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当然被万众景仰，但对犹太音乐家来说，这个伟大的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他体现着一种普世的音乐传统，是重要的道德典范，超越了人和人之间微不足道的民族和宗教区别。
——艾丝拉·门德尔松（Ezra Mendelssohn）[311]
犹太音乐家对莫扎特的敬仰没有比在第三帝国时期更为强烈的了。在这个时期，人的开放思想和同情心被纳粹系统性地破坏，就更有必要把莫扎特看作人道主义者，看作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界线的道德力量和文化偶像。因此，这位作曲家成为流亡音乐作家心目中的一个特别有力的象征就不奇怪了。这些作家致力于驳斥纳粹的宣传，而纳粹正通过肆意操弄和曲解来歪曲莫扎特的遗产。
1941年是莫扎特逝世150周年。流亡音乐学家保罗·奈特尔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颇有说服力地申明了这一人文主义立场。在通栏标题“莫扎特的音乐和精神不应和纳粹有亲缘关联”下，奈特尔的文章让莫扎特远离和纳粹世界观可能有任何瓜葛的立场：
莫扎特的音乐是真正人文主义的音乐，充满慈悲和真爱，而这是纳粹的信条中所没有的原则。因此，这种音乐显而易见是民主的，是不属于那个对文化假意弘扬、实为破坏的世界的。[312]
在许多方面，奈特尔的论点——莫扎特既是“人文主义”的，又“显而易见是民主的”——在这一时期专注于莫扎特的其他流亡作家的情感中有着回响。这些作家虽然兴趣和专业各不相同，但大多持有共同的立场，他们对莫扎特做出的诠释，和纳粹那刺耳的国家主义立场针锋相对。而这些人中，堪称莫扎特最雄辩、涉猎最广的代言人的，莫过于音乐学家、批评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
<b>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和第三版克歇尔目录</b>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作为莫扎特专家在1933年之前的成就——特别是他1931年编订出版的《唐·乔万尼》——已在第一章有所讨论。虽然他作为杰出的音乐学家被广泛认可，但因为是犹太人，他无法获得德国大学的学术职位。他被迫主要以在《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写乐评为生，但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还是对音乐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通过期刊《音乐学时报》（Zeitschrift für Musikwissenschaft）编辑一职。
纳粹上台后，爱因斯坦失去了报纸和期刊两个职位，在1933年7月离开德国。在接下去的六年里，他在英国和意大利生活，专注于几个研究项目，完成了一部关于格鲁克的著作，1936年由艾瑞克·布洛姆（Eric Blom）译成英语。1939年，爱因斯坦永久移民美国，在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任教，这是他第一次作为学者，在大学获得应有的认可。[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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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无疑是20世纪30至40年代莫扎特学者中的领导 者。
赴美前，爱因斯坦作为学者受雇的机会极为有限，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尽管如此，在1933年到1939年，他的研究成果堪称丰硕，特别是在莫扎特方面。作为书目编制者、作家和编辑，他以难以满足的巨大能量投入莫扎特的音乐。在他的诸多莫扎特项目中，最上心的是莫扎特作品克歇尔目录。他对它进行了大幅扩充，完成了第三版，最终于1937年出版。
爱因斯坦在1929年接到莱比锡的布莱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社这个项目的委约。之前是萨尔茨堡莫扎特大学的校长伯恩哈德·鲍姆加特纳在做，但他觉得无法拨出足够的时间。幸运的是，爱因斯坦当时住在柏林，能直接接触到国家图书馆里的莫扎特珍贵手稿和柏林古董商列奥·利普曼松（Leo Liepmannssohn）的收藏。此外，作为评论家，爱因斯坦要赶赴德国和奥地利的几大城市为音乐会写乐评，这就让他有机会咨询其他有重要莫扎特手稿和首版乐谱收藏的图书馆。1932年，他赴法兰克福访问了工业家保罗·希尔施（Paul Hirsch）的私人图书馆。希尔施的《一间莫扎特图书馆的藏书目录》（Katalog einer Mozart-Bibliothek）——一份在1906年、莫扎特诞辰150周年时首版的目录，对追溯莫扎特作品的出版史有着极大的帮助。这次访问也催生了两人在离开德国之后开始的重要合作。
