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怎样失去大陆(郑义)_三、变生肘腋引狼入室（1 / 2）_蒋介石怎样失去大陆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李宗仁白崇禧秘密私通中共内幕

郑义

六十年代李宗仁口述，投共后由唐德刚整理出版的逾五十万言《李宗仁回忆录》一再强调「蒋介石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共军之所以能席捲江南奄有全国，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显然是鬼话连篇、无耻之尤。他生前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廿八年中共的机要部门为了「创收」，竟把「大内档案」辑印成书，把他见不得人的卑劣勾当与鬼蜮伎俩全部抖了出来。

据中共政协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大事记》披露，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容转告中共驻沪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的吴克坚，说明他已派人去武汉，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湖南省主席程潜一同反蒋。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以放心配合共军进攻南京。蒋公下野后六天，李白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併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裏应外合，推动全国和平。四月三日周恩来单独接见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要他转告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直至四月廿二日，共军已渡江突破江阴要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还向信使章士钊说，共军渡江能协助李代总统使得排除反动派、贯彻其已默认之和平主张，极望李不为「反动派」所胁走，仍坐镇南京，当机立断，电知和谈代表团在北平签字。

李宗仁

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七日，李宗仁就已致函毛泽东，承认「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最后四月廿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未签字，是迫于全体与会者均不同意，此后他强烈要求蒋公运回已贮存台湾的央行黄金，是为了以此作为投降的资本。这样的统帅，当然不能服众，桂系军队瓦解后，李宗仁出走美国，不敢回台湾继续当他的总统，也是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十六年后投共本是蓄谋已久的必然结果。

一般人了解白崇禧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四日在徐蚌战役失利后通电（亥敬电）逼宫，导致蒋介石下野。保卫大上海的官兵耿耿于怀的是，白以华中剿匪总司令拥兵六十万坐镇武汉，非但不出兵援沪解围，而且在汉口截留了由重庆运往长江下游守军的大批弹药，致使下游国军有枪无弹、有炮无弹，还打什么仗？所以蒋公引退实为万不得已之举。据中共政协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推出的五卷本八百一十万言《中华民国大事记》披露，白崇禧通电后十九天派黄绍竑从武汉乘专机秘密飞香港，将他致李济深信函托民革驻港负责人黄琪翔转予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转达毛泽东，谓白「反蒋早具决心」，请中共中央转知中共华中局与白达成军事谅解，并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黄对潘说「白已决心和平，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无成功的可能」。蒋公下野后一週，白派代表李书城往郑州见共方中原野战军负责人，基本同意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只是感到宣布战犯太多，他本人不应包括在内。他仍愿意联合共军对蒋系作战，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编他的军队，并能让他参加联合政府。三月卅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刘邓并告陈毅：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决定要白让出花园口以北地区⋯⋯如守军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四月十日白崇禧电共方称安庆桂军撤退暂有困难，请中共暂留该地勿攻，以待和平解决云云。是日中共中央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彼此暂维现状」。从后来白崇禧不战而退的记录来看，他基本上是按中共指示丧师失地的。

【附录】主张和谈是为了争取时间赢得民心

白崇禧<sup>[1]</sup>

问：民三十七、八年健公在华中时对和战看法如何？健公反共的决心是无可怀疑的，但有的人对健公的两份电报有些误解，请健公谈谈好吗？

答：我是坚决反共的，而且準备打下去，但我们实力损失，士气受挫，致命伤是钱，军心民心变了，败徵暴露，因此我打电报给总统。在我看来，「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由于士气」，士气民心丧失后要在军事上取胜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主张争取喘息整补的机会，请美国联络英国、苏联出来调停，若美国肯出来，他们拥有原子弹，苏联不能不有所顾虑，用苏联来压中共，不许他们过长江，否则便是妨害太平洋的安全，我们争取这种机会来整补。这是我第一封电报的要旨。一个星期后没有覆电，形势一天天紧迫，而美国态度如何未能指示，便再打第二封了。总统派张群来对我说：「不行，美国白皮书弄好了，你意见是好的。」我当时说：「中共的气势绝非和平代表所能阻止的，美国领导国际力量可能阻止，美国只要不从青岛撤退，派一个空军大队在南京，出来主持和谈，或可有效。」

白崇禧

问：当时张轸、程潜亦有电报到中央，健公事先知道吗？

答：他们不会听我指挥的，他们直接打电报给中央，并未先给我看。

问：有人认为徐蚌会战时健公协助不力，这大概是不明真相的人说的，健公对此愿意说明吗？

答：有人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中告我按兵不动，此人是宋希濂的师爷但衡今，我们在常德开过一次会，当地盐务总局长说，但衡今在常德七搞八捣，很坏。但衡今是湖北人，曾是蒲圻选出的省议员，被罢免过的，后来不知为何当了国大代表。他提出时，主席陈辞修代为答覆，我不满意，保留到下午答覆。下午我把当时情况说明，许多委员都鼓掌了，陈辞修劝我：「不要同他辩论，我们是什么身份，何必与他计较。」但此事非要搞明白。第二次国民大会开会时，但又提出来，我又公开答覆，我托他的同乡胡宗铎（土地银行常务监察）对他说要请他客，我说：「谢谢他提出，全靠他提出这案来，我可以答覆，否则一个败军之将如何说，慢慢的大家就会明白事实真象，要请他客。」我真的想请他。

