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守曹门关的周营长早已将关内民房及建筑物之必要的制高点，派兵据守，可以俯射街巷的匪兵，同时、匪之炮兵以其步兵已在关内与守军形成短兵搏战，为恐伤及匪兵，亦不敢滥于放射，而守兵以无匪炮轰炸，更可安心沉着射杀匪众。同时，城上守军发现城关之匪兵在无隐藏遮蔽的大街小巷，往来窜袭，即以步枪、机关枪之优势火力，以策应关外守兵向匪射击。

以上各种因素，就是促成周营以少胜多的奇迹，当然，周营长的沉着、机警、勇敢、决心，能把握战机，以制匪之死命，这是更重要的条件。

李师长鑒于周营长官兵作战英勇，战绩优异，极为嘉勉；并将曹门关要点守备任务授命该营负责担任。周营长奉命后，一面令全营官兵将已被匪炮摧毁的工事，加以重整；一面迅急布署，以待匪兵来攻。

共军驱赶老弱民众充当人海炮灰

可惜好景不长，当关内匪兵溃退之后，时为十七日上午九、十点锺之间，周营长即率同部队清理战场，捡拾街巷中匪所遗弃的枪械时，陈毅匪部复行集中火力，对曹门关前后左右作纵深式的炮击，猛烈而密集，连续不断几达两小时之久，将城关所有民房尽行摧毁而为一片废墟。当匪炮停止轰射后，周营长始从瓦砾准中爬出，已是遍体鳞伤；继他之后，由废墟火窖中跳出的仅有四十七人。全营官兵就在两天苦战中，为国家、为地方而壮烈成仁了。

李师长倍受感动，始令城上守兵准以绳索将周营长等四十八位官兵繫入城中。

当曹门关进行激战的同时，宋门关和南门关方面，保安部队与匪军亦发生激战，炮声火光，彻夜不停，双方伤亡，均极惨重。

十六日夜，保安第二旅第十团张修道营沉着应战，设伏阵前，俟匪接近，枪炮齐发，纷投手榴弹，一举歼毙犯匪千余名；旋匪炮以报复性之轰射，将该营阵地彻底摧毁。十七日，张营长与匪在南关一营街发生巷战，尤以裕丰粮栈搏斗剧烈。十八日晨，匪军攻击保安第十团，小南门外民房悉被炮火焚毁，一片瓦砾废墟的惨景。

十六日那天，陈赓匪部第四、九两纵队分窜至中牟地区以后，更遣一股推进至开封西南二十里之杏花营附近，即向西关马市街扑袭，激战三个小时，初未得逞兇焰。「土共」张太生等股，绕至城北九里之郭楼村，分沿沙堆进犯北关，因地势是一片平沙，视界辽阔，反被我守军诱入有效射程範围以内，给以一阵机关枪扇面式的扫射，只打得他们像落花流水一样溃退下去。

十七日早晨五时，陈赓匪部集中兵力再度攻犯西关马市街，激战至午夜时分，守军六十六师渐感不支，终于被迫撤入城内，匪军遂向右方席捲以侧击南关阵地的右侧背。这时，保安第二团及第二旅的第十团，以及小南门外的第九团，腹背受敌，前后应战，情况至为艰苦，第九团团长蒋凤魁受伤。加以匪军在禹王台安置大炮多门，疯狂轰击南关之河南省邮政管理局大楼、天丰麵粉公司、基督教会医院⋯⋯等处，达三小时之久，弹如雨落，房倒屋塌，所有据点，完全被摧毁，因此伤亡情形，至为惨重，而又无援队增来，况且李师长的命令，绝对不准进城，乃于十八日拂晓前，沿藉着护城壕的掩护渐渐转移到宋门关，协力保安第八团对匪继续作战。

匪陈毅部对宋门关方面之攻击，夜以继日，炮火猛烈轰击不止，并採取人海战术，驱赶裹胁而来的群众，前列是妇女喊话诱降，接着老弱民伕至城根架设云梯，最后由匪兵扒城，推拥而上，前仆后继，一若波浪，机关枪则在后面督阵，可怜他们进退都难免一死，为匪充做炮灰。

匪军的攻势渐渐由远而近，忽然进薄到阵地前面。但是保安第八团不仅始终沉着固守阵地，尤能愈战愈奋，发扬最高的士气，先是用机关枪向来犯之匪予以一阵一阵扫射，远望匪兵的来势一波倒下、一波起来，及至阵前，守军即投掷手榴弹，只见匪尸狼藉，血花四溅，匪兵仍是源源拥来，乃奋身挺起跃出阵外和匪白刃肉搏。正值热战之际，适巧保安第二、九、十等三团，从南关转移过来，好似天兵降下，顿时加入战斗，出匪不意，予以包围夹击而聚歼之，真是大有收穫，延至十八日午后二时，匪受重创，兇焰方告戢敛。结果，此一地区的战事，保安部队又打了一次艰苦而极辉煌的大仗，匪军遗弃尸体又是累累皆是，无法统计，估计最少亦有万而八千之谱，而保安部队亦伤亡了七、八百人之多。

