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新闻编辑部仅有四个主编助理的位置，又加上索尔兹伯里被留任，所以为了提拔罗森塔尔，其余三个主编助理中必须有一人不得不被调离或退休，被选中的是罗伯特·加斯特。可以预料，他对此事是愤愤不平的。加斯特是弗吉尼亚人，言语虽不多，但自尊心强，身体干瘦，表情冷漠。自从1952年当上主编助理起，他就一直靠南墙坐着，以略带不安的情绪，静观《纽约时报》的动态。1925年，他进报社当文字编辑。这一时期是他和他的一些同代人所说的《纽约时报》的黄金时代。当时，范安达任主编，伯查尔是他的主要助手。报社还有一大批真正献身事业的记者，譬如拉塞尔·欧文，约瑟夫·沙普伦，还有著名的阿尔瓦·约翰斯顿，当然还有奥克斯本人。

十年后，随着弗吉尼亚同乡埃德温·詹姆斯掌管新闻编辑部，加斯特在编辑系统就开始腾达起来。他先是在纽约城市组当排版编辑，之后于1938年做城市组夜间主任，1948年就当上了城市组主任。1951年詹姆斯去世后，卡特利奇接任主编，加斯特开始感觉到不祥之兆。卡特利奇无拘束的举止并不符合加斯特对有魅力的南方人的看法，加斯特对这位主编热衷于密谋的政治风格感到羞耻，也曾被他过去的朋友、哥伦比亚新闻系的同事西奥多·伯恩斯坦发起的牛栏里的小宗派所冒犯。虽然卡特利奇于1952年把加斯特和伯恩斯坦两人都提升为主编助理，但是加斯特很清楚，卡特利奇更器重伯恩斯坦，加斯特被贬低成更次要的角色，仅仅负责主编办公室的零星杂务工作：器材和供应、职员开支账目、人事问题以及与大楼内其他部门的联系等等。在周末，或在卡特利奇出城时，加斯特主管全体人员，要不然他仅仅是卡特利奇的左手。当克利夫顿·丹尼尔回到办公室后，加斯特觉得自己更是同新闻编辑部的气氛格格不入了。

丹尼尔1964年被提升为主编后，索尔兹伯里升任他的首席助理。有一天，丹尼尔要罗伯特·加斯特把他那张靠近主编办公室门前的桌子腾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则要搬到远处的靠近牛栏的桌子上。加斯特迫于无奈，冲丹尼尔发了几句牢骚，只得照办了。两年后，当丹尼尔要加斯特把整个新闻编辑部完全让给罗森塔尔时，加斯特骂得更凶了。和丹尼尔不同，加斯特把自己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这是他从来不被他的管理者同事欣赏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一次他还是服从了丹尼尔的指示，搬到了卡特利奇综合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里，接受了“总编辑特别助理”的头衔。他知道，到1967年3月他就要从《纽约时报》退休了。

因此，为了求得新闻编辑部的有条不紊、协调一致，新年伊始，丹尼尔起草了一份长长的管理备忘录，明确了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的不同职责，重申了伯恩斯坦作为牛栏首领主任的地位和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在招聘人才、劳动关系、工资管理、在海外工作的《纽约时报》职员的旅行及生活津贴等领域的责任。丹尼尔还表示阿瑟·盖尔布即将接替罗森塔尔任纽约组主任，加斯特将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丹尼尔还补充说：

在结束这份备忘录时，我还应该说，从1955年我进入纽约总部以来，我很高兴与一个优秀的编辑团队一起工作。现在这个队伍正在发生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可避免的——符合伟大的《纽约时报》的传统。我相信，这些变化一定能使我们带着更新的生机和活力继续前进。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时报卫士责任的变化，只意味新老交替的变化。

丹尼尔在公告板上还贴上了另一个备忘录，向全体人员告知对盖尔布的任命以及加斯特的离任：

加斯特先生为新闻编辑部忠心耿耿地服务了41年，他将带着新闻编辑全体人员对他职业的敬重和对他个人的爱戴告别大家。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加斯特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他的任务是监管《纽约时报》正在扩张的新闻服务。这项业务在1966年增加了47家客户，现在每天用电报向155家国内报纸和88家海外报纸发送报道、专栏文章和特写。但是，新闻服务由下属编辑负责就足够了，这样一来，加斯特发现自己在这项工作上毫无用武之地。

