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良崮会战追忆

毛 森^[1]

三十五年六、七月间，蒋主席命令汤司令官成立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暂设常州。余奉兼第二处处长，主持肃清江南散匪（各地土匪、湖匪及中共地下游击队）、蒐集江北军情。不久、李默庵接替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移驻江北南通。李是黄埔第一期优秀将领，也是蒋主席的心腹。余仍兼任第二处处长，去南通略事部署，令副处长蒋剑民代理职务，即回江南。三十六年元旦，再去南通，辞去兼职，推荐蒋剑民接任处长，季仲鹏等为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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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森

同时，蒋主席令汤总司令在镇江指挥第七十四军张灵甫、一百军李天霞等渡江，沿运河线北上，与东南李默庵部齐头并进。共军则节节顽抗，战斗相当激烈。第一关即共军号称「铁的南天门」邵伯镇（江苏省江都县北，地据水陆交通之孔道）。二十五军黄伯韬派一0八师三攻不下，黄调该军健将四十师师长陈士章上阵，一鼓拿下铁邵伯，并连克高邮；在高邮举行双十国庆，李默庵亲去授奖。各军继续轮番进攻淮阴、涟水等地、共军均坚强抵抗，双方损失惨重。七十四军损失兵额，一时无法补充，将所俘虏几千共军补入，以后孟良崮战役，到了最后关头，共俘掉转枪口，与招致失败有关。

匪谍刘斐将张灵甫逼到绝境

共军主力自苏北远退鲁南。蒋主席一面令李默庵绥靖苏北，一面令汤伯恩赶往鲁南，组成兵团部，继续追击。我奉令同行，于三十六年初春，到了临沂。军中业务本较单纯，按美军编制，第二处业务专为研判敌情。汤因所辖部队均係就近拨其指挥，不完全了解各军素质；为了知己知彼，要我提供「敌我」双方情况。

敌情：新四军在优秀政委及强悍军干领导之下，经多年生聚、整训，已逐渐形成有力军团。日本投降时，又收编多股伪军，收缴日、伪很多武器，只是缺乏重兵器，不能固守及攻坚。但有不少迫击砲，运动方便，杀伤力大。第二处为蒐集当前敌情，原设有谍报队，队长徐志坚，广东人，队员则多外省人；人地生疏，语言各异，一开口即引人注意。而共方民运工作早有广泛组织，故我谍报员下乡探查敌情，多有去无回，被其杀害。幸鲁南行政专员王洪九係本地人；因共方实施清算斗争，打土豪，分田地，穷人固大欢喜，官绅则恨共入骨。王为地方长官，自然代表反共。王姓又为鲁南大族，公私关係极广；由其代为侦查敌情，故我能了如指掌，中共对其恨之入骨。以后中共统治大陆，王洪九改名换姓，逃出后，从事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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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

据我记忆所及，当时新四军已编成十多个纵队，纵队即係游击队蜕化为正规军的前身。共拥有二十几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民兵，随时可补伤亡损失，随补随跟老兵一起打仗，不像国军重视制式训练。共军在实战中学习作战技术，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弥补军事上之弱点；运用党的组织力量，发挥勇敢的战斗精神，虽退不散，虽败不溃，已非乌合之众，已形成野战军雏形。它处处找寻国军弱点，伺隙主动出击。在苏北、鲁南，曾经多次剧战，国军虽胜，但元气大伤，且补充困难；补充之后，又须长期训练，始能恢复战力。

在孟良崮战役之前，张灵甫驻防北桃墟，陈毅曾想吃他，倾力猛攻，血战数昼夜。该地乃南北交通要道，大砲运动灵活，张部扼要猛轰，予其重创；东西又係高山，共军无法合围，乃知难而遁，张部伤亡亦重。此役获胜，实因有利地形，砲火发挥威力；现今上峰认识错误，竟令该军进入绝对不利之险地孟良崮，渡汶河攻取坦埠，以致全军覆没。

我与张灵甫多次来往，成为好友；他满腹怨怼，很气愤地的对我说：「我是重装备部队，如在平原作战，砲火能发挥威力，陈毅二，三十万人都来打我，我也力能应付；现在逼我进入山区作战，等于牵大水牛上石头山。有人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我死，我就死给他们看吧！」事后有人说：国防部参谋次长（主管作战事务）刘斐暗通中共，有意消灭七十四军。

一百军军长李天霞，聪明活跃，表面工夫较积极，军纪欠佳，战力亦较差；盼望南京多派男女政工员来劳军，鼓舞士气。李的资历较张灵甫深，两军编成纵队，张受李指挥。自苏北打到鲁南，经过多次激战，张有怨言，他对我说：「硬拚牺牲是我，有功是李天霞。」我也向汤司令官直言，并提出警语：「两军久战，张部已成外强中乾，李部犹如强弩之末。」

张灵甫蔡仁杰杀身成仁

战事未发动前几天，七十四军在孟良崮一些石洞中搜出不少便衣人民，请示兵团部如何处置？汤司令官派我前往处理。我略询问，他们都说是：「本地人，怕拉伕，藏身石洞。」但也可能是共党份子。我没有时间详查及处理，当即指示：如确係本地避难者，即予释放；对可疑者，移送地方政府处理。我顺路视察沿途情况，都是崎岖山路，见人马拥挤，宿营、补给均极困难。因多岩石，极难构筑工事，大砲不能运动，拉拉推推，变成累赘废物。逢山不能开路，遇水（汶河）搭不成桥。处此绝境，将士都有怨言。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更是满腹牢骚。

孟良崮会战前晚，我才看到国防部作战命令：令张灵甫由孟良崮渡汶河，攻取坦埠；受纵队司令李天霞指挥及支援。令驻汤头镇张淦纵队，向界湖担任右翼策应；令驻蒙阴黄伯韬军向北桃墟担任左翼策应。我对此部署十分惊骇，立即向汤总司令陈述：陈毅部队二十万人，都隐伏坦埠附近，张网以待；汶河水位虽不深阔，但沙滩极阔；通过广阔沙滩，实甚艰苦，暴露敌人面前，危险殊甚。

一百军李天霞部，战力不强，且在孟良崮西南，隔座大山，只怕支援不上。张淦纵队主力在汤头镇，距七十四军有七八十里之遥，又有河流山岭阻隔，绝对策应不上；黄伯韬部本可应援，无奈由蒙阴经北桃墟至垛庄，只有一条通路，两面都是高山，无法展开活动；到了垛庄，转入张部，又是山路，如令黄抽出主力，蒙阴又恐难守。汤听我分析之后，同意我的见解，即用电话向国防部作战厅长刘斐陈述。