开封古蹟胜景均被共军夷为平地

从此以后，城防司令李仲莘师长才知道我保安部队真能作战，反共斗志坚强，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更能以少胜多，创造惊人的战绩，遂改变他所固持的颟顸态度，而另眼相看这支敢当大难的革命武力了。李师长为虑及此后持续作战，以待援军前来反攻起见，不愿以仅有的战斗兵力和匪对消于城外，乃下令放弃宋门关、曹门关、以及城外所有的据点，叫保安部队完全撤入城内，作为「预备队」。

十八日凌晨二时，共匪围攻开封城，其第三纵队（何以祥）利用夜色掩护分向宋门、曹门发起人海冲锋，战况炽烈。晨间，我接到蒋总统电令：「开封被围，无任繫念，刻除令空军昼夜助战外，并限邱（清泉）、胡（琏）等军分路增援，务希严督全体军民固守待援。」当时我第五军邱清泉部与陈毅部激战于金乡以北地区之时，共军由微山湖西渡企图截断我军后路。我第七十五师沈澄年部由定陶向城武推进，拟与第五军协力堵击来犯共军，而陈毅部则乘隙由定陶南窜，与在豫南之刘伯诚第三（陈钖联）、第八（孙定国）两纵队联合进犯开封。

十八日薄暮，我城外守军已撤入城内，坚守待援，匪即踞禹王台、繁塔、及南关天丰麵粉公司大楼等处所设的炮兵阵地，以优势炮火向我开封城周围猛烈攻击，并滥轰市区中心的鼓楼，落弹有三、四百发，鼓楼竟被摧毁，夷为平地。

按鼓楼为开封着名古蹟胜景，「铜壶滴漏」，以记时刻，列为开封八景之一，建筑宏伟壮观，结构雄奇，台高三丈，上置崇楼（三层），下设瓮道，通东西行路，绾络中枢，控扼四衢，建自何时，今已失考，唯自明代以后，屡有修整，楼悬两匾，俱金字黑底，东面为「无远弗届」，西面为「声震天中」等字，笔势雄健，传系明朝大学士杨寓（宇士奇，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之手笔，惜毁于共军之手。

匪炮深夜仍继续在吼，一阵一阵的炮声，一排一排的弹光，像连珠一样轰向大、小南门、及宋门⋯⋯最少有两三千发。至夜十一时许，匪以人海战术，驱死扑城，其波浪式之攻击，继增无已，万千尸骸，累累皆是，城壕亦为之填塞，匪军残忍之性，暴露无遗。三门守军英勇用命，竭力抵御，惟以匪众防薄，加以匪军集中炮火轰破城墙多处，并掩护冲击，卒被突入，守军即向龙亭转移，三门俱失，匪将城门打开，匪兵蜂涌入城，破坏通讯设施，凿通民房，藉以接近攻击守军阵地，既可免除巷战的牺牲，又可于失利时赖此通道逃遁。匪军入城，秩序顿陷纷乱，情势亦至危急，颇有一点突破，全局糜烂之虞，所幸保安第八团团长曲峥沉着机智，不稍惊惧，立命第三营营长谢金鼇率部乘匪立足未稳，断然予以猛袭，将匪击出城外，保安第十团张修道营复扼大南门内中山路据点，阻匪窜扰，迅速恢复大南门已失之阵地；小南门方面突入的百余匪兵，亦被第二营营长赵登岳指挥所部迅急围困于东南城隅聚而歼之，佔领小南门阵地；宋门被匪突破，第九团第一营营长刘子杰发现守军去向不明，即时率部勇敢向匪冲杀，经瞬间之肉搏，夺回宋门，并阻拒城外匪军，但已窜入市区之一部匪众约七八百人，乘机隐匿于江西会馆附近民房，一时无法抽出兵力予以剿灭，颇堪忧虑。

大南门守兵伤亡殆尽

保安第九团团长吕维中因见一部匪兵窜入市区，大有四处救火，力难能分，顾此失彼，极为焦急，乃将情况向我报告，请求速予处理，免成大患。我先后接到曲峥、吕维中等的报告，对当前匪我情况已完全明了，即以电话与李师长仲莘商洽请其派队消灭江西会馆之潜匪。此时，李尚在家中，对于城门失守情形及当前状况，根本毫无所知，反而以话相诘责：「主席！你绝对不要听小话，哪一个人向你报告的，你就枪毙他！」经我将现状详细解说，请他迅为处理，李方说：「倘若情况属实，又有何法可想？实有诸多考虑之必要。」我当即向他提供意见，应先行抽调一部兵力将潜匪拘束，勿使滋蔓，然后逐步进攻消灭之，以达成领袖于五日之内与各方援兵会合于城内的指示，倘再迟疑，失去时机，到天明以后，此少数潜匪必四出窜扰，滋成大患，城内秩序立呈紊乱，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如此言之再四，李皆云：「无兵可派。」商量至最后，始指派保安第一旅旅长袁行廙（字茂矩，一字葆菊，北平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二十八期野炮兵科毕业）抽调保安第七、九（欠第一营）、十等三个团，前往江西会馆附近围攻潜匪，迅即完成围剿部署。先将窜入之匪，严予拘束，不使蔓延，但以兵力仍感不敷，李师长复将大南门之守备任务，于黎明时交由六十八军第一一九师之刘铁军团接替，将保安第八团抽调前来协助聚歼江西会馆的潜匪，仍归袁旅长指挥。

