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大会」结束了，「英雄」和「模範」们的快乐时候还多的是，除了大酒大肉不算数，夜晚居然还有类似「营妓」的特种招待节目，事实上那些职业女郎们为了怕警察局命令停业，而且慰劳「英雄」又有钱拿，所以皆大欢喜。

蒋介石飞抵厦门鼓士气

十月十二日（阳曆）晨七时，防卫部突下令全市戒严，至下午三时各部队、各单位少校以上的军官全部奉令在厦门大学集合，事前谁也不知是什么事？迨集合完毕，始见四辆小汽车列队而来，直到大学的礼堂门口才停车；一声立正，由车内走出的竟是以总裁身份来视察的蒋先生。是日蒋先生身着灰色中山服，头戴呢帽，到了礼台上，随员们皆在台之两端侍立。全体官员敬礼后，蒋先生命令大家坐下，用「谈话」的方式致训词。在简单谈话中，即郑重强调两句口号：「发挥无形力量，消灭内在敌人。」并加以解释谓：无形力量乃是不惧的坚决和果敢；而内在敌人即是摇动不坚的信念。

蒋先生约讲了十分钟即讲完，训话后，仍由汤恩伯及毛森陪同离开厦门大学，返回兵舰。事后据闻蒋先生是乘了一架水陆两用飞机由重庆经广州而来。又据当时传闻：蒋先生的飞机先降落在海面上，再由兵舰上的起重机吊上兵舰，之后，方由飞机中走下兵舰。此种传说，不知确否？当飞机走了之后，厦门市的军民才知道临时宣布戒严是怎么同事。

一连数日不闻砲声，厦门市的居民们都说蒋先生的福份大，他老人家一来过，厦门就平静了。在这平静的数日间，不少辎重从厦门运去了金门，当时驻防金门的是由江西新撤来的胡琏兵团、以及新成立的第五军军官战斗团等。

是时，金门岛上，尚很荒凉，人口极少，共有四个村庄，其他也另有一些散居的民宅，但多数皆甚穷困，村民的服装破烂，较有钱的人家，多盖有碉堡式的石头楼房，大多是二层或三层，家家户户都供着一堆堆的大眼睛木偶，其中一个是齐天大圣，另一个叫做太保侯王，至于是什么神，由于言语不通，他们又多数不识字，问也问不清楚。整个岛上甚少树木，小山冈皆是光秃秃的，田裏不种禾稻，只种番薯和少量的落花生，副食是些钉头大的小鱼，用盐浸了可以生吃。码头在东部，岛中有个小飞机场是日本人遗下的，另外一所较为西式的大房院，据说是日本的「督府」。该时驻在岛上的第十八军的工兵们正在掘战壕、架铁丝网，岛上遍处皆生有一种天然植物，样子似菠萝的叶子、有刺、很坚硬，不知何人发觉此种植物有军用价值，士兵们由各处将它挖出，集中在一起，埋植在岛周围有沙滩的地方，植得密密地，竟形成了一条天然鹿砦阵地。这件事可谓相当有头脑！

十一月十六日，厦门防卫司令部接二连三向部队送达了数项命令：第一次是早上九时送到，命令各单位烧毁不重要的文件及档案。第二次是十一时的命令，着各单位破坏残旧之辎重、车辆和武器。第三次命令是：不论军官或士兵只限保存一套备用的军服，放弃毡毯、蚊帐和军用必需品以外的任何私人物品。并要缴销火柴及打火机。⋯⋯这些命令都是很反常的，每个人的心上都有一些不安的预感。

是日正午，在厦门市内的中山路的十字路口之正中，执行枪决犯人，由车辆运到了三十几个年轻人，有男有女，大约都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虽然此等青年人行将被枪毙了，但仍然大喊大唱，喊的是什么，由于是当地话不易听得懂，但唱的却是：「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铁那样坚固，是钢那么硬，⋯⋯」然而人们皆不知他们是犯了什么罪。但是也没有宣布他们的罪状。

下午四时，防卫部的命令又来了，内容是绝对不留任何文件，不论重要与否须一律烧毁。到了下午六时，最后的命令是：限令七时正在码头西边约二里路之处的沙滩上集合，不准用手电筒。

以上所说的这些命令，是送给岛上的驻军的，自与市民无关，但市民们也许见到军人的不正常动作，也或许没有注意，但是五点钟的时候，晚报出版了，报贩们大喊大叫：「中央社消息！厦门固若金汤！」

千余官兵争相攀爬兵舰

十月间的下午七时，已是入夜了，我们到了沙滩之后，才发觉驻于厦门的军人和眷属原来竟是那么多，黑压压的挤满了四个平方里的面积，虽然没有确实的计算，但人们皆猜测约计有三十万众，然而，单纯军人，是有确实数目的，数目是接近十六万人。

这个时候，这种情形，任何人都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件事了，有些人觉得这情形是「敦克尔克」的翻版，但也有人很感兴奋，因为心中都在想着即将前往美丽宝岛台湾了。不时的听到人们低微的谈笑声，那都是极其乐观的：「台湾地方好，女人也不错呀！」「老子有大把钱，到了台湾后要玩个痛快！」⋯⋯。至于不乐观的人们，他们却在忧郁，当然忧郁不是没有原因没有根据的，据当时传说：在这次大撤退中，中央要借此机会甩掉一部份杂牌军，然而谁是杂牌军呢？当然很难说，因此许多自己感到是杂牌的人就内心惶惶不安；而另外那些自信是嫡系中央军的，则理直气壮，自信必定优先被接往台湾。

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由厦门码头开来了两艘内航轮，由轮船上走下了一队传令军官，散到各单位中传布命令：準于十时四十分着令分批上船，某部第一批，某部第二批，皆有次序指定，俾便于十一时兵舰到达后，搭登兵舰，转运台湾。至此，才算是正式宜布撤退的命令，显然这项撤退的计划，是很有规律地筹备的，并非出于临时的决定。

