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劳埃德·格林菲尔德今年43岁，一头黑发，反应机敏，彬彬有礼，非常注意外表，总想给他初次碰到的人留下良好印象。他注意记别人的名字，总是注意别人，也经常赞美别人。他穿的套装质地优良，做工考究，通常搭配一件印花衬衫，上衣胸袋里插着一个丝制手帕。他纯正的中西部口音中透着一种幽默感，总是让人想起电视广告中的成功人士，一个有修养的年轻人，身处美国特色的友好气氛中，身边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为他送上马丁尼。这就是说，吉姆·格林菲尔德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他的品位时髦，他象征着大机构向公众展示的得意之作——虽未真正到达顶峰，但却是比那些达到顶峰的人更像样的人物。格林菲尔德通过努力工作去改变他所处的环境，他对行为方式和外表的注重并没有降低他的身份，而只能表明他做了那些冷漠的、专横无礼的人所不可能做到的事。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喜欢周围的人，也希望他们都喜欢他，而且人们确实也喜欢他。

格林菲尔德出生在克利夫兰，父亲是一个印刷工，曾经是常备军中士。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美满，对他父亲来说更是如此。为了谋生，他很小就被迫做工，14岁时在《克利夫兰新闻报》（Cleveland Press）办公室打工，和朋友或亲戚住在一起，这些经历使格林菲尔德较早地具有了对新人、新地方的较强适应能力。他获得了一份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靠在大学新闻社打工又挣了一些钱。1949年毕业后，他进入美国之音，在纽约和远东干过。朝鲜战争期间，他成了《时代周刊》的记者，一直干了十年，从东京到新德里，从伦敦到华盛顿来回奔波，长期的高消费造就了他优越的生活品位，认识了世界各地的人，这些人成了他多年的好友，其中一人就是《纽约时报》记者阿贝·罗森塔尔。1955年在印度，格林菲尔德结识了他。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后来他们还经常一起在印度旅行，从事采访任务，有一次还去了锡兰。

他们后来都被调往欧洲的分社——格林菲尔德去了伦敦，罗森塔尔去了华沙——他们及他们的妻子继续保持联系。1962年，格林菲尔德在华盛顿当了一年《时代周刊》生活部的首席外交记者后，辞职进了国务院，进了公共事务办公室。罗森塔尔来华盛顿时，便去看望格林菲尔德。如果格林菲尔德来纽约，也去看望罗森塔尔，而且通过罗森塔尔，他结识了克利夫顿·丹尼尔、阿瑟·盖尔布，还有庞奇和卡罗尔·苏兹贝格。

1965年，詹姆斯·格林菲尔德离开国务院，去洛杉矶大陆航空公司与皮埃尔·塞林杰共事，当管理者。但他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他希望回到新闻界。有一次出差去纽约，一天与罗森塔尔一起吃午饭时，罗森塔尔提到了格林菲尔德加入《纽约时报》的可能性。格林菲尔德表示有兴趣，随后罗森塔尔便与丹尼尔讨论了此事。1967年6月，格林菲尔德加入《纽约时报》，在亚瑟·盖尔布手下做城市版主任助理。盖尔布手下至少有六个助理，因此费了几天工夫才在盖尔布周围密集的舰队中、靠房间前面在银色麦克风后面找了个地方给格林菲尔德安了张办公桌，但这还是设法把几张固定好的办公桌撬出来重新安放之后才办到的。格林菲尔德本身优雅的风度使他很容易加入进来。他没有利用卑鄙手段去谋求在同仁中的位置，而是以一种随和的并令人愉快的方式和他们及其他职员交谈。几周后当他开始向他们提建议时，他能做到灵活机智。

罗森塔尔并不特别清楚格林菲尔德最适合干报社的哪个角色，但是他逐渐把格林菲尔德看作是新闻编辑部里最具想象力的下属编辑，足智多谋且与盖尔布风格迥异。盖尔布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顺应纽约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而格林菲尔德的兴趣则在全国和海外。这不仅是指他曾生活过的国家，而且包括他的记者好奇心向往的那些国家。格林菲尔德非常熟悉美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他在国务院工作的几年里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离开华盛顿去洛杉矶的航空公司后，他继续密切地关注大学校园的思潮和他曾亲自参观过的旧金山哈夫特—阿什伯里这样的嬉皮士中心。他了解那里年轻人的最新时尚、人生观和语言，他是《纽约时报》社最早把嬉皮士运动视为全国性的——从旧金山到麦迪逊大道——现象的编辑之一。他提倡对青少年的关注点进行更广泛的报道。

格林菲尔德对华盛顿政府内部运作的亲身了解，被纽约的一些高层编辑视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向他们提供了一个用同威克的分社人员抗衡的砝码。格林菲尔德与政府的很多人有联系，其中就有过去那些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跟随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重新掌权的“新边疆派”。从这些和其他渠道，格林菲尔德经常可以收到有关约翰逊总统的忠实信徒们所不愿讨论的问题的特别消息。即使这样的消息并不是总能用来写重大报道，它也经常有助于深入理解可以得到的新闻。当美国船只普韦布洛号被北朝鲜扣押后[注：普韦布洛号（Pueblo），一艘原属美国海军的间谍船，1968年1月23日在朝鲜东岸海域进行谍报任务时遭朝鲜方面勒令停船接受检查并以非法入侵领海的理由逮捕。]，格林菲尔德获得了描述船上电台停播和船员被扣押之前的有关过程及甲板上的慌乱场面的消息——这种细节是纽约一直想要但从华盛顿得不到的。不过此时还没有打算让格林菲尔德离开现在的职位去华盛顿。格林菲尔德不得不无限期地留在纽约总部，他的第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创办自《世界日报论坛》停办后庞奇·苏兹贝格一直在考虑的试验性晚报。

