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开俱乐部后步行回了时报大楼。在新闻编辑部里，编辑们的表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似乎很平静，格林菲尔德站着和一位文字编辑谈话时也没表现出有什么麻烦。下午4点，索尔兹伯里和其他编辑走进丹尼尔的办公室开每日例会。会议像往常一样由丹尼尔主持，周围坐着罗森塔尔、伯恩斯坦、托平和其他编辑。丹尼尔背后的那个人，穿着蓝色细条纹套装，两腿交叉，舒服地坐着，皮鞋擦得锃亮，有一只脚轻轻动着，这就是特纳·卡特利奇。如果赖斯顿和威克在新闻编辑部，他们无疑会被请来出席会议，但这两人都没有在三层露面，索尔兹伯里也许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知道他们俩都在纽约的人了。

2月7号周三的这个下午，比起前些天消息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越南的战局依然糟糕：苏联造的坦克骚扰着北越溪山西部附近的区域，越共的武装正向西贡渗透；约翰逊总统的班子仍无法让朝鲜交出被逮捕的普韦布洛号及其82名船员俘虏；西奥多·索伦森在新罕布什尔作为肯尼迪的发言人，反复唱衰任何企图怂恿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作对并加入初选的政治行动；明尼苏达参议员、民主党首席发言人尤金·麦卡锡反对越战，加入了新罕布什尔的初选，这一行动得到了《纽约时报》社论的支持，该社论同时谴责了罗伯特·肯尼迪一周前既不支持麦卡锡也不反对约翰逊的态度……

会议照常进行到大约20分钟时，突然一位秘书进来告诉卡特利奇一个口信，卡特利奇出了房间。把卡特利奇叫出去接来自业主办公室或外面重要人物的电话并无什么异常，但过了五分钟卡特利奇回到座位上后，索尔兹伯里从卡特利奇的表情中揣测出有一种轻微的变化。并不是说卡特利奇失去了平静，而是他似乎太平静，太随意了，这是一个人想竭力掩饰内心世界的那种表情。散会后，编辑们一个个起身走出来，而卡特利奇则一动不动，并请罗森塔尔留下，卡特利奇说有事情要同罗森塔尔和丹尼尔讨论。索尔兹伯里走出房间时，他非常肯定，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不会去华盛顿了。

等其他编辑都走后，卡特利奇说：“先生们，我有个坏消息，业主改变主意了……”

丹尼尔的白脸更显煞白，如鲠在喉，罗森塔尔则气得脸色发红，两人当时都十分震惊。然后，罗森塔尔气愤地嚷道：“我要给庞奇打电话！”

“不要打。”卡特利奇说道，语调很轻，他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

“我很遗憾，特纳，但我必须打个电话！”罗森塔尔失控地答道，急匆匆走出房间，一进编辑部就抓起了自己桌上的电话。但不是业主接的电话，秘书说，他在开会，不能受打扰。罗森塔尔挂断电话，又回去找卡特利奇和丹尼尔。这两个人正站在这个大办公室中间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像挂在墙上的照片，或是博物馆的两个蜡像，苏兹贝格的决定给他们以很大的冲击。它是侮辱性的，也是不可原谅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被业主出卖了，此刻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想要他们辞职吗？他们应该辞职吗？如果他们留下来，他们还有什么权力？为《纽约时报》忠心耿耿干了几十年，在报社管理阶梯上奋斗了多少年，好不容易爬上顶峰，有什么意义？要是连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职位都不能找人替换掉，那么当总编辑或主编又有什么意思？

此时此刻，在丹尼尔的办公室里，一切都乱成了一锅粥，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赖斯顿赢了。他赢得了什么还不敢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赢了”，而纽约总部想控制华盛顿分社的努力又失败了。苏兹贝格先让卡特利奇、丹尼尔和罗森塔尔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而后他又把它们砍掉。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卡特利奇也不解其详。显而易见的猜测是，赖斯顿多少警告过业主，并提醒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现在——大选将至——《纽约时报》需要一个最强有力的华盛顿分社，它的高级记者都应该精神饱满。在过去几年里《纽约时报》社的争执太多了，苏兹贝格也许认为此时最好让赖斯顿自己说了算。不过卡特利奇不明白，苏兹贝格改变主意对丹尼尔和罗森塔尔预示着什么。卡特利奇已接近终点——他已告诉苏兹贝格他在考虑退休的事——但现在以至将来，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不得不应付赖斯顿，这人对业主的影响明显是很大的。苏兹贝格的默许仅仅意味着他一个人观点变了，还是家族的女人们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伊菲吉妮喜欢赖斯顿，这是另外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重要的是赖斯顿赢了，威克留了下来，格林菲尔德去不成华盛顿了。格林菲尔德还不知道这件事。当这个办公室里的这三个人想到这个问题后，克利夫顿·丹尼尔主动提出把格林菲尔德叫来告诉他这个消息，但罗森塔尔坚持由他去告诉格林菲尔德，而且是在别处。格林菲尔德是罗森塔尔的朋友，当初他就是因为罗森塔尔才来到报社的。卡特利奇同意了，于是罗森塔尔就去了新闻编辑部，看到格林菲尔德正笑容可掬地接受同事们的祝贺。

罗森塔尔示意格林菲尔德过来，然后带他出了新闻编辑部，进了三层的走廊，之后进了接待室旁边那两间小屋的一间。房间没有窗户，只比忏悔室宽一点，天花板很高，里面有几把小椅子和一张小得像棋桌那样的桌子。这两间房有时归下属编辑使用，往往是在他们会见那些准备不充分的求职者时使用的；有时记者们采访那些怒气冲冲的不期而至的来访者时也会用到，来访者反映的事实是令人怀疑的，不适于发表；或者职员中没有个人办公室的，想谈机密事时也使用这个房间。罗森塔尔等格林菲尔德进来后关上门，两个人坐下来后，罗森塔尔便把情况如实地告诉格林菲尔德，格林菲尔德听了后几乎要哭起来。