2月底的一天，加斯特来到报社。那是一个星期六，对他来说是一个正常工作日，这一天办公室里通常是非常安静的，仅有少数记者和编辑在忙碌，因为星期天版的很多内容——《时报杂志》、地产版、戏剧版——已经印好并被分送到报刊发售点，同时还因为是周末，纽约市的大多数商务中心和华盛顿的政府机构都已关门。除了一贯在周末也忙忙碌碌的体育部之外，新闻编辑部的情况是几群记者围坐在一起或隔着空桌子交谈，或站在体育部电视机前看比赛，尽量调低声音以防打扰文字编辑。大楼上面的几层大部分都没有人，关了门窗，《纽约时报》社笼罩在一种奇怪的、空荡荡的氛围之中。

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加斯特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这间房在卡特利奇的内套房里，所以没人注意到。他先把一大沓文件和信件塞进牛皮纸夹里，然后写了一份临别留言，分别给新闻服务部的秘书和报社送稿生的领班——1917年就来报社的现已白发苍苍的斯蒂芬·莫兰。加斯特把这些条子放到外面的一个筐子里后，穿上他的灰呢外套，腋下夹着牛皮纸夹，乘电梯下了楼。经过门房时，他冲着那几个在周末总是很显眼的门卫点点头。然后他最后一次推开了时报大楼的旋转门。出来后，加斯特毫无憾意，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在随后一周里，其他管理者意识到加斯特已经一去不返了，于是卡特利奇、伯恩斯坦、索尔兹伯里，还有其他人便纷纷给他寄去便笺和书信，但加斯特概不回复。庞奇·苏兹贝格办公室打电话邀请他出席一个管理者午餐会，但加斯特猜想那是一个要装出笑容的告别仪式，为的是拍张照片登在《时报闲谈》上，于是就以另有要事为由拒绝了邀请。

当然，庞奇·苏兹贝格肯定意识到了在赶走祖父雇来的人时自己所处的尴尬处境，他也认识到职员的士气低落了。扬克洛维奇公司的报告完成以后，提出的报告结果都是苏兹贝格以前察觉到的，看完报告后，他解释说：“它只是揭我们的疮疤而已。”他还说已开始实施几项计划，希望以此改善人事关系，而且借助于现代技术，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某种精神。

1967年初冬，《纽约时报》的每一位员工都收到一个设计精美的蓝色卡纸袋，里面装有业主的一封信，一份详细列举员工福利和健康计划、设备和服务的小册子，另外还有一份由记者迈耶·伯格写的《纽约时报》简明历史。1959年这位记者去世时，曾激起了也许是整个大楼最后的充满感情和共识的悼念高潮。

伯格在世时，报社的每个人——印刷工、办事员、电话接线员、食堂里的厨师——都认识他，尊敬他。当他60岁突发心脏病去世后，似乎标志着《纽约时报》某种特殊的东西的终结，从而引起了职员的怀旧反应。一位资深记者受命撰写伯格的讣告，却发现它太难写了。很多员工，包括文字编辑，因为牛栏不把这个讣告登在头版而咒骂它。一位女士在一个水杯里插上了一束玫瑰花，把它放在伯格在前排的桌子上，直到鲜花枯萎后都没人拿走它。没有人想把伯格的名字从办公室信箱上抹掉，印刷工保留着伯格的署名铅字，以便备用。

现在到了1967年，伯格的署名又出现在这个纸袋里了，印在他1951年写的浓缩体现《纽约时报》历史的一份20页的副刊的封面上：他描述了《纽约时报》在亨利·J.雷蒙德领导下有了良好的开端，具体包括：它对美国内战和特威德集团的报道，它的破产和最终在奥克斯领导下死而复生，它对日俄海战、皮尔里和阿蒙森的探险以及泰坦尼克号海难和林白壮举的独家报道，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空时代日益扩大的影响。庞奇·苏兹贝格的附信解释说，发放资料袋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新员工，但他感到老一辈《纽约时报》人或许也觉得它有意义，这也是使《纽约时报》人真正融入《纽约时报》的一个方法。苏兹贝格还解释说：“事实上，我们过去对此是多少有点漫不经心了。”

