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数者，根株深固，枝叶广阔，若不可以朝变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则亦在夫陛下之反诸身耳。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出私帑以归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阙，必能复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宽州县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宫能择宰相以选牧守矣，择台谏以供刺举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严宦官、兵将、交通之禁，而以选将属宰相矣。宰相诚得其人，则必能为陛下择将帅以作士气，计军实、广屯田以省漕运矣。上自朝廷，下达州县，治民典军之官既皆得人，然后明诏宰相，议省监司之员而精其选，重其责。又诏铨曹使以县之剧易分为等差，而常切询访。天下之官吏能为县者，不拘荐举之有无，不限资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补最剧之县。果有治绩，则优而进之；不胜其任，则绌而退之。凡州县之间，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渐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宽矣。以上因言民力而推本于正心，则百弊皆除，贯串乎大本之一，急务之四。
至于屯田之利，则以臣愚见，当使大将募军士，使者招游民，各自为屯，不相牵制。其给授、课督、赏罚、政令，各从本司自为区处。军中自有将校可使，不须别置官吏。使者则听其辟置官属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备使令。又择从官通知兵农之务，兼得军民之情者一员为屯田使，总治两司之政，而通其奏请，趣其应副。又以岁时按行察其勤惰之实，以行诛赏。如此，则两屯心竞，各务其功，田事可成，漕运可省，而诸路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获已而未可尽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务之五六也。以上因民力而议改屯田之政。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其本则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故所谓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务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缓者，惟陛下深留圣意而亟图之。使大本诚正，急务诚修，而治效不进，国势不强，中原不复，仇敌不灭，则臣请伏鈇钺之诛，以谢陛下。陛下虽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以上归于大本之正，总结上文。
然又窃闻之今日士夫之论，其与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实，则皆所谓似是而非者也。盖其乐因循之无事者，则曰陛下之年寝高，而天下亦幸无事。年寝高而血气不能不衰，天下无事则不宜更为庸人所扰。其欲奋厉而有为者，则又曰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摅，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以此为务，则圣心不待劝勉而自强；舍此不图，则虽策厉以有为，而无所向望以为标准，亦卒归于委靡而已。凡此二说，亦皆有理，而臣辄皆以为非者。盖乐因循者，知圣人之血气有时而衰，而不知圣人之志气无时而衰也。知天下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无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况今日之天下，又未得为无事乎？且以卫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以求规谏，而作抑戒之诗以自警，使人朝夕诵之，不离于其侧。此其年岂不甚高，而其戒谨恐惧之心，岂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视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责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万于武公者。臣虽不肖，又安敢先处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谓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艰难多事之可忧，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无一事之可为，尚当朝兢夕惕，居安虑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虽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外有强暴之寇仇，内有愁怨之军民，其他难言之患，隐于耳目之所不加，思虑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间，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何可胜数！追计其前，既未有可见之效；却顾于后，又未有可守之规，亦安得遽谓无事而遂以逸豫处之乎？以上驳因循无事之说者。