当然，湖南、广西全部失陷了；遥远的西北——青海的马家军垮台了；新疆省主席鲍尔汉、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都投了共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只有西南一小部份虽还未易帜，但已在混战中，厦门的作用已不存在了；加上在几天之前广州亦易手了，厦门再也没有保留的价值。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有计划的撤退是极符合情况的。

然而，这个撤退，在实际上真是不堪设想！

当深夜十一时整，兵舰果然开到了，停在海面的四里之处。在事先虽已正式宣布了分批上船的命令，仅仅只过了一会儿，就有不少的特殊人物先行开始破坏命令的执行，——这是一群数约百名的将领，此辈究竟是谁？天既黑，人又杂乱，不易认得清，但当他们抢先爬上船的时候，曾大声向押船的一名中校使用压力，说出了自己军阶和身份，其中有的是国防部的、有陆军总部的、更有「侍从室」裹的，押船的那名中校，显然是被他们的身份吓住了，稍稍的略一犹豫，将军群们就争先恐后地抢着爬上了船。

大官们先上了船，小兵们看在眼中，立即联想到大官要逃命了，也联想到自己也有一条命，也该逃了，结果是乱哄哄的、一窝蜂的，大家都不守秩序挤上船；起初，还有些大官拔出手枪来企图指吓小兵，继而拔枪已无用了，因为小兵手中也有枪，同样的子弹上了膛，看谁的命比较值钱？大官们到了此时也只好让步，黑压压的一船人，可以说人上有人，人们在船上就似沙丁鱼罐头一样，一个挤一个，但好处是，一经爬上了船的人，再也一声不响了，暗自在那裹侥倖。

十月初新换上的棉军服，在爬船时浸满了海水后，都湿胀了，一千个人，会有三千个人的重量，大家挤在一起，似乎都忘记了寒冷。只有河南的部队在船上曾接二连三的大喊着：「老弟兄，让让路！」但没有人回答，也不会有人让路，因为根本已没有路可让了！

最麻烦的就是那些机关枪和小钢砲等武器，人们先爬到船舷，再用绳子将枪砲煞费气力的吊上船。像这样挤着爬着抢着，其实在沙滩上能够爬上了船的人，还不到全数的百分之一，上不了船的人们，急得磨拳擦掌、破口大骂，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船长大副逃之夭夭

人们挤满了船，等侯了许久许久，终不见船开，因为每个人皆为自己能先爬上船而高兴，谁也不想多麻烦，每人只等着别人催促开船。但是等来等去，两个小时过去了，船终不开，最后，终有官阶高的人们首先提出了询问：「为什么不开船？」——答案找出了：那就是船上的驾驶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从船长、大副、二副、以及水手等，正当军队慌张争抢爬船之际，全轮上的员已趁那机会逃走得一个不剩，当大家证实了船上的工作人员真已离去之后，这一下可把那些将领们吓呆了。一个一个只好又从船上爬了下来，坐在沙滩上，面对着大海，望洋兴叹！

因为军舰仍停在海中并未离去。在这种有船上不得的情况下，有一小部份人，曾动过飞机的脑筋，显然也是走不通，飞机场中连人的影子都没有，十二架野马战斗机，既未飞走，也未破坏而又没有人管理，到底是何原故？

正于此时，由厦门岛上的主要山峰——鹭峰的顶上枪弹开始射了下来，共军终于登陆了，这个情况如何是好！士兵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但任何一个身为军官的人，立即都开始了恐慌，因为如不抵抗，一会的功夫就要当俘虏了，这将是生活上极大的突变，很多人歇斯底里式的开始不正常了，继而枪声越来越近，沙滩上的人堆裏，展开了骚动，团长找师长，主官找部队，越找越乱，越乱越慌，呼呼喊喊，混乱得有如一堆寻洞的蚂蚁！其中较清醒的人们终于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须要立即找到汤司令长官、或其他高级的负责人员；第二是应当展开抵抗，将已登陆的少数共军，用十倍的力量立即歼灭，并需立即再行成立指挥系统。

想法固然是很正确的，然而，谁也找不到汤恩伯、毛森等人了，而且也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那裹；当然，不用多研究，大家心裹都明白，大家都能想得到汤恩伯等早已先走了！

十六万国军向千余共军缴械

大家既都知道需要立即抵抗，还能有拖延的时间，和等待船只的机会。然而，谁去抵抗呢？就不曾见到任何一个将军或中级军官下过这样的命令，彼此你等待我去打，而我也等待你去抵抗，结果终于没有人去抵抗，如此拖延到午夜一点半钟，突然有一群忍无可忍的士兵们开始由小声骂，继而看看无人答话就有人大声骂，渐渐地发展成了哗乱，幸而低级军官还能说服他们，此时竟有一个年轻的女军人，身份不明，猜想大约是部队政工人员，或者是野战医院的医生护士之类，——她忽然由人群裹站起，用尖锐的声音号召人们共同起而抵抗，先有几个士兵当场站了起来，真的跟从了她，继之竟有了一些年轻的军官也跟着站起，当他们只有三五十人的时候，竟提着枪，一面骂，一面昂然越过公路，奔向山的方向，陆陆续续又有了一部份人追了去，无法确知他们到底去了多少人，但不过二十分钟之后，战斗开始了，机关枪、步枪以及迫击砲都响了，一直到第二日（十月十七日）的上午十一时许，他们还在与共军战斗着，枪声砲声还未停止。

一个一个的共军士兵，满身泥浆，显然是在集美镇那方面趁退潮的时候进入厦门的，他们登上厦门岛的人数，到十七日中午，估计也不过两个营，换句话说！打进厦门的只不过千多人而已，所以他们都是单个由公路上提枪走过，公路两旁睡在田间及沙滩的十几万国军，都尚未解除武装，但共军们竟长驱直入，视若无睹！

报贩们持着「号外」，在马路上大喊大叫，躺在田中及沙滩上的国军，买过一张看看，只见大标题上写的是：「解放军势如破竹，敌军残余正被续歼中！」厦门就是如此这般陷落的。不论如何评论，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笔者正是坐在沙滩人丛中的一员啊！