问：但衡今为什么要提这案？是否有其他内幕？

答：但在国民大会提这一次，有人说是何成濬策动的，很可能，有四十几个湖北人签署。浙江刘膺古认识很清楚，他对但说：「你们再乱闹，我们黄埔在会场给你们难看。」这件事下次再谈。

问：总统下野后和谈未成，共匪渡江后，华中的情形将来亦请健公补充说明。

答：和谈未成，共匪渡江，他们从安庆、九江向南昌直逼长沙，武汉在前突出，奉命撤退，事实上武汉突出，前头无法守，撤退到长沙，守汩罗江。我们从武汉撤退时有两个案，一是守广东，一是守广西，后来看到在广东前面有胡琏，而海南岛有刘安祺，他们往汕头方面到台湾，我看情形到广东会孤立，广西属自己指挥，还有贵州、云南可合作，背有安南，没有敌对力量，很安全，到广东目的不是打了，是到台湾，这时银子撤到台湾，我先头部队已到博白，国防部十二天未下令给华中，情形很乱。关于财经方面在武汉时，俞鸿钧把华中的三百万大洋要撤走，秘书长袁守谦告诉我：「市面上买东西买不到。」要我在前方打，没有军饷如何打，我打电话给徐堪说：「你撤了钱，商人罢市责任谁负？」他说：「好！好！我奉命。」我又打电话给行政院长何应钦、副院长吴铁城，并打电话给程潜，要他在汩罗江阻止，再将大洋解回武汉。

问：健公常讲大陆丢了，健公等负方面重责者有责任，当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方面大员，但有人认为大陆之败，非战之过，军事失败不过是原因之一，此外像经济、政治、教育等的因素也很重要，甚至因此而影响了军事之败，互为因果，健公对这种说法认为如何？

答；我不以为然，最重要还是军事，军事逆转，经济亦逆转，大陆才崩溃下来。三十五年，关外有五个美械军，四平街一战把林彪打垮了，旋克长春，如果我们一直打，打到哈尔滨、满洲里、佳木斯，把他们打完了，把东北民众组织起来，把一等的军队调回关内打聂荣臻，这是完全不同的剿匪战事，战事好转，其他一切也不至于崩坏下去，可能就获得了胜利。

对但衡今等弹劾的答覆

大陆撤退后，政府在台湾设立设计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陈诚任主任委员，所有国大代表为委员。有一次设计委员会开会，上午散会前半小时，但衡今忽然提出对我的弹劾案，开头案由是「为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兴复」，指责我三点：其一、是军费方面，中行黄金七万多两由我吞没了；其二、是汉口中央银行库存三百七十多万两白银由我吞没了；其三、是武汉军事责任部份，说我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但衡今在匆忙中提出此案后，主席陈辞修说：「华中的事，但委员所提的不是事实，有出入，你们要知道真相来问我。」好像是掩护我，助我对付但，说说公道话。我说：「他已公开提案了，我要公开答覆，我要保留到下午发表答覆。」散会后陈辞修对我说：「但这个人莫名其妙，何必拿我们的地位与他们争呢？」我说：「委员的地位是相同的，他可提出，我亦应答覆。」下午开会时，我每人发一份我的答覆书，我讲：「但委员所提的恐怕有许多军事上的机密，或许但委员未全知，不清楚，我有书面说明，我不是辩，用不着辩，不过为了十几万人调到徐州去——五个军一个整编师，大部份牺牲了；将士为国家牺牲得不白之冤，要为死者雪冤。」我把答覆书宣读说明，成千委员听了，鼓掌甚烈，表示同情我的说明，有些人用手指着但衡今，气氛对他不好得很，他挟起皮包跑了。有一个委员对我讲：「我们到台湾早就听说你按兵不动，裁留款项、武器，种种罪名，在台湾已成为舆论了，甚至在军中都知道，宣传得很厉害，我们常听到的。」我说：「大陆丢了，我担负方面责任，带罪之身如何说？今天但委员要不提的话，我还是忍痛不说，今天实在是好的机会让我说明说明。」

但衡今提这案第一次是在设计委员会提的——后改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到了民国四十三年国民大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但衡今又提了一次，有四十多人签署，内容与原案差不多，这次我再分发书面答覆如下：