刘说：「这是最高统帅的决定，命令既下，不能更改。现主席已休息，不便惊动他。」汤颇不安，又打电话向徐州顾总司令陈情，顾祝同答称：「作战命令直达各整编师（即有关各军部），徐州陆总及你的兵团部只是指示照办，负责督战；明晨即开始行动，照命令行事吧！」汤颇焦虑，一夜未睡，打了很多电话，都不得要领。临时决定：派副司令官李延年和我，驰赴前线视察情况，就近督战。

第二天微明，李与我率卫士一排，分乘二辆大卡车，经大磨石沟、小磨石沟、青驼寺，沿途都是李天霞部队；过了青驼寺至垛庄，没有部队。垛庄三岔路口驻一通信排，有电话总机，李延年拿起电话筒，与张灵甫通话，张大声地说：「我军少数渡过汶河，即被共军伏击。现陈毅倾巢南下，向我两翼包抄，似有十个纵队之众，对我取包围之势；左翼一部，直趋垛庄，截断我军后路。你们立刻回去，稍迟一步，即陷入包围圈内。如果退路被切断，即向本军靠拢。」

李问他如何应变？张答：「我已命令各部队，一面应战，一面从速退回原驻地。但是大砲、马匹挤在山地、河边，敌军向我密集轰击，秩序相当混乱。」李一再叮嘱；「站稳脚跟，沉着应战！」我们在电话中亦听到汤司令官对张的指示（临沂与张的电话，係经垛庄总机转接）：「切实控制秩序，集中火力，压制敌军人海冲杀。」同时汤司令官命令李天霞兼程应援。

李延年当向汤司令官请示我们行止。汤令我们速回临沂。李乃有名勇将，从容视察附近，尚无发现敌蹤，只见我方少数留守人马。据电话排告称：离垛庄数十里地，驻有二十五军，由北桃墟派出警戒部队一个连。我们乃原路南回，沿途见有少数士兵纵马啃麦苗，李延年令停车数次，斥责及掌掴士兵。又见几处市集，人群买卖，毫不知暴风雨将临。

到青驼寺附近，一百军正出动架设砲位。该军在孟良崮西南，山峰甚高，张军在崮北，确实不能策应。因正调动中，没有见到其主管，不知其行动计划。

我们回到临沂，已近傍晚。汤司令官正忙于指挥应变及向上级报告。当由李向汤报告我们此行概况。

我们刚离开垛庄，陈毅第六纵队也即到达，只前后步之差；而其后续部队不断增加，构筑工事，坚强固守，隔断李军北上及黄军南下策应；张军则无法向垛庄后撤，与李、黄会师。统帅部虽一再严令李、黄拿下垛庄，合力救张，无奈李军强弩之末，力有不逮；黄军不敢投入主力，恐共军转向，攻其蒙阴根据地。

李天霞直接指挥作战及支援，应自量力：青驼寺至张部遥远，策应不上。平时因为山区补给及宿营困难，避免挤得太近，但开始行动，应速接近，以免猝遇情况突变，无法策应。此次本为主动求胜出击，反而引敌反扑，又吃一次「围点打援」的大亏。对垛庄这样中途重要据点，李竟不派有力部队驻守，非特失职，简直没有军事常识，亏他还是黄埔三期生！无怪共军讥其为「黑埔」饭桶！

七十四军被围后，张即仓促部署，在孟良崮山区作困兽之斗。当时许多人都认张灵甫这头懒牛，不得不变成田单火牛，奋勇拚战；像过去迭次战役，终能自动解困。国防部亦存此期望，直接指挥作战，除用电话指示外，并不断派飞机传达命令，对张灵甫多方鼓励：奋勇战斗，坚守待援。对顾祝同、汤恩伯指示应变处置：对李天霞、黄伯韬、张淦，督促应援，尽力解围，作成反包围，予敌重创。迨见情况恶化，张部不能支持，乃严令李天霞必须拚死解围，否则军法从事！

但共军坚持「围点打援」，死守垛庄，坚拒我方援军；同时不顾牺牲，採用人海战术，紧缩包围圈，利用搬运方便的迫击砲猛轰，砲弹炸破岩石，弹石俱飞，杀伤力甚大。人员尚能勉强忍受，千百马匹无法控制，乱跳乱奔（该军大量马匹，係用来拉砲），乱了阵脚；苦战四昼夜，死伤惨重。这头被认不肯出力的牛，终至力竭声嘶，而陷绝境。军长张灵甫、副军长蔡仁杰、旅（师）长卢醒等集体自杀。时为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七十四军之覆亡，对国军士气打击极大。

我写战役检讨获蒋公重视

战役结束后，共军向北回窜，余又奉令前往收拾残部。遍地人马尸体，由工兵掩埋，余则陆续收集负伤官兵数千人：轻伤者草草包扎，慢慢步行，重伤者担送上车。因救护不急，几天没有饮食或流血过多，不少冤枉死去。这些负伤官兵，当然怨气沖天，到处听到骂声。只好充耳不闻，善言安慰。

我回兵团部，将全盘地形环境、各部队素质、敌我情况、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作成详细报告，并附图表（由中校参谋徐福臻草绘），指明共军各纵队南下路线及围攻位置，携至南京，亲自面呈蒋公。他对我的报告，先略略一看，转而对图表仔细观看阅读。连连说：「你很好！我知道了。」事后了解，我这报告发生很大作用。因为：

整编七十四师失败，蒋公确极震怒，对若干将领将予处分；对李天霞尤其切齿，有意杀他以振军威。看了我的报告，自知国防部不明实际地势，部署错误；对七十四师实力及特长、弱点，不够清楚，深为内疚。据其侍从私告，蒋公对张灵甫等死难，极为哀痛，曾默哀追悼。后将一军舰取名「灵甫」号，也不再追究战败责任，没有处罚什么人。对李天霞当时虽极兇，交军法审判，后亦从轻发落。

此次孟良崮战役报告上去没有几天，蒋公即要我做他的直接僚属，发表我为国民政府军务局专门委员兼第五科科长。足见对我报告的重视，也可说接受我的战役分析检讨。

（本文摘自《传记文学》杂誌总第456期所刊《往事追忆──毛森回忆录》）

出镇襄阳与被俘经过

康 泽^[2]

