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把中路军的张治中和战区司令冯玉祥都换了。

中日开战后，冯玉祥对战局自然很关心。北平之变后，他也向蒋介石提了几条建议，比如应尽早补充华北部队的弹药，再如为解决丰台车站被日军控制的问题，在黄村（北平大兴）到永定门间新补建一条铁路（没可操作性）。

在出任第3战区司令后，冯玉祥做的一些事就值得商榷了。

关于叫老冯出任这个战区司令的事，很多人感到迷惑。因为，按老冯的履历，显然最适合指挥华北的战事。一是他在华北活动多年，二是华北的军队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蒋介石叫他担任负责上海战事的第3战区司令，原因之一就是蒋认为上海之战的重要性已超过华北，他需要一个老资历、有经验的人镇着（他不止一次说上海前线指挥官太年轻）。但老冯上任后，问题就来了：除了上海开战之初（8月16日）去了次南翔外，其他时间基本上不去前线筹划战事。

当时，作为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多次到前线视察战况，每次都能发现一些问题，一些是作战技术上的：比如，为追求射击角度，中国阵地上的重机枪掩体很多都设在高坡上，而且大多放在了阵地正面，忽略了两翼；一些则是战斗意志上的问题：比如，后来赶到上海的炮兵第3团，因怕日机轰炸，把战炮摆在阵地上后没士兵守护（白崇禧当即下令把团长给免了）。白发现的最大问题，是看不到战区司令冯玉祥，只有副司令顾祝同一个人在那忙活。一次看不到，两次看不到，三次又看不到，白崇禧问顾祝同：冯长官呢？关于战事的谋划，很想听取他的意见，怎么一次次地看不到他？

顾祝同苦笑：由于日机空袭猛烈，白天的时候，冯长官既不来前线，也不在无锡的长官部，而是待在宜兴的一个岩洞里（张公洞）。

话说8月16日去南翔视察，去时在昆山，回时在苏州，冯玉祥都遭遇日机，不得不在瓜田树下藏身。当时日机空袭猛烈不猛烈？当然。因为掌握了制空权，从南京到上海，每天日机都在寻找目标，一发现地面上有汽车在动，就开始扔炸弹和俯冲扫射。这就是战争，老冯以前天天喊的要跟日本打的战争。但老冯遭两次空袭后，返回无锡时又得知日机在自己的住处旁（相距1公里）扔了炸弹，从此就很少去一线了。不去前线，老冯待在后方干什么呢？用他的话说：骑车爬山，写写“抗日歪诗”，学日俄战争时的乃木希典（当时，乃木把打仗的事都交给参谋，自己就做两件事：一是健身，二是等死）。

对于不去前线这件事，老冯的解释是：由于上海前线的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和来自南方的部队，自己不熟悉，不插手比插手的效果更好。更多的人说：老冯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因为对于中央军，即使他想指挥，也指挥不动，蒋给他派的副手是顾祝同，意思很明显了。

先说老冯学乃木这件事。当初，乃木面对俄国人的高地，采用的是肉弹强攻，这个调子定下来后，乃木才有把打仗的事都交给参谋之语。肉弹强攻的办法虽然笨，但仍是个策略，后来还真在精神上把俄国人搞垮了。老冯呢，跟乃木比，做到了真正的甩手掌柜：他将私章给了顾祝同，一切事宜都交顾代理。

有人讲了，这样说也不公平，老冯毕竟还是提过一些作战建议，特别是在对付敌人的坦克方面，提到在民房里设置炮位，等日军坦克通过后从侧面攻击。听上去挺新鲜的，实际上，老冯不了解日军坦克部队的打法。德国人使用坦克，玩的是闪电战，作为战术的一种，要的是坦克的机械化；日本人相反，看重的是坦克的火力，所以在使用坦克时，往往利用坦克开道，步兵随之跟进，也就是说用在阵地战上。而对于阵地战来说，在坦克旁边的房屋隐藏炮位是根本不现实的。为什么，你一想就明白。

对于现代战争，特别是日本人的战法，跟写“抗日歪诗”相比，老冯研究得并不多，他强调大刀片的作用，举了“长城抗战”中第29军的例子，但殊不知：使用大刀片，只适用于打到最后没办法的贴身战和夜袭中的近身战，要通过大刀片打赢上海战，还真是别指望了。

再说能不能指挥得动军队的问题。指挥和协调中央军，冯玉祥有没有难度？有。但这个难度有没有大到可以逼着他学乃木的地步？没有。蒋介石把这个战区司令的帽子戴给冯玉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发挥冯久经沙场的作用，在蒋如此看重的淞沪会战中，他还没愚蠢到拿冯玉祥打哈哈的地步，给他一个战区司令官的职务，又不给他指挥权，这个玩笑他姓蒋的开得起么？这个险他冒得起么？