十九日晨六时，保安部队开始攀登民房，逐步进攻江西会馆的潜匪，激战至下午三时三十分，大部匪军已被我消灭，仅余残匪二、三百人被困于江西会馆，原可于瞬间悉数肃清，不料，五时三十分，突接获刘铁军团长报告：「大南门守兵与匪激战竟日，伤亡殆尽，大南门已被匪攻破，匪之大部已窜入城内。」从此情势大为恶化，已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天上午九时，正当开封城关进行激烈战斗之际，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偕同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中将，及幕僚人员：郭一久主任、吴一丹处长、周英科长等一行，乘专机飞临开封城垣上空，和我及李师长通话说：「城外援兵，今日晚问即可到达开封附近⋯⋯。」如此更加强大家坚决与匪作战到底的决心。

大南门失守，开封城内情况已紧急万分，李师长已无预备队可用，一筹莫展，经与我联络商量，决定为固守开封，以待邱清泉、刘汝明、周喦、胡琏各兵团的来援，作紧急措置如下：

1.由西门以南经包府坑、大纸坊街、袁宅街、黄大王庙门、曹米胡同至曹门以南之线，由保一旅旅长袁行廙负责阻匪北窜。

2.西门及曹门以北之线，由六十六师之暂编十三旅张旅长负责固守。

保安部队奉到上项命令，于黄昏六时以后，迅急转移至大纸坊街及袁宅街一带，竭力拒御匪军进窜，匪遭遇阻滞，即在市街进行攻战，採用屋顶和地面配合并进的战法，因而发生剧烈的街巷争夺战，战至午夜，我全线阵地，屹立未动。

这天黄昏，李师长以保安部队所担任的防区太大，并已在城外和优势的匪军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精神体力疲乏不堪，恐难阻匪向北进窜而达成确保省政府的任务，曾给我电话，为安全顾虑，请我速至龙亭，稍避敌焰。而我早已下定决心，誓与省府共存亡，绝不他去。此时和我同在省府的：有秘书长马凌甫、民政厅长张辛南、建设厅长宋彤、教育厅长王公度，委员齐真如、田镇南，参议韩桂山，社会处长王光临、新闻处长周烈范，军管区副司令庞国钧、豫东师管区司令曹王珩、豫北师管区司令张文清、保安处长华克格、警察局长齐惠吾⋯⋯等重要干部多人，我以万分沉重的心情，环顾左右，都是国家不可多得的忠贞干才，他们在此，并无战斗任务，如做无谓牺牲，实在可惜，因此劝说他们赶快离开省府，暂时躲避一下。但是他们都决心与匪周旋到底，誓不他去，要和我同生死，共患难，令我十分感动。

另外一提的是：十九日午前，新五军留驻开封的干部训练大队大队长谢道安，亲率百余官兵前来请求协同防卫省府。我深知新五军官兵作战勇敢，尤其火器精良，如今自动协防省府，自是极表欢迎与感谢，就将省府最紧要的据点「办公大楼」，交其协同省府警卫营负责防守。

城防司令李仲莘中弹殉职

二十日凌晨二时，陈赓匪部将防守西门之六十六师暂编第十三旅击溃，其主力乘夜色突入西门，而后分向左右席捲，势颇兇猛，以致省府后方顿成真空，全城一片混乱，危急万分。刘伯诚和陈毅两部匪军在城内会合以后，即以压倒之势，分别围攻龙亭和省府两个最后据点，战况异常猛烈。

龙亭位在北城裏面，午朝门街以北，今中山路北端，正南直通大南门，原是北宋故宫大内；明太祖朱元璋改动其第五子吴王朱橚为周王，在此建「周王府」；清初改为「贡院」，后以地势低洼，即于其上改建「万寿宫」，移「贡院」于东北隅（即河南大学校址），故名「龙亭」。下筑有方台，高六、七丈、宽约十丈，上有九间大殿，重檐四覆，黄瓦辉映，朱柱迴廊，古雅庄严，东西为潘湖、杨湖，湖水澄清如镜，两岸垂柳，景致甚佳。李师长认为龙亭一带地区，广大空旷，视界开阔，居高制下，便于布署固守，倘若城防被匪攻破，还可保此一隅之地以待援军反攻，况且西北城外，沙与城齐，设若情况恶化，尚可转出外线作战，所以早已将兵力全集中于此据守，实则覆巢之下，怎能有完卵呢？

省政府原为清帝行宫，慈禧太后那拉氏于庚子拳乱西逃关中，次年回銮过开封，曾于此勾留数月，在城垣中心偏西建筑行宫，规模宏大壮丽。我省府和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及保安、会计、秘书等处，都在一起集中办公，四外街衢纵横，一无可恃之处。

二十日凌晨三时许，李师长在龙亭以情势很坏，向我电话告急（最后一次通话），我即刻调派保安第一旅第八团驰往进佔「地方法院」，另将保安第一旅之第七团撤回省府周围，以巩固保卫省府这个据点。