苏兹贝格并非是唯一一个对纽约晚报市场感兴趣的出版商，《纽约每日新闻》的老板们也在琢磨这些可能性，纽约的西班牙语报纸《日报》（El Diaro-La Prensa）的社长也一样，不过这些人像苏兹贝格一样，对他们的计划是绝对保密的。人们知道的有关《纽约时报》投资计划的唯一事情，就是它将被扩宽为六栏，多少类似于伦敦的《观察者报》。罗森塔尔领导着一个12人的委员会负责第一期，协助他的是一位名叫劳伦斯·豪克的牛栏编辑，还有阿瑟·盖尔布和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以及一些编辑、排版师、记者，所有人员都集中在11层的一个临时编辑部里，那里门窗紧闭，严防外人探听消息。在那里，他们制定了关于栏目、特色和整个新闻版式的计划，而在大楼外面广告部、发行部人员则负责调查，估算在纽约这样的报纸会有多少收益。

经过几周的努力和罗森塔尔的精心策划，一张样报终于拿出来了，在一天早晨5：30在时报大楼底层地下室得以付印。警卫看守着那堆刚印出来的40版的报纸，不让外人随意阅读或偷走。当天晚些时候，这些报纸被送往副总裁伊凡·维特的办公室，45份报纸被标好了号，送给大楼里被选定的行政管理人员。几天后，把所有报纸都要回来，但少了一份。经贸部负责人汤姆·马拉尼离开大厦去度周末之前把他那份报纸锁进办公桌抽屉里，但下周他回来时却发现抽屉被撬，他那一份报纸不见了。

对于这份试验品和第二个样品的反应是复杂的——有的管理者喜欢它，也有的不喜欢，还有的犹豫不决，坐等观望，其他起初就反对它的那些人，继续反对，断定第二种报纸将给《纽约时报》带来不利的影响。苏兹贝格最初对这个计划很兴奋，但后来他越想越不满意。第二种报纸需要创造一种与《纽约时报》不同的哲学思路，但又不能不与其保持一致。还有另外一些问题：《纽约时报》当时的员工在这座大楼里已很拥挤，把第二批人员安排在哪里？此外在生产和劳动成本有史以来最高的情况下，能否有足够的广告收入来支撑一份新报？最后，苏兹贝格担心他和他的高级管理人员分散精力会影响《纽约时报》，于是他宣布晚报计划束之高阁。由于纽约的其他报社老板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所以这个城市暂时还是只有一份晚报——《纽约邮报》。

罗森塔尔对苏兹贝格的结论深感失望。罗森塔尔对这个新事业一直充满热情和乐观精神，而且它也意味着自他就任主编助理以来的第一项重大项目，而现在他作为失败者退下阵来。其他管理者却不这样认为，至少不这样说。其实，晚报版一事一直是保密的。《纽约时报》很少有人清楚罗森塔尔的投入和希望。尽管如此，罗森塔尔还是深感不安——他顺利而快速的升迁被中断了，苏兹贝格的决定给他以打击，同时他又碰上了另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他与盖尔布合著的那部长篇著作，研究那个在读了麦坎德利什·菲里普的文章后自杀身亡的犹太人纳粹分子丹尼尔·伯罗斯的书，在一些期刊上没有得到好评，包括《纽约时报》自己的星期天“书评”。几乎和这种评论一样令人难堪的是，《纽约时报》选来的评论家是纳特·亨托夫。亨托夫是位小说家和批评家，以前曾在《村声》（Village Voice）上撰文诋毁罗森塔尔在《纽约时报》的编辑工作。事实上，《村声》是借罗森塔尔的升职而将矛头对准《纽约时报》的，或者说是表面上是冲他来的。它吹毛求疵地攻击《纽约时报》的像哈勒姆的“血腥兄弟”[注：哈勒姆的“血腥兄弟”（Harlem“Blood Brothers”），又叫哈勒姆六兄弟（Harlem Six），指1964年卷入一起对哈勒姆服装店老板袭击案的六名黑人男青年。在审判前被关押期间，六名男青年都遭遇了狱警不同程度的殴打。1965年3月该案开庭审理，六名青年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终生监禁。后因有新的判例成立，该案在1968、1971年分别重审，最终五名青年被释放，还有一名仍在服刑。]这样的独家新闻。有一次《村声》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是由一位以前在《纽约时报》工作的人写的。他因编辑部的士气低落和其他更糟糕的变化而对罗森塔尔大加指责。

为什么《纽约时报》的“书评”会把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合写的《又一个牺牲品》（One More Victim）送给《村声》的人来写书评，这令罗森塔尔和盖尔布既困惑不解，又极为愤慨。他们禁不住要怀疑，这是否出于八层的某个下属编辑恶意的幽默感。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一个书评编辑能很容易地实现他的意图：这位编辑了解评论家的根底，了解他们的文学修养、虚荣心和弱点，他们在对待某些作家、主题或政治哲学时的倾向。他仅仅是使某一本书与某一个评论家组合，来达到某种差不多是确定的结果。在马克尔担任最高领导者的情况下，这种导致令人不满结局的文学杂交游戏在星期日“书评”的下级是不可能做的：当时总要努力把《纽约时报》的重要人物写的书和《纽约时报》的朋友的书交给友好的书评家。但现在“书评”无疑已不想再遵循马克尔领导下平淡的旧模式了，而是追求更刺耳的风格，努力想造就一种更锋芒毕露的东西。约翰·西蒙，纽约文化圈里人人皆知的“坏约翰·西蒙”，回来为《纽约时报》撰稿，他与马克尔之间的矛盾已经无人再提。《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些引起读者抗议的书评，读者抱怨这些评论家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偏见使一些书根本没有得到公正评论的机会（例如，西德尼·胡克对于迈尔·齐利格斯博士的《友谊和同胞相残：惠特克·钱伯斯和阿尔杰·希斯解析》[Friendship and Fratricide：An Analysis of Whittaker Chambers and Alger Hiss]的评论）。同时比起以往的评论，《纽约时报》现阶段发表的评论似乎都无缘由地恶毒许多（例如威尔弗里德·拉希德对威廉·斯蒂伦的《奈特·特纳的忏悔》[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的批评）。

