后者伤亡惨重。日军攻右翼不成，转攻中央阵地，受挫后再攻左翼，枪声终日不停。

无计可施的藤田进下令动用瓦斯，中国守军阵地渐失。

第84军抗击起来激烈，溃退起来同样令人惊讶。凌压西回忆，随县一失，“致使全军凌乱奔跑，一泄几百里，停脚点竟超过战区指挥部后方甚远”。

随县之后，枣阳亦失，李宗仁命汤恩伯、孙连仲两集团军南下截击向北迂回的荻洲立兵第13师团，一度使其不能自如。不过，藤江惠辅第16师团在左翼的包抄给中国军队造成大麻烦，李宗仁司令长官部被迫由樊城向鄂西北的老河口转移。

后来，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枣阳失而复得，日军退守随县。

随枣会战在正面战场上具有特殊性，它确定了一个会战模式：从1939年春开始，非特殊情况下，日军发起一次会战，时间上通常在半个月（不包括反转回程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粮秣弹药的补给就会出现问题。会战结束后，日军往往撤回原驻地，两军随之恢复以前的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