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学与宋学】

至于清代，一时之风尚，转向于所谓汉学。所谓汉学家者，以为宋明道学家所讲之经学，乃混有佛老见解者。故欲知孔孟圣贤之道之真意义，则须求之于汉人之经说。阮元云：“两汉经学，所以当遵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汉学师承记序》）讲汉人之经学者，以宋明人所讲之道学为宋学，以别于其自己所讲之汉学。

宋明人所讲之理学与心学，在清代俱有继续的传述者，即此时代中之所谓宋学家也。但传述者亦只传述，俱少显著的新见解。故讲此时代之哲学，须在所谓汉学家中求之。盖此时代之汉学家，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其所讨论之问题，如理、气、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依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也。就此方面言，则所谓汉学家，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仍是宋明道学家之继续者。汉学家之贡献，在于对于宋明道学家之问题，能予以较不同的解答；对于宋明道学家所依经典，能予以较不同的解释。然即此较不同的解释，明末清初之道学家，已略提出汉学家所讲义理之学，乃照此方向，继续发展者。由此言之，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

二 【颜李及一部分道学家】

在汉学、宋学之对峙尚未成立之前，北方即有所谓颜李之学。颜元，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人。生于明崇祯八年（西历一六三五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西历一七〇四年）。李塨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人，习斋之弟子。生于清顺治十六年（西历一六五九年），卒于雍正十一年（西历一七三三年）。二人俱反对宋明道学，而主张其自己所以为真正孔孟圣贤之道。颜习斋自述其为学宗旨云：

自汉晋泛滥于章句，不知章句所以传圣贤之道，而非圣贤之道也；竞尚乎清谈，不知清谈所以阐圣贤之学，而非圣贤之学也。因之虚浮日盛，而尧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艺之学，所以实位天地，实育万物者，几不见于乾坤中矣。迨于佛老昌炽，或取天地万物而尽空之，一归于寂灭；或取天地万物而尽无之，一归于升脱。……赵氏运中纷纷跻孔子庙庭者，皆修辑注解之士，犹然章句也；皆高坐讲论之人，犹然清谈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气禀本有恶，其与老氏以礼义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为六贼者，相去几何也。故仆妄论宋儒，谓是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者则可，谓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某为此惧，著《存学》一编，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编，大旨明理气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气质，虽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气质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谓有恶。其所谓恶者，乃由引蔽习染四字为之祟也。期使人知为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本体；极神圣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存学编》，卷一，《畿辅丛书》本，页十一至十三）

《书·大禹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颜李谓古圣贤教人，只教人实有此六德，实行此六行，实习此六艺，实研习兵农等六府之事，以利用厚民之生而已。《大学》所谓格物，即谓此也。格如手格猛兽之格，谓“亲手习其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亲民也，即意心身家国天下也。然而谓之物者，则以诚正修齐治平皆有其事，而学其事皆有其物，《周礼》礼乐等皆谓之物是也。（李塨《大学辩业》，卷二，《畿辅丛书》本，页八）习斋以为宋儒乃“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者”，而非“尧舜周孔之正派”。就历史说，此言本亦合于事实，但因此即以宋儒之所学为根本错误，则不可耳。

习斋之时，尚无汉学之名，习斋亦非汉学家，然习斋已以此理由反对宋明之道学矣。然当时之道学家中，亦有持与习斋相同之见解者，如习斋此所上书之陆桴亭是也。陆桴亭名世仪，字道威，太仓人，尝云：

天下无讲学之人，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务躬行，各敦实行，庠序之中，诵诗书，习礼乐而已，未尝以口舌相角胜也。（《思辨录》，卷一，《正谊堂全书》本，页十）

又云：

近人讲学，多以晋人清谈，甚害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同上）

桴亭所著《思辨录》，对于兵农礼乐政制，俱有研究，与习斋同。而习斋亦讲正心诚意，与桴亭亦同。故习斋之学，虽反道学，然实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

（一）理、气

习斋之学，大部分为关于教育及修养之辩论。其较有哲学兴趣者，为其《存性编》中对于理、气、性、形，之辩论。《存性编》中“为妄见图凡七，以申明孟子本意”。（《存性编》卷二页二）其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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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斋释此图云：