（原载《春秋》杂誌总第35l期）

白崇禧的百万大军是怎样瓦解的？

东方绿

什么叫作「总体战」？——相信有些人不曾留意到；这不是一个旧有的名词，也没有什么典故，只不过是国共内战末期——民国卅八年的春间，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所杜撰出来的名堂而已。

毫无作用的锦囊妙计

白崇禧当时所高唱的「总体战」，内容究竟包括着一些什么东西，相信多数人都不甚了了！约略说来，大致是：「上下一心」啦、「军民一致」啦、「军政一体」啦、「全国总动员」啦、等等陈腔滥调；不过这在当时来说，却曾雷厉风行、煞有介事了一阵子，不仅由国防部向各军事机关单位颁布了「总体战」的命令和教条、纲要等等，而政工局出版的《国防月报》、《士兵週刊》等刊物中，亦连篇累牍的解说「总体战」的道理和妙处，由于人人尽知白长官乃是「小诸葛」，颇有不少军人皆曾憧憬着这个「总体战」极可能是一个「锦囊妙计」。但当人们尚在犹豫着、对这项「法宝」还没有认真弄清楚时，无情的战火竟急速的烧到了华中，武汉三镇一下子就落入共军四野林彪、罗荣桓等人的手中！到了这阶段，「长官已驾黄鹤去，此地空余长官署」了！

因此，「总体战」这个名词，也由于没有时间再追询探讨的缘故，不久也就被人们遗忘而不见下文了。

白崇禧进剿大别山共军扑了个空

所谓「华中地区」，并不是个地理名称，实际上只是泛指着长江中游地带的一个行政、或者军事统辖地区的名称而已。因为从中国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实在很难指出究竟那些地方算是华中？所以一般来说，所谓的华中地区，大约是範围着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湖南两省，再加上江西、安徽、河南三省的各一部份。这一带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城市多数为日军佔领，而小城市、乡村、山区，则分别属于第九战区、第六战区、第十战区以及第四方面军所统辖的地盘。如较详细的作一划分，大致是：武汉一带属六战区；南昌一带属九战区；长沙、衡阳一带则为第四方面军；大别山蚌埠以西、安庆以北地带则属十战区。但是，这只是指着国军方面控制此一地区的分布情况来说的。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共军，虽然在这区域中所屯驻的数量并不很多，然而，自抗战中期之后，共军新四军的第五师李先念部，却以大别山为中心，也佔有着庞大的根据地，所以，当抗日战争方告结束，这个新四军第五师已发展成为正规军，加上地方民间武力，竟达二十多万众的势力了。

所以在接收日军投降的问题上，共军的李先念和国军的李品仙在这一地区之中首先就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对头！表面上，日本鬼子在徐州、蚌埠和安徽三个地区，是向国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缴械，但是一转手之间，李品仙又七零八碎的转交给了李先念，因了这等情况，盘据在大别山二十多个县的共军，就成了华中地区国军的眼中之钉，非拔去不可。

国共两军武力相向，虽在抗战方结束之际便已实际开火，不过，当时的战事，仅属地区性的；而地区也仅局限于陕、晋、冀三省的双方犬牙交错地带。认真来说，全面性的内战，要向后推展到民卅五年的六、七月间，西线国军沿平汉铁路，东线沿运河两岸，在东西近乎千里的横线上平面向北推进，那才算是正式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而由总的方面来说，直至民卅八年的四月共军渡江之前为止，内战虽然打了三年多，却始终不曾在江南地区发生过战斗。而长江北面之最南部首先发生战事的，就是鄂东、皖西之间的大别山战役，这一战的时间，较全面内战的展开早了一个月，其正确的时间，就是民卅五年的六月下旬。

华中地区的第一仗，国军出动了六个军的兵力计十五万人，进攻黄梅、潜山、霍山、宿松等地区，一直推进到大别山的中心地区，这一仗是由第十战区的基本军队：第八四军、第三九军以及孙蔚如的第三十军、第三八军，更有王敬久的第六六军和第九二军，此外还有李品仙的安徽地方部队合力进击，结果，只打了三数天的十余次小战事，国军竟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因为共军已全部撤向陇海铁路北面去了。

二野的「集腋成裘」战术

在之后，不多一年多的日子裏，这带地区从未见共军的蹤迹，直到民卅六年的八月，陈赓和谢富治所率领的共军太岳兵团（两个纵队和一个军），才由山西南部渡过黄河进入了桐柏山区和大洪山区，同时，共军晋冀鲁豫军则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着六个纵队，也由冀南经过豫东，开进了皖北。随着这两支共军之后，原在山东胶东的共军两广纵队和东江纵队，亦于同年九月初开始行动，经过鲁西南，开进了大别山区。他们在经过山东曹州时，还顺手牵羊把国军整编第五七师连同师长段茂霖全部「带」走了。

当共军的这三支大部队开进了湖北和安徽之后，华中的局面就开始受到威胁了。

一开手，陈赓和谢富治就将李品仙指挥的第八四军覃连芳部，和第八八军的第十一师吃掉了；之后，就在桐柏山、大洪山以及中条山地区成立了「豫、陕、鄂解放区」。而刘伯承在大别山区略一停留，即分兵向西发展，仅半年的时间，便和桐柏山区、大洪山区的陈赓部队接联到一起，很快的就成立了「桐柏解放区」、「江汉解放区」、「鄂豫解放区」、「皖西解放区」等四个根据地，这半年之中，他们和国军华中的部队不停的打着，战事虽然不很大，但共军一得手就打，形势一旦不对劲，便立即「转移阵地」，结果，在零零星星的战况下，国军竟毁去了近十三个整编旅。刘伯承的这种打法，叫作「集腋成裘战术」，当然，这也是得意忘形时的讽刺和嘲笑的说法。