但代表衡今等所提「为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兴复案」，谨依据事实分覆如下：

（一）关于经费：

（1）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三十七年夏，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约七万余两，地方上为维持币信，多主留存汉口，适逢国防部何前部长电话转达蒋总统面谕，以中央改革币制使用金元券，需要黄金以为準备，崇禧力排众议，当经遵令转运中央，有案可查。这是汉口地方人士的希望，保留黄金，并非华中扣留黄金。

（2）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银圆——三十八年春，本署驻防武汉，适值金元券急遽贬值，中央已汇发到汉口之军政各费，汉口中央银行因券料运济不及，库存告罄，不能兑取，华中长官公署为维持辖区秩序，经呈报行政院，并电请汉口中央银行转报该行总行，将库存银圆查照应付款项分别缓急酌予搭发。本署经费係按照中委核定预算向联勤总部驻汉收支处具领，并未向该行提支分文。凡上经过，崇禧来台以后经奉行政院四十年三月十六日院台财库（四〇）发第〇一二六九号代电，于三月二十八日在财政部、审计部、联勤总部、中央银行等机关会同清结有案，计银元三百七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三元。

（3）防卫经费——三十七年秋，辖区省市政府，以地方财政奇绌，自卫经费需款孔急，经由辖区鄂豫皖赣各省市政府民意机关，会同华中政务委员会，共同组织自卫特捐筹募委员会，报经行政院核备有案，并未向民间另行摊派防务经费。上项特捐筹募係由辖区省市财政厅局长兼办，筹募之款项，分由地方省市政府与武汉及各地城防工事委员会支用。时值军情紧急，市场萧条，豫皖两省筹募工作无法进行，即武汉一地筹募之款亦为数有限，是项捐款收支，係由华中各省市共同组织之自卫特捐筹募委员会负实际责任。

（二）关于武汉军事责任部份

华中辖区奉命调往增援徐州部队计：黄维兵团所属之十八军（胡琏）、八十五军（吴绍周）、第十军（熊绶春）及整编第二师（师长何竹本），皆为华中最精锐之部队，由信阳、确山地区向蒙城方面兼程增援。又二十军（杨干才）、二十八军（李浡）两个军亦自汉口地区由长江赶运浦口驰援，另辖区仅有之一个战车营亦随往参战。计兵力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乃係华中主力，均係增援徐蚌，几乎全部牺牲。此时华中兵力较弱，辖区仅留第三兵团（张淦）第七、第四十八两个军，于平汉路正面对刘匪伯诚两个纵队及孔从周匪部主力；皖省仅有四十六军对大别山区及皖东地区之共匪作战；至十四兵团（宋希濂）、仅第二军（陈克非）战力较强，担任鄂西地区清剿阻止孔匪从周南犯，掩护川东门户，故无法抽调。嗣以徐蚌战区逆转，匪军分别由皖南及江阴各地渡江南犯，南京失陷，当时安庆及南浔线非华中防区，亦经派遣部队防守，但匪军渡江后，沿浙赣线西进，已越过赣江向长沙、醴陵方面进逼，威胁华中侧背，武汉形成孤立，华中部队奉令向汨罗江南岸转进，拒匪南犯，此乃华中奉命由武汉撤退之经过，并非坐观成败。

三十七年年底两封电报

美国素来主张国共和平共处，马歇尔等很天真，中了俄共中共宣传之计，认为中共不是共产党，是土地改良派。据说赫尔利当驻华大使后，斯大林要他经过莫斯科来华，赫对斯表示美国要扶持蒋先生，斯当场很表赞同，斯表现其对中共态度似若无足轻重，他说：「他们不是国际共产党，他们是土地改良派。」赫信以为真，传到美国去了。抗战中，史迪威派了秘书参谋驻延安，这些人是左倾份子，他们对中共的说法与斯大林所讲的一样，也传到美国。文武两大员对中共的情报相同，再加上共党在国际上很善于宣传，苏联每年不惜支出二十亿美元用在宣传，使美国对华政策受了影响，一再地要「国共合作」。马歇尔本着这决策亲自来华调解，要我们组织联合政府，所以在戡乱期间，我们在四平街打胜了，我主张一直打过去，蒋主席一定要我回南京就国防部长职。蒋主席对我说：「怕马歇尔不高兴。」马歇尔压力大，我们在长春、吉林停止了，而林彪在佳木斯满洲里整理，再行反攻。这是一个例子，我们打胜了，美国人认为我们是大党欺负小党；我们打败了，那又不同了，共党很会宣传，说我们腐败，说我们是家庭统治——有如最近之攻击吴廷琰，攻击我们不会运用美援，说是少数人包办，化公为私⋯⋯等等。马歇尔调解未成回去了，接着艾奇逊发表白皮书，指责我政府，声明对华採放任不管态度，于是断绝美援，连已援的部份也停止了，美国朝野舆论对我们极恶劣，甚至认为在蒋某某执政之下援助无效。

