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多架收音机移交给共军

根据莫斯科电台，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四日广播的「兄弟援助」这个节目中透露：当年进入东北的苏联部队，一共有三个方面军。仅只其中的两个，就缴获关东军这样多的装备：

大炮三七00门

战车六00辆

飞机八00余架

机关枪约一二000挺

军用品仓库八六0座

其中，战车，大炮和仓库的数字，都要比前一个统计多些。

这些东西，正像莫斯科电台，在那广播中所着重指出来的一样：

「苏军把从关东军那裏缴来的一切武器，都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各方面的佐证看来，这倒不是莫斯科的丑表功，而是有真凭实据的。

那时，从重庆派去的东北行营，一再请苏军总部，把从「关东军」缴来的武器，移交给它。但却一再不得要领，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间，才收到了苏军的一封正式通知道：

现在根据两国同盟友好条约，将所有关东车武器，交与贵国。

计开：步枪，三千枝

马刀，一四八把

上列武器，现存哈尔滨，请即派专人前往提取。

不谈重武器和机械化装备，就是光以步枪而论，苏军在这裏答应移交的，也只不过是总数的百份之一；而他们又绝对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加强自己的火力，因为他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比「关东军」佔很大的优势；光是在飞机数量上，就强大三十倍，在战车上，更是四十三倍之多。焉有再垂涎于「关东军」这一堆「老爷货」之理？

更何况苏军在「对轴心国作战」的招牌之下，早已利用「租借法案」，向美国取来了这样一大批的重要装备：

战车，七0六五辆

高射炮，八二一八门

飞机，一四八三四架

军用卡车，三八五八八三辆

吉普车，五一五0三辆

军舰（轻巡洋舰级以下），五百艘

万吨级货轮，九五艘

无线电台，一六000座

绝不至于可怜得像中共当年的游击队伍一样，完全要靠「抢敌人的枪炮，来充实自己的武装。」

中共在出关之前，既然连大炮都很少，战车和火箭筒一类的武器，当然更不会有几个。但是，不到几个月的功夫，就在东北一口气成立了七个机械化兵团；而且在北满的佳木斯，正式开办了培养装甲兵干部的学校，训练营和教育班！——姑且撇开干部的问题不谈，光是战车的来源，就大大值得研究。它们总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吧！

美国援苏先进武器打垮了装备窳劣的新一、新六军

炮兵也是一样，居然在剎那之间，就成立了一系列「独立炮兵旅。每旅所拥有的火炮，至少也在一0八门以上。」这些炮又是从哪裏来的？

空军，一向是中共最弱的一环，只有两三架「摆样子」的东西。谁知一到东北，也立刻变成了「见风就长」，马上耀武扬威地成立了「空军」这个兵种，而且在齐齐哈尔和苏联的伯力，开办了「军事航空学校」。那些涂着红星，在东北上空飞来飞去的军用机，当然不会是美国直接送给他们的。

在步兵的装备方面，改善之速，也绝不是光靠「抢敌人的武器」，就可以做到的。中共其所以能在战场上打垮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这些王牌队伍，「人海战术」固然是一个因素；火力上的不相伯仲，大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时，这些「王牌队伍」的装备，比日本投入太平洋战争的主力师团，还要优越得多。据说：每一个师都拥有。

轻机枪，约四百挺

重机枪，约七十挺

卡宾枪与自动步枪，约一千六百枝

掷弹筒，约四百具

步兵炮，三六门

防战车炮，一八门

榴弹炮与山野炮，重迫击炮，共约七十门

高射炮，约四十门

巴楚卡，约六十具

轻战车与装甲汽车，约六十辆

中共那些一向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如果没有天外飞来一大批新式武器的话，又如何能在眨眼之间，就「迎头赶上」了当时火力最强的中央军「王牌」？

苏联有武器交给中共的证据，有底案可查的，至少有下面这几次：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派了黑龙江军区警卫旅第四团的作战参谋果征卡，到海拉尔去，从苏联军手裏接收来了一二00箱缴械来的日本步枪，一二八000发炮弹。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康凯，接收了瀋阳日军和满洲国部队的全部武器。

十天之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又带了一支部队到瀋阳来，用日军仓库中的武器，装备了自己。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共「黑龙江军区」警卫旅第四团供应处长刘品生，奉令到安达县和小嵩子一带接收缴来的全部日本武器。

此外，张学诗、万毅、周保中、李兆麟、吕正操、李运昌、王明贵等中共部队，以及「民主联军」的「朝鲜支队」，渡海而来的「山东兵团」，都分别在佳木斯、嫩江、安北、瀋阳，从苏军手裏接收了大批武器，来装备自己。