在另外一项让员工了解过去的活动中，报社鼓励在《纽约时报》上不定期地刊登已退休《纽约时报》人的文章。不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的名字便重新出现在一篇关于自然的文章上，体育版上还有一篇由退役的职业赛车专家弗兰克·M.布伦克写的文章，还有阿瑟·克罗克写的一篇政论文。克罗克退休后仍在华盛顿分社有一张办公桌。他的继子，《纽约时报》驻伦敦的一个风度翩翩的记者W.格兰杰·布莱尔，被调到纽约担任社里的公关顾问，也充当和员工的联系人。而且苏兹贝格也试图通过给职员加薪，给编辑和管理者以股权和其他福利，更慷慨地共享财富，来提高员工的士气。从1964年到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分红使卡特利奇和赖斯顿、伊凡·维特和门罗·格林这样的管理者成了相当富裕的人；一大批级别较低的编辑和管理者每年可得到4.5万至6.5万美元；评论家每年收入2万至3万美元；记者中最高的每周可挣到350至500美元。关键性的编辑和管理者还有机会得到一种新的地位的象征，这种象征满足了苏兹贝格对新发明的想象力：他买了一架小喷气式飞机，在周末他们可以乘坐它去佛罗里达，或去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公事访问。这架飞机的机号是N1851T（1851是《纽约时报》创办的年份），用黑色涂在飞机的方向舵上。

庞奇·苏兹贝格现在的开销更多了，但他挣的钱也更多了。《先驱论坛报》停办和针对新合并的《世界日报论坛》的罢工从1966年4月24日持续到9月12日，《纽约时报》的日发行量增加了10万份，达到了87.5万多份，广告刊登率增长了8个百分点。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固定纯收入创了公司纪录——纯利润超过900万美元（每股4.28美元），相比之下1965年的纯利润仅为500万美元（每股2.25美元）。《世界日报论坛》在1967年5月停办，《纽约时报》的日发行量突破90万份大关，广告刊登率又增加9个百分点。门罗·格林对此并不感到特别高兴，自1946年以来就担任广告部主任的年已62岁的格林，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苏兹贝格期望有更高的广告率，不大关心广告商的反应或者广告行数暂时的减少，苏兹贝格还想把广告部、生产部和发行部合并起来，统一由47岁的年轻人安德鲁·费希尔负责，费希尔倡导使用电子计算机。只要格林还在，苏兹贝格就不能满意地做到这一点，因为格林习惯自主地管理他的部门。苏兹贝格计划在1967年底宣布格林退休。格林满足于他获得的股权和一大笔退休安置费，愿意不声张地离去。

《纽约时报》薄薄的海外版，最近几年的印刷事务已经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巴黎，这个版在它18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都亏损——据估计，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1949年创办它以来共亏损1000万美元。但纽约的大多数编辑都推测，庞奇·苏兹贝格会继续容忍这些亏损。他们的理由是，他在感情上对这个版负有义务，因为这是他父亲创办的。他们还认为，《纽约时报》的国际版是促销价值的有特权的一项，不同于《纽约时报》已停办的西部版，而是一种能够自我维持的风险投资。

他们对这位年轻业主的认识不足，在1967年春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当时他宣布他准备关闭国际版。虽然在悉尼·格鲁森任领导的那年里它有了收益，它的发行量由4万份增加到4.7万份，广告量增长了20%，但它还是每年亏损150万美元。它依然无法赶上在欧洲已有79年历史的、出版势头强劲的巴黎《先驱论坛报》，该报最近与《华盛顿邮报》的合作又使其实力大增。对海外美国人来说，巴黎的《先驱论坛报》比《纽约时报》形式更活泼，可读性更强。所以，因为不能战胜欧洲的《论坛报》，苏兹贝格便决定与之合并。通过这个版与对手的合并，他在新的经营中得到三分之一的红利，这样发行量有望达到7.5万份到10万份。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它要发表詹姆斯·赖斯顿、拉塞尔·巴克尔和《纽约时报》其他专栏作家的文章，还要发表沃尔特·李普曼和阿特·布赫瓦尔德的文章，发表《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服务。这个新合并的报纸仍把《论坛报》的名字放在报头的显著位置，并且仍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负责监管。