其思奋厉者，又徒知恢复之不可忘，颓惰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难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难除也。诚能先其所难，则其易者将不言而自办；不先其难而徒侥幸于其易，则虽朝夕谈之，不绝于口，是以徒为虚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长，而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是以数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故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则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致，而不至于别生患害，以妨远图。盖所谓善《易》者不言《易》，而真志于恢复者，果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也。以上驳奋厉有为之说者。
论者又或以为陛下深于老佛之学，而得其识心见性之妙，于古先圣王之道，盖有不约而自合者，是以不悦于世儒之常谈死法，而于当世之务，则宁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说为可取，今乃以其所厌饫鄙薄者陈于其前，亦见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为此亦似是而非之论，非所以进盛德于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说，固有疑于圣贤者矣，然其实不同者则此以性命为真实，而彼以性命为空虚也。此以为实，故所谓寂然不动者，万理粲然于其中，而民彝物则，无一之不具，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必顺其事，必循其法，而无一事之或差。彼以为空，则徒知寂灭为乐，而不知其为实理之原；徒知应物见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说而修之，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而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说，则其本末横分，中外断绝，虽有所谓朗澈灵通、虚静明妙者，而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颠倒运用之失也。故自古为其学者，其初无不似有可喜，考其终则诐淫邪遁之见，鲜有不作而害于政事者。是以程颢常辟之曰：“自谓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而实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自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是谓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与人道。”呜呼！此真可谓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闻于陛下者。使陛下过听髡徒诳妄之说，而以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为三术，而以儒者之学为最下，则臣窃为陛下忧此心之害于政事，而惜此说之布于来今也。如或未以臣言为然，则圣质不为不高，学之不为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岂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
若夫管商功利之说，则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则以既斥儒者之道为常谈死法，而天下之务日至于前，彼浮屠之学又不足以应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说至今几年，而国日益贫，兵日益弱，所谓近效者亦未之见，而圣贤所传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则固所以为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讲之者也，岂不误哉！今议者徒见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圣贤所传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初无新奇可喜之说，遂以为常谈死法而不足学。夫岂知其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仿佛其万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说之同异而明辨之因循、奋厉、老庄、管商即上文所驳之四说也，则知臣之所言，非臣所为之说，乃古先圣贤之说；非圣贤所为之说，乃天经地义自然之理。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圣，颜曾伋轲之贤，而有所不能违也。则于臣之言，与夫论者之说，其为取舍从违，不终日而决矣。以上驳老佛管商，盖孝宗生平宗旨如此。
抑臣于此又窃有感而自悲焉。盖臣之得事陛下，于今二十有七年矣，而于其间得见陛下，数不过三。自其始见于隆兴之初，固尝辄以近习为言矣；辛丑再见，又尝论之；今岁三见，而其所言又不过此。臣遐方下士，田野之人，岂有积怨深怒于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至于屡进不合而不敢悔者，区区之意，独为国家之计，而不敢自为身谋，其愚亦可见矣。然自顷以来，岁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反，不惟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暮，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臣之鄙滞，固不能别有忠言奇谋以裨圣听，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释然而忘其夙昔之忧也。则臣于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驰魏阙，窃不胜其爱君忧国之诚，敢冒万死，刳沥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献，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以上自伤其老，感君以诚。伏惟陛下哀怜财赦而择其中，则非独愚臣之幸，实宗社生灵之幸。臣熹诚惶诚恐，昧死再拜谨言。