甚至于连中共的海军和两栖部队，也都是在这时候，以暴发户的姿势诞生的。只不过把训练的中心，暂时放在苏联的史巴斯克而已。

那时，中共为了要「广聚人才」，来替自己打天下，也曾经收编过几万「日幕途穷，有家难归」的关东军「残部」。以及三十万在战斗力和装备上，都绝不稍逊于日军的「满洲国部队」。这一支队伍，被重庆摒诸大门之外，坚决不肯收编；这才在中共「蒋家不要毛家要」的口号下，连人带枪，全部投了「东北民主」联军。

韩共、蒙共十几万精兵参与中共叛乱

除掉他们之外，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客军」，也替中共出死力打过天下。那就是当年接收了日本「驻朝鲜军」全部武器的金日成部队。

金日成原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中一名师长，比在山中饿死的那「联军总司令」杨靖宇，还要低一级，是一向在延吉一带地区活动的。日本投降的时候，原来驻扎在北朝鲜的日本第十七军，第七十九师，混成第一0一联队，永兴湾要塞守备队，罗津要塞守备队的整套装备，都经过苏军的手，转送了给他。——按照编制上来说，这些部队的每个师，至少要有

轻机枪，五四一挺

重机枪，一0四挺

掷弹筒，五七六具

野炮，山炮，榴弹炮，六十四门

步兵炮，四十四门

战车，二十四辆

卡车，二六六辆

马匹，五八四九匹

这样一来，穷困了多少年的金日成部队，就马上从一个兵微械陋的游击师，扩编成人枪俱全的四个「军」。总兵力强大到二十七万人，其中虽然只有十五万是「朝鲜」土着，但是另外的十二万，也是从中朝边境地区「政治动员」而来，思想上是清一色的「亲苏」和「亲共」的。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之后，曾经和朝鲜与东蒙「友军」的代表，在佳木斯举行过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上做出来的重要决定，大致有下面这些：

甲、「东蒙」以两个骑兵师，朝鲜以十万大军，来参加「东北解放战争」。

乙、东蒙军的任务，是在适当条件下，改编为现代化的步兵师，在特定的地区，配合中共部队的攻势。

丙、朝鲜军的任务，是负责自营口到图门江这条线以东的地方，进行扫蕩和建立「解放区」。

丁、朝鲜军的一切补给供应工作，完全由中共代为解决。

戊、朝鲜籍的参谋，指挥，技术和政工人员，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巳、以金日成为首，金晓山为副的朝鲜军，在参战以后，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的第十三兵团，由金晓山兼任指挥员，接受「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领导。

佳木斯会议的结果是：朝鲜军在「民主联军第十三兵团」的名义下，迅速地把六支精兵投入了东北战场。那就是：

（A）姜信泰部队，两万余人，在延吉到拉法的铁路线上活动。

（B）金策的「中朝混成纵队」，约一万三四千人，在长春以西的长岭、双山、怀德一带地区作战。

（C）朴孝三部队，约两万六千人，在通化地区活动。

（D）牡丹江纵队，约有两万人。

（E）佳木斯纵队，约有八千人。

（F）舒兰五常纵队，约八千人。

这些部队的训练，自然要比才出关来的那些游击队好得多；打硬仗的经验，也比较丰富。因此，就曾经替中共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共为了要鼓励青年们去替朝鲜当炮灰，曾经屡次公开提到「朝鲜同志们在解放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要人们「饮水思源，以德报德」。由此可见：「朝鲜部队当年在东北战场上的重要性」，是绝不能以等閑视之的了。

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

——论国民党为什么败走台湾

郑 义

二十世纪全球头号大输家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国土已经五十六年，至今仍有人诿过于「贪污腐败」，然而今日大陆上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比诸昔日的国民党何止千百倍--自一九八四年至二00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干盗窃一万四千四百亿人民币的公帑顺利运往外国；有一万七千名中小官员和六万六千名暴发户将九万四千亿人民币非法套汇移至外国，足令国民党的孔宋家族自叹不如。那么何以共产党不垮台？学术界至今乏人研究中共的间谍战、心理战成效及其严密组织对维护、巩固共产政权所起的震慑作用。

中共的御用理论家与史学家口若悬河地重覆以下谰言：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共产党是推不倒的，迄今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在中国大陆替代共产党，推倒了共产党必定天下大乱。

这显然是欺人之谈。历史实际上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从目前已经澄清的历史事实可知，国民党败走台湾绝非人心所向或曰天意，而是由许多偶发事件堆砌积累而成的。以下一百个偶发事件大致可分为十八种类型：

一、 襄公之仁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伐军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率廿六军解除中共操控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其首脑汪寿华、罗亦农等九十人被捕。闸北驻军师长斯烈邀中共中央军委会书记周恩来前往谈判，遂予扣押。斯烈之弟斯励是周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他让周写了悔过书后开释。四年后周恩来亲率红队成员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八口以及他的恩人斯励勒毙。

一九三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康生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被捕。由于一起被捕的丁济世之叔父是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康生一伙很快获释。八年后，康生在王明扶植下擢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在延安枣园开办训练班，为各地各级党委输送了大量特工人才，诸如乔冠华、耿飙、李强、黄镇、黄华等人，在外交、经济、文化部门从事特务工作，对国民党作出了致命打击。

