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调停一举消灭国军

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

曾 振

所谓「整编」，就是「缩编」，美其名为「整编」而已。实际上是「自杀政策」。在别的国家，大战结束之后，战胜的国家几百万军人退伍还乡，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有了固定习之已久的退伍制度，政府安排了他们退伍军人的工作，并给以退伍金等等，使其安居乐业，大家高高兴兴，这时候已经没有与敌人再行作战的必要了，不需要维持部队的士气。战败国家，由于整个国家垮了，大家在强敌战胜国的压迫之下，解除了武装，军人乖乖的回家乡，退伍金等的待遇也取消了，只有各人找工作过活，政府也无法照顾他们了，他们当然心情很坏，士气沮丧，但亦无可奈何。

不过，他们无再作战的必要与可能，士气人心颓丧，无人去管他们了。当时我国情形则不然，多少年来，由于内战混乱，退伍制度没有建立，更没有退伍的习惯；在北伐成功以后，曾经为部队「编遣」问题，内战重起，扰攘了三年以上，情形已如所说。抗战胜利匆匆的来临，马歇尔匆匆来「调处」，退伍制度也还是没有建立，军人退伍后之安排工作，根本没有準备，退伍显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况且有一个潜在的敌人（中共），还在处处以政府为敌，到处渗透进行颠覆工作，凡是社会上有点漏洞毛病，它都要利用加速的扩大破坏，「整军」这个漏洞它当然要利用。更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国、共两军还在作战，国军经过这一缩编，士气低落，实力大减，战场上的兵力不够了。所以这种「整编」（缩编）既严重的打击了民心士气，又严重地削减了作战的兵力。而中共则始终没有「整编」、「缩编」，更进一步的大加扩编，并有苏俄的军事力量在东北及内外蒙古支援、接应、维护、配合，美共操纵的美国政府又对中共鼓励支援并儘量打击蒋和国民政府，且在财政经济方面扼住国民政府的咽喉，这就等于把多把斧头来砍国民政府这棵孤树，岂有不被砍倒之理？

兹将国军的「整编」情形说明如下：

国军在抗战完毕时，计有正规军（作战部队；后方部队如师管区、补充兵训练处、地方部队等尚不在内。）三百五十四个师，每师兵力以一万名计算，则共计全国国军兵力为三百五十余万人。依马歇尔所提的方案（以下简称「马案」）规定国军第一期十二个月内将三百五十四个师缩编为九十个师，这一缩编实际上消灭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其内容如下：

在整编时国军陆续开住东北接收的部队，计有二十七个师，因有任务，在行动中，没有整编。

其余在关内全国国军各部队都参加整编的，整编办法如下：

（甲）军改为「整编师」；（乙）师改为「整编旅」；（丙）「整编师」之下辖三个「整编旅」；（丁）「整编旅」之下辖两个步兵团；（戊）取消了「整编旅」的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连、野战医院，各团的输送连。

依上述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的办法，九十个「整编师」容纳了二百七十个师（编成了二百七十个「整编旅」），那么三百五十四个师减去了二百七十个师，剩下八十四个师要撤销，要解散。

还有，「整编旅」每旅编制是两个步兵团，原来师的编制每师是三个步兵团，这样，二百七十个「整编旅」又多出了二百七十个步兵团，须要撤销、解散。以三个步兵团编为一师计算，则又有九十个师要解散。前面八十四个师要撤销，八十四加九十，则国军要撤销、要解散一百七十四个师，如此，在马歇尔压力之下，国军活生生的被撤销，被解散了一百七十四个师（连特种兵和其他独立部队计算，实际上损失之兵力更超过此数甚多），为可谓惊人之至！（美国众议员周以德说是撤销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那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实际上还超过此数。）

国军整编后军中士气及社会上所受之不利影响

马歇尔来华对蒋对国民政府这一击非同小可，他这一剂毒药——「国军整编」——整垮国民政府的军事优势的毒药，硬要国民政府吞下去，造成国民政府「致命伤」和「併发癥」一齐来，其「併发癥」如下：

（一）由于制度未立，裁撤与保留之标準难期公平：就部队言，就军官个人言，大家都经过了八年抗战，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个部队先撤销，哪个部队保留，哪个人先裁掉，哪个人留任，很难定一个準则，退伍制度既未确立，退伍习惯既未养成，币值不稳定，工作难找，政府事前对于军人退伍后之生活没有安排好，退伍军人的生活就没有保障；每一个部队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荣誉感，大家认为哪个部队先被撤销，是哪个部队的不幸，哪一个军官先被编掉，他就倒楣。有的部队和个人，靠历史关係，有的部队靠长官的认识；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有妥当的标準，所以怨当局、骂政府，不平之声，到处闻之。

（二）军中降职级的不公与不平：当时规定军长降为「整编师长」；师长降为「整编旅长」；团长多了则编余或调为增设副旅长或其他职务，连排长因人数多，如果一齐编掉，以后补充困难而且可惜，因此，连长多余的就编余或降为副连长，排长多余的降为副排长，这种安排，本是「削足适履」，实在是不得已之处置，高级军官应该识大体，自然遵从，下级军官则颇不谅解，被降职的心有不平。同时国防部规定军官只准降级降职任用，不准升级，等于升迁的冻结。这样被降调与冻结的军官见军队萎缩没有前途，顿生「兔死狐悲」之感，这自然影响士气。

（三）造成国军内部派系观念复萌：国军本来是从各个派系而结合的，例如有中央派系（即蒋在北伐时的第一集团军，内中有以黄埔学生为基干的与非黄埔学生为基干的。）冯玉祥旧部所谓冯系，阎锡山旧部所谓山西部队，李宗仁部所谓桂系，还有四川部队（其中分几个派系），湘、滇、粤、黔、陕各省军队及北伐前后收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旧部，及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西北回教宁夏、青海的军队，还有共产党的共军，全国合计约四百万人，在抗战前及抗战期间，蒋确实是费了一番苦心，把他们团结融洽起来，在他一人指挥之下努力和日军作殊死战，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在抗战期间，蒋对这些纷歧、複杂，并有一些屡次反蒋的将领和部队都不咎既往，一视同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升迁发展，各予机会，其中除共党军队别有野心异志、另有图谋外，其余各军均能服从蒋的领导指挥，所以在八年长期抗日战争中，经过多少牺牲、危险、艰苦，都能矢勤、矢勇、必信、必忠而不动摇。但到了这时要实施「马案」而实行「整编」时，这些被撤销的部队和被编掉的个人便疑神疑鬼——疑心中央政府不公平，疑心长官不公平，怀疑中央政府藉机排除异己，排除非中央嫡系的部队，排除「杂色部队」，以致造成了军人的离心离德。