格林菲尔德回想起他的预感，他原来就担心这事可能不会实现。即使有预感，他还是很震惊。他想，要是事先赖斯顿更清楚、更明确地反对威克辞职，那该多好，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办公室大错就可以避免了。格林菲尔德自言自语，“如果赖斯顿暗示一下乔治·鲍尔”，他格林菲尔德得到提醒，就会拒绝去华盛顿了。格林菲尔德并没有主动要求分社社长这个职位，在加入《纽约时报》时就给他许诺过一个重要的职位，但没有明确说明，他也并不多么渴望回华盛顿，要是他知道赖斯顿坚决反对，他肯定是不会去的。但赖斯顿并不明确，纽约总部也许不想真正了解赖斯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想绕过去——但现在遭到了迎头撞击后，难以回避了，而且在纽约总部也没面子可挽回了。从罗森塔尔脸上的表情，格林菲尔德看得出，他沮丧到了极点，格林菲尔德本人也窘迫不已。

“阿贝，”最后格林菲尔德说，“帮帮我吧。”

罗森塔尔点点头。

“阿贝，再不要让我留在这个地方了。”

罗森塔尔很理解。于是，格林菲尔德当场就辞职了。

格林菲尔德回办公室取东西。当时接近下午5点，是工作日中最忙的时候——屋里挤满了记者、编辑、办事员，另外一些职员刚在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休息了片刻，此时正走回办公桌，或在外面执行任务刚刚急匆匆地赶回来。

一个记者看到格林菲尔德穿上外套，就喊道：“嗨，吉姆，你真的要去华盛顿吗？”

格林菲尔德转过身想笑一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是真的，”他答道，声音很轻，“直到几分钟之前。但华盛顿有阻力，我也得离开了。我不会回来了……”

这位记者感觉到格林菲尔德的焦虑，没有再用更多的问题留他，他和格林菲尔德握握手，目送他离去。此后消息马上传遍了新闻编辑部。一个记者想打电话给华盛顿分社的同事了解更多情况，但两地之间的线路太忙了。随后，一个文字编辑带来了确凿的报告——是的，他说，千真万确，格林菲尔德刚刚辞职，赖斯顿让苏兹贝格改了主意，赖斯顿、威克和弗兰克尔此前都在大楼里露过面，大概都把辞呈准备好了。

几个小时之内，这事就上了傍晚的电台和电视新闻：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今天在政界有传闻，负责公共信息的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将被任命为《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但是据《纽约时报》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今天，格林菲尔德已辞去他担任的《纽约时报》城市版主编助理一职。丹尼尔否认这一变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被酝酿过……目前无法采访到格林菲尔德……

罗森塔尔坐在桌旁，两眼盯着报纸却根本没看。他很清楚新闻编辑部里记者们围坐在桌前在谈论什么。这时一个记者走进来，大声说：“嗨，知不知道最新消息？华盛顿那帮小家伙接管了WQXR电台！”众人一听大笑起来。罗森塔尔听不见这些笑话和评论，但从那几个几年前他一来当编辑就开始反对他的记者口中，他预料到了他们最坏的评论。现在毫无疑问他们会重复他们过去的指责——他冲得太凶、太急，现在他遭报应了。罗森塔尔坐在那里，他感到心如刀绞，也感到受嘲弄的心头之火要爆发了——与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不同，他们现在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罗森塔尔无处可去，只好回编辑部坐在办公桌旁，面对几百个工作人员。他感到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宽大的灰色法庭上，同时被几个陪审员审判，交叉询问，质疑，推测和指责。他有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好像潮水突然倒流，一切失去了平衡，地盘不保，《纽约时报》编辑部也瓦解了，自己的目标破灭了，罗森塔尔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如果卡特利奇已失去对苏兹贝格的影响力，如果赖斯顿现在是这位业主最值得依赖的顾问，那么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接班的梯队将会由纽约转向华盛顿，从丹尼尔、罗森塔尔转向威克、弗兰克尔或赖斯顿的其他追随者们。丹尼尔将不会接替卡特利奇，罗森塔尔将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主编。由于罗森塔尔不能跟苏兹贝格说起这些，他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毫无疑问，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也是同样地困惑。罗森塔尔不想起身去他的衣柜取大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要经过记者们的办公桌前且很可能要面对他们的目光，说不上其中有谁问他一个问题，让他显示出自己的实际感受。罗森塔尔不像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会掩饰自己的想法，他是外露的、异乎寻常地诚实的人——他高兴时，满面红光；难过时，脸部会失望地表现出犹豫不决或发泄自己的情绪。现在他感到失望、内疚——他的朋友格林菲尔德成了这个乱摊子的替罪羊，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有所补偿。他想晚上找格林菲尔德谈谈。罗森塔尔最亲密的朋友阿瑟·盖尔布正在加勒比海度假，新闻编辑部里便没有人是能帮助他的或他想去求助的。其他编辑走的走，没走的正准备走，只有牛栏编辑们似乎心事重重地忙于编那份报纸——1968年2月9日星期五，共96版，刊载所有适于刊载的新闻，第117期，总第40193期……售价10美分……《56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丧命越南北方激战战场》……《结束战争是敌军自我激励的目标》……《肯尼迪断言美国必输无疑》……罗森塔尔翻阅着办公桌上关于地方报道的电讯稿，他无法集中注意力，他能想象出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也是这样的。《纽约时报》的大型印刷机正在印出另一版，没有他们，也一直在滚动，好像轮船在夜间航行时，即便高级船员在睡觉时照样走一样——“我们三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处于同样惶惑之中，”罗森塔尔想，“我们处于一种可悲的状况，就像过去的希伯来人。我们正在服丧。”

罗森塔尔桌上的电话响了，是赖斯顿从楼上打来的。按照威克的建议，赖斯顿想和罗森塔尔、威克聚一下，罗森塔尔建议他们傍晚到他位于中央公园西大道80多号的公寓见面。这个公寓非常宽敞，墙壁很厚，他们可以密谈，罗森塔尔的妻子正不舒服，但他可以点一些中餐外卖。在他们都变得无情之前，尽快把他们的分歧摊开，或许是有益的。

赖斯顿和威克到来后，喝了点饮料，显然这次会面充满了激烈情感和火气，难于达到有益的成果。赖斯顿希望罗森塔尔说说自己的想法，罗森塔尔便如实道来。他指责赖斯顿，大概本想维护报社的形象，现在反而玷污了它的形象，并且说，尽管赖斯顿本人不想放弃为报纸编辑撰稿，但他又忍不住要干扰那些把精力全部献给编辑事业的人。罗森塔尔接着说，威克不能既写专栏又管理分社。接着罗森塔尔提高声音，希望知道威克为什么不放弃分社社长职务。威克对罗森塔尔的语气和猜测表示反对，他怀疑罗森塔尔有过分的野心。威克没有打算在主编办公室谋职，甚至一年前他还给罗森塔尔写过一张条子，暗示他将尽力帮助罗森塔尔实现他的抱负，但现在罗森塔尔太过分了，威克也不想再像政治足球一样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被踢来踢去。几番更激烈的交锋之后，威克起身离开了公寓。

