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怎样失去大陆(郑义)_四、人谋不臧山穷水尽（1 / 2）_蒋介石怎样失去大陆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关麟徵说：骄兵悍将赏罚不明

张赣萍[1]

按：本文是张赣萍先后晋谒关将军数次，所作谈话记录。其中所记，多是国府在大陆时高层人物之间的秘闻，为他人所未道及过的秘辛。我们从秉政当权者对关将军个人之是非恩怨，以私废公，而至功过不分赏罚不明之内幕情形，可以推及其他国军高级将领与许多受歧视之部队，受到此种不平待遇者之一般情形。既可作今人痛定思痛之警惕，又可作后人不忘前事之鑒的参考。

张：或谓我们失去大陆，是由于金元券银元券贬值，因为银行準备金不足，以致人民失去对政府金融的信心，引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使军政各方都受到影响。将军认为如何？

关：这只是失败的原因之一，而非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银行準备金不足，我们总算还有银行，还有多少準备金，钞票也是精印出来的。请问毛泽东的银行在哪裏？準备金在哪裏？他们的钞票是在布条子上面盖一颗印，写上多少元就算是多少元，怎么不见他们的金融受到影响？这是事实呀！这个事实是根据军事上的成败而存在的，人家天天打胜仗，所以布条子也可取得人民的信用；我们天天打败仗，什么券人民也不信用。假如香港靠不住了，素称最稳定的港币也没人愿意留存了；如果一旦美国站不稳，连美钞也会发生动摇。

张：有人说，抗战胜利后，对共军乾脆一开始就打，不要谈谈打打、边打边谈就好了，都是马歇尔这个美国佬主张和谈害了我们，将军以为如何？

关麟徵

关：这简直是瞎说！请问谈谈打打、边打边谈，是不是对我们一方面的？边打边谈是国共双方一样的呀。有人说谈谈打打，是共方根本就準备要同我们打的。那么，人家要同我们打，我们就没有準备同人家打吗？是不是两边都没有存好心？为什么人家不败，我们败了呢？人家可以利用和谈从容部署，难道我们在和谈的时候，就不知道部署？自己不争气，怎可怨天尤人！

张：有人说美国人对我们援助不力，不帮我们打，这是失败的原因吗？

关：这更不成话！我们是美国的保护国吗？我们的内乱，要人家帮我们打，这是中国人说得出口的话吗？至于援助不力，我们四五百万陆军，大部份装备是美国的；几百架飞机与机械化部队全是美国的，还要怎样援助？难道要把人家的国防武器，全部送给我们才是援助有力吗？再说：共军得到苏援又有多少呢？除了林彪的「四野」是苏联将日军留在东北的武器装备之外，陈毅、刘伯承、彭德怀的三个野战军，不全是我们替他们装备的吗？因为从战争开始到大陆失尽，哪一次战役，哪一个城镇是因粮弹缺乏而致失败？许多地方都是把大批物资留下来，让敌人掳了去，这能说美援不足吗？至于徐蚌会战之败，数十万大军被围，表面上看来是弹尽粮绝，实际上则是后勤中断，运输失灵。美国人不能帮你娶了老婆，又包你生儿子呀！送了老婆给你，你生不下儿子这又怎可怨人？再退一万步说，美国就算可以出兵帮我们打内战，陈诚总长不是说过「三月扫蕩，六月肃清」的话吗？这是全世界报纸上都刊登了的谈话，而且不止一次这样说的。照陈诚所说，美国兵还未登陆，共产党已经肃清了，还要他们来干啥？所以当时共产党称陈诚为运输总长，要发勛章给他呢！总之是自己不成器，打了败仗，失了大陆不知自罪、自责，反要怨天尤人，这是一个勇于负责的好汉所应说的话吗？

问：有人说，政治不修，官吏贪污是失败之主要原因？

答：是次要原因，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政治是慢性的，军事是急性的。政治的好坏，与统治权的盛衰，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历史上各朝代之兴亡莫不如此。书生论政，多好谈孔孟的仁义，说什么「孔子为鲁司冠三月而鲁大治，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根本上就不可能，试问当时交通不便，通讯靠人力兽力，孔子就算有绝妙好计，三个月能将政令传达到鲁国每一个地方已经不易，怎么三个月内就能大治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孟子的公孙丑章，说齐王如何可以王天下的话，都是不切实际的。由春秋战国到今日，从来没有一个开国之君是用孔孟这套迂腐的办法得天下的，都是用兵家法家的方法手段而成功的。等到天下得到了，为了要安定社会才把他两位老夫子搬出来。故孔孟之说，教人立身处世可，无内忧外患时用以治国可，要把那一套拿来开国平天下决不可。不过，孟子批评周公的几句话，我们今日倒是用得着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希望我们的「君子」能虚心检讨，勇于改过，不要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人家身上去；尤其不要推到大陆人民身上去；更不应该推到士兵身上。「前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前方」，这是书经上的明训，想大家应该明白。

张：大陆之失，既然经济、政治、美援关係都小，请问将军究竟什么是主要原因？

答：最主要原因是军事失败。因为军事是急性的，胜败见效明快，而影响我们军事失败如此快速的原因，我决非出于个人恩怨，今日陈诚先生已作古，天大的个人恩怨都应该一笔勾销，但要追究数百万国军在大陆败亡的根本责任，陈诚是万难卸责辞其咎的。大的道理在此不必谈，我可以略举几桩事实为例：

（一）轻敌。对共军的战力估计错误，所以才会说出「三月扫蕩，六月肃清」的大言；所以才会急不及待的裁军、缩编，设立军官总队。把抗战中在敌后打游击的部队，一概叫游杂部队、全不要；又将东北数十万武器装备训练都是第一流的伪军不要，使林彪垂手可得。在力量上一消一长，便造成以后的形势转移，优劣换位。

（二）小聪明，大愚蠢。裁军与缩编之不公平，有目共睹。抗战八年，出生入死的所谓「杂牌军」，大都裁并到「土木工程系」的部队，将几万人扩充到几十万人，升官扩充不是靠战功，而是靠派系背景、人事关係。这样一来，造成两种心理，做惯了太平官，不是靠战功升官的人，不需要在战场上与人竞争，坐着可以升官，打起仗来有生命危险，他们不需要打仗。另一种倖而没有裁併，或经过裁併再于戡乱战争中起用的部队长，前者兔死狐悲，后者受过教训，他们都不愿意再打仗。因为打胜仗对他们没有好处，打败了便完了。这样一来，一半人不需要打，一半人不愿意打，合起来（除了少数人之外）便成了大家都无心去打。兵随将转，将领们的将气衰颓，士兵们的士气自然不振。这一种事实表现于战场的是战斗力脆弱，应该攻的攻不下，应该守的守不住，战斗与战术脱节，指挥官的计算作不了準，如是一败再败。表现在后方的，南京军官总队的被裁军官，备祭文到中山陵哭陵的那一幕震动全国的大悲剧上演之后（全国报纸均以头条新闻报导此事），悲愤不平之气到了最高峰，已经不振之士气，从此更加不振。于是，「有敌有我，无敌无我」的口号发出来了；要求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的舆论也发出来了。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绝无半点个人恩怨。这个时期我们完全变成田单初伐狄时，鲁仲连所谓黄金横带的情形；共军则变成春秋时代的赵国一样，于未被秦昭王乘白起长平之胜灭亡，变成打蛇未死二次再来，其兇狠可知，未知大人物看过以上两则历史故事否？

