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下午3点多，孙元良第88师先头部队从宝山路东段摸到八字桥（1932年中日停火线）。

日本出兵的内阁会议是13日上午召开的，中午时上海这边得到消息，于是日本人的胆子大了起来，下午就派海军特别陆战队到宝山路布防，从宝山路西段向八字桥摸过来的是伊藤茂大尉指挥的第3大队。

中日两军摸着摸着，一抬头，发现了对方：打。

就这样，第88师的易瑾营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7期，湖南大庸人），打响了淞沪会战第一枪。但战斗只打了一会儿，因为双方都没领到正式进攻的命令，这只是一次意外的步哨接触战。

南京给张治中的命令是8月14日发起总攻。如果在13日夜趁日本人防守不稳就打出去，也许成果要比后来看到的要大。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中国古代军人摸索出的经验，因为后方的大员们往往不能洞悉一线转瞬即变的战机，为了抢得先手，拿到最后的胜利，可以违抗上面的命令，这也算得上军中潜规则了。但张治中最后还是做了个老实的服从者。

8月13日就这样过去了，千等万等中，等来了1937年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在步兵还没发起攻击时，中国空军率先出动了。

3架轰炸机扑向日本人在虹口和汇山码头的阵地，另外8架轰炸机直扑黄浦江上的日舰！

在上海大战中，来自云中的英雄是最悲壮的。当时，跟黄埔军校并称双星的是笕桥航校（中央航空学校，设在杭州东郊笕桥小镇），到中日开战前培养飞行员500多人。每个学生毕业时，蒋介石都会参加毕业典礼，除了向学生颁发毕业证外，还赠送佩剑一把，剑两面都刻有字，一面刻着“国土未复”，另一面刻着“军人之耻”。

但中国没自己的航空工业，自己造不出飞机，手里就攥着进口的250多架飞机（不及日本的1/10）。这些飞机一部分是国民政府旧有的，一部分是从当时半独立的广东空军那里拿来的，最后一部分是蒋介石50岁寿辰时“化缘”化来的。

蒋介石生于1887年10月31日，天蝎座，1936年秋，虚岁满50岁。当时，中日关系紧张，中国空军又没什么力量，而军费主要向陆军倾斜，拿不出太多钱买飞机，蒋灵机一动，叫陈立夫牵头，搞了个“童军集款，献机祝寿，抵御外敌”计划。按这个计划，通过教育部，摊派性地叫学生和教师捐献祝寿金买飞机。

按陈立夫的设想，当时全国一共1400多个县，每个县捐出够买一架飞机的钱。蒋介石很高兴，虽然有点强制性的味道，自己也背点黑锅什么的，但这钱毕竟不是入自己的腰包，于是也就心安理得了。后来，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不但教育口儿捐了不少钱，政府机关、各省军政首脑、上海金融界，乃至于南洋华侨，都纷纷捐款，最后拿到的钱，虽不够买1400架飞机，但买几百架还是没问题的，在开战前先向美国买了100架霍克式驱逐机（每机可携机枪两挺，250磅炸弹两枚，巡航时速达到280公里，续航后作战半径超过450公里）。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了空军总指挥部，由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临海人）任总指挥，毛邦初（黄埔军校3期，浙江奉化人）任副总指挥。当时，中国这边，陆军将领自然不少，空军将领奇缺，周、毛二人还互相较劲。笕桥刚建立时，蒋介石兼着校长，干事的是副校长毛邦初。毛黄埔毕业后没多久，就搞空军这块，包括筹建笕桥，也算是牵头人了。而且，他还不是一般人，是浙江奉化人，看出来了吧，跟蒋介石有“瓜葛”：是蒋第一个妻子的侄子。1934年，蒋不兼任校长了，毛以为他这个副校长会接任，但没想到位子给了周至柔，此后校长又换了几任，毛一直当副手。后来，周又当上了航空委员会主任，成为空军的掌门人。

言归正传。此时，中国空军手里，除了霍克外，还有雪腊克、道格拉斯、诺斯罗普等型号的驱逐机、攻击机和轰炸机，主要是从美国购买的，从性能上说并不落后，但却是打一架少一架。所以，中国青年英雄们有一个想法：怎么在牺牲前给日机最大的杀伤。当时他们只有二十三四岁。