被派任十五绥靖区司令 在蒋一再催促下抵襄樊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旬，有天上午，邓文仪（当时任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和罗泽闿（曾任青年军二0二师师长，当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一道到我家裏来告诉我说：「在昨天的作战会议上，决定新成立几个绥靖区，委员长指定要你去任襄樊这一区的司令官。命令已经下来了，你赶快準备吧！」过了一天，我奉到国防部的命令，同时，蒋介石通知我去见。他对我说：「现在决定派你到襄樊这一个绥靖区去负责任，我已经叫他们把这一个区划大一点，要包括鄂西北、豫西南、陕东南和川东北这一带地区，那裏的部队有川军三个旅，还可以把六十旅和二0三师调到那裏归你指挥，人地也很相宜，你赶快準备。」我承受了这个命令，并表示着手準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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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

又过两天，接到通知，到官邸去出席一个会议。到时，看到除了蒋介石外，有蒋经国、郑彦棻、胡步日、谷正鼎、袁守谦、徐佛观、罗泽闿等在座。这个会议，讨论的事情是：党团合併后，计划把所有各级党团干部，由蒋经国主持召集训练。当天蒋介石只作一个决定：这个班的班址可以在中央训练团。

在这个会议完毕后，蒋介石叫我到另一间会客室问我：「你準备好了没有？」又说：「快一点準备，早些去。六十旅调到襄阳归你指挥，二0三师也调到那一方面归你指挥，还有八十五师和二十师，将来也可以调到你这一方面来⋯⋯。」我在中间插嘴说：「第三厅厅长罗泽闿还在那边，可否请他一道来，以免他经办时不接头？」蒋介石说：「可以。」我和罗泽闿一道到国防部第三厅。他对我说：「六十旅现在豫东补充，一时调不过去，调的命令，还不能下。二0三师师部在成都，一旅在陕南，一旅在鄂东，调到十五绥靖区的命令可以下，什么时候调得到，就很难说。川军的三个旅在湖北境内，这个命令可以下。」我听他这样一说，心中冷了一半，即是，只有川军三个旅和二0三师了。心裏很想不干，但感到提不出口。

我为了便于指挥和拉拢川军，我接受陈春霖（当时任国防部副官局长，已成为陈诚下面陆大系重要份子之一）的建议，找原刘湘部下的军长郭勛祺任副司令官，重庆行营第三处处长刘志宏（又名刘宗宽，係共谍）任参谋长，均经蒋介石核准。以后刘志宏未到职，我又决定以易谦（曾任别动队大队附、中央训练团政训班副主任等）任副参谋长，江鹏南（曾任特别训练班大队长）任第一处处长，董益三（黄埔六期，军统份子）任第二处处长，胡学熙（当时在中央训练团任大队长）任第三处处长，汤孝钖（曾在别动队及青干班任总务组长，当时我派他任高参）代理第四处处长，蒋光耀（曾在特别训练班任政治教官、四川温江等地任县长）任军法处长，宋新民（当时任汉口戡乱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任新闻处长，燕德炎（曾在别动队指导组工作，以后在四川任县长、行政专员）任政务处长，傅良居（当时在湖北汉川任县长）任经济处长，汪荣（曾任特别训练班总务组长、贵阳市公安局局长、县长）任总务处长。

我和郭勛祺、胡学熙、江鹏南、董益三、蒋光耀、宋新民等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坐军用飞机到老河口。第二天（二月一日）由老河口到襄樊。

勉强到职惴惴不安 部队不全问题多多

到襄樊后，先到一六四旅旅部，然后过河到襄阳司令部（借驻襄阳师範）。我的第一个印象：老河口是在戒严状态中，驻防老河口的一0四旅，全是新兵，逃亡甚大，战斗力是说不上的。襄阳与樊城，分别驻有二十三旅与一六四旅。据说，二十三旅（有两个团兵力），装备颇优，战斗力颇强，惟骄气逼人，纪律甚坏；一六四旅装备极劣，只有四个步兵营，战斗力说不上，是从鄂西自由行动开到这裏来的，惟对老百姓的态度较好。

第二天，我即在司令部开始办公，召集联合会报。出席人是：司令部科长以上，部队团长以上，地方专员、县长等。我在这第一次会报中，发现摆在面前的几个问题：第一是军民感情恶劣，为了柴草麸料和工事材料，军队叫苦，地方上怨恨军队强买；第二是军政关係恶劣，也是为了柴草麸料和工事材料的问题。

当时武汉行营规定十五绥靖区的任务是：

一、守备襄樊；二、守备襄河河防（由老河口到锺祥）；三、维护襄（阳）沙（市）公路的交通。我奉到这项命令后，即正式规定由二十三旅守备襄阳，一六四旅守备樊城。将襄河河防任务，分段责成驻在老河口的一0四旅，及二十三旅与一六四旅，配合地方保安团队分别担任。并由一六四旅派出一个营兵力，驻乐乡关，以加强襄沙公路的防护。

在南京见蒋介石申述意见 闻蒋责腐败并酝酿小组织

三月中旬，接到国防部的电报，叫我于十六日到南京，出席绥靖会议。接到电报颇晚，加以天气恶劣，飞机贻误，二十二日到南京，二十三日到国防部去接洽时，知道绥靖会议已经闭幕。

当我回到南京时，曾有人先后不只一次地告诉我说：「三月一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举行九週年纪念会时，在南京的党政班各期同学均去参加了，中央党政军各部门首长也多应邀参加。委员长在训话中很露骨地说：『我们党政班办了九年了，无论在党务上、政治上腐败的还是一样的腐败，贪污的还是一样贪污，足见我们所训练的全是官僚；共产党也在办训练，他们所训练出来的是革命党。我们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发愤努力，再醉生梦死，我们就会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明年这个时候，再要在这裏开会，恐怕也不允许了。』委员长讲完后，即到后面休息室，有同学愤慎不平地起来发言说，现在党政军各部门的贪污腐败应该由那些高级人员负责，我们不能负责。打倒宋子文、孔祥熙！打倒陈果夫、陈立夫！打倒张群、陈诚、朱家骅！当时与会的有七八百人，均情绪激昂，热烈鼓掌，中央训练团教育长黄杰起来维持秩序，叫大家安静。大家鼓噪说，你不要讲话，你还没有被打倒资格。于是黄杰就不敢再维持秩序了。委员长在后面休息室，当然听得到前面的鼓噪和呼口号。但，他没有讲什么就走了。张群、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均在场，也一个一个的不等会餐完毕就溜了。」