悉尼·格鲁森留在那里完成了过渡时期，之后便回到《纽约时报》社，作为巡回记者帮助报道中东战争。不到一年他从《纽约时报》辞职，去当长岛报纸《新闻日报》（Newsday）的社长助理。尽管苏兹贝格竭力想挽留格鲁森，并派飞机把他从佛罗里达接到纽约，让他重新考虑去留问题，但当时也确实没有重要的位置可以给格鲁森。虽然苏兹贝格也惋惜失去了他的国际版，但他并没有长时间为之烦恼，而是在纽约本社构思更重要的决定，他希望积累更多的资金，以便随时应付他看到身边可能出现的许多新挑战。

苏兹贝格主要考虑的是，有无可能在纽约创办一份晚报，因为随着《世界日报论坛》停刊后，纽约仅存《纽约邮报》一份晚报了。苏兹贝格有时感到纽约市既需要也应该有第二份晚报，但有时又拿不定主意。尽管他有自己的浪漫倾向和对公众服务的愿望，但他不能不注意到，生命短暂的《世界日报论坛》毕竟使它的老板损失了1700万美元。问题还不单纯是财务上的，而且还涉及这样一个问题：这第二份报纸也许是一个有新名字的、内容复杂的日报，以娱乐性、艺术性、政论文、社会评论为特色，时报公司有了这份报纸会不会影响已有的早报的名声和特点？苏兹贝格、卡特利奇或伯恩斯坦能坚持早报报道的严格性而对晚报就放松这些原则吗？如果新报完全脱离了早报的基调和束缚，如果新编辑要求得到自主权，会不会在报社内重新引出过去的公国问题？最后也将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庞奇·苏兹贝格有无足够的时间奉献给第二份报纸？这种状况类似于50年前阿道夫·奥克斯想买下纽约的一家晚报《晚邮报》时遇到的情形。奥克斯最终放弃了那个念头，认识到买下《晚邮报》后肯定会分散他的精力。但奥克斯这个保守者，经常低估自己的能力和公司的发展：1904年在第四十二街建起了时报塔楼（即现在的联合化工大楼），九年后被迫迁移出来，因为它已无法容纳报纸的规模了。于是他又在第四十三大街建起了《纽约时报》今天的总部，后来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又扩建了它的两侧和配楼。

现在是1967年了，这样的规模也难以适应《纽约时报》的迅速发展了。报社员工人数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由5307人增长到6354人，库房面积严重不足，无法存放印刷机设备，只好在毗邻的派拉蒙大楼地下室租了块地方，之后又在派拉蒙大楼上面几层租了几处作为编辑室。《纽约时报》的西区分厂，建于1959年，主要用于进行星期日版的副刊印刷——1967年发行量为160万份，平均每期558页，每季重量从4磅到7磅不等——已经如此拥挤，以至于门厅将被拆除，27英尺高的门厅天花板将降低大约12英尺。苏兹贝格领导的《纽约时报》突然变成庞大的、富裕的公司，1966年底有现金达2100万美元，1966至1967年度的经营多样化、规模扩张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苏兹贝格投资50万美元获得了波士顿教学系统公司51%的红利，这家公司专门为学校和企业设计学习资料。苏兹贝格还以不公开的价格买下了设在新泽西州霍索恩的美国微缩胶片公司，以满足2000多家图书馆、大学、公司订购《纽约时报》微缩版的需要。《纽约时报》为弱视者创办了一种大字的文摘周报，还为大中小学生创办了这种文摘版。它准许波士顿的帕克兄弟公司以拼图形式使用《纽约时报》以前的头版新闻，还出售它著名的头版的摹真本作为新颖的礼物。《纽约时报》的图书部，与外界出版社合作，在1963年到1967年间共出版发行50多本书，内容从烹调到通讯都有。《纽约时报》还获得了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著作的连载权，那时她已逃离了苏联。