关于罗森塔尔与盖尔布合著的那部书，是由一个最近加入“书评”部的年轻聪明的反传统主义者找亨托夫来评论的——他读过《村声》，在弗朗西斯·布朗不在时代理部门主任，是他把书交给亨托夫的，而且他也意识到这次书评可能会引起非议。虽然没有人对这位不明智的编辑表示任何抗议，但理所当然地在6354名《纽约时报》雇员中，他的未来前景就不会是最光明的了，而且他的学识和文学鉴赏力从此以后也会被认为一钱不值，就像平日版的评论家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命运一样，他曾以赞成的态度评论过《又一个牺牲品》。

弗里蒙特—史密斯，38岁，整洁而又豪放，曾在《村声》当了很长时间的书评家。他是俄亥俄安蒂奥克大学的毕业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念过研究生。他从《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起家，但后来于1965年调到平日版当书评人，承担起主要文学鉴赏人的角色，这个角色以前是由奥维尔·普雷斯科特承担的。在《纽约时报》，这个头衔显而易见是能成就一个人的，突然丢了这个头衔也就一钱不值了。奥维尔·普雷斯科特多年来一直是图书行业中令人胆寒的人物，是个独裁者。他赞许的一点头就能使你卖出1000本书，但当普雷斯科特的首席评论家的职位被弗里蒙特—史密斯接替后，半退休的普里斯科特仍在《纽约时报》和别处发表书评，可人们对他的评论再也不感到害怕或喜悦了。然而，承担起重任的弗里蒙特—史密斯，一时权倾天下：他的话被重印在出版商的广告上，他成了出版界的神，大内克[注：大内克（Great Neck），又译作“大颈”，是纽约长岛地区最接近曼哈顿的城镇。]女士们的文学导师。如同他的前任，弗里蒙特—史密斯通过为他人写书评受到人们更多的注意，挣的钱比自己写书还多。更糟糕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写书。评论家把自己的好时光都用在静静地阅读他人作品上了，提炼出自己的品位，对同时代人提出更高要求，大多数评论家都既无时间或许也无勇气，去检验自己——他们的品位对他们自己也有坏处。评论家也知道，作为评论家，他会树敌，如果他冒险写一本自己的书的话，他的敌人将躲在旁边看着他自食恶果。

所以，《纽约时报》这位文笔优秀、胸怀抱负的评论家过的是一种令人厌倦的生活。他的选择将是走下他的宝座，不去冒险得到像他从前一样的那些人的怜悯，或试图在奥克斯之家谨慎行事，希望自己不会因管理者的变化而遭受不利影响，也不会与当代文学品位失去联系，不像普雷斯科特在他最后几年那样。普雷斯科特已经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喜欢传统的东西，似乎被60年代中期文学的盛衰所触怒，正是这些东西促使了他的继任者上台。目光明亮、锋芒毕露、精明能干的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知道最好不要把《纽约时报》人的书送给纳特·亨托夫评论，他才是克利夫顿·丹尼尔想要的那种现代评论家——多才多艺的记者，能写出有趣而又机智的评论，勤奋创业，当情形不妙时善于避开，或许在准备为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搞个书评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弗里蒙特—史密斯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没有把这本书当成向西方鼓吹其宣传价值的烂书加以轻视，而是热情地叙述这位斯大林之女在美国海滨的确精神饱满，安然无恙。在另一篇评论约翰·霍恩伯格的《新闻媒体》（The News Media）的专栏文章中，弗里蒙特—史密斯设法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尽管新闻界的批评是可取的，尽管缺乏有影响力的批评，但那种在《村声》上展示的特殊的新闻报道却不是答案。他写道，《村声》“看起来越来越有它个人的和政治上的私心，而且很可能是相反的影响”——这句话不会对他在办公室的前排位子有什么危害。

正如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出现使《纽约时报》读者遗忘了奥维尔·普里斯科特一样，新的剧作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也使读者遗忘了斯坦利·考夫曼，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忘了沃尔特·克尔。在克尔接替考夫曼担任平日版剧评人之后，《世界日报论坛》停办之后，不论是在百老汇还是在《纽约时报》社内部，人们都对《纽约时报》的这一个评论家享有的过分权力非常担忧。正是克尔建议《纽约时报》应该有两位戏剧评论家——一位为平日版评论戏剧，另一位每周为星期天的戏剧版写一个综述。克尔希望人们从长远观点来看待戏剧，自愿承担星期天版的任务，他在平日版的位置由克莱夫·巴恩斯取代。巴恩斯是个39岁的生气勃勃的矮个子英国人，尽管主要从事舞蹈评论达17年，但对戏剧也很有见地。巴恩斯有足够的精力，来承担芭蕾舞和戏剧评论两项任务。事实上，他一直坚持保留作为芭蕾舞评论家的职位，因为舞蹈是他最大的爱好，而且他想出了一个方案，既能看百老汇的第一场夜场，又能看芭蕾舞的第二场夜场，偶尔改变程序，像斯坦利·考夫曼一样，出席百老汇戏剧公演前的最后彩排。

多少有人希望，巴恩斯和克尔的组合将削弱戏剧交椅的权力，给读者提供关于戏剧的不同观点。但是，新的安排根本不是这样——它仅仅是把平时的亮点从沃尔特·克尔转移到克莱夫·巴恩斯身上而已。克尔的周末评论有时在首演一周后或10天后才刊登，而且它们也缺乏巴恩斯迅速评论的直接性。不论克尔在他的周末专栏中写什么，定论已经有了，《纽约时报》已经说过了。公众注意力转向巴恩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那更为生动和简明易懂的散文风格。自从离开《先驱论坛报》来到《纽约时报》后，克尔的风格中似乎少了一些棱角和灵气，就好像他一来到《纽约时报》就被日益增大的权力和可畏的责任束缚住了一般，这个大机构似乎在他肩上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然而，克莱夫·巴恩斯，并不像克尔一样在时报大楼的阴影之中工作多年。事实上，当他最初在伦敦被聘用时对《纽约时报》几乎一无所知。巴恩斯当时在伦敦的报摊上和英国出版社里经常见到《纽约时报》，但他见到的都是内容贫乏、给人印象不深的海外版，直到来纽约后，他才认识到《纽约时报》真正的影响力。