桂系部队带着家眷上战场

在这个期间，从整个的内战而言、却正是国军在战果上获得最高分数的阶段，可说到处都在打胜仗；可是在华中地区，却恰恰相反，刘伯承的部队，有几次差不多打进了白崇禧（华中）的大门口，即如该年十一月初，共军在湖北东部蕲春发动了攻击，接着就蔓延到广济和黄岗，前后在这一线上，打了二十多天，国军青年军第二0六师邱行湘的一个旅被歼灭，另一个旅毁掉了两个团。在蕲春的高山埠地区，国军第一三九师全部被消灭了，而同一时间，李品仙的一个保安旅和怀甯师管区也在霍山整个被吃了去。白崇禧当时派出了四个整编师向桐柏山进剿，而陇海线上的刘茂恩也派出了四个师南下接应，但是华中所派出的军队，最低限度有一半以上是有去无回的，整编第十五师不仅全军覆没，连同师长武廷麟以及他的老婆都被共军俘了去。——实在不明白，他们前往打仗，为什么还要带着家眷？

就在白崇禧清剿桐柏山区之时，刘伯承和陈赓却联合发动了一次大反攻，就在是年十二月中旬，前后三四天的时间，郑州以南的平汉沿线两旁，竟被攻破了二十多个县城，国军方面损失了保安队五万多人，而驻守在平汉线上的黄维鲁道源等部队，都吃了不小亏，损失的人数据估计总在两万左右。

由于这一次共军的突然进攻，在白崇禧来说，而子上很不光彩，因此，在半个多月之后，华中剿总就展开了一次更庞大的清剿，这一次共调动了十二个整编师，即：整五八、整二0、整二五、一四军、整四八、整七、整四六、新编七九军、整七四、整六四、整八五、整一0，总计二十五万多人，其中整八五、六四、二0、二五等几个整编师，都是由苏北、鲁南调来的；尤是整二五师，还是由山东乘兵舰而来，好在当时山东没有大战。

像这样大规模的集中兵力，也可看出白崇禧当时是抱着多么大的决心；然而，这一仗「小诸葛」却又估计错误，廿五、六万国军加上安徽和湖北的保安团队，足足有三十多万人马，这么多的兵力，竟在大别山裏转来转去，前后转了三个多月，结果却不曾见过一个连以上的共军。但是所有通往大别山区之外的大路，竟全被土共破坏得寸步难行，有时军需品还得依赖空军投送。民卅七年的二月，遇上大雪，空军数日无法空投。在霍山、金寨（立煌）一带地区的国军，只好吃伏苓（一种中药）充饥，幸好那个地区农民皆大量种植这东西。二、三十万大军如此这般地搜索了好多天，因为见到到大股共军，就算是清剿完毕。实际上共军早已在国军进入大别山之前，向黄泛区撤去了。

华中的局势，经过这一役之后，在表面上又算造成了半年的小康，在民卅七年的上半年，安徽、湖北确不曾再有正规共军出现过，所谓「土共」的地方势力，却已遍地皆是了。

国防部长蛰武汉

就在这个大别山之战的阶段，白崇禧已发表了「总体战」，不过，当时各方面并未留意，所谓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及至经过一年多之后，又由李宗仁再次提倡，始为各方所注视，但到了那个阶段才注视，已没有用了。

白崇禧于抗战结束、国府改组之际，出任了首任国防部长，国防部那名词，在过往中国是没有的，这是模仿美国的新名堂，这个官儿十分大，但无实权，真真的兵权，却操在参谋总长手上（第一任参谋总长是陈诚）。在当时来说，白崇禧虽然作大官，却很少机会认真办点大事，所以在大多数时间中，他一直以武汉为他的居停地，事实上，他的旧班底，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那一带。国防部的部务也就交给了次长，这样直到民卅六年五月，他出任了「华中剿总」，则更是合情合理的长住武汉了。

白氏的名衔后来又改成了华中军政长官，但不论怎么改，或改成什么，总之自抗日战争结束为开端，武汉地区原则上就是他的势力中心，第四八、第七、第八四、第四六——这四个广西军，不论东调或西调，也始终以这地区为根据地；他的兄弟班：李品仙、夏威以及心腹大将张淦、徐启明也皆安置在週围，使当时的华中地区，形成了一种超然和特殊的局面——这裏所以说他是超然与特殊，因为他们虽然毫无疑问都是国军，但却与其他的国军多少有点不相同，仍摆脱不了狭隘的地域性，所以在全国的军队中，他们仍然是不群的，当然，这情形自民十六、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早已形成了，在之后也就成了传统，再加上李宗仁与最高当局之间的不愉快，更予人以口实！

白崇禧见死不救 康兆民襄樊被俘

当时，坐镇华中的白崇禧，在他的公职上共有两位重要的副手：一是李品仙；二是张轸。

李品仙是广西苍梧人，保安军校时期和白崇禧是同学，也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后的第一任武汉卫戍司令，所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似乎宁愿放弃安徽省主席而企望着坐镇武汉，显然他对武汉有着深厚的旧情；但可惜中央当时所委出的「华中剿总」副老总却是张轸（张当时兼着河南省主席及南阳绥靖区司令）。

张轸是湖南罗山人，日本士官出身，资历是很老了，所以当他被委为「华中」副老总时，不仅李品仙为之大感怏怏，就是白崇禧也不大高兴。张轸虽然战战兢兢的作白崇禧的副车，据说他和白氏的关係相处得并不很好，所以在徐蚌会战正吃紧的阶段，他首先放弃了南阳而投共，使白崇禧张皇失措，时间是民卅七年十一月上旬，由于当时战事的新闻太多，所以很少人注意张轸的下落。

由于张轸的投共，李品仙亦水到渠成，调至武汉。他先任「华中剿总」副老总，继之改为「华中军政副长官」。虽然白崇禧的衙门改成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可是当时华中地区却又出现了一位「湖南家长」程潜，根本不卖「长官」的账。中枢方面如何决定，局外人颇难了解，但是，肯定的这些发生在「华中」地区的人事问题，颇使华中的人事关係更加不协调。基于这等缘故，所以是时白崇禧再三、再四的大唱：「协力同心，团结一致，出力出钱」的「总体战」，就不是完全唱高调了。