赖斯顿留下来一直待到早上。在这期间，他和罗森塔尔开始有了更多的互相了解，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体验是令人满意或和谐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发表观点，都认为这是符合《纽约时报》最高利益的。赖斯顿对罗森塔尔对待威克的态度很反感，他也认为在整个格林菲尔德事件中罗森塔尔过于冲动了。罗森塔尔此时感到是在受赖斯顿审讯，他讨厌对方把自己置于完全防御性的地位。到子夜赖斯顿起身要走时，这种局面仍然没有缓解。赖斯顿走后，罗森塔尔在公寓里踱着步，一个人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黎明时分，他实在忍不住便打电话到赖斯顿住的旅馆，把他叫醒，继续和他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么做很蛮横，罗森塔尔后悔了，但它某种程度上与那些过去几个小时内决定着《纽约时报》上层梯队安排的稀奇古怪的事件是一致的——对罗森塔尔来说，这纯粹是一场噩梦，一场荒谬的管理闹剧。

上午晚些时候，罗森塔尔来到《纽约时报》社，他在过去24小时中虽被搞得筋疲力尽，但也激起了活力，他径直上了14层如约去见苏兹贝格，业主正在等他。罗森塔尔从电梯中出来时，就看见苏兹贝格沿走廊向他走来，他当时就伸展着双臂。然后，在共悲伤的精神之中，他们拥抱着一起走进苏兹贝格的办公室。

如果说罗森塔尔曾对自己在报社的地位有什么担心的话，那么苏兹贝格很快就将它消除了。苏兹贝格个人要依赖他，帮助挽回损失并重新恢复《纽约时报》曾经盛行的和谐。有了这次经历，他们对《纽约时报》和自己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苏兹贝格认为也许好运就要到了，这种不和至少已经被释放差不多了，其影响很深刻，使报社陷入低谷，而今除了崛起已无路可走了。苏兹贝格请罗森塔尔周末到他郊区的家里以便进一步商讨，罗森塔尔感到心里好受多了。回到新闻编辑部后，罗森塔尔把自己的周末安排告诉了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他希望他们也尽量理解苏兹贝格。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纽约时报》一场适于刊载的政变”。它报道了詹姆斯·格林菲尔德离职的细节，也提及该消息发布后华盛顿分社方面的喜悦，有一个分社职员竟高呼：“我们赢了！”

像《纽约时报》包括威克和赖斯顿在内的大多数编辑一样，罗森塔尔对这篇报道很反感。大多数负责任的报纸之间有一种默契，就是不互相揭短——毕竟《纽约时报》在过去的几年从未去关注《华盛顿邮报》的管理层政治阴谋——但在这个问题上，《邮报》显然违反了规则，甚至赖斯顿在头天下午和他的朋友、《华盛顿邮报》的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还有她的编辑本杰明·布拉德利通电话时还说到过这一点。但《华盛顿邮报》没有压下这篇报道，现在2月9日上午，已经开印了——《纽约时报》的编辑突然间对新闻自由的意义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他们也许也是第一次明白，承受负面报道是什么感觉。

尽管罗森塔尔和业主恢复了和平气氛，但年老的编辑们仍感到被出卖了，他们几天没理睬苏兹贝格。最终卡特利奇答应了苏兹贝格最诚挚的恳求：千万不要让这一件事破坏他们多年的交情。但丹尼尔在此后近两周时间里继续冷落苏兹贝格。后来有一天开完新闻会议后，当他最终又和苏兹贝格在他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里随便交谈时，丹尼尔不再保持平静了，大声冲他叫嚷，简直把他当成小学生来教训。此后，好像丹尼尔和庞奇·苏兹贝格再无可能修好了。

《纽约时报》在此后几周里一如既往地继续出版，不过有几天里卡特利奇和丹尼尔好像无精打采，情绪极度低落。格林菲尔德事件令人窘迫之处已经通过《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全国曝光了，新闻编辑部里还有传闻说丹尼尔正在寻找另一份工作，卡特利奇纯粹是在消磨时光等待退休。报社内部管理层虽然支离破碎了，但外部世界的事件更糟糕，这起初就给编辑们造成积极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掩盖互相间的分歧，以便多少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家一时的混乱局面。在美国国内有一种骇人听闻的分裂形势，以致林登·B.约翰逊在3月31日不得不承认他不能使国家团结起来，因此他不想寻求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越南战争仍然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消耗了国家的财力，也使全体国民失去了耐心，造成了以仇恨和暴力为一般特征的派系斗争。4月，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一名狙击手枪杀，引起芝加哥和华盛顿的骚乱。6月，罗伯特·F.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身亡，而三个月前，他在那里开始争取民主党提名，现在刚刚在加州预选中达到胜利的顶峰。在这两起死亡事件之间，全国和平示威者和警方发生了冲突，白人种族主义者高呼“法律与秩序”的口号，而黑人种族主义者则呼吁“黑人权利”。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在当年最激烈的学生抗议活动中，五座大楼被占领，课程停止了，720名示威者被传讯，该大学校长也在暑假期间要辞职。这次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活动是从4月开始的，当时学生们想迫使校方中止与国防研究院（该研究院是12个大学联合体，为政府进行军事研究）的协议，并且停建在哈勒姆和哥伦比亚社区间的莫宁赛德公园里的一座九层体操馆——“体操馆乌鸦”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专用语。

