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1587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31 日
福瑟林格的新闻花了十天才抵达巴黎。即使考虑到海峡上的风暴和陆路上的片片沼泽,消息传递的时间也实在过于漫长。由于怀疑法国大使参与了玛丽的阴谋,英格兰中断了两国官方之间正常的外交联系和跨海交通。法国驻英大使的信使已经有两个礼拜未从伦敦返国了,当法王仍在翘盼他的特使能找到理据来挽救即将被处决的兄嫂时,英国驻法大使却已经在阅读有关刑斧落下的通信了。
除了英国使节,第一个获知这则消息的是西班牙常驻法国大使堂博纳蒂诺·德·门多萨,在那个冬日中的巴黎,这是典型情形。法国宫廷中流传的消息几乎全都逃不过堂博纳蒂诺的耳朵,就这一点而言,发生在法国的事情里能挑起他兴趣的寥寥无几。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时不时会与他私下闲谈,在向他寻求同情和建议的同时蓄意泄密。非常明智地,他对此几乎一个字也没当真。国王的大臣们一个个急切地向他表示敬重,他的征询会得到热情且面面俱到的回答,而其他国家的使节却只能得到倨慢无礼的对待。就连亨利三世自己,有时也喜欢就法国的政策内容向他做出流利而雄辩的垂训,而这位西班牙大使也常常自诩,能够从法王的长篇冗语中捕捉真实寓意的浮光掠影。
门多萨极少信赖这些信息来源。同样,他也并不依赖自己手下平常充当间谍的使节,他们只能带回一些零散的信息碎片。他之所以是巴黎消息最为灵通的外交官,是因为他作为天主教正统理念的捍卫者的代表,替西班牙国王出任神圣同盟<small>① </small>的幕后老板,而后者是一个极端天主教组织,正在暗中策划反对法国王室的阴谋,同盟首领吉斯公爵亨利及其兄弟们(他们把大部分西班牙提供的经费用作个人津贴)则向堂博纳蒂诺提供信息作为回报。此外,用不着百般诱惑,自会有一些小人物因为忠于信仰甚于国君,虽不情愿却仍然主动登门告密。门多萨还暗中与巴黎的一个叫作“十六人委员会”的组织保持着接触,这个组织正着手将城市暴民发展成一股革命力量。流亡的苏格兰、爱尔兰和英国天主教徒全都怀揣着谣言、恐惧和个人谋划,定期前来觐见为自己的信仰的捍卫者服务的大使。门多萨还非常信赖定居各地的密探和游走四方的密使提供的情报,他们训练有素,充满献身精神,对这股力量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从波兰到戈尔韦<small>② </small>的各条天主教战线。除非当时的观察家犯了错误、间接证据引起了误导,否则我们还可以断定,到了 1587 年,在对他的国王有所隐瞒的情况下,博纳蒂诺·德·门多萨已经与耶稣会<small>③ </small>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而近来新打通的另一条信息渠道也平添了门多萨的信心。一位不显眼的来访者数次向他保证,英格兰驻法大使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正焦急地盼望向西班牙国王示好,愿以任何方式提供帮助,只要“不违背他的女主人伊丽莎白女王的利益”。在 2 月 28 日的清早时分,这位中间人为西班牙大使带来了第一手的新闻:在十天前的福瑟林格,苏格兰女王已被斩首。
不久,全巴黎都得知了有关处决的各种不断添油加醋的故事版本。当爱德华·斯塔福德最终向法国枢密院递上关于本次事件的英国官方报告时,神圣同盟的宣传家们早就拟好了自己的判决。在他们看来,这场死刑针对的是一位公教信徒,因而是一场以司法程序作为掩饰的谋杀,是英格兰的耶洗别<small>④ </small>犯下的最近一起,同时也是最昏暗无道的一起罪行。不仅如此,在这场谋杀中,法国国王瓦卢瓦的亨利即使不是积极的同谋者,也算得上是被动的从犯。如果得不到法国的保证,如果法王的所有愤怒不是只限于官样文章的话,英格兰女王绝不敢越过雷池。出于对吉斯兄弟的嫉妒,又被那群无神论政客的不实之言怂恿,法王竟选择与英格兰女王、纳瓦拉国王<small>⑤ </small>这样的异端结盟,无视西班牙的友谊,置天主教会的安全于不顾。正如那些彻头彻尾的异端,对于此等信仰上的懈怠,上帝必将迅捷地降下他可怖的审判。