然而，因为对自己和周围环境都不太看重，巴恩斯便继续做他以前做的事，拼命地写很多文章，两手不停地敲打字机，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这种风格有即时的新鲜感。他的理智，似乎是明快地迸发出来，无意充当权威。巴恩斯机智灵活，这有助于他在《纽约时报》很好地完成他复杂的任务：巴恩斯没有像考夫曼那样，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批评一个剧，而是能够轻松对待，同时对两件事情迅速地做出灵活的权衡，有时在一句话中对一个作品既褒又贬，这样既不失诚实，又不伤害票房收入。评论百老汇出品的约瑟夫·海勒的《我们轰炸纽黑文》（We Bombed in New Haven）时，巴恩斯这样写道：

如果我被迫做出一个决断的话，我会将它称为一部任何一位好的剧作家都应该为创作它而感到自豪、任何好观众都应该为之着迷的坏戏剧。

在巴恩斯对两部哈罗德·品特的短剧，《茶会》（Tea Party）和《地下室》（The Basement）的评价当中，他写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请不要让我阻挠你去看戏的欲望，因为它们非常激动人心——这两场剧只是二流的品特。然而鉴于品特是自奥尼尔之后英语世界当中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二流的品特比任何其他剧作家一流的表现都要强。

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文化—新闻部还有一位评论家同样很受公众注意——一位名叫雷娜塔·阿德勒的年轻女士，芳龄29岁，黑眼睛，黑头发，一贯邋邋遢遢。她生于美国的迈兰，毕业于布林马尔大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在1967年11月进《纽约时报》当电影评论员以前，她在《纽约客》报社工作了五年，写过各方面的文章——纽约迪斯科流浪艺人喧闹的生活，阿拉巴马州的民权示威活动，芝加哥的新左派集会，各种“漫谈”片断，偶尔也有对电影和书籍的评论，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对小说家赫伯特·戈尔德的作品进行的一次无情的解剖性评论。戈尔德先生要想在这个评论问世后继续当他的多产作家，就得显示他有超凡的决心了。阿德勒小姐本人看起来也是相当迷人的和温柔的，居然能够写出这种评论，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

阿德勒小姐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引起了克利夫顿·丹尼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及其他编辑的注意。他们无法使她对加入《纽约时报》感兴趣，于是提出让她担任电影评论家，接替已在这个位子上工作27年的博斯利·克劳瑟，她同意了。克劳瑟虽已63岁，但仍然很硬朗，可是编辑们认为当代电影需要一位更年轻的观察家，于是就雇用了雷娜塔·阿德勒，而克劳瑟则成了荣誉评论员。“荣誉”这个词在《纽约时报》社令人郁闷。不到一年，克劳瑟便退休到哥伦比亚画报社当了执行顾问。

在克劳瑟还没有走的最后几个月里，阿德勒小姐很快成了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评论家。读者批评克劳瑟的信件主要涉及他未能理解《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中的故意伤害罪的象征性意义，而阿德勒小姐在娱乐行业则被认为对于电影自命不凡、毫无激情。据《综艺》（Variety）的说法，在她评论过的27部电影中，她仅仅对其中两部感到满意（《査理·巴布斯》[Charlie Bubbles]和《我们俩》[The Two of us]）。她在评论《毕业生》（The Graduate）和《冷血》（In Cold Blood）这样受到广泛欢迎的作品时有所保留，其中一个制片人在这位小姐严厉批评了他的一部电影之后花了6000美元在《纽约时报》上买下一个整版广告，对她的品位提出质疑。该广告强烈暗示她根本不喜欢电影，她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否定了这个说法。她说：“我喜欢电影，我也喜欢不好的电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得说它们是好电影。”

然而，起初人们对她评论的反应也是令她不安的。当一个自由作家找她合作，要为她写一个传略发表在一家杂志上时，她恳求把这想法推迟一下，理由是在不远的将来她会被解雇。但是，此时编辑们可没有这样的意图。尽管意识到自己对电影迷们尤其是国外或艺术家市场的电影迷们的巨大影响，但她不像巴恩斯有力量去成就或破坏一个作品，而且《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也认为她文笔很好，把一些并非娱乐性的题目写得妙趣横生。在评论1968年1月联美电影公司出品的《极奔自由》（The Wicked Dreams of Paula Schultz）时，她写道：

即使你心目中的一段美好时光是观看很多中年德国人——其中有些非常肥胖——但全都对着艾尔克·萨默脸红、做鬼脸、出汗，为之倾倒，我也觉得你不应该看《极奔自由》这部电影，因为作为今年上映的第一部电影，它在许多非常无趣的方面让人感到不可置否的糟糕……这部电影有点像一部装模作样的彩色色情片，一部在第四十二街上迷失了方向并最终飘荡至阿斯特剧院的裸体电影。