在中国空军出动飞机轰炸了日军阵地和军舰后，日本鹿屋航空队的18架九六式轰炸机也升空了，9架扑向安徽广德机场，9架飞向杭州笕桥机场。每架飞机携2枚250公斤的炸弹。原定第一波攻击中国的是驻日本大村的木更津航空队和在上海外海马鞍群岛三艘航母上的海军航空队，但由于气象原因无法起飞。

8月14日午后，第一轮中日空战开始了。

发现日机后，中国空军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吉林青年高志航（法国航校毕业，吉林通化人）立即带队起飞迎敌，在杭州笕桥上空，你来我往，几分钟后，一架飞机拖着长烟掉了下去。

不是中国的！

中国人第一次击落日本战机，自高志航始！在随后十多分钟的激战中，又有两架日机被击落，击落第二架日机的是辽宁青年李桂丹（笕桥航校2期，辽宁新民人），中国这边人机无一伤亡！

日本人惊了。

中国人也惊了。

中日空军首次接战，日本人完败。蒋介石异常兴奋，问第一架日机是不是高志航打下来的？

高志航早年在东北军航空队服役，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到笕桥。由于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导致当时南方这边歧视东北人，航校的很多学员认为高是个间谍。那段时间，高志航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就是在笕桥这段时间，高苦练飞行技能，到中日开战前，已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员里技术最好的。蒋介石五十寿辰时，中国空军助兴表演，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叫蒋介石为之大声叫好，随后立即接见了高，并把自己的专机“天窗号”奖给他。

上海开战前，高志航本来率第4大队飞向山西，支援华北作战，但到河南周家口机场时，得到命令，紧急返回笕桥待命，后来很多人说是高杀敌心切，自己飞回来的，其实并不准确。此时，在华东的第5大队驻扬州机场，第3大队驻句容机场。

现在，在高空把日本人打蒙了，日本人嘀咕：不会是苏联人帮中国空军来了吧？或者是美国人？总之他们不相信这一切。转天一早，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的16架轰炸机由29架驱逐机护航，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队再次击落日机3架，6:0！随后反追日机至曹娥江，又打下来2架，四川青年乐以琴（笕桥航校3期，四川芦山人）一战成名，驾驶2204号霍克战斗机的他，在杭州创造了一人击落5架敌机的纪录。与乐以琴保持同样纪录的，还有驾驶2401号战机的辽宁青年刘粹刚（笕桥航校2期，辽宁昌图人）。

除此之外，毛赢初（毛邦初之弟）、王荫华、吕基淳、董明德、梁添成（马来西亚归侨）等人分别击落2架敌机，击落1架敌机的更是大有人在。

从杭州到南京，云中的日子，中日空军展开激战。

此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湖北青年沈崇诲（笕桥航校3期，湖北武汉人），正驾驶着轰炸机从安徽广德机场升空，在没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冒险而进，去袭击黄浦江上的日舰。但到长江口时，座机出现故障，危急中，沈崇诲绕向浦东，想叫同机的陈锡纯（笕桥航校5期，湖南望城人）跳伞到中国军队的阵地，自己驾机直撞日舰，但被陈拒绝。就这样，沈崇诲和陈锡纯同机穿过日军的高射火力网，猛然撞向日舰。那天是1937年8月18日。

沈崇诲殉国前两天，辽宁青年阎海文（笕桥航校6期，辽宁北镇人）在驾机轰炸日军陆战队司令部时，被楼顶上的高射炮击中。阎海文跳伞后，落到了日军阵地。日军特别想生俘一个中国飞行员，看看重创他们空军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阎海文一落地，鬼子就包围上来。阎海文手里握着手枪两把，盯着由远而近的日军，连打三枪，前面两个日军倒下。日军指挥官有意捉活的，所以士兵仍没开枪。你不打，好，我打，阎海文又是两枪，又报销了两个日军。

最后的子弹，阎海文留给了自己。

几天前，高志航被蒋介石惊为神人。

但实际上哪有神人，有的只是长空中一个个普通的中国青年誓死报国的情怀而已。沈崇诲、陈锡纯、阎海文之后，为国捐躯的还有：梁鸿云（笕桥航校3期，山东栖霞人）、任云阁（笕桥航校6期，河北文安人）、谭文（笕桥航校3期，山东海阳人）、刘粹刚（10月殉国于山西）、高志航（11月殉国于河南周家口）、乐以琴（12月战死于南京）、李桂丹（转年战死于武汉）……