此篇正文一万一百一十字，公之自注夹行书写者又二千九百一十四字。北宋之万言书，以苏东坡、王介甫两篇为最著，南宋之万言书，以公此篇及文信国对策为最著。文章则苏、王较健，义理则公较精。篇中约分四节，第一节，言所以不上殿入对，而仅陈奏封事之故。第二节，陈大本一端。第三节，言急务六事。第四节，辨驳当时士大夫四说。第三节所指各务，皆切中时政之得失，其戆直殆过于汲黯、魏征，其气节之激昂，则方望溪氏以拟明季杨、左者，庶几近之。他人谏其事，公则格其心；他人攻君之失，公则并纠大臣、近臣之过。第二节、第四节所论，皆本其平日读书学道，深造有得之言，实有诸己而后以献诸君，初无一语取办于临时者，此非文士所可袭取也。惟过于冗长，似一笔书成，无修饰润色之功，故乏劲健之气、铿锵之节。其逐段夹行分注，以达未尽之意，似不可以为训。兹故置之不录。第四节辨驳四说，似不宜羼入此篇之内。学古者不可不知。
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据江西按察司整饬兵备带管分巡岭北道副使杨璋呈；“伏睹大明律内，该载失误军事条：领兵官已承调遣，不依期进兵策应，若承差告报军期而违限，因而失误军机者，并斩。从军违期条：若军临敌境，托故违期，三日不至者斩。主将不固守条：官军临阵先退，及围困敌城而逃者斩。此皆罚典也。及查得原拟直隶、山东、江西等处征剿流贼升赏事例：一人并二人为首，就阵擒斩以次剧贼一名者，五两；二名者，十两；三名者，升实授一级，不愿者赏十两。阵亡者升一级，俱世袭，不愿者赏十两。擒斩从贼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升实授二级，余功加赏。不及六名，除升一级之外，扣算赏银。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斩以次剧贼一名者，赏银十两均分；从贼一名者，赏五两均分。领军、把总等官，自斩贼级不准升赏。部下获功七十名以上者，升署一级；五百名者，升授一级；不及数者量赏。一人捕获从贼一名者，赏银四两，二名者赏八两，三名者升一级。以次剧贼一名者，升署一级，俱不准世袭，不愿者赏五两。此皆赏格也。以上备述例载罚典赏格，皆杨璋所引。赏罚如此，宜乎人心激劝，功无不立。然而有未能者，盖以赏罚之典虽备，然罚典止行于参题之后，而不行于临阵对敌之时；赏格止行于大军征剿之日，而不行于寻常用兵之际故也。且以岭北一道言之。四省连络，盗贼渊薮，近年以来，如贼首谢志珊、高快马、黄秀魁、池大鬓之属，不时攻城掠乡，动辄数千余徒。每每督兵追剿，不过遥为声势，俟其解围退散，卒不能取决一战者，以无赏罚为之激劝耳。合无申明赏罚之典，今后但遇前项贼情，领兵官不拘军卫有司，所领兵众有退缩不用命者，许领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领兵官不用命者，许总统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所统兵众有能对敌擒斩功次或赴敌阵亡，从实开报，复勘是实，转达奏闻，一体升赏。至若生擒贼徒，鞫问明白，即时押赴市曹，斩首示众。庶使人知警畏，亦与见行事例，决不待时，无相悖戾。如此，则赏罚既明，人心激励，盗贼生发得以即时扑灭，粮饷可省，事功可见矣。具呈到臣。”以上录杨璋原呈。
卷查三省盗贼，二三年前总计不过三千有余，今据各府州县兵备守备等官所报，已将数万，盖已不啻十倍于前。臣尝深求其故，询诸官僚，访诸父老，采诸道路，验诸田野，皆以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诚有如副使杨璋所议者，臣请因是为陛下略言其故。
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亦未尝不畏诛讨。夫唯为之，而诛讨不及，又从而招抚之，然后肆无所忌。盖招抚之议，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随招随叛之党。南赣之盗，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犹可聚众而与之角。鸣之于官，而有司者以为既招抚之，则皆置之不问，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与，敌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一与一”，谓一人敌一人也，吾乡谚语曰“个打个”。《史记》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谓易敌也。此与字之古义也。阳明云不彼与，犹俗云官府不敢惹他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从贼，由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日频，知官府之必将己招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知官府之必不能为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无伸，而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勤，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向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故曰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者，此也。以上叙招抚太滥。
