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计划,打完这次会战,第106师团跟第101师团将调回国,士兵全部复员。但在回国的路上,东京一道命令,叫第106师团留下,立即开赴华南参加汕头之战。战役结束后的转年3月,师团就地解散,士兵被塞到其他部队,番号也被取消。这个师团就以这样的方式人间蒸发了。
主战场上的第33师团从鄂南通城向东进行迂回,意在跟中路日军合击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军队。薛岳早有洞察,派杨森第27集团军拦截。初次实战的该部日军手有点生,因行动缓慢一度被友军讥笑(该师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参加缅甸仁安羌之战和印度英帕尔之战)。就在这时候,鄂南、赣北的日军都动了,第3师团上村支队随即由舰船载着从洞庭湖登陆,袭击了营田要塞。
作为中路主力,集结在岳阳的稻叶第6师团和田中第13师团奈良支队,开始强渡新墙河,进而沿岳阳到长沙的大道和粤汉铁路南犯,第一次长沙会战全面打响。
扼守第一道防线新墙河的,是关麟征的部队。
关麟征已升任第15集团军代总司令(薛岳一直担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除起家部队张耀明第52军外,还指挥着陈沛第37军、夏楚中第79军。关把张、夏两军放在新墙河南岸既设阵地的左右两翼,陈部少量部队放在洞庭湖跟湘江的交汇处营田要塞,主力作为总预备队陈于新墙河与汨罗江之间。
虽然薛岳的战略是诱敌深入,但实际上第一次长沙会战从一开打就极为激烈。
张耀明第52军第2师第3营在斗篷山死守阵地,在与第6师团的搏杀中,几乎全部战死。营长胡春华因战斗之初受重伤被抬下火线而保存性命。在同样激烈的雷公山之战中,第52军第195师第3营,在史恩华少校率领下,对阵第13师团奈良支队。师长覃异之(黄埔军校2期,广西都安人)给史恩华去电话,告诉他可相机撤退。
覃异之说:“我军此番诱敌深入,你部已完成任务,可迅速回撤。”
史恩华答:“诱敌深入诚然为战略,但关键在于层层消耗敌寇,如不能消耗敌寇,则无法给其最终一击。故恩华决意死守,给其以最大消耗!”
打到最后,史恩华残部还剩下不到百人,他叫部下把剩余手榴弹的保险盖都打开,在日军攻上来时,下令全部扔出去。
说到投掷手榴弹,第20集团军总司令的霍揆彰曾谈到很多士兵忘记拉弦这件事。因为在打下某个日军扼守的阵地后,总会发现阵地上中国士兵扔的手榴弹还完好无损地趴在那里,究其原因:“均由于士兵未能练习投掷,致临事张皇,或则护盖亦未拴去,或则拴去护盖而不及拉引琴线,致予敌以还掷之机会者甚多……”
但在雷公山,史恩华的部下没有浪费一颗手榴弹。
乱世崩飞中,史恩华大吼:“刺刀!上刺刀!”
史营长拎起一支步枪,翻身跃出壕沟。这样的镜头在那个年代太常见了,所以当你觉得似曾相识时——哦,紫金山上的罗雨丰营长也是如此啊。告诉你:就是这样。正是这重重叠叠的相同场面构成了一道铁打的脊梁。鬼子可以踏过去,但那脊梁却弯不了。
史部血战五天,全营战死,少校时年29岁。
守营田的是陈沛第37军的一个师:罗奇(黄埔军校1期,广西容县人)第95师。从洞庭湖乘舰艇而来的上村支队登陆后,营田一线陷入激战,第95师第570团营长苗振华同样率部死守不退,最后全营为国捐躯。
胡春华、史恩华、苗振华,这三位30岁上下的营长是当时抗战军人之缩影。
新墙河南岸告急后,陈沛奉命带一部人马由营田方向驰援关麟征主力。与此同时,薛岳命驻长沙附近的李觉第70军派出有力一部(唐伯寅第19师)去支援营田的罗奇。关麟征部虽有陈沛支援,但杀过来的稻叶第6师团和第13师团奈良支队战力太过强悍,加上第3师团上村支队已经冲破营田防线,关部主力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
这种迂回包围是那个时代的国军将领最怕的,连拼命三郎关麟征也是如此。
好在此时由通城南犯的第33师团进展缓慢,没能从另一翼侧击,所以关麟征部在接下来的后撤还是比较从容的。
中路日军渡过新墙河后,9月26日过汨罗江,三天后出逼近长沙以北的捞刀河。
就在这时候,两个同样脾气大的人顶起牛来。按薛岳的部署,要在长沙以南浏阳河谷与日军决战,计划遭关麟征反对。关的意思是:“同样是诱敌深入,诱至长沙以南跟诱至长沙以北区别不太大,但在舆论上却极不同,诱敌到长沙以南,有放弃长沙之嫌,是会被报纸骂的。”
薛岳断然否决,说:“我自不会放弃长沙!”