中国空军决死报国时，8月14日下午3点整，在张治中指挥下，中国军队全线攻击开始了。攻击前，张治中在通电里说：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海战）以来五十年之最后清算。

左边王敬久第87师主攻杨树浦，依次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海军俱乐部、海军操场一线推进；右面孙元良第88师主攻虹口，依次向八字桥、坟山、法学院、虹口公园一线推进。很快，钟松独立第20旅和两个炮兵团也加入战斗。

一时间，整个上海市区枪声密集，炮火连天。

从8月12日中国军队开到上海，到8月23日日本增援陆军登陆，最初的上海战，从作战审美角度看，是颇具看头的。开战前，先有“虹桥事件”，中日剑拔弩张，斗智斗勇；事件发生后，中国这边想先发制人，日本那边外弛内紧，固守待援。交火前一天，第87师和第88师几乎把所有连、营一级的部队长都派出去化装侦察。到13日，两边都在进行火力搜索，小战一场。到14日全面开战后，复杂多变的街市战远比枯燥的阵地有意思，一时间，不仅上海的街道上，就是房顶之间也被架了梯子，市民坐在院子的天井里，一抬头，就会发现有中国士兵从这边的房顶越到那边的房顶，飞檐走壁般逐屋向日军据点推进。

此战还有一点极为特殊：上海是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市区又有多国租界地，不仅街区复杂，而且居民复杂，欧美人众多，所以中日双方打起来后，一方面打得极为激烈，另一方面打得又小心翼翼，因为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打出一个国际事件。

再有一点，那时候虽然没有电视直播，但整个上海街市战，实际上已经被现场直播了。当时的一大景致是：在租界的小洋楼上，西方人和有条件的上海市民坐在阳台上，一边翻着最新介绍战况的报纸，一边眺望着不远处中日军队厮杀的情形。

上海枪一响，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有意培养的军政部次长陈诚，想叫他出去考察战事：华北或上海，你选一个。

陈诚说：上海吧。

陈诚这一年40岁不到，保定军校毕业后，到黄埔军校当教育副官，又给孙中山当过警卫，从北伐旧军阀，到内战新军阀，再到围剿红军，都没落下过。在军中，陈诚靠的是第11师和第18军起家，后来形成了“土木系[5]”。

陈诚这个人，不属于军中技术型（后面出场的张灵甫、胡琏那样的），也不属于特别精明型（王耀武那样的），但办事中规中矩，而且作风严格，这一点很讨蒋介石喜欢（所以后来有“小委员长”之称）。加上陈诚也是浙江人，一来二去就成了蒋最喜欢的门生。喜欢的门生当然不只有陈，但想在政治上培养的，第一个考虑的是陈。前面说过，当初选笕桥航校校长时，定的是周至柔，蒋的亲戚副校长毛邦初都没排上，而周正是“土木系”的中坚，因为陈诚的力荐才上位。也就是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陈在蒋那里就有了很大的影响力。

从上海回来后，陈诚对蒋介石说：华北战事扩大是肯定的了。按倭寇的战力，会很快在华北得势，即使不从山西经汉中直捣四川，也有可能顺平汉线直趋武汉，这样对我们来说就不好办了。

日军走山西，经陕西攻四川，是蒋介石最先想到的，所以有派卫立煌率中央军入晋帮老阎的举动。走平汉线这边，他不是没想到，而是因为有刘峙在那挡着，他觉得能跟日军周旋一段时间（实际上很快就退下来了）。

如果如陈诚所言，日军直下武汉，就会出现一个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局面：拿下中国地理上的心脏武汉后，日军掌控华中，向西可以窥视四川等大后方诸省；向东可以捕捉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决战，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而且，如果日军在1937年就拿下武汉，无论是华东的工业命脉，还是南京的政权，都无法顺利地向大后方迁移。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将难以支撑。

蒋介石问：你有何计？

陈诚说：在上海大打，把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过来。

多天前，军事委员会的顾问蒋百里向蒋介石提到过把日军吸引到上海的计划，但蒋没太在意。当时他最担心的是日军在青岛和海州登陆，一举切断津浦线。但日军的这个登陆一直没动静。这一次，陈诚又提出了引日兵东来的问题，他不得不考虑了。