（三）因嫉误国。在东北战场上，到处打败仗，只有陈明仁守四平街打了一次胜仗，使东北战场的士气受到鼓励，于情于理都应破格奖励；纵有过错，也应隐而不宣。可是，陈明仁一手接受青天白日勛章，一手又接到撤职查办的命令，原因是陈明仁于战时擅自动用了美援物资，作为打仗之用（如在战况紧迫时，以麵粉包作巷战工事之沙包等）。参谋总长陈诚为了要在东北战场立威，带着他的心腹罗卓英去坐镇东北，一心以为把打胜仗的陈明仁撤职查办了，那些打败仗的将领自然而然会乖乖的听话。在这个时候还发他妒嫉的本性！陈明仁被撤职后，来南京晋见蒋公，蒋公问他不在东北作战，跑来南京何为？陈明仁说出被撤职查办，来京听候处分的。蒋公惊奇的说「这是谁下的命令？」蒋公竟完全不知。有些好事的传说陈明仁要把青天白日勛章，在国民政府门口摆个摊子拍卖，弄得全国沸腾，群情愤慨，这都是陈诚的杰作。这事影响所及，以后大家都说胜仗打不得，打了胜仗要撤职查办；陈明仁更不敢打仗了，恐怕再打胜仗连头都要被杀。所以陈明仁后来跟随程潜在湖南投共，中枢虽曾派人劝说他不可反，应该杀了程潜以立功，要他再打一次比四平街更好的胜仗。陈明仁只是哭，哭得像泪人一样，思前想后，还是跟程潜投共了，这究竟是谁把陈明仁逼反的？史记「秦将章邯败降项羽，初见羽面，流泪叙言赵高」。这种事竟又发生在戡乱史上，可见司马迁没有捏造。

（四）自毁将帅唯一的法宝「赏罚」。对赏罚这两个字，我有一个浅显的说明，带将带兵的人，就好是玩猴子耍把戏的人一样，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糖果，耍得好的赏予糖果，遇到懒猴或者耍得不好的，抽一顿鞭子。可是从抗战胜利起，由裁军至戡乱，掌握军权的人对赏罚二事则适得其反，这个猴子班哪有不收档的？因为事实证明，以后的赏罚，只凭个人爱恶，就似赛跑的奖品一样，还没有吹口哨起步，已经把锦标内定了发给自己心爱的人，请问还有谁人肯跑？

在戡乱中期，我曾为此事犯颜力陈过一次，宋希濂、李玉堂、黄维均在座。吾人今日遇到旷世狡顽之敌，任何私人恩怨爱恶都要放下，否则只有同归于尽。值此非常之敌当前，只有用非常之法对付；应以打仗第一，军功至上来激励士气。效秦国「非军功不爵」之法；仿吴起佐魏，订下每年举行之「庙宴」，只有功者可参加，无军功者官位再高也不得参加。我主张只问功过以定赏罚，不论出身地域而定升降。仗打得好的向上升，部队尽量扩充；打败仗的惩罚，官向下降，甚至撤职议处，部队削编或撤消番号。令其在战场上去竞争，他就是不为党国打，也要为自己打，将不选自良，兵不选自精。

蒋公老师是採纳了，下面如何只有天知道，因有以上诸端荒谬之措施。加之将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搁置不行，精神上之武装自行解除，革命变成卖膏药之空言。致使共党分田地，做工厂商店主人、国家主人等甜言诱骗，使由贫苦出身之我军士兵，本来士气已差因之士气更差，直至士气崩溃，只留躯壳失去灵魂。左传上曹刿论战开头一语「其战勇气也」。有士无气何能应战？我们的失败以军事为主。而军事之失败以士气崩溃为主；士气崩溃由以上诸般之荒谬措施为主。

（五）官僚作风，败象早露。打败仗隐瞒，打胜仗夸大，自欺欺人，上行下效。这种事例很多，可以使大家相信的，我可以举出一个人人能够见到，白纸印上了黑字的例证。如何应钦将军着《八年抗战经过》一书上，对于长沙三次会战的击毙敌人数字，便夸大得幼稚离谱，说第一次枪毙敌人四万名以上。这一仗是我指挥的，敌人伤亡虽大，数字难以估计，但绝无四万人之多。最可笑的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来犯之敌约十万人，击毙于战场的敌人共计四万一千五百卅七员；第三次的战果更为辉煌，来犯之敌约十二万人，毙敌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员。尸首数字的「精确」，连几十几个都统计出来了，好像派人将尸首排队清查点验过一样。任何战役，照例伤的要超过死的多倍。三次长沙会战总共来犯之敌约三十余万，根据何着被我击毙的十余万，加上伤的最少也应有五十万上下，那么敌人只来了三十余万全被我军伤毙，还差约二十万日军得要由国内再运送来请我们打，才合数字，这样可笑的事书上多着。据说此书付印时，何将军在美国，相信连看都没有看过就付印了。易曰履霜坚冰，至此种官僚习气已明显的带来了失败徵兆，尚无人感觉，还作釜中游鱼自得其乐，良可叹也！

副总统选举纠纷导致国民党分崩离析

白崇禧

我主张先剿匪后行宪

胜利后，国内外舆论主张我国应即行宪，各党各派高谈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共党操纵的机构更唯恐天下不乱，对国民党攻击不遗余力。美国是民主国家，厌听专政，当然希望我政府实行民主，宣布行宪。三十四年年底我仍在重庆，记得有一次我和自己幕僚谈论此事，我表示我的意见如下：

国父革命最后目标是要实行三民主义，要建立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自然是要行宪的。但是国父将革命建国程度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是以革命武力扫除障碍；训政时期在训导国民，使一般国民能行使政权，能选举罢免；最后才是制定宪法实行民主宪政，进入宪政时期。

回溯民国成立以来到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间，大多数国土受北洋军阀统治，军阀们争权夺利，内战不休，对国计民生是一点建树也没有。北伐后应该是结束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的时机，不料共党叛乱，盘踞赣南，从十六年起到二十三年才把匪巢打破，但他们窜往西北到延安去，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从二十年九一八事变起外患沓来，「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事件是日本军阀实行其大陆政策必然的结果，于是从二十六年到三十四年抗战八年，又是一个军政时期。现在抗日胜利，似乎又可进入训政时期，但共匪利用抗战坐大了。他们流窜二万五千里到西北时合土共不到三万人，而现在大了十倍，约有三十一万人，其盘踞地区扩大，黄河以北直鲁豫热察绥，东北以至山西等地，共匪控制了面，我们只是佔据点和线，长江流域方面，苏北、皖北、鄂北都有共匪势力。在这匪党控制地区，他们裹胁民众，地方部队怕比正规匪军还要大，因此我们现在应先剿灭共匪，才能谈及其他，何况行宪前始终没有训政时期，民众如何选举？匪区民众如何选举？选出的既不是自由投票所产生的，是命令式的假的，又有什么价值？现各党各派中外舆论所讲的结束一党专政，适应民主潮流，完全是理论，不合国情。

这是三十四年我对行宪的反对理由，当时我把这意见由随从秘书杨受琼少将起草，签呈给蒋委员长。

委员长看了我的签呈对我说：「你从军事的观点主张先剿匪后行宪，不错的，但各党各派压迫得厉害，本党主张亦不一致，我们再考虑考虑。」

胜利还都后，要求行宪的呼声更高，政治协商会讨论此事，共匪拒绝承认协商结果，曾延期行宪数次，一直到三十五年十月才正式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我在行宪前仍反对行宪。

办选举贻误了戡乱军事

我对未完成剿匪工作即行宪素来抱反对态度，但中央受国内友党、国外友邦及中外舆论的压力，不能不行宪，结果产生很多纠纷和困恼。

（1）共匪抵制：根据政治协商会协商结果，共产党地区亦应选出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共匪拒绝参加，大捣其乱，结果这些地区的选举不能举行，而政府仍要各省各县市均选出国大代表、立监委来，于是由国民党各省党部遴选，这些被党部遴选出来的代表能否代表地方很成问题，我是反对这样办的，共匪当然更大肆指责。