一九三三年三月，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在上海治伤时被捕，经黄埔一期同学邓文仪等多人签呈请求赦免，蒋介石法外开恩将他释放。纵虎归山后，陈赓成为共军一员骁将。抗战胜利后，他率先叛乱，上党战役击溃国军十三个师，此后三年半转战晋豫陕鄂皖苏赣闽湘粤桂云贵川康等十五省，攻略城市二百零六座，歼国军七十多万，包括歼邱行湘部二0六师、黄维兵团卅三个团，在云南箇旧、屏边歼国军第廿六军，在元江歼第八军，俘虏陆军代总司令汤尧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为共军席捲大陆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八日毛泽东周恩来飞渝出席重庆会谈，军统局有人建议乘机逮捕毛、周、王若飞等八名匪首，以祭江西湖南千百万枉死民众。事为蒋介石知悉，下令缴了此人的枪，还命令特别警卫组和稽查处对中共人员严加保护。中共建政后，凡军统人员，无论警卫组、稽查处一律枪毙，以怨报德。

在三年戡乱战争中，共军用「人海」对付「火海」，强迫无辜民众打前锋，用以消耗国军的弹药。国军的机枪射手们面对波涛一样汹涌而来的人潮，杀人杀得令自己害怕与噁心，因不忍伤害百姓，往往在精神压力下放弃阵地。无论国军火网如何严密，都有着永远死不完的「炮灰」来同枪弹相拼，结果是粤语所谓「好佬怕赖佬」。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黄伯韬兵团奉命西进跨越运河铁桥时，数十万百姓的骡车、马匹跟着部队的卡车、辎重逃难。黄伯韬爱民如子，让百姓先过，以致于七万大军无法在规定时限内抵达目的地，当全兵团到达碾庄时，共军主力已从鲁南兼程赶至，形成对黄兵团的包围圈。十二月初杜聿明部向永城转进时，亦与难民混杂一途，窒碍钝重，两天行程仅七十公里，使共军陈毅部获得充裕之时间与机会，完成合围。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力度不够，无论处死、判刑的汉奸都不及法国、荷兰等国惩处叛国者的十份之一，以致于周佛海的儿子等汉奸成批投奔中共，对国府伤害极大。例如南京失守前，国府释放了判刑十年的汪伪军委会调统部第二厅厅长胡均鹤与镇江特工站负责人刘毅等人，他们联络一群汉奸投效中共，胡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刘为专员，他们向中共提供了一千多起国府潜伏人员的活动线索，从中破获了四百多名潜伏特工，其中包括中统局京沪地区潜伏首领苏麟阁，还收缴电台八十多部。中共华东局审讯委员会在愚园路青白小学刑讯逼供害死了万千国府地下工作人员，其刑讯头目廖耀林曾在汪伪特工总部当过「扑格打杀」刽子手。汪伪政府财政部税务署署长邵式军投奔新四军时，一次就捐献了廿五万美金，让他们放手发动叛乱残杀同胞。

二、 主帅优柔寡断举棋不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在砀山奉命救援黄伯韬七兵团时，黄兵团已被围三日，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颟顸无能、迟疑不为，贻误了戎机，陈毅部利用这三日两夜时间在崇山峻岭构筑阵地，而邱兵团十二万人必须仰攻严阵以待的五十万陈毅部，所以邱兵团血战四昼夜才攻到鼓山，离碾庄圩三十公里时，黄伯韬兵团已崩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国军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优柔寡断，未能果断执行他在南京与总统所定的密案，而听任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调兵救援被共军包围的两个师，致使国军百万精锐坐以待毙。设若杜聿明麾下三个兵团及时突围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将会对刘邓的中原野战军造成致命的威胁，完全可以扭转困局。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令制裁通敌有据的李宗仁，特别行动组在李逆官邸附近埋伏待命，由于决策者优柔寡断，这个行动组于蒋公下野前结束工作。设若行动成功，一系列桂系头子伏诛，则不会发生李宗仁上台后士气一落千丈、江南不战而溃的局面，至少也能保住半壁江山。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向麾下廿五万官兵宣布已签约投共，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特勤组组长的谷正文游说随徐永昌来平规劝傅回心转意的装甲兵参谋长蒋纬国将傅逆绑架回南京，蒋纬国也提起戴笠智擒韩复促成台儿庄大捷的往事，但蒋纬国在最后一分钟退缩了。倘若绑架成功，将傅押回南京以降敌罪名审理，对其他採取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是一项严重警告，进而提振士气，则国军在大西北、大江南仍大有可为。蒋纬国以其特殊身份，丧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扭转形势之良机。