（四）「和谈」影响军心：由于和谈天天在报纸上鼓吹宣传，使人认为真正可以和平了，真正要和平了，军队和共党敌对的意识模糊了，减低了「敌忾心」。

（五）编余军官的愤怒引起了社会不安：编余的军官，可以说不是垂头丧气便是气愤不平而去的。发布一纸命令，将他们编余调为附员，依照规定给以旅费，他们校官以下到军官总队去报到（各战区都有军官总队，係国防部设的），各军官总队都收容有几千个编余军官，他们情绪很坏，在各地天天闹事，打宪兵，捣毁车站、娱乐场所，殴打交通管理人员，不守秩序等等。编余的将官则在南京孝陵卫设一个军官教育团收容之。他们也多半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的。

（六）编余军官投共：由于在抗战时期大家生活艰苦，军官大都没有积蓄，所发的资遣费，天天货币贬值，不足以维持生活与仰事俯畜，中共又加以诱惑，于是他们有许多人投奔中共那边去了。

（七）逼使伪军投共：在伪组织汪兆铭之统治区域，关内有伪军六十八万人，大部份投共；其在东北之伪军五十个团，林彪收编了。此时共军又在东北强徵当地壮丁，关内的共军又大批的开往东北，复将韩共收编，又将河北、山东、热河、察哈尔、山西等地的民众壮丁及民团强迫押往东北，将日军缴下之武器装备训练之，林彪本人初入东北，只带干部二万余人，经过上述收编扩充，陆续增至四十余万人。

「整编」确实把国民政府的国军人事「整」得一团糟，兹举一个可悲的实例如下：

武汉警备总司令部新任的参谋长吴光朝和我说：蔡甸军官总队，收容有三千余个编余军官——校尉官，该军官总队的副总队长到武汉和他说：盼望你们高级长官不要到蔡甸去，那裏的编余军官的情绪很坏，如果你们高级长官到那儿去，被他们打死了我们不负责任。后来那三千余个编余军官都不见了，投共去了。

站在写历史的立场，我们无意把国民政府和蒋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在马歇尔身上，但是这把火是马歇尔放的，这是事实，我们一点也不冤枉他。当时我们国军军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对于「整编」的动机不了解，不知道为什么「整编」，更不知道是受了马歇尔的压力而整编的，只是怨政府、怨当局。由于陈诚在重庆是军政部长，在南京是参谋总长，负责实施整编的，在实施时他也毫不迟疑的「整」，毫无顾虑的「整」，因此怨他的人多。大家认为共党既是在各地与政府为敌，积极扩军备战，何以政府要在此时「整编」？自己把部队「整」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弄得军心瓦解，怨声载道，怒气沖天，岂不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吗？

「马歇尔方案」整垮国军是国民政府失败致命伤

政府方面的资料显示，政府不管共军的整编情形如何，国军决定仍照「马案」去整编：也许政府当局认为，就是在整编以后，国军较共军还是佔优势，即使共军叛变作战，政府军还是可以击垮共军，甚至消灭共军。但是局势演变的经过与结果，适得其反。兹将作战情形列下：

由于「马案」撤销解散了国军兵力之一半，计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等于共党不动一兵一卒，兵不血刃，就凭马歇尔来「调停」替共党执行一套骗术，国民政府完全受骗，消灭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这是多么骇人听闻、多么严重的事！

兹将和谈不成国、共两军作战区域範围列下：

东北方面为东北各省加上热河；

关内北自绥远、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陕北、河南及豫、鄂、皖三省边区、苏北地区，地方辽阔，纵横数千里。东北及华北、华中各铁路交通线，绵亘万里以上。

中共的战略及作战计划与战术如下：

（1）利用马歇尔之调停，从事和平谈判，压低拉垮国民政府的全面优势，尤其要儘量削弱国军之军事力量，使其由优势转变为平衡，由平衡转变为劣势；

（2）和平谈判在政治方面：除非能组成中共能控制的联合政府，否则，中共不参加政府；和谈只是拖延时间，使中共力量壮大，绝不与国民党真正言和；和谈只是打击国民政府的手段，俾有利于共党夺取政权。

（3）军事方面：

A、与苏俄配合并在俄军支援掩护下，迅速夺取东北为第一优先，由林彪率领所属各部及关内增援之吕正操、张学诗、李运昌、万毅等部与壮丁以及韩共部队从水陆两方面向东北急进，并收编当地伪军，接收俄军所缴获日军之武器，夺取东北。

B、萧克部由山西北进，进攻绥远包头，控制平绥铁路西段。

C、聂荣臻部由察、热进佔张家口，并进攻平津，并与外蒙古军队配合作战，控制内蒙及绥、察、热地区。

D、贺龙部由晋西攻太原，佔领正太、同蒲沿线及汾河流域，并配合外蒙军进入内蒙古及绥、察、热地区作战。

E、刘伯诚佔据太行山、平汉路、豫北，并进至黄河以南、河南、鲁西、大别山区与陈毅及李先念部配合作战。

F、陈毅部从河北进入山东，控制胶济、津浦、陇海东段，两淮各地区，并以一部向、苏、浙、皖边区发展。

G、李先念部控制大别山、豫、鄂、皖边区、江汉地区，津浦、平汉南段。

H、王震部佔据湘北、赣北一带。

I、彭德怀部控制陕北地区，并向山西配合作战。

以上各部共军作战，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採取攻势作战，相机以大吃小击破国军，消耗国军兵力，破坏交通，控制广大地区，围困据点内之国军；如遇强大之国军则避免决战，而行退却战，然后绕击国军之侧方及后方。在华中及华北则牵制国军于广大地区使其不能向东北移动增援，俾东北共军作战容易。以民兵放大地域，作面的控制，围点，断线，围点打援、长距离奔袭，夜袭、埋伏，对坚固据点实施「一点两面」战术，实施「人海战术」的波状突击，重视夜间行动与情报，发动破坏战，使国军补给困难，经济陷于不利，⋯⋯尽量扩军，收编伪军，运动国军譁变投共等等。

