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是个城邦，一起参加战争的，不仅有国内的贵族和平民，还有那些同盟者城邦。罗马人在对外侵略扩张时，是不惜一切办法想着去获得胜利，而没时间和精力想着如何去分配战争带来的利益。但赢得战争后，他们很快面临如何分配利益、如何管理好财富的问题。战俘数量远远多于公民数量，被充作奴隶的战俘造反了。刚镇压了奴隶造反，平民和贵族的利益冲突，罗马人与同盟者的利益冲突，奴隶和奴隶主的利益冲突都接连发生，从和平手段到战争手段，最终到了唯有军事巨头不足以控制局面的地步。在这200多年间，罗马人深受财富带来的烦恼的困扰，同时，罗马的政治格局也在不断的斗争中发生着变化。
<h3>1. 奴隶是战争回报罗马最直接的财富</h3>
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统一意大利后就走上海外扩张道路。经过迦太基战争、马其顿战争等，罗马战胜一个个强敌，在整个地中海区域确立霸权。随着历年对外征服和扩张，罗马掠夺了大量财富，侵占了大片土地，俘获了大批奴隶，为罗马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罗马的经济随着对外扩张空前发展起来。
罗马常年对外扩张，战俘是其奴隶的主要来源。每赢得一次战争，罗马人就将俘虏卖为奴隶，以此奖励有战功的人，补充军费。例如，公元前262年，罗马占领西西里的城市阿格立真坦，把俘虏的2.5万人卖为奴隶；在第一次迦太基战争中，罗马总共把7.5万名俘虏卖为奴隶；公元前177年，罗马占领撒丁尼亚时，将8万人卖为奴隶；公元前167年，罗马占领伊庇鲁斯，将该地区70个城市中的15万人卖为奴隶……
因为有很多战俘被卖为奴隶，这对每个参军的罗马公民来说，战争不仅仅是为国出力，也是一次发财机会——只要活下来，赢得了战争胜利，将会或多或少分得战利品，包括土地和奴隶，而这些能保证他们此后过上相对优裕的生活，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此外，罗马的奴隶来源还有奴隶生育的子女，一些受高利贷重利盘剥沦为债奴的人，在地中海经商时被海盗抢掠押送到奴隶市场兜售的人。
由于奴隶主要来自战场，军队又不便长期管理奴隶，大多在战争结束后尽快将奴隶卖掉，于是随着罗马对外扩张，奴隶贸易迅速发展和兴盛起来。当时，许多城市都有奴隶市场。例如，雅典的爱非塞斯、亚得里亚海北岸的奎雷亚、伦河口的马萨利亚，以及塞浦路斯、开俄斯岛，都是著名的奴隶市场，进行着大宗奴隶交易。提洛岛是当时奴隶交易的中心，一天之内奴隶买卖的成交量高达1万人。
大量奴隶流入罗马后，罗马有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奴隶制经济高涨——人力是最大的资源，这种成本极低的奴隶，为奴隶主们创造着财富，导致他们不仅能做许多平民无法无力做的事，而且与平民阶层的财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奴隶制充分发展，奴隶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奴隶成为罗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原先那些平民已经逐渐成为社会边缘人了——社会最主要的人群是奴隶主和奴隶，平民阶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在当时，奴隶主是财富的主要拥有者，而奴隶则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特别是在农牧业、采矿业、手工业以及服务业（家内仆役）方面。
在农业方面，由于土地集中形成大土地所有制，奴隶充斥在大农庄、大果园和大牧场，从事着生产活动。
在采矿业和建筑业等手工业部门，也大量使用奴隶劳动。与此同时，奴隶充当家内仆役也日益增多。因为随着财富的积累以及希腊和东方文明的影响，罗马奴隶主中逐渐滋长一种追求奢侈享乐的风气，大量使用家庭奴隶成为争强夸富的手段。在富有乃至中等的罗马家庭中，都拥有许多奴仆——他们担任看门人、厨子、马夫、侍从、理发师，甚至担任教师、乐师、医生等。不仅如此，罗马奴隶主为了追求奢侈享乐，还动用大量奴隶修建豪华的住所、娱乐场所、墓地等。
当时，奴隶的地位十分低下。在法律上，奴隶被视作主人的物品和财产——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和牲口以及其他财物同列。奴隶主对奴隶可以随意打骂，肆意虐待，甚至操有生杀之权。奴隶没有财产权，也没有家庭权和婚姻权，男女奴隶同居所生的子女是奴隶主的财产。
奴隶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十分悲惨。奴隶主一方面尽量增加奴隶的劳动量，一方面把奴隶的生活水准降低到无可再坏、只能勉强活命的地步，以更多地榨取奴隶的劳动价值。而奴隶一旦生病或年老，奴隶主便把他们变卖或抛弃掉。
奴隶主惩罚奴隶的手段很残酷。木棍、鞭子、烙铁、脚镣手铐、十字架等，都是常用的刑具。家内奴隶的待遇稍好些，但他们必须唯命是从，服侍周全，否则，轻则挨打，重则被处死。
野蛮的奴隶制度给奴隶带来无穷无尽的苦痛和灾难，这激起他们的挺身反抗。奴隶反抗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如破坏工具和牲畜、消极怠工、逃亡、杀死自家的主人直至举行起义。公元前2世纪，奴隶暴动和起义便已频繁发生。其中，西西里奴隶起义规模最大。
当时，罗马的小土地所有者根本无法与大庄园竞争，纷纷破产，丧失土地，最后沦为游民无产者阶层。而罗马法律规定拥有耕地的自由农民才有资格当兵，小农阶层的日趋消失使军队的兵源告竭。至于贵族阶层，他们是罗马大肆扩张的直接受益者，耽于享乐，醉生梦死。
公元前137年，意大利南部的粮仓西西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奴隶起义，粮食价格腾贵，下层平民怨声载道。平民的不满与积愤酝酿着他们与贵族的斗争将进入一个新的回合。