夫盗贼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独有司者必欲招抚之，亦岂得已哉。诚使强兵悍卒，足以歼渠魁而荡巢穴，则百姓之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岂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赣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拘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稇载归巢矣。或犹遇其未退，望贼尘而先奔，不及交锋而已败。以是御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抚为事乎？故凡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苟免坐视之罚；应名剿捕，聊为招抚之媒。求之实用，断有不敢。何则？兵力不足，则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则必有失律之咎；则必征调日繁，督责日至，纠举论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于落职败名者有之。招抚之策行，则可以安居而无事，可以无调发之劳，可以无戴罪杀贼之责，无地方多事不得迁转之滞。夫如是，孰不以招抚为得计？是故宁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张之虏；宁使孤儿寡妇之号哭、颠连疾苦之无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贼。盖招抚之议，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为常策。故曰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以上叙兵力不足。
古之善用兵者，驱市人而使战，收散亡之卒，以抗强虏。今南赣之兵，尚足以及数千，岂尽无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进，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北，何者？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则进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吴起有云：“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凡兵之情，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今南赣之兵皆畏敌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者，此也。以上叙赏罚不行。
今朝廷赏罚之典，固未尝不具，但未申明而举行耳。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亦何以齐一人心而作兴士气？是虽使韩、白为将，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识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复何所冀乎！议者以南赣诸处之贼，连络数郡，蟠据四省，非奏调狼兵，大举夹攻，恐不足以扫荡巢穴。是固一说也。然臣以为狼兵之调，非独所费不资，兼其所过残掠，不下于盗。大兵之兴，旷日持久，声势彰闻，比及举事，诸贼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过老弱胁从，无知之民。于是乎有横罹之惨，于是乎有妄杀之弊。班师未几，而山林之间，复已呼啸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验者。臣亦近拣南赣之精锐，得二千有余，部勒操演，略有可观。诚使得以大军诛讨之，赏罚而行之，平时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时，而唯成功是责，则比于大军之举。臣窃以为可省半费而收倍功。以上言不必调狼兵，但用南赣之兵行大军诛讨之例，即可成功。
臣请以近事证之。臣于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赣，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后地方但有草贼生发，事情紧急，该管官司即便依律调拨官军，乘机剿捕，应合会捕者，亦就调发策应。但系军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迟延隐匿，巡抚、巡按、三司官即便参问，依律罢职、充军等项发落。虽不系聚众草贼，但系有名强盗，肆行劫掠，贼势凶恶，或白昼拦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数多少，一面设法缉捕，即时差人申报，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会处置。如有仍前朦胧隐蔽，不即申报，以致聚众滋蔓，贻患地方，从重参究，决不轻贷等因，题封钦依备行前来。”右八行录兵部文。钦依，今曰钦遵。备行，今曰行知，或曰咨行移行。时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数千百纸，通行所属，布告远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门以贼情来报者接踵，亦遂屡有斩获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随时调用，而官无观望掣肘，则自然无可推托逃避，思效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举行耳。今使赏罚之典悉从而申明之，其获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悯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愤之莫伸，特敕兵部，俯采下议，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贼有不灭，臣等亦无以逃其死。以上言申明律例，获效必速，请颁令旗令牌。