陈诚说：只要让日军的进攻路线从“由北向南”变为“由东向西”，那对我们就有利了。

陈诚认为，华东地区水沼密集，不利于日军向华中腹地的快速推进。这样可为大后方的建立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的内迁争取到时间，保证持久战略的实施。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

中国人惊颤担心如此，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他们不是没想过走平汉线直趋武汉，也不是没想过攻入山西后经陕西进攻四川，而是认为没必要走这一路线，因为日本人认为：拿下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再威慑或攻取政治中心南京后，中国就会立即停止抵抗。

就这样，南京急令原本要从广东开赴华北前线的中央军精锐罗卓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广东大埔人）第18军（第11师、第14师、第67师）紧急右转开赴上海。接到命令时，该军前锋已经快到保定了。夏楚中（黄埔军校1期，湖南益阳人）第98师也是这样，本来从武汉出发去支援华北，军队已经到了湖北北部的广水，这时候接到转赴上海的急电，于是又返回武汉，从那里坐船赶往上海。

随后，胡宗南（黄埔军校1期，浙江镇海人）第1军（第1师、第78师）、王耀武（黄埔军校3期，山东泰安人）第51师也从陕西开来；俞济时（黄埔军校1期，浙江奉化人）第58师从湖北开来；李玉堂（黄埔军校1期，山东广饶人）第3师从江西宜春开来；李延年（黄埔军校1期，山东广饶人）第9师从湖南衡阳开来；川军中最能打的杨森（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广安人）第20军则从贵州千里转进；而桂军正在出征前的动员中……从离上海最近的南京，也来了两支非同寻常的部队：桂永清（黄埔军校1期，江西贵溪人）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会战之初，增援来的是第2团，后第1团和第3团二次增援）和黄杰（黄埔军校1期，湖南长沙人）的税警总团。

就这样，中央军所有精锐，一个不剩，都过来了。

一时间，全国的铁路都成了运兵线，部队从四面八方会集大上海！

而日本国内，从1937年8月18日起，各个军港也开始喧嚣起来，第3师团率先从热田港乘军舰出发，开始了侵华之旅。该师团和第13师团，是后来的八年中始终在中国大陆作战的两个师团。

此时的日本，从东京到仙台，从熊本到金泽，从京都到名古屋，很多城市都出现狂热的出征场面。这些即将踏上侵略之旅的士兵，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列队而行，两旁是挥舞着旗帜的民众。有的士兵在人群中发现亲人，就上前拥别，然后揣上一片“千针缝”[6]。

日军士兵登上开向军港的火车后，都齐刷刷地从车窗里探出头，向人群挥动着手里土黄色的战斗帽。这些普通的日本青年，这些看上去甚至文质彬彬的日本青年，在这一刻还没变成狂暴的魔鬼，他们的人情味是那么足。几天后，当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站台上，送别的人群像波浪一样起伏。第16师团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有生动的记载：

野口后备兵的爱妻四处奔跑，寻找她亲爱的丈夫的身影。野口也大喊了好几声，挥过好几次手，但妻子没发现丈夫。妻子深切的离别之情通过这热烈的气氛传给了她的丈夫。“呜”的一声，汽笛声如箭一般划过天空，机车吐着白烟轰隆轰隆地响了起来。列车开动了。人们的叫喊声更加响彻夜空。“万岁！万岁！”只有这一句话。

日本就是这么疯掉的。

在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盘踞的据点起于沪江大学，经公大纱厂、汇山码头，终于天通庵车站附近的北四川路陆战队司令部，把整个日租界保护在里面，连线上的日军工事多为钢筋混凝土建筑，十分之牢固。比如第87师在围攻日军占据的公大纱厂时，连打两天却难以拿下来。还有一点，中国军队虽然多，但由于街市的特点，并不利于大部队作战，所以在进攻日军一个据点时，最多只能拿出一个团加上点直属部队，这样一来，日军虽然在总量上人少，但在局部仍不处于下风。在打北四川路的日军司令部时，第88师顶多能拿出2个步兵营、1个工兵连、1个平射炮连和1个通讯班。