我听到这种情形，感到一般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是「复员」、「整军」、「劫收」⋯⋯乱七八糟、暗无天日的结果，这几个王八蛋（但，我当时认为朱家骅还不能和其他那几个人划一个等号）应该打倒。

老河口穀城失守 蒋命令固守襄阳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我离开南京到汉口。到汉口后，知道十五绥靖区改归华中剿匪总部白崇禧指挥。

华中剿匪总部命令在老河口设指挥所，并指定郭勛祺为主任。四月二十日，我由汉口回到老河口，当日召集指挥所人员开会，第二天回到襄阳。

五月初旬，共军从豫西南方向进攻老河口，先向马头山攻击后，有放弃马头山逕攻老河口城的企图。我无固守把握，国防部及华中总部所派两路援兵北路张轸、东路吴绍周行动迟缓，不能如所要求的时间到达。我为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将上述各情据实向蒋介石报告，并请示「可否权宜处置？」蒋介石当即覆电允许我「斟酌情形，权宜处置」。于是我于第四日晚十二时，向汉水西岸作有计划的撤退。老河口遂为共军所佔领。再次日，吴绍周率八十五师由东阳到达樊城，张轸所部亦过新野向老河口推进，将形成包围老河口态势，共军遂自动退出老河口。

六月三十日晚十一时过，华中剿匪总部来电给我说：「白总司令将于明日（七月一日）下午一时到老河口，希该司令官率同重要幕僚人员及行政专员等事前到达，準备举行会议，并加强飞机场一带之警戒为要。」夜间三时左右接到一六三旅报告，老河口东北的黑龙集（距老河口约六十华里）有共军约六七千人活动，同时石花街方面（距老河口约五十华里）亦有情况。据此判断，共军有包围老河口的企图，除向华中总部急电报告外，并建议白总司令不要到老河口来，如有指示，请用电报。白崇禧接到我的电报后，即不来老河口了。

七月一日傍晚，共军接近老河口，我令一六三旅，向穀城撤退，当晚撤退完毕。

七月二日晚，共军自东西两面向穀城进退，并由襄河东岸分数处渡河，抄断退路，一六三旅被截为数段，而分股向西南地区逃窜，至七月三日仍未与襄阳司令部取得联繫。

七月四日，共军继续南进，有进攻襄樊之势。同时，我接到华中总部命令，令我在襄樊固守待援。我于奉到这项命令后，作兵力部署，检查库存粮弹。弹药尚不成问题，而粮食则大成问题，临时在附近迅速抢购若干弥补。

七月四日晚七时，共军一部，开始向樊城攻击，与守军第一六四旅对战约两小时退去。我当时判断，此係试探性质的序战，并指示一六四旅继续沉着固守。黎明前共军一部再向樊城发起攻势，对战约两小时又退去。守军死伤共约十余人。估计共军的死伤，较守军为大。因之，我即利用此估计的事实，指出利用阵地之利。一六四旅曾因此增高了沉着固守的信心。

七月五日，共军仍在上半夜黄昏后、下半夜黎明前向樊城攻击，对战约两小时，又被守军击退。因此，我对一六四旅的信心，与一六四旅本身的信心，均与日增高。

七月六日晚上，共军除了在樊城发动两次攻势外，并于薄暮开始向襄阳西门外山地守备区攻击，万山和琵琶山于当晚被共军佔领。

七月七日晚，樊城方面，共军仍有两次攻势，对战约两小时左右后，仍复退去。

七月八日，华中总部令我将樊城兵力转移，增强襄阳山地守备区的力量，并派空军于中午十二时在上空掩护渡河。而一六四旅转移行动，颇为迟缓，所以落暮前未能接防完毕进入阵地，而共军则于晚七时又开始向山地守备区各阵地攻击，与瑟琶山连接、对襄阳城西门有瞰制作用的真武山，即于此际被共军佔领；不一会儿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失守。我知道凤凰山和无名高地两阵地是全山地守备区的脊樑，如果不派总预备队去收回，整个山地守备区，即将崩溃。晚十点钟，凤凰山及无名高地的两阵地，均已夺回。拂晓，共军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被四八八团击退。

由九日到十二日，共军每晚两次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均被四八八团击退，山地守备区，赖以稳固。

七月九日，华中总部来电，令我派兵收复真武山，并于中午派空军掩护。我令一六四旅执行此一任务，但一六四旅结果未能将真武山收复。

七月十三日，蒋介石来电，问我将山地兵力转移城内，凭城垣固守何如？我覆电说，瑟琶山、真武山、岘山虽已失陷，但其余大部山区阵地仍在我手，倘全行放弃，则西门、南门及西南关全在羊怙山、虎头山及真武山的敌人火力瞰制中，于我更形不利。

七月十四日晨，蒋介石又来电话说，襄阳城垣坚固，山地兵力仍以转移到城内固守为宜。我感到这是蒋介石比较肯定的指示；同时，我又鑒于共军从七月十二日以后，已未再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其他各阵地亦甚沉寂。我当时估计，共军有放弃对山地的攻击而逕攻襄阳城或截断我城内与山地守备区联络的企图。我与郭勛祺、易谦、胡学熙及周建陶（视察组组长、战地视察官）等研究后，决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下令山地守备区各部队于十四日中午十二时零分转移，按四八八团、一0四旅及一六四旅之次序互相掩护。由南门入城，约在下午三时转移完毕。黄昏时共军突向西门外的同济医院攻击。晚八时过，同济医院失守，西门陷于暴露。

在山地各部队悉数转移入城后，各部队长以兵力集结，更具信心。郭勛祺向我建议，并自告奋勇说：「几个旅都调入城内，需要设一个城防指挥官，统一指挥，我愿来讨这个差事。」我当即下了派他做城防指挥官的命令。他又向我要求说：「还请给我杀人权，允许我『先斩后奏』。」因此，我又下了一个手令：「在守城作战中，敢有贪生怕死擅自放弃阵地者，该指挥官得根据情形，即予枪决，然后补报。」