这样，雷娜塔·阿德勒在《纽约时报》社度过了试用期，成了一班年轻记者中最晚加盟的一员，他们使《纽约时报》的新专栏更精致了，正在实现主编丹尼尔众多目标中的一个。

克利夫顿·丹尼尔担任主编一职进入第四年，使他感到自豪的，不仅对艺术以及社会有了更为生动的报道，而且其他专业部门的报道也有了改进。任命罗伯特·利普赛特为体育专栏作家，让他与阿瑟·戴利轮岗的决定，给体育报道带来了一种平和的文学的色彩，这种色彩是自《先驱论坛报》和雷德·史密斯消失之后纽约的早报都缺少的东西。丹尼尔还在改进《纽约时报》的讣文撰写方面发挥了作用，安排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名叫奥尔登·惠特曼的专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弗雷德·M.赫金杰被任命为教育新闻部主任，取得了他的前任们不曾有过的成功。自从几年前杰克·福里斯特退休后，汤姆·马拉尼一直负责财经部。照片部有着决定《纽约时报》选用哪张婚礼或订婚照片的权力，归一位有阶级意识、不收受贿赂的拉塞尔·爱德华领导。

国外的、全国的、地方的职员现已明确都处在纽约的管辖权限范围之内，丹尼尔现在似乎比几个月前更自信了。辞退考夫曼是很不得体的，这对丹尼尔来说是一次感到不安的体验，这种体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丹尼尔对克莱夫·巴恩斯的发掘是非常成功的。

事实上，自从1967年1月他的朋友索尔兹伯里从越南河内凯旋后，社里的生活对丹尼尔来说变得更好了。尽管丹尼尔与庞奇·苏兹贝格的关系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融洽，但他们在整个1967年一直理智地相互协调。随着1968年到来，丹尼尔对自己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的位置相当清楚了。卡特利奇仍然躲在幕后，但这位总编辑近来到处旅行，一位去过新奥尔良的《纽约时报》记者带回消息说，卡特利奇已经在那儿安了家。也许卡特利奇会比大多数管理者所预料的更早退休。

此时新闻编辑部里唯一没有解决的而且很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安排华盛顿分社社长人选。1968年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加速进行，威克忙于自己的专栏而经常不在首都，如果找个恰当时机让威克把分社让给另一个有更多时间处理行政事务的人的话，现在正是时候。但是，像过去一样，好像没有令人满意的人选可以接替他。丹尼尔和纽约的大多数管理者，不包括罗森塔尔，仍拒不接受麦克斯·弗兰克尔，而华盛顿其他人也都没有资格。在纽约，有人暗示罗森塔尔行，但他不想放弃目前的管理职位去华盛顿，索尔兹伯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到华盛顿还不知能否干得令人满意。对伦敦分社社长安东尼·刘易斯来说，情况可能也是这样，华盛顿分社的人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如果刘易斯接替威克当华盛顿分社社长，其结果有可能会导致弗兰克尔辞职，还有其他人也会辞职。今年，弗兰克尔在报道白宫方面做得很好，尽管丹尼尔、卡特利奇等人对弗兰克尔管理才能的保留态度，他们不希望失去弗兰克尔作为记者的贡献。

所以，这种状况近乎是难以解决的。威克，此时可能不想再干这个职位，但仍然把住它不放。他必须守住它，就像一个人经常不得不珍爱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赠送的，而自己并不喜欢的礼物一样。这还涉及赖斯顿的虚荣心，威克不得不尊重它，直到安排某个体面的退却或替换令赖斯顿满意为止。不过，对几乎每个人都很明显的是，威克正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专栏写作，这给《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增色不少，就连纽约的编辑们私下里也都承认这一点。实际上，索尔兹伯里最近已成为威克大作的狂热读者，他非常赞赏威克经常在他关于首都和全国的情绪变换的报道中所展现的情感和洞察力。

但奇怪的是，威克是唯一没有被《纽约时报》促销广告中宣传过的专栏作家。拉塞尔·巴克、C.L.苏兹贝格和赖斯顿，经常被《纽约时报》的广告宣传，而且配有他们的照片。《纽约时报》也同样宣传过像克雷格·克莱本和夏洛特·科蒂斯这样的专家和优秀的文化评论家。起初，威克认为那只不过是个疏忽，虽然他在接替克罗克任专栏作家时已经感到受了冷落。《纽约时报》宣布克罗克退休的报道再次详尽地讲述了《纽约时报》这个老兵多彩的职业生涯。不过，它没提到威克是克罗克的接班人。此后两年中，威克仍旧没被报社广告宣传过，好像一种南部种族间仇杀式的斗争在《纽约时报》社内部的确开始了。威克的自尊心使他没有公开追究此事，但他内心怨气日甚。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加上他做分社社长遇到的很多其他挫折，才使他更加专心于自己的专栏，也使得分社继续按自己的惯性运作。他不是纽约选出来的分社社长，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主要是因为纽约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替代他。看来好像这个僵局还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突然之间，情况起了变化。威克知道了纽约已选定詹姆斯·格林菲尔德来接替他。

这是罗森塔尔的主意，后来逐渐得到丹尼尔、卡特利奇乃至最后庞奇·苏兹贝格的同意。自晚报版计划放弃后，格林菲尔德一直无所事事，罗森塔尔深信格林菲尔德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定能出色完成任务。格林菲尔德和政府及其外围的重要人物，同他在国务院工作的几年里的同事们，仍然保持联系。不论是获得消息方面，还是摆脱政府发言人经常炮制的愚民政策方面，他都处于有利的位置。他作为新闻记者的老练和影响力，早就给罗森塔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不同于威克，格林菲尔德不会去写文章，而会全身心投入分社的管理工作。罗森塔尔认为，格林菲尔德那种圆滑的、既和气又有礼貌的个性也会有助于他赢得分社人员的支持，从而解决纽约其他编辑都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样，事情就最后决定下来了，纽约的人希望马上宣布。但是赖斯顿获悉后建议，华盛顿分社的任何人事变动都应推迟到总统选举之后。他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来阐述理由。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便认为自己的建议正被纽约总部考虑采用。但几周后，就在庞奇·苏兹贝格按计划到达华盛顿宴请赖斯顿和威克之前不久，赖斯顿明白了，苏兹贝格仍然决意立刻把格林菲尔德安排到华盛顿分社。纽约总部的编辑们认为没理由等到大选之后，苏兹贝格支持他们的意见。