国军逐年之军事进行概况：

（1）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抗日作战胜利，日军投降以后，整个国军人员、马匹、武器、装备、车辆补充足额，三百五十四个师，军容之盛，空前未有，士气之高昂，亦空前未有。国军所到之处，共军披靡。

兵力不敷分配，戡乱初期捕捉不到共军主力

（2）民国卅五年

是年初，马歇尔来华强行调停国共冲突，实施停战和谈，便使人心理不不免憧憬着和平即将到来，国军战志上不免受其影响；「马案」复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部队撤销解散，把在营国军「整」得支离破碎，军心士气、战力，一落千丈。然而在那「谈谈打打」、「打打停停」的局面下，剿共各战场，仍赖各级指挥官奋勇努力，犹能追奔逐北，局部的击破共军，将共军逐出某些地区，收复若干要地，控制交通线；但因受「马案」整编的影响，兵力不敷分配，国军攻击地区兵力不能形成「重点」，在广大地区，追击共军，追来追去，如推磨打圈，往往捕捉不到共军主力；有时，国军孤立的部队，反遭共军反噬而局部受到损失。例如：华中之苏北、山东、河南、豫鄂皖边区；华北之晋南、平汉北段，皆係如此，晋北国军虽曾击破集宁之共军，解大同之围，但由于兵力不足，未能歼灭共军之主力；张家口于十一月十日收复，陕北之榆林虽已解围，但国军因兵力不够，共军主力溜走。

是年六月第二次停战，共军兵力已扩充至八十余万人，十一月第三次停战时，共军兵力已扩增至百万人以上。

本年八月马歇尔实施对国民政府禁运，使国军美式装备的部队，不能获得补给。

（3）民国卅六年

华中方面：是年初，共军活动渐强，在苏北宿迁、鲁中峄县、向城、枣庄、莱芜吐丝口、孟良崮等地，国军局部受挫；五六月间，国军调动十五个整编师约卅六万人之兵力会攻沂蒙山区，直捣胶东共军根据地，共军退出其根据地，乘国军分途进击，兵力稍形分散之际，共军猛犯南麻之整编第十一师胡琏部，继又犯临朐之整编第八师，由于各该师兵强能战，同时国军赴援向共军之侧背攻击，共军受挫而退，国军继续进击，旋克胶东，惟以地方辽阔，兵力虽云三十余万，但仍嫌不够充份，未能形成该方面所需要之优势而包围共军主力，各整编师中间之空隙仍大，又缺乏有力之第二线跟进之兵团，以致共军主力分途乘夜色从空隙中溜走，仍然回到鲁中，因之此次攻击，未能收到歼灭共军新四军主力之效果。

国军继又将在山东之范汉杰兵团调往东北，增援锦州，以后鲁西国军亦有局部损失。旋共军刘伯承回窜大别山区，虽经国军围剿，亦因兵力不足，刘部复行北窜。

在陕西之国军胡宗南部于是年三月下旬攻克延安，但共军主力避免决战，钻隙流窜，避实击虚，此役未能歼灭共军之主力，亦以国军兵力不充足之故。

在华北之平汉北段及平绥、正太、同蒲、津浦北段、北宁各铁路上，国军在各铁路沿线控制交通及各要点，共军屡来攻击，经国军击退，但以兵力不够，未能主动深入歼灭共军主力。

在山西南部之运城、乡甯等地曾发生局部之攻防战，国军由于兵力不够，局部失利。陕北榆林国军第二次解围，但以兵力不足，仅能自保，共军退走，未能歼灭。

本年以上各地作战，无论攻防，皆因兵力不足，不能形成重点，胜不能扩张战果歼灭共军主力，兵力较弱或兵力分散之处，反遭共军各个击破。

（4）民国卅七年

戡乱后期，兵力不足国军被迫採取守势

是年，共军野战军之兵力，已经扩增到两百多万人。国军则损耗日多，受损之部队，新补充的兵，训练不够即上战场，造成士气不振，部队中之官兵连年征战，日形疲惫，轻重武器损失，补充来源困难；国军部队原来有三十九个师是美式装备，枪炮及弹药皆美国製造，这些部队连年作战弹药告罄，须要美国赶运弹药补给，否则此项武器等于废铁；可是马歇尔唯恐致国民政府于死地不能达到目的，于卅五年八月开始实施对国民政府禁运军用物资（禁运自一九四六年八月实施，延至一九四七年五月——约十个月。柯克上将说：「于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马歇尔亲自告诉他说：『由于实施禁运，我们实际上是先为中国国民政府提供武器，然后又解除他们的武装。』抗日胜利后，中国财政经济尚能维持，但由于戡乱军事开支浩繁，同时中共又暗中破坏政府经济，在上海、天津各地，屯积物资，散布谣言，使物价飞涨；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寻求贷款，又被美国左倾的国务院及财政部扼杀，毫无结果，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日益加剧。

在战场上，由于共军增加，国军损耗，国军兵力愈感不敷，孤立据点，愈难支援：胶济路上之周村、昌乐、潍县四月陷落；开封六月陷落；七月初，鲁西及黄泛区国军作战局部失利；三月中旬，洛阳失陷；七月三日，襄阳失陷；同月，兖州失陷；九月廿四日，济南失陷；是年冬，乃有徐蚌会战。

华北方面：本年初，保定绥署（傅作义）与张垣绥署（孙连仲）合併，成立华北剿总，以傅作义为总司令。华北作战，由于兵力不够，不能大规模地主动包围共军主力而行歼灭战；国军的战略也如在华中一样，集结主力于战略要点及交通线上，有时主动攻击共军，但共军见国军优势时即避免决战，国军追之，即分途逃窜，推磨打圈，东边追到西边，西边追到东边，不能捕捉共军主力而行歼灭战。因此，国军往往採取攻势防御态势，等待共军接近时，即转取攻势。是年，平汉路北段平保间，屡有激战，年初，共军来犯，国军将其击退，共军主力退往西方山地。察南、晋北，三月至五月，国军曾击退共军对张家口及大同之进犯，但国军因兵力不足，未能予以击破。