七月十五日早晨，我想到，为了减轻一0四旅的负担，并使各部队任务明确，以免混乱起见，城防部署需要重行调整。我即写就要点。郭勛祺于接到我提示的要点以后，来对我说：「不能调整，时间来不及。」于是我就把重行调整的意图放弃了。中午，我到鼓楼（即昭明楼）一0四旅及砲兵指挥所去看了一看，然后又转到视察组所住的襄阳旅馆和周建陶下象棋，以心绪不闲，未及终局就没有下了。黄昏（约下午七时过），共军开始在西门及南门攻击，双方对战，砲火相当猛烈。八时左右，一六四旅旅长刘玉杰来电话报告说：「好像敌人已经进了城了呀。」

共军攻破襄阳城 尽力死守成孤军

不久判明，共军是已经入城了。城内四处发生枪声，喊杀之声震耳，守备体系已被打乱了。于是即作加强司令部守备的準备。我想利用司令部周围的砖墙及四角的高碉和伏地堡，作死守计，以等待援兵。此时，各部队溃兵、司令部住在外边的人员和眷属，以及专员公署、县政府等的员兵，均纷欲逃入司令部。郭勛祺为免司令部内的壅塞和杂乱，已令将前后左右各门关闭，并堆上沙包。易谦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向我建议，趁此混乱之际，走出司令部，利用水鬼，泅过襄河逃走。我当时一方面认为，四面被围，逃出的可能极小；另一方面认为，我一出走，司令部核心工事，即刻发生动摇，不如死守司令部，尚有一线希望。因此，我未採纳他的意见。他就去了。他和视察组组长周建陶似即混出司令部，照他向我建议的行事。我以事已至此，未阻止他们。

我为避免流弹，从办公室转到碉堡。这时，城内各处的枪声和喊杀声，仍继续未停，而以鼓楼一带为最激烈。鼓楼是一0四旅和砲兵的指挥所，最初尚和我通电话，约在晚十点左右，电话也断了，但仍在继续抵抗。我希望鼓楼和司令部这两个核心工事，互为犄角，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郭勛祺向我建议说：「我们固守着司令部，等到明天再看。」

我当时鑒于事已至此，也只有如此了。因此，点头同意；而我内心则怪他没有照我的指示调整部署，以致一处被突破，全城即发生混乱。夜十二时左右，鼓楼一带枪声及喊杀声渐趋沉寂，估计共军或已佔领该处，惟共军尚未向司令部进攻。因此，更以为司令部尚可固守。当将此种精况&mdash;&mdash;襄阳城已被共军攻破，及决心死守司令部核心工事，等待援兵，向蒋介石及白崇禧报告，并请迅派援兵。

七月十六日黎明，我上到司令部高碉顶上向四面了望，间或听到稀疏的步枪声，并看到服装不同的人在远处城墙上行走，我即感到所有城门已被共军佔领，所有各部队似均已被解决，只剩下司令部核心工事了。

上午，接到蒋介石来电，大意说他已饬顾祝同调派援兵。并说：「当此艰危之际，正是磨练胆识之时，将来事业亦以此为起点。」我看到这个电报，一方面觉得，他也许知道我不相信白崇禧的固守待援，所以叫顾祝同（当时已任参谋总长）调派援兵，也许真正有援兵来了；同时又感到，他这个电文，使我获得兴奋和安慰。因此我亲覆一电，大意说：「我决竭智尽力，死守司令部核心工事，惟望援兵能迅速到达。」接着又接到白崇禧先后两个电报。第一电的大意是，叫我集结兵力，将攻入城内之敌驱逐。我覆电说：「现已无此力量，切盼援兵早日到达。」第二电的大意说：「据闻退守核心工事，足见忠勇。」

我当时看到这个电报，格外生气，觉得：说叫我固守待援，固守了十余日，而援兵尚无到达之期，以后叫谁相信这类狗屁命令！中午接到宋新民（司令部政工处处长，当时因事请假到汉口）来电，大意说：「我到总部打听的结果，所派援兵原说在十六日从汉口出发，现在又要改到二十日才能从汉口出发。此间有关各方面，均担心缓不济急。」我接到这一个电报，觉得援兵要在二十日才能从汉口出发，已经救援不及了。因之，颇为绝望。中午还吃了一顿饭。

下午三点左右，第二处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行政专员李朗生，一同来见我。胡学熙向我说：「现在已经不能到外面挑水，司令部裏已经没有水吃了！粮食和弹药也维持不了多久的时间。」董益三对我说：「现在固守在司令部裏不是办法，应该派人出去办交涉。」我说：「双方短兵相接，即或派人，如何能派的出去？」他说：「派出去的人，先拿白旗摇一摇，对方就不会开火。」

我当时对他说的话很不顺耳，因此，我说：「我决心死在这裏！」李朗生接着又向我说：「在司令部裏固守，我看是很困难，不如利用今天黄昏时突围。」

我说：「你看怎样能够突出去呢？」他说：「敌人现在注意攻城，一定不注意外面山地的防守，我们利用今天黄昏的时候，从南门一带出城，向山地上走，只要上了山，这个山地很广，我们就容易走脱了。」我当时相当同意他的意见，只需要有比较可行的方法。因此，我告诉他说：「你们去和郭副司令官研究一下，再由我做最后决定。」此时，我是在核心工事的坑道裏，于是他们就到郭勛祺所住的高碉去了。

不一会儿，郭勛祺出来对我说：「现在只有固守，没有别的话可说。」我当时对郭勛祺的态度表示完全同意。他又向我建议说：「你这裏不好，还是到高碉裏第二层会好些，那裏的墙厚些。」

我同意他的意见，于是我就转入高碉裏去了。我叫我的副官张子瑜，把我的自卫左轮手枪递给我，备必要时用。郭勛祺看到了，马上从我手上夺了去，并说：「不必！不必！这支枪还是由张副官带在身上好。」

又问话了别的几句，我吩咐张副官到我办公室裏把我的日记本烧掉，以免万一失落到敌军手裏。另外，我把一部分未处理的信和两套换洗的内衬衣裤，装在皮包裏，教卫士张用之保管。这是我万一有机会突围时的準备。

此时的司令部防守的指挥责任，由郭勛祺对我负责，并指定了两个助手，一是第三处副处长舒子辉；二是勤务营长李光模。所控制的部队，除了二十三旅教导队比较完整外，宪兵连和勤务营，都有很多逃亡或隔离在司令部外面了。检点可用兵力，已只二百左右，而壅塞在司令部的人员，有司令部的职员以及其眷属、专员公署及县政府人员，以及各部溃散官兵等，使得司令部的会议厅、办公室及核心工事裏的坑道，均被塞满。