实际上，南翔会议后，蒋介石给冯玉祥打了一个电话，蒋说：前方将领都太年轻，勇敢有余，经验不足，望大哥多多指教，不要客气。

冯玉祥在电话里依旧提乃木希典的做法。对于自比乃木这事儿，老冯特别得意，逮着谁就跟谁说，有一次，郭沫若来访，郭说他每日必做之事是吃饭和写作。老冯说，自己也有两件事：一等日本人杀自己，二是用秃笔头写几首骂日本人的歪诗。在战场上，“不怕死”是种境界，但每天不想着在战术上怎么战胜敌人，而光等着被敌人杀死，这种境界很难说有多高。

所以白崇禧知道这个事后，觉得总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回南京跟何应钦商量：不如把冯玉祥调到华北，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新的第6战区，叫他当那里的战区司令。华北那几大位：宋哲元、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人又都是冯的旧部，这样他指挥起来应该没问题。

告诉蒋介石后，蒋表示同意。但他没叫顾祝同接任第3战区司令，而是由他蒋介石自己兼任这个职务（从蒋这个决定看，当初叫冯玉祥出任第3战区司令，确实没有叫他当傀儡的意思，而出于真心想利用冯的资历打好上海之战）。但结果是：冯玉祥上任第6战区司令后，山东韩复榘（行伍出身，河北霸县人）第一个向南京发来电报，表示自己宁愿听从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领导。

对于韩复榘的反对，南京还是理解的，因为在中原大战前韩就弃冯投蒋（冯当时在西北军里搞家长制，称手下的将领为“孩子”，动不动就罚跪，韩复榘跪过好几次，加上其他原因最后弃冯而去）。南京只好把韩复榘的部队单独拿出来，没划到第6战区去。

但没过多久，南京又接到华北其他将领的电报，要求更换冯玉祥。南京一头雾水。你们不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么？怎么反对老领导？派人调查后得知：在第3战区，冯玉祥怕日军飞机，到了第6战区，依旧如此，虽然不再藏在岩洞里了，白天也在战区长官部待着，但为了躲日机，每天更换长官部的办公地点，有时一天换上两三次。造成的结果是：战区长官部一换地方，整个战区的通讯网络就受到影响，所以很多部队长联系不上长官部，军情和战报都无法准时送达。就这样，在华北没待多久，冯玉祥就被“建议辞职”了，回南京做起专职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了。

人之复杂与不可捉摸，一如冯玉祥。至于张治中，倒是主动辞职的。日军登陆后，张治中去太仓找第18军军长罗卓英，想跟罗当面商量阻击日军登陆的问题。见到张后罗显得很吃惊，问张司令怎么跑到我这来了？坐下来一聊，张治中才知道，陈诚已被任命为第15集团军司令，罗卓英第18军已经划给陈诚指挥了，不再属于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张治中生了一肚子气，回到司令部后越想越搞不懂：这样大的事，我这个司令不知道？实际上，南京的军令部在8月23日和24日两天一直在找张治中，但由于电话临时断了，一直没联系上。张治中从太仓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后，叫上作战科长史说，驱车去了苏州，想跟第3战区副司令顾祝同念叨一下前线的情况。

到苏州后，见顾祝同之前，张治中想先给蒋介石打个电话，因为他觉得自己很苦闷，顺便拐弯抹角问问陈诚做第15集团军这件事为啥不通知他。没想到电话一接通，还没等张治中说话，蒋介石先开始严厉地质问，按张治中的回忆，对话如下：

蒋介石：你在哪里？

张治中：在苏州。

蒋介石：为什么到苏州？

张治中：为了左翼作战，去会了罗卓英。听说顾墨三（顾祝同）到苏州来了，来同他商量问题。

蒋介石：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不到你，跑到后方来了！

张治中：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第15集团军陈辞修（陈诚）指挥了！

蒋介石：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

张治中：委员长说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跟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想怎么样？！

蒋介石：你究竟想怎么样？还问我怎样？！

蒋介石把电话挂了。也有人说是张治中挂的。挂蒋介石的电话，估计张治中还没冲动到这样的地步。实际情况是，蒋挂完电话后，张治中这边把电话听筒给摔了（据张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回忆）。