热西方面，六月下旬，国军曾击退承德外围共军，解承德之围，亦以兵力不够，共军主力溜走。

六月中旬，共军攻北宁线关内段，当经击退。七月中旬，平保线战事复起，国军在涞水、定兴、徐水失利，三地失陷，经国军合力反攻，共军退走。

七月间，国军曾扫蕩冀东，颇有成效，但因兵力不充足，共军溜走。

以上华北各地之作战，皆因「马案」之整编将国军削减一半以上，兵力不足，不能予共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又以兵力不断消耗，共军日形壮大，国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此时东北国军崩溃，华北感受压力愈重。十月，平绥线作战复起，国军作战不利，包头作战虽互有进退，但十二月中旬，张北失陷，下旬，新保安、张家口相继失陷。

平津方面：在东北战事失利之时，国防部曾电傅作义，以一部守北平，主力防守天津、塘沽、大沽，保持海口与海运之畅通；以便不得已时，从海上撤退，移师南方；但傅作义不从，不愿放弃平绥路东段、张垣、宣化，居庸关等地，俟林彪部共军入关，遮断平绥路，该地国军遂告崩溃。

迨林彪部共军攻陷天津时，傅作义遂投共。

山西方面：临汾五月中旬失陷，太原共军徐向前、贺龙会合围攻太原，自七月初起，战斗月余，太原城由孙楚总司令指挥力战，共军死伤重大不支，但仍继续围攻，至卅八年四月，共军大举增援，调集林彪部三个军，聂荣臻五个军，傅作义部四个师，炮兵五个团（合大小炮三千余门）约廿三万人，又由各地调来民兵五十万，连同原有攻城共军，约计七十余万人，由彭德怀指挥，并使用毒气，至四月下旬，城内外工事尽毁，国军官兵多于战斗中阵亡；最后，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敦厚以下五百人集体自杀，太原遂告陷落。梁敦厚果然「敦厚」！不负阎锡山及国民政府付託之重；其所属五百人皆死焉，在人慾横流，人怀苟且之心的今世，实属罕见，与古时田横五百人自杀之故事相同，有足多者！台北圆山现有太原五百完人祠及象徵的冢墓。

综观上述三年余之作战情形，便知自卅四年秋季，国军抗战胜利以后，兵力强大，士气高昂，装备训练均优，军势之盛，空前未有；共军力量不过是国军力量十份之一（按实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在内计算）。国军所向披靡；但自卅五年春季马歇尔来华以后，藉调处和谈为名，实行俄共、美共、中共阴谋横施压力，硬迫使国民政府，将国军优势拉倒，编掉解散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而共军不但不减少，反而扩充壮大；并由于这一「整编」，将国军在营之军心士气整垮，战力大减，又在当初，国军对共军作战胜利追击、可以大规模的歼灭共军主力之际，马歇尔却一手挡住，国军不得前进，让共军逃去，等他们扩编準备好了以后再战。同时要求将长城要隘之张家口交由共军控制，以便共军向东北进出，使共军在东北壮大，并便于与内外蒙古联係作战。（还有马歇尔最奇妙的说要替共党在张家口设立一所小型的「西点军校」训练共军）。（见柯贝博士书）

由于「马案」实施，撤销解散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华中、华北、西北各战场，都因兵力不足追奔驰逐，守点守线，没有一处集结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彻底对共军主力施行包围攻击与扫蕩，在战略战术上说，这是违反了「重点原则」和「集中原则」。在卅五年由于共军滋长不及，国军尚能主动攻击、追逐，但是追来追去，共军往往避开国军，隐匿失去蹤迹，以致未能歼灭共军主力。但到了卅六年共军兵力大增，战场上，孤立的或分散的国军，往往遭受共军伏击，袭击，受到损失，迨国军有力强大部队赶到，共军又远飏。本年国军在华中虽曾集中兵力行重点攻击，但所谓「集中」、「重点」，仍然是因为兵力不足，而是不彻底之行动，不是绝对的优势，所以不能击破共军，战场上形成了一种僵持状态。至卅七年国军损失消耗愈多，补充、补给不断，财政状况恶劣，共军兵力大增，自始至终，美国又力加鼓励共党抢夺政权，断绝对国民政府的支援并施行禁运及多方面的打击，于是国军渐佔下风，迄至是年冬，形势愈为不利。此无他，国军开始时之优势即被「马案」摧毁，颓势造成，「形势比人强」，无法挽救，因此每下愈况也。

马歇尔是大陆陷共的罪魁祸首

在东北方面：开始的「引狼入室」，是美国出卖中国缔结雅尔达协定种下祸根，罗斯福开其端，马歇尔促其成，这当然还是要「感谢」日本侵略中国造成其局势于先。

在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开始接收东北，至卅五年（一九四六）十月十一日，国军已掌握辽宁、辽北、吉林、热河、安东诸省；只以受马歇尔之「调处」影响及共军受俄军之庇护卵翼支援、关内共军及壮丁（民兵）不断增援补充、韩共之参加共军、与乎东北伪军之被中共收编，于是东北共军力量很快壮大；同时国军作战之消耗未及补充，美式装备因马歇尔的禁运而补给困难而中断，只有临时部份改换日式武器及本国武器，种种原因，战力士气，因之锐减。

至卅六年以还，共军先后发动六次攻势。第一次至第四次，仅使用一部份兵力，对长春及通化等要点，行有限目标之攻击；第五次及第六次均为全面之总攻，企图一举攻略瀋阳；共军历次之攻击，虽经国军先后予以痛击，确保战略要点；但在整个战略上，则形势日促，已由主动转变为被动，自四平战后，国军放弃安东、热东、辽东、演成吉长、四平之形势孤立。