华中的内部人事上，既然有複杂的情况存在着，而军事的发展上，因徐蚌会战的失利，亦威胁着华中的局面，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用历史的目光来分析：「华中」的军事能力，事实上远不及徐蚌地区的坚强；这并不是说徐蚌地区的几个兵团都打过硬仗，而华中的几个兵团未经硬仗而就轻易垮掉，只是说：徐蚌地区的军事失利，或大或小有一部份是受了华中先败的恶果所造成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只要略一回顾，就不难看出这一点来。

民卅七年七月初，陇海线上的黄伯韬等还正在「豫东大捷」之际，属华中地区的南阳却正在打着仗，黄维、鲁道源、张淦、杨干才——这些由华中指挥的大部队，在平汉线上虽然摆着长蛇阵，但却步步向南败退，而守南阳的整编第五八师差不多全军覆没，只有在信阳的鲁道源跑回汉口去了！不仅如此，最值得注意的是徐蚌会战的第一炮还未响，而鄂北的重镇老河口、襄阳、樊城，却一股脑的全部被共军攫夺而去，坐镇该处的第十五绥区司令官康泽，且被陈赓活捉了去，致使襄阳北面的南阳、新野陷于孤立。同时也使共军在尚未渡江之前，就能早早的进佔荆门，而控制宜昌；更令后来国军西撤的退路上，被共军尽先布置好了障碍和封锁线。——那已是后话了。

总之，自从进入民卅七年的下半年，华中指挥系统下的平汉线上所发生的败绩，要较津浦线上所发生的败绩提早了一百天。康泽在襄、樊的失败被擒，曾传说武汉方面对于襄、樊被围，坐视不救，而自襄阳失陷之后，孤立了又达四个月之久的南阳张轸所以投了共，那似乎是颇为值得人们谅解的了。

民卅七年底，平汉线上的华中部队，已经全部撤退到武胜关以南和长江线上了，这个阶段，除了在平汉线垮掉的军队不算，只有黄维的部队在十月间东调徐蚌地区，其他所有部队，大致没有变动，不过，却皆加以补充，而且也皆扩编起来，当时华中的全部兵力约在三十万之间，计：第三兵团张淦、第十兵团徐启明、第十一兵团鲁道源，这都是华中的主要部队；另外的一支华中主要军队就是陈明仁了。陈明仁是湖南醴陵人，民卅六年在东北四平街打过硬仗，但与东北军政长官陈诚却处得不好，及至后来由东北撤下，已是一个残破的部队，经白崇禧将之补充起来，以一个军为基础，成立了第一兵团部，实际上却只有三个师，即：九一师、八七师和八八师。当民卅七年底程潜辞去湖南省主席时，就曾由他接替了湖南主席，又曾兼任武汉警备司令。后来白崇禧南撤长沙时，他也跟到了岳阳，但由于与张淦摩擦之故（据说他的军队颇受排斥），所以终于与程潜同时投了共；而他所兼的文武两职，均由黄杰接替。不过，到了那时，已经是日薄西山的末期了。

华中方面在共军渡江的前后，兵力大致如上；但是除了上述四个兵团之外，另外还有四川军队杨干才的第二十军，——杨是从山东撤下的残军，也是由「华中」将之补充的，直至「华中」整个瓦解，他也是始终跟着白崇禧的。

三十万大军不战而溃

除了上列的这些部队之外，另有一支中央的部队，那是宋希濂兵团（第十四兵团），这部队原驻汉水沿线，但当襄阳失陷之后，就撤到洞庭湖北岸的江陵、沙市一带集中，他们所处的位置，虽然属于「华中」地区，但却并不受白崇禧的指挥。当民卅八年夏白崇禧南退之际，这个兵团一分为二，扩成了陈克非与锺彬两个兵团，却沿长江西退，在方近四川之际，就被共军瓦解——这也是后话。

三路压迫白崇禧撤退

再说民卅八年初，徐蚌会战方结束时，共军第二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就全部涌到了浦口西面，直到江西九江一段的长江北岸上歇了兵，而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的部队，与第二战军同一时间，也在南京以东之长江北岸布了防。国共双方的军队，就在隔江对峙的情况下，彼此皆借和谈来拖延时间，各自作下一步棋的準备。但当共军已準备妥当之时，和谈还未结束，二、三野已经渡过了长江，当时江南国军布防的重点，就是南京、杭州、上海的三角地带，而渡江之后的共军，急于进军的地方，也正是这个三角地带。

南京于四月廿三日失守，李宗仁仓惶南下，在广州喘了一口气，跟见大势不妙，就退回了广西老家，这样一来，与汉口——正南、正北连成了一线，北面既有他的老搭档掩护着，所以，他还在桂林自行约了一小群伙伴，打算另起炉灶，再创局面；无奈当时的武汉三镇，还正在「实施总体战、保卫大武汉」高唱入云之际，竟被林彪和罗荣桓的人马兵不血刃的接收而去。

中共的第四战军，一部份当时（民卅八年的二月初）正在北平举行「和平解放」入城礼，而另一部份却已打下了鄂北的荆门，——看起来他们是在打完了平津之战后，只留下了一小部份在平津地区「清理战场」，其他的大部份，则沿着平汉线直向南奔，他们一面行军，一面休息和整补，而另一面还得在沿途之中，收拾国军所遗留下的若干小股残部。当他们越过了郑州之后，就分兵三路南进：西线经南阳、襄、樊；再分成两股：一股经荆门，沿汉水西岸和南岸直指武汉；另一役则经枣阳、随县、穿过桐柏山，在汉水以北亦指向武汉。而中路方面，是年三月中就已打下确山、信阳、花园一带。鲁道源和张淦两个兵团都撤至武胜关，战事就胶着在那裏。而东一路则经黄梅，逼近九江。被共军三方面压迫着的武汉，白崇禧一面在武胜关打着，一面就将大部队开始撤向岳阳。