我当时曾感到，这样对于作战有极大的妨碍，但已不能把他们驱逐出去。

在碉堡中受伤被俘 从此开始战犯生涯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左右，共军向司令部发起第一次攻击，未能攻入，但饭厅、厨房、办公室及译电室等处，均已中了很多砲弹，我所在的高碉，也直接中了砲弹数枚，最高一层（即第五层）的守兵，有死有伤，因之他们就向下面移动。约半小时后，共军又发动第二次攻击，我所在的高碉，又直接中了砲弹数发，四层、三层的守兵，续有死伤，他们纷纷下移。共军似乎已进了司令部前院。

枪声和喊杀声愈更逼近。我所在中央高碉第二层的守兵，有的重弹倒地。原来董益三和胡学熙，均和我在这一层，此时我就没有再看见他们了。我转眼看到从射击孔扔进来一颗手榴弹，正落在我的面前，轰然一声，在我面前爆炸。我被震倒在地，我当时又挣起来，摸一摸我的四肢，尚未残缺。因之，我又靠墙坐下。此时，楼上的官兵，纷纷从上面下来，向坑道裏逃避，我又看到有第二枚手榴弹扔在我面前，无法驱避，又轰然一声，我被震倒地。

我不知我是否受伤，我只彷彿听到枪声和喊杀声越逼越近。不知经过了若干时间，枪声和喊杀声渐趋沉寂。我不知是怎样出了碉堡而被抬到一个街檐下，有医生在给我洗涤和上药，我又听到郭勛祺的声音，彷彿他在附近说：「哎呀！受了伤了，要请你们好生医治哟！」给我上药的人答覆说：「请放心，我们一定是好生医治的！」

我身上原来所穿的衣裤，好像是被医生用剪刀剪成几块拉下去的。上了药之后，我又被抬走，不知道是向什么方向，但我已经知道是被俘了，一切都完了，将来不知是怎样。这是当时的心境。

（原载《传记文学》杂誌第407、408期）

济南失陷的真相

高 恭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陷落，继而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相继被中共佔领，于是揭开徐蚌大战之序幕。毛泽东于其选集第四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对于攻佔山东省济南，有如下记载：

「『攻济打援』：是指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所採取之作战方法，济南是国民党在山东地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以第二绥靖区的十一万余人守备济南，同时以配置徐州地区之主力二十三个旅，约十七万人，随时北援。华东野战军以七个纵队组成攻城集团，以八个纵队组成打援集团。九月十六日晚，我军对济南守敌攻击，经八昼夜连续攻击，于廿四日全部歼灭守敌（内有一个军起义），生俘国民党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由于我军迅速攻克济南，徐州之敌未敢北援。」

王耀武朝令夕改调遣不当

若果仅以上述毛氏所记载言之，中共用二面战法，以七个纵队攻击，所谓「攻」也；而另以八个纵队堵截援军，所谓「打援」也。其实，共军之得济南也，非纯藉其军事力量，而係靠其渗透之间谍，更乘国军内部因误会疑忌，致造成中共不劳而获得城池。然观其围城攻城以至巷战，国军仅以一师兵力，补给则以机场失守而告中断，援军则以共军截路而苦难达，孤军苦斗，城虽陷落，然亦足反映国军之勇于卫御。独惜王耀武竟任用共谍主管作战部门，又以调遣部队未得其当，卒至以身陷敌。

当时济南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其部队：一为整编第八十四师吴化文部；一为第十二军霍守义部；一为整编第七十三师，一为整编第七十四师之第五十七旅；一为整编八十三师之第十九旅等。整编之八十四与七十三两师均装备优良，军容雄壮。八十四师吴化文部驻守兖州（汪政权时化文原为伪和平军，胜利前夕反正，归顺中央）。

一九四八年八月间，济南受共军四面紧迫之威胁，王耀武乃调吴化文来济南增防，而以霍守义部防兖州，以吴部较为精良故也。讵知共军攻济南为声东击西之计，而将全力猛扑兖州，霍守义部抵抗力竭，向王耀武乞援。

王又令吴化文回师援兖，不料吴部在返兖途中，遭共军半途突击横截，吴部遂匆遽应战。共军陈毅部沿路出击，甫经一次战争，吴部尚可以前进，而二次三次连续在路中遇伏，吴部节节应战，致丧亡士兵一旅之众，而兖州终告沦陷，霍守义亦被俘。

吴化文驻防兖州，时间既久，其官兵眷属全居兖州，当其开拔赴济，军眷并未随行。若兖州被中共佔领，则眷属尽皆落入共党之手；加以损丧队伍如是之众，其内心之愤恨可知。吴氏认为王耀武之调遣不当，致有此失。既不使吴部守兖州，则不应再调回而救兖州；兖州既非吴部把守不足以抗倾巢之共军，则不应将吴部调至济南。如是步伐凌乱，何以克敌？况眷属及其资财俱在兖州，则吴部上自吴氏本人，下至官佐士兵，其心皆在兖州；今欲与眷属会聚与保持其各人资财，势不愿再与共军战斗，以增加全体军眷之危险，吴部士气遂完全动摇。

吴化文部以兖州已失，中途又遭突袭，王耀武令返济接防。该时济南已趋孤立之势，王氏调民防部队为最外线，而以吴部精锐居第二线，即保卫飞机场及铁道公路之主要防线；另以七十三师驻扎内线，守市中心区。此种部署似未可厚非，无奈吴氏对王氏已芥蒂于心，认王氏如此布置，係以杂牌队伍视吴氏，故将吴部布置于战斗必争之地，疑其有假敌歼我之意。同时中枢得到真确情报，于九月十四日曾致密电予王耀武，告以吴部军心动摇情形，着速谋监视，最好能消除其叛变意向，并饬注意防务，不为吴部而影响抵抗力量。倘吴部确有叛变实迹，准便宜处置等情。王氏阅电，不胜惊惶。立与其参谋长商量后，决遵照中枢指示办理，交由第三处核办。

第三处处长竟係共谍

第三处为作战处，为第二绥区之作战中心，所有攻守计划、部队调遣、防地与兵力部署以及补给、运输等均属之。

该处处长廖蔚文，曾随沈鸿烈、牟中珩等任职，原籍山东，勤慎迂谨，素为官长所器重。抗日时期，曾在山东参加地下工作，并打游击。廖蔚文即于该时参加共党，潜伏鲁省军界中服务，不稍露锋芒。此次王耀武委为绥署第三处处长，亦以廖蔚文谨慎持重，但为时只数月耳。