三、粗枝大叶，麻痹轻敌

一九三六年夏，陕西省党部调统室向中枢密告张学良、杨虎城私通中共；九月，东北军总部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密报中枢：东北军不稳，蒋公批示：「胡说，送（张）副司令阅」。同年十一月，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密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齐世英：张学良已与红军达成局部停战协议。齐马上派专人密报在洛阳的蒋公，其他情治单位也密报西安不稳，然蒋公一直认为张学良虑事天真、未必会图谋不轨，他未注意到中共已渗透东北军各阶层。西安事变本可以防止，它的不幸爆发挽救了垂危的红军，使它从数千羸卒发展到百万之众，终于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导致大陆沦陷，江山变色。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策划在长白山麓战略要地通化市发难，以三千八百义军推翻中共政权，成立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与中央先遣军，配合国军收复东北。主事的国民党通化市党部书记长孙耕晓求功心切，策动共方东北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军械股股长沈殿铠提供八百支枪，被沈出卖。此时通化是一座空城，中共通化省委书记吴溉之指挥廿多名省委干部与两挺机枪，击毙孙耕晓以下持大刀铁锹十字镐的义军一千八百人，起义被扑灭。

另一则因轻敌大意而酿成的悲剧是稷山暴动。阎锡山部下师长萧荫轩与亲信团团长杨子乘在晋南八个县建立了反共抗暴武装六个纵队与三个支队，相约在一九五0年十一月十九日发难。由于阎锡山在山西民间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基层影响力，所以义军首领利用亲朋、同乡、师生关係渗透到十多个县区政府、共军宣传部门以及铁路警察，大有创建中条山反共基地的希望。不幸主事人发通知时误将十一月十九日写成十二月一日，所以届时只有稷山一地举义，孤掌难鸣，终于失败。其他各县闻悉稷山失利，便未再行动，此后半年，全省义军被捕杀逾千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国军在上海最大的军火库--江湾军火库发生大爆炸，声浪与烈燄持续了几天，主库储藏的美製最新式军火连同仓库设施统统化为灰烬。该案是由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周克布置周沙尘通过其外甥、军械库少尉赵聚能引爆的。赵父是中共老党员，早年曾帮助周沙尘去延安，周沙尘是通缉要犯，竟能以上海粮食日报驻南京特派员身份为掩护，公开活动。赵聚能故意将优质弹药报废、将失效弹药运往前线，居然从未被发现。他去科学仪器公司採买炸药原料磷和钠，引起店员怀疑，居然被他逃脱。军火库规定管库、警卫、保养连各成体系互相制约，可赵犯居然能以几杯酒买通管库人员交出钥匙自由运用。这一切都是国军保防制度的重大缺失，大意失荆州。

国防部保密局布置三大潜伏武装力量之一——东北技术纵队在满州里、哈尔滨、长春三地伏击访苏归来的毛泽东专列，全部计划由国防部二厅全能情报员计兆祥指挥执行。一九五0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挥军警突然逮捕了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等八人与刚空降的两名高级杀手，廿六日收网抓捕计兆祥。此案破绽出在国防部保密局从香港公开汇鉅款给计兆祥的姐姐计采楠，引起了公安部一局侦察科长曹纯之的怀疑。

一九五0年九月廿八日清晨，中共公安部与北平市军管会在灯市口甘雨胡同十七号院逮捕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李安东等七人，他们置备了迫击炮，企图在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大典时炮击天安门观礼台，刺杀中共要员。这个隶属东京盟军司令部情报机关的间谍组合，拥有教堂、消防仓库、洋行、店舖等掩护，但是粗心大意到竟然用普通邮件传递情报。中共公安部驻邮局的检查人员截获了李安东寄往东京邮件中用铅笔画的天安门草图，上面赫然标有箭头直指天安门城楼的弹道抛物线。美国的情报机关竟然对中共的邮检制度一无所知。

四、专家判断失误

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赴雅尔达前，让驻华大使赫尔利询问中国政府：日本还能支持战争多少时间？当时专办对日情报的军委会国际关係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作出错误判断，认为日本至少还能打三年，他主持此项覆文，却漠视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剩下一个空壳。罗斯福深恐美军伤亡激增，为谋求早日结束战争，遂要求苏俄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且私相授受，同意恢复帝俄时代在旅顺、大连、中长铁路攫取的利益，并允许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斯大林派一百五十八万苏军进入东北，劫掠了东北价值百亿美元的工矿设备回国，还将缴获的日製大炮三千七百门、坦克六百辆、飞机八百架、机枪一万二千挺以及六百八十座仓库和国防建筑设备移交给中共。此外，又把堆积在海参崴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美製耐寒军械移交给林彪部共军，使其如虎添翼，从两万人的自治军一举扩张为席捲东北的四野。苟非东北尽墨、影响民心士气，则通货膨胀绝不可能陷国府于绝境。