晨五时以后，匪即猬集省府周围，与我展开近距离的战斗，往返冲杀，迄无停止，并以曲射炮沿街滥射，房屋多被摧毁。守卫部队凭藉原有之防空壕洞及伏地堡垒，或踞屋顶，抗拒匪军，保卫省府。匪以屡攻难进，即採用其残酷的手段——人海战术，波浪式的攻击，围扑省府。守军处此兇恶敌前，仍沉着应战，以机枪、手枪、卡宾枪、手榴弹等武器，竭力抵御，予匪以极大的杀伤。最后，匪又加强火力攻势，疯狂发射大量火箭筒及燃烧弹，顿时使省府及四周完全成了一片火海。我大为愤怒，立刻登上房顶指挥，与匪作决死斗。

下午二时，匪军曾数度冲入省府，均被我英勇官兵逐退，然官兵已伤亡惨重，周围火势仍在继续燃烧扩张中。五时许，三哥茂松劝我趁此时机突走，说：「省府已成一片火海，可以易地与匪周旋。」我以坚定的语气正色说道：「我已决心与开封共存亡，此地就是我葬身之地！」三哥想再劝我，为了表示我的意志坚决，也顾不得他是三哥，很气愤的踢他一脚，左右的人看了都为之动容。

八时许，匪又集中火力，利用人海战术，捲土重来，我守兵逐室抵抗，浴血争夺，匪复使用曲射炮，彻底摧毁省府房屋，成为一片瓦砾墟场，我官兵伤亡殆尽，尸骸枕藉，我眼见此种惨状，真是悲愤交集，默察以匪军攻势之猛烈，转瞬间即可毁灭「办公大楼」和「秘书办公室」这两个最后的小据点，此时若不成仁，岂不束手就擒，成为千古之耻？因此乘副官张天河不注意，将其手枪夺出，欲举枪自杀以谢国人，未料被三哥茂松及程振东副官（安徽临泉东四里刘兴集人，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六期毕业）迅速来争夺手枪，并将我抱住说：「现在还不能承认失败，只是暂时失利，还可转移到其他地区再举。」而守卫「办公大楼」的新五军大队长谢道安和其所部张连长，闻声亦率兵二十余名前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由分说，将我蜂拥挟持高举，冲出省府西侧门外的福寿胡同，辗转至民宅安身，等待援军及时到来，以补救于万一。

再说当我被簇拥着离开省府后，当夜，省党部主任委员燕化棠、省政府各厅处长、以及其他公务人员⋯⋯等，亦很快的随之突出省府以外；被俘的：有秘书长马凌甫、教育厅长王公度，和省府公务人员一百余人，被匪干派兵二十多名押解他们，出大南门向扶沟县前进，至午夜方到城南二十里茶庵地方，匪兵疲困已极，即令被俘人员就道路两旁坐地休息，而匪兵亦倒卧地下假眠，匪兵以疲劳过度，躺下不久，都纷纷入于酣睡之乡，被俘人员鑒于早秋高粱丛起，乃乘匪兵熟睡不觉，就都进入高梁地裏，四处奔去，有惊无险，终于摆脱共匪的魔掌。省府残余官兵都能发挥各自为战的战斗精神，仍在利用残垣断壁，向匪反击，追逐争打，竟持至二十一日午，竭力作最后的决斗，终于都成仁取义了，这种浩然正气，足以惊天动地而泣鬼神，在革命的历史上，真是壮烈千秋了。

匪军攻打龙亭，是以陈毅部由东、南两面进扑；陈赓部由西门向西、北两面席捲；魏凤楼、金少山等部佔据北面城垣，布成合围的攻势，接着大炮、火箭炮⋯⋯四面八方齐向龙亭、午朝门、东华门、西华门一带轰击，彻夜激战，二曾祠着火，设在那裏的河南省立图书馆的藏书——古籍善本，大半成为灰炬。守军凭藉龙亭工事，以机关枪、大炮四面扫射，希能煞住匪的攻势，但是事与愿违，匪军吞噬这座龙亭，只在旦夕之间了。

邱清泉部收复开封

二十一日晨七时许，匪军开始以优势的炮火，向龙亭西方惟一的掩护点地方法院之守兵保安第八团猛烈施以毁灭性的轰炸，遂使整个法院尽成废墟，而守兵亦随之同归于尽。这时匪兵像一阵海潮似的蜂拥前进包围了龙亭，城防司令李仲莘及城防部队长十三旅张旅长，鑒于末路已临，立即冲出地下室，向外逃跑，但周围儘是匪兵，张旅长瞬即受伤被俘，李师长跑至龙亭后面时，亦被匪击中而成仁了，其妻闻讯，出来抚尸痛哭。按国民政府于九月九日以该师长「率部奋战，身负重伤，壮烈殉职」，明令褒扬，并追赠中将。李仲莘（一九一二∼一九四八）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机械工程系肄业、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兵科、陆军大学十一期毕业，曾任陆军第九十四军一八五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副师长、抗战胜利后任整编第七十五师副师长，民国三十六年晋升任整编六十六师少将师长。死年三十六岁。

龙亭失守，开封全城整个沦入匪手。

事后知道大哥与七弟皆在此时被俘，久年患病的大哥曾对匪兵叱说：「玉阶（朱德字）在那裏？叫他来见我，」匪兵不知是谁？大哥说：「就是你们的朱总司令！」他们都唬不透大哥和朱德是什么关係，后来就把大哥放了。七弟大骂匪兵无人性，随意乱抓人，提起去年（三十六年）十月，匪军攻入巩县时，先母灵柩停在窑洞内，被匪挖开，公开暴露罚跪，以清算我历年来剿匪，反共的旧帐，然而先人何辜？竟遭此侮辱！此仇此恨无时或忘，不知何时才能得报？思之痛心！七弟被掳到杞县一带，后来乘机才得逃了出来。