但这些问题和学生同政府的关系严重破裂有关系，它们是普遍所说的世界性的“代沟”的一部分。现在波兰也有学生们的集体抗议，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也组织抗议活动。欧洲、亚洲形成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潮流，而老人们则争着购买黄金保值，在60年代不稳定的标准下寻求安全感、稳定感。在美国，大公司实行计算机化，利欲熏心，为一个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东西的国家制造劣质汽车和不值钱的奢侈品。在这些公司继续日进百万的时候，年轻人却在越南送命，像庞奇·苏兹贝格这样的中年人好像也被搞得模棱两可，既不属较老的一代，也不属下面年轻的一代。42岁的苏兹贝格同其他机构的头头们感受相同——就好像他们被调到同一个频道，正在被相同的静电干扰一样。每一层的权威都正在受到求变压力和公众抗议的挑战。年轻人，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实力，却能在一个人造时代通过电子技术和戏剧表演的神秘结合获得一种短暂的影响——马克·拉德，红色丹尼，拉普·布朗，伴有迪斯克舞步的激进分子和演奏吉他的修女们是使约翰逊和戴高乐、国际银行家、社区学校教师和巡逻中的警察头脑发热的气氛的创造物。甚至连罗马天主教会这样一个原教旨主义机构也被迫做出让步，碰到了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这些骚乱造成哥伦比亚大学瘫痪后不久，示威者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们认为的敌人的另一个堡垒——《纽约时报》。苏兹贝格家族，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的产物，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该大学的活动——庞奇·苏兹贝格像他父亲一样，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曾支持过哥伦比亚大学那些后来被学生认为应受道德谴责的政策（包括它与政府间的军事研究方面的联系）。5月2日，82名年轻人围在第五大道1010号庞奇·苏兹贝格家外面，示威达45分钟，并且高呼：“《纽约时报》！讲真话！”他们指责《纽约时报》对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的报道偏向了当局一方，没有理解学生的处境，他们还对充当哥伦比亚大学理事的《纽约时报》老板经常出现在报头上的伦理观念表示怀疑。他们视此为一种利益的冲突，但苏兹贝格在次日上午的《纽约时报》发表的声明中否认了这一指责。他说：“我们认为，一家报纸的管理者不应脱离对社区的服务。”尽管他承认那些社论——在“哥伦比亚的暴徒行径”的标题下谴责了该大学校园里的混乱现象——反映了他的意见，但他也坚持认为这些报道是客观的。苏兹贝格说《纽约时报》“根据自己的渠道来提供全面、准确、公正的报道”。但学生们及其支持者们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报道既不公平又不公正。他们尤其恼怒的是5月1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的一篇报道，这是一篇对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表示同情的文章。它描述了他站在被示威者控制的自己的大办公室里——家具被砸烂了，地板上堆满了空罐头盒、没吃完的三明治和脏乎乎的毛毯。柯克博士，一只手捂着脸说：“天啊！人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这篇报道是A.M.罗森塔尔写的。

罗森塔尔给自己安排了这项任务。他按捺不住内心冲动想再体验当记者的满足感，在一天晚上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他把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事情看成一个可悲却意义重大的事情：一个古老光荣的教育机构正被那些靠捐款入学的学生们所蹂躏，他想知道什么出错了，为什么。但当他告诉克利夫顿·丹尼尔他要计划写一篇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章时，这位主编没有同意。可以理解，罗森塔尔当了编辑后就退出报道工作，要遵守卡特利奇和丹尼尔的政策和惯例。在此之前，罗森塔尔一直是守规矩的；但现在，权威的力量在新闻编辑部就像在别处一样被削弱了，罗森塔尔更独立的态度很可能也是受到了赖斯顿前不久的胜利所影响。赖斯顿成为编辑后从未发表过隐退的誓言，他还被证明是职员中最可敬畏的人。当罗森塔尔坚持他要写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章时，丹尼尔不再反对了。丹尼尔83岁的父亲在久病之后刚刚去世，他马上要去泽比伦陪伴老母亲。罗森塔尔被安排负责编辑部，这样一来，他认为合适的事，就可随意去做了。也就在这段时间，他写了那篇描述备受折磨的校长格雷森·柯克的文章。柯克当时走进自己那间被搞得不像样子的办公室，长达几个小时听着警笛刺耳的声音、杯子被摔碎的声音和学生的反复叫喊声——“柯克滚蛋”！

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了……他身上依旧整洁，但面色苍白，脚步显得恍惚。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一样。一名警察捡起了地上的一本书，说道：“书里装着整个世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它？”……

副校长戴维·杜鲁门博士也在，脸上疲态尽显。他也在这间被毁坏殆尽的房子里一步步地徘徊，终于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开口说道：“他们会明白我们为什么非得叫警察，你们说是吧？他们会知道我们在决定之前考虑过很多因素吧？”

一名警员挪到了柯克旁，静静地把他刚在地上捡到的铁烟斗拿给柯克看，烟斗上系着绳子，是一个学生落下的……

罗森塔尔的文章一发表，就惹恼了几十个读者。这些人把柯克博士看作是造成这次起义的一个反派，一个反动的当权者——他的愚蠢挑起了此次不和，他容忍大学参与政府的军事研究计划，这一行为是对哥伦比亚大学正直性的蓄意侵犯。《纽约时报》收到了几封字里行间充满怒气的来信，《村声》报上也登了几篇纳特·亨托夫和杰克·纽菲尔德的文章，既批评罗森塔尔的文章，又指责报纸管得太宽。《纽约时报》被他们描绘成当局的一个畸形器官，企图美化莫宁赛德高地[注：莫宁赛德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又作“晨边高地”，是纽约市曼哈顿西北部的一个社区，区内有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曼哈顿音乐学校、圣约翰神明大教堂、圣路加—罗斯福医院等机构。]上它的同类机构，在报道上安排了那些只会中伤学生示威者的材料和腔调，没有对引起学生不满情绪的原因或警察的暴行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据报道，有近百人在与警察的混战中受伤，其中包括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他头部被打伤——是拿手铐当指节铜环打的——共缝了12针）。

