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 1587 年 3 月 1 日至 22 日
在致函腓力的同一天,博纳蒂诺·德·门多萨还给腓力派驻尼德兰的总督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去信,向他通告了玛丽的死讯。正待在布鲁塞尔冬季营地的帕尔马其实对此事早有耳闻,此时的他已经在重新评估欧洲的局势了。外部形势也是荷兰反叛所引发的复杂军事难题的一部分,在这个难题所牵涉的诸多变量中,一个令人恼火的未知因素现在可以消除了。在玛丽穿越英格兰国境自投罗网的同一年<small>① </small>,不满的尼德兰人也第一次高举义旗,矢志推翻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从此以后,国王腓力为了逼迫反叛的臣民重拾顺从(自然也包括对罗马天主教廷的顺从),持续不断地耗尽了西班牙的金币和鲜血,腓力的诸多武将文臣为解主上之忧而远赴北疆,却声誉扫地,客死异乡。时不时地,这个难题还会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存在而更趋复杂。腓力的指挥官们总要一心二用,时刻准备利用驻扎尼德兰的军队前去解救苏格兰女王,而英格兰对于西班牙可能干预本国朝政的恐惧,又令两国的关系不断恶化。
当亚历山大·法尔内塞于 1577 年 12 月前往尼德兰投奔至舅父奥地利的堂胡安<small>② </small>麾下时,堂胡安这位热爱冒险的骑士正痴迷于美妙的设想之中。届时他将踏过狭窄的海峡,拯救苏格兰女王,他会奏凯伦敦,废黜伊丽莎白,在不列颠的土地上重建古老的天主教信仰。对于如此丰功伟绩,显然只有一种合适的报答,在达恩利和博斯维尔<small>③ </small>已成过去后,面对与勒班陀的英雄成婚的选择,玛丽·斯图亚特将没有理由踌躇不前。堂胡安被委派的工作是戡平尼德兰的叛乱,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数月,这个目标似乎依然遥不可及。然而,尽管西班牙只控制了一些星散的城镇,尽管军饷遭到克扣的部队已处在崩溃边缘,将官们也相继殒命沙场,可是试图拉拢苏格兰、英格兰的天主教徒,联合教皇、吉斯家族以及西班牙国王,最终促成女王玛丽与国王胡安相携登临大宝的那场阴谋,却如同老朽的车轮,仍然在嘎吱作响中固执地行进。“每个人都相信,”甚至早在组建起自己的尼德兰政府<small>④ </small>之前,堂胡安便在给腓力的信中表示,“治愈尼德兰骚乱的唯一药方便是,英格兰应当交由忠于陛下之人来统治。倘若相反的情形继续下去,低地国家将会走向毁灭,这对于您的王权而言将是一大损失。”而这似乎也是他秉持至死的信念。
在 1587 年 3 月,这个主张其实比十年前更具有说服力。一方面,女王亲自供养的英格兰军队现在就驻扎在尼德兰,无论是在多数欧洲政治家看来,还是以起义者自己的惯常论调(虽然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为据,英国的帮助都是荷兰独立的主要支柱。另一方面,在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的治理下,如今西班牙在尼德兰的事业至少已经开始转危为安,步入兴旺。
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帕尔马都证明了自己与最伟大的敌人奥兰治亲王棋逢对手。在战场上,他是所处时代毫无争议的第一名将。同时代人对帕尔马的军旅生涯大书特书,他的勇气和冲锋,他体格的强悍,他随时准备与部下一起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决心,所有这些无不名闻遐迩。在记载中,出现频率仅次于上述内容的,还有他那令敌人丧胆的疾风迅雷般的作风、把握时机的良好直觉,以及在觉察出物有所值时咬定青山的耐心和韧性。尽管如此,对于帕尔马在理智分析和组织全局上的能力,记录者还是未能揭示全貌,正是因为这些才华,他才将战争艺术提升到了 16 世纪罕见的水准。帕尔马对军事地形有着举世无双的感知力,如果他的士兵们抱怨自己用铁锹干的活儿比用长枪还多,那是因为帕尔马知道,当湍流改道、堤坝决口,一条新掘的沟洫可能会比一场血战更能带来他想要的结果。帕尔马的脑海中有一幅尼德兰的战略地图,上面布满了所有水陆交通的精细网络。先前的指挥官们,甚至包括伟大的阿尔巴<small>⑤ </small>、沉默者威廉,都曾在低地国家的复杂地势中踉踉跄跄,像是好斗的男孩儿们在陌生的灌木丛中乱打一气,而帕尔马的行动却无不经过精妙计算,在切实可行、井然有序的计划操控下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在帕尔马手上,这帮顶着西班牙军的虚名、七拼八凑起来的雇佣军,竟然迸发出前所未有的作战潜力和团结意识。先头部队和围攻部队变得态度严谨、训练有素,不再像是临时凑数的市民附属武装。彼此迥异各色各样的装备、组织、战术、语言、军事传统,以及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瓦隆人被打造得浑然一体,近乎一台精密仪器。诚然,早在帕尔马出生前,甚至早在他的外祖父查理五世
<small>⑥ </small>亲历战场之前,西班牙步兵的名声就已然四处显扬,令人胆裂了。不过,日后的西班牙军队之所以仍然锐不可当,乃是因其具备高度的专业水准,而他们赢得的传奇色彩与赫赫声名多半应当归功于帕尔马亲王。