五、忽视情报工作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军统局局长戴笠将军死于空难，使一批直接由他指挥的潜伏共区高级特工变成断线风筝。他的继承人毛人凤、唐纵等尽皆庸庸碌碌之辈，不思进取，也不能守成，以致于总统府九名报务员中竟有七人是共谍，国防部作战厅长期被共谍把持。戴笠殉难翌日，中共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讲话说「戴笠之死，使我们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一九五0年三月十七日在戴笠殉职四週年纪念会上，蒋公沉痛地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不会撤退来台湾。」

六、 主管官员尸位素餐、能不称官

一九三七年红九军军长何畏因憎恶中共当权者滥杀无辜而投奔国府，途中被偾事官员扣押六年，以致错失了策反共军高级将领李先念、许世友之良机。后何畏经张国焘营救出狱，万念俱灰，一九四九年共军渡江前，全家投江自尽。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赴苏与斯大林会谈，斯坚持要把「外蒙独立」列入中苏友好条约，宋子文不愿做历史罪人，至七月十三日拒绝签字，且辞去所兼外长职。八月七日，王世杰赴莫斯科重开谈判，这位继任外长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熟谙国际法，当时只须委婉表示一下这个条约签不得，事情就可能有所转机，盖既经内戚挂冠而去，复遭新任外长谏阻，相信再固执的人亦必会感到事态严重而对整个条约重作考虑。只要稍稍拖延几日，日本就投降了。日本一投降，美国就不必再求苏俄出兵，自然亦无理由再逼迫国府追认那个私相授受的雅尔达协定。王世杰缺乏文人应具备的「有所不为」的骨气，致使国府遭受无法挽回的灾难。

同一个王世杰，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以「苏俄欲离间中美」而阻止蒋公与斯大林会面，拒绝苏方调停国共战事，致使苏方派到迪化接蒋公的飞机白跑。当时斯大林不欲毛泽东变成第二个铁托，力主国共隔江南北分治，像调停西安事变一样，也确有能力阻止共军渡江，但这国脉最后一线希望被王世杰断送。

盐贩出身的许铁英抗日反共有功，被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任命为河北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司令。一九四六年六月起，他率部坚守永年县年余，还主动出击。无奈十一战区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停止补给，使围城永年军民吃水草树皮度日。十月六日，他率几百部众突围出城，在成安县吕庄中伏殉难。

另一位民间义士王三祝，自发组织六个县保安团，被顾祝同封为豫北剿匪中将总指挥，还当选立法委员。他比正规军更勇敢善战，且向华中剿总密告第四十军有投共倾向。此举被剿总泄露，四十军军长李希晨啣恨报复，停止分配空投物资，还坚拒王三祝部退入新乡城，王三祝率军转战太行山又杀回安阳，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突围死节。

一九四九年五月，第十八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董钊密电奉化蒋公，谓共军进逼东南，主力已渡长江，中原所留兵力有限，此进国军集结西北五十万部队宜向东猛进痛击，彭德怀、徐向前所部决难抗拒，不惟挽回颓势，且可使共军南犯之主力陷进退维谷之境。可惜此绝妙建议转国防部后被搁置不用。

桂系逼宫，蒋公下野，然而李白执政后毫无作为，昏庸误国。白崇禧驻节桂林月余，坐拥数十万大军，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的整备，且在撤退上乏消极整备，对属下部队不闻不问，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华中长官公署向南宁撤退时，不通知下属单位就撤除了电讯总机，仓猝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以致两千五百辆卡车在半个月内全部损失，不是滞后被俘，就是被土共洗劫，官兵们群龙无首，各自逃生，几十万大军也很快就覆灭了。

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前后，大陆形势丕变，民众自发揭竿而起：贵州省义军控制了全省城乡半数以上，至三月底西南地区反共武装已发展到七十五万人，百人以上的队伍就有一千一百支；川南游击队佔领了五份之三以上区、乡，川北义军焚烧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大楼；西康义军炮击了共军西康省军区政委廖志高的办公室；汪宪率领的人民自卫军扩展成十四个支队十万铁军，控制了以金寨为中心的东西长三百多公里、南北宽二百多公里的鄂豫皖边区；新疆义军佔领了哈密地区与迪化地区；在甘肃临夏一地，反共游击队达到五千多人，遣返回青海的七万多马家回军官兵都先后参加了反共抗暴斗争；李森组建的中国人民自由军，发展到十万人，转战闽粤赣三省，重挫中共基层政权；撤至缅甸的孤军反攻云南连克九个县，但他们都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加上后勤匮乏，外援不足，在三年内先后被中共集中重兵各个击破。在台湾的军政机构空喊反攻大陆却不能及时提供援助，徒使志士望洋兴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陶铸密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密晤流亡香港的前国军补给区司令周游，倾诉自己「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蒋介石）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函由周游送交国防部特呈蒋经国。上述林彪密函表示林彪愿意弃暗投明，可惜台湾方面迟疑不决，错失良机，然而机会是稍纵即逝，陶铸与林彪相继遭受老毛残酷整肃。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蒋公潸然落泪。