奴隶们打击的对象是奴隶制大庄园。起义军所到之处，摧毁大庄园，杀死大庄园主，但对小庄园、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则加以保护。所以，起义军也得到农民的同情和支持。对于手工业者，特别是武器匠，起义军让他们继续生产武器，以保证起义的需要。为了减少敌对力量，起义军宽恕了那些早先人道地对待奴隶的人，而且不侮辱他们。
罗马统治阶级一开始就派兵镇压起义，但都被起义军屡屡挫败。直到公元前132年托洛明尼亚决战，起义军领袖克里昂英勇战死，攸努斯被俘后，罗马才勉强将奴隶起义镇压。
这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失败后，奴隶的状况更加恶化，而反抗的怒火并没有泯息。30多年后，同样在西西里岛，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罗马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镇压。
不过，虽然在罗马奴隶经济发展中，奴隶反抗比较激烈，但这种奴隶制却与当时罗马的侵略扩张整体上是相适应的。
罗马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而赢得大规模的掠夺战争，给罗马统治者带来了大量奴隶、财富和土地。罗马军每打一次胜仗，每征服一块地方，就把数以万计的当地俘虏卖作奴隶。这既有效处理了战俘，弥补了罗马军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填补了军费，而且还给罗马后方的居民尤其是奴隶主、大庄园主提供了廉价的赚取利润的工具。对罗马有钱人来说，他们不一定愿意亲自参与战争，但因为战争能给其带来售价极低的奴隶，他们也获利了，因而对战争往往持积极态度，在缴纳赋税以及军费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性。这就是罗马军多次惨败却能迅速恢复起来的重要原因。
除了使用大量廉价奴隶外，拥有大量土地，是他们获得财富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担任军官、总督的罗马贵族富豪们，在征服过程中又倚仗权势攫夺巨额钱财和成片土地。他们不但侵吞国家公地，还不择手段地霸占邻近自由农民的土地。这大量的土地、资金和奴隶劳动力，为罗马奴隶主贵族进行大土地经营提供了条件。至于那些没亲自参与战争的有钱人，也可以通过购买增加土地拥有量，尤其是战争结束后，他们往往能低价买到很多土地——一些无法亲自经营的军人往往会卖掉作为战利品分到的土地。于是，公元前3世纪，大庄园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出现，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大庄园还扩展到北非、高卢和西班牙等行省。
大庄园的规模不尽相等，大者拥有几千尤格（罗马时的面积单位，1尤格约合 1/4公顷）土地，小者也拥有一二百尤格土地，使用奴隶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各庄园经营项目也各有侧重，有的以种葡萄为主，有的种菜或种橄榄，也有的以畜牧业为主，生产谷物的庄园一般较大，多数集中在西西里、北非一带。大庄园的生产品除满足奴隶主自身消费外，大都作为商品出售。而这对本身具有商业细胞的罗马人来说，又是一种创造财富的途径。
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有人建议，庄园地点应选择靠近城市或交通便利之处，还要求善于经营的主人“要少买而多卖”。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奴隶主贵族精心研究了庄园的劳动组织和管理问题。他们主张，100尤格的葡萄园里应有14个奴隶劳动力，240个尤格的橄榄园需有11个奴隶劳动力，牧场上每80至100头羊或50头牛安排1名牧奴，每个奴隶都担负了很大的劳动量。奴隶一年到头除了年底年初能有两天休假以外，必须拼命干活，没有丝毫闲暇，即使在下雨天或宗教节日里，也不能闲着。这种超乎寻常的剩余价值榨取，让罗马大庄园主、奴隶主尽可能多地拥有了财富。
当时，崇尚奢靡享受的奴隶主不常住在庄园。他们往往从奴隶中挑选一名听话肯干、通晓农活的管家即管庄，来直接管理庄园事务。一般来说，管庄既不识字又不会算账，主人反倒觉得放心，认为这样也就不至于侵吞他的钱财。管庄忠实地秉承主子的旨意，日夜监视着奴隶们的一举一动。
大庄园的生产活动为社会提供了大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促进了当时整个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广大奴隶流血流汗、辛勤劳动，也就不可能产生罗马社会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但是，奴隶制大庄园经济本身却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奴隶是在奴隶主的皮鞭棍棒驱赶下被迫从事生产的，受尽非人的折磨和剥削，完全享受不到自己劳动的成果，他们对生产劳动是不感兴趣的。只要一有机会就逃离庄园、毁坏工具、虐待牲口，以表达他们对奴隶主的反抗。
主人为避免工具被毁，往往把一些笨重粗陋的工具交给奴隶使用，这样，实际上就阻碍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大庄园的发展是以牺牲广大自由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的。战乱、赋税和土地兼并，迫使缺乏竞争力的小农纷纷破产。