罗森塔尔被自己的文章引起的不利反应搞得心烦意乱。尽管他把主要原因归于那些为给《纽约时报》找茬儿而极尽能事的新左派评论家，但他仍然弄不懂突然之间自己的生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经历了长时期的成功、被赏识、受奖之后，好像现在他接触的一切事情都会给他招致不幸：他与盖尔布合写的书受到评论家的谴责；他编辑的晚报版被苏兹贝格舍弃了；把格林菲尔德安排到华盛顿的努力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多年来自己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又成了众矢之的。他不知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没做错什么，该受到这样的报应。但有一点他非常清楚——1968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对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来说，这同样是使她不快的一段时期。再过不久，她就76岁了。近来，她对《纽约时报》的未来一直表示深刻关注。在最近几年里，在各种斯刊和杂志上有大量文章批评《纽约时报》，如《评论》与《遭遇》（Encounter）、《星期六晚邮报》、《时尚先生》、《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其中大多数把目标集中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上，还有一些则把矛头指向管理《纽约时报》管理者的人品。这些批评文章发表后，克利夫顿·丹尼尔和他的主编助理们要认真重读一下，看是否能找到事实方面的错误或遗漏，如果卡特利奇或苏兹贝格家族的某个成员提出质询，丹尼尔便也好准备一份备忘录来答复。这个备忘录可以使对方的批评站不住脚，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给找茬儿的杂志写封信，纠正其错误。直到1968年，苏兹贝格夫人像所有编辑一样，一直都相信这种公开的批评没有什么价值。这些文章在指责《纽约时报》出现事实错误的时候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要么是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纽约时报》编辑们有很大的个性差异并且内部也争斗。苏兹贝格夫人认为这是夸张的说法，她在给写这种杂志文章的一个作者写信时也这样说过。

但现在，1968年，继格林菲尔德事件之后，她不再那么肯定了。最近，她也被登在自家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所困扰。这些文章过分谈论性问题并建议年轻一代彻底放弃过去的道德束缚。一篇令她特别生气的文章登在女性版上：它描述了纽约大学里的女生如何在一种性解放的氛围中与男生一起生活。文章不具名地提到一个女生，她是巴纳德学院二年级学生，而巴纳德学院是苏兹贝格夫人的母校。这位巴纳德学院的女生与一个哥伦比亚大学三年级男生合住一间公寓，每月租金100美元，从那里可以步行去上课，这对大学生已合住两年了。文章继续写道，他们曾经飞往波多黎各做流产手术。但现在，他们不再服用避孕药了，想要生孩子但又不一定结婚，他们认为结婚是“太严肃的一步”。

就在该文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不久，巴纳德学院领导按地址找到这位女生并要开除她，理由是她违犯了宿舍纪律，还在被调查过程中撒谎。但这位女生要求举行公开的听证会，这引起了相邻的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学生声援：他们在巴纳德学院图书馆前挥舞着标语和请愿书，要求更改学生住宿管理规定。这些示威和随之而来的争论使这个事件在此后几个月里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令苏兹贝格夫人更加懊恼的是，《纽约时报》竟然全面报道了此事。她认为，好像编辑们刚刚发现性一样，大惊小怪。有一天，她责备儿子：“为什么不正确对待性问题？”并提醒他，“在我的年代，这个问题也受关注。”

但现在最使她烦恼的是一种支配着《纽约时报》的倾向：缺乏方向性。报社规模越来越大，机构越来越臃肿，也越来越有钱，但它好像已失去了它的某些使命感。一想到这一点，她心情就十分沉重。有一天她向儿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不能轻易地很快找到答案。她问道：“我们在往何处去呢？”

庞奇·苏兹贝格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答案在自己编的文件库中，他把它们当成他的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他不会向外界公开的。1968年冬，他给母亲送了第一份文件，后来直到进入1969年他仍继续整理其他文件。但在格林菲尔德辞职后的几个月里，苏兹贝格决心必须立刻做出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新闻部的管理领导权在最近的华盛顿与纽约的对抗中被瓦解了，苏兹贝格感到不得不替换他的老朋友和顾问特纳·卡特利奇。卡特利奇是《纽约时报》社的大人物，在1951年他接管了这个经营不善、乱七八糟的部门并对其进行了调整，但现在他67岁了，他的精力已非当年可比。2月纷争留下的伤疤还没愈合，如果这个机构这样继续下去，全体人员的士气会进一步低落。似乎新闻编辑部里没人知道谁是老板，甚至连高级编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做决定。伊菲吉妮告诉儿子，奥克斯50年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但奥克斯从来不会让个人喜好妨碍报社的发展。《纽约时报》是第一位的，现在卡特利奇应该由一个有能力统一报社的人来接替，这样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奥克斯精神。《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詹姆斯·赖斯顿。

58岁的赖斯顿来《纽约时报》社已近30年了，他的水平之高，以至于没有人——不论是丹尼尔、索尔兹伯里、罗森塔尔还是卡特利奇——会怀疑他坐新闻编辑部头把交椅的资格。再者，把赖斯顿调到纽约，就是把华盛顿方面有实力挑战总部权威的人物抽走了，这是个巧妙的计划：可以把所有权力集中到总部，可以清除最后一个过去的公国，对华盛顿方面来说也意味着一种胜利——他们的人控制了新闻编辑部，纽约来的指示从此以后在华盛顿就没有那么令人讨厌了。庞奇·苏兹贝格、他的母亲、家族其他成员都同意这个计划，并希望尽快实施。但这位业主，仍然顾及卡特利奇的感情，对在此时公布计划犹豫不决。在过去这么短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尽管他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他还是想缓一缓，他不想冒险失去卡特利奇，因为他希望卡特利奇留下来，在《纽约时报》公司当董事和副总裁，致力于解决企业政策方面的问题，以他的自然能力充当过渡时期的老政治家和外交家式的人物。

4月的一天，苏兹贝格正在办公室里思考这件事情，突然他的朋友悉尼·格鲁森进来想跟他谈谈。格鲁森已决定离开《纽约时报》去《每日新闻》当副社长。格鲁森在《每日新闻》社的新职位已经宣布，但在5月之前他还没打算上任。苏兹贝格和他很谈得来，于是就想跟他讨论一下有关赖斯顿的计划，并说他已与赖斯顿商量过，对方已经同意接受这个安排。格鲁森承认这个举措很明智，也许是唯一能达到苏兹贝格目标的办法，不过格鲁森觉得对克利夫顿·丹尼尔就太糟了。格鲁森是长期以来与这位主编保持很好关系的几个人之一。在1944年格鲁森加入《纽约时报》过程中丹尼尔起过作用，并且支持1965年任命格鲁森为国际新闻主任。在卡特利奇手下干了这么长时间的丹尼尔，现在又将居于赖斯顿之下，将永远尝不到完全说了算的滋味。

