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持久的罢工中，报社老板们可以寻求并且得到总统和国家的支持，因为政治家们总是急于做那些对老板们有利的事情。但工人只能指望他们的工会。1962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叫作伯特伦·A.鲍尔斯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身上。鲍尔斯41岁，是纽约印刷工工会的头子。他是一个高个子，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盘和渐渐变白的金黄色的头发，并且是一个思想专注、不会闲聊的人。他只上了两年高中就当了印刷工人，在他看来工会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如果雇主公平地对待他们的雇员，不剥削他们，就决不会有工会。但慷慨大方不是雇主们的传统美德，鲍尔斯从自己当印刷工的经验中得知，老板很少自愿地做出让步。印刷工甚至像洗手和撒尿这样的事情，也要在契约中规定下来。事实上，1962年和老板谈判的条款之一就是印刷工愿意放弃一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以此换取把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从36个小时15分钟减少到35个小时。但老板们想当然地认为，不管在契约上有没有规定，印刷工都会拖延上厕所的时间，并且说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会增加生产成本。

鲍尔斯和老板之间还有其他许多不一致的观点。鲍尔斯想为他的印刷工争取更多的钱，多于现在的141美元的工资；他想把不扣工资的病假从一年五天再增加五天；雇主应对工会的资金和福利基金做出更多的贡献；业主应把使用自动装备节省下来的钱拿出一份。鲍尔斯想要的这些东西和其他东西并不总是说得清楚的——他想要老板自己提出来，由工会来决定——他还想要契约中没有说明的东西，这就是身份。他要求的身份严格地说不是一种个人的身份，尽管这是反对他的许多人的要价，而是给他的工会的身份，因为他的工会多年来在老板和其他工会每两年一次的谈判中一直处在后台。其他工会是：1953年发起罢工的照片制版工工会，铸版工工会，新闻工作者工会，投递员工会，电器工、邮件工和大型日报必需的其他工人的工会。印刷工工会一直是和其他工会混在一起的，特别是和纽约报纸联合会混在一起，后者代表记者和文字编辑、职员和送稿生、电梯操作工和清洁女工及自助餐厅厨师，以及和九大行业工会没有密切关系的其他所有人。纽约报纸联合会1951年发起了反对《纽约世界电讯报》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因为行业工会支持了它。自那时起联合会在各工会中获得了它以前从未享有的领导地位。每两年，联合会的契约在10月31日终止前，联合会的代表就会和老板们进行协商。他们达成新的协议后，便假定这些协议也会为行业工会所接受，而行业工会的契约基本上是在12月7日终止的。鲍尔斯现在想结束这些假定和程序。

鲍尔斯认为，联合会不能因为它的契约终止日比较早就可以为其他工会来设定标准，他想要所有工会的契约都在同一天终止，也就是说都在联合会的10月31日终止日终止，这样行业工会就能在圣诞节前的广告高峰期之前对付报社老板，因为老板在这个时间最怕罢工。鲍尔斯的工会，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建立的，自1883年以来没有号召过罢工，只在1919年发起过一次“自愿休假”，希望获得一周44小时工作制。但这次抗议，是在无视国际印刷业工会的情况下举行的，失败了。在本世纪，更富进攻性的工会取得了重大的收益，而印刷工工会却落后了，靠继续接受一年薪水增加四五块钱，它是永远赶不上其他工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微不足道的好处，对其他工会来说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更高一些。

鲍尔斯认为，印刷工还需要的，是对他们自己身份更强烈的意识。一个报纸没有记者和编辑也能生产出来——管理者、办公室和电讯服务能够填补写文章的空白，但一个报纸离开了印刷工却无法生产出来，至少在这个时代还不行。当然，如果自动排字机——像弹钢琴一样对纸带的穿孔条做出反应——被允许扩大使用的话，它们最终会导致印刷工、工会和鲍尔斯本人被消灭。对鲍尔斯来说，而不是对所有报社老板来说，这是一种令人苦恼的想法。

在这次罢工期间，一些冲动恶毒的报社老板开始仇恨鲍尔斯。他们把鲍尔斯看作是对他们在新闻界生存的无情威胁。在纽约的日报中，只有《纽约时报》和《新闻报》继续营利，其他报纸是靠报纸业链条或所有者个人的副业生存的，这些所有者的财富主要来自外部源泉。尽管报社业主联合会向工会保证任何一个正式雇员都不会因自动化而失去工作，但报社老板却想立即开始使用自动化机器把华尔街的所有上市公司和相关的股票走势图排印在金融版上。这些机器会从美联社或合众国际社接收包含这种信息的纸带。但工会出面阻止，坚持要求把使用纸带可能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纳入一项专门基金，用于印刷工的培训，或他们的提前退休金，或其他补偿性的失业福利。老板们表示反对，说其他大城市的报社已经得到工会认可，增加使用了纸带，并没有为印刷工建立专项基金。于是这形成了一种僵局，双方的态度都强硬起来。1962年圣诞节之前的几周，罢工开始了。