由于奴隶市场上充斥着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奴隶的劳动排斥了自由农民的劳动，农民破产后很难重新谋得工作，除少数人尚能以临时雇工身份在庄园找到立足点，大批破产者不得不流入城市，沦为无业游民，靠国家救济和富人施舍过活。这些游民无产者久而脱离劳动，不惜依附于权贵，充任门客和政治上的捧场人，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寄生阶层，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大庄园是为了尽可能地提高效率，让奴隶创造财富。而事实上，罗马大庄园里的奴隶也给罗马人尤其是奴隶主阶层奢靡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公元1世纪至2世纪，罗马帝国一度出现经济繁荣局面。高卢、西班牙、北非等行省农业发展较快，相比之下，意大利的农业却稍显落后。尤其是埃及、北非廉价谷物的大批流入，严重冲击了意大利的谷物种植业，南部许多大庄园不得不改作牧场、园艺场或供人娱乐的场所，意大利的农业逐渐呈现衰退趋势。
2世纪以后，罗马对外扩张已经达到极限，掠夺战争不像过去那样频繁，奴隶的来源大大减少，奴隶价格随之日益昂贵。同时，奴隶的不断反抗和大批逃亡，也影响了大庄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管理上的困难，导致劳动力奇缺，田地荒芜。奴隶制大庄园在经营上再也无利可图，变得难以继续维持，走上了穷途末路。一些大庄园主、奴隶主开始释放奴隶，分给小块土地耕种，自己则坐收地租。
从罗马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变化来看，它的走向繁荣，背后支撑的是罗马不断的对外战争，不断赢得战争，持续保障廉价奴隶的来源，而并不是通过改善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奴隶是战争赐给罗马人的财富，没有了战争，罗马人就无法保持繁荣，各种社会矛盾就会爆发，社会就会出现问题。因而，罗马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不断发动扩张战争，赢得扩张战争。
<h3>2. 凡侵犯我利益的人，杀无赦</h3>
罗马发展壮大最典型的特质就是扩张战争，赢得对外战争的结果就是奴隶源源不断，最终使得大庄园经济发展，因而可以说奴隶主或者说大庄园主才是扩张战争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按照罗马的法律，罗马军主力却是那些自由农民和普通市民，奴隶主或者大庄园主虽然有时也参军服役，但他们多担任军官，或者高级别士兵，相对普通士兵要安全得多。
在战争中最辛苦的罗马公民却从战争中收益很少，有时不得不借债度日，最终因还不起高利贷，沦落为社会无产游民或者他人的奴隶。这样，罗马在下一次战争中，只要稍微失利，就会面临着招募不到士兵的窘境。这种状况到后来愈来愈严重，甚至到了非改革不能救罗马的地步。
罗马的这种改革是由提比略·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完成的。
提比略·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是罗马共和国晚期曾任西班牙总督的格拉古的儿子。格拉古过早去世，他的两个儿子由妻子科内莉娅抚养成人。提比略·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童年时代，希腊已经变为罗马领土的一部分。他们受到希腊文化和民主思想的熏陶，勤奋研习文学、哲学和雄辩术，并都有演说才能。不仅如此，家族的纽带把格拉古兄弟与贵胄显要联结起来——他们好多亲属都身居要职。
如同一般的罗马贵族青年那样，提比略·格拉古年轻时入军中服役，在公元前147年至公元前146年参加过远征非洲的战争。在摧毁迦太基城的最后一战中，他身先士卒，登上了迦太基城楼。公元前137年，他任财政官，转战西班牙。在从都城出发的征途中，提比略目睹农田里尽是大批奴隶在耕作，几乎看不到一个干农活的自由民。他意识到自耕农没落了，内心十分感慨。
随后一件事让他将自耕农的没落与罗马的命运联合起来。在与西班牙部族人的交战中，罗马军团兵力不足，得不到补充，原因是法律规定服役的自耕农不足。提比略对此事非常关注。经过一番调查，他发现：罗马的兵源捉襟见肘，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游民，自由农民寥寥无几，自耕农阶层势将消失殆尽，而意大利本土及外省的土地和财富都集中在大奴隶主手中。
提比略和他弟弟盖乌斯立即警觉，认为为了国家长治久安非进行改革不可，而首先急需解决的是土地问题。于是，他们从原来的“元老派”改投“改革派”，并积极准备进行改革。
在改革派的支持和平民的拥戴下，提比略挺身而出，竞选公元前133年的保民官，并顺利当选。就任后，他立即签署克劳狄乌斯等人提出的一份土地法案。法案限制公地占有额并分配超占土地，规定：每户家长所占公地以500尤格为限，如有儿子，则长子、次子可各占250尤格，但每户占田总额不得超过1000尤格。所占公地永久所有，免交租金。超占地以偿付地价为条件收归国有，划成30尤格的份地，分给贫穷农民。此项份地要交纳少量租金，世袭占有，但不得出卖或转让。肥沃的坎帕尼亚土地不在此法案计划之内。土地分配由每年选举一次的三人委员会主持办理。
提比略事先不征询元老院意见，而将法案直接提交平民大会。为了争取法案通过，提比略在平民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其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言论，深合民意。民众齐声拥护土地法。
客观地说，《提比略土地法》是一项革除贪暴、纠正弊端的法案，不论其内容还是实施方式，都是异常温和、委曲求全的。它对于兼并公地犯法自肥的贵族，既不惩办，也不课罚，反而偿付地价，其实施方案完全是在合法范围内以和平手段进行的。不过，它触动了奴隶主垄断土地的利益，遭到贵族地主特别是元老院保守势力的仇视和反对。他们造谣惑众，说提比略意图制造国家混乱，继而拉拢提比略的同僚保民官奥克塔维乌斯，唆使他运用否决权阻止法案通过。
奥克塔维乌斯占有大片公地，重私利，经不起权贵利诱，最终不顾民心向背和提比略的再三劝告，行使了否决权，致使公民大会被迫休会。
反对派的破坏和人民的拥护都推动了提比略采取激烈和坚决的措施，即命令地主无偿交出违法超占的土地。同时，他颁布法令：在法案表决前，禁止所有行政长官处理公务，封闭国库所在地的萨杜尔努斯神殿，从而停止国家机构的正常运作。