凭借这支军队,帕尔马开始在南方系统地征服失地,希望得到一处合适的据点。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一个又一个主要城镇在他的施压下屈膝臣服,直至最后,他已经准备好将北欧的商业中心安特卫普这座大港紧紧攥在手心。在经过了一场以交战双方破釜沉舟的死战、英雄主义的坚守和无与伦比的工程技艺而名垂青史的围城战后,安特卫普终于在 1585 年 8 月出降。祸不单行,就在一年前的 1584 年 7 月,一次发生在德尔夫特的疯狂枪杀还导致奥兰治亲王在自家宅邸的楼梯上殒命,沉默者威廉的死对于荷兰的打击甚至比安特卫普的失守还要沉重。帕尔马已经蓄势待发,打算趁势彻底收复荷兰和泽兰。在西班牙国内,消息最灵通的一位大臣甚至向一位下属打下包票,扬言战事已进行到最后阶段,胜利收官指日可待。
不料,奥兰治亲王遇刺和安特卫普失陷最终驱使英格兰下定决心,加入到荷兰的战事中来。英格兰早就向荷兰提供了充足的财务援助和志愿武装,西班牙由此对英格兰产生的憎恨全然有理有据,但伊丽莎白的谋臣们并不满足,他们终于说服女王,使她相信,任由西班牙军队在荷兰大获全胜,将会为英格兰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那时西班牙人大可以继续渡过北海,进犯英格兰本土。伊丽莎白随后与荷兰人签署了一份措辞模棱两可的协议<small>⑦ </small>,由此获准派遣英国卫戍部队入驻布瑞尔和弗拉辛二地,如果腓力想要将帕尔马的军队投放到英格兰,这两个港口将会是首选之地。赶在战争于 1586 年打响前,伊丽莎白又向尼德兰派去 5000 名步兵、1000 名骑兵,统率他们的自然是女王宫中最负盛名的人选——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
关于这支英军(专指莱斯特征募来的部队,不包括约翰·诺里斯<small>⑧ </small>麾下那支久经战阵的雇佣军)的优劣,一直以来存在不同观点。部队士兵的本国同胞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卑鄙的流氓和浪子:未经训练、装备拙劣、衣不蔽体。(千真万确的是,他们中间的一支分遣队基本上只配有弓箭,另一支分遣队,据其队长记载,搜遍整个军营也找不出三件完好的衬衫。)荷兰人则对他们无出其右的盗窃和殴斗印象深刻。可是,在领教了这帮人的厉害后,帕尔马却再未小瞧过他们。在默兹河畔湿滑的泥泞中,这帮步兵中的排头兵在接近两个钟头的时间里浴血奋战,顶住了精选出阵的西班牙老兵的长枪,直至最后,退让的也并不是这些临时征募来的英国新兵。对于发生在沃恩斯菲尔德的那场激战,我们记住的是菲利普·西德尼的死<small>⑨ </small>,但尼德兰前线的士兵们则记住了英军的战斗场面,他们披坚执锐,跨乘重甲战马,手握支撑在胸甲上的骑士枪向敌军冲去,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能够轻松横扫数倍于己方人数的敌方轻骑兵和火枪手。从那以后,帕尔马对英国重骑兵深感忌惮,对于重骑兵以外的其他英军兵种,他也同样不曾大意,这从他在估算敌方要塞的卫戍力量时总是专门标出驻防英军人数的习惯中可以看得出来。
由于英国的武力和财力增援,也由于英军入盟对于荷兰人士气的鼓舞,帕尔马在 1586 年的攻势没能换来所有人预想中的胜利。他成功保住了后方的供应线,紧扼祖芬城不放,但是仍然无力打破北方诸省的战事平衡。当冬季迫近,他已经是在靠着行军速度、作战勇气和绝对的智谋优势,才得以在足够强大的敌军面前维持主动,而后者若能得到合宜的指挥,本来早已能够将帕尔马围在布拉班特忍受饥饿。由于英国的干预,帕尔马对荷兰和泽兰二省中心据点的进攻计划已经远远落后于时间表,事已至此,他终于自然而然地回想起了堂胡安的判断——欲得尼德兰,先取英格兰。
如果说他对这个计划缺乏热情,那么部分原因是,对于征服英格兰,他并不如舅父那样满怀信心,还有部分原因则要归结为,他实则对于夺取尼德兰更感兴趣。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文件中留下了关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详尽分析,内容不仅涉及地理和经济、财政、后勤和补给、军队的规模、纪律和武器这些具体事实,甚至还旁涉心理因素,每一队乃至每一位士兵胸中的野心、嫉妒、恐惧、仇恨和忠诚,都在他的计算之中,不惟对自己麾下的士兵如此,对方阵营的军士也毫不例外。他唯一没有诉诸文字,甚至没有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流露分毫的,是自己的动机。不过,如果说他首先忠诚于尼德兰人,全体尼德兰人,这也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的母亲,还有他那位杰出的外祖父,都曾统治过这片土地上的生民。
<small>⑩ </small>而至今为止,他自己在尼德兰度过的岁月也已经超过了在其他任何国家生活的时间,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这里的人民就已经让他倾注了全部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