至卅七年一月下旬，共军发动第七次攻势，二月七日，辽阳失陷，十六日鞍山陷落，下旬营口陷落，廿八日开原陷落，三月十二日四平失陷。

三月九日，在吉林之第六十军撤回长春，自五月以后，共军即包围长春，守军新七军及第六十军与共军力战，至八月初，城内军民粮尽，饥疲万状，共军乃发动政治攻势，挑拨第六十军与新七军（后改为一0二军）之感情，十月十九日，第六十军倒戈，新七军被缴械，副总司令郑洞国率两个特务营，坚守银行大楼，最后郑洞国投降。

在卅七年七月，国军曾以新一、新三、第五十二军对辽南扫蕩，但以兵力有限，收效甚微。

是年九、十月间，共军以二十余万之兵力，围攻锦州，范汉杰兵团力战，由于国军自瀋阳及锦西两方面前往增援之部队被截击不得前进，十月中旬，锦州失陷。

当锦州战起，瀋阳东北剿总以四九、七一、八0、八三、八五共计五个军组织西进兵团归廖耀湘指挥，十月五日西进，至廿六日，以锦州既陷，乃向东折回瀋阳，但被共军邀击，败彰武、黑山地区；同时，共军围攻瀋阳，并展开政治攻势，国军新卅、暂五十三师及瀋阳第一守备纵队被共军诱降，十一月二日，瀋阳沦陷。杜聿明在葫芦岛之军队十三万余人及义民三千，军品二千吨从海上撤出。

东北情形。既如上述，瀋阳陷后，林彪部共军四十余万人稍加整顿，匆匆入关；华北局势，已如前述，骤遭共军林彪部加在华北之重大压力，平绥路战况恶化，天津亦失陷，北平之傅作义，经共方之政治攻势劝诱，遂即投降。

东北及平津既失，共军大部份可南下，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国军在指挥方面固有若干错误与乎作战次长刘斐等人大量出卖军事机密因而陷于不利，但徐蚌会战并不是国、共两军成败之决定因素；很显然的，东北作战乃是决定性之因素，因东北失败，东北共军入关，对华北国军予以决定性之打击，华北傅作义部既已投降，共军大部南下，徐蚌国军全部不过四十余万人，岂能长久支撑挽回既倒之狂澜乎？因此，徐蚌会战之失败，乃迟早之问题耳！而自整个局势观之，国军之失败，乃由于马歇尔来华执行共党阴谋整垮国军之优势，乃其基本原因也。

假如马歇尔不来中国，中共不致有恃无恐，态度决不致如此蛮横，一切要听他的。

假如马歇尔不来，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不致被撤销解散，部队必然是士气高昂，战力完整充实。即令和平谈判不成，必须武力解决时，以这一百八十个师，无论使用到哪一方面，哪一方面便形成重点，保持绝对优势，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再具体的说：假如在抗战胜利以后，没有美国来干涉内政，马歇尔——这个刽子手不来破坏拉垮中国国民政府的全面优势的话，中国政府所有三百五十四个师，以三十个师进入东北，接收到瀋阳为止，收编全部伪军及东北义勇军，稳定东北局势；以八十个师控制黄河以北至长城一带各要地，相机扑灭当地共军，并支援东北国军作战；其余二百四十四个师以四十个师为总预备队机动使用，以两百个师编为二十个兵团，分由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统率，先保持重点于陕北，豫西方面，肃清各该地区之共军；以一部监视黄河以北共军，不使南渡，主力扑灭豫、鄂、皖边区及豫东、鄂东共军，再东进而歼灭苏北山东之共军。随即北渡黄河，与华北国军协力消灭黄河以北之共军；再后，挥军出长城，饮马辽河、松花江，解决东北问题，完成独立、自由、民主、大统一之新中国，只要此项军事进展成功，即使美国停止财政支援及对华禁运，或竟支援中共，亦不致动摇国民政府；只须国人束紧腰带，自力更生，自立自强，不靠别人，必能完成三民主义的建设。苏俄赤化征服中国的野心便无由达成，共产政治又岂能推行于大陆，中国大陆人民亦不致遭受空前未有之灾祸，日后韩战、越战亦不致发生。

附录：国家财政、难以负担720万官兵的虚额粮饷

〔编按：这是陈诚覆林蔚函件有关「整军」（指裁撤国军180多个师）问题的自辩词〕

整军：此问题之政策与原则，均在弟未到中央以前所决定。弟到中央仅负执行之责。而当时实际负责执行者，尚在陆军总部。此事就政策言，绝对正确；就执行言，亦无多大错误。然今日反对整军者，亦即当时反对中央不整军之人。出尔反尔，所谓伪君子最难处，其指此辈之谓乎？弟尚记得，当时大家均认为整军绝对需要，但绝对困难，而不整军，则绝对危险。一直至敌人打到贵阳，大家才下决心，与其坐而待亡，何如克服整军之困难？但当时又谁肯任此劳怨？再检讨整军，究竟裁了多少兵？实际上只是裁併机关与空头单位而已。换一句话讲，如不裁併机关与空头单位，如何充实国军？同时国家财政，如此困难，人民生活，如此痛苦，能否负担七百二十万人的虚额粮饷？

修路者的血汗与泪

——马歇尔来华调处期间中共破坏铁路交通见闻

凌鸿勋^[1]

在日本侵华的期间，日方的政治和军事重心在华北，而抗战后期傀儡组织则在南京。后来侵华的军事指挥总部也在南京。在北平与南京两个重心之间，原有一条津浦铁路大干线，又北平与长江重镇武汉之间又有一条平汉铁路大干线。抗战末期日本的力量已是强弩之末，这两条铁路交通已不甚灵活，平汉铁路曾遭受破坏，元氏至临洺关之间一百十多公里一段已遭拆毁。津浦铁路也没有经常的维护保养，但仍照常通车。到了日本降，中国陆军总司令在南京受降之后，最急切的问题莫过于使国军迅速开赴华北与东北受降和接防。特别是东北方面，自九一八以来即给敌伪盘踞十几年，日本投降后又给苏俄捷足先登，派兵入踞，我国急待派军至东北，以免夜长梦多。因此恢复津浦和平汉两条铁路干线的交通的确是当时最为迫切之事。