关麟征二话不说,直接跟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陈述己见。
关麟征的脾气前面说过。再举个例子,当年“西安事变”爆发,关和自己黄埔1期的同学胡宗南都驻军西北(一个在宁夏,一个在甘肃)。胡宗南持重,恐伤及蒋介石,力主等南京的消息,最好和平解决,认为这是上策,下策是以胡、关两军为主力,立即兵发西安。
胡宗南对关麟征说:“校长处于危险中,雨东(关麟征的字),雨东!何去何从?!”
听到胡宗南的话,时任第25师师长的关麟征勃然大怒,说:“吾兄糊涂!校长乃全体同学之校长,非兄一人之校长。弟爱校长,急于拯救校长脱险,并不亚于吾兄!且吾兄之下策,即弟之上策也。”
随后关麟征发电报给驻在汉中的第51师师长王耀武,要他跟自己一起进军西安,营救蒋介石。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听了胡、关的事,对二人的表现都很满意。
可以说,除蒋介石外,关麟征没惧怕的人,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这样的角色。
关麟征发电给蒋介石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正在说服蒋介石放弃长沙,退守衡阳,不过又没具体的跟进措施。侍从室负责军情的唐纵回忆,白的计划叫军令部皱眉;陈诚回忆则是,因参谋总部的高参们都支持白的意见,所以蒋介石“勉从其议”。
蒋介石叫白崇禧和陈诚一起入湘协助薛岳“处理军机”。
白、陈二人直飞桂林,又从那里乘专列驰至湖南株洲以南的渌口,薛岳已把战区长官司令部迁到这里。
会面后,薛岳力陈:“军人守土有责,且日军攻湘,未见重兵,何言轻撤?我当一方面固守长沙,一方面诱敌于浏阳河谷,与之决战。”
白崇禧说:“长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保全实力为急务。”
薛岳道:“空间换时间,自是我方战略,但亦当与敌接战,对其层层消耗,若不能消耗敌兵,空谈空间换时间,则是自欺欺人!现若轻弃长沙,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衣了!”
白崇禧一时不知怎么反驳,只说放弃长沙是蒋介石点头的。
陈诚有点矛盾,蒋介石叫他和白崇禧过来,本是想说服薛岳退出长沙。可实际上呢,从内心深处来说,他又觉得在长沙可以一战,尤其看到薛岳固执己见后,更不忍泼冷水。
陈诚自言自语道:“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
薛岳说:“士气未挫,可以一战,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余均英勇任战。”
白崇禧见事已至此,就没再坚持。从此,白、薛二人更是相互冷眼。陈诚安慰了一下白崇禧,对薛岳说:“你可筹划反攻。其余事,由我去对委员长说。”
经斟酌,蒋介石还是批准了薛岳的计划。
蒋介石对陈诚说:“你必须把我的话传达清楚,我从没讲过大军全部南撤,我叫薛岳撤出长沙,是叫他向两翼转进,随时保持对敌寇的侧击势态。”
就在这时候,关麟征的电报到了,蒋觉得关说的也不错。最后的结果是,蒋从了薛,薛从了关。
对不憷自己的人,薛岳倒也另眼看待,随后把自己的嫡系欧震第4军交由关麟征指挥。彭位仁第73军、李觉第70军也划到关部。就这样,关麟征指挥6个军在长沙以北捞刀河摆出跟日军决战的姿态。
此时战局如下。
在福临铺(长沙县东北),径直南犯的日军第6师团遭第52军覃异之第195师侧击,伤亡数百人。9月30日,强渡捞刀河时,又遭到陈沛第60师和覃异之第195师的前后夹击。向东迂回转进的第13师团奈良支队,在跟第33师团碰面于平江以东地区后,陷入夏楚中第79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的合围。而沿粤汉铁路向长沙突进的第3师团上村支队,遭彭位仁第73军连续不断的侧击。