（2）国民党与友党对名额之争：民社党、青年党是我们的友党，他们也参加竞选国大代表立监委，但他们不像国民党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地方基础，因此他们要求保障名额，与我们有一协商，可是实际的选举结果并未达到这个比例，因此他拿不报到做要挟，延期几次才开幕。

（3）国民党的内争：国民党除了受共党抵制、要与友党协商妥协外，最严重的是党内内争激烈。抗战时成立青年团，原意是增加党的新血轮，团要受党指导，而实际上党团争得很厉害，后来取消青年团併入党，可是这裂缝仍未能弥补，所以到了选举时双方明争暗斗层出不穷，湘西党团之争还闹出人命。除了党团之争外还加上军队代表之争，军中的特别党部忙于办选举，就在前线也是如此。

（4）副总统之争：行宪后的国民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本来竞争最烈的应是总统，但我国第一届国大选总统是众望所归的蒋先生，反而副座成为竞争的目标。在行宪前，总统曾对孙亚夫讲：「找国际上有名的人来做总统，不要军人，不一定要是国民党人。」在庐山亦曾对张厉生说他要做行政院长兼剿匪总司令。我对他说：「委员长，现在选第一任总统，其声望关係到中外观瞻，现在拿文人出来不适当，恐怕威望不够，尤其现在非打共匪不可，还不是承平之时，不适宜。」他当然应该做总统。

李德邻于三十五年冬任北平行营主任，在行宪前忽然打电报给我，表示要竞选副总统，要我转报委员长。我照实报告，委员长面示：「赶快复德邻电，北平很重要，共匪正猖獗，北平是北方最高指挥机关，关外虽然不属北平指挥，但接近北平，关係重大，不可离开，这是一理由；再一理由，我是军人，副总统又是一个军人，不好，要他安心剿匪。」我把委员长面谕转给德邻，但他没再表示，不久，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我回来述职。」他到我公馆来对我说：「现在直接向委员长报告，我要竞选副总统，竞选得了不回北平，不能得到也不回北平。」我说：「总统、副总统朝夕在一起，副总统辅佐总统，在各国的政党政治中副总统先由党内提名，再由总统同意一名，再向党提出要求通过，这为的是配合，彼此能协调最好。委员长所说的我已转告了，是有理由的，北方是重要的，共匪的重点在北方，林彪在东北，聂荣臻、朱德在华北，陈毅在山东，共匪几个大将都在此，好好剿匪比较好。」他不肯听，他见了委员长，委员长还是劝他回北平，他们坚持要竞选，我不能阻止他。后来他对我说：「竞选副总统的不只我一个人。」又说：「我们大家主张总统由党提名，副总统自由竞选。」在三十七年四月六日的国民党六中全会对提名问题辩论很久，最后内定自由竞选。根据这一决定，党员出来竞选完全是合法的。照我的想法国民党如果照各国政党政治成例提名孙科竞选，那李德邻等无论如何是要放弃的，可是中央为敷衍各竞选人，允他们自由竞选，却以党团力量支持孙科，造成很大的错误，于党于国均蒙不利。

副总统之争，使党员离心离德

以上分四点分析选举的纠纷，足可显示过早行宪的弊端，于是共匪振振有词攻击我们的代表不能代表民意，友党为名额与我们闹意见，党内分裂，不能精诚团结，尤其是军中特别党部为了办选举，对剿匪军事不能不分了心，不能一鼓作气攻击共匪，而副总统之争，使党员离心离德，中央不能使孙科当选固然难堪，李德邻、程潜等以中央不贯彻自由竞选原则，亦不无芥蒂，这些都是行宪后选举引出来的毛病。

问：健公在胜利后主张先剿匪后整军，先剿匪后行宪，眼光远大，请问健公除了向蒋委员长建议外，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这种主张？有没有与健公意见相同的大员？

答：关于「先剿匪而后整军」的主张，我曾在南京召集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发表过。那时陈参谋总长要我上去讲话，我说：「从古打仗的历史，战时扩军，并鼓励各级干部敢于牺牲，敢打。现在打共匪，不能裁，一起去打，鼓励人去打，要裁只有在剿匪之后，承平之后放马南山才没问题，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亦在承平之时。」全体鼓掌。委员长当场对我说：「这是国家既定的政策，你这样讲与政策违背。」我说：「我是国防部长，管政策的，我不同意这个政策。」事实上政府不要游击部队，不要伪满军，整军时把两千多将领都裁了，我都不同意；把各军炮兵集中处理，我是国防部部长，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关行宪一点，有张继和我意见相同。

我不敢说先剿匪后整军、先剿匪后行宪就国泰民安，但情形一定不一样。整了军，游杂部众都投了共，被裁的没战志，即没被裁的情绪也受影响。至于行宪的缺点，那我讲了多少次了，剿匪军事的停顿、内部意见的分歧，都不必赘述；而就行宪本身来说，一开始代表的选举就不能完全照宪法所规定的实行，至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打仗时是做不到的，颁布了许多临时条款，什么戒严法、动员戡乱时期总动员法、动员戡乱时期紧急处置条款，这些既与宪法有冲突的地方，何不在未到行宪时机之前不行宪？为什么要背起行宪的名，再做违背宪法的事实？

兵荒马乱遽行大选

黄宇人[2]

拥护蒋校长不做总统的错觉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行宪的首届国民大会开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全会，讨论候选人的提名问题。蒋校长宣称无意做总统，主张「由国民党推举一位党外人士为候选人，并提出三项人选标準：（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间有声望者；（三）爱国家者（大意如此）。」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指的是胡适，还盛传他曾要王世杰徵求胡的同意，胡已首肯。在全会发言的中委，仍主张应推蒋校长为总统候选人。蒋校长颇表不耐，指责大家不了解他的意思，指定由中常委再加审查。当晚，审查会开会，贺衷寒、袁守谦及其他与青年团有关的中常委，都主张接受蒋校长的意见。张道藩、谷正纲及其他与CC有关的常委则拥护蒋校长做总统。道藩且说：「如果赞成总裁不做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要国大代表另选他人？」他似乎认为国大代表除了蒋校长而外，决不会再选第二个人的。国民党的元老们只有戴季陶发言，其余的都守口如瓶。我的本意，原希望蒋校长做总统，而以胡适为行政院长，遵守宪法规定，对立法院负责，以期奠立宪政的初基；但从各种迹象看去，蒋决不愿放弃行政实权。他所谓不做总统，就是準备做行政院长之意。我觉得他既不愿意放弃行政权力，为了不愿见他以总统身份来干预行政权力，破坏宪法体制，所谓不得已而求其次，让他不做总统而做行政院院长也好。因此，我也主张全会应接受蒋校长的意见，推一位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我起立请求发言时，坐在前排的戴季陶也请求发言。主席孙科告以我起立在先，戴四头望我，我请他先发言。他转弯抹角的说了很久，暗示蒋并非不愿做总统。我继起发言时，列举四大理由：

「第一，依照宪法规定，总统只是国家元首，行政院长才是国家的行政首长。我认为此一规定与我们的民族性，最为适合。因为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几乎都是政治领袖不做国家元首而负行政责任，远者，如几乎妇孺皆知的舜相尧，禹相舜，伊尹相汤，周公相成王，无一而非如此。近者，如民国成立以来，也是林主席做超然主席，而由政治领袖负国家行政责任的十年期间最为安定。今天总裁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他不愿出任总统，只準备做行政院长，不但适应宪法的需要，且与我国优良的政治传统相吻合，我们应该赞成。