美国常犯的一个大错，是拿他们的民主强加诸于他国。美国开国时有好的领导，民主政治很上轨道，拿他们的尺度来衡量我国，当然不满意。马歇尔要我们实行民主政治，要我们成立联合政府，认为我们是大党，不能压迫小党，实际上都是拿他们的标準来衡量我们，不知共产党的厉害。当然我们在大陆之败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总是不行的，闹翻了脸不接济我们，我们就不能解决难题。而马歇尔没有远大政治家眼光，无大军事家眼光，处理中国事务犯了大错，事实上要负很大的责任。

三十七年徐蚌会战败了，金元券的发行也败了，军事金融都无办法，共党宣传很厉害，民心惶惶不可终日，军心亦一天天消沉，弹药不足，精神涣散。由于老百姓不用金元券，士兵穿不暖吃不饱，我们曾在前线看到士兵拿百姓的鸡鸭，明知其犯法而不敢讲，闭着眼睛（因市面上有关吃的生意都关了门，柴米油盐的供应都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希望美国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出来主持国际调停。美国握有原子弹，英法唯美国马首是瞻，苏联亦不敢动，若美国肯如此做，南京来几大队空军驻守，青岛不要撤退，由苏联压迫中共停战，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打电报给总统密陈此一意见，原电如下：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国军无论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不仅版图变色，我五千年文化历史将从此而斩。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职辱承知遇，垂廿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对钧座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辛敬电）

电报发出一个星期后没有回音，于是在十二月三十日再发出一电，电文如下：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以言战争，则战力悬殊，外援不继；以言和平，则敌燄方张，不易接受。观敌近日广播，宣布战争罪犯，可以判断其乘我士气不振，继续用兵，使我京沪平津失陷，革命武力消灭，以遂其赤化整个中国之野心。顾念时间迫促，恳请乘早英断。职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藉此开困难之机；如黩武穷兵，残民以逞，则国人不直所为，友邦亦将不扶助，所以怒我而情寇也。总之，我方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

我打这两个电报考虑很久，徐州会战败了，损失下来，可说是精锐被打击得太厉害，在东北是好的部队，五个美械军都是精锐，在徐州也是精锐，甚至华中五个军一个整编师都抽去了，余下第三兵团张淦部，其他都很差，所有中央在黄河以南精锐，在徐州一役惨败了。徐州未失败以前，中共力量已与我们平衡了，失败以后，我们已处劣势，这关係很大，最高统帅应该了解实在情况，因此我把我意见照实发电报给了他，不料因此引起很多的误解。

和谈前后

行宪后共党势力一天天大了，我们因选举而闹纠纷，内部分歧，使共党乘机坐大，共党力量由弱势而渐与我们平行，在东北、华北、华中处处採取攻势，东北丢了，华北傅作义动摇了，局部和平了；徐州会战是紧要关头，重要主力在此一决胜负，华中的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一个战车营一起调去了，然而情势继续恶化下去，共党继续向长江压迫。总统看了这情形想引退，要李德公代总统与共党谈和。

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总统宣布引退，李副总统宣布就代总统职，次日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等为和谈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按根据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和谈代表于四月一日赴北平，而三月二十九日张治中先赴溪口向总统请示，总统意思是共党不要渡江，划江而守。代表团赴北平后，共匪态度强硬，队伍依然往南集中，提出条件是要渡江进南京，要组联合政府。后来黄绍竑携共方条件回南京，我记得李代总统召集会议，黄报告后意思是应该接受，谈了很久，李不表可否，我最初没讲话，最后讲话了，我说：「总统指示不渡江，不入南京，若接受条件，成立联合政府，这结果一定和欧洲捷克等国相同，无疑等于投降，捷克等是前车之鉴，我坚决反对。」说完拂袖而走。第二天我再劝李代总统不要接受，我举东欧各国组联合政府故事为前车之鉴，李亦决定不接受。妥协性最大的黄绍竑回北平，一去不返，和谈不成，马上又将打起来。我即返武汉。

武汉于安庆芜湖失陷后太突出了，共军由九江、南昌方面攻向长沙，华中奉命退后，经长沙退到衡阳。李代总统到广州，后来又到重庆去，我也到重庆去一次。我与吴忠信、邱昌渭、刘士毅等聚会谈论大局，我认为李代总统指挥不灵，提议总统复职。我再徵求李意见，李同意了，我们打电报给总统，派吴忠信乘专机去见总统，总统答应了，到重庆来了。总统到重庆时，李不同我讲，竟飞昆明去了，这人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禄薰心，避不见总统。我曾经打电报要他回来，他回电说视察未完，不肯到重庆来，此事就搁浅了，而大陆军事逆境，终于无法挽回。