四月十四日，罗荣桓亲自率领的东路共军，就在汉口东南黄岗至武穴的一段上，继刘伯承、陈毅之后，也渡过了长江；原本守在这一段的徐启明兵团，迫得向西南退去。东路的共军已过了江，守武胜关的张淦在前，鲁道源在后，虚幌了一招，乘着火车就退到汉口了。在当火车临开封之前，先将背后的铁轨毁掉，火车跑得快，中共的四野部队，只凭着两条腿，自然追不上，当四野部队进入武汉（五月十六日的夜间）时，保卫大武汉的白崇禧长官，已经退得很远很远了。

渡江之后的共军，仍然是分为了三路：东路是三野陈毅；西路是四野林彪和罗荣桓；中间的一路是二野刘伯承和邓小平。东路的陈毅、粟裕、谭震林，又继续打了半年多，先攻下了杭州，之后才进佔上海，八月中取下福州，十月中打下厦门，才算休了兵。西路的林彪、罗荣桓，也继续打了将近七个月，直至民卅八年十一月底，攻下桂林，十二月初又攻入南宁，白崇禧的三十万大军才算澈底瓦解！若说他们认真打了一仗，那就是在九月到十月之间，在衡阳和宝庆的一场攻守战，打得相当激烈，但也无补大局！事实上那一仗也是不得不打，因为越过了那一线，就是华中地区之外了。

西南大撤退之际白崇禧竟毫无作为！

蛰 翁

一九四八年秋，中共军已迫近南京对岸的浦口、京沪一带，早已人心惶惶。我当时是配属在华中战区的一个汽车兵团的主管，某次因运输问题，由汉口奉派赴广州公干，在穗逗留约十余日，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已放弃武汉，撤至衡阳。我因离开部队已有多日，遂匆匆赶返新驻地从事整理与部署。

拥数十万大军指挥瘫痪

我从广州赶返衡阳后，眼见大军云集，秩序混乱，我那个汽车兵团所有车辆均散停于各学校操场上，官兵则搭帐棚而居。在衡阳仅留二週，部队整理刚有头绪时，又随长官公署撤退至桂林。桂林为广西之省会，又为白长官（崇禧）之故乡；且白长官所统率的部队，除黄杰兵团外，其余如夏威兵团、张淦兵团，都是广西系统的基干部队，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长官能有所作为，在湘桂线上能与共军来一场大决战，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

岂知白将军徒有「小诸葛」之虚名，虽拥有数十万大军，却始终举棋不定，毫无作为。在驻节桂林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作战的準备；即对撤退上亦乏消极的部署舆整备。故于共军攻佔广西北端全州时，即又匆匆从桂林向柳州撤退，处处居于被动挨打状态。

当时白长官对于许多配属的部队，似乎採取不闻不问的作风，不但撤退时得不到命令，连他的企图也搞不清楚；因之，我们这些汽车部队、通讯部队、工兵部队、炮兵部队、宪兵部队等部队长，只好凭自己个人的关係，与长官公署的有关幕僚单位主动的协调连络，而决定行动。我因在长官公署有不少陆军大学的同学，所以连繫上尚称密切。

记得在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晚上，若不是自己提高警觉，几乎便陷身于柳州；是日黄昏时，我看见马路上军队纷纷向宾阳公路上奔驰，于是急忙向长官公署以电话连络，谁知电话已经不通了；转向电讯局询问，才知道其总机已经撤除了。再多方探询，才知道长官公署已向南宁撤退。于是我当夜即召集各营连长开会，限他们连夜整修车辆，并下达命令：凡不能于黎明前修好的车辆则一律弃置之；若可能修复的则一律于五时前开始行动。并漏夜到各部队去巡察督修。等到天明时幸大部均已装修完毕，仅两、三辆因引擎损坏过甚不能修复的，祇有忍痛将它牺牲了。

黎明準时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故车行甚缓，驶到迁江渡边，已经日落西山；我们由于出发较迟，前面的车辆，已如龙长估计达两千五百余辆之多，车阵延绵有数公里之长。我步行至渡口察看，我的天！迁江码头，仅有渡船两艘，每次该渡船只能装载大卡车两辆过江，一次来回，起码需时十分钟，每天最大量仅能装运约二百辆，我们的车辆排在二千余辆车辆之后，要轮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轮半个多月，所谓望江兴歎，真是焦心。我于失望之余，只好回到到车上过夜。

在挨饿坐寐的情况下，感慨万千，深觉高级将领们，平时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绸缪的準备，既计划撤退，为什么后方交通干线的渡桥也不预为搭建呢？真是太不应该。像迁江这样仅有几十公尺宽的江面，搭一座可载汽车通行的便桥，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假若预有準备，那至少可以争取十天时间，绝不至坐待中共追兵的到来！

群龙无首只好各自逃生

我在迁江渡口苦候了六天，每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到了第七天的下午，居然轮到我们了，本兵团的汽车才陆续渡过了约四百五十辆，尚有七十辆停在岸边待渡，这时候共军的追兵已步步迫近，相距仅二三千公尺之遥，步机枪声已清晰可闻，在此危急情势下，只得决定将未及过渡的车辆即刻浇灌汽油予以焚燬，顿时浓烟蔽天，未过渡的部队争先抢渡，幸渡口上尚有一条用汽油空桶（上加木板）搭成的人行便桥可以通行，我于放火烧车之际，跟着后卫部队刚步过桥头时，便桥即被挤断了，以后许多驾驶兵及部队便纷纷游水过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敌后了。

我到达南宁，已是十二月十九日的夜晚，次早跑到长官公署去连络，才知道他们已于昨日全部远飞海南岛，连一个指挥所也没有留置。于是，几十万大军没有指挥中枢，便如群龙之无首，只有各自逃生的一途；距南宁约三公里的南面，又相隔着一流江水，我赶去察看时，见江边车辆亦早巳摆着长龙，与迁江渡口情形完全一样，祇有竟日在渡口苦苦等侯而已。到了十二月廿三日午，共军已逼近南宁，此时黄杰兵团的最末一批部队已渡江完毕，城郊的飞机已开始破坏，遥见火光沖天，情况至为凄惨！