第二，总裁大半生的历史，显出：凡是他专负一项实责的时期，都有优良的成绩，反之，凡是他一身而兼若干名实不符的职务时期，还可能引起纷乱。例如在广东时，他专做黄埔军校校长，很快的便培养成一批优良的革命干部，组成一支百战百胜的党军，对讨平陈炯明和统一广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北伐军兴，总裁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复兼中央党部主席，党内即起纷争，几乎影响了北伐的军事。后来，总裁辞去中央党部主席，专负军事责任，北伐才迅速完成。再后，总裁被推为国府主席，内战即不断发生，直到九一八事变，总裁辞去国府主席，专任军事委员长，国内的政局才逐渐平定下来。此后，总裁驻节南昌，专负剿匪责任，很快便将共区完全收复。抗战开始，总裁也只是做行政院长，并未兼任国家元首，建立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基础。林主席逝世后，总裁兼国府主席，大家甚至把他当作一种万灵药使用，省政府主席人选有困难，把他推出去兼任，大学发生风潮，也把他推出去做校长，但事实上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如果我们今天还要勉强他做总统，无异是强迫总裁行其所短而弃其所长，实非爱护领袖之道。

第三，民国成立以来，都是军人专政，以致内乱频仍。北伐统一后，北洋军阀政权虽已崩溃，但军人干政的歪风尚未尽去。由于总裁也是军人，最近若干年有的军人同志竟想做他的继承人，从而不务正业，乱干政事；甚至有些自知尚无可能做继承人的军人同志，因为自恃蒙受总裁的恩宠，也公然广纳党羽，自立门户，造成一种畸形发展的现象。现在行宪开始，更有几位军人同志（按：指李宗仁、程潜）準备竞选副总统。长此下去，不但民主宪政的基础无法确立，我们国家的前途，亦甚可忧虑。假如我们能遵从总裁的指示，推选一位本党以外的文人做总统，我相信那几位準备竞选副总统的军人同志必将自觉惭愧而放弃竞选。如此，我们行宪后的总统、副总统均可由文人出任，把民国以来军人干政的局面予以结束，也才符合本党还政于民的初旨。

第四，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充满了争权夺利的现象；似乎自私自利，不顾公益，已成了我们民族的根性。要想矫正这种风气，本非易事；但假如领导人物能在若干举国瞩目的大事上，以身作则，则可收到风行草偃之效。华盛顿是美车的开国元勛，但他做了两任总统之后，即拒绝再连任下去，因而树立了美国总统只以连任一次为限的传统。我认为这是美国自立国后就能步入民主宪政常轨、没有再发生变乱的最大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虽然打破了这个传统，但我总觉得此乃事出非常，不足为训的。本党自总理逝世，总裁继起后，他的功勛彪炳，虽然盖于一时；但亦有人常以小人之心测他，在背后批评他太自私，以致造成党内和国内的种种原可避免的纷争。如今开始行宪，有的人还认为总裁的目的只在于做总统，并无诚意实行民主宪政。现在总裁宣布不愿做总统，足证他一心为国为党，毫无权利观念，不但可使那些平素对他怀疑的人心悦诚服，而且足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良好的表範。其影响于社会人心和政治风尚，比华盛顿拒绝连任三次，可能还要深远。今后任何人如再有争权夺利的情事或自私自利的企图，我相信只要我们把总裁的名字举出来，就可使他自惭形秽，而翻然省悟的。这正是对我们的民族劣性和当前政治上、社会上的坏风气，施以最有特效的一付良药，我们千万不可阻碍。」

我说完以后，戴季陶忽然走到我的坐位傍，向我一揖；并以严肃而忧郁的神情说道：「黄老弟，时局严重得很，我请求你不要开玩笑！」我赶快必恭必敬的站起来回答道：「戴先生，我知道时局很严重；但我刚才所说的话是经过很详细的考虑才说的，我并不敢在这裏开玩笑。同时，我相信总裁说不愿做总统，也是经过很详细的考虑才决定的，并非和我们开玩笑。」一时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阴沉。大家默然一会，张群起立发言，词句含糊，暗示蒋校长并非不愿做总统。贺衷寒主张表决。照当时的情形来说，表决结果，我们赞成蒋校长不做总统的中常委必然仍是少数。但陈布雷忽然起立说：「总裁并非不愿做总统，只以宪法上所规定的总统权力过小，不足适应当前戡乱形势的需要，才有捨总统而改就行政院长之意，现已徵得莫德惠的同意，由他领衔向国民大会提议：在宪法上加一临时条款，规定戡乱时期，总统得行使某些必需的权力。因此，总裁已允出任总统。」他说完后，即从衣袋裏面取出一张纸条，自称，已代审查会拟好一个决议文，大意说：「总裁既坚决表示不愿做总统，中央全会自应遵从，故决定不提总统候选人，留待国民大会代表来决定；但鑒于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仍希望总裁本其救国救民的初旨，出任总统，以慰全国人民喁喁之望。」我听了陈布雷慢条斯理的宣读这个决议文时，很不以为然；向坐在旁边的袁守谦耳语道：「他如果知道总裁有意做总统，就应提议推总裁为总统候选人，不必写这种自相矛盾的官样文章，既说遵从总裁不愿做总统的指示，又说仍希望总裁出任总统。」我说的话被坐在后面的李唯果听见，他问我是否还要发言，我点头示然。他说：「老兄，这个决议文是经总裁看过的，并非布雷先生个人的意见，你如果还要起来骂它是官样文章，岂不将气死布雷先生？」我联想到前次为了批评陈布雷所拟的中全会宣言，曾经引起一场风波，也就有所迟疑。戴季陶又再度发言说：「我刚才所说的意见，也是如此。不过，我不敢像布雷先生那样明显罢了。」他提议即将陈布雷所拟的决议文通过。主席徵询大家的意见，无人出声。最后，贺衷寒以近于气愤的口吻说道：「总裁既然愿意做总统，就不必多问了。」于是主席即宣布「无异议通过」。

第二天，中央临时全会继续开会，也就照这个决议文通过，并无任何辩论。以后蒋校长即由国民大会代表签署提名而为总统候选人，为了向外国表示「民主」，还商请居正先生出来和他「竞选」，时人称为「陪选」。结果，当然是蒋校长当选。据蒋经国透露，蒋校长所以改变初衷，完全是受了戴季陶和果夫先生等人的影响。但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则向我说：「如果不做总统，又何必打那么多年的内战？」这也许是所谓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了。

副总统的争夺战

副总统的候选人问题，由于孙科、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四人都先后表示有意竞选。蒋校长虽然属意孙科，但审时度势，亦无法限制其他三人不要竞选。中全会迁就事实，即决定不提候选人，任由同志自由竞选。我对所谓桂系原无好感。抗战末期，我在重庆和白崇禧见面数次，他主张剿共应实行总体战，深得我心，但仍无往来。抗战后，李宗仁任军委会委员长的北平行营主任，萧一山为秘书长，萧是参政会的老同仁，我每次去北平时，李宗仁都在行营请我晚饭，很可能是他的建议，因为每次都只有他一人作陪。以后，留北平的中委每月举行座谈会一次，李宗仁都来。行营有什么晚会，也请留平的中委参加，我和李宗仁才逐渐熟识。我只觉得他平易近人，不像蒋校长那样自以为神圣；但并不认为他做了副总统后对当时的那种局面能有什么改进。在他宣布竞选副总统之初，程思远去北平回到南京，他在中央党部和我碰面时说，李有一信交他带给我，请我助选，拟于次晨将信送到我的住处（中央党部宿舍），我不愿接那封信，次晨黎明即外出。程思远随后又去桂林，那封信也就没有交到。后来李宗仁来南京竞选，也到过我家，我都避开，也没有回拜。不过，程思远则来我家数次，有时自不免谈到选举的事，但也只是泛谈而已。