这场战争，计伤毙匪军五万余人；国军团队官兵阵亡三千余人，伤五千余人；民众伤亡五万余人，失蹤万余人；房屋毁坏三万多间，以致无家可归，无米为炊的，约有十万多人。如此种种凄惨现象，实为旷古浩劫。

再说我于城中民房稽留两日，仍不见援军到来，知援军无望。二十二日午后，我获悉匪军调动频繁，且有大股匪队正经由大南门出城，正是出城的好时机，于是和随从数人选定出城时机和路线，经研判虽然援军是由东向西增援，如由大南门出城，将不为匪所疑，遂由副官程振东，副团长王东斗夫妇、营长李东方、卢倩（淑贞）夫妇、及营长张济超、宋士德、参谋丁源炳等男女八人，忠心义胆卫护着，很机警的巧骗了匪军耳目，大胆的跟随匪军部队，竟然顺利混出大南门。

先是程副官鑒于我争持手枪时，弄得满手鲜血，急中智生，为我敷上药膏，加以包扎，并及头部，诿称为乃父受伤送医，用手拉胶轮平车载我，当经过大南门时，可以说是生死关头，那裏有匪军的检查站，像是「鬼门关」，虽经严厉盘查，幸能各持镇定，不但没有露出丝毫破绽，反而能在匪军大队拥塞情况之下，平安脱险。这时已是二十四日清晨五时光景。

二十五日晨，我等一行人出城后向东出发，走走停停，虽历经艰险，幸大家机智应付，多能化险为夷。午后二时行至兰封以东之红花集，遇到邱清泉兵团所属的新五军第八十三师正向西推进，攻打匪军，两相对垒，无法通过，不得已，折向北行，沿着黄河南岸大堤绕过战线，始抵八十三师防地，当即迎导该师进至兰封。二十六日晨，新五军军长邱清泉接八十三师周志道师长报告，获知我来，亟派汽车迎接到他的军部，共商规复开封大计，积极进军，兵锋直指开封古城。匪军见国军反攻已近开封週边地区，乃亟行退去。

二十六日下午四时许，收复开封。

时局恶化开封再度沦陷

我于进开封城后，立即採取各项措施，首先恢复行政机关，收拾地方人心，鑒于善后工作急待展开，首先成立「开封匪灾救济委员会」，办理各项损失调查，据以施赈，并洽商邱清泉军，在每座城门驻兵，担任守护；另于城内划分区域，由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奉同各单位特务连，分乘汽车往来巡察，以防游勇滋扰生事；至于该军的主力则在城外指定地区休息，并戒备匪军回袭；且抽调该军卫生医务人员亦划分区域开设「裹伤所」，包扎医疗，施行义诊；复发动公私医院，一律免费收容治疗负伤军民；对无家可归的概予分配至公共处所及学校寄宿，并拨款助之修建其破坏的房舍；对于无米无炊的，亟令省社会处、开封县政府，及商会等机构，筹措食粮，办理急赈，助之恢复生业，以安生理；收容失散官兵，得万余人，重建警察及保安团队武力；整理户籍，清查户口，以免匪人潜伏；迅即清除战场，掩埋遗尸；修复被匪破坏的城垣，及交通、通讯等，诸种善后问题，并发动民众协助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军修筑必要之城防工事等等，于是很快的恢复安定了秩序。

蒋总统由西安到郑州，还嘉慰我协力收复开封，并批发开封善后救济费三千亿元。

开封战役后，我看到地方破坏之惨，人民灾难之深，心中异常痛苦，加以事后为筹措善后事宜，弹精竭虑，深感心力交瘁，况且身为河南省主席，未能保全地方，为民解除困苦，深觉有愧于我豫省百姓，因而七上辞呈，请辞去河南省主席职务，中央虽一再慰留，然我辞意坚决，终于获得允准，于八月二十六日奉命准予免除本兼各职，改命张轸（宇翼三，罗山县人）继任河南省主席。

记得我到南京晋见蒋总统时，他询问北方情形如何？我答说已整个糜烂。他一听这话便急躁得踱起方步来，连说「怎么办？」那时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组长陶希圣（湖北黄冈人）在旁向我暗使眼色并以手示意我不要说。但蒋先生又问我怎么办？我本于良知道德不能隐瞒实情蒙蔽他，便直说了。他惊讶地说：「怎么演变到这种地步？」又问怎么办？我说：「办法是有，但也不太容易⋯⋯要训练两百个师，⋯⋯可惜没有武器。」陶希圣在一旁着急，也无法制止我说话，大有古之近臣替人主分忧之风，用心良苦，但我也很感歎古语中所说的「朝中无鲠介之士，则国亡矣」那句话。