不过，提比略仍然对反对派存有幻想。他以从自己的财产中拨付地价弥补奥克塔维乌斯的个人损失为条件，请求其不再坚持反对，并且在自己一方人多势众足以压服对方的情况下，仍然在表决前把问题提交元老院裁决，而这一切都遭到否决。
提比略毅然召集公民大会，提出违反人民利益的保民官能否继续任职的问题，并付诸表决。表决结果是一致要求罢黜奥克塔维乌斯，并通过土地法。同时，大会选出提比略、其岳父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和其兄弟盖乌斯组成三人委员会。
土地分配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亚平宁山脉的边沿地区进行。法案的实施困难重重，因为公地情况年久失查，地主们化公为私多方隐瞒，而且一部分农民无力置备工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即使分得土地也实同没有。更重要的是，以大祭司长纳西卡为首的反对派多方作梗，从中破坏，拒绝批准给予提比略必要的经费，还利用无赖之徒指控提比略废黜奥克塔维乌斯是对保民官神圣权利的侵犯。
公元前133年夏，帕加马国王阿塔洛斯三世立遗嘱将其王国赠给罗马。这件事不仅在帕加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在罗马国内也引起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分配“天上掉的馅饼”。提比略提出法案，主张把阿塔洛斯三世的金库作为贫穷农民的补助资金，同时将帕加马城的处理权交给公民大会。这当然是对一向主持外事和财政的元老院权威的挑战。
本来就对土地改革不满的反对派趁机造谣滋事，说帕加马给提比略送来了阿塔洛斯三世的紫袍和冕旒，诬称他有称王野心。这种破坏有使土地改革半途而废的危险。
提比略不甘示弱，决定竞选连任下一年度的保民官，同时提出缩短兵役期限，授予人民对法官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以及在只有元老才能充任的法官之外增加同等数目的骑士阶层出身的法官等一系列新法案。其主旨在于削弱元老院特权和扩大改革派阵营。
不过，旧法尚难彻底实行，新法的推行更加无望。问题的关键在于提比略能否连任保民官。公元前180年颁布的《维里乌斯法》规定，同一人两次担任高级长官，必须有一间隔时期，即不得连续两年选举同一人担任高级长官。虽然在实际上高级长官未满间隔期即再度当选者不乏其例，保民官是否在高级长官范围之内也并不明确，但是，反对派仍然在选举前夕以“连任保民官出乎常规”为借口，大造提比略欲施暴政的舆论，并暗中策划寻衅闹事。
与此同时，城市平民的改革积极性由于提比略扩大改革的范围而有所降低，农民由于忙于收获而无暇入城开会，形势发生不利于提比略的变化。选举日当天，民众在卡皮托里乌姆山丘广场准备开会时，反对派混入人群造成纷扰，以致会议中断。第二天，民众在原地集会，元老院也聚会于该山丘的忠诚女神庙。纳西卡企图胁迫执政官斯凯沃拉杀死提比略，但遭到拒绝，便决定亲自动手。当反对派蓄谋动武的消息传给提比略时，提比略想转告给民众，但因人声嘈杂无法言传，便以手指头示意危险临头。反对派竟把提比略的手势曲解为要求王冠，并立即报告元老院。
纳西卡当即跳起，狂呼：“凡要挽救祖国的人跟我来！”率领一群元老、门客、家奴冲入会场，操起板凳腿等做武器，动起武来。
经过一场混战，提比略及其拥护者300余人均遭残杀。事后，反对派不顾盖乌斯·格拉古领回死难者遗体的要求，竟在夜间把提比略与其余死难者的尸体投入台伯河。同时，在波庇里乌斯的主持下，大肆迫害改革派，或放逐或处死，一些人甚至被关在放进毒蛇的笼子里折磨致死。
改革派人士英勇殉难，但改革运动并未停止。公元前124年12月10日，盖乌斯就任保民官。由于他的非凡才能，很快就成为第一保民官。他经常怀着哀恸之情发表刚强有力的演说，回顾提比略的悲惨遭遇，痛斥权贵违反祖宗律例残杀保民官和其他志士，以激发民情，准备改革。同时，为了惩治扼杀改革的凶犯，他使波庇里乌斯在公民大会上受到弹劾并被放逐。
盖乌斯的改革面临三大问题：土地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问题。鉴于形势变化和提比略失败的教训，盖乌斯把这些问题提上日程，将其结合起来，从公元前123年开始，在两届保民官任期内分阶段地陆续提出并实施一些法案：土地法、粮食法、审判法、军事法、筑路法、卸任执政官治理行省法和亚细亚行省包税法。这些措施都带有改善自由民权利和限制贵族特权的性质，比提比略改革涉及的范围更广、更全面。
盖乌斯以极大热忱和精力为实现改革目标而奔波劳碌，所表现的非凡能力，甚至使他的敌人也惊叹不已。最终，由于盖乌斯的威信，他不经竞选即被连选为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
连任后，他提出两项更加激进的新法：殖民法和公民权法。殖民法是土地法的必要补充。罗马在对外扩张过程中，不断建立殖民地，如何管理这些殖民地的土地，这些殖民地的土地属于谁，如何分配在殖民地的利益，必须要有一部法律做出明文规定。关于公民权法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授予拉丁同盟者以完全的罗马公民权，一是给意大利同盟者以拉丁公民权。
这两项法案本来是合乎实际顺乎历史潮流的，但由于罗马公民怀恋故土、有保守特权而难于实现，并且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
反对派施展诡诈手段，利用另一个保民官德鲁苏斯提出乍看起来更加激进诱人的法案，以取悦和笼络人民，从而破坏盖乌斯的威信。德鲁苏斯提出在意大利本土建立12个殖民地，向每一殖民地遣送3000名贫民，并豁免分给公地的农民应交的租金。这一法案因为意大利已无可供殖民之地，实是欺人之谈。关于公民权问题，德鲁苏斯只提出禁止罗马的军事长官用棍棒责打拉丁人的法案，而回避实质问题。
一些人不明真相，竟轻信欺骗，开始对盖乌斯新法表示怀疑和不满。
公元前122年春，盖乌斯与另一同僚保民官弗拉库斯被派到迦太基筹建殖民地。他们主张在原迦太基城址划定殖民地，安置6000名居民，每人至多分配200尤格土地，一些意大利人也包括在内。反对派则造谣滋事，说在迦太基大风把旗帜刮成碎片，把祭坛上的牺牲吹到城界之外，狼又把建城界标拔走、拖到远处，等等，宣扬在迦太建殖民地是遭到神谴的坏事。同时，在罗马，反对派乘盖乌斯外出之机，安排执政官人选，准备再次扼杀改革运动。