和阿利卢耶娃夫人的交易是1967年4月达成的，它再次证明了《纽约时报》在既定社会里令人尊敬的地位和它作为社会制度负责任的发言人地位，它还显示了某种有趣的私人关系，这些关系把《纽约时报》的高层人士同政府、媒体、法律和文学圈子里其他有影响的人物联系起来——它几乎是一个小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把阿利卢耶娃夫人安全地带入了西方民主国家。他们似乎彼此都认识，他们一起顺利地工作，心照不宣地遵循他们为斯大林的女儿也为自己服务的规则。

阿利卢耶娃夫人的律师和作品代理人，一度是五角大楼的将军，叫爱德华·S.戈林鲍姆，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一个铁杆朋友。他曾担任苏兹贝格家族的律师达40年之久，在阿利卢耶娃夫人到达美国的那一天，《纽约时报》在其“新闻人物”中描述戈林鲍姆时不知怎的没有提到这一事实。在阿利卢耶娃夫人逃亡期间给予她安慰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F.凯南，他是《纽约时报》的朋友，也是戈林鲍姆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邻居。戈林鲍姆不仅安排了阿利卢耶娃夫人新书在《纽约时报》上的连载，而且还安排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该出版社是他的律师事务所（戈林鲍姆、沃尔夫和恩斯特事务所）的另一个主顾，在上一年的肯尼迪诉威廉·曼彻斯特书案中曾经历过哈珀之战。阿利卢耶娃夫人在哈珀和罗出版社的编辑是埃文·托马斯（著名的社会党人诺曼·托马斯的儿子），也曾是威廉·曼彻斯特的编辑，约翰·F.肯尼迪的编辑，罗伯特·肯尼迪的编辑和西奥多·索伦森的编辑，也是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的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约翰·奥凯斯、汤姆·威克、C.L.苏兹贝格及《纽约时报》其他人的著作的编辑。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在杂志上的刊登权给了《生活》杂志，该杂志社的董事长安德鲁·海斯克尔娶了庞奇·苏兹贝格的姐姐、奥维尔·德赖富斯的遗孀玛丽安。阿利卢耶娃夫人逃跑的内幕是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纽约时报》写的，索尔兹伯里从他的朋友、前大使凯南那里获取了大部分消息。但索尔兹伯里在这篇报道上没有署名，因为他不愿意触及他在苏联的眼线，这段时期他还要经常到苏联旅行，苏联正准备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50周年。阿利卢耶娃夫人的书的译者是普里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一位低调但人脉广泛的女士，曾在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的办公室工作过，曾在海外见过庞奇·苏兹贝格和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她作为记者驻苏联期间认识了斯韦特兰娜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并且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帮助刺客的遗孀玛丽娜·奥斯瓦尔德为哈珀和罗出版社写了一本书。

在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出版前几个月，通过阅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而受到启发，她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该刊的社长曾发表过前大使凯南的文章，它的主编罗伯特·曼宁最近在国务院工作，并且认识政界和新闻界的所有右翼人士。1967年4月在《书籍周刊》（Book Week）上，曼宁为詹姆斯·赖斯顿的《新闻界的大炮》（The Artillery of the Press）写了一篇大为赞颂的评论，一个月后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头版上为阿利卢耶娃夫人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也写了一篇吹捧性的评论。

当阿利卢耶娃夫人的题为《致一位朋友的20封信》（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一书在1967年秋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发行后，《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书评”主任费朗西斯·布朗想寻找一位合适的评论家，并选中了奥尔加·卡莱尔，一位杰出的俄裔美国人——她是剧作家和短篇小说作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孙女，她的父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卡莱尔女士的评论是赞扬性的，它被刊登在头版。《纽约时报》的日常版书评家埃利奥特·费里蒙特—史密斯，一个对办公室事务非常熟悉的人——曾赞扬赖斯顿的《新闻界的大炮》是“我们时代的一份重要文献”——深受斯韦特兰娜的书的感动，称它是“罕见之作”。

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庞奇·苏兹贝格居于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的中心。他用了大约25万美元购买这本回忆录的连载权，帮助宣传阿利卢耶娃夫人的这部畅销书，使《纽约时报》新闻服务的许多主顾都感到高兴，使《纽约时报》在那些曾被索尔兹伯里来自河内的报道，被奥凯斯的社论版上放肆的鸽派立场所冒犯的美国爱国者那里多少恢复了面子。能同时对许多人施加许多许多影响，这是《纽约时报》一个令人惊奇的品质。它是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回摆动，通过落下它枯老衰败的叶子来做出调整，在一个世纪里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再度茂盛。