五百辆卡车全部弃置江边

当日傍晚时分，我于南宁渡边看到我团车辆已过江的仅祇三十余辆，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好率领已过江的车辆继续向钦州方向前进，并嘱在共军未进城前，儘量抢渡，能渡的车辆马上跟着来。但车行数十公里后，前面又横隔着一条小江，虽然江面很狭，但祗有一艘渡船，过渡更为困难；等到午夜时分，忽然枪声大作，于是大家于黑夜中，都急急忙忙的躲避到山坳裏，等枪声停息回来时，才知道刚才放枪的是广西的土共，已把车上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我的一只小箱子也被抢去了。

我回到渡口，即集合部属商议，决定将所有车辆都弃置于此。因时机迫促，不能再作等渡的打算，遂即乘夜渡江，大家在黑暗中沿公路步行前进，天将黎明，疲倦不堪，正坐在田边休息时，忽然又隐闻远处有枪炮声，于是我们又以急行军的步伐而行，同行动余人，大都被冲散了。

下午三时将到达离钦州不远的小董镇时，在我身边祇剩有一位营长和两位排长了。此时若再穿军衣，难免惹人注目，捱到深夜才设法改装难民步行到小董镇，在菜市场内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我们混入难民群的行列，由广西的土八路担任护送，向十万大山的小道上避行，每天餐风露宿，足足走了三天，才又回到南宁城。

进城后，共军也不多管，着即自由解散。数千难民，各自去找寻生路，我则暂时投宿于一间小旅馆，徐图脱身之计。

当天下午由林排长和钱排长分别出去和陷在南宁的部份同事取得连络，当地的情况也略予了解，知道在南宁失陷的同时，共军即在钦州登陆，以致国军遭到腹背受敌，向海南岛撤退的计划乃告落空，并且全军瓦解，而进入南宁的仅是林彪所部第卅九军一军之众。

（本文原载《春秋》杂誌总第454期）

我与宋希濂同时被俘记详

士 心^[6]

民三十八年，徐蚌会战早经结束，自张治中所率领的和谈代表团于四月一日由上海专机飞到北平宣告投共之后，中共跟着即下令第二、三、四各野战军指战员，全面渡江。第一野战军则由彭德怀，贺龙指挥，攻略陕甘、而入川康。

中共第二、三，四各野战军大举渡江后，三野陈毅一部围攻上海；二野刘伯承部则由华中折而西上，直犯川康，进窥重庆；四野林彪之大部份兵力，则直薄浙赣路的上饶，南下建瓯而趋福州，另一路却由安徽以北窜入湖北之沙洋、应城，準备迂迴长沙。彼时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本拟集中兵力，在长沙週边与中共进行一次大决斗，但以人事上发生问题，白氏发觉不妙，即将几支嫡系部队撤到衡阳，计划保卫广西了。

宜昌失陷，退守津关

中共四野之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共四个军，循公路由皖北进抵湖北当阳后，即企图突破国军宜昌、沙市的防线，以直逼长沙。

当时宜沙的防守，是由湘鄂边区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负责（此后不久即改组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氏所辖部队计有：第二军（军长陈克非）的三个师；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的三个师；第七十四军（军长陈瑞鼎）的三个师；第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的三个师；第一二四军（军长赵援）的三个师；陈明仁军的三个师，以及直属部队与干训班等，合共二十八万余人。边区司令部设于宜昌，兵团司令部设于宜都（自民卅八年五月间，第十四兵团司令由锺彬中将接任，陈明仁亦升任第一兵团司令，但仍隶边区司令部建制）。

当时因为川湘鄂边区防地辽阔，宋希濂所统率的廿余万众，在历次战斗中，屡经损折，伤疲交併，已经有名无实，而中共各野战军则挟战胜之余威，狼奔豕突，如入无人之境。自宜沙防守战展开后，国军即处于挨打之苦境。记得是民卅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后，中共四野的先头部队，已在当阳与国军第一二四军第六十师（师长易瑾）开始接触，激战至下午四时左右，四野主力部队到达，六十师孤军狙击，处境危殆，已逐步向宜昌週边之鸦雀岭、古老背、龙泉铺、津关各据点后撤。至深夜，国军第二军及第十五军之一部，始赶到宜昌市区集结增援，泊于宜昌江面的两艘兵舰，亦以炽盛炮火，协同陆上作战。

至廿三日中午，国军被迫退出宜昌，转移阵地于宜昌以西的津关高地，继续战斗。宋希濂则乘兵舰冲出敌人火网，到达三斗坪指挥。廿四日，国军退至秭归渡江，集中于巴东收容。

火海人海 血流成河

另一路之中共二野第十一、十二、十八军三个，又由湘西宜都、枝江、石门、大庸沿川湘公路进行进攻重庆。宋部第一二二军，以及七十四军、十五军、一二四军之一部，正狙击于来凤、秀山、酉阳、彭水之线（兵团司令锺彬在彭水即被俘），这一线的战事，有关重庆的安危，当国军正与共军作殊死战时，蒋先生曾两次饬蒋经国携亲笔手谕，前来慰勉宋氏，要宋氏全力阻敌西进，以便从容完成重庆周围的作战準备。

津关在宜昌以西约五华里，是一列的丘陵地带，国军第一二四军直属机关枪连的阵地设在其中一个较高的山头，俯瞰着当阳到宜昌的公路，共军于迫近宜昌之顷，这个阵地曾发挥最大的歼敌作用，因此，共军亦改用了有名的人海战术，以图佔领津关，不知他们从那里弄来无数的老弱妇孺，他（她）们手持面盆，敲敲打打，中间夹杂少数的正规部队，像潮水般的向国军机枪阵地仰扑上来，这时，机枪连的许连长督率部属，将火力发挥到最高峰，织成最密盛的火网，来对付这片人海，一幕人火冲杀的惨烈场面，实在令人胆寒，阵地上的机枪被人海涌得连子弹上膛的空间都没有了，阵地虽然终被突破，但敌人也死伤了万多人，山岗上流的血，活像暴雨中的山洪爆发一样。