夫任不专，权不重，赏罚不行，以至于偾军败事，然后选重臣，假以总制之权而往拯之，纵善其后，已无救于其所失矣。臣才识浅昧，且体弱多病，自度不足以办此，行从陛下乞骸骨，苟全余喘于林下，但今万待罪于此，心知其弊，不敢不为陛下尽言。自请旗牌，恐人疑为贪权，故又自明其脱屣名位之素志。陛下从臣之请，使后来者得效其分寸，收讨贼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于万一。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睛，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沅弟之文笔光明豁达，得之天授，若更加以学力，使篇幅不失之冗长，字句悉归于精当，则优入古人之域，不自觉矣。
方苞／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材札子
此疏为乾隆二年所上，公年七十矣。公以康熙三十八年举于乡，四十五年成进士，时年三十九岁，因闻母病，未应殿试而归。五十年以戴名世之案被逮入京，下狱。五十二年出狱，召入南书房。雍正间屡迁至内阁学士。乾隆二年擢礼部右侍郎，上此疏。
臣闻人臣之义，国尔忘家，君尔忘身。士大夫敦尚气节，东汉以后，惟前明为盛。居官而致富厚，则朝士避之若浼，乡里皆以为羞。至论大事，击权奸，则大臣多以去就争。台谏之官，朝受廷杖，谏疏夕具，连名继进。至魏忠贤播恶，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窜，捐腰领，受锥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虽曰激于意气，然亦不可谓非忠孝之实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后，国政傎于上，而臣节砥于下，赖以维持而不至乱亡者，尚百有余年。以上言前明气节之盛。臣窃见本朝敬礼大臣，优恤庶官，远过于前明，而公卿大臣抗节效忠者，寥寥可数。士大夫之气习风声，则远不逮也。
臣少游四方，所至辄问守土之吏之为民利病者，无何而大病于民者，已列荐章矣，民所爱戴者多因事罢黜矣。叩其故，则曰，此富人也；非然，则督抚之亲戚故旧也，非然，则善于趋承诡法逢迎者也。其罢黜者，则以某事忤某上官耳。间有贪残而被劾，循良而得举者，则督抚两司中必有贤者焉，而亦寥寥可数矣。以上言外官之积习。至于九卿乃九牧之倡，万官庶事之枢纽也，督抚台垣之条奏特下九卿，必国体民生所系。犹叩树本，百枝皆动，而可或有差忒乎？以臣所闻见，凡下廷议，其为督抚所奏请，则众皆曰，此某部某长官所交好也。或上方向用，未敢驳正也。已而议上，则果谓宜从矣。其为科道所条奏，则众皆曰，原议某所建也，其事某某所不利也。已而议上，则果谓必不可从矣。科道条奏，部议驳斥者多，此风后来更甚。同官中即有持正而力争，各部院即有心知其非，不肯画题者，而其议之上达自若也。其保举僚属，半出私意，亦不异于外吏，但逼近辇毂，耳目众著，出于公道者，尚可参半耳。以上言京官之积习。是以圣祖仁皇帝中年以后，灼知此弊，刑诛流锢，以惩奸贪，拔擢矜全，以劝廉吏，而亲信清公朴实之人。世祖宪皇帝敬承此意，极力廓清，宵旰孜孜，惟务发外吏之欺蒙，破在廷之结习。十余年间，少知畏法而终未革心，盖由营私附势之习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也。我皇上至诚恻怛，谆谆开谕，可谓深切著明矣。而特旨荐举，服在大僚，尚或引用富人以便身家，在外督抚，多以报荒为难，而州县又以匿荒为自安之计。其有不肖者，每遭岁歉，转日夜征比，以迫蹙贫民，冀邀蠲免，因缘为利。此风不改，则皇上日夜忧勤于上，而治教禁令不能不堕坏于冥昧之中，尚安望百度之皆厘，实德之及下乎？以上言三圣整顿而积习未革。
臣伏读三年中前后谕旨，于臣所陈之积弊，亦既洞晰于圣心，而思有以矫革之矣。然所以矫革之者，则有本统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犹莫举，而知人则哲，帝尧犹难之。治道之兴，必内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诚无私，深识治体者两三人，然后可以检制僚属，而防胥吏之奸欺。外而督抚两司，每省必得公正无欲，通达事理者四三人，然后可董率道府，辨察州县，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识、有守而几于有德者也，虽数人、十数人不易得，况一旦而得数十人哉？然不如是，终不可以兴遭而致治。孟子云；“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自古圣君贤主，未尝借才于异代，亦惟我皇上勤心以察之，依类以求之，按实积久以磨砻之，信赏必罚以劝惩之而已。以上言为政在于得人，知人之道有四端。
所谓勤心以察之者，一则明辨部议会议是非之实也。凡一事之兴废，其利害常伏于数传之后，故虽周公之圣，犹有仰而思之，夜以继日而未得者，况庸常之人，杂以私意而揣磨瞻徇乎？而奸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饰偏辞，变乱是非，言之凿凿，使观者难辨。孔子所以恶佞之乱义，恶利口之覆邦家也。是以唐宋以来，凡廷议皆以宰相断决之，以学士参议之，以给事中驳正之。自明中叶以后，奸相擅权，毒流天下。圣祖仁皇帝时，亦有以招权笼贿家累巨万者，赖圣明刚断，同时罢黜；而自是以后，洁已自好者皆以避权为安。内阁拟票虽有两签，从未有摘发部议之非而奏请改议者。古者御史之外，别设给事中专驳宰相成议，上及诏旨；而南宋以后，旧典寝废，以故朱子屡叹之。以臣所闻见，圣祖仁皇帝、世祖宪皇帝暨我皇上，时有尽屏廷议而独断其行止者，命下必大服众心。故臣愚以为凡部议会议有关于国体民生者，勿遽批发，必再三寻览，以究其事理之虚实、意见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平时圣心素信其忠诚无私、通达事理者，尽屏左右，每人而独问之。参伍众说，然后内断于圣心。此即虞舜好问好察、以辅其惟精惟一之学，而孔子所叹为大智也。臣伏见皇上于部议从者十九，于九卿两议大抵从其列名众多者，道路之口颇有未协。圣心如天，或以为主议者众，必人心所同，而不知其实乃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见，怯懦瞻徇者明知其非而不敢辨也。右勤察部议会议。