1967年冬天，赫尔伯特·L.马修斯一个人孤凄地坐在十层上走廊边的社论作家的1048房间。还有什么比孤凄更使他难受的呢？因为几年前在古巴他曾使《纽约时报》碰到麻烦，所以现在一个人在象牙塔里赎罪。马修斯既自负又冲动。他已67岁，长得高大、瘦削，只是略显精力不足，但其机敏丝毫不减1922年他刚加入《纽约报社》的时候。这个职业让他1929年在北京观察大获全胜的蒋介石，1936年在亚的斯亚贝巴骑着马与入侵的意军并行；1939年在佩皮尼昂写下了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份电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过意大利、印度和北非，战后去了伦敦；1957年在古巴山区采访了一个当时被大多数人认为已经死掉了的大胡子革命领袖。

由于这些有关卡斯特罗的文章及以后有关古巴的文章，《纽约时报》最终被指责为赤化了这个海岛，新闻编辑部里很多编辑都对马修斯存有戒心。1963年，作为约翰·奥凯斯负责的社论部的成员，马修斯再次访问了古巴并拜访了卡斯特罗，但当他回到纽约提出为新闻编辑部撰稿时，却遭到了拒绝。1966年，他再次代表编辑部重访古巴和卡斯特罗。在那一年，《纽约时报》的其他人是进不去古巴的。马修斯积累了2.5万字的资料，但他撰稿的要求，再次被新闻部拒绝。结果，整整一年，《纽约时报》没发表一篇由本社人员提供的有关古巴的消息。

当读者给《纽约时报》写信询问有关马修斯的近况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办公室给他们回信解释说，马修斯已不再为新闻部撰稿，因为严格地说，他已不再是新闻记者，而是社论部的成员，这暗示了社论作者是不为新闻部撰稿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哈里·施瓦茨，默里·罗桑特和其他一些社论作者都经常为新闻部撰稿，而且过去几年里马修斯也是如此。不过现在，他是个敏感人物。现在，在社论版上，或许在星期天版上偶尔也刊登他的署名评论或文章，但是很少，每隔几个月才刊登一次，1966年总共刊登了六次。但作为一个不署名的社论作者，他的作品很多。他撰文评论拉丁美洲事宜（有时批评卡斯特罗），评论中东和越南局势，还有约翰·奥凯斯认为值得评论的其他问题。奥凯斯很器重他的才华，而且也很欣赏他这个人。他从来没忘记40年前在巴黎初识马修斯的情景。当时奥凯斯作为学生采访巴黎分社，第一次见到马修斯走进来，头戴灰色软呢帽，手戴米黄色手套，衣冠楚楚，手拿一根马六甲手杖。

奥凯斯第二次见到马修斯是20年以后，在1949年，当时两人都在十层在查尔斯·默茨手下撰写编辑文章。马修斯当时是报社的宠儿，与《纽约时报》的老板关系非常融洽。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马修斯独生子的教母。但现在，1967年，他准备离开《纽约时报》，打算写自己的书，并坚信历史会最终宽恕他。即使是现在，他还相信卡斯特罗在革命开始时并不是个共产主义者，而在马修斯社论版最后一篇文章当中——四篇回忆他曾挥洒汗水的四个大陆的署名文章中的最后一篇——他写道：

对美国来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冷漠和忽视的拉丁美洲燃起了生命。当古巴的领袖和他的政府变身共产主义者，并且后来几乎发起一场核战，有些人必须受到谴责。其中就包括我。

新闻对于历史的影响是一个令人痴迷而具有争议的话题，这个话题造成了相当多无意义的讨论。我不会否认，1957年2月17日寒冷的清晨，当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兄弟劳尔、切·格瓦拉等人一同坐在马埃斯特拉山间时，历史女神克利俄用她的魔杖触了我一下——不管她用的到底是什么。由此而来的在《纽约时报》上的宣传赋予卡斯特罗、他的游击队一个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名声，以至于从年代上来看，这个时间点是整个拉丁美洲独立史过程中所有领袖光辉事业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