后有追兵 前有土匪

宜昌失陷后，在川湘公路上的战斗，国军因受不住共方优势兵力的压力，唯有且战且退，逐步向重庆方面靠近，此时重庆週边和核心的军事配备，是以孙震和罗广文两个兵团做基干，不料，正当共军突破了川东南宋希濂的阻力，重庆的攻防战即将展开之际，而重庆内线的罗广文兵团，又在阵前倒戈，变生肘腋，逼得当时连座镇重庆歌乐山林园的最高统帅蒋先生，亦惟有连夜西走成都！

重庆既告不守，宋部残余各军，只得一路向成都西退，图与胡宗南部会合，此时并分为两路后撒，一路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当时已升任兵团司令，番号不明）率领，另一路则由宋氏亲自统率，由綦江沿长江向川南进发，讵知军次南溪，宜宾对岸，驻该地一带的廿二兵团司令官郭汝瑰，又告叛变，并图截击我们，但因我方人数较众，郭军不敢硬碰，宋氏也就不予为难，各行各路了。

我们由宜宾继续向川南前进，这时根本是没有计划，毫无目标的盲目行军，与各方的电讯联络，亦已完全中断，给养也无法获得，只有逢山开路，过水搭桥，一路徵购萝蔔、青菜等果腹而已！

宜宾过后的川南，都是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地区，国军沿途曾遭遇着极多奇怪事件，譬如在牛喜场（离宜宾十二华里）就遇上过两千多自称为红帮的「大刀队」，群集在路上不让我们通过，他们都自命是刀枪不入的人，但结果却给警卫团扫蕩，死的死，伤的伤，呻吟于漫山遍野！

芳草天涯无去路

由牛喜场出发，行了两天，因为天雨泥泞，行军速度更其慢了下来，此刻军心已显出有点徬徨了，以是宋希濂便面饬副官处黄处长发出通报，凡少校以上的军官佐，集合在一个小市集的广场举行训话，这是一个寒雨的早晨，天气非常阴沉，人员都集合好了，宋氏亦适时策马到达。

广场听训人员的正面，恰巧有一座类似戏台的残破建筑物，宋氏下马后，便拾级而上，说也奇怪，当宋氏登上楼梯，骤然映入他眼帘的，便是不知何年何日，那位落拓江湖的游子，一首题壁的七绝诗，这首诗第一、二、四句都已墨瀋糊涂，只有第三句「芳草天涯无去路」七个字清晰分明。宋氏呆看了一阵，还朗声念诵，念完了，随着一声歎息！宋氏这次训话的大意是：

「我们的前途，已经无法想像，但我们都是忠党爱国的军人，不管生死成败，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负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找个根据地，等待机会，日子是越过越苦的，如果你们愿意随我一齐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地分手回头好了，遣散费将官黄金二十两，校官黄金十两，可向副官处领取。⋯⋯」

宋氏这段话，说得悲凉慷慨，台下的人闻之，多泣不成声，训话历时两个钟头始毕。不愿意再往前行的将校，约有六七十人，他们各人领了遣散费，离开队伍，自寻生路去了。是日早饭后，继续行军，一日又一日，行行重行行，似乎有着行不完的路程，究竟走到那裏为止呢！宋氏在行军途中或宿营休息时还常常低声念着「芳草天涯无去路」的诗句。

大渡河口、宋氏被俘

到了十二月廿四日，我们行至四川犍为县属的铁炉场，正在荒山野岭之中，忽然后卫部队枪声大作，继之追击炮也密集射击过来，据斥堠报告，已发现轻装追击的共军部队。宋氏即传令前卫部队，加速行军速度，以便能迅速通过长狭山谷，希望在后卫迎拒共军作战的时间内，国军大部人马可以抢渡大渡河，此时我们距离大渡河，仅约十二华里。宋氏当即快马加鞭，超过前锋，亟拟先行渡过彼岸。

笔者当时在宋部任师长，战备行军的任务，是负责本部的警戒，当共军追及时，宋氏因恐殿后部队作战力量单薄，临时命令我率领完整的六个团，在原地散开，以接替正在作战的第一二四军。经过四小时后，第一二四军右翼受敌压力过重，被迫后退，我便接了上去。我所统率的六个团，全部俱係使用美国卡宾枪和汤姆生，火力虽强，但是射程不远，而且消耗弹药太快。共军使用的却是远射程的轻重机枪。所以我们只有捱打，极难作有效的还击。

入夜，共军二野杨勇兵团主力第十二、十八两个军，已经跟蹤到达，加入战斗，我方阵地已被迂迴包围。天明，共军攻势加紧，包围圈亦逐渐缩小，我军已陷入绝境，所有弹药，也已消耗殆尽。当日正午十二时，我军的抵抗已告中止，全部人马放下武器，我成为了俘虏，被看管在一边。共军一个政治委员立即询问我：「宋希濂在那裏？我们一定要将他生擒！」我说：「我是后卫，我一直没有见过我的主任（宋为川湘鄂绥署主任）！」

宋氏在离开我一小时以后，即驰抵大渡河的渡口，不料，对岸又为共军第一野战军贺龙部先行佔领，河岸上已插着很多红旗，而这边的追兵又已赶到。宋氏就在此时被俘了。

说起宋氏被俘的大渡口，正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离开洪秀全渡河西去的地方，也正是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北窜陕西时渡过大渡河的所在。

不摘党徽、被打耳光

宋氏被俘后的当夜，共军第二野战军杨勇兵团第十二军的尖兵连，把宋氏押返犍为县孔圣庙，我们已先被看管在这裏。晚上十一时，始看见宋氏被簇拥着进来，神色十分沮丧。我们都以悲愤羞耻的目光，默默无言地迎着他。宋氏似乎也很惭愧地低垂着头，跄踉行上石阶，直入大成殿，坐在殿左的地上，双目紧闭，频频摇头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