庞奇·苏兹贝格来到华盛顿分社后，当天就打算宴请赖斯顿和威克。赖斯顿表情严肃，态度冷漠。赖斯顿不能支持纽约的这个计划，他告诉苏兹贝格，他不想和他一起吃饭，苏兹贝格应该请威克一个人去。苏兹贝格对赖斯顿的反应多少有点惊讶，尽管他已预感到这个决定的微妙，所以他亲临华盛顿正式宣布这个决定，而没有派特纳·卡特利奇。苏兹贝格也认为威克是亲密的私人朋友，而且他想在华盛顿举行晚宴会减少闹误会的风险——这种方式轻松随便，就像过去他和威克及赖斯顿经常讨论业务时一样。在苏兹贝格看来，威克没有感到丧失颜面，相反他情愿自由地干自己擅长的事情，也愿意从办公室那些无关紧要却令人焦头烂额的事务中抽出身来。苏兹贝格事先就听纽约的编辑们说威克非常愿意甚至是迫切想辞去分社社长职务，苏兹贝格假定这是真的，便照此行事。

但在和威克一起吃饭时，苏兹贝格认识到情况并非确切如此。威克有点紧张，明显很不安，为他对分社、赖斯顿和自己的忠诚而焦虑。威克感到纽约自行选出一个官僚来迅速替代他，这个决定伤害了他。他私下怀疑，罗森塔尔很可能把威克视为未来竞争主编职位的对手，于是希望把他威克清除掉，同时在华盛顿安插一个对他没有威胁、又欠他人情的同伙。威克是否被主编职位这样的目标所诱惑，与他同苏兹贝格一起吃饭时的情绪和理论依据毫不相干。威克此时感到受了迫害和排挤，被贱卖出局——于是他愤愤不平。

苏兹贝格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之后，让威克放心，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会使每个人的生活更轻松。次日早晨他便乘专机飞回纽约，不料途中遇上暴风雨，一路上颠簸碰撞，让他感到大难将临。与苏兹贝格一起吃饭之后，威克度过了一个不安之夜，他通宵未眠，在挫折与痛苦的感觉中生了一夜闷气。

第二天，威克打电话去告诉苏兹贝格，他打算向职员宣布辞去分社社长的职务，但苏兹贝格请求他推迟一下。苏兹贝格说，还有其他一些细节问题要先解决，还说没来得及通知伦敦分社的刘易斯或麦克斯·弗兰克尔。威克清楚流言蜚语在华盛顿传播有多快，希望使自己免遭更多的屈辱，希望自己在华盛顿宣布辞职可以暗示是他最早提出了这个决定，或至少他在这个决定中扮演了令人满意的角色——他不想在纽约的编辑面前表现得像一个蒙受耻辱的无条件投降者。但苏兹贝格继续劝说威克什么都不要做，威克照办了，不过他在分社的朋友都觉察到也理解他的不自在。不久，麦克斯·弗兰克尔和其他人都像威克一样感到绝望，便也考虑自己的辞职问题。

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令华盛顿分社职员不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是纽约总部任命的，他在分社出现是对威克和赖斯顿的当众羞辱，而且也在于他们真的认为他没有这个资格。他加入《纽约时报》才七个月，而且他此前是一家航空公司的行政人员，是靠与皮埃尔·塞林杰的朋友关系谋得那份差使的。他被分社人员视为一个“鲍比·肯尼迪式的人物”。人们感到，如果他负责分社，那么他的政治忠诚会给《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政治事件报道带来怀疑。他们还想起格林菲尔德在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办公室工作时对新闻界很不坦诚的那些事情，还有人宣称他曾试图查封来自《纽约时报》驻刚果的记者的消息，后来又支持《时代周刊》生活部（格林菲尔德以前工作过的地方）驻刚果的记者从事同样的报道工作。分社的几个职员之所以反对格林菲尔德，是因为他们认为他过于世故，借名人名字来炫耀自己，似乎过分痴情于政治生活微不足道的富有魅力的一面。一句话，他们认为他不适合代表《纽约时报》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

尽管如此，对他的任命据说仍会即将到来——这个消息很快在华盛顿不胫而走。它传遍了新闻界，也成了不抱幻想的、《纽约时报》记者的妻子们的电话谈资。汤姆·威克的妻子内娃认为，这样对待她的丈夫太不体面，她曾在与赖斯顿通电话时以及在后来接到卡罗尔·苏兹贝格的电话时表达了她的感想。在所有这些内部的纷扰期间，华盛顿分社继续不中断地进行新闻报道。但是报道受到了可怕的影响，分社和它在这个1968年2月第一个星期所撰写的头版故事所遭受的压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相似性；河内广播报道，南越最近接连受到袭击——越共进攻了南越四十四个省府当中的二十六个，决心推翻傀儡政府及其美国盟军。华盛顿对这一新闻感到非常震惊，而汤姆·威克在报道国务院、国会和五角大楼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时，引用了一些议员的话，将河内的报道形容为“令人尴尬的”和“具有侮辱性的”。不过麦克斯·弗兰克尔对此的报道是，白宫的态度依旧自信而坚定，同时约翰逊总统发誓说“敌人终究会一次又一次的倒下”，因为“我们绝对不会投降”。詹姆斯·赖斯顿，像华盛顿大多数人一样对越共进攻感到不知所措，利用他的专栏集中分析了河内的恐怖策略；但几天之后——当盟军开始反击，派喷气式飞机在西贡、顺化和南越的其他城市低空盘旋，摧毁了盟军先前曾加以防护的南越——赖斯顿在专栏当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可以证明这一屠杀正当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越南在战争中毁掉，那我们将如何拯救它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像赖斯顿曾针对纽约编辑提出的那个问题。赖斯顿是应该发起一场反击，来阻碍格林菲尔德对华盛顿的占领，但同时也有可能会震动整个《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引发一场会损害报纸公众形象的丑闻吗？还是应该为了企业的和平与和谐接受更高一级的决定呢？