那年冬天,巴黎的多数布道坛都传响着近乎叛国的雄辩。狂热的托钵僧和蛊惑人心的教士彼此争相施展诽谤和影射的手段,散布骇人的谣言。侍立王侧的某某人士暗中是一位新教徒。另一位某某人士早就将灵魂出售给了魔鬼。无人知晓异端的流毒和巫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侵蚀了宫廷和上流阶层,大家只是听说 1 万名胡格诺派教徒<small>⑥ </small>已经在巴黎的地窖和偏僻小路潜伏完毕,时刻准备在夜深人静之时起事,割破所有天主教徒的喉咙。(也许是因为对圣巴托罗缪之夜记忆犹新,开创了这种宗教论辩新形式的巴黎人格外担忧屠杀会反过来加诸己身。)眼看虔诚的子民将要惨遭异端的贪婪掠食,人们只能私下臆测国王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原因。
在巴黎布道坛上司空见惯的近乎叛国的言论,若放在伊丽莎白一朝的英格兰,但凡露出蛛丝马迹,也要让当事人付出耳朵作为代价。如果在英格兰出现类似从巴黎出版物上散播开来的那种诽谤言辞,枢密院一定会迅速将之消除,并认真处理涉事的作者和印刷厂主。众所周知,比起都铎时代的英格兰,巴黎,至少在巴黎大学的校区内,对于发言和写作总是给予更大的自由许可。但至少自从 150 多年前奥尔良和勃艮第两大公爵领之间彼此反目、爆发混战以来,争论者的言辞还从未像如今一般聒耳、放肆,不受王权的束缚。亨利三世似乎对他们置若罔闻。法国国王用餐时借以将廷臣隔离在外的小巧栅栏俨如再好不过的象征,它恰似那堵不断筑高的心墙,将国王的精神与外部世界割裂开来。
瓦卢瓦的亨利即位至今不过 13 年,在承袭王位前,他曾当选为波兰国王,年轻时还以雅纳克和蒙孔图两处战斗<small>⑦ </small>的胜利者闻名于世,那时的他仿佛是加在胡格诺教徒身上的天降之鞭,是捍卫信仰的圣骑士。但自那以后,一切就偏离了正轨。再也没有讨伐异端的捷报传来,令人兴奋到颤抖,午夜也不再是刺激的屠场,只有成效不彰的军事调动、沉闷无趣的双边对话,只有妥协、躲闪、卑劣的迂回、僵局和败北。重组王国的伟大计划仅限于纸上谈兵,王室日益债台高筑却又束手无策,国库日益空虚。王室权力坍塌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他母亲<small>⑧ </small>担任摄政的日子,一个又一个庞大的省份脱缰而去,被胡格诺派、神圣同盟或是自私的贵族地方长官霸占。只有靠私人军队的巡视和市民的团结自卫,某些地区才像孤岛一样得以相对确保社会秩序,至于其他地方,无政府状态依然盛行,到处内战频仍,盗匪剪径。
13 年足以使一个快活、自信的青年变成迟缓、犹疑的老人。那双手,那双美丽纤长的手,永远不曾停歇,伴随着流畅、悦耳的嗓音不安分地挥舞,像是在为语意编织精致奇巧的纹饰;等到国王沉默的时候,又会随意把玩些什么,有时是狨猴、蜜饯,有时是暖手筒、能够置于膝上的小狗,有时则是某位年轻俊美的男宠的发和耳。尽管他心有不甘地用红色和白色脂粉堆砌出健康相貌,俨然是某种尸体防腐术取得的成功,也终究掩饰不住脸孔的皱缩和沉滞。他的眼眶年复一年越发深陷下去,越来越像在尸首上一般,从中向外凝视的双目充满了病态、愠怒和怀疑。看上去,瓦卢瓦的末代君主已经被死亡隐秘地抱紧。
国王坦然地做出了选择,就像对待体内的死敌一样,他也对王国中公开的敌人视若无睹。他仍然用王室的奢华款待观众,依旧是和蔼、庄严的天下共主。他严肃地聆听谋士们的意见,向他们讲授施政技艺的智慧和微妙。他订正法令,俨然对法令的实施心存期望,他起草详尽的改革方案,仿佛自认为仍有能力践行改革。他会见外国大使,给本国使节去信,好像法兰西还像父王<small>⑨ </small>在位时那般强盛和团结。他努力尽到为王的职责,完成宗教奉献,好像凭此便可以凌驾于所有批评之上,置一切品评于度外。他餐桌上的那面小巧栅栏宛如一堵难以刺穿的墙,处在背后的他可以任由自己喜欢,随时遗世独立。