盖乌斯在迦太基驻留70天，完成筹建事宜，将新建殖民地命名为朱诺尼亚，然后匆匆返回罗马迎接挑战。
返回罗马后，鉴于斗争需要，盖乌斯毅然提出更激进的公民权法案，即授予意大利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大群意大利人涌入罗马支持盖乌斯。但是，元老院授权执政官法尼乌斯将一切非罗马人逐出罗马城，并命令意大利同盟者在会议期间不得在离罗马城40斯塔狄昂（约合70公里）的范围内出现，更不得进入罗马城。对此，盖乌斯竟束手无策，法案终被否决。此举损害了盖乌斯的威信，再加上反对派在选举中舞弊，盖乌斯在第三任保民官竞选中失败。相反，盖乌斯的宿敌奥庇米乌斯却当选为公元前121年执政官，并立即着手废除盖乌斯的法案。
反对派决定利用讨论迦太基殖民地问题的机会挑起事端。保民官卢福斯提出取消迦太基殖民地的法案。为此，在卡皮托里乌姆召开了公民大会。集会时，反对派方面的一个执政官侍从称“盖乌斯党人为流氓”并做出侮辱手势，蓄意激怒改革派。盖乌斯的部下在盛怒之下当场刺死了那个侍从。
此事正中元老院下怀。第二天，他们故作哀兵姿态，陈尸广场，举尸游行。在元老院授意下，执政官奥庇米乌斯以挽救罗马、镇压僭主为名，命令元老、骑士率领门客武装占领卡皮托里乌姆山丘。改革派也做了抵抗准备。第二天早上，改革派占据阿芬丁山丘。盖乌斯直到此刻还幻想和平解决争端。他自己拒绝武装，并且派遣弗拉库斯的儿子到元老院议和。
奥庇米乌斯不顾信义，扣押来使，下令进攻阿芬丁山。改革派经不住有组织的武装袭击，迅即溃散。在朋友帮助下，盖乌斯逃到台伯河对岸。但追兵迫近，盖乌斯不甘被俘，便命令随从奴隶把他杀死。奴隶杀死盖乌斯后自杀。
在这场屠杀中，惨遭杀害者达3000人之多。他们的尸体，同10年前提比略一样被投到台伯河中。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亲友遭株连。反对派的凶残暴虐，比之提比略惨案尤有过之。反对派为了维护奴隶主、庄园主和元老院贵族的利益，不屑牺牲自由民的利益、同盟者的利益，竟然残酷地将主张改革的格拉古兄弟先后杀害，制造了两桩惨案。这种反动的行为令人发指。
但是，历史车轮毕竟是不断前进的，谁都挡不住。自由民主导的改革失败，自由民和同盟者获得权利的希望落空，罗马那些元老院贵族并未就此高枕无忧，因为那些权利意识觉醒的同盟者起来斗争了，而且他们采取的不是改革措施，而是武装斗争模式，最终赢得了胜利，从某种程度上改造了罗马。
<h3>3. 一切不平等都源于没有罗马公民权</h3>
罗马对外扩张成功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拉同盟搭伙搞扩张，同时在打败对方后，迫使对方签订和约，成为自己的同盟或者从属国，而管理同盟者的方式则是分而治之。罗马征服意大利诸城邦最早，对其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也最明显。
在200年的漫长岁月里，通过罗马政治法律的影响，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意大利各城邦逐渐拉丁化、罗马化。然而，在社会地位上，意大利各城邦的人和罗马人却俨然是两个等级。罗马人名义上称他们为同盟者，实际上把他们当作属民而不当作平等的公民。同盟者用生命和鲜血帮助罗马开疆拓土，却分不到一尤格“公有地”。他们不得参与罗马的政治生活，更无权问津各级官职。他们遭到罗马人的歧视和压迫，甚至在罗马官员面前没有人身保障。
意大利同盟者认为，这一切不平等待遇的根源就在于他们没有罗马公民权。当罗马是还个小邦时，意大利各邦居民自然不会青睐罗马公民权，而事实上，罗马人那时经常将公民权惠赠友人，以拉拢同盟者搭伙去侵略扩张。征服意大利各城邦后，作为同盟者的意大利各城邦降到隶属地位，罗马公民权显示出优越性。有些意大利人开始谋求罗马公民权，但罗马人变得吝啬起来。
独霸地中海后，罗马公民权的价值空前大起来——它能带来巨大物质利益。一些在战争中同样出力的意大利人迫切要求获得公民权，但罗马人却把公民权看作自己的禁脔，拒绝和别人分享。因为多一个人有公民权就意味着罗马人的利益要多分出一份儿。
于是，意大利人采取种种手段获得罗马公民权，导致罗马的“非法移民”越来越多。罗马人发现这些后，就采取措施维护公民权。早在公元前286年，罗马监察官就发现1.2万“非法”移民，将其全部赶走。在公元前187年、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72年、公元前168年各普查年份，罗马多次采取措施，对外来移民加以限制。公元前126年，罗马人更颁布“潘努斯法”，从罗马城驱逐所有意大利移民。这种保守排外政策激起了意大利人的不满——他们转向公开直接地向罗马人要公民权。
在罗马统治集团中，个别有远见的民主派领袖看到了这个问题潜在的危险性，主张向意大利人授予公民权。因此，在罗马民主派与元老派的斗争中，争取同盟者的罗马公民权逐渐加入其中。这也是罗马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分配侵略战争带来利益的重要体现。
公元前125年，执政官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首次提出向同盟者授予公民权的议案。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议案没有通过。这件事在同盟者中引起义愤，弗列盖列城爆发了起义。当然，起义被罗马残酷镇压下去了。
公元前122年，著名民主派领袖、保民官盖乌斯·格拉古又提出公民权议案。大批同盟者涌入罗马城，支持盖乌斯议案，但被执政官法尼乌斯驱逐，议案再次遭到否决。盖乌斯失败罹难，与争取意大利人的罗马公民权不无关联。
公元前100年，保民官萨杜尔尼努斯与军事领袖马略结盟，强行通过共同拟订的土地法案。该法案计划将阿非利加和那旁高卢等行省的公有地分给马略老兵(坚决支持马略的那些军人)，包括服役的意大利同盟者。鉴于只有罗马公民才有权分配公有地，这一措施变相等于把罗马公民权授予了那些意大利人。
但是，萨杜尔尼努斯运动的失败，使同盟者的幻想再次成为泡影。公元前95年，苛刻严厉的李锡尼穆西乌斯法剥夺了一些意大利人已“非法”获取的公民权，并再次将罗马城内的意大利人统统驱逐出去。