总之，电话挂断了。

蒋介石发火也有他的理由：从8月23日开始，两个日本陆军师团强行登陆，他急于了解前线的信息，但一连几天找不到张治中。

张治中也觉得自己委屈：因为自己并不是怯阵到苏州，这些天他一直在前线，偶然到了苏州，就被他蒋委员长抓住了。至于联系不上他，是因为电话线断了，何况8月23日日军登陆后，在当晚由于电话不通，他曾给蒋发过一个电报。当然，很多事在简短的电报里是说不清的。

后来，张治中一直强调电话线断了，其实即使司令部电话线断了，第87师、第88师、第36师司令部的电话还可以用，况且开战前，上海警备司令部新修了4条从上海到南京的电话线，原来的电话线都是沿京沪铁路至闸北进入租界，容易遭到日军破坏，新修的电话线走的则是沪西至租界这条路，整个上海大战期间，一直保持畅通。

还有，张治中在罗卓英的问题上解不开扣儿。实际上，他没得到罗卓英转归陈诚指挥的消息，跟电话通讯中断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张治中也明白，蒋介石对他大发脾气，最大的原因是他没把上海的日军围歼，而现在日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源源开来，这仗更难打了。张治中认为这纯粹是双方实力造成的，不是他作战部署出了错误。但在一些部队调动上，张其实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前面提到想抄小路进攻日军司令部，在布置时，张把第98师的一个旅交给王敬久指挥，另一个旅交给孙元良指挥，也就是说夏楚中成了光杆司令，搞得夏大骂张治中。

张治中觉得，这一个月来，在沪战上，自己殚精竭虑，眼睛是红的，嗓子是哑的，之所以没有围歼日军，完全是双方军力造成的，而且开战之初南京进攻不坚决，所以被骂后满腹委屈，精气神一下子就散了，打报告决意辞职，但直到一个月后（9月22日）才被蒋介石批准。这时候，蒋也不再想用张了，他发现，同样指挥中央军精锐，陈诚手里的几个师，在月浦、罗店一线打得很好，把日本人死死地阻击在那里了；而张治中手里的几个师，一个多月来在上海市区是越打越不给力。

挂印前，张治中就自己的位置由谁来坐，给了蒋三个建议：一是顾祝同兼任；一是把第9和第15集团军合并，统一由陈诚指挥；三是由朱绍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福建福州人）接任。

蒋介石选择了第三个建议。

张治中回到了南京，向蒋介石提出回湖南老家休养。蒋介石也许觉得上次在电话里对张的态度有点过了，于是专门宴请了张，说：你休养可以，但先把朱绍良留下的空缺补上（大本营管理部部长），你答应了我，我就放你回湖南，怎么样，文白（张的字）？

张治中接过朱绍良的位子，回到了湖南老家，而后来湖南战场上的主将薛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韶关人）来到上海前线，出任第19集团军司令。这个当口，上海战区也被重新划分，陈诚被任命为左翼军司令兼上海前敌总指挥，指挥第15和第19集团军，作战地区是蕴藻浜以北，从南翔、嘉定至长江南岸；朱绍良指挥第9集团军、第21集团军（廖磊指挥的桂军，即将赶到上海）为中路军，作战地区是蕴藻浜以南、京沪铁路正面；张发奎的部队为右翼军，指挥第8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杭州刘建绪），作战地区仍是浦东、杭州湾北岸。

这个单子出来的同时，南京再次明确军纪：各部队防守阵地，没命令，一律不准撤退，否则部队长将按军法处决。

冯玉祥调走了，张治中骂走了，顾祝同、陈诚、朱绍良成了前方这把牌中最大的三个人物（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前，张发奎那边始终没什么战事）。

朱绍良在性格上跟顾祝同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人持重，没什么棱角，虽然没特别的优点，但也没能叫人一把抓住的缺点。朱绍良上任后，围攻上海市区的中路军，越来越沉寂，一度跟日军形成对峙局势。

顾祝同呢，当初来上海时没带参谋，就直接在张治中的司令部（已从南翔转移到了靠近安亭的徐公桥）上班了（后来司令长官部设在苏州，两边跑）。对于顾来说，蒋委员长不是天天盯着电话么，那我就一天打两个，早晨一个，晚上一个，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统统汇报过去，蒋介石这下笑了，就出现直接调动部队的情况。有人说，蒋的手伸得太长了。但仔细一琢磨，从职务权力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没太离谱的，很多人忘了：蒋毕竟兼着战区司令。问题出现在，他调动部队时，有时“忘”了跟部队的上级打招呼，比如把一个师或一个炮兵团调到别地儿去，不跟该部队的直属长官打招呼，等直属长官找自己的部队时，发现已经被蒋委员长调走了。