还没等决战,日军势头就有渐颓之势了。
10月1日,冈村宁次命令各部日军迅速反转北撤。薛岳立即命令战区与敌接触的各部队全部跟进。
只说欧震第4军的一个炮兵营在营长沈德全带领下,在一个雷鸣电闪、大雨如注的黄昏,全营士兵“落汤鸡”似的到达汨罗江以东的长乐街。
入夜后,在半明半暗的马灯下,沈营长召开作战会议。
转天拂晓,全营人马抵达汉粤铁路旁的桃林地带。当晚,部队野营,对火炮进行最后的检查,擦炮膛,校正仪表,上润滑油,擦拭炮弹,查看引信包。
后方的人们正在温馨甜蜜的睡梦中,又有谁曾想到在百里、千里之外,有人在战斗,在厮杀,在流血……
这个营担负的任务是给第一线的主攻团提供炮火支援。
天明后,战斗开始,主攻团在攻击中受挫,该营两个连的炮兵立即从待命攻击线跑步投入战斗。全营18门迫击炮进行群射(炮弹落点呈梅花形)和纵深射(呈直线形),一时间敌人的火力被压制。
步炮配合,说的是当步兵发起冲锋时,炮兵必须延伸射程。
炮兵延伸射程也就是步兵发起冲锋的信号。第4军的战士提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第9战区各部的追击军号声中戛然而止。
日军一路退回新墙河北岸的岳阳,这是抗战开始后,他们第一次没有占领城市而撤回会战前屯驻的地界。
日本人说,他们此战的目的在于打垮第9战区的野战主力。从结果上看,冈村没有达到目的。冈村在回忆录中的解释是:“(这次会战)谈不上中国军队获胜,因为当时没有攻占长沙的想法。”冈村大致没撒谎,但问题是,他也没能围歼任何一支中国部队。从这个角度说,日军更是难言胜利。
会战期间,为预防日军进攻湘西,蒋介石叫陈诚组建第6战区,屏护重庆。
现在,一切无恙,蒋介石还是很高兴的。他再次飞到衡山,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在会上,薛岳这个司令长官正式去掉了“代理”二字,实际上在日军撤退的当日,1939年10月2日,任命就下来了。战区参谋长,也由吴逸志接替施北衡。关麟征亦受嘉奖,正式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
两个月前,胡宗南刚以黄埔学生第一人身份出任集团军总司令,关则成为第二人。这一年,关麟征只有34岁。
此战后,关麟征率部到广西休整,后进驻昆明,开始了长期的驻滇生涯,一直到抗战胜利,此后五年中的大战,就再也没机会参加了。在云南,“土木系”第54军归关指挥,在何应钦调出军长黄维后,关有意叫老下级张耀明继任军长,但遭该军军官反对。后陈诚飞赴昆明,向来不睦的关、陈为此大吵。再后来,关接替蒋介石,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二任校长。1949年“国民政府”撤向台湾,关归隐香港而不愿去台,跟陈诚主政那里有直接原因吧。
前面说了,冈村宁次不承认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
冈村说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占领长沙,这执行的是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那他自己的想法呢?在他看来,对中国军队控制的重要城市,如仅仅是攻而不取,不加以长期确保,那么即使日军作战胜利了,在战略上也是中国军队占便宜,因为宣传机构会借机鼓舞士气。
他提到一点,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并不进行大规模反攻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如果拿不出解决“中国事变”的办法,最后只能是掉到陷阱里。他对总军“以占领区治安肃正为第一要务”这件事提出质疑。后来,在回忆中他提到,当时如想尽快迫降重庆,除“穷追猛打”外别无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