副总统竞选开始后数日，我去梁寒操家，又谈到此事。我说：「李宗仁可能当选。」他全声否定道：「讲人望，孙先生比李宗仁好；讲小组织，总裁的比李宗仁的强；讲威信，总裁的权威比李宗仁大好多倍；讲利诱，总裁有全国的财富，可以给人高官厚禄，李宗仁只有广西和安徽两省，只能给人小官小钱。孙先生得到总裁的全力支持，李宗仁怎能和他竞争？」我对谁当选副总统，原无兴趣，没有和他多谈。

孙科在抗战后期，曾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官僚资本主义，除了不时发表演说而外，还发行一份期刊，名《民主世界》。当时，许多不满现状、渴望改革的同志都对他满怀期望，尤以青年团的同志最为热烈。他每次到团部演讲，都是掌声如雷，历久才停。倘若他能继续保持这种态度，他竞选副总统，必能易如反掌。只惜为时不久，尤其是胜利复员后，他升任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政府副主席，蒋校长又拨鉅款为他在陵园建造一座号称东南亚第一的华美住宅，他即似乎志得意满，不再出声，竟将他过去数年的主张，忘得一乾二净，大家对他，也就大失所望。虽然如此，假设蒋校长在决定以孙科为副总统后，召集党内各方面的同志，至少是青年团和CC的干部，举行一次恳谈，要大家合力助孙，并允作少许改革，也许仍可挽回。但他却将此事完全委之于立夫先生。立夫先生似乎也以为可以独建奇功而邀专宠，竟在蒋校长之前，完全承担下来。在此之下，选孙即等于帮助立夫先生，此时青年团的许多同志，正感到党团合併后，深受CC的压迫，满腔忿气，无处可诉，也就转而助李。换言之，他们之所以助李，并非对李有何信仰，也非对蒋校长不忠诚，而乃是藉此来破坏立夫先生在蒋校长前的信用。另有一些很天真的代表则认为投李可以促进蒋校长的醒悟，及早实行改革。他们说是让蒋校长「带箭立功」。有一次，中央团部约集与青年团有关的代表茶会时，有一个代表就公开如此说。贺衷寒虽力指其谬，但亦无可如何。其他方面，也复如是。例如北平警官学校的校长原是军统的重要干部，但后来也变成了李宗仁的拥护者，据说乃因在内部受了排挤，向蒋校长投诉亦置之不理，故忿而投李。总之，李宗仁就是得助于蒋校长属下的这些矛盾因素，并不是他的人望较好或用钱较多。

我当时对副总统的选举，觉得不值得介入，乃置身事外。孙科宴请贵州国大代表时，有一从未谋面、至今尚不知其姓名的代表说：「我们贵州的国大代表都很信仰黄宇人先生；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无不遵办。」孙科信以为真，立即要立法委员陈逸凡来请我为他助选。我推说：「贵州的国大代表只有一个和我有点关係，但尚未来到；其他的人，CC都说是属他们的。我不敢误孙先生的大事，最好还是去找陈立夫。」次日，程思远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消息，也来找我，我亦以同样的话拒之。选举竞争最激烈时，李宗仁突然宣布退出竞选，称说有人妨碍选举自由。程潜、于右任继之。孙科不愿独自一人竞选，亦宣布退出。我以为蒋校长必将接受他们的退出，另提一位他们三方面都可接受者如居正、吴忠信等人为副总统候选人。哪知道他仍劝促他们三人继续竞选，据说是立夫先生向他保证必能将孙科选出。直到最后三四日，蒋校长发现立失先生的保证不可全信，才临时吩咐贺衷寒，袁守谦为程潜助选；并说，他此时已了解孙科不是李宗仁的对手，要程潜才能战胜李。还拨一笔鉅款交贺袁使用。贺袁与程原无政治关係，只以同为湘人，蒋校长既有此意，也就乐于为之。但隔了两天，蒋校长又把他们两人叫去，要他们把为程潜争得的选票，拨归孙科。他们虽然当面唯唯，贺衷寒背后却愤慨蒋校长不把他们当人。

李宗仁当选之日，我正要去中央党部。一时兴起，取道从前在中组部工作时的旧路，由鼓楼南循富厚冈漫步而去，经过一间外表陈旧的住宅，大门是开着的，有很多人站在院内。程思远看我在门前走过，立即将我唤住。他说：「德邻先生当选了，请进来坐坐。」李宗仁看我，也出来招呼。过去，我只知李宗仁住在城南大方巷白崇禧家，不知他在城北尚有住宅。在此情形之下，我不便过门不入，只得进去。谈不上三句话，立夫先生即来向他道贺，有新闻记者请他们两人拍照，我便走开。不料中统竟向蒋校长诬报我为李宗仁助选；并说李当选后，我第一个去道贺。我当然不会怀疑中统如此对我，乃是奉立夫先生之命行事；但立夫先生决不会不知道的。他知而不予制止，其为有意纵容，已极显然。张道藩和谷正纲在审查贵州的立委和国大代表提名时，不顾「大团结」时的协议，存心偏坦贵州的CC，处处与我为敌，已经令我忍无可忍；此时再加上中统向蒋校长对我作出这种很恶毒的歪曲报导，我也就逐渐走向反对立夫先生的道路而不能自已了。

我不再出席中央常会

我接受蒋校长的钦定而担任中常委，原有到国民党最高神经中枢看看之意。那知不看犹可，一看之下，不禁使我由失望进入绝望。此时的中常委已经不是总章所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傀儡组织。蒋校长有所需要时，来此训话一番，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不需要时，则置之不理。国家大事，自然是没有机会与闻，党务小事，也多由各部处会秉承或揣摩蒋校长的意旨行事，至多在此作形式上的通过或报告而已。那些曾经随中山先生缔造民国的元老们，大多採取不癡不聋不作阿姑阿翁的态度。戴季陶在蒋校长前，更是履进履退，戒慎恐惧，鞠躬如也。我认为他存心作状，肉麻当有趣；道藩则说戴对蒋校长出自内心的诚敬。

南京不战而弃

何应钦就任后，政府的和谈代表即飞往北平，与共方代表开始谈判。在此稍前，我曾向李宗仁建议，在中央党部设立一个和谈指导委员会，除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外，并应包括孙科、张群、吴铁城三人，举凡有关和谈的问题，均先提交该会研讨和决定，然后付诸实施，以期协调党内各方面的意见，而收到团结抗共的实效。我作此建议的主要目的，乃想藉此机构来沟通蒋李的关係，以免他们鹬蚌相争。李欣然接纳，并加入与阎锡山有关的徐世昌。张治中于动身赴平之前一日，还亲到溪口向蒋校长请示机宜，我也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以为他当可获得蒋校长的若干谅解。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全属幻想。和谈代表到北平后，经过很草率的谈判，共方即以送哀的美敦书的姿态，提出所谓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其内容无异要政府作无条件的投降，政府自然不能接受，但和谈代表竟认为可以接受。黄绍竑回南京请示时，还填了一首词，起首两句是：「北国正花开，已是南国花落时」，十足显出他此时虽然身为政府的代表，但其灵魂已经完全倒向共产党那一方面去了。后来，和谈破裂，全部和谈代表都在北平集体降敌。与李宗仁、白崇禧关係最深的黄绍竑和刘斐还替中共到香港活动，实为中外政治史上罕见的丑行。