这天稍后，格鲁森走进新闻编辑部，碰到了丹尼尔，丹尼尔正准备离开办公室。丹尼尔停了片刻，然后邀请格鲁森去办公室喝一杯。丹尼尔调好酒后，他们坐在了小房间。丹尼尔看着格鲁森，像是备受困扰，而且也很混乱。“告诉我，”丹尼尔终于说，“这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格鲁森觉得有必要告诉丹尼尔他知道不应该说的事。苏兹贝格是信任他才说的，但格鲁森仍然对丹尼尔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特别是现在事情不那么肯定的时候。所以，格鲁森告诉了丹尼尔他听到的情况。丹尼尔脸色变得苍白，一口喝干了酒，接着他站起来，把这些消息传递给卡特利奇。卡特利奇问了苏兹贝格，这样就证实了提拔赖斯顿的事情。

格鲁森对自己在这个星期五下午做的事感到非常窘困，他很快给赖斯顿写了一封致歉信。到了下周一，他又去了业主的办公室，苏兹贝格看到他就高声大骂，喊道：“悉尼，我真想不到你还有脸再来这儿！”但是苏兹贝格并非真的心烦意乱。如果有一点的话，他看起来也消气了：反正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他已经详细和卡特利奇谈过，卡特利奇也答应留在报社帮助度过未来一段时期。苏兹贝格潜意识地是想通过格鲁森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三层的编辑们。格鲁森有许多宝贵之处与可爱之处，但他也缺乏保密的本事。苏兹贝格对他非常了解，完全知道这一点，因此格鲁森实际上帮了苏兹贝格一个忙。这位业主对格鲁森如此喜欢，以至于他希望格鲁森不要离开，不要去《每日新闻》社。格鲁森走之前，这位业主通知《每日新闻》老板，他正在努力重新聘用格鲁森，而且一年内，他的确这么做了。格鲁森于1969年回来当了苏兹贝格的特别助理。

赖斯顿于1968年夏初来纽约总部担任总编辑，在短短几个月内，他的表现大大影响了日常新闻报道并给新闻编辑部带来了一种新的不拘礼节的氛围。赖斯顿，手放在衬衣袖子里来回走，并且给他不认识的人介绍自己是“斯科蒂”，他的“办公室”是一张大家都看得见的办公桌——那实际上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办公桌，后者暂时搬到国内新闻主任的位子去接替克劳德·西顿，而西顿于5月份辞职去了北卡罗来纳州拉雷市的新闻和观察家出版公司当编辑部主任。赖斯顿到任后，新闻编辑部的座位规格和大部分浮夸繁琐的各种礼节都过时了，4点钟的例会也一样，因为赖斯顿认为它并不重要。但赖斯顿并未取消它，和丹尼尔每天4点亲自主持会议不同，会议照常开，不过他本人不到会。不久后，其他编辑也不正常出席会议了，只派部下去。赖斯顿每天上午11点半召集他自己的会议，会议在丹尼尔办公室开，出席人员有丹尼尔、罗森塔尔、索尔兹伯里、托平、盖尔布和新来的曾在《杰作》和《时代周刊》生活部报供过职的图片部主任约翰·G.莫里斯。丹尼尔还坐他以前那把椅子，仍旧在大桌子的首席位置，但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赖斯顿身上，不管他坐在哪儿，他本人的随便和亲切是大家都感觉到的——初来乍到的人也永远想不到桌子周围的编辑们之间有什么敌意和不和。

赖斯顿来到纽约，不是以控制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抚慰者，而且编辑们现在似乎感到需要恢复友好关系了——为了《纽约时报》的利益，也为了自己的利益。没费多大劲儿，丹尼尔很快就像在卡特利奇手下一样，也在赖斯顿手下工作了。赖斯顿本人也经常到卡特利奇办公室的小屋里去，就卡特利奇非常熟悉的主题征求他的建议和同意。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似乎很亲近，而且正是后者在一天上午的会上建议在7月份威克休假时由罗森塔尔为社论版写一个专栏，赖斯顿同意了该建议，而且奥凯斯也赞同。在格林菲尔德辞职后，罗森塔尔和赖斯顿之间那场情绪化的争论已经不再绊在二者之间，现在他们合好了。曾有一天，罗森塔尔给在华盛顿的赖斯顿打电话说，他不想让20年的友谊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赖斯顿说他深有同感。罗森塔尔实在不知道自己在《纽约时报》在赖斯顿手下以后会怎样，但他很快意识到赖斯顿的到来正在给《纽约时报》社带来激情和变化。

和过去下午4点钟的独奏会不同，现在的11点半会议充满新思想的活力，讨论该报道什么和应该如何报道。尽管赖斯顿并不认为《纽约时报》应该放弃它作为“记录的报纸”的作用，但他的确想重新审视新闻的旧定义，消除《纽约时报》引以为荣的大部分半官方的声明和宣传，把这个版面用于对每日事件更具思想性的评价。赖斯顿曾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评论记者：“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采访思想类的新闻。我们极度轻视了观念的对抗而强调了街头的对抗。”——现在，他处于一个能改变这种状况的位置上。如果《纽约时报》不每天都登载一篇对重要人物观点的采访，那么就很难度过这一天：如果不是最高法院法官福塔斯评论现代青年和法律，就是本·沙恩谈论艺术，或者是S.J.佩雷尔曼悲叹幽默的境况，或者是让·莫内对欧洲经济状况的思考。[注：本·沙恩（Ben Shahn，1898—1969），立陶宛裔美国艺术家，作品带有社会写实主义风格，左翼政治立场鲜明。悉尼·约瑟夫·佩雷尔曼（Sidney Joseph Perelman，1904—1979），美国幽默作家、剧作家，他长期在《纽约客》上发表幽默随笔，他的剧本《环游世界八十天》（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获得了1956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让·莫内（Jean Monnet，1888—1979），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外交家，被认为是欧洲统一的主要设计师和欧盟的创始人之一。]《纽约时报》今天的不同之处，与其说在于对过去经常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人物的重视，不如说在于该报详尽展现了赖斯顿所谓的“思想的新闻”。

有一个对安德烈·马尔罗的长篇采访，从第二部分的第一版开始，上面是一个显眼的标题和一张照片，一直登到报纸的最后。要在牛栏有决定权的过去，伯恩斯坦毫无疑问不会允许这样的采访或特写报道从第一版上（在编辑部被称为“第二战场”）跳到最后，相反会坚持认为应把“第二战场”的特写剪短后全部登在第一版上并在标题索引上方结束，这是一种压制长篇采访的方法。现在，头版上刊登对C.P.斯诺这样杰出人物的专访或他们的演讲已很平常了。