尽管如此，中国将士仍拼尽全力，第87师经血战，攻入日本海军俱乐部；第88师则在浴血中进占坟山阵地。但师所辖第264旅旅长黄梅兴（黄埔军校1期，广东平远人）将军，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被日军炮弹击中而殉国。这是上海开战后我方第一个阵亡的将领。

上海开战前，南京就把最好的炮兵部队（炮8团、炮10团，后来炮3团等也过来了）调了过来，但由于此前步兵跟炮兵没进行过协同作战的训练，所以打起来后两个军种基本上是“两拿着”。说到对炮兵的使用，常规战中一般是这样的：把炮兵部队分割使用，由炮兵团化为若干个炮兵连，再把炮兵连分散到步兵师；此次在上海街市战中不知变通，照样这样使用，造成了一个后果：炮兵难以集中起来在局部形成火力优势。而且，也没想到派敢死队对日军重要据点进行贴身爆破（此前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参谋倒想过），而一味地靠步兵武器（顶多加上平射炮）冲锋，效果可想而知。

几天打下来，中国军队丝毫没占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日本陆军登陆，形势会马上逆转。张治中坐不住了，从南翔带着参谋前往江湾叶家花园第87师司令部。

就在这时候，王敬久失去了一个机会。8月19日深夜，一名市民冒死来到已经攻到北四川路的第87师阵地，说附近有条小路，直通日租界，而且没日军把守，从那里可以迫近日军司令部！如果此时王敬久率军立即经此路线发起偷袭或搞一次贴身爆破，会有什么结果呢？但王迟疑了一下，决定转天再发起进攻，但就在20日，日军一个反击，第87师又被从北四川路打了下去，偷袭计划只能告吹。

一周过去了，全然无将日军歼灭的迹象，张治中开始急了。

张治中没想到中国军队这边的火力配置出现问题，而认为是由于全线压上没有重点造成的。他想往日军阵地砸进一个楔子，张治中眼里的这个蛇之七寸就是黄浦江边的汇山码头。

该码头在东西日军阵地的中间位置，向西经北四川路可到达日军司令部，向东北连接着公大纱厂等据点。在这里砸进楔子后，可以从两个方向的侧翼包抄日军。

打汇山需要一支生力军。正在这时候，宋希濂第36师、夏楚中第98师、第18军彭善（黄埔军校1期，湖北武汉人）第11师相继赶到上海，随即宋希濂领到进攻汇山码头的任务，夏楚中领到协助第87师进攻公大纱厂和沪江大学的任务，彭善的第11师为总预备队。

欲占领汇山码头，必过唐山路日军防线。

日军以唐山路两旁的据点为依托，设置了由轻重机枪组成的交叉火力网。

8月21日零点，攻击开始后，在日军居高临下的火力封锁下，沿唐山路冲锋的第36师士兵一个个倒下；同时，也有日军不断被击中，从两侧的高楼上掉下来。

唐山路遂成血路一条。

一个多小时过后，中国军队仍没通过。负责主攻的该师第216团团长胡家骥（黄埔军校5期，湖南湘乡人）大怒。他以第1营为主力，第3营为侧翼，第2营为预备队，自己亲率第1营，大吼了一声：报国的时候到了，跟我上啊！

胡家骥舞动着手枪，冲在了最前面。士兵们见团长红了眼，都纷纷大喊着冲击，终于冲过唐山血路，在冲锋中胡家骥身中5处枪伤，但仍不下火线，带队直扑汇山码头。

张治中在决定打汇山码头时，除了认为这里是七寸外，还有一点：开战后，这个码头实际上成了日军军用物资的运转中心，大批弹药从军舰上运下来，从这里补充到日军据点。所以必须把这个运转中心打掉。但张治中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汇山码头的地形。

打到跟前时，胡家骥发现了这个问题。

码头入口处，是道铁门，进码头后，则是一片空旷地带，两边是多幢四五层楼高的库房，早已被日军布置了火力。

要想控制码头，必须拿下周围的建筑物；但要想攻下建筑物，必须翻越铁栏后进入码头，这边有限的炮火并不能把码头里的日军压制住。想拿下码头里的建筑物又不容易，因为一进码头就是开阔地，中国士兵会立即暴露在日军的火力下，更要命的是，对面黄浦江里，还停着装有巨大口径舰炮的日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