何应钦向立法院报告政府已决定拒绝共方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并宣布即日迁往广州，继续与中共作战。全体立委均热烈鼓掌表示支持，许多人嚷着不必再询问。我主张仍应询问；因为我还想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在院会上重申必须坚守长江的主张，藉以加重政府当局的责任。但大家此时已无心继续开会，未被接受。立法院秘书处随即宣布自即日起，在三天内将在京委员分别送往广州，请大家即往秘书处登记，并将国民身份证交去，以备购票之用，或乘江轮，或坐火车，或搭飞机，均可自择。许多委员竞先登记，指定要在即日，或次日内离京。我不欲争先，乃登记愿在最后一日离京。当晚，我往访何应钦，探询守江的情形，他说荻港方面已有一部共军渡过长江。我问人数多少？他说约七百人。并透露：蒋校长密令汤恩伯将所部调往上海，使南京成为空城，好让共产党过江来打垮李宗仁，因而无兵可调，无法守江。我说：「难道你对付这七百人的力量都没有了吗？」他表示已有命令下去，希望能调集尚可勉强调动的部队，予以歼灭。我辞出何公馆时已深夜二时，江北的炮声愈来愈近。至此我虽然对坚守长江，不再存希望；但仍未想到南京竟会在一瞬之间，即告陷落。

以后据说，蒋校长当时的政略和战略是：「利用共军来消灭桂系，同时将大陆上的那种经济崩溃的重担抛给中共。他则以台湾为基地，固守上海及其他两个沿海据点，再以胡宗南部退踞西康，等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降临，重温接收的旧梦。」他以为这是一个万全之策。因此，共军进犯上海时，他还亲临指挥防守战，可惜仍是失败。在桂系方面，他们逼迫蒋校长下野谈和，也只是幻想蒋下台后，他们可与中共划江而治，白崇禧虽然在汉口说了一句名言——备战言和，显然亦未作扼守长江的準备；至于和谈失败后如何继续与中共作战，更不必多说了。

财经失控民怨沸腾

雷啸岑[3]

内戚干政与民争利[4]

国府宣告还都，各省入川避地的难民，亦纷纷相继出峡了。我因上年向中央银行购储黄金之故，弄得倾家蕩产，四壁萧然，连复员的路费亦没有，只好暂时困居渝市，全家寄食于亲戚处，实为平生最狼狈的生活情况。缘中央银行于一九四四年春间，订价公开徵求人民以法币预购黄金，约定三个月为期兑现。第一期如限交货，信用昭着，购户皆获得大利，我乃悉索敝赋，将持有的现款，并将家眷首饰等变卖外，另向重庆和成银行与大同银行，各借法币伍拾万元，一概购储第二期黄金三百两。估计三个月后取得现货，由于币值逐月低降不已，所得的代价，比本钱可增加倍数以上。讵料第二期预购的黄金，从民国卅四年九月，延至卅五年九月才运到，购价的息金已不赀，而财政部以人民预购的黄金历一年时间方兑现，盈利甚鉅，悍然与民争利，规定剋扣二成归公——唯购储二两黄金以下的免扣——殊不知战时银行贷款的息金，因币值不稳定的关係，每隔三个月即增加成对本了，一年的複利计算起来，前述我向银行贷款一百万元，本利合计，即在两百万元以上，而所领黄金又被扣发二成。于是，全部售价所得，仅够还清银行贷款，我乃陷于一贫如洗的境地了！

大局恶化的原因

一曰财经的失策，据吾友周佛海于民国三十七年春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长室和我晤谈中，提到当时京沪物价腾踊问题时，慨然道：「日本宣告投降之始，重庆方面即派杜月笙、钱新之、戴笠等先到上海，跟我商洽法币与伪储备券兑换率，应如何规定一事。我把自己掌管的中央储备银行历年发行的钞票总数额，与其所持有的黄金、白银、美钞等準备金核计后，认为若以法币一元兑换伪币五十元，则物价尚不致有重大的波动；倘能降为法币一元对伪币廿五元的比率，即可保证物价安定如常，绝无顾虑。讵重庆财政部乃明令规定为一元对二百元的兑换率，而京沪物价即扇起了涨风，逐月上升」等情，自属事实。迨国府还都后，凡公营事业如铁路、邮电等项，即带头加价，更助成物价狂涨的趋势，有如脱缰之马，没法控制，人民生计窘迫，生活维艰。加以各沦陷区的接收人员又肆行贪污搜劫，共产党从而乘机蛊惑，唯恐天下不乱，而国家的财政金融乃陷于混乱凋敝之境界，每况愈下了。

周佛海係留学日本西京帝大经济系毕业的，他对财经事宜的论断，决非外行话。至于财政部的规定，据说是根据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在武汉调查金融的报告而然的。以偏概全，只凭政治观点来处理财经问题，一着失错，全局皆非矣！既而又有一种助长经济崩溃的「军需资本」恶作剧产生，不啻火上加油。当时凡在南北战场戡乱，或作预备队的国军，每一集团军或独立师，皆在南京设有办事处。中央于每月一日即发放各部队的军饷，从不愆期。各个办事处的经理人员，领得饷金后，即赴上海市场从事投机倒把的勾当，经过一个月已盈利倍蓰，然后将上月的饷项发给士兵和下级官佐，币值已降低许多了。下走有弟，在当时驻扎南京对岸明光镇的陆军某师作少校参谋，他每月必来向我索零用钱，诘以故，据言隔一个月才领到薪饷，只可购买白锡包香烟（英国产品）两条，即廿包而已！

因财经失策而引起物价飞腾，永无止境，最后在京沪一带，且发生抢购风潮。政府虽发行金或银圆券，不到三个月即成了废纸，癥结就是政府的财经政策与经济发展规律脱节背驰，不相适应，以致民怨沸腾，军心涣散，直至大陆变色乃巳。

二曰军事的失策，据国府军法执行总何雪竹（成濬）将军告诉我，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播后，伪满洲国的陆军大臣臧式毅，因与何雪公係日本士官同期同学的关係，即致电重庆何总监，说伪满洲国有四十万名日式装备、久经训练的部队，听候国府命令调遣指挥；另有汪伪政权的绥靖总司令杜锡钧，以鄂籍同乡旧识之谊，亦致电何总监，调布署在平汉路沿线的廿万伪军，静候国府命令行事。何公以兹事体大，即商得中枢各军事首长同意，召集会议研讨应付方法。

会议时由原参谋总长新任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主席，大家传观上述电报后，认为政府因运输工具缺乏，一时不容易派遣大军赴关外暨华北接收，不妨应允臧、杜的要求，暂准带罪图功，饬其维持地方治安，制止共匪扰乱，俟国府复员还都后，再作安排，乃一致决议呈报最高统帅核示处理。时军政部长陈诚，到会较迟，主席将议案内容暨决议向其说明后，陈部长声明军政部没有这笔军费预算，大家若要收编伪军，军政部未便同意，词毕即退席了。最后大家公推主席与何雪公二位，即夕晋谒蒋委员长报告一切，迨二何趋叩蒋公请示时，奉谕应与军政部长洽商，此案遂搁置了。

又据国府外事局长何浩若对我说：当日本投降时，中国战区参谋长兼远东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曾建议我最高当局，以苏俄大军已进入我东北地区，将来我政府接收关外各省之际，必多周折困难，不妨先由美军前往接收，俟俄军退出，地方秩序恢复后，即将统治权全部交还中国，比较稳妥。我最高当局旋召集中央党政高级干部会议，讨论魏氏建议案。乃有某要人痛哭陈词，谓吾国八年抗战，损失浩大，为的就是东北问题，于今抗战胜利了，却不能直接收复失土，其将何颜何辞以对东北同胞呢？其说激昂慷慨，大义凛然，别人皆不便表示异议。即决定派外事局长何浩若，亲向魏德迈将军婉述我方不能不直接接收东北各省的苦衷云。