廖氏得王氏交办之中枢电文后，深知吴化文意向，以为机不可失；本拟在第三处再留一时期，以便将各项重要战略战术，尽情报告中共；继以倘吴化文率部投向中共，则取济南，易如反掌，乃持原电逕至机场晤吴化文。廖氏表白自己身份，并反覆论述济南必失，一面盛称中共德政，对吴部许其仍回防兖州，详陈利害等。此项策反工作亦正中吴氏下怀，于是，由廖氏先赴共区联係，谈妥条件，于九月十六日中午，吴化文正式叛变，先率部向鲁西开拔。

济南之失係共谍颠覆

王耀武得化文叛变情报，而绥署之第三处处长廖蔚文亦携各种重要文件失蹤，即晚共军来犯城池，外线民防部队奋勇抵抗，至十七日晚溃退，飞机场、火车站、公路站均被共军不费一弹而佔领。十六日王耀武决定死守待援，急电中央报告并请援；叵奈困守一城，补给无路，中央实行空运支援，十七日运兵一团增援，至十八日空运至济南上空，飞机与地面失去联係，知国军业已弃守，飞机折回，自此空援亦绝，王耀武惟有据城苦斗以尽其守土之责而已。直至九月廿四日，济南城全归共军佔领。

济南之失，关係徐蚌至鉅。依照上述经过，即以济南为例，皆由共军成功运用其间谍渗透颠覆所致。吴化文的叛变，使十一万重兵把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城济南，西部门户大开，王耀武所称「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于是刘峙派三个兵团北上援济的计划彻底破产。吴降共后四天，济南陷落，国军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保安司令部、两个师部、十一个整编旅、两个总队、五个独立团八万四千余人被毙伤俘，旅以上军官廿三人被俘，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等统统被俘，还损失了大批武器装备。济南失陷后，山东全局糜烂，于是华北、华东共区连成一片，直接导致了徐蚌会战的败局。吴部被改编成共军卅五军，参加渡江战役，其独立旅改编成的一O五师三一五团佔领了南京总统府。中共建政后吴化文出任浙江省府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卅五军改编为浙江省军区部队。一九六二年四月病死。

悲壮惨烈的开封城保卫战

刘茂恩^[3]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以后，匪以陈毅、刘伯诚、陈赓等部，进扰中原，经年未已，我国军始终未能形成优势，穷追猛剿，致匪将我之广大平原太半摧毁，而我全省所能控制者，仅开封、郑州、新乡、安阳、商邱、信阳、南阳等处，其余各县，均在被匪窃据窜扰中，是时地方之自卫部队，亦仅能以游击方式与匪勉力周旋，保卫乡土。最初共匪只是避实就虚，以大吃小，但后来国军之追剿行动，疲于奔命，造成处处守备，处处薄弱，而显出力绌的现象，以是共匪越来越猖獗，才敢动大城市的脑筋，也敢打硬碰硬的会战了。

以五千羸卒抵御共军十五万精锐

开封是河南省省会，为我国五大古都之一，战国时代称大梁，为魏国国都，五代后梁建为东都，升为开封府，迄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都在这裏建都；金朝称汴京，后改为南京；元代置南京路，嗣改汴梁路；明代为开封府；清代为河南行省省治，民国始废府，改称开封县。开封城位于黄河南岸二十里，惠济河引黄河之水由开封城西北注入城裏，环绕一周，由东南角出城，流经柘城入安徽涡河。城墙高三丈五尺，周围四十多里，原有五座城门：东门名「仁和门」，通称「曹门」，其南有小东门，名「丽景门」，通称「宋门」；西门名「大梁门」；南门名「南薰门」；北门名「安远门」。南门外交通四达，陇南铁路经过那裏不远，车马行人络绎不绝；曹、宋两门关，道路修长整齐，西门、北门外沙阜绵亘，风起尘沙遮天，雨则泥泞载道，就是受了黄河的影响。自古以来，欲争天下，必先取得中原，欲取中原，必先佔有开封，可知开封地位的重要，所以共匪要进犯开封，也是意料中的事。

先是城防部队，仅是第六十六师的暂编第十三旅，辖三个团，约五千多人，偌大的开封城厢防守，如此兵力，实在不敷支配，经将全部保安队拨交李师长统一指挥后，守备兵力总算加强，但兼任城防司令的李师长却误认为一般保安团队，无甚战斗能力，根本未予重视，竟不准进驻城裏。及至情况紧急，重新调整防务时，仍然没有能够作适当的部署，还是由暂编第十三旅担任城垣和西关以至城东曹门关的守备，而以保安第二团（刘成汉）驻扎南关邮政总局，担任南关的守备任务，仅以保安第七团控置在城裏，作为城防预备队；并指定保安第二旅及保安第八团（曲铮）分别驻守城外南关及宋门关，其间地区指挥官为第二旅参谋长代旅长孙喜堂。另以保安第一旅（欠保八团）推进铁路南边飞机场以南土堤佔领前进阵地，以掩护飞机场安全。该旅参谋长是张桓（字戢武，军校十六期毕业，河北大城县人）督视阵地，颇为尽职。

六月十二日晨三时，我以开封兵力单薄，地区广大，现有兵力不敷部署情形，电向统帅部告急，请迅速派有力部队前来增援，以备迎击来犯之匪。

十三日、奉最高统帅电示要旨：「以现在对匪之行动，尚未能判定，饬以原有兵力固守城防，倘匪进攻开封时，只要能坚守五日，则各方援军定可与汝等在开封城内会面。」

是日、陈毅匪部之第一、三、六等三个纵队约九万人，先头已到达西华县及其以东之周家口地区，旋窜扶沟以东及龙曲集附近地区。刘伯诚匪部之主力，五个纵队约十五万人，其先头已到达西华县西北及鄢陵以南之红花集附近地区，旋窜扶沟以北地区。陈赓匪部先头已到达许昌及其以东地区，旋以一部窜长葛县附近，主力窜洧川以南地区。土共魏凤楼、张太生等匪部先头到达太康以北之龙曲集附近地区，旋窜杞县东北地区。