日本係三十四年八月十日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请降。当时交通部深知交通问题必定是一件受降后的主要课题，即于八月二十日派由技监韦以黻率领的一队人员随同中国陆军何总司令应钦飞赴芷江，转往南京。又于廿六日续备民航机三架，载运接收人员数十人，及法币八吨（价值数目若干不记忆），飞芷江转南京。何总司令是九月九日在南京受降。经过八年之艰苦抗战，受降后的善后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关于铁路交通问题，那时知道平汉铁路中间一段断了许久，不是短时间所能修复。至另外一条更关重要的津浦铁路虽然失于维护，而且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即已停止行车，但在物质上却较易于修复。因此交通部的俞部长（飞鹏）决定由他和我（时作者任交通部次长）分头出发。他亲自出马去督促平汉铁路的修复，而把那时所认为较容易的恢复津浦铁路工作交给我去督促。

共军开始破坏铁路

三十四年的十月十日，正当首都庆祝胜利后第一次的国庆，我就从重庆带了些人员和準备为修路用的一亿元钞票飞到南京。当日谒见何总司令。那知早已潜伏在苏北的中共新四军，正于十月八日起发动对津浦铁路南段施以破坏。起先破坏是在离浦口不远的沙河集，张八岭一带，其后渐到了蚌埠的南北各段，徐州且被共军围困。我方出动修路的员工日间把路修好，但共匪则于天黑后出来破坏。其始是拆钢轨，烧枕木，掘路基，偶尔炸坏几孔小桥，后来则破坏的规模愈来愈兇，较大的铁桥也被炸毁。我方修路员工没有军队的保护，祇有随带几名没有实力的路警，以致入夜之后，共匪即出没于路上，十足土匪的行为。共匪的目的自然是破坏南北交通孔道，阻碍国军的接防华北。因为苏俄其时正陆续在我东北扩张其势力，并掠夺大量物资，阻我接防军队在天津秦皇岛以及大连营口等地登陆。在苏共配合工作之下，国军遂无法由陆路或水路至华北接防。至于战时难民之还乡，与民生日用货物之运转，更不是中共心中的事。

由这个时候起，一直几个月，不要说通车济南或徐州，即在徐州以南以至浦口的一段已是修修坏坏，坏坏修修，迄无宁日。人力不必问，修路的钢轨枕木大量消耗，一时已无法补充。当初对此路修复尚抱乐观，至是情形乃愈演愈严重。不但交通难以恢复，且国共双方之军事冲突日益尖锐。十月廿二日共产党宣言退出长江以南，惟苏北鲁南则更紧。九月间政府原已邀请中共头目到重庆商谈。十月十一日政府且公布与中共会议纪录十二项，决定由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方将交通频遭破坏事在重庆向中共质询。中共虽遁辞知穷，但亦不得要领。而华北交通除津浦外，如胶济，如陇海，如平汉，如正太，亦时遭破坏。甚至拔去轨道或道钉，使列车出轨，伤毙旅客，在所不顾。至于东北各路则另由苏军盘踞，不允由国军接管，中央更感鞭长莫及。此为马帅到华以前三个月间的局面。

马歇尔来华调处

十一月廿七日美国宣布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特派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元帅为杜鲁门总统特使，出任国共调人。十二月十六日马帅由美国飞抵上海，廿二日飞抵重庆。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头目周恩来叶剑英陆定一等则已先于十二月十六日由延安来到重庆。过了民国三十五年的元旦未几日，三方在重庆决定，由政府代表一人，中共代表一人，及马帅本人组织一个三人委员会，为最高的调处机关。一月七日首次正式会谈，政治协商会议则于一月十日在重庆开幕，其主题为有关国民政府改组事。是日政府下第一次停止冲突命令。除第一项规定一切战斗调动须立即停止外，第三项则规定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国共军队均须撤离路线，而以路警代之。所有妨碍交通之一切障碍物应即拆除。共方所谓障碍物乃指日据时代沿路所建之护路碉堡而言，此项碉堡后为我方修路时用以资防卫，共方乃坚持必须拆除，以便利其破坏工作之进展。我方为勉从美方之意，同意下此命令，在文字上看来，修复交通自应将所有障碍物除去。其时我方準备集中力量修复津浦、平汉、胶济、陇海、平绥五大路，期于三十五年二月底通车。

希望儘管如此，事实上则停战命令方生效，协商会议正进行，而共军攻势并不已。连日正太铁路列车触雷，共军复攻陷津浦铁路之连镇东光等站，修路人员到工地后不能工作。一月十九日共军复攻陷泊头，津浦铁路员工退集沧州，修路事益陷于停顿。一月廿三日我由南京乘坐津浦车至蚌埠及徐州两地，商询修路各事，复回南京改乘一架飞机过徐州，后沿津浦铁路低飞视察沿线给共军破坏情况，顺道到北平。其时军事调处执行部係以北平为中心，我就趁此和执行部我方的代表接洽一下有关修路之事。

三十五年一月卅一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通过了一项和平建国纲领，对国府委员名额分配未得协议，共方要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控制权。对于交通则坚持参加护路，所有修复之路段须归其管理。于是双方距离益远，修路之事更不是就地所能解决。

文字上协议的达成

二月九日，张治中周恩来及美方白鲁特少将曾在重庆作一次之商议，建议事项：1. 长江以北山海关以南各铁路设一管理总机构，受北平调处执行部之指挥。2. 执行部内设铁路管理组，在外路设八个小组，每组各为三人。3. 国共军队各保护其路段。4. 行车秩序归路警维持。我在南京得悉后随即飞赴重庆，与张治中接洽，我方对第一点表示未能同意，认为交通部在北平既设有平津区铁路局，无另设总机构之必要。惟其时军事调处行部郑介民叶剑英及美方罗伯森三委员已在马歇尔张群及周恩来三代表核准之下，发出两项项重要文件：公字甲号与公字丙号

公字甲号似係原则性，而丙号则係细节问题。公字甲号文字上有点近于外交辞令。明知道不好办的事，总想在文字上得一结果。但就文字上说，似乎修复铁路祇是国府单方的责任，而与共方无关。金钱的筹措，材料的接济，都是我方的事。破坏铁路似乎是共方的权利，不再破坏是请他把权利放弃一下。至于共方则根本不愿意恢复交通。因为交通一恢复，则共方即不能达到阻碍国家统一瘫痪国家经济的大目的。与共方谈恢复交通，何异于与虎谋皮。此类命令早知不会有效执行。