抑又闻用人之道，惟知之为难。凡人之智识，必叩之而后知，其材勇，必试之而后见；其忠邪诚伪，必久与之习而后得其真。太公望，文王之师也，武王用之，犹反复穷究，相与问答者凡数万言。管夷吾，齐国之望，鲍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犹每事咨度，相与问答者凡数万言。武王问太公之语见《六韬》。桓公问管仲之语见《管子》。各数万言。方今四海九州，万事百度，皆总归于六部，而决于卿贰五六人。每日文书到部，最少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则奸心必滋于蠹吏，实害必被于兵民。此即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虚己和衷，日夜讲求，尚虑其有失误，而我皇上于六部卿贰中，灼知其才识，深信其忠诚者，凡几人乎？古圣王用人惟己，必先劳于求贤。臣伏愿皇上惟盛暑严寒宜安养圣躬，不可过劳，外此少有余闲，即延见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览之下，微有所疑，即召见问讯，使各陈所见。听其言语，则明昧可知矣；观其气象，察其精神，则公正私曲，大略可见矣。即有利口而饰为抗直，邪媚而貌类恪恭者，以我皇上之至诚至明，久与之习，必有呈露于几微而不能自掩者矣。其余京堂科道，条陈屡合事理、翰林敷奏深当圣心者，亦宜慎选其人，俾轮班侍直，事有疑难，随时召问，以习察其志行，而剂度其材能。至于大僚中已为我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见，与议论天下之事，以穷究其底蕴。右勤察部院堂宫。果能忠诚无私而又通达事理，则于同官百吏皆能助皇上以检察而得其实矣。以上勤心以察之。
所谓依类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与小人，性情、心术如冰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悦，必谀佞侧媚者，虽有才智，而为国患更深。朴直清慎者，虽无才智，尚可奉公守法，竭力自效。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人而求吉士，以劢相国家而已。所谓人，谀佞侧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谓劢相朴直清正之士，虽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励，尚可以有辅于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误信小人者，断无小人而能进君子者。故求贤之道，必以其类为招。保举旧例，临时按品秩资格，俾各举一二人。法本无愆，而人多难信。我皇上于在内之九卿，在外之督抚，深信其忠诚无欲者，必各有数人。伏愿特下密旨，命尽举所知而别其材之所宜，然后考复试验，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资格以泛举者，必为得实，而听请托、利身家之结习，不禁而自除矣。以上依类以求之。
所谓切实积久以磨砻者，自汉唐以后，虽仍六官之名，而职事多非周官之旧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则吏部之职，非独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实在使请嘱者望风而自止，巧法者百变而难欺。户部之职，非独谨守管钥、会计、出纳也，其实在明于万货滋殖之源，生民实耗之本。礼部虽奉行旧典，而事有特举，必当酌古准今，可为后法，且寅清端直，无玷其官。兵部之实，在戢将校之骄气，以绥靖兵民，消祸变于无形，以折冲万里。此段立论太高，多不切于事实。今之兵部与将校并不相接，何能戢其骄气？刑部之实，在时情罪之宽严，以砥维风教；辨四方之伪狱，以震慑职司。工部之实，在识海内山川之形势，以知疏凿之宜；核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于都察院之设，本以肃朝廷之纲纪，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之不法，而自副都御史郭琇排击要人以后郭琇参劾明珠，名震中外，五十年来未闻力争国家之大事，斥指大吏之非人者，不过掌行过文书而已，然则此职盖几于虚旷矣。伏愿我皇上于部院卿贰，必慎简忠诚，而以明达者佐之。辨其材之所宜，而各责之以实，使日夜奋励其僚属，而随时以进退之，则中材以上，咸自矜奋，数年以来公正之风可作，而练达事理者亦渐多矣。以上切实积久以磨砻之。
所谓信赏必罚以惩劝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奖进激励而成。平时主部议者不过正卿中一二人，主会议者不过九卿中皇上所向用之数人，顺从缄默者长得自安，据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积习为常，所以靡靡日趋于瞻徇，而非果竟无人也。倘我皇上时时延见，一一考验，忠诚者笃信之，明达者褒嘉之，怀私者废斥之，庸昧者退罢之，则旬岁之间，勃然而兴起矣。世宗宪皇帝于大计保举之员，赃罪败露，督抚降调，司道革职，条例甚严，而奉行不实。惟奉特旨，独举一人者降调甚多，而督抚司道之计典无闻焉。盖以所举众多，不能尽诘，而姑从宽贷耳。用此，赂请阴行，举劾颠倒，无所顾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执法不移，则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羡归公以后以下言州县及京官资给宜优，与本段信赏必罚之意不相联贯，州县之繁剧者，养廉至千数百金，犹不足延幕客、办公事。在内诸司虽蒙加俸一倍，犹不足以僦屋，赁仆、秣马、供车。伏愿通计天下之耗羡，及经赋所余，详加筹画，必使州县得备其公事，诸司得赡其身家，然后一犯赃私，严法不贷。