最终，爱因斯坦离开德国，但没有中断研究，还是尽可能快速而高效地修订了克歇尔目录，完成了任务。其他国家的音乐学同行热情相助，表现出很大的善意。不仅如此，美国、瑞典、俄罗斯的图书馆也为他提供了他无法看到的莫扎特手稿和乐谱的复印件。他在英国十分高效地细审了大英图书馆和剑桥这两个地方的材料。此外，他在意大利时，获准查看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的重要一手资料。1935年至1936年冬，他在维也纳长驻，在国家图书馆详细查看档案资料，完成了工作。[314]
爱因斯坦的努力造就了莫扎特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他把克歇尔1862年的原版目录从551页扩充到984页，另写了长达49页的引言。然而，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究竟能否履行合同，出版这份大作，则未有定数。毕竟，自1933年起，所有出版商都必须遵守纳粹对犹太作家作品的出版禁令。除了纳粹的种族政策之外，爱因斯坦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对德国持明确的敌对立场，这对出版他的成果而言也是一块绊脚石。这位流亡作家始终观点鲜明，在表达反对纳粹文化观方面不留余地。1933年10月，刚暂居伦敦，他就在《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发表了题为《政治与艺术：音乐在新德国的情况》的文章，开宗明义地说“独立于政治，才是正确的艺术之道，音乐尤其如此”。爱因斯坦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虽然大张旗鼓，但没有能够改变音乐界一丝一毫，因为希特勒和戈培尔一直“对德国的任何伟大的音乐创作者都无动于衷”[315]。1933年11月号的《音乐时报》中，他又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如此描述纳粹运动对音乐的滥用：“平庸降临了，它认为时机已到，而更开明的灵魂必须臣服于它。”他谴责了纳粹理论中“对纯粹物质的民族主义和这个词真正意义的天真混淆”。虽然莫扎特是“人性的一个伟大使者”（他在四年后将重提这个说法），但“今天的德国已经失去了家园，甚至在音乐方面”[316]。
可想而知，纳粹媒体在回应爱因斯坦时充满恶意。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刊物《音乐》在1934年5月号发表社论，文中既谴责爱因斯坦，也谴责《音乐时报》发表这样的文章：
伦敦得到了莫斯出版社（Mosse Publishing House）的前乐评人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也就得到了“最伟大的欧洲乐评人”。每一个在柏林和慕尼黑亲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他公然与一切雅利安艺术为敌。他从一开始就强烈地排斥每一个基督徒，表扬每一个犹太人，无论他们成就几何。伦敦的音乐杂志《音乐时报》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思想，他们热情拥护这位犹太音乐人，让他在专论当代德国音乐生活的一期刊物的头版发表专文。我们不必专门引用这篇檄文里的话，因为显然每一行里都充斥着这位作者的肮脏言论。[317]
与此同时，尽管《音乐》视爱因斯坦为政权的敌人，在德国仍有其他人继续认可他的成就。在音乐学同行中，弗里德里希·布鲁姆（Friedrich Blume）在奥伊伦堡出版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微缩总谱的介绍性前言中感谢了爱因斯坦的专业见解和帮助；这一系列乐谱从1933年起陆续出版。1936年，库尔特·索尔丹在彼得斯新版莫扎特钢琴作品中也致以同样的谢意。[318]
甚至在第三帝国反犹气候高涨的时候，在乐谱前言中表达对爱因斯坦的认可和批准以他的名义出版相当重要的音乐学著作，也是两回事。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显然处在两边为难的境地中。从法律上讲，公司也许不得不履行和爱因斯坦的合同；经济上，公司也不愿放弃出版其成果所带来的收益。此外，公司的海外代理已经掀起了对这份新目录的极大兴趣。例如，1936年6月号的《音乐时报》就刊登了广告，宣布这份目录即将出版，并对月底前就预订的读者许以优惠条件。[319]
从这一点看，爱因斯坦的著作在1936年中期可能已经付印。但出版延期了一年，很可能是因为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必须等待政府的出版许可。实际上，根据出版社一位领导海尔穆特·冯·哈塞（Hellmuth von Hase）在战后写的回忆录，他不得不向帝国音乐局局长彼得·拉贝（Peter Raabe）本人提出请求，才得以发行这套目录。[320]