共方坚持要政府付钱购买共军拆卸的铁轨枕木

因有此项重要文件的发布，华北各铁路局长即于二月十四日在北平集议，商讨如何加紧修路及筹集款料之事。交通部亦即于二月十五日加派华北区铁路局长石志仁为交通部驻平特派员，并指定其为交通部之代表，负责与执行部联繫。自后津浦北段之冯家口，南段之运河桥，平绥路之青龙桥，胶济路之张店博山，均开工修路。惟平汉路之石家庄仍不能开工。陇海中段其时尚没有受军事影响，中牟黄河及黑石关洛河两大临时桥均告修复通车。

执行部命令发出还不到一个月，共方对于修路已故意为难，阻碍横生。三月四日，津浦北段修路工程师邵仲雄在南霞口为共军扣留，由伪局长王焕章传见，提出下列各点：1.沿线杂伪军由共方解决。2.由中共参加管理铁路。3.沿线为共方所拆下之轨道材料须备款向中共的合作社购买。三月八日，泰安万德两站被共军强行接收，劫去现钞二百余万元。共方且在泰安成立济兖铁路办事处，强制接收各段站。似此路是共方破坏的，钢轨材料是共方取去的，修路是政府的事，需要的材料要备价向共方买回，路修好后听归共方去管理，站上的钱要给共方拿去，天下事那有这个道理？

我为了修路事有一点希望，因于三月十四日到了徐州，转车到开封郑州，与当地军政长官和各路局的主管人员接洽一切。那时平汉铁路安阳方面仍无法动工，陇海东段则尚可进行修复。到了廿四那天由徐州以东至白塔埠一大段居然修通。当然路是共方所毁的，而修复则全是我方的担负。

正当华北进行修复铁路之际，四月九日东北共军攻入哈尔滨，十七日进入长春市区，东北的军事起了甚大的变化。关外在国军控制下之铁路亦迭遭破坏。其时马帅正回美国述职后返华，俞大维氏又以军政部次长转任交通部长，自后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政府的代表遂改由俞氏担任。俞氏在军政部期间已与马帅有接触，兹复以交通部长资格担任恢复交通问题的商谈，自属甚为理想，俞氏于五月廿三日到部任事。时值国军收复四平街，并进驻长春，嗣又收复吉林。俞氏斯时忙于奔走。马帅方面关于交通之事指定由希尔上校为主要联络接洽之人，交通部方面则由我与路政司萨司长福均，及由平到京之平津区石局长志仁商洽办理，与马帅方面每日接触频繁。

正在中共军在东北受着挫折的时候，马帅又要求蒋主席于六月六日下令东北停战十五天，使中共再获得机会，确实履行其以前签订的协定。并指示在此十五天内对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展必须获得完满之解决。其时希尔上校曾把马帅与周恩来关于交通问题之谈话纪录交来，其中要点仍不外1.拆除铁路沿线碉堡，2.修复铁路后不再用以运军队，3.修复后之管理问题。自后我等日与希尔上校商拟细节，希尔则以极审慎的态度逐日奔走于双方。

六月十五日，军事三人代表签订一件东北停战协定，但中共藉停火令的颁布，再事重整旂鼓。不但在东北到处攻击，即关内山东方面，发动全面攻势，韩庄的运河桥甫经修复又遭共方炸毁。在此情况下更没有修路的可能。十五天的停战期满，马帅更要求国府主席将停战期限延至六月底，俾予共党以更大的机会，期对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等问题获得完满解决。

共方坚持拆毁铁路线碉堡、修复后铁路归其管理

在这个停战期间俞部长大维约了我和路政司萨司长福均、石局长志仁，于六月廿三廿四两日到南京宁海路马帅行馆，与共方举行恢复交通正式会议。宁海路是南京新闢住宅区裏的一条干路，五号又是一所建筑相当伟大的私人住宅，环境极为优美。自从卅五年五月五日正式还都，马帅由重庆迁到南京，即以这裏为行馆，时常冠盖云集。那天我们是在客厅裏一张长桌子上会谈。长桌子的一端坐着马帅，马帅的右方坐着国府的代表们，左方坐着共方的代表们。俞部长的对面是周恩来，我的对面是滕代远，萨司长的对面是黄逸峰，石局长的对面是章文晋。会议的主题自然是关于恢复交通。马帅坐了主席的位子，依然表情严肃。俞部长说话不多，说必中肯。周恩来态度傲慢，时出恶声。滕代远这人我没见过，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名字，他始终一言不发。黄逸峰曾在京沪沪杭甬铁路任过事，铁路稍有认识，对我的过去似乎很清楚，常提及我从前修筑粤汉铁路和三段统一之事，说话较轻鬆随便。章文晋则是一个翻译，就外表来说，到还文雅。这次会议依然是几个旧问题。共方要拆去沿线的碉堡。黄逸峰甚至夸说共方可担任拆除全国各铁路沿线的碉堡，可谓狂妄之至。至于修复后的铁路归其管理，我方绝难赞同。至于共方交还所拆下的路轨材料，则始终支吾其词。六月下旬正是南京开始酷热之时，马帅不断的喝冰水，也不断的徵询双方的意见。廿三的一天讨论不完，廿四又再来一天。翻来覆去，总是纠缠着几个问题。经过了两日的谈判，总算通过了办法条文七条，获得文字上之协议。此不过马帅返华后在停战期间的一连串会议的一种，此外自更有重要的政治及军事各会议，也在六月中旬下旬内不断的进行。

共方对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自然没有一点诚意，对于开会祇是一种拖延的手段。所以打打又停停，停停又打打。对于交通破坏了稍修复，修复了又破坏，又是自然之理。在此停战阶段期间，七月一日正太铁路居然修复通车，而粤汉铁路那时未受共军破坏影响，祇是日军留下的破坏，亦于七月一日全路修复通车，此为近月来交通上一点曙光。