大圈，天道统体也。上帝主宰其中，不可以图也。左，阳也；右，阴也。合之则阴阳无间也。阴阳流行而为四德，元亨利贞也。（自注：“四德先儒即分春夏秋冬，《论语》所谓四时行也。”）横竖正画，四德正气正理之达也。四角斜画，四德间气间理之达也。交斜之画，象交通也。满面小点，象万物之化生也。莫不交通，莫不化生也。无非是气是理也。知理气融为一片，则知阴阳二气，天道之良能也。元亨利贞四德，阴阳二气之良能也。化生万物，元亨利贞四德之良能也。知天道之二气，二气之四德，四德之生万物，莫非良能，则可以观此图矣。（《存性编》卷二页三）

所谓上帝，下文未再提及。习斋之宇宙论中，实不必有此。习斋以阴阳二气为“天道之良能”。“阴阳流行，而为四德。”此段仅言及四德之交通。实则“二气四德，顺逆交通，错综薰蒸，变易感触，聚散卷舒”。（同上页六）此“十六者四德之变也。德惟四而其变十六。十六之变，不可胜穷焉。为运不息也”。（同上页六）二气四德如此永久变动周流，互相影响，而万物于以化生。然所谓“十六之变，不可胜穷”者，乃就其极言之。实则十六变为三十二类，即“中边直屈，方圆衡僻，齐锐离合，远近违遇，大小厚薄，清浊强弱，高下长短，疾迟全缺”。（同上页七）“此三十二类者，又十六变之变也。三十二类之变，又不可胜穷焉。然而不可胜穷者，不外于三十二类也。三十二类，不外于十六变也。十六变不外四德也。四德不外于二气，二气不外于天道也。”（同上，页九）

万物之生，皆禀此二气四德。惟其所禀有上述三十二类之不同，故物之聪明愚蠢，强弱寿夭，皆视其所禀而异。（同上）然物虽有此不同，而其所禀，则皆“不外于天道”之二气四德也。习斋云：

万物之性，此理之赋也。万物之气质，此气之凝也。正者，此理此气也。问者，亦此理此气也。交杂者，莫非此理此气也。高明者，此理此气也。卑暗者，亦此理此气也。清厚者，此理此气也。浊薄者，亦此理此气也。……至于人则尤为万物之粹，所谓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二气四德者，未凝结之人也。人者，已凝结之二气四德也。存之为仁义理智，谓之性者，以在内之元亨利贞名之也。发之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谓之情者，以及物之元亨利贞言之也。才者，性之为情者也，是元亨利贞之力也。（同上，页三至四）

习斋之主要意思，在于以气为宇宙之根本。虽亦言理，而以理气为“融为一片”。以此别于理学家。

然此以理气融为一片之说，一部分道学家亦已言之。如刘蕺山云：

盈天地间，一气也。气即理也。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一也。（《刘子全书》卷十一页三）

又云：

或曰：虚生气。夫虚即气也，何生之有？吾溯之未始有气之先，亦无往而非气也。当其屈也，自无而之有，有而未始有。及其伸也，自有而之无，无而未始无也。非有非无之间，而即有即无，是为太虚，又表而尊之曰太极。（同上）

此以气之屈为无；气屈则伸，故即自无而之有。以气之伸为有，气伸则屈，故即自有而之无。此即用横渠之说矣。

刘蕺山名宗周，字念台，浙江山阴人，明亡，于清世祖顺治二年（西历一六四五年）不食死，（《年谱》，《刘子全书》卷四十，页四十九）其弟子黄梨洲，（名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即西历一六九五年。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鲒埼亭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页十一）对于理气之见解，亦与此同。梨洲云：

夫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气，充周无间。时而为和谓之春，和生而温谓之夏，温降而凉谓之秋，凉升而寒谓之冬。寒降而复为和，循环无端，所谓生生之为易也。圣人即从升降之不失其序者，名之谓理。（《与友人论学书》，《南雷文案》卷三，《四部丛刊》本，页六）

此以气为较根本者，亦与蕺山同。盖理学与心学之差别之一，即理学需要二世界，心学只需要一世界。或可谓理学为二元论的，心学为一元论的。阳明出而心学盛，即一元论的哲学盛。然阳明对于理气，未多讨论。若亦持一元论的见解，而又欲为理学家之理气问题，作一相当的解决，则理气“融为一片”之说，正其选也。

与梨洲同时，有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即西历一六一九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即西历一六九三年）船山学无师承，而对于理气之见解，亦与蕺山有相同处。船山云：