问：关于程潜、陈明仁、张轸等投共的事情健公谈谈好吗？

（按此事健公随从秘书杨受琼少将知之甚详，此问题由杨先生作答。）

杨先生答：在武汉时河南参议长刘某打电报骂总统独裁，电报发到武汉，中央社武汉分社主任石信嘉打电报给我，我告诉长官（健公）后去扣了电报，不许发出，没想到刘早已在信阳自己拍发了，而有关方面竟认为这是健公默许。刘在河南是没什么办法的，张轸叛变可能早与共匪有接头的。

程潜

程潜的叛变是早与共匪联繫过的，李明灏两次到长沙活动。陈明仁是拿不定主义，经不起程潜等煽动，一念之差动摇了。陈这个人作战勇敢，有个性，不大敬佩陈诚。在东北作战陈明仁四平街一战建了功，陈诚一到东北反免了他的职，他很消沉，在南京住在我们招待所，把军装都烧了。（白）长官后来保举陈明仁做武汉警备司令，保了好几次总统没答应，最后还是长官亲自见总统才答应的。当我们从武汉撤到长沙时，程潜还担任湖南省主席，有一次长官去见他，辞出来时程送长官上车，一面说：「健公，你放心。」此时程已有异志了，不久避到邵阳去，中央撤了他的主席职，任陈明仁为湖南省主席、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可是不久，程潜又回到长沙，住在水陆洲。

陈明仁

我们由长沙撤到衡阳，很多单位先撤去，留二、三、四处和少数护卫在长沙，宪兵也大部份走了，长官部在省议会楼房，外围卫兵都是第一兵团。记得端午节刚过去那天，我同副参谋长兼第四处处长赖光大去旅馆洗澡（省议会没洗澡设备，每晚下班后去旅馆洗澡），刚要上车听到几声枪声，老百姓喊：「来了！来了！」派人去看看，回来报告是：「抓逃兵。」这时看到警卫团要上车，我问：「团长（旷斗）在不在？」并告诉他们：「不能上车，等长官。」第二天，我们要撤了，陈明仁来了，先到我房裏，在床上靠了抽烟，我说：「司令官要见长官吗？」他说：「好。」他见了长官回来又到我床上抽烟，我看他似乎在想什么，问他：「有什么问题不好讲吗？」他说：「部队无钱。」我去对长官说先发三个月饷，长官签了名，墨还没乾，我对赖副参谋长讲先发三个月，回房子见他，他说：「长官要走我请他。」大家一起吃午饭，饭后，他说要派车来送，我们说：「不用了，有车。」当天他好像犹豫不决的样子。

到了机场时，有些风声说散兵游勇要到机场来打轮子，大家不给走，临时还在机场部署一下。陈明仁和陈的参谋长鲍志鸿少将都在机场送行，上飞机之前鲍拍拍我肩膀说：「健公洪福齐天，唐生明对陈子良（明仁）说要扣健公，现在我放心了。」我一问，原来前一天晚上开完会后鲍志鸿跟陈明仁去唐生明公馆打麻将，他们喜欢晚上打麻将，电影明星徐来住在唐那裏，在那吃喝玩乐。那天，唐生明对陈说：「子良，你把老白扣起来。」陈说：「我们打牌，今天不说这个。」此时长沙内外围都是第一兵团，长官部的警卫团差一点也上车走了，如果陈要扣（白）长官是没困难的，陈理智拿不定，大概天良发现，不听唐生明的话。

我们撤到衡阳不久，陈明仁还发表告三湘父老书，过了三天反而叛变了，长官发表文告要他们认清顺逆，由黄杰去接第一兵团，结果有百分之九十过来了，就陈明仁原来的七十一军特务营营长梁明学也过来了。

（本文摘自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84年印行之《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发问者係陈存恭教授）

卫立煌卖身投靠造成国军精英百万人枉死辽西

郑义

卫立煌卫是唯一未被政府通缉的国军叛逆，事缘毛泽东故意把他列入战犯名单之中，旨在迷惑政府，使丧师失地听候查办的卫立煌得以绝处逢生。

卫立煌

卫立煌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卫杨村，武昌起义时，十五岁的卫立煌应募到安徽庐州军政分府当兵，讨袁时随侍吴忠信入粤军。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卫被荐当了大元帅府卫士，不久因负伤调许崇智部当排长，后屡建战功逐级陞到团长。一九二五年粤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中正任军长，卫任补助旅旅长。北伐时，卫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都是第一军的团长，后来都陞师、军长、总司令，号称五虎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卫率第十四军克复共军老巢安徽金家寨，蒋委员长亲赴前线慰劳，明令在金家寨设立县治，命名为立煌县，顿时卫氏声名大噪。此后他历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陆军副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国民党中执委等要职，国家待他不可谓不厚，可是由于他耽迷权力，缺乏坚定立场，始则嫉妒、怨怼、心怀不满，为潜伏在身边的共谍打中要害，最后走上附逆道路。