何浩若对我描述当时经过情形，谓魏德迈听罢他的说词，即默然起立，在客厅中绕室徬徨数分钟，然后坐下对何局长言道：「哦，我明白了，贵方不同意我的建议，完全是为着面子问题。可是，国家大事，决非凭面子关係能够解决的！请阁下将鄙意转达贵国当局可也」。

政府既拒绝收编关外和华北的伪军，于是，他们为着生存，各自寻找出路。中共正苦兵力薄弱，无法大举叛乱，乃由张学诗，吕正操等，藉东北人的关係，潜入瀋阳，尽量吸收伪满部队，组成「民主联军」以与国军抗衡，另由苏俄进入东北的统帅，将其卤获的日本关东军军械，交给民主联军充实战斗力。这些被共党收容的东北伪军，训练有素，能征惯战，因而国军在东北的精锐之师，逐渐溃败，驯致全军尽墨。最后由共酋林彪，把东北民主联军改为「第四野战军」，入关会同华北的共军，南下攻击，一直打到广州，所向无敌。至于华北地区的伪军，一时没有出路，亦被共党陆续收编，由共酋聂荣臻、萧克等率领，到处截击北上接防的国军，如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所率的一军人，即在半途被共军袭击败绩，军长马法五亦被俘了。

再由于我政府拒绝美军司令魏德迈建议，不让美军先行接收东北之故，苏俄对我方派赴东北接收的人员，处处留难，事事捣乱，始终未曾完成收复领土的任务，而东北乃被共党窃据了。假如我政府当局不以虚矫心情来处理伪军和东北接收问题，则毛共根本没法在关外立足，在华北亦无从到处窜扰而攻城略地。盖当日本宣告投降之初，毛共所拥有的兵力，统共不到百万人，倘无不须训练便可以执戈作战的大量伪军投共，即绝对无力与庞大的国军对抗，殆可断言。

讵料正值戡乱战事紧急之际，中枢军部竟又大举裁汰正规军，且将许多在八年抗战中流过血汗的非嫡系部队，概予裁遣，如孙连仲将军回忆录所说：「我手下的第卅一师（师长乜子彬），抗战其间最有功劳，能征惯战，从没有打过败仗。胜利以后，卅一师奉命撤消，全体官兵听到消息都哭了！」类此情形的，不一而足。

这般久历戎行的各级军官，既无别谋衣食的技能，亦没有从事生产的途径。一旦失业，蹙蹙靡骋，乃聚集金陵，群趋紫金山麓的中山陵前，演出「哭陵」悲剧，震惊遐迩，共产党乘机酿乱，即散发煽惑传单云：「不要吵，不要闹，老蒋不要，老毛要；白军是上尉，红军升少校，武汉先登记，延安来报到」。一时风声鹤唳，震撼社会观听，军部唯恐激起变故，又在各大都市设立「军官总队」，以收留这般被裁遣的中下级军官，但国军各部队中，凡非嫡系的官佐，皆离心离德，无心戡乱了。似此轻率而毫无準备的裁军计划，适与民国十八年的编遣会议覆辙，后先辉映，误尽天下苍生，何其不思之甚也！

三曰政治的失策，政治的失策，大别为三项：一是沦陷区接收事宜，事前毫无规划，临事杂乱无章，任由各机关随便派人赴各大都市胡行妄为，凡属稍有资财的敌伪机构，甲接收大员予以查监掌管后，乙接收大员又加以否认，重行霸佔，形同劫掠，此种怪象，到处皆然。

如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是负责接收华北沦陷区域的，他在其回忆录中叙述道：「凡是南京中央政府所有的部会，平津都有办事处。他们拿着十一战区长官部的封条，各处『接收』，我根本不知道。经济部办事处接收铁工厂，停止开工，使锅炉裏的熔铁凝固在那裏。还有一些人把东西往家裏接收，这些用的都是我长官部的封条，别人认为是长官部所干，实则长官部根本就不知道，一切都乱了。」

华北如此，其他各大小都市中的接收情形，并无异样，而以沪汉两地的「劫收」把戏，尤属叹观止矣！民间怨声载道，政府充耳不闻。接收人员化公为私的非法行为，肆无忌惮。如汪政权的大员陈群所设「泽存图书馆」，穻釦漯岩j籍若干部，经某部派员接收后，乃有两部宋版书变成坊间的通俗本了。到一九五四年章行严（士钊）在香港时，犹对下走愤然谈及此事，痛骂某接收人员不置也。

二是惩治汉奸之漫无标準，有所谓政治汉奸、经济汉奸、文化汉奸等名目，株连瓜蔓，小大由之，如汪精卫的一个厨师在南京开设餐馆营生，亦以汉奸罪名被捕清算，其他可知也。惩治汉奸之目的，是在申张国家纪纲，垂训全体民众，应本擒贼擒王的策略，严究其渠魁以昭炯戒足矣。

法国抗战政府于国土重光后，对于通敌的「维琪政权」诸人员，仅将贝当元帅逮捕处刑，其余一概不问，允属明智措施，深得为政之道。当我政府轰轰烈烈惩治大小汉奸之际，有人在报上撰文表示异议，认为似此大规模的究处结果，估计全体被拿问的汉奸人物为十万名，每名平均有亲属五人，即有五十万人对政府怀抱怨恨心情；这五十万人之中，每人只要有两个亲戚朋友是志同道合的，便为一百万名，三项合计起来，社会上即潜伏着一百五十万名以上，对政府抱有反感的群众，时时唯恐天下不乱，加之以共产党乘机煽惑鼓动，社会秩序即很难安静，贻患堪虞。这项意见是不错的，但当国者置之度外。

三是用人行政一团糟，就中央来说，最重要亦最繁剧的行政院长职位，初教只知聚敛与浪费，而不识政理政术为何物的准洋人宋子文，妄窃非份，治丝益棼；继又让毫无行政经验，且缺乏政治知识的地质学者翁文灏，滥竽充数，贻误苍生。就地方来说，若干膺受战祸最深鉅的省主席人选，尽由初试啼声的凡庸之辈，而且多係昧于治术的愚鲁军人充任，如湖南的王东原，湖北的张笃伦，江苏的王懋功，山东的王耀武，广东的罗卓英，江西的胡家凤（只有他是文人，其女后来嫁给钱穆），都不是封疆大吏的材料，更不足以胜任八年抗战后百废待举、求治孔殷的艰鉅使命。尤以地位冲要的山东，因王耀武领导无方，措置失当，军民两政，一无是处，迨共匪进薄济南，迅告崩溃，影响大局最甚。战后人民望治心切，而位列专阃的省主席，毫无建树，拥号自娱，乃造成民生不易，祸至无日的局面，终致河山变色，非偶然也。

构成上述三大失策的原因，是胜利来得太快，当国者在战时腐心致力于抗战御侮的军事问题，对战后如何收拾局面，如何创进国计民生事业，未暇计及——在重庆设置着一个「中央设计研究局」，由熊式辉主持其事，聘任若干学者专家，分别设计研究，结果只是搞出了一套徒乱人意，无裨国家的分划关外东三省为九省的方案，亦未经过参政会讨论，更未徵询东北人士的意见，即贸然付诸实施。职是之故，当国者突闻日本投降消息，喜之不胜，把广土众民的战后建设问题，轻率处理，漫不经心。譬如东北行营主任职位，最高当局起初密许张治中充任，张氏正向各方物色辅佐人员中，临时又另派熊式辉前往。张氏后来巴结美国特使马歇尔，献媚共酋毛泽东而一意主张和谈，内心裏即对东北行营主任位置之临时变卦，不无芥蒂，因而想藉外力以营谋中枢高位——行政院长一职以报怨也。