爱因斯坦的修订版克歇尔目录最终得以出版。随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音乐专家赫伯特·盖里克就责备拉贝屈服于莱比锡出版商的压力。一个流亡犹太人的利益竟以这种方式在第三帝国得到推广，他觉得匪夷所思。[321]然而，虽然有盖里克的反对，这份目录的出版在纳粹德国似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所有德国音乐学家都对它无动于衷。显然，德国最重要的音乐刊物都没想评论这份目录，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则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在德国刊登广告宣布它的发行。公司甚至花了很大力气抹除爱因斯坦的成就。在1937年5月号的业界刊物《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出版社消息》（Mitteilungen des Verlages Breitkopf&Härtel）中，有一篇三页长的文章宣告克歇尔目录第三版即将出版，但文中竟没有一处提到爱因斯坦。[322]
虽然德国音乐学家公然噤声，爱因斯坦至少在其他地方的评论界获得了惊人的赞誉。爱因斯坦本人在1936年5月2日的《每日电讯》上发表了一篇诙谐的文章，以典型的冷幽默为如此好评铺平了道路。他开门见山地比较了音乐作品主题性目录和其他目录的不同，称其为自文字发明以来“最冗长乏味的同类著作”。在向读者介绍第一版克歇尔目录那复杂的缘起之后，爱因斯坦向来自法、德、英诸国、在20世纪前30年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莫扎特的了解的专家表示感谢，并谦逊地表示，他把“所有这些艰辛的奉献”整合起来，也许能为“造就莫扎特研究的新气象打下基础”。文章的最后，他表示，这份目录“反映了音乐艺术史上最纯粹、最美好、最一致的创作成就的整体概貌”。[323]
1937年5月，目录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德国之外音乐媒体的广泛报道。塞西尔·欧尔德曼（Cecil Oldman）在《音乐人文》（Music&Letters）宣称它是“典范级的学术研究，是一部大作，出自拥有史学和音乐学双料学者资质的作者。他勤奋地收集了大量史料，又从这些史料中精巧地引出结论”[324]。诺埃尔·施特劳斯（Noel Straus）在给《纽约时报》的文章里更为热情：“在长久而焦急的期待之后，新版克歇尔目录超越了我们的预期。这是编撰者以总量惊人的研究和工作带来的无价成果。”[325]但也许最令人满意的评论来自作者信任已久的德国同行格奥尔格·戈勒（Georg Göhler）。戈勒的文章尽管发表在全球性刊物《音乐学学报》（Acta musicologica）上，但他是有胆识、有信念著文称赞这部著作的唯一一位留在德国的音乐学家。在详述他对爱因斯坦所用方法的保留意见之后，戈勒雄辩地称赞了他的整体成就：
整体看来，新版克歇尔目录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学事件，我们必须为此感谢爱因斯坦的全面知识和不懈努力，也要感谢出版商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为这部巨著提供出版机会和外部环境。这是国际学界合作的盛大成果。爱因斯坦引用了斯宾诺沙的“秩序与联系”（ordo et connexio）一语，他和这句引语是真正相称的。没有“秩序与联系”，就没有学术，没有历史。全世界的音乐学界会确保不会遗失这份成果的任何一个部分。[326]
爱因斯坦不是安于成就的人。他特别看重莫扎特学者们发表在知名音乐学刊物上的详细评论。他十分清楚，有着这等细节和复杂程度的书不可避免会有遗漏和不明确的地方，便非常感谢同行们提供的专业意见和重要的增补书目。因此，他在目录出版之后，仍然继续挖掘新的材料。到1939年，他已经整理出大量修订意见，多到可以出第四版克歇尔目录。但考虑到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这个项目遭的罪，第四版不可能再找他们出了。另外，战争已经爆发，爱因斯坦已经永久离开欧洲，出版这些修订的前景愈发渺茫。最终得以出版，主要是靠爱因斯坦的朋友保罗·希尔施的坚持和鼓励，以及乔弗里·夏普（Geoffrey Sharp）的无私奉献。希尔施在1936年把他珍贵的音乐图书馆从德国搬到了英国，夏普则是英国一家新创音乐刊物《音乐评论》（Music Review）的编辑，这份刊物在1940年年初开始发行。