天地间只理与气；气载理而以秩序乎气。（《读四书大全》卷三，《船山遗书》本，页三十二）

理为气之秩序，气为较根本的。船山云：

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张子云：“由气化有道之名”，而朱子释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气之化也。”……程子言：天，理也，既以理言天，则是亦以天为理矣。以天为理，而天固非离乎气而得名者也。则理即气之理，而后天为理之义始成。（《读四书大全》，同上，卷十页五十八）

天与阴阳等之关系，船山云：

折着便叫作阴阳五行，有二殊又有五位；合着便叫作天。犹合手足耳目心思即是人不成耳目手足心思之外，更有用手足耳目者。则岂阴阳五行之外，别有用阴阳五行者乎？（同上，卷二页十）

所谓天即阴阳五行之总名；天之理，即气之理也。关于形上、形下，道、器之分，船山亦详论之。船山云：

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上下皆名也，非有涯量之可别者也。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周易外传》卷五，《船山遗书》本，页四十五）

此所说关于道器之见解，与朱子之见解，正相反对。自其关于理气之见解推之，船山固可如此说也。然船山固自命为道学家，其以气为一切根本之说，取之横渠。故船山自铭其墓云：“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而永世。”（《船山先生传》，《船山遗书》内）船山学无师承，而其见解则与蕺山、梨洲、习斋等有相合。则可见当时对于理气之问题，俱倾向于此一方面之解决也。

（二）性、形

以此形上学为根本，习斋乃据以指出朱子设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之分之非。“万物之性，此理之赋也。万物之气质，此气之凝也。”若专就此二语言之，则习斋之说，与朱子无异。惟下文云：“清厚者，此理此气也”云云，盖以理气“融为一片”，故可如此说。若在朱子，则只气可以清厚言，而理不可以清厚言。盖理为永存不变者，不能有或清或厚之分也。习斋以理气“融为一片”，故以为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性，不可以气质为恶之起源。上所引一段下文云：

谓情有恶，是谓已发之元亨利贞，非未发之元亨利贞也。谓才有恶，是谓蓄者元亨利贞，能作者，非元亨利贞也。谓气质有恶，是元亨利贞之理，谓之天道，元亨利贞之气，不谓之天道也。噫，天下有无理之气乎？有无气之理乎？有二气四德外之理气乎？（同上，页四）

盖宇宙只有一源，吾人只有一性。习斋又举例明之云：

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譬之目矣。眶疱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疱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疱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恶言。……惟因有邪色引动，障蔽其明，然后有淫视而恶始名焉。然其为之引动者，性之咎乎？气质之咎乎？若归咎于气质，是必无此目而后可全目之性矣。（《存性编》卷一页一）

目之眶疱睛，形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有此形则有此性，有此性则有此形，所谓“性形俱是天命”也。习斋《存性编》之主要意思，即为驳朱子以气质之性为恶之起源之说，其理如上引。

习斋以恶之起源，归于“引蔽习染”。习斋云：

其恶者，引蔽习染也。惟如孔子求仁，孟子存心养性，则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尽职。……当视即视，当听即听，不当即否。使气质皆如其天则之正，一切邪色淫声，自不得引蔽。又何习于恶，染于恶之足患乎？……六行乃吾性设施。六艺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发现。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礼作乐，燮理阴阳，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张。万物咸若，地平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结果。故谓变化气质，为养性之效则可，如德润身，睟面盎背，施于四体之类是也。谓变化气质之恶以复性则不可，以其问罪于兵，而责染于丝也。（同上，卷一页二）

习斋之意，本欲在人性论方面，打破理学家所说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或性与气质之分。然细按其说，则此二者之分，依然存在。如云：“当视即视，当听即听，不当即否。使气质皆如其天则之正，一切邪色淫声，自不得引蔽。”所谓“天则之正”，正理学家所谓理，所谓性。惟此“天则之正”，非即气质，故“气质皆如其天则之正”之言，乃可成立。惟此“天则之正”，非即气质，故“当视即视，当听即听，不当则否”之言，乃有意义。气质能为邪色淫声所引，而“天则之正”则定不能。此理学家所以以气质解释恶之起源也。至“六行乃吾性设施”以下一段，与朱子心具众理之说，又几乎无以别。不过习斋以为此即吾人固有形骸之功用。所谓“极神圣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也。

习斋此主张，刘蕺山等本亦主张之。蕺山云：

理即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知此则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刘子全书》卷十一页五）

又云：

心只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以为心也。性只有气质之性，而义理之性者，气质之所以为性也。（同上，卷十三页三十一）