卫立煌对中枢离心离德起源于下列诸事：

一、一九二七年八月，孙传芳七次渡江反扑，第一军在何应钦军长统率下以寡敌众苦战一週，龙潭之役击溃孙军精锐肃清江南残敌。论功行赏时，刘峙、顾祝同皆陞军长，十四师师长卫立煌被保送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他产生怨怼。二、攻佔金家寨后，政府未委任他当安徽省主席，却调他到陈诚麾下任赣江清剿总指挥，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坚不赴任。三、按例各战区司令长官都兼任辖区内最大一省的主席掌管全战区军政大权，但由于卫与中共往来频繁，中央推迟发表他为河南省主席，而让方策暂代。卫从争权夺利出发，又怀恨在心。四、远征军打通中印公路后，中国远征军司令部拟改组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卫踌躇满志想当总司令，不料中枢任命何应钦，卫任副职，他权迷心窍不肯就职也不办移交。五、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中枢调他执掌东北军政大权，他想新建一个兵团，趁乱抓实力以掌握锦州、长春、瀋阳的军权，但事与愿违，连一个师也没组成，为此他又对蒋介石耿耿于怀。

在二战区，他把中央派去的政训干部明陞暗调统统送走，专找同乡与左倾学生来充当幕僚，以培植亲信，也藉此向中共拉关係，以便与中央讨价还价。中共编印的《群众》杂誌对他吹捧备至，打中了他的虚荣心，潜伏在二战区第九军军部任秘书的共谍刘毓珩乘机推荐该文作者赵荣声为战区长官部少校秘书。此后赵在卫身边既谀称卫是「名垂青史的英雄」，又向卫灌输共产理论，煽动卫发牢骚。在赵影响下，卫绕开国军政工系统，在二战区组建「战地工作团」，命刘毓珩任主任，赵荣声等三人为委员，安插「抗大」毕业生、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为骨干，还秘密发展中共党员、组建军内分支机构，在二战区长官部窝藏、输送了数百名共干。一九三八年底，卫陞任一战区司令长官，把赵荣声带到一战区任长官部机要秘书。抗战爆发后，卫几次会晤周恩来朱德，还私自赴延安见毛泽东。受到共方热烈欢迎后，他背着中央批条发给八路军一百万发子弹、廿五万颗手榴弹、一百八十箱牛肉罐头外加三个师的夏服、医疗器材以及五十部电话机、两部电话总机，还通知八路军把国军在晋南运城、临汾的军火物资全部运走。此举使共军三万残部得以重整旗鼓发展壮大。卫在包庇扶持共谍方面举措如下：