夏普的刊物在第一期发表了保罗·希尔施关于莫扎特乐谱早期版本的文章。它是英国的音乐刊物中与众不同的一份，其特色是大量发表流亡音乐学者和批评家的文章，堪称独一无二。[327]《伦敦时报》1942年的一篇文章证实了这一点，说该刊编辑已经把刊物变成了“被驱逐的欧陆乐评的家园”。因此，当希尔施提出《音乐评论》可能是出版爱因斯坦第三版克歇尔目录修订的理想平台时，夏普也就认可了。[328]大英图书馆希尔施档案里现存的通信显示，爱因斯坦立刻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谢绝夏普意欲支付的报酬，说道：“您的帮助是我受自英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的诸多善行之一。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也将永远无法回报。”[329]
1940年末，《音乐评论》的第四期发表了爱因斯坦克歇尔目录修订的第一部分，标题为《漫谈莫扎特与克歇尔》（Mozartiana und Köcheliana），印得很紧密，就这样也长达30页。考虑到此文出版时，德国难民已被视为敌国公民关押在狱（希尔施自己也未能幸免，虽然很快获释），夏普同意以德语原文发表爱因斯坦的文章实在非比寻常。爱因斯坦敏锐地意识到这样做会引来怎样的争议，他希望读者不会“惊讶于此增补卷以德语出现在英国期刊上”，也不会“觉得这是特例”。他接着解释道：
决定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作品主体和增补卷不会不一致，并允许保留同样的缩写和其他参考条目。此增补卷，我本想只用打字机制作几份，呈给几家图书馆，以便让学生能及时参阅，但《音乐评论》的编辑善意地提出我可以占用他的版面时，我满怀感谢地接受了这个机会，确保此增补卷能流传得更广。[330]
对爱因斯坦和夏普来说堪称幸运的是，针对用德语发表第一部分增补，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对。《伦敦时报》的一位匿名评论家只说道：“鉴于爱因斯坦博士现在无法通过德国出版商出版他的增补，夏普先生此举只能视为不计利益的公共服务。”[331]一年后，同一家报纸再发评论，观点稍直接一些，称《音乐评论》决定发表爱因斯坦的增补，拯救了“破碎的欧陆音乐学术中的一个碎片”[332]。
此后，在1941年到1945年，《音乐评论》继出版第一卷增补后，又陆续出版了六卷。[333]战争结束时，夏普收到了爱因斯坦的最后一部分增补，非常想把这几个部分集成一册。但此时，爱因斯坦已不愿再为《音乐评论》撰稿，因为该刊1944年发表的一篇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的文章令他非常不悦。格雷在批判近来音乐界的发展状况时，不明智地诋毁了犹太人，说“中欧难民蜂拥而来，大多是犹太种族”，在国内市场泛滥，甚至成了“一大批商业投机客的欢乐围猎场”[334]。夏普道歉说无意让爱因斯坦受到不应有的冒犯，但他认为刊物作者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不准备谴责格雷。爱因斯坦否认在个人层面因格雷的言论而受到冒犯，仅将其看作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1945年6月17日，他致信夏普说：“在德国，希特勒主义正是从这样的言论开始的；如果在民主国家还可能出现这样的言论，哪怕是在欧战胜利日之前，那这五年多的‘鲜血、汗水、眼泪’在我看来也白流了。”[335]
尽管《音乐评论》后来在1946年发表了爱因斯坦关于《后宫诱逃》伦敦首演的一篇文章，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予发表克歇尔目录增补的最后一部分。一年后，爱因斯坦的增补和整个目录由密歇根州安娜堡的J.W.爱德华兹（J.W.Edwards）出版。
<b>爱因斯坦关于莫扎特的写作，1933—1945</b>
爱因斯坦单凭修订克歇尔目录就能确保自己位列同代人中最重要的莫扎特学者。但我们必须记住，爱因斯坦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仍然笔耕不辍，写下不少关于莫扎特和其他作曲家的文章，探索了他感兴趣的许多音乐话题。他的文章发表在很多刊物上，包括《每月音乐记录》（Monthly Music Record）、《音乐时报》《音乐学杂志》（Revue de musicologie）、《音乐学学报》《音乐人文》《每日电讯》和《电台时代周刊》（Radio Times）等。这个清单就显示出他研究范围的广博和对专业与非专业读者直接交流的能力。[336]