六月十四日，陈毅匪部已迅急进抵杞县以南及通许东北地区；刘伯诚匪部亦到达通许县城，并进至城之西北地区；陈赓匪部一部续进新郑附近地区后，便东向窜走尉氏会合主力，其先头一股逕叩朱仙镇（在开封城西南四十五里）。这时，「土共」魏凤楼、张太生⋯⋯等旅亦都在摇旗吶喊，遥相呼应，竞相窜扰兰封方面；开封城东南二十五里之谢湾、高庙⋯⋯等村落附近，亦有匪蹤出现。

十五日上午八时，刘伯诚部先头匪股已进至开封週边地区，开始攻打陈留县城。陈留县城西北距开封城仅三十里。陈赓匪部亦由朱仙镇前进至开封城南二十五里之茶庵一带，已和保安部队的警戒部队发生接触，猛烈开火，展开了前哨战。

十六日晨二时许，匪酋刘伯诚以其势众攻陷陈留县城，守军是保安部队突击大队，大队长王国然率部乘夜向开封南关飞机场转进；上午八时许，匪军亦跟蹤而至开封城南大堤，疯狂进扑保安第二旅第十团的前进阵地。至是开封城外烽火蔓延十余里，匪我普遍展开战斗，双方亦互有死伤，尤以飞机场附近最为剧烈，由是揭起开封战役的序幕。我守军英勇抵抗，浴血肉搏，前仆后继，不惜牺牲，曾数次挫杀匪之狠毒攻势。

飞机场的战斗，十分激烈，高潮迭起，彼此往复争夺，双方几进几出，终以匪军炮火猛烈，不断增援，守军工事都被摧毁，战至最后，机场遂告陷落。

守曹门周营长以寡胜众

匪军步步进逼，又猛烈攻犯禹王台、繁塔寺等名胜地方，都在开封城东南三里，于是双方短兵相接，杀声震地，浴血火拚，三进三出，已至白热化极点，匪以人海战术波捲方式，疲劳冲击，战至午夜，守军以众寡悬殊，火力不济，遂告失守，匪军伤毙三千余，保安第八团亦死伤二百余。扼守南关火车站（陇海铁路）一线之保安第十团，拚死应战，以抵御匪之疯狂攻势，虽牺牲高达六百余人，仍坚守不退，匪以攻坚难下，乃迂迴两侧，绕袭演武厅，尽焚官房街一带房屋，以天气乾燥，火势很快的扩及到四周，顿时烟焰腾空，而藉以发展其心理攻势，以影响人心，动摇斗志；同时、「土共」亦乘势窜至城东二十里之兴隆集，招讨营附近，和保安团队发生战斗，遥相策应，陈毅匪部之第三纵队急向城东大堤推进，狙击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的前哨部队，下午三时，即突破其前进阵地，一如溃堤决水，分向东、南、西三关主阵地进犯，很快的完成三面包围的形势。

共匪为攻犯开封，调集匪众约三十七、八万人，可以说是黑压压一片盖地而来，东起杞县之黑木集、杨堌集、曲兴集（在罗王村西，陇海铁路经之），直抵开封城关，西迄中牟，南至朱仙镇，北达黄河南岸，四周五十里之内，都被匪军盘踞，强迫人民供给饮食，封锁村庄，断绝往来，以免走漏消息，昼伏民房，夜出活动，逐渐由週边向城垣，缩小包围圈。陈毅匪部装备较优，曾在苏北、鲁南，劫夺国军大炮多门，及一部分新式武器，而人数亦最多，战斗力亦很强，因为它有炮兵，所以长于野战，还配有骑兵，故运动迅速，喜用「人海战术」及「钳形攻势」，以达成其「以大吃小」的阴谋；其次是刘伯诚匪部，在豫北袭击国军李守正旅，劫夺大炮及新式武器很多，亦喜用「人海战术」，尤长于挖掘地道，凿通墙壁，施用逐屋进战的战法；再次是陈赓匪部，喜戕害俘虏我方的军、警、吏、民，残酷恶毒，达于极点，欲以恐怖人心，使不敢反抗。然匪军亦很怕国军飞机的轰炸，和「新五军」的火箭炮、火焰喷射器等新式武器的火力，使它难以吃消；尤其是最痛恨豫省的地方团队，说是它的「死对头」，辄曰「反动派的爪牙」，若破它们捉到，必遭「剥皮抽筋」、「断肢斩腰」、「割舌挖心」、「铁丝穿臂」、或「点天灯」、「望中央」等虐刑，以至惨死而后已。

匪军陈毅部之何以祥第三纵队（辖第七、八、九师）开始攻打开封城，最先攻击曹门关（东门）。

先是匪军在城外挖掘了好多道深深浅浅的交通壕，步兵以密集队形分数路纵队猛烈扑来，冲至守军阵地前面，其爆破班就以大量的炸药炸毁防御据点工事，炮兵多採用坑道战法，将炮兵掩体先行构筑在距离守军之碉堡城墙约三四百公尺处，日间预先将炮标定，再在黄昏时候试行射击，然后于开始攻击时，先以猛烈炮火摧毁守军的阵地工事，及掩护其步兵前进冲锋，这是共匪的一贯技俩。

自六月十六日午后三时，匪向我主阵地进犯，激战至晚间十时许，我六十六师守备之曹门关被匪攻破。李师长立刻命预备队（省保安第一旅第七团）之周勋营约三百人，率部前往恢复，与匪展开巷战。周营长把握战机，与匪肉搏争斗，杀声震天，交战三小时，创毙匪军甚多，尸体枕藉，枪枝满地，遂向东溃退，计夺擭轻机枪十多挺，火箭筒两具，步枪一百三十多支，遗留之匪约两百余名，悉数就歼。这个可喜的消息传到城裏，所有军民在极沉闷的心情下，莫不喜形于色，咸认我以少数残余的保安队而能击毙众多的共匪，岂非天意？

当时检讨曹门关此役，周营长能够以少击众出此奇迹的，可以说足以当时的时间、空间等各种因素所得来的：

1.曹门关的範围，并不太大，居民的房屋亦不太密集。

2.匪军是白天突进关内的，在匪我激烈对击的情况之下，匪无时间偷挖民房墙壁，以渗入民宅，故不能凭藉民宅及建筑物的掩蔽以形成他的逐屋战，只有被迫在毫无遮蔽的天空下，成为曝露目标的逐街战、逐巷战的一途，而挨死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