杜聿明孙立人失和始末

陈嘉骥

战农安将帅失和

笔者于民国卅六年在瀋阳，曾撰一篇〈一年大变话东北〉通讯稿，说明杜聿明与孙立人失和，便是这个大变的开始。当时瀋阳已在包围之中，中央社瀋阳分社的伙食由大米改为高粱米；笔者当时吃过了此生第一次高梁米饭后，想到一年前国军盛况，而此时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地，不禁悲从中来，噙着眼泪一口气写下这篇稿子，这篇通讯稿?用电报拍到南京总社，当晚得到总社回电云：「所见极是，所论极痛，大稿已发参讯（按：中央社编印供党政大员阅读的参考消息）藉供当局注意矣」。

杜聿明

现在笔者先把肇使杜聿明与孙立人冲突表面化的共匪第四次攻势简叙一下。共匪第四次攻势，係于卅六年二月初开始，这时郑洞国指挥下，以临江为目标的东边道扫蕩战全盘失败，前后损失约在三万人左右，匪我之间实力已失去平衡。林彪乘机率众十万人左右，号称廿万人，履松花江坚冰，分三路向吉长地区大举进攻；左翼截断吉林长春间铁路，并佔领铁路重镇九台；正面将松花江畔、国军在中长铁路重要基地德惠包围；另一股则扑向长春西北的战略要地，岳武穆念念不忘的黄龙城──农安。国军之反攻则分两路；一路以孙立人所率新一军为主力，配合保安第三区部队，沿中长路北上去解德惠之围；另一路係由杜聿明率陈明仁的七十一军为主力，由农安反攻侧击德惠。

孙立人

德惠解围后，两路国军继续向北扫蕩，企图恢复战前态势；新一军佔秀水甸子、五棵树、五家站，直抵松花江畔；七十一军越靠山屯，亦攻至五家站，与新一军会师。当七十一军接替五家站防务之际，林彪秘密纠集匪军约十万之众，突然向国军阵地猛扑，七十一军因寡不敌众，且战且退，回守农安，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在回师中蒙受严重之损失。

匪军因侦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在农安指挥作战，遂有一大股匪军突窜至杜聿明指挥所附近，不分昼夜轮番猛攻，杜聿明卫队虽拼死作战，坚决不退，但亦渐感不支，在此紧要关头，伏龙泉国军突围至农安加入战斗，局面赖以缓和。杜聿明因久等长春援军不至，至为气愤，乃飞调戍守辽西锦州一带之九十三军北上增援；并促东北电力总局局长郭克悌飞赴小丰满水力发电厂，连夜督促工人，扎成一大金属桩，沉于松花江江底，通以电流，去溶解松花江坚冰。小丰满十二万五千瓩之电力，到了江底，每秒钟内可煮沸江水百吨，这一股热流遂将乌拉街以下，共匪越江攻吉林要点之松花江结冰全部溶解，使吉林国军勿需再防对岸共军履冰而过，乃大胆攻取九台，并穿越中长铁路攻向农安匪军后路（小丰满原有发电机八台，共有五十六万瓩发电能力，俄军拆去六台，剩下两台有十四万瓩能力，实际发电量为十二万五千瓩，自小丰满电厂完成后，小丰满至乌拉街一段松花江，即不再结冰，此次用电力溶解者，为乌拉街以下之松花江，此段松花江为共匪军窜扰吉林必经之路）。农安匪军在吉林国军与锦州北上之九十三军夹击下，林彪乃下令匪军四窜，农安之围始告解除，农安城亦于三月五日收复。由于农安一战，使杜聿明与孙立人蓄藏已久之怨恨形成表面化，东北国军遂由巅峰轻轻滑落，江河日下矣。

共匪在东北共发动了六次攻势，一次比一次的激烈；在第三次攻势时，匪军即脱离游击骚扰性质，形成攻城略地的野战部队；第四次攻势时，已使国军疲于应付，看出双方力量消长的徵兆；第五次攻势时，国军失地在千里以上；迨第六次攻势之后，匪军的攻势就不再分「次」，而是一直持续连环性攻势。国军在东北控制的收复区，在共匪第六次攻势之后，几乎没有经过「线」的阶段，便很迅速的由「面」成「点」，从此即使是山海关至瀋阳的北宁铁路一线交通亦无法维持，遑论由瀋阳至长春与吉林了。

争取长春警备司令是前因

杜聿明与孙立人发生争执，可远溯至卅五年国军出关初期，兹分述于后。

一、新一军係于卅五年四月间，国军已收复锦州、营口、瀋阳等大都市之后，始登陆至铁岭前线，参加国军对四平街的攻击战。四平街之战，持续多日迄无显着进步，迨国军在貂皮屯俘获林匪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因此匪军在东北实力与部署秘密遂为国军所尽悉。杜聿明当新六军自本溪迂迴至四平前线后，立即下令前线部队实施总攻击，造成戡乱史上有名的「吉长大捷」，一举收复长春、吉林等七十多个城镇。杜聿明立即宣布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为长春警备司令，因此招致孙立人的愤慨与不满。

盖在当年，东北国军有一不成文规定，新收复之大城市警备司令，多半是由出力最大及首先入城之部队长担任；如赵公武任瀋阳警备司令、陈明仁任四平地区绥靖司令等；其后赵公武指挥五十二军攻取本溪、安东时，瀋阳警备司令仍由其遥领，而由其副司令彭璧生代拆代行。

孙立人认为，新一军虽然出关较晚，然抵达东北后，即投入四平街攻防战中，使铁岭国军阵地危而复安。共匪在四平崩溃后，新一军尾随共匪之后，一路上追奔逐北首先进入长春，长春警备司令一职，无论如何也不应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担任。

杜聿明则不作如是看法，他认为林彪匪众在四平坚拒国军前进，已使国军师老无功。四平街局势之开朗，实应归功于新六军与五十二军攻克本溪后，新六军未遑休息，便立刻自本溪，仿当年日俄战役时，日军自本溪迂迴四平战术，促使匪军崩溃。并且，在长吉大捷一役上，新六军一路穷追猛打，使匪军无法立脚，才能够顺利接收长春；据长官部所接报告，首先进入长春的是新六军部队。

杜聿明与孙立人谁为长春警备司令问题，争执的结果，最后还是杜聿明让步，改派孙立人为长春警备司令，从此两人嫌怨已深，肇致了日后的公开决裂。

二、孙立人认为杜聿明偏爱五十二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东北国军中最受歧视的是新一军；五十二军廿五师为杜聿明出身之处固不必谈，新六军、七十二军与杜聿明亦渊源甚深。孙立人并认为他是国军将领中，惟一非黄埔军校系统军人，渠之受歧视决非偶然。

杜聿明则认为孙立人，自恃为美国军事学校毕业，自视甚高，其心目中除了美国人以外并无长官存在，长官部的命令他根本就不重视。

三、在迎击共匪第四次攻势中，杜聿明着眼全局，认为应趁共匪倾巢而出的机会，以新一军犀利的火力，捕捉共匪主力予以歼灭性打击。盖当时共匪在战场上兵力虽佔优势，其装备训练，究非曾经远征缅甸纯机械化的新一军对手。杜聿明对孙立人不认真执行命令甚为恼火，并认为倘去年孙立人不对长春警备司令志在必得，则今日在冰天雪地中作战者必为新六军，有新六军听其指挥，局势当不致如此艰苦，歼灭共匪主力目的当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