爱因斯坦在1938年有一篇关于莫扎特的文章，虽然鲜有人知，但因其所在的刊物而值得加以讨论。1937年9月，流亡小说家托马斯·曼和作家康拉德·法尔克（Konrad Falke）创办了反法西斯期刊《标准与价值》（Mass und Wert）。该刊在苏黎世出版，副标题为“自由德意志文化双月刊”（Zweimonatsschrift für freie deutsche Kultur）。创刊号刊发了托马斯·曼的小说《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的片段。曼在创刊号点明了自己的目的，即这份刊物旨在推出讨论严肃文化话题但不受政治教条玷污的文章。虽然《标准与价值》的创刊号并未涉及音乐，我们应该注意到，曼本人那篇关于“理查德·瓦格纳和《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富有争议的著名演讲就发表在1938年一、二月发行的第三期。在1938年三、四月发行的第四期里，爱因斯坦贡献了一篇11页长的文章，题为《莫扎特与人性》（Mozart und die Humanität）。同期还有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路易·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和马克西米连·贝克（Maximilian Beck）的文章。
《标准与价值》面向文化上开明的读者，这让爱因斯坦能够比在专业音乐刊物上更广泛地表达他对莫扎特的思考。因此，文章较详细地讨论了莫扎特和犹太人及共济会的关系；在爱因斯坦看来，这种关系在歌剧《魔笛》中达到了最高形式的人性表达。爱因斯坦总体上并未直接讨论当时纳粹正在德国推进的对莫扎特的歪曲，但有一个显著的例外，谈到纳粹以种族原因批判剧本作者洛伦佐·达·蓬特：
莫扎特和他之后150年里的任何人都不在乎这个聪明的诗人是不是犹太人。但若一个国家如此僵化而严肃地看待自己的世界观，它就必须前后一致，于是就因为剧本作者而排斥、放弃了这三部歌剧。因此，这个国家目前竟还没有对贝多芬下同样的毒手，真可谓理论失误、直觉不足。贝多芬的《菲岱里奥》、交响曲、四重奏、奏鸣曲可都是闪耀着人性的作品和创作行为。[337]
考虑到爱因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沉浸莫扎特之深，他又坚信莫扎特是所有伟大音乐家中唯一“真正明示出普世性”的，那么，他以书籍的形式检验、整理自己关于莫扎特的想法，就只是时间问题。[338]1938年，居住在意大利时，他其实还收到过一家意大利出版商的邀约，请他写一本关于莫扎特的专著，但因为意大利当时反犹主义风起云涌，他拒绝了这个建议。[339]但一到美国，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分社的委约，他就能够将这个项目付诸实施。其成果是一部名为《莫扎特：其人，其乐》（Mozart：His Character, His Work）的研究。书由一系列文章构成，而不是更传统的对生平和作品的通览，于1944年完成，次年出版，至今仍是关于这位作曲家的著作中最清晰而富于启发的一部，在之后60年的时间里得以广泛传播。[340]
爱因斯坦的《莫扎特》拓展了他在给《标准与价值》的文章里谈到的“人文主义”作曲家主题。他在序言中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事无巨细地重述莫扎特的生平”，而是“尽我所能地对他的性格、对给予他决定性影响的人和事件描绘出清晰的画面”。同样，他讨论莫扎特的作品，“也不是描述，而是以它们的时代并尽可能地以我们和它们的关系为视角进行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把自己的作品置于近期莫扎特文献中的语境中时，爱因斯坦没有提及任何德奥学者的著作；相反，他特别说到自己受惠于法国学者泰奥多尔·德·维泽瓦（Théodor de Wyzewa）和乔治·德·圣福瓦（Georges de Saint-Foix）的著作。[341]
爱因斯坦的《莫扎特》中，“爱国主义和教育”一章包含了看起来和纳粹立场针锋相对的段落。纳粹认为莫扎特卷入政治颇深，并明确持德国爱国主义立场。爱因斯坦在前四页质疑了这一说法。他开篇第一句就认为“莫扎特对政治不感兴趣”，毫不避讳地挑战那些在纳粹德国绞尽脑汁地把莫扎特政治化的人。根据爱因斯坦的叙述，莫扎特没有一丝奴颜婢膝，相反，“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人士”，他对任何统治者和赞助人都不卑不亢，也不依附。[342]
就莫扎特的德国爱国主义这一问题，爱因斯坦认为，莫扎特交游广泛，眼界不只是“超越了阶级的界线”，也超越了国家的界线。他承认莫扎特可以“在特定情境下变成德意志爱国者”，甚至还引用了被纳粹在莫扎特文献中广泛使用的那封1785年致安东·克莱恩的著名信件。但是，幸运的是，他的“爱国主义呼喊”没能阻止他写出《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和《女人心》。“同样幸运的是”，莫扎特从未写过一部爱国主义的德语歌剧——不像伊格纳茨·霍尔茨鲍尔（Ignaz Holzbauer）就写了《施瓦茨堡的京特尔》（Günther von Schwarzburg）；并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放弃了把另一部爱国主义剧本《哈布斯堡的鲁道夫皇帝》（Kaiser Rudolf von Habsburg）写成歌剧的计划。在这方面，莫扎特“超国界的、人性的德意志性”与“他同时代人的廉价德意志沙文主义”大相径庭。[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