在南京时，我住在灵隐路印度大使馆对面的房舍，后来蒋先生又召见我，要我担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我说：「我是来京待罪，请求处分的，怎么可以？我不能接受。」蒋先生说：「难道你们认为关于国事，都要我一个人负责么？⋯⋯你和墨三（顾祝同字，时任参谋总长）研究、研究。」顾说：「明天商量。」我说：「我实在没法去，既无兵、又无将，怎么可以呢？」顾很轻鬆的说：「可以拨给你兵将。」我说：「即使有兵将，不知他们肯不肯打？当年你在郑州（顾任陆军总司令，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四兼任郑州绥靖主任），哪个听你的指挥？以你的资望尚且不行，何况是我？到那时既无枪又无粮，岂不误国害民？我确知自己无能力，非不受命，实不敢贻误蒋先生知人之明哦！」因为自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具有革命历史的十五军已被裁销，而今已无自己班底，故无能力报效国家，甚为痛心！后来由张钫接任这个职务，也难以补救恶化的时局，以致陷匪被俘。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我奉令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将），并晋京就职，从此交卸一切军政职务，心情感到十分轻鬆，只是忧心共匪叛乱无已，大好河山遭此浩劫，又不禁为之扼腕长歎！

河南县长专员五十二人成仁取义

回忆在我主政戡乱期间，我全省军政干部，自始至终，都能配合政策，适应情况，于戡乱战事逆转之时，充份表现出忠贞、坚毅、勇敢的精神，奋身遏阻红流，冀支大厦于既倾，成仁取义，前仆后继，基层干部报国殉乡者甚多，即以「行政专员」和「县长」而论，即多达五十二人，或力战阵亡，或被俘殉职、或受伤不屈，均有其不可泯灭之忠勇壮烈事迹，惜大陆沉沦，不能一一为之立传，仅录其姓名及事略于后：

第一行政区：

荥阳县长张金印——与匪激战，力竭被执剥皮，头顶凿孔灌浇水银，骂贼而死。

汜水县长方子美——力竭被执，不屈死。三十七年九月廿九日，总统府明令褒扬。

第二行政区：

甯陵县长胡藻——与匪力战阵亡。

鹿邑县长孙敬轩——字耿吾，商邱人，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一岁。

柘城县长路传芝——字瑞庭，睢县人，与匪力战阵亡。

虞城县长蒋家宾——力战被俘。

第三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赵质宸——涉县人，北京师範大学毕业，曾任中学校长、舞阳县长，督队剿匪，力战阵亡，死年五十一岁。

滑县县长王泰恭——与匪力战阵亡。

内黄县长张隆文——伊川人，北京中国大学、军令部参谋班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三十八岁。

安阳县长黄伯英——与匪力战阵亡。

汤阴县长张守魁——字继武，林县人，河南公立法政学校、河南省区政训练所毕业，曾任林县、涉县县长。力战负伤，死年四十六岁。

第四行政区：

温县县长原汉三、于锦江（继任）——与匪力战：原壮烈阵亡，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总统府明令褒扬；于锦江力竭被执，不屈被剥皮而死。

新乡县长丁振卿——与匪力战阵亡。

修武县长徐文涛——字景山、修武县人，河南焦作中学、河南省区政训练所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八岁。

获嘉县长史来桓——字伯武，新乡人，河南大学毕业，曾任军政治部主任，与匪力战阵亡，死年三十六岁。

博爱县长张宏恩、刘秉钧（继任）——与匪力战阵亡。

第五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汪宪——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大陆沦陷后，仍率队二万余众，游击于大别山，终以弹尽无援，力竭被俘，壮烈牺牲。

禹县县长席鸿勋——率队进援省垣，至中牟与匪苦战被执，押回原县，剥皮抽筋，骂贼而死。

郏县县长蔡慎言——字缄三，郾城人，河南省立开封师範学校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二岁。

襄城县长廉明伦——字维五，临颖人，河南大学预科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一岁。

临汝县长王起元——与匪力战阵亡。

第六行政区：

内乡县长李曰商——内乡县人，北平民国大学毕业，曾任新郑县长，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六岁。

淅川县长杨嘉惠——与匪力战阵亡。

镇平县长赵平甫——镇平县人，河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曾任省参议员，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五岁。

叶县县长凌士英——宇俊宸，修武县人，河南省立第一师範学校毕业，力战负伤，年五十二岁。

唐河县长王世辅——力竭被俘。

邓县县长王海涛——力竭被俘。

第七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张振江——力战被俘，不屈死。

淮阳县长张延龄——字韶九，淮阳人，河南淮阳师範专修科毕业，曾任郏县、沈邱县长，力战被俘，不屈死，时年四十一岁。

第八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谢肖良——光山县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历任中少将副师长、参谋长、副总指挥，与匪力战阵亡，死年五十二岁。

汝南县长高钦铭——与匪力战阵亡。

新蔡县长董国彦——字华民，许昌县人，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与匪力战阵亡。

第九行政区：

经扶县长李建纲——光山县人，豫鄂皖三省保安团队干训班二期毕业，曾任信阳县长，与匪力战中弹阵亡，死年四十二岁，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总统府明令褒扬。

第十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刘焕东——字瀛仙，巩县孝义村人，早年留学日本；为政廉能，人民誉呼「刘青天」；守土剿匪，弹尽援绝，被执不屈死。

洛阳县长郭仙舫——力竭被俘。

嵩县县长苗维藩——字屏山，济源县人，河南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山西绛县县长，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岁。