1587 年的嘉年华庆典欢快至极,国王的秘书布律拉尔对于花费忧心忡忡(他总是如此),可是盛大的舞会依然令人应接不暇。只是在短暂的间隙,寻欢作乐之徒才会如同泡沫一般,从卢浮宫的音乐中和灯火下迅速散尽,一路手舞足蹈来到公共大街上,此时笃信王(The Most Christian King)<small>⑩ </small>陛下也正在变幻无定的古怪伪装背后参与狂欢,他最常扮成一位女侍,大叫着,欢笑着,被那些英俊年少的廷臣簇拥在中心,巴黎市民则将这些人称作他的“甜心”。宫廷人员似乎从来不眠,清醒的市民们早就习惯了随时撞见狂欢者,并懂得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规避更为刺耳的吵嚷。唯一可能中断庆典的是国王,他有时会忽然离去,褪下狂欢的华裳,换上忏悔者的粗布长袍,前往他钟爱的位于圣奥诺雷区的圣方济各会修道院,传说他在那里整日跪倒在地,斋戒、自我鞭打,一面啜泣,一面祈祷。在这无度的虔诚之中,并不存在虚伪。这不是意在安抚民意的刻意之举,而且事实上也无裨于事。修道院中的痛苦悔悟与嘉年华会上歇斯底里的放荡一样,都是亨利纵容激情的一种方式,他以此妄自菲薄,求得谦卑,全然对旁观者视若无睹。人们或能猜到,眼泪和鞭打反而会使随后一二日必然上演的纵乐更加痛快淋漓。
在此之前,国王的消遣丝毫没有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性命之虞而笼上阴影,但是玛丽的死讯却突如其来地中断了一切玩乐。这很可能并不是源自个人感情上的悲伤。当玛丽·斯图亚特还在瓦卢瓦宫廷中接受众臣祝酒时,她的小叔子还在襁褓之中。当她乘船驶离法国,去迎接在苏格兰的黑暗命运时,亨利年方 10 岁。到了亨利称王的这些年,玛丽·斯图亚特这个名字大多时候代表了一连串令他疲于应对的借款恳请,还有根本无力实施的作战需求,代表了法国与英格兰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的各种不快,并且一次次地为自己招来她的亲属吉斯家族的欺侮和威吓。亨利本无过错,却要为西班牙-耶稣会-神圣同盟这个集团的行径背负不白之冤。直到今天,亨利的所作所为完全值得称赞,他曾授意特使利用自己的权势采取任何合法手段去挽救玛丽的性命,大使也始终兢兢业业,照章办事。可既然如今满盘皆输,不走运的王后已经被人从棋盘上剔除,亨利也许会静下来反思,多年来,玛丽其实是他的对手吉斯家族操控下的一粒棋子,吉斯的亏输,当然便是自己的收获。他兴许会希望,既然主要的干扰因素已经移除,那么他与英国人的关系至少会有所好转。
虽然如此,荣誉、政策以及照顾民意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全都迫使国王率领宫廷人员沉浸在哀悼声中。玛丽是他兄长的妻子、曾经的法兰西王后,是势力昌炽而且广受欢迎的吉斯家族的表亲。她以一位立场坚定的天主教信徒的身份在异端手上殒命,人民无不将之归因于她对信仰的忠诚。她魅力十足,关于她的回忆至今仍回荡在亨利的宫廷中,甚至连吉斯的敌人们也未曾忘怀。如果说国王的悲恸和愤怒仅仅是出于政治的需要,那么就在他身边,许多人的感情流露却着实是内心的真实写照。
在宫廷之外的巴黎街巷上,悲恸和愤怒不仅出于人们的真情实感,而且几乎一发不可收拾。长期以来,吉斯家族在将玛丽的经历——无论涉及爱情还是政治——呈献给巴黎人之前,都会先为她鎏上一层极其讨喜的光芒。在万千民众的心中,关于那位亨利二世的儿媳、弗朗索瓦二世的王后的记忆渐已模糊,现在的玛丽很久以来乃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女英雄。如今,描绘她黑衣裹体悬尸窗棂的画作、歌颂她毅然殉道并降厄于迫害者的民谣已经在大街小巷中广为流传。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玛丽的悲情故事更成了巴黎多数布道坛上的主题,在一位格外辩才无碍的演说家的感召下,某处的听众竟然泣下如雨,以至于演说家不得不弃坛而去,中止了这场未完的布道。人群开始在卢浮宫外游行,高呼向英国报仇,深感负有义务的国王亨利不得不派人知会英使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恳请他为自身安全考虑,千万不要离开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