七、人事倾轧，以私害公

潜伏在国军任四十六军军长的韩练成与共军陈毅部密谋，导演了一齣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现代〈三岔口〉剧：一九四七年二月将李仙洲集团七个师送入虎口。韩遂只身溜走，与共军三野司令员陈毅秘密会面后返回四十六军青岛留守处，韩回南京述职时，把失败责任推诿参谋总长陈诚，使陈被撤职，自己却留蒋公办公室任高参。他巧妙地帮助陈毅，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三万余人送入共军包围圈，致使中将师长张灵甫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被击毙。一九四八年二月，杜聿明向蒋公面告共军三野一名被俘团政委招供韩练成与陈毅秘密来往，陆军官校校长关麟徵在旁听见，旋即驱车向韩泄露。关麟徵此举是由于他同陈诚有隙，不欲陈诚官复原职。何应钦接国防部长后再接杜聿明密报，乃将被俘共军团政委押到南京重审。于是中统局局长叶秀峰插手调查，还亲自讯问莱芜作战实况。韩练成见形势不利，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卅日悄然摆脱监视岗，离南京去了香港。由此案可见国军保防系统千疮百孔。

一九四八年夏，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破获了中共地下党刘仁、李政宣案，循线抓捕了几百名中共地下党员，其电讯网远及瀋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上海等省市，正当北平站士气昂扬全面扫蕩共谍时，保密局内部因派系斗争导致北平站总务处长刘玉珠、北平行营督察室主任马汉三被捕判死，北平站核心成员不是被捕、调职，就是逃亡，仅三人留任原职。这种大规模的换血，对保密局北平站的业务造成很大伤害：原有的线索皆因布线者入狱、亡故、离职而丧失殆尽。否则，在保密局全国区、站中业绩领先的北京站，绝不至于盲塞到让共谍渗透到傅作义身边（按：傅作义的副总司令邓宝珊、两名保密局处长、傅的女儿傅冬菊都参与了投共活动）。

大陆陷共后，原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毛森创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下辖近百个纵队数十万游击战士，且从美国方面直接挂钩接受武器装备的补给。不料蒋经国接管情治系统后欲大权独揽，乃宣布撤销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司令部的编制，还逼毛森交出南方十个省的潜伏人员名单、移交从美国直接接受后勤支援的渠道。毛森不肯移交这笔多年经营的人事资源，仍然来往于台北与定海之间直接指挥敌后游击部队。富春江纵队司令王某，奋战连年多次负伤，回台治疗时，因係毛森部下，被禁基隆，不准上岸。后设法潜出，一见毛森，即伏地大哭。毛森见其形同乞丐。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蒋经国吩咐台北最高法院检察署颁布通缉令，称毛森「抗命不法」。此后毛森在泰国、缅甸等地从事反共游击队组织工作，因失去台湾基地，其东南反共救国军数十万人相继被共军剿灭，毛森只能流亡美国，一代反共英雄山穷水尽。设若蒋经国豁达大度、深明大义，东南地区反共形势定会是另一种局面。

八、骄兵悍将阳奉阴违，抗命怠工

一九四六年，隐藏于地下的陆军新编第廿七军军长姜鹏飞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约定裏应外合，配合国军收复哈尔滨。不幸八月八日杜聿明部将孙立人藉口休整按兵不动，致使姜鹏飞既无服装又无经费，弹药也将用尽，只好孤注一掷单独进攻哈尔滨，导致四万地下军与三千名九宫道道徒全军覆没。哈尔滨从此成为共军四野叛乱基地，国军再也没有能力光复。

一九四八年五月，白崇禧接获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密电--命令将图谋叛变的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张轸及其同谋将领押解广州审讯。白氏故意放纵张轸乘隙逃离武昌，让他拉走三个师两万余人投共。此举打乱了华中剿总保卫武汉的部署。同年十一月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时，中枢急调宋希濂部两个军从鄂西北开往武汉待船东下支援，白崇禧则下令运输司令部不准运兵，结果黄维部十多万人与杜明所率两个兵团全部被歼。设若张淦、宋希濂两个兵团东下解围夹击共军，徐蚌会战将是另一种结局。

一九四九年九月，参谋总长顾祝同拟定一项计划：乘共军兵力分散之机，让汤恩伯部反攻福州，胡宗南部反攻陇海路西段，宋希濂部反攻宜昌。然而宋希濂怯战，于十月杪率部西撤，一路损兵折将，十一月十八日到白马山时只剩一万人马。十二月十九日率千多人在川康边境兵败被俘。设若宋遵令反攻，绝不至于遭此惨痛下场。