罗马民主派领袖的相继失败和遇难，使同盟者在心理上受到了创伤，但他们对罗马当局仍然抱有一线希望。不久，他们果然在罗马贵族中找到一个新的同情者——保民官李维·德鲁苏，并与他建立秘密联系。
公元前91年，德鲁苏提出一个试图调和各方利益的议案：将司法权归还元老院，同时在元老院增加300名骑士出身的成员；向贫穷公民廉价售粮并分配坎帕尼亚和西西里剩余的公有地；授予意大利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然而事与愿违，德鲁苏的全面妥协议案招致罗马社会普遍反对。
就在议案即将付诸表决时，德鲁苏被无名刺客暗杀。意大利同盟者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最后希望也就随着德鲁苏而埋葬了。同盟者绝望地拿起武器，以马尔西人为核心，皮凯努姆人、皮里根尼人、维斯提尼人、玛鲁西尼人、萨姆尼持人、卢卡尼亚人和阿普里亚人等，组成秘密反罗马联盟。他们互相交换人质，商定同时发动起义。
公元前91年底，罗马大法官塞尔维利乌斯获悉，皮凯努姆同盟者城市阿斯库鲁姆正和邻近城市交换人质，遂赶到那里，向集会的市民发表了威胁性训话，激起市民公愤，当场被打死。随后，城市长官尤达西略命令关闭城门，将住在城内的罗马人统统处死。阿斯库鲁姆起义了，其火焰迅即蔓延到邻近地区。
马尔西人带头向罗马宣战，参加反罗马联盟的各城市、公社纷纷响应。除了伊达拉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外，几乎所有意大利同盟者都卷入起义。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同盟者还是向罗马派去使团，提出最后呼吁。罗马元老院拒绝听取这种用剑强逼的要求，并勒令同盟者放下武器。同盟者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诸城邦同盟者既然已向罗马宣战，便不再乞求罗马公民权，自己组织起新的联盟共和国。新国家定都于起义地区的心脏——皮里根尼人的城市科芬尼乌姆，命名为“意大利”。这个新国家授予所有起义公社成员公民权。新国家按照罗马的模式组织：由选自各起义公社的500名成员组成元老院，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在起义领袖中选出两名执政官和12名大法官，授予他们军事、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全意大利公民大会也预定在首都召集；萨伯利安各族通用的奥斯坎语与拉丁语共同成为新国家的官方语言。
起义军有10万之众，无论是统帅的指挥才能，还是士兵的素质及武器装备，都不次于罗马军。因为诸城邦同盟者长期作为辅助军队随同罗马军团征战，对罗马的军事熟谙深知。起义在意大利本土爆发，其中心距离罗马城相当近，对罗马构成了严重威胁。
不过，对双方而言，战斗都是复杂艰难的。起义地区非常广大，但许多效忠罗马的要塞据点散布其间。起义者不得不将对罗马要塞的围攻战与各自领土的保卫战结合起来，罗马人则被迫同时与遍布各地的起义者作战。于是，起义者没有能集中兵力进攻罗马城，而罗马人也难以一举扑灭起义。
从军事上，当时的局势可以划分为两个战区。
北方战区，自皮凯努姆和阿布鲁滋河至坎帕尼亚北界，都是操拉丁语的地区。起义军统帅是昆图斯·西罗，对阵的罗马军统帅是茹提略·卢普斯，两人都是各自国家的执政官。
南方战区，包括坎帕尼亚、萨姆尼乌姆、卢卡尼亚和阿普里亚。起义军统帅是意大利执政官萨姆尼特人巴比乌斯·穆提鲁斯，罗马统帅是执政官路西乌斯·恺撒。
统帅之下配有副将，负责指挥特定地区的战争。当时，罗马两位执政官同时出征，一些著名罗马将领，诸如盖约·马略、庞培·斯特拉波和苏拉等担任副将。当时，整个意大利都陷入同盟者战争之中。
战争第一年，公元前90年，起义军在南北两个战区都占明显优势。他们重点围攻境内罗马人的要塞，并在许多地方突破了罗马人的防线。
在南方战区，起义军将领斯卡托指挥军队大败路西乌斯麾下的罗马军，占领位于坎帕尼亚到萨姆尼乌姆之间的重镇维那弗伦。罗马要塞爱塞尔尼亚闻风而投降。在卢卡尼亚活动的起义军将领拉姆彭尼乌斯重创罗马将领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罗马要塞格罗门敦落入起义军手中。意大利执政官巴比乌斯·穆提鲁斯击败罗马将领波波那，率领萨姆尼特军进入坎帕尼亚。诺拉、庞贝等城市拱手投降。许多倒戈的罗马士兵和解放的奴隶加入起义行列。
在北方战区，起义军将领尤达西略和拉夫伦等联合击败罗马将领庞培·斯特拉波指挥的独立军团，将他围困在费尔姆。这使得北方战区的起义军能够把一部分兵力抽出来，投入南方战区。尤达西略率领皮凯努姆军队突入阿普里亚。卡努辛、维努西亚等城市倒向起义者。就在这一年6月，罗马人遭到一次惨重的失败：执政官卢普斯率领军队在渡过托林那河时，遭到骁将斯卡托指挥的起义军的猛烈袭击，卢普斯和手下8000名士兵被杀死。当卢普斯和其他许多贵族的尸体被运回罗马时，全城陷入恐怖之中。元老院下令，以后阵亡者应就地安葬，以免生存者目睹惨状而不愿从军作战。卢普斯死后，罗马北方军由马略和西彼俄分别指挥。西彼俄被起义领袖昆图斯·西罗用诈降计诱到一个设伏地点，兵败身亡。
意大利同盟者取得一连串胜利，使仍然忠于罗马的伊达拉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动摇起来，其中个别公社归附了起义者，大多数则正犹豫。起义的同盟者还派出使节，向已对罗马采取敌对行动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寻求援助。
罗马面临着意大利人与本都人的内外夹击。罗马元老院意识到事态严重，宣布处于紧急状态。为了提供战争必需的至少18个军团的军队，罗马广泛采用马略军事改革创建的募兵制，不仅雇用众多被军饷和劫掠机会吸引来的流氓无产者，而且将大批蛮族人编入军队，投入各个战场，甚至破例招募被释放的奴隶，部署在库麦至罗马的沿海一带。将蛮族征召进入军队，如同饮鸩止渴，为日后罗马未来的危机甚至亡国埋下了伏笔，因为雇佣军带来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同盟者，利用蛮族人对付同盟者，而同盟者又是罗马开疆拓土的重要贡献者，因而事实上就是利用“外人”来对付“亲人”，这是罗马帝国后期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离心离德，以及罗马帝国存在那么久却一直无法形成一个民族的重要根源。