赖斯顿希望《纽约时报》报道全国毕业生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他的第一个指示就是，《纽约时报》发表1968年全国各个毕业班级告别演说发言的节录。如果这些发言的毕业生代表在同国家目标或道路问题上像政治家或教育家一样不是一致的，那也没关系。赖斯顿的目的在于像充分报道“街头的对抗”一样报道“观念的对抗”。他还希望通过他的报纸向人们表明在60年代的美国，不只是有对抗。由于他的编辑精神，不久很多这样的文章就登出来了。它们或描写美国小镇人们的平静心境，或描写宾夕法尼亚中部村庄，或描写西部平原，或描写离赖斯顿长大的地方不远的俄亥俄州——《纽约时报》曾派记者和摄影师前往这些地方，目的是描述沉默的大多数，记录他们的挫折和希望，询问他们想让谁当他们的下一届总统。像赖斯顿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休伯特·H.汉弗莱和理查德·M.尼克松没有什么热情。他们在担心越南战争的同时，好像同样担心食品价格的上涨、电视修理人员的无能和国内一小撮喧嚣暴力的家伙。不过，他们觉得，美国并不像新闻界所刻画得那样糟。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在赖斯顿自己的专栏中重新反映出来。这些专栏写于1968年夏天，电讯电头上标着“华盛顿”、“布拉格”，或“莫斯科”。他暗示：尽管美国难以自诩“法律与秩序”，但这或许有好处，因为不这样就有可能是极权主义，或那种苏联在平息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时鼓吹的镇压。1968年下半年，赖斯顿就此问题写过几篇文章，提醒读者注意，自己一身毛病的美国正无限度地凌驾于海外那些有“法律与秩序”而几乎没有别的什么的国家。

赖斯顿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20世纪60年代的确可以证明是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时代：美国人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回避问题，相反，他们公开地同困难做斗争——在街道上，在大学校园里，在法庭上——他看到了象征着对美国年轻一代来说是伟大诺言和希望的东西。赖斯顿同样发现纽约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比预料得更好——这座城市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作品，每天从喧闹中恢复秩序，不协调中有旋律。他还痴迷于每天见到的大多数纽约人想当然的东西。从他那靠近联合国大楼的摩天大楼公寓里的窗口，他和妻子都被东河上的场面所吸引——连绵不断的油船和拖船、快艇、潜艇、水上飞机、货车浮坞、载满上下班乘客去华尔街的摩托艇、载满游客的环线游艇、正被海鸥追逐的装满垃圾的驳船——这将是多么好的报道题材啊，赖斯顿告诉盖尔布。于是后者马上答应，接着便安排一个记者去写。过了不几天，一篇带有图片的2000字的文章便洋洋洒洒地登在《纽约时报》的“第二战场”上，并且“转到”背面。

时间很快证明：即便像赖斯顿这样精力充沛的人，也不能在每周撰写三篇专栏文章的同时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那些必要的行政琐事。因此，1968年11月，按照庞奇·苏兹贝格的意愿，赖斯顿宣布任命罗森塔尔担任新设的副总编辑一职，该头衔将罗森塔尔置于伯恩斯坦、索尔兹伯里和弗里德曼之上，并赋予其经营平日版的所有责任和权力。克利夫顿·丹尼尔继续担任主编，可以给罗森塔尔当高级顾问。但是，丹尼尔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减轻赖斯顿在行政事务方面的压力，并且监督日常运作的非新闻方面的事情。丹尼尔还要代替莱斯特·马克尔担任国家教育电视网络新闻节目的主持人。1969年1月，75岁的马克尔服从安排，从《纽约时报》退休，并负责一项有关公共意志和公共政策关系的20世纪基金会。这样，46岁的罗森塔尔实质上要充当一个没头衔的主编。他将对赖斯顿负责，丹尼尔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罗森塔尔的新闻判断力之上，罗森塔尔还将在牛栏处于权威位置。1962年，当西奥多·伯恩斯坦评价罗森塔尔是个有潜力的行政人员并敦促卡特利奇让他担任《纽约时报》编辑时，伯恩斯坦没有想到罗森塔尔升得那么快，六个月间他便被升到连一个在报社有名望的规则制定者——伯恩斯坦本人——都要听命于他的位置了。但是，正如1968年提升罗森塔尔时赖斯顿在他的评论中表明的那样，“让新一代进入《纽约时报》管理圈”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与此同时，赖斯顿——而且也只有赖斯顿——才能顺利地把威克从华盛顿分社社长调到主编助理的位置上。42岁的威克现在每天和罗森塔尔一样，把自己的名字印在《纽约时报》社论版的报头上，但他会把主要精力用于撰写专栏文章的。威克的分社社长职位被38岁的麦克斯·弗兰克尔接替，但弗兰克尔负责的分社听命于纽约总部——华盛顿分社由克罗克所创造的独立神话已经成了过去时，如果说克罗克本人不是神话的话。值得注意的是，81岁的阿瑟·克罗克仍然是分社里精力旺盛、坚守岗位的人，他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回忆录》（Memoirs），内容包括对纽约总部的一些讽刺。克罗克指责《纽约时报》是“超组织”，缺乏尊重长者精神，权力和财富过多，但是《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们宽厚地接受了这些批评。他们不愿去和克罗克争论，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他们很可能赢不了，而且他们现在希望消除过去的分歧，迎接一个崭新的理解的时代。1968年，混乱的一年，现在已经结束——它是以最后一个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悲伤的曲子结束的。