九、军阀政客引狼入室与吃裏扒外

一九二七年刘伯承组织泸州暴动失败后逃到西安，时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的邓宝珊立即资助刘一千六百大洋，把他窝藏在秦中旅馆。养虎遗患的恶果是：刘伯承日后成为中共一员骁将，仅一九四五九月上党战役至一九五0年四月西昌战役，就歼灭国军一百六十八个师一百四十五万官兵。

一九三一年六月廿八日，桂系军阀李白与粤系军阀陈济棠张发奎背叛中央，另组广州国民政府。李白等派遣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求其出兵东北，以便逼迫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回师东北，使冯阎二、三集团军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由衡阳进攻武汉，一举推翻国民政府。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动摇国本的十四年抗日战争由此揭幕。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西窜，身为南路剿匪总司令的陈济棠，表面电令缉拿朱德，暗中却派人与共军和谈，协议互不侵犯。共军保证不入粤境，陈济棠则保证不截击，在湘粤间划定通道让红军通过，且赠以步枪子弹一千二百箱。陈济棠为保存实力稳踞南天王宝座而促使祸水尽快西流。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灌阳、三江等七县边界进入贵州，只用了十天时间。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命令廖磊率第七军紧跟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白崇禧对部将说：「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令桂军开放桂东通道，让红军尽快过境，还将入桂剿共的中央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包围缴械。以上两广军阀之行逕，无异纵虎归山，酿成日后燎原烈火。

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李陈同意两广出兵倒蒋，日方则出兵华北以牵制国府兵力，使蒋介石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由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日本欲乘南京中央政府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军阀之时，轻易佔据黄河以北。李宗仁默许了日寇此一阴谋，不啻引狼入室，于是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爆发。

十、军阀作乱的后遗症

一九三0年北方军阀锡山冯玉祥与中央开战，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五十万人，前后历时八个月，连续决斗，寸土必争，从无间歇，战区自平汉铁路沿津浦、陇海二路直达鲁西，战线长达九千余里，中央军死伤九万五千，阎冯军死伤十五万。仅河南一省因战争死亡人口即达十二万，受伤近两万，逃亡在外一百一十八万余，被军队拉伕一百三十万人，其中因以致死者三万余。财产损失六亿五千万，间接损失不计其数，十年才能恢复。双方军费损耗逾两亿银元，各地民间损失当数十倍于此，光是铁路车辆车轨之破坏与营业损失在六、七千万元之谱，农产品仅烟叶一项，豫鲁皖三省已失收二、三千万元。国军全力北调，在南昌、广州两役惨败之共军乃死灰复燃乘机大肆扩张，滋扰赣湘鄂皖闽豫浙桂等省，长沙南昌均曾一度失陷，共军人数突然扩充至六万余人，其中央、湘鄂赣、鄂豫皖、洪湖鄂西、闽浙赣、广西左右江等六个主要根据地皆于一九三0年中原大战期间陆续建立，作为扩大叛乱的基础。之后政府动员全国之兵力从事围剿，历五年，始终未根除，乃成大陆沉沦之祸因。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动机只是为了维护军阀割据、阻止中国统一。然事变将整个抗日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而延缓或停顿。原拟由德国顾问协助训练卅六个师充当抗日基本力量的计划，只完成三份之一弱，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西安事变使抗战提前爆发，在準备不足时仓猝应战，结果是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一九三七年币值）、十亿土地破坏了六亿亩，沿海地区工业全部毁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黑四寿男等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两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日本皇军呀！」

十一、军阀余孽叛变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冯玉祥西北军旧部高树勛在平汉线邯郸战役中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率国军一个军与一个纵队共一万三千余人投共，导致四十军与三十军两万六千余官兵被围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刘世英等被俘。高树勛是戡乱战争中第一个投共的高级将领，他又写信策动国军将领庞炳勛、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黄樵松等投共，对国军士气打击极大。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西安事变中欠下二百多条血债的杨虎城爱将、国军第卅八军中将军长孔从周在河南巩县率第五十五师投共，此举使共军炮兵改弦更张、精实壮大。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云南军阀龙云被解除兵权后，念念不忘失权之痛，遂煽动旧部为他复仇。翌年五月卅日，滇军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辽宁海城率部投共，导致滇军一八二师团长张秉昌兵败被俘、暂廿一师团长徐济民阵亡。此后产生骨牌效应，滇军高级军官相继投共。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国军吉林守备司令（滇军）曾泽生在长春率六十军撤离坚守了十六个月的长春，投降共军，致使共军四个师在夜色中悄然进入长春市区东半部，新七军见大势已去，突围又无力，被迫投降。四天后，踞守长春央银大厦的东北剿匪总部司令郑洞国不得不扯出白旗。长春失守，使东北国军牵制共军入关的战略意图失败，也使四十七万精锐国军南撤或与华北国军夹击共军的计划破产。整个东北的沦丧，是大陆戡乱战局急转直下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保卫大西南时，原西北军杨虎城的侍从副官、时任西南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刘宗宽乘拟订国军防御方案机会，故意虚设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却不派一兵一卒。他将方案送交共方，共军入川正是从他特意留下的这个空隙进入。共军直插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的侧后，打乱了宋部阵脚。八月廿四日刘在军事会议上断言共军不会由川东进攻，故意安排罗广文两个军开赴川西北布防，川东吃紧又急调罗部回渝。就这样把这支精锐部队在连续急行军中拖垮，未到重庆就遭伏击溃散。蒋公调胡宗南部第一军星夜回渝决战，他又派人传送情报，让共军在南川伏击胡部，国军乃仓卒退向成都，重庆的陷落整整提前了三个月。