浦东方面，隔着条黄浦江，江对面越打越热闹，张发奎也在琢磨：怎么支援一下友军？他想出个主意：叫炮兵一部（6门最新德制75毫米口径卜福斯山炮，最远射程达9000米）在江边附近的洋泾设置阵地，天一擦黑就炮击江对面的日军，到白天再把炮隐藏在沟渠或竹林里。你很难说当时中国炮兵的技术不先进，张发奎叫人在江对面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秘密设立了个观测所，每天通过水底电线通信技术，协助炮兵修正炮弹着落点的偏差。

另一部炮兵（8门卜福斯山炮）则在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大楼附近秘密设置阵地，主打江对岸由高尔夫球场改建的日军机场。经侦察发现，日军飞机每天拂晓升空，从机场亮灯到第一架轰炸机起飞，大约有50分钟时间。在技术测距后，试着打了第一发炮弹，正好落入机场内，随后8门山炮狂吼，在8分钟内打出800多发炮弹，击毁击伤12架敌机。这队炮兵打完日军机场后就转移了阵地。但洋泾那边的炮兵还是出事了。

上海《时事新报》[7]的两个记者听说黄浦江对岸有秘密的炮兵阵地，于是就跑过来采访，部队长也是大意了，批准记者去竹林里的炮兵阵地走一遭，还允许记者拍了几张照片，但叫这个部队长没想到的是（其实早该想到），记者光图抓新闻了，不仅把采访炮兵阵地的详情发在报纸上，还配了照片。张拿到报纸后大发雷霆，这不等于泄露军事情报吗！于是紧急下令转移炮兵阵地，果然没多长时间日机就把洋泾一带的竹林来了个地毯式轰炸。

浦东炮兵在当时确实发挥了最大的能量，甚至多次入夜后将山炮放到小船上，悄悄驶向对岸吴淞码头的日军仓库进行近距离袭击。

话说日本陆军登陆后，中国援军上来的节奏也加快了，京杭和京沪铁路上的军列一车车地把增援部队投到上海，但仍不能扭转战局。张发奎想，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就在9月初给蒋介石打电话，说我们能不能限定一个投入兵力的最高点，比如说最高投入50个师，一旦第50个师放进去后，仍不能把敌人压制住，那么我们就用第二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接下来的援军（至少10个师），不再往上海投，而是放在后面的吴福、苏嘉国防线，进而开展全面持久的消耗战。至于上海的一线阵地呢，也不主动放弃，从“八一三”算起，以顶三个月为期。

应该说张发奎这个建议是具有可行性的，但没被蒋介石采纳。

前面说了，上海开战后，蒋介石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上海。他很着急，但南京电话局长途台的话务员小姐们却不管这些，即使是蒋亲自叫接电话，话务员小姐也会用纯正的国语不慌不忙地问：先生，您要普通的，还是加急的呢？有一次，蒋介石叫接电话，找顾祝同，结果接电话的是朱绍良，把蒋气了个倒栽葱，立即叫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把俞飞鹏叫来，对俞一阵大骂。

俞飞鹏这时实际上已经忙晕了，他不仅是负责军需的署长，还兼着交通部长，军需、后勤和通信一把抓，都由他调度。由于当时的铁路主要运送兵员，所以他就搞了一个船舶总队，大大小小地征集2000条船，跟汽车总队一起往上海运送军需品。但通信也得由他料理，于是马上叫人给蒋搞了个军用电话专线。

那边上火的则自然是松井石根。

第9、第13等师团一过来，驻台湾的第3飞行团也来了，加上舰载飞机，差不多达到了300架，制空掌握是没问题了。本钱有了，怎么打是个问题。饭沼守、公平匡武、长勇几个人碰出的新计划是：罗店的侧翼包围不是没成么，接下来咱搞中央突破。这个突破点就是大场。拿下大场，除了想从中国军队的防线中央撕开口子外，另一个目的就是把朱绍良的中路军的后路切了。松井说：攻大场，须渡蕴藻浜。他说这话时，根本不用看地图，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多年的武官，对这里的地形可以说了如指掌。

松井的计划是：藤田进第3师团和吉住良辅第9师团打头阵，强渡蕴藻浜，然后把伊东政喜第101师团放过去打大场。

日军的战法其实很简单，抗战八年中，遇到阵地战时，就用下面这三板斧，枯燥而乏味：晚上通常不打，天亮时进攻，先用飞机炸，再用野战重炮轰，然后在坦克的掩护下，拉出步兵冲击。一冲击，中国这边肯定拿重机枪进行压制，这时候日军再用平射炮打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