赖斯顿等了几天，而后动身去了纽约。

在新闻编辑部，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已经接受了几位获悉任命他去华盛顿这一消息的记者的祝贺。起初，他勉强敷衍几句，正式任命事宜苏兹贝格办公室还要等一等，尽管他听说任命书已起草好，但推迟几天着实让他有点担心。当他向罗森塔尔表示他的疑虑时，对方很快向他保证无须担心——这个决定已不可更改，老板已签署了，格林菲尔德将成为华盛顿分社的新任社长。

格林菲尔德感觉好多了，但他仍不情愿向编辑部询问他的那些人详谈这个问题。这个消息迅速传开时，他感到惊讶了，他想知道人们为什么对此这么感兴趣——不仅包括新闻界人士，而且华盛顿政界人士也向他的新闻界朋友打听有关他任命的消息，当时正夹杂在越南传来的坏消息中间。格林菲尔德刚才还接到了一位在《新闻周刊》的“新闻界”部一位年轻女士打来的电话。

“我们听说你要当华盛顿分社社长了。”她开门见山说。格林菲尔德轻声一笑，回答道：“噢，消息传得真快呀，”并且问：“您是在纽约听说的吧？”

“不，”她说，“我是从华盛顿一位可靠线人那里听说的。”

“噢，”他说，“非常抱歉，我现在正在国际组，周围有些人还不知道，所以我在这里不好多说……”

“那么，您能告诉我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是的，是真的。”他说。

“什么时候宣布？”

“我想，星期五吧。”他说，意思是2月9日的星期五。

“我听说会在星期四宣布。”

“噢，”他说，“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我的更确切。”

这位《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将于星期四中午给他打电话安排一次采访，詹姆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同意。

在时报大楼14层上挂着一台老爷钟，是奥克斯的，还有一个奥克斯的半身青铜雕像耸立在宽大的走廊里，只要你离开电梯，进入走廊，就能看到它。天花板很高，漆黑的木头磨得溜光，墙上挂着一些《纽约时报》社旧址和已经长眠的管理者的画像。接待员是个男的，很有礼貌，语调委婉。这个人是个长脸，长相平常，头发发红，又高又壮，似乎能够把怒气冲冲地从外面闯进来抱怨世界局势，或者抱怨约翰·奥凯斯对某个遥远国家的苏丹言语失察的来访者赶到任何别的什么地方。但除此之外，14层的氛围很平静，走廊两侧管理者的办公室很大，安排有序，也很安静。

东侧，从电梯向左转，是哈丁·班克罗夫特和莱斯特·马克尔的办公室；再过去，就是很少使用的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办公室。这位77岁的董事会主席，现在一直坐在轮椅上，通常都待在第五大道的公寓中，在那儿可以俯瞰中央公园里的奥纳西斯水库。他和妻子一起住在那儿，还有仆人，有一个漂亮的小护士照顾他，两只调皮的蝴蝶犬跳来跳去使他感到高兴，但在它们咬他心爱的家具时他也气得猛摔拐杖。但他决不会和它们分开：他孩提时的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他家里从没让他养过狗。

14层的另一部分是年轻的高级管理者的办公室——有安德鲁·费希尔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是雕刻的，很时髦；走廊尽头是业主办公室，这是个豪华套间，装饰有很多古玩，很像是老苏兹贝格一家的起居室——不过，庞奇·苏兹贝格进来后，他也就好像使得这间大办公室成了很随意的地方。他经常穿着衬衣坐在不是很大的古董桌一样的办公桌后面，他好像不停地在动弹，斜倚着，把腿伸到桌子上，碰着文件箱和电话，这电话使他能够与他的业务顾问、他的编辑、他的飞行员和他的秘书保持着联系。周围的书架上塞满了他一直感兴趣的真皮精装书籍，但是他手边的书都涉及管理大机构的最新技巧，诸如《管理系统》（Management Grid）和《管理与马基雅弗利》（Management and Machiavelli）之类的书。

14层还有一个办公室，是一个相对很小的办公室，每当詹姆斯·赖斯顿偶尔在城里的时候，这间办公室就归他用。在2月寒冷、灰暗的日子里，赖斯顿经常从华盛顿起程来参加总部坐落在东六十八大街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但当他到来后不久坐到办公室里时，赖斯顿的头脑里就不想这个委员会了。他没有与庞奇·苏兹贝格事先约好，但苏兹贝格很快就得知他的到来，于是这位业主就以他特有的谨慎方式沿着走廊走过来问候赖斯顿。苏兹贝格立刻感受到赖斯顿的心态，以及引起赖斯顿本人不愉快的原因。然而苏兹贝格试图造成一种轻松愉快的态度，以一种仿佛惊讶的口气向赖斯顿惊叹道：“伙计，你真的对格林菲尔德的事情心烦意乱了吗？”

赖斯顿的表情把他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他脸红起来，看起来局促不安。赖斯顿说话时，声音僵硬，有点冷漠，几乎是一种不安的颤抖，这意味着他本人认为事情非常严重了。一个决定显然已经形成了。赖斯顿说：“年轻人的鲜血是澎湃的，老年人的热情是不如他们的。”过后赖斯顿又加了一句：“我站在年轻人一边。”

苏兹贝格不知道赖斯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年长的人指的是卡特利奇和丹尼尔，年轻人指的是威克、弗兰克尔与华盛顿分社的其他人：这是不是意味着赖斯顿加入了分社的年轻人行列，并试图与他们结为一伙进行集体辞职呢？或者赖斯顿仅仅是以一种较为模糊、较为戏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觉呢？