一、中枢电令查究共谍赵寿山，卫故意将此绝密公事交「战地工作团」处理，以「查无实据」搪塞中央，致使赵寿山得以长期潜伏卅八军充当师长。二、一九三九年中央封闭了除洛阳和西安以外所有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卫坚持保留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使南北两支共军的人员有一个中转休息站，延安所需物资也可在洛阳筹办。彭雪枫从卫手裏索取到大批军用物资和一套五万份之一的军用地图，为新四军突袭韩德勤部、残杀李守维将军等各级军政官员奠定了物质基础。三、军统局发觉赵荣声靳明夫妇的真实身份，卫硬说是坏人为报私仇诬赖他的部下，把公事顶了回去；军统查明孟用潜是苏俄第三国际间谍鲍罗廷的秘书，孟闻风躲到卫处，天黑后卫用自己的汽车送孟逃走；卫麾下不少人通共东窗事发，均被卫包庇过关。四、一九三九年冬，共军在河南、晋北、河北等地製造磨擦进攻国军，卫以战区司令长官高位，竟严守中立。如中共策反晋绥军，孙楚将军腹背受敌向卫求援，卫置之不理，见死不救。共军解决朱怀冰部后，蒋委员长电令卫把共军赶出太行山，卫下令部属万勿对共军开火，且邀朱德到晋城、洛阳商谈，重划防区，请共军暂时退回去。五、一九四〇年夏，国军官兵遵令集体加入国民党，但机要室无一人愿为赵荣声担任入党介绍人，赵势必要离开国军。卫立煌不欲断了赵这条内线，竟命令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充任赵的介绍人，再度朦混过去。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事件后，国军发动锄奸，长官部机要室秘书孙鼎禾在会议上公开指控赵係共谍，该室主任戴允孙为了讨好卫立煌，故意把孙秘书压了下去。六、九十三军刘戡军长的秘书余贻泽（杨公素，中共建政后历任驻尼泊尔越南希腊大使）事败被捕，关押在洛阳劳动营内。赵荣声托熟人代为活动，使余受到特别优待，因而得以伺机脱逃。此后赵避风头几个月不上班，一九四二年卫调任西安行营主任前，保送赵荣声、靳明夫妇回成都燕大唸书，再次使赵逍遥法外。同年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自新后官至军统局东北特种技术组少将组长，中共建政后被关押卅年）投向政府，揭露卫立煌通共的内幕，前线奉令紧急追查，卫立煌却避过了追查，到远征军就任。七、卫向延安和八路军总部发电报时，不通过长官部电台，而是把电稿交付八路军的联络参谋，由八路军洛阳办事处的电台用密码代拍。一九四八年卫在东北剿总时，用密电向远在巴黎的甥婿汪德昭联络，由汪转发延安。卫接着邀汪德昭回国出任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接上赵荣声遗下的工作。八、一九四八年一月卫赴东北就任剿匪总司令，先向蒋介石伸手要了五个军的实力。可他到了瀋阳就一直按兵不动，按中共指示「利用时机，做有利于『革命』的事」。当时林彪部在东北收编土匪、伪军、马贼一百三十万之众，连续发动七次猛攻，二月七日陷辽阳，廿六日佔营口，三月十四日四平失守，卫立煌却一直不予救援，光做整补训练、修筑工事等小事。为此，蒋介石两次召他回南京催促出兵，他总是藉故推诿，拒绝执行国防部打通瀋阳向外交通线的计划。八月廿五日国防部拟就撤出瀋阳兵力、瀋、长、锦协力作战由大连营口撤向关内之计划，已由蒋介石批准执行，倘计划成功，国军百万精兵退入华北，尚大有用武之地，至少也能保住江南半璧河山。可恨卫立煌处处刁难，当时瀋、锦、长三市补给全赖空投，而空运接济数极有限，长春饿毙者逾十六万人，卫仍无动于衷，他第三次回南京仍坚拒出兵解锦州之围。九月廿五日林彪率廿万众猛攻锦州，卫迟至十月八日始派兵增援，显已无济于事。十月十五日锦州失守，国军丧师七万人，第六兵团司令、剿总副司令范汉杰被俘，卫立煌乃是罪魁祸首。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去瀋阳监督军令时，卫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引导众将官反对出兵。十八日，蒋介石亲临瀋阳指挥战事，但因戎机已误，终未挽回颓势。廿三日长春失守，十一月二日瀋阳陷落，卫抢先登机（由乌钺驾驶，后乌陞空军司令）撤回北平。他按兵不动是为了拉一点队伍，增加投共的资本，遂一手造成国军精英百万人牺牲的惨局。

东北失陷后，民情汹涌，国大代表纷纷要求杀卫立煌以挽士气。十一月十六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将卫撤职查办。他在北平听候裁处时，竟包机直飞广州準备逃亡香港，事为保密局侦悉将其截回南京寓所。一个月后，中共故意将卫列入「战犯」名单，麻痹了当局的警觉，致使卫趁隙于一九四九年旧曆除夕化装逃出南京，绕道上海乘英国轮船到了香港。同年九月十九日杨杰在香港被制裁，香港的民革人员认为卫立煌还是去北京比较安全，卫立煌表示，像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罪责的人去北平，必然会给蒋介石趁机推卸责任并为反共宣传提供资料，因而还须等些时候。中共召开新政协时，他通过共方驻港机构向毛泽东秘密发电致贺。卫立煌生性吝啬。却谙于观人。他历年收藏不少字画，在香港曾邀张大千鉴定，全係赝品，甚至连具名清代小名家的作品都是假的。他将所有积蓄投资于一名潮州商人开设的钱庄，结果又是全军覆没，一九五四年由香港金龙台迁居新界，在走投无路之下连续发表媚共文章，最后由邓颖超的秘书、卫妻韩权华的姪女韩德庄代表周恩来邀卫回归。卫于三月十五日抵穗，即向毛周发电并向台湾故旧发出招降电。毛泽东让他担任一些有职无权的閑差，如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代表等，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病死北京。他死后四年，毛泽东对姪儿毛远新说出了心裏话：「卫立煌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们都看不起他！」

共特韩练成怎样送掉四十六军？

黄旭初<sup>[2]</sup>

战莱芜全军陷峡谷

民三十六年一月，第四十六军被调往山东剿共。据说，这是韩军长向国防部建议的。国防部长虽是白崇禧，但部队的使用权却属于参谋总长陈诚，倘若白氏知道此事，也不便置议的。陈总长可能以为此举正有利于中央。其实那时期广西部队正在安徽剿共，倘将这个军调皖合併使用，效果可能更好。韩作此举，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部队由海南岛海运直达青岛，据卢团长回忆，他到达时，适逢农曆丁亥年元旦，为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廿二日，市上什么东西也买不到。韩军长在青岛，时有陌生客人来访，偶或留客共餐，韩也绝不介绍于同席同事他们姓甚名谁，事后推想，可能其中有些是中共方面派来和韩联络的。