偃师县长席拂尘——与匪力战阵亡。

宜阳县长贾建勋——系回教徒；于韩城督率团队，与匪力战阵亡。三十七年五月，总统府明令褒扬。

孟津县长张赞化、郭担宇（继任）——张力战阵亡；郭力竭被执。

第十一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李群峨——许昌县人，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少将旅长，与匪力战，壮烈阵亡，死年四十二岁。

渑池县长王克基——信阳县人，早年留学比国鲁文大学，曾任河南省民政厅秘书、陕西泾阳县长，死年四十四岁；董吉甫继任，先后与匪力战，均阵亡。

洛甯县长詹简、黄海容（继任）——先后与匪力战，均阵亡。（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总统府明令褒扬黄海容）

灵宝县长狄昌伦——力竭被执，不屈死。

卢氏县长杨古峰——与匪力战阵亡。

新安县长郭质——力战负伤被执，不屈死。

第十二行政区：

睢县县长段承恩——字荫桐，睢县人，河南区政训练所毕业，曾任省政府秘书，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二岁。

兰封县长董瑞麟——力竭被俘，不屈死。

由此可以推知与匪搏斗而尽职死事的壮烈惨酷和众多，为历代所无，其为国殇，为烈士，精神永远不死。更可看出我河南地方团队，对匪之戡乱作战，可说发挥了最大的效用，虽因死守而牺牲惨重，但匪方之死伤亦数倍于我，以战略价值而论，则非仅双方实力相互对消而已，共匪受我地方团队之牵制，在三十七年以前，终不能渡江而南，或作打通秦岭隘道入侵陕西、川北之行动，是为我地方团队之伟大贡献。

（本文摘自《刘茂恩回忆录》）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董文琦^[4]

东北失败实可分为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外来因素固为主因，但人谋不臧之内在因素，亦应负大部责任：

第一，在军事方面，应主动时处处陷于被动：东北剿共初期，国军势如破竹，一举而克复四平街与长春，声势浩大。此后固因周恩来联合民盟，压迫马歇尔促成停战，国军遂未能一鼓作气，一举而下哈尔滨，但当时国军控制地区面积广大，人烟稠密，资源丰富，如能在收复地区加强组训地方团队，畀以清剿地方散匪，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则国军即可集中整训加强战力，不仅可阻敌来犯，也可乘机北上，追亡逐北。惜在休战期间未能如此做去，反将精锐部队分散戍守于光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予共军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之局面。且国军各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东北国军号称五十万，实则不足三十万。在此情形下，国军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第二，在政治方面，应争取时间时着着落后：在重庆时，日本于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委员长曾召见原东北三省主席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等三人，指示他们迅速筹组省政府，準备回东北接收。当日本投降，苏俄军队进入东北时，东北顿成无政府状态，此时如能遵照委员长指示，迅将三位省主席送至东北各省会，并授以临机制宜之全权，暂行维持东北局面及地方治安，则伪满二十万军队，将为我抢先收编利用，而不致为共党所用。惜中央发表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后，他不察东北局势发展情况，先将东北原来三省改为九省，复将原三省主席改为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另选九省主席。新主席派定后，又一再讨论如何组织省政府，大好时光，一误再误。我当时为东北水利特派员，亦奉命参与会议，深感每次会议所讨论的多为行政琐事，很少针对东北局势之演变，筹商因应的措施。至十月中，始将各省市首长，先后送至长春。是时，苏军早已全面控制东北，并协助中共张学思由热河窜入辽南，吕正操由华北窜入辽西，复又将林彪自延安接至哈尔滨，收编伪满军政干部。熊式辉到长春后，曾要求苏军司令协助我方建立地方政权，接收省市行政机构，苏方当即答允协助。如果当时各省市首长，能利用苏军的协助，分别至各省市接收，当仍可与中共一争胜负，惜亦未能如此去做。至苏军撤退后，中央各部会及地方党政人员，始大量涌进瀋阳，等待随军接收，其中复又昧于地方情况或官僚习气太重，甚至一工厂甲机关去接收，乙机关又去贴条，互相争夺，致政治败坏，民心尽失。

第三，在情报方面，敌暗我明：剿共期间，中共间谍渗入我军事决策机关，据当时传闻，国军与共军作战，如果某一部队战胜，则必立被调开。此虽似故甚其辞，但后来发现行营政治部两名重要职员与共党暗通消息，证据确凿，由此推断，传闻不为无因。

第四，战略方面，宜忍耐时轻躁妄动：如三十六年冬剿共末期，长春、瀋阳、锦州三地被围时，美国特使魏德迈曾建议我政府将东北国军撤至锦州，全力扼守山海关，却未被接受，以致三十万精锐大军一朝溃灭，优秀装备尽陷敌手。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致使东北大局日益恶化，其间政府为挽救颓势，特于三十六年九月派参谋总长陈诚接替熊式辉。陈先生到任后，先由内部着手整顿：一建立军事统一指挥系统，二整饬军队风纪，三树立廉能政风，四加强防谍工作；各项改革雷厉风行，一时颇具成效。惜因为时已晚，陈先生又身患疾病，在职仅数月便告辞职，东北大局遂益行严重。到卫立煌来后，大势已去，虽勉强支撑，延长固守时间，而局面已恶化至极。再加上各军将领嫌怨颇深，不能上下一心，全体用命，如孙立人即因与杜聿明不合而被调为东北保安部副长官，解除了实际兵权；又如三十六年行宪后选举副总统时，廖耀湘、杜聿明因地域观念作祟，分别支持程潜、于右任，捲入政争漩涡，自相倾轧，更使将士离心，终致失败。有人说：「东北好似中国的一个毒瘤，不能治好即应割去。」但此一毒瘤的位置是在身上重要部位，若能不任它变成毒瘤，原可营养百脉，强壮精神；既已变成毒瘤，留在身上固会耗尽精血，一刀割去，亦可因伤致命。换言之，如东北不能善加利用，固然无从强国，若被敌人利用，反可使我们亡国。不可讳言，正由于东北失败，乃演成整个大陆之失败。缅怀往事，不胜惆怅。