惟七月八日起津浦北段又有毁路之事，同时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工作人员竟去电美国阻止救济物资运华，总署乃宣布暂时停运。该署在华分署不少亲共份子，影响美国政策甚大，因此有一时期所有恢复铁路之物资不能运赴长江以北应用，这又是共产党的一次胜利。

共军大肆破坏铁路 马歇尔故意庇护中共

自赫尔利将军离华后，美国驻华大使一直虚悬，经马帅之保荐，美国乃派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正在斯时（卅五年七月中旬）。时局又紧张，各地战事皆起。苏北如皋扬州等地有事，津浦铁路南段张八岭嘉山管店一带铁路又遭破坏。

八月一日起共军又在方始修复不久之正太铁路榆次至娘子关一段施行全面破坏，白羊墅站已为共军佔领。自后之半月间，正太同蒲两铁路已全面被破坏。共军又扰陇海路，黄口杨楼一带又迭受破坏。胶济铁路一面限期抢修，一面继续破坏。八月十四陇海路码山李庄兴隆罗王等站失陷，徐州开封间全段不通。八月十七日中共在延安广播动员，如此再有何修路可言。

九月八日多事的正太路居然修复试车。廿三日陇海路开封徐州段又修复通车。但才五日，兰封罗王等站又被炸毁，列车出轨。十月一日共军又开始破坏平汉铁路北段，保定南北被袭，津浦铁路泰安南北亦被破坏，而和平谈判仍在日日进行。十月七日平绥铁路西段由绥远抢修至大同。计自胜利以来平绥路的抢修比较顺利，沿线军纪甚好。

十月十日国军收复赤峰，进逼张家口。十一日国军进入张家口。十六日国府蒋主席发表声明。重申政府期致和平的诚意。十一月一日津浦铁路徐州至临城段修复通车。为国民大会将要召开，十一月八日蒋主席再下令停战。十一日平绥铁路北平至张家口试通列车。十五日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共产党虽拒绝参加，且撤退代表团以示不合作，但其兇焰亦稍杀。十二月十二日胶济铁路在丈岭附近修复接轨全路通车。

十三日平绥铁路大同至张家口接轨，由是平绥全路复通。十五中牟陇海路黄河便桥通车。十六北平至保定又告复修通车。此为制宪期间恢复铁路交通工作上一难得的进展。

马帅正为调处国共冲突感觉到走头无路之时，美国杜鲁门总统忽调其返国，荣任国务卿之职。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马帅遂离南京飞返美国。临行发表对中国局势的感想，其来华任务至是告一段落。

马帅归国任国务卿后，对于美国今后对华政策影响更大。是月月底，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及三人小组，今后的铁路交通依然是无法恢复。

综计民国三十五年一整年为马帅进行调处最重要的一年，亦为破坏交通以及抢修铁路最多事的一年。这一年中，铁路轨道被破坏合共一千四百九十二公里，大小桥樑被破坏一千三百八十四座，车站一百二十七处。修复方面，计修好轨道一千五百九十四公里（一部份在长江以南不是共军所破坏），桥樑三百九十三座，车站二十二处。

同一年间铁路用款用于抢修者法币六百三十亿元，用于修复者一千三百三十九亿元，用于整理者二百三十四亿元。财力物力的无谓消耗如此。至于人力，则我眼见数以千百计的员工日夜为恢复交通而与恶势力搏斗。在材料与设备十分缺乏情形之下，用其万能之双手，以接驳此柔肠寸断的交通路线，其中员工不乏为中共所掳去，抢毙、毒打、威逼、幽禁，或在工作地点跌倒、压伤，或积劳得病，仍不顾血汗与泪水来尽其职守，这群无名英雄当不至给人忘记。

（原载《传记文学》杂誌总第2期）

苏联将日製、美製精良武器增援中共

姚 遥

日本投降和「关东军」缴械，是中共武装部队踏上正规化和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在一九四五年末到一九四六年初的那几个月裏，如果没有「关东军」的全套装备，加上「满洲国」部队、韩共部队和一部份关东军残余人马「楚材晋用」，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是绝不可能那么迅速地成长为一支「连战皆捷，愈打愈强」的四十万大军的。

关东军的武库装备了共军七个机械化兵团

根据中共自己的记载：在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他们的延安总部，便抽调了主力部队和干部十余万人，分兵六路，进入东北和内蒙一带。

当时奉命出关的部队，是贺龙、聂荣臻、吕正操、李运昌、万毅、张学诗各军。

这些队伍，虽然一向被中共视为「主力部队」，但在出关以前，装备上依然是既旧又差更杂。当时负责「保卫党中央和主席」的汪东兴支队，武器总应是全军中第一流了吧。然而，据毛的卫士长阎长林，在他们的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中透露：他们一共祇有四个连的兵力，除掉「几百条步枪」以外，「连一门小炮都没有。只是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候，担任警戒的部队，才会让一个排，带着三挺机关枪，去向敌人迎头痛击。因此，那些装备比「中央警卫」部队还要差些的「主力部队」，自然更不会有多少重武器；基本还没有具备从事「火力战」、「攻坚战」和炮战的条件。

当时，日本在中国的部队，已经奉到了中国统帅部的命令，「不准向未指定的部队擅自投降，或让防」。所以，在全国各战区内，真正向中共部队缴械投降了的日本部队，一共只有山东泰安车站的一个步兵中队，以及驻扎在陇海路东段瓦窠的一个炮兵中队而已。

长城以外的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那裏的关东军，一共有廿四个师，都是向苏联红军缴械投降的。他们交出来的各种装备，据官方统计有：

步枪，三十万枝

机关枪，一三八二五挺

大炮，三六六二门

战车，三六九辆

装甲汽车，三五辆

飞机，九二五架

卡车，三0七八辆

各式汽车，二三00辆

拖车，一二五辆

指挥车，二八七辆

特种车，八一五辆

辎重车，二一0八四辆

骡子，一七四九七匹

无线电报机，一三三座

马匹，一0四七七七匹

手榴弹，一一0五二颗

军用品仓库，七四二座

这个统计数字，还只是包括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以前解除的武装，要比实际缴械的总数低一些的。

莫斯科电台坦承苏军把3700门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