从青岛由胶济铁路火车将部队运至博山，然后向南前进，走了百余公里，到达新泰附近，即和中共部队发生战斗。战况不利，转进于莱芜方面，至一两面高山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展开，即被共军包围。同陷围中的尚有韩濬的第七十三军和第十二军的一个师。各部共计约六万人，结果悉成俘虏，漏网的很少。时为二月廿二日前后。卢团长说：他的一团人初当前锋，嗣转为左侧卫，再转为后卫。在战场上，友军的高级长官，连李仙洲（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等都曾见过，但始终不见我们的韩军长。现在想来，当是他把部队导入了敌人网中，达成了对方给与的使命，他个人便偷从后边溜走了。

卢团长负伤返后方

卢团长在这一役中，左手和左足中弹受伤，退下停在莱芜，遇共方人员由此经过，给卢氏一些人民币，说是「备你们零用」。卢以莱芜久停非计，足虽伤，尚能行，并劝各伤者宜乘夜离去。他向西南走了数十里，遇着了第二十五军黄伯韬的部队，他和黄军长并不相识，但黄对他非常客气，招呼洗澡，享以盛馔，翌日派担架护送，再预备一副担架随行，又赠旅费。卢深感厚情，以自己勉强可以步行，辞以不必用担架抬，且无须旅费。黄坚持不可。不图往昔燕赵侠义之风，竟于此复见！接着遇第六十四军，情景不同，其军长和团长无暇注意伤者的食宿，次日请借一马代步也未如愿；但其特务长某买鸡招待，却为难得。行行重行行，遇见一列汽车壅塞路上不动，卢乃走上前头看个究竟，见吉普车上坐着一位陆军大学的同学，招呼起来，知是新五军参谋长。他立即请卢上车，经曲阜到兖州，再照料搭津浦路火车南下。到徐州，第七军办事处主任锺仲照料送至蚌埠。时夏威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官，驻在蚌埠，韩练成由山东逃离先到此处向夏报告。夏于是在蚌新设第四十六军司令部，恢复旧业，以谭何易为军长，各师长也已发表。卢到蚌埠，大家挽留小住数日。新任第一八八师师长马展鸿说自己缺乏作战经验，力邀卢留为助，担任他的副师长。卢不能却，但因敌弹尚留体内，须取出弹头，才能任事，于是先赴南京治疗。

献殷勤祇为作贼心虚

韩练成在南京得蚌埠郭鉴槐通知卢团长来京火车班次，即派汽车在浦口车站等候，接到他的公馆住下。招待的殷勤，为上官对下属所罕见。相见道过寒暄，即要卢先洗澡，稍事休息。正在洗澡，韩来叩门。卢问何事？韩说：你受伤，手运动不方便，我叫勤务兵为你擦背。卢坚辞谢而韩不许。派一汽车专供卢用。翌日，卢到国防部谒办公厅主任黎行恕和白部长，他们只问了几时回来？伤势如何？需要什么？并嘱好好休养。并未问及莱芜作战情形。卢见他们两位都很忙碌，不便多扰，也没再作陈述。韩此次归来，对上级报告和一般人谈及，都说是「突围脱险」，平日随从人员连勤务兵也没一个回来，即使有人怀疑，却也无法取证。韩回到南京，曾刊布一小册子名〈纵横匪区八百里〉，叙说他突围脱险的经过，卢想一看，终得不到。伤待治，不便多访友，韩即送卢入南京中央医院治疗。伤处不在要害，割治费时不多。出院后，决定先返桂省一行。韩定要为其购飞机票，又赠法币五十万元。卢却之不得，但赠款祇受了十万，即离京返桂。

韩对卢的亲切招呼，实在是严密防範，使其少和他人接触，「突围」之谜，可免过早揭穿而已。

遣俘虏当场现原形

民三十八年一月廿一日蒋总统宣布引退，由李代总统与中共进行和谈。那时在军事形势上，中共已佔上风，不特其所提和平条件的苛酷出乎情理之外，且对我方代表问题多生枝节，以至代表多日未能成行南归。

就在此时，中共忽然自动将莱芜俘获第四十六军团长以上各将领从北平放还，其用意似在以此影响在政治方面的李代总统和军事方面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这两个「桂系」要人，但结果这两人都因此受了一定的影响。

这批将领，先是海竞强一人南飞，转赴汉口报告白总司令；其余各人稍后经香港返回广西。

据他们回来后说，在北平被遣送时，中共曾派韩练成在场周旋，始现出本相。到此，大家才恍然大悟，莱芜这一幕戏，原来是中共指导韩练成去表演的。事已经过两年了。

（本文原刊香港《春秋》杂誌总第252期，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