其声绩显著者，则时赐金帛、进爵秩而使久于其任。如此则凡为吏者，皆得俯仰宽然，洁己以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终身之坠陷乎？以上信赏必罚以惩劝之。信能行此四者，则忠良有恃以不恐，奸邪有术而难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洁己爱民之为安。数年之后，众正盈廷，官守经法，民无幸心，虽大艰猝投，无难共济，而况举先王足民之大经，布前代屡验之良法，尚何虑其阻挠废格，纵私生事以扰民乎？至于民食既足，则当渐为礼俗之防；官常既修，则当实讲教士之法，内治既定，则兴屯卫于边关，设军田于内地，使精神可以折冲。立制防于海峤，谨治教于苗疆，使患消于未兆。皆宜次第修举，而臣不敢以为言。诚以积习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则为之而必不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
凡所陈奏，皆臣五十年来所耳闻目见，确知其状不得不入告圣明者。臣老矣，生世无几时，如以臣言为可用，伏望留臣此折以验群情，以考治法，时复赐览。如用臣言而无利于民，无益于国，虽臣死之后，尚可夺臣之爵命，播臣之过言，以示惩责也。味死上陈，不胜悚息瞻企之至，谨奏。
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虽乾嘉以来汉学诸家百方攻击，曾无损于毫末。惟其经世之学，持论太高，当时同志诸老，自朱文端、杨文定数人外，多见谓迂阔而不近人情。此疏阅历极深，四条皆确实可行；而文气深厚，则国朝奏议中所罕见。沅甫生平笃慕望溪，尝欲疏请从祀孔庙，盖将奉为依归。昔望溪于乾隆初请以汤文正从祀圣庙，未蒙俞允。厥后道光三年，汤公果袝祀圣庙。而望溪之志行几与汤公相伯仲，跻之两庑，殆无愧色。沅甫知取法乎上，或亦慨然睎古而恩齐欤？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
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乾隆元年，孙文定公进此疏时为左都御史，故曰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恺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故过计而预防之也。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以上总举大意，言治乱循环倚伏，其机甚微。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二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以上实指耳目心三习生一喜小人而厌君子之弊。
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司考而知也。以上言所以小人进而君子退之故，皆由三习有以引之而不自觉。
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亦并未有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犹望道而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之圣心自懔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诤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以上言惟圣人能自见其过，而匡君以不自是。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为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满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以上极言自是之害。
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以上总言治乱原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而实根于不自是。
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故敢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乾隆初，鄂、张两相当国，蔡文勤辅翼圣德。高宗聪明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诏谕颁示中外，识者以比之典谟誓诰。独孙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圣德，可谓忧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纯庙御宇六十年，盛德大业始终不懈，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后嘉庆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进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极，寿阳相国祁寯藻亦抄此疏进呈。余在京时，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余以其文气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年细加?绎，其所云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亦非绝大智慧、猛加警惕者不能道。余与沅弟忝窃高位，多闻谀言。所谓“三习”者，余自反实所难免。沅弟属官较少，此习较浅，然亦不可不预为之防。吾昆弟各录一通于座右，亦《小宛》诗人迈征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