苏兹贝格不希望碰到这个状况。《纽约时报》的这位业主已经出高价聘请管理者事先处理难度较大的细节，让一切都无懈可击，但现在苏兹贝格发现与赖斯顿面对面交流时，如果自己坚持把格林菲尔德派往华盛顿，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苏兹贝格站着，看着赖斯顿，后来当两人步入苏兹贝格的房间时，看来可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分社一半人会辞职，去加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但苏兹贝格对赖斯顿的焦虑，没有像对卡特利奇和丹尼尔的那样严重，也没有像对自己的担心那样严重，因为他去华盛顿与威克谈话时，已经亲自介入了。苏兹贝格仍然相信，卡特利奇和丹尼尔——新闻编辑部里有最终权威的编辑，本应能预测赖斯顿的最后动作，但他们没有。现在苏兹贝格，不想现在亲自促成这种结果，仅仅倾听而已。

赖斯顿说，如果格林菲尔德按计划任职的话，这会给华盛顿带来粉碎性和解体性的严重影响，这会从内部和外部给《纽约时报》带来严重的危害。他请苏兹贝格考虑一下，如果《纽约时报》突然把格林菲尔德摆到威克、弗兰克尔这些人的头上，首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它会使《纽约时报》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不信任那些报道政府的活动的人来自己管理分社。从分社外面找人当社长，会使忠实的人泄气，将会损害《纽约时报》的名声，从而使其他报纸业最出色的人、大学里最出色的学生失去了想为《纽约时报》工作的热情。赖斯顿与苏兹贝格的讨论随着情绪和方式的变动而不断变化——有时他与苏兹贝格摆道理，有时责备他，他甚至把格林菲尔德事件戏剧化地称为代际与代际间的战斗，年长者与青年人的争论，而在赖斯顿的哲学中，他总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年轻人为重。

赖斯顿走后，苏兹贝格发现自己遇到了一生中最棘手的问题：如果他拒绝赖斯顿的请求，他可能会失去赖斯顿及其崇拜者们；但如果他支持赖斯顿，他就得推翻自己的决定，这样他以后说话就会一文不值了。苏兹贝格打算用白天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夜晚来考虑此事。赖斯顿将在纽约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他们再见面。苏兹贝格有时间和几个在新闻部之外工作的管理者——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像伊凡·维特这样的副社长，他有时将其视作倾诉对象。苏兹贝格还会征求他妻子卡罗尔，他的姐姐们鲁思、玛丽安和朱迪思，以及母亲伊菲吉妮的意见。

此时汤姆·威克正在新罕布什尔为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第一站撰写文章：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宣布自己是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而罗伯特·肯尼迪不想与总统约翰逊竞争。完成了在新罕布什尔的任务后，威克飞往纽约，希望更多地了解有关自己将来的情况。自从一周前和苏兹贝格共进晚餐后，威克一直情绪压抑，而且数日后在华盛顿听传闻说自己会从分社社长位子上被赶下来了，更是苦恼万分。如果在纽约总部做出这个决定后，苏兹贝格不阻止他宣布自己辞职，他还能在放弃职位时保留点脸面和尊严；他还从新罕布什尔打电话给苏兹贝格，抗议这种从纽约来处理华盛顿局面的方式。苏兹贝格听后表示理解，并让威克再给卡特利奇打电话抱怨一下。威克也这样做了，却没收到令他满意的回答。一天后，威克来到了纽约。

他是中午到的。管理者都出去吃午饭了，威克决定去吃点东西。他走进位于四十三大街的离时报大楼东面只有两个街区远的世纪俱乐部。他最近刚被吸收为世纪俱乐部会员，这是个排他性的男子俱乐部，成员包括很多杰出的作家、编辑、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社论作家。这是威克第一次来，他进来时觉得一个人形单影只，很不自在。

在大堂里，一个穿白色夹克、有礼貌的黑人守门人上前迎接他。然后他走上大理石台阶，便发觉自己置身于橡木板镶饰的、吊顶很高的房间里，人们散乱地坐在桌旁，面前放着午宴前的饮料，窃窃私语着。还有一些人，坐在又大又软的真皮沙发上，读着《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威克要了一杯马丁尼，喝完后又要了一杯。然后起身上楼，发现了吃饭的去处——一个房间里有一张多人共用的大桌子，周围有几张小桌子，在别的房间里，还有些桌子，旁边坐满了不谈正事的窃窃私语的人们。

要好了午餐，威克感到马丁尼开始起作用了。坐在对面桌子旁的是一位瘦小的老人，样子看上去有90岁了，他说他曾经编过一个杂志。当威克含含糊糊地与老人交谈时，他观察了这个房间，远处的房间——所有桌子旁都坐着陌生人，只有一张桌子例外。在这张桌旁，在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对面坐的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是世纪俱乐部会员，《纽约时报》的几个高级人员也是，他们中有约翰·奥凯斯、克利夫顿·丹尼尔和詹姆斯·赖斯顿。威克吃午饭时不知道这事，但赖斯顿那时也在俱乐部里，坐在一个隔墙后面，和华盛顿分社原来的同事约翰·庞弗雷特在一起，这人现在是《纽约时报》人事方面的管理人员。

赖斯顿和庞弗雷特起身离开时，他们看到了威克。在这里见到他，他们又惊又喜，很快这三位《纽约时报》同仁便开始了热情的交谈，索尔兹伯里从房间对面看到了他们。虽然他起了疑心，但却没有对弗里蒙特—史密斯流露出来。索尔兹伯里不知道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是否会按计划执行，但在过去的一周里他没问过丹尼尔或罗森塔尔。实际上，他并非有意地而是本能地避免直接介入调动格林菲尔德去华盛顿的计划，因为他感到此事有点不太吉利，尽管他找不到有力证据来支持这种想法。他的感觉是对办公室变动敏锐意识的结果，他的本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宣布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已经推迟了几天。此刻，看着赖斯顿、威克和庞弗雷特三人一起坐在世纪俱乐部的餐厅里，索尔兹伯里那敏锐的神经又跳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