12月15日，星期天的下午，大雪纷纷，凛风刺骨，他们聚集在一个装饰华丽的大会堂里哀悼死去的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三天前，他在熟睡中安详地与世长辞了，终年77岁，与奥克斯同寿。这位董事长的追悼仪式是在第五大道和第六十五大街交会之处的以马内利会堂举行的，很多美国政治界和商界巨头前来吊唁，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发来唁电。在来会堂吊唁的一千多人中，有纽约州州长尼尔森·A.洛克菲勒、纽约市市长约翰·V.林塞、参议员雅各布·K.贾维茨，还有当选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尼克松的出现令到场的《纽约时报》大多数人多少有一点惊讶，因为在总统大选期间，《纽约时报》没有支持他，而且最近因为他的竞选伙伴斯皮罗·T.阿格纽的缘故，《纽约时报》不情愿地卷入了一场和尼克松之间的争执。在选举前一个月，《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把阿格纽描绘成“完全不够格的”，三周后，约翰·奥凯斯发表另一篇社论，重提对1966年阿格纽在当选马里兰州州长之前为争夺利益而引起冲突的指控。这些指控，还有其他指控，集中在他曾参与某些土地买卖投机和他与一家同国家做生意的银行之间的交往。在他们写标题时，他们没有发表证明阿格纽违法甚至不正当的证据。1966年《纽约时报》在阿格纽竞选州长过程中曾给予了支持。但两年后，在一篇在总统竞选中极力支持民主党的休伯特·汉弗莱—埃德蒙·马斯基的社论中，《纽约时报》重新引用关于阿格纽的旧的断言，结论说：“阿格纽先生已经证明他在总统选举中不适合再前进一步。”

尼克松被激怒了。在一次接受CBS电视采访时，他把这件事叫作“一家大报纸可能从事的最低级的迎合低级趣味的政治”，还说，“依法，在明天的《纽约时报》上应该撤销它。”但是，约翰·奥凯斯，不但没那么做，反而将那篇攻击性社论又发表了一次，从而引起该报与阿格纽竞选活动人员和律师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指责与反指责。阿格纽甚至在《纽约时报》上买了一整版广告声明自己无辜，并声称该报犯了事实性错误还嘴强牙硬。阿格纽广告的标题是“真相会使《纽约时报》获得重创”。

但尼克松在苏兹贝格吊唁仪式上的露面，很明显表示了这位下届美国总统不想继续与《纽约时报》争执。尼克松当选后，《纽约时报》马上开始与白宫恢复往来。奥克斯发表社论，称赞尼克松选定哈佛大学的亨利·A.基辛格教授担任他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李·A.杜布里奇博士担任科学顾问；尼克松内阁的人选——连同任命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担任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同样在《纽约时报》上受到热情欢迎，就像尼克松本人带着他的特勤人员进入以马内利会堂向苏兹贝格家族表示敬意时受到欢迎一样。

特纳·卡特利奇在门口与尼克松握手，一只手臂放在这位当选总统的肩上。他陪着他沿走廊走向前排，问候苏兹贝格家人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她的儿子和女儿、阿德勒一方的成员、奥克斯家人及该家族的亲密朋友们。在右边的长凳上坐着各界领袖：曼哈顿金贝尔兄弟公司总裁布鲁斯·A.金贝尔、美国广播公司总裁罗伯特·W.萨尔诺夫；尤金·R.布拉克、罗伯特·摩西、爱德华·S.戈林鲍姆将军、戴维·洛克菲勒、劳伦斯·S.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纽约时报》的高层人士也在这里：哈丁·班克罗夫特、安德鲁·费希尔、伊凡·维特、弗朗西斯·考克斯、克利夫顿·丹尼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西奥多·伯恩斯坦、莱斯特·马克尔和丹尼尔·施瓦茨。在会堂的人员中还有很多从前在《纽约时报》工作过的人：布鲁克斯·阿金森、查尔斯·默茨和博斯利·克劳瑟，靠近A.M.罗森塔尔坐着的是为《纽约时报》工作时间很短的一个人——詹姆斯·格林菲尔德。

格林菲尔德，现在是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Westinghouse Broadcasting Company）的高级官员，自离开《纽约时报》去那里以后不到一年干得很出色。他仍旧和《纽约时报》社的很多人保持密切联系，包括庞奇·苏兹贝格，并计划与他共度新年夜。就在2月事件后不久，他还在华盛顿找威克叙谈过，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疙瘩了。10月间，杰奎琳·肯尼迪要嫁给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计划一公布，格林菲尔德突然间收到来自多家报纸和广播公司的电话，请他帮忙跟肯尼迪的朋友牵个线，这些人中大部分格林菲尔德都认识。打电话的人中就有《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人员，格林菲尔德尽一切努力给予了协助。

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举行的仪式很简朴，遵循了五年以前他为自己的葬礼留下的遗嘱。他不要鲜花，不要上等的棺材，不要过分炫耀的哀悼仪式——也不要莫扎特的音乐，因为要不是这位音乐家，苏兹贝格原本宽容的性格就不会受到伤害。仪式在舒伯特为《圣经》第23首圣诗即《上主是我的牧者》改编的乐曲声中开始。当拉比纳桑·A.佩利曼朗诵了三首圣诗后，唱诗班又唱完后，詹姆斯·赖斯顿出现在圣坛明亮的灯光中，登上多年前阿多夫·奥克斯捐赠的讲坛。他要宣读悼词了，就像1963年他为德赖富斯宣读过悼词一样。尽管他的声调很庄重，但在他的声音在高耸的会堂大厅里回荡的时候，好像在向人们传达着一种历史感与连续性。

赖斯顿说道，苏兹贝格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显赫家族第七代人最后一名成员生命的终结。这个显赫家族早在美国获得独立之前的1695年，就已在此定居。苏兹贝格从他的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种深沉的性格，一种名副其实的谦逊和服务他人的信念，他从不畏惧修正自己的错误。赖斯顿接着讲，苏兹贝格不是说教者，但他非常担心自己会滥用个人权力或《纽约时报》的权威，他总是把自己看成公仆而不是主人。他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三思而后行。赖斯顿说，结果是人们从他那里都感到自己的意见受到了认真的倾听，受到了公平的对待。

“如果你对他作为榜样和名人的持久品质还有所怀疑的话，”赖斯顿说着，从讲坛向上看去，声音渐高起来，“你应做的就是往周围看看。在另一位阿瑟·苏兹贝格带领下，这个家族的新一代已经就位。他已经把《纽约时报》引向了比以前更伟大的成就。他们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因为下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

“检验伟大领导能力的标准，在于其是否营造一种靠常识和勤劳就能成功的局面。对《纽约时报》的尊敬，不畏惧修正错误——所有我们犯过的和准备防范的错误——所有人，包括伊菲吉妮·奥克斯·苏兹贝格和她的孩子们，她孩子的孩子们，将在他们的一生中学习这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