东北失败检讨答问

【问】抗战胜利后，东北接收失败，牵动大局，一般认为时任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应负最大责任，洁忱先生当时担任瀋阳市长，耳闻目睹，看法如何？

答：苏俄已于三十四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至二十日，即攻佔瀋阳，控制整个东北。同时，日本于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即通知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撤销对伪满之承认，同日下午，张景惠宣布满洲国解散。伪满解散后，东北顿成无政府状态，假定我政府能把握时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迅将万福麟等三位省主席送至东北，并畀予全权，令其因时制宜，维持地方治安，遏止中共觊觎，则以万等三人在九一八前均曾在东北任军政要职，东北人民对他们耳熟能详，知道他们回来，一定谒诚拥护，原伪满军队亦定愿为他们卖命。果能如此，想东北局势定可改观。不幸，当局思不及此，反而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部署国军进驻东北事宜。这样一来，正触犯了苏俄大忌。当时，苏俄的基本政策在对抗美国，故一方面在东欧扶植傀儡政权，以为缓冲；一方面更竭力反对美国介入东北。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曾在长春公开宣称，东北问题为中苏两国的问题，不容第三者插手，如有第三者插手，苏俄定将其手切断，其意已至为明显。而美国则深恐东北为苏俄独佔，故愿协助我政府运兵至东北，因此甚遭斯大林之疑惧。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我们能及时收编伪满军队，维持地方治安，以消除苏俄之猜疑，实为唯一良策。但是熊式辉不此之图，惟知汲汲从事东北九省之区划与各省行政首长之人选，将大好时机轻易错过。一再蹉跎的结果，大局日非。到十月十二日，熊式辉才偕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先生、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公权先生飞赴长春。此时，苏军进入东北已逾两月；在此期间，中共亦已派张学思由热河进入辽南、吕正操由华北进入辽西，其后苏俄又派飞机将林彪从延安接到哈尔滨。林彪一到哈尔滨，即大肆收编伪满军队，并接收由苏俄移交收缴日本七十万开东军之军火，势力急遽扩张。苏俄亦藉此为要胁，向我国要求东北经济合作。

熊式辉到长春后，先向苏俄交涉国军由大连登陆，苏俄以大连为自由港而予拒绝；继又交涉由营口及葫芦岛登陆，复遭苏俄藉口两地不靖而拒绝。国军不得已，始由秦皇岛登陆，很快即进佔锦州。此时，因苏军尚未撤退，国军不敢再向前推进，以免发生冲突。至次年三月中旬，苏军撤退，国军方向前进攻，一度攻抵松花江畔，复又遭马歇尔劝阻，未再前进。此时，熊式辉乃率东北行营人员由锦州进入瀋阳，中央各部会接收人员及各省、市政府人员亦相继来到瀋阳，瀋阳顿成东北军政中心。惟熊式辉一行入瀋后，置军事政务于不顾，镇日酬酢徵逐，颇失民心；而中共则加紧训练，不久，即有连续五次之攻势，致东北局势日趋恶化，终告溃败。检讨东北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熊式辉应负最大责任：第一、他不应建议政府将东北三省改为九省，致一再延误接收时间，而予苏俄培植中共武力之时机；第二、即或必须改为九省，对省、市首长人选，亦应协调东北派系，均衡任用，不应多任用自己亲信人士，致遭东北人士攻击，因而演为派系之倾轧，甚至相互攻讦；第三、当中央接收人员抵达瀋阳，争相抢夺，熊式辉身为东北政治最高负责人，不能严加制止，予地方人土极恶印象；第四，当国军进抵松花江畔时，东北土地约有三分之一，人口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在国军控制中，熊式辉即应以东北最高统帅身份严令各省、市积极招募壮丁，组织保安部队，维持地方治安。如此，国军即可集中兵力，积极整训，以防共军来犯。惜熊未能如此做，致兵力分散，复以军纪废弛，而无法防御共军大举进攻。

总之，熊式辉私心自用，处理东北之策略，已失先着，加以在时间上又一再延误，在瀋阳时期，又未能整饬政风，争取民心，遂又将良好时机轻易断送。

大陆沦陷后，熊式辉置公谊私情于罔顾，不肯追随政府来台，到香港去炒股票，失败后再到曼谷开设纱厂，经营不善，又告倒闭。走投无路，才向政府申请来台定居。他到台湾后，居住台中，欲谋一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而不可得，悒郁而终。

【问】张公权先生于抗战胜利后，奉命出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与苏俄交涉接收东北经济事宜，遭致若干批评，毁誉参半。洁忱先生当时追随公权先生，亲历此事，您的看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