割据川康廿多年的军阀刘文辉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四川彭县投共，并策反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逼走孙元良；又策动罗广文（十五兵团）、陈克非（廿兵团）、喻孟群（川陕边区绥署代主任）率部附逆。还制订「节节破坏，段段抵抗」的战术，在成都至邛崃二百公里的公路线上配备五支游击队，破坏沿途公路桥樑机场，截击国军辎重与驻地。十二月十二日与共军卅六师在岷江夹击国军，在乐西公路以天然险隘构筑工事阻挡胡宗南部廿七军、宋希濂部和王陵基部。一九五0年二月，与共军围歼胡部王伯华师五千将士，在乡间坚壁清野断绝国军粮秣。总之，刘文辉在西康狙击国军历四个月，酿至西南三省大局糜烂。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军阀卢汉在昆明通电投共，并扣押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还将刚抵昆明的上将魏益三，中将十余人、少将以下三百多人以及载运国防部、联勤总部人员与物资的飞机十多架扣押。当时国防部、联勤总部先后撤至昆明的各级军官三千人全被一网打尽，保密局处长陈世贤、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所携部属与电台束手就擒。这一致命打击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使国府经营云南为反攻基地的宏图功亏一篑。

卢汉发动昆明一二・九叛乱前，中枢早已闻悉云南不稳，欲解除卢汉的云南绥署主任、省主席职，但被张群阻止，他自信能劝服卢汉服从中央，结果一到昆明就沦为人质。同年秋，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曾建议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派两、三个军到云南去，胡部撤至川陕边境时，毛人凤又打电报建议胡抽调一部兵力兼程前往云南，以确保西南反攻基地，胡宗南都答覆暂无适当部队可抽调。设若胡部进入云南，卢汉的几个保安团怎敢造反作乱？

裴昌会早在抗战期间就与中共有所勾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四川德阳任第七兵团司令官时率部万余人投共。三週后，他向共军贺龙部献计包围卅八军，诱降军长李振西。裴昌会投共，使胡宗南退守西昌徐图恢复的计划彻底破产。

十二、啣私怨导致叛变

吴化文原任军阀韩复榘部手枪旅旅长，一九四三年投靠汪伪，任伪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反正，被编入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麾下。王以吴出身不正，心存歧视，种下了吴叛变之因。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吴化文在整编九十六军军长任上，率三个旅两万余官兵投共。此举使十一万重兵把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城济南，西部门户大开，王耀武口称「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于是刘峙派三个兵团北上援济的计划彻底破产。吴降共后四天，济南陷落，国军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保安司令部、两个师部、十一个整编旅、两个总队、五个独立团共八万四千余官兵被毙伤俘，旅以上军官廿三人被俘，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等统统被俘，还损失了大批武器装备。济南失陷后，山东全局糜烂，于是华北、华东共区连成一片，直接导致了徐蚌会战的败局。

十三、被俘乞活出卖党国

一九四八年十月，长春陷共，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被俘，当时自少将参谋长安震东至中尉参谋李中侯均被迅速处决，关梦龄贪生怕死，在看守所中写了一百万字的检举书，使国防部保密局在东北地区潜伏的人员被中共一网打尽，以后再也不能恢复元气。

在昆明被捕的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处长郭旭、总务处处长成希超，中统云南调查处处长孙秉礼、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云贵特派员公署参谋长温天和等人，向中共招供了应变计划、潜伏计划、游击计划、破坏计划和还乡计划，致使军统在大陆的一百四十个潜伏组织被破获了一百零二个，潜伏人员被枪决数千人。

外号「赛狸猫」的军统上校段云鹏具备飞檐走壁特技，一九五四年他奉派自台潜赴大陆刺杀毛泽东，他到了香港迟疑不前。中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运用一名贩毒保释的药商、段的盟兄弟在段身边建立内线，一方面及时掌握段的思想、行动，一方面将段按部就班引入囚宠。药商在香港开设了药店，实际上还在共方控制之中。天津市公安局又专门在广州开设一家药店，派侦察员张葆珍装扮成店主韩葆章，由香港药商介绍韩代领通行证让段云鹏从深圳合法入境。段云鹏到广州当晚，在韩葆章接风洗尘酒宴上被捕。段云鹏在中共控制下，与保密局保持联繫十几年，长期骗领活动经费，到文革爆发才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