又云：

昔人解人心道心，道心为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如此说，是一身有二心矣。离却人心，别无道心。如知寒思衣，知饥思食，此心之动体也。当衣而衣，当食而食，此心之静体也。然当衣当食，审于义理，即与思衣思食，一时并到。不是说思衣思食了，又要起个当衣而衣，当食而食的念头。（同上，页三十七）

上文对于习斋之批评，对于蕺山仍可应用。盖“人心之本心”，及“人之所以为心”，非即人心；而“气质之本性”，及“气质之所以为性”，非即气质也。故虽以为只有一心，而必又于其中分为动体静体。梨洲对于此问题，亦有类似的见解。梨洲云：

其在人而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气之流行也。圣人亦即从此秩而不变者，名之为性。故理是有形之性；（自注：“见之于事。”）性是无形之理。先儒“性即理也”之言，真千圣之血脉也，而要皆一气为之。（《与友人论学书》，《南雷文案》卷三页六）

此虽亦许“性即理”之言，为千圣之血脉，而又谓“要皆一气为之”，则仍以气为主体也。

船山对此问题，亦有其见解。船山云：

程子创说个气质之性，殊觉崚嶒。……初学不悟，遂疑人有两性在。今不得已而为显之。所谓气质之性者，犹言气质中之性也。质是人之形质，范围著有生理在内。形质之内，则气充之。而盈天地间，人身以内，人身以外，无非气者，故亦无非理者。理行乎气之中，而为气主持分剂者也。故质以函气，而气以函理。质以函气，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气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故当其未函时，则且是天地之理气，盖未有人者是也。（自注：“未有人非混沌之谓。只如赵甲以甲子生，当癸亥岁未有赵甲，则赵甲一分理气，便属之天。”）乃其既有质以居气，而气必有理。自人言之，则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为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复天之有。是气质中之性，依一本然之性也。（《读四书大全》卷七，《船山遗书》本，页十六）

此以气质之性为气质中之性，实即气质中之理。然气质中之理，即朱子所谓义理之性也。船山此段下文云：

夫气之在天，或有失其和者。当人之始生，而与为建立。（自注：“所以为质者，亦气为之。”）于是而因气之失，以成质之不正。（同上，页十六）

朱子所谓气质之性，正就此方面言也。

综合上所引述观之，则在习斋诸人之系统中，理学家所说之理，仍自有其地位，不过诸人之意，以为理不在气外，性不在气质外。此点李恕谷更明之。恕谷云：

在天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理字则圣经甚少。《中庸》“文理”，与《孟子》“条理”，同言道秩然有条，犹玉有脉理，地有分理也。《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见于事，性具于心，命出于天，亦条理之义也。（《论语传注问》，四存学会铅印本，页三）

又曰：

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同上，页二十六）

此所谓理，与理学家所说之理无大异。其异者即恕谷以为理学家以为“理在事上”，而其自己则以为“理在事中”。此点亦为以后戴东原所提出以驳斥理学家者。就此方面思想之发展言，颜、李、东原，实为蕺山、梨洲、船山等之继续也。

三 【戴东原】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生于清世宗雍正元年（西历一七二三年），卒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西历一七七七年）。其著作讲“义理之学”者，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其《孟子字义疏证序》曰：

孟子辩杨墨。后人习闻杨墨老庄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乱孟子之言，是又后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胡适之先生校本，《戴东原的哲学》，附录页三十七）

东原又曰：

宋已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已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答彭进士允初书》，《戴东原集》卷八，《四部丛刊》本，页十三）

东原以为宋明道学家之学，皆“杂袭老释之言”，以解经者。自以辟道学家之学为己任，如孟子以辟杨墨为己任然。

（一）道、理

颜李以为理学家以为“理在事上”，东原亦以为如此。并以为此乃杂袭老庄释氏之言。东原云：

在老庄释氏，就一身分言之，有形体，有神识，而以神识为本。推而上之，以神为有天地之本，遂求诸无形无迹者为实有，而视有形有迹为幻。在宋儒，以形气神识同为己之私，而理得于天。推而上之，于理气截然分明，以理当其无形无迹之实有，而视有形有迹为粗。益就彼之言而转之，因视气曰空气，视心曰性之郛郭。是彼别形神为二本，而宅于空气，宅于郛郭者，为天地之神与人之神。此别理气为二本，而宅于空气，宅于郛郭者，为天地之理与人之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中，页七十八）

“此别理气为二本”下，东原自注云：“朱子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气也，生物之具也。’”此理学家所谓气上有理之说也。为驳此说，东原以为阴阳五行即是道。东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