在继续加强军事镇压的同时，元老院迫于本都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开始对同盟者采取让步政策。公元前90年底，执政官路西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受命提出议案，建议向所有迄今仍忠于罗马的意大利同盟者授予公民权。议案通过，成为《尤利乌斯法》，向全意大利公布。对广大同盟者来说，这才是平息起义的根本之策。而对参与起义的同盟者来说，这无疑是釜底抽薪。
很快，这一法令有效地制止了同盟者起义的进一步扩展。罗马元老院使那些忠顺的人更加忠顺了，使那些动摇的人坚定了，使那些反对者缓和下来了，因为有了取得同样待遇的希望。当然，始终忠于罗马的伊达拉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率先获得了罗马公民权。
公元前89年初，罗马又颁布由两位保民官提出的《普劳提乌斯·帕皮利乌斯法》，宣布：凡在60天内放下武器，向罗马长官登记申请的同盟者，均可得到罗马公民权。这一心理战攻势促成起义者阵营瓦解。
公元前89年开始，战场上的局势急转直下。在招抚投降者的同时，罗马对顽强抵抗的起义军进行更残酷的镇压。得到补充的罗马军调整战线，在南北两个战区都发动了攻势，夺取了战争主动权。
在北方战区，尚不知道伊达拉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态度变化的马尔西人派遣一支1.5万人的军队去援助北意大利酝酿的起义。这支军队被新任罗马执政官庞培·斯特拉波阻截并击溃。
另一位罗马执政官波尔西乌斯·加图突入马尔西人地区。当加图在福兴湖阵亡后，北方战区的罗马军由斯特拉波统一指挥。双方在阿斯库鲁姆周边展开大战。转战在阿普里亚的尤达西略率皮凯努姆军回救自己的家乡。城下一战，起义军损失惨重，但尤达西略率少数队伍冲入城内。围攻重新开始。在坚守数月之后，尤达西略看到局势变得无望，遂下令将市民中的亲罗马分子处死，然后自尽。
罗马人占领放弃抵抗的阿斯库鲁姆后，把守城将领和坚定反罗马的市民逐一处决，财产没收，其余居民被驱赶出城。阿斯库鲁姆是意大利联盟在北方的堡垒，它的陷落致命地引起中部意大利起义者的全线崩溃。
斯特拉波的副将苏尔皮西乌斯降服了玛鲁西尼人，庇户和秦纳降服了马尔西人。维斯提尼人和皮里根尼人投降了斯特拉波本人。起义者首都“意大利”再次成为卑屈的小城科芬尼乌姆，同盟者首脑机关于公元前88年初迁至萨姆尼乌姆的爱塞尔尼亚。
中部意大利的起义平息下去后，斯特拉波在罗马城举行了凯旋式。
南方战区的罗马军由接替路西乌斯的苏拉统率。苏拉以狡诈而残酷的手段展开了凌厉攻势。苏拉率军进入坎帕尼亚，斯塔比埃、赫库拉纽姆和庞贝诸城相继被攻克。在诺拉城下，苏拉取得一次血腥的胜利。然后，他以一部分兵力围攻诺拉城，自己率部向萨姆尼乌姆内地挺进。接着击溃了以善战著称的萨姆尼特军主力，攻克其首府波维亚努姆。与此同时，庇户率领的罗马军攻入阿普里亚，恢复了罗马在那里的统治。
至公元前88年初，态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整个北方平定了。中部意大利完全被罗马人所控制。南方的战事虽然尚未结束，但坎帕尼亚至诺拉城，阿普里亚至维努西亚，都掌握在罗马人手中。而通过占领赫尔皮尼人的领土，罗马人切断了仍然抵抗的萨姆尼乌姆和卢卡尼亚-布鲁提伊之间的联系。
意大利联盟的“灵魂”马尔西人首领昆图斯·西罗在北方战区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撤到萨姆尼乌姆，与穆提鲁斯共同领导起义军残部，以爱塞尔尼亚为中心，坚持抗击罗马人。
西罗号召全意大利的奴隶起义，同时继续敦促本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救援。西罗甚至一度收复波维亚努姆，模仿罗马人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但是，他头上的胜利花冠很快就枯萎了：在阿普里亚的一次血战中，起义的“灵魂”西罗和6000名士兵的尸体一起留在了战场上。在萨姆尼乌姆和卢卡尼亚-布鲁提伊等地，零星的起义军在继续战斗，一直坚持到公元前82年。
同盟者战争从本质上讲是罗马统治阶层分配利益的斗争。意大利同盟者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合法争取利益的渠道被堵塞。从客观上讲，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他们的反抗是有一定正义性的。但是，他们将这种斗争与本都人入侵联系起来，让罗马面临空前危机，导致罗马人迅速觉醒而调整了策略，采取釜底抽薪政策瓦解了起义的一部分同盟者，授予其公民权，而对起义骨干进行严重打击。这是同盟者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罗马人招募蛮族人入军队，对不服从的同盟者残酷镇压，也导致了其国内被统治阶层的离心离德，为其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不过，最重要的是，意大利诸城邦同盟者反罗马战争在罗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起先，罗马是单纯的城邦，在征服意大利过程中，罗马版图逐渐扩大，从单一城邦经由罗马-拉丁同盟变为罗马-意大利“联邦”，即罗马霸权下意大利各自治、半自治城邦和部落的联盟。这次战争后，罗马的政治外貌和制度发生了变化，罗马-意大利“联邦”变成全意大利统一的罗马单一国家，意大利各城邦都丧失“国格”降为普通的自治市，而罗马本身则成为国家首都。它解决了罗马人和意大利诸城邦的矛盾，扩大了罗马的统治基础，对罗马从共和国转为罗马帝国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h3>4. 为了独享权利，“元老派”死磕民主派</h3>
意大利诸城邦为争取罗马公民权起义，发起同盟者战争。这次战争促使罗马改变了国家结构，扩大了统治基础，还有一个明显影响罗马历史的结果，那就是在战场上打出了一些军事巨头，这些军事巨头后来逐渐演变成独裁者，直接将罗马从共和国推到了帝国。这些军事巨头中，既有民主派，也有“元老派”。这就导致他们在同盟者战争之后不可避免地相互斗起来。
罗马元老院贵族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是罗马政治生活的核心，代表了平民和贵族直接的矛盾和斗争。在同盟战争中，无论是罗马元老院贵族，还是代表自由民的民主派，其根本利益都是一致的，因而在战争中多表现为合作，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之间没矛盾。在同盟者战争快要结束时，围绕任命本都战场统帅的问题，罗马元老院贵族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再度尖锐起来。
本都国的入侵给罗马造成很大威胁。为了尽快结束同盟者战争，抽出军队对付本都人，罗马对同盟者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制定了有条件给同盟者罗马公民权的法案，最终导致同盟者反罗马势力衰弱，从而最终被镇压。而在反罗马同盟者势力衰弱时，罗马元老院就决定出兵打击本都。
在派谁为统帅的问题上，罗马元老院贵族和民主派之间发生了分歧。元老院贵族推举苏拉。苏拉凶残而狡猾，虽然出身贫贱，但忠实拥护贵族政治。骑士、新公民、城市平民都反对苏拉担任他们的统帅，而一致推举马略。两派都希望自己所拥戴的人取得军队的统帅权。最终，在元老院贵族支持下，苏拉当选为执政官，取得军队的统帅权。但是，随苏拉出征的骑士、新公民、城市平民心里都不乐意。
公元前88年，苏拉刚离开罗马到他统率军队的驻地坎帕尼亚去，保民官卢福斯就提出法案，建议把新公民分配到35个特里布斯（特里布斯是罗马早期的平民会议，后指代罗马地方组织单位），把远征东方的指挥权交给马略。卢福斯不顾元老院的种种阻挠，依靠新公民和马略老兵的支持，强行通过自己的法案。这一决定无疑是撤苏拉的职，无疑是打击元老院贵族。
苏拉闻讯，立即率军返回罗马。在挨斯揆林门广场附近，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经过短时间交锋，苏拉率军占领罗马，马略及其同党战败逃往努米底亚。保民官卢福斯被杀，其头颅被挂在他发表演说的讲坛上。罗马的军队攻进罗马城内，砍杀罗马合法选出的执政官，这是罗马建国以来首次军事将领武力征服执政官，为罗马后来军事将领干政开了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廉耻心或法律、制度或国家对于暴行都失去了约束力。”（阿庇安，《罗马史》下卷）罗马的一切开始转向以军力说话。
苏拉控制罗马城后，宣布卢福斯的法案无效，迫使公民会议通过几项反动法令：“恢复贵族占优势的百人团会议（也就是森都利亚会议）；从大土地所有者中间选出300人补充到元老院，并规定任何法案不经元老院批准不得提交百人团会议；取消保民官的否决权。”
苏拉这些措施旨在恢复元老院的权力，巩固贵族豪门的势力，从根本上剥夺数百年来平民斗争得到的权利，打击刚刚获得政治权利的意大利新公民，当然也为社会矛盾的再次激化埋下了祸根。从某种意义上讲，苏拉在罗马搞军事政变是罗马走向灭亡的开始。
稳定政局后，苏拉以为后顾无忧，便又率军到东方攻打本都国去了。败逃的民主派趁机在罗马活动起来。他们由秘密暗杀发展到公开暴动，结果遭到苏拉派的残酷镇压。
不过，城内的骚动并没有停止，平民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公元前87年，苏拉的政敌秦那在城乡平民和骑士阶层的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秦那是民主派代表，在平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执政后，他提出新的改革法案：把新公民分配到35个特里布斯；大赦苏拉政变期间被宣布为公敌的人。在法案投票表决时，双方发生尖锐冲突，有1万人死亡——这不亚于一场中等规模战争死亡的人数，可见当时投票表决几乎就是一场战争。
为了更有效地同苏拉派进行斗争，秦那以执政官的身份到加普亚和其他一些同盟城市募集军队和金钱。那些城市刚刚获得公民权，苏拉的反动措施引起他们强烈的不满。在秦那鼓动之下，他们积极出钱出人。在很短时间内，秦那就募集到一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军队和大量金钱。
逃亡在非洲的马略听到秦那募军的消息后，立即带领同党和500名奴隶，乘船到意大利西北部的伊达拉里亚。在那里，他聚集了一支6000人的军队。
两军会合后，他们分三路围困罗马城，并切断罗马城的粮食供应线。秦那派人在罗马城附近宣传，凡投降过来的奴隶都可以获得自由。许多奴隶都来归附。这样，马略的队伍更加壮大。元老院贵族感到胜利无望，粮荒又威胁着罗马城，就不得不表示屈服。
公元前87年6月，马略率军开进罗马城内。苏拉党徒和一些元老院贵族逃之夭夭，没来得及逃跑的多被杀死。苏拉被宣布为公敌，房屋被拆除，财产被没收。
马略控制罗马后，恢复了卢福斯的法案，取消部分债务，增加粮食分配。意大利新公民全部被分到35个特里布斯中去，各城市也按照罗马的组织形式进行改组。马略这些措施，在打击元老院贵族势力，保护骑士、平民和新公民的利益，以及稳定民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而得到城乡广大平民的支持和拥护。
不过，历史往往充满遗憾。公元前86年，马略去世；公元前84年，秦那也去世。民主派的两位核心人物相继死去，为苏拉党徒日后的清算提供了机会，虽然此时罗马在其党羽的领导下继续实行马略的政策。
罗马与本都国的战争以其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自杀而结束。公元前83年，苏拉率军回意大利，在东南部勃隆度辛登陆。此时，苏拉已拥有3万步兵、6000骑兵和无数战舰，兵力相当雄厚。失势的豪门贵族纷纷投奔苏拉，其中有些是优秀将领，如梅特拉斯、庞培和克拉苏等，都率军前来会合。其中，庞培投奔苏拉时带来3个军团兵力。这些人在内战中都是苏拉得力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