印刷工的纠察队在《纽约时报》《新闻报》《美国日报》和《世界电讯和太阳报》的办公室前走来走去。纽约未进行罢工的报纸——《邮报》《镜报》《先驱论坛报》的所有者停止了报纸的出版，锁上了他们的门。突然间，纽约几百万人的读报习惯改变了。一些纽约人，他们的常规中断了，开始习惯了没有报纸的生活，再不会成为报纸的订户了。他们开始更多地看电视，或者更详细地读新闻杂志或书籍，并且发现，没有了赫斯特集团每天大量令人目眩的标题，《新闻报》上传闻的匪徒枪击，《纽约时报》上威胁性的国际冲突，纽约似乎成了一个更正常的、平静的地方。另一些纽约人，坚持每天的读报习惯，开始阅读《纽约时报》的西部版，这是由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给他们寄来的，或者他们购买现在摆放在报摊上的外埠报纸——《费城探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或者他们读《华尔街日报》、《妇女服饰日报》（Women's Wear Daily），或由一些记者（包括《纽约时报》的记者）生产的薄薄的特殊的罢工版。对《纽约时报》的这些人和其他人来说，这次罢工并没有像1953年的罢工那样引起内部冲突和懊悔。过去的那场罢工是一种新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体验，它在历史上第一次阻止了《纽约时报》的出版，尽管《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被迫不去越过纠察线，但他们毕竟还有一种放弃和背叛《纽约时报》的感觉。

然而，现在个人的纽带不那么强有力了。《纽约时报》在最近几年似乎成了更少个性的地方，它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也就越来越冷漠了。现在《纽约时报》的老人在看到纠察线时心情是平静的。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罢工期间，特别是在早期阶段，《纽约时报》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了一种冒险和自由的感觉：他们的日常生活现在不是直接围着《纽约时报》转了，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自己，重新评价他们现在的环境，深思未来。他们可以看到，没有《纽约时报》，生活仍然继续，地球照样转。报纸罢工继续，他们获得了自信心和意识；他们悠闲地游览城市的新地区，他们看到了新的人，想到了新思想，感觉到了不作为《纽约时报》人会是什么情况——没有了政治家给予的特权待遇，没有了新闻机构的免费票券，也不能保证一个重要人物会回电话；没有了对这些重要人物的责任感，没有了在写《纽约时报》的报道时所受到的限制，没有了在处理公共事务或私人问题时的个人限制和谨慎的感觉。在罢工期间他们看到了他们生活的两面：一面是更有特权并且多少保持中立；另一面是更少保证但也许更令人满意。他们权衡这两个世界，他们在等待着。他们得到了失业金和工会的好处，他们也可以在电视台、政府、公关公司或杂志社找份临时的工作，收入经常是和他们在《纽约时报》时挣得一样多，甚至更多。《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菲利普·本杰明，在罢工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一本小说——《莫负今宵》（Quick Before It Melts），描绘了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曾去采访过的南极洲。这部幽默小说于1963年出版，影视版权卖给好莱坞得了五万美元。

几乎所有罢工者，行业工会会员和新闻工作者，都适应了这次漫长的罢工，没有遇到大的资金困难。普通印刷工，靠工会基金和国家失业保险来支撑，收入比他们工作时大约少20美元。如果说罢工使有些人的财力受到伤害的话，那就是报纸的老板，还有那些生意受报纸影响的局外人，如依赖地方广告的商店老板、百老汇演出的制作商、地产的买卖者、投资人、投机商、广告员。这次罢工对首次亮相的艺术家，对刚刚从业的演员，对找工作的速记员，对丢了宠物或钻石的人，对做讲演的人——尽管对电视采访没有把握的政治演说家一般会在电视上谨慎说话——是令人沮丧的。然而，这次罢工对世界经济或政治没有任何严重的影响，它并没有持续到要恢复秘密外交艺术的程度，也没有使试探性的手段无用武之地。想着要了解消息的纽约人——尽管没有《纽约时报》，消息就不会那么详细——那就去阅读其他消息资源，或转向电台和电视范围扩大的报道。虽然缺少了《纽约时报》，使电子新闻界失去了它最大的新闻导向，但媒体令人称道地对这种挑战做出了反应。纽约的NBC第四频道还推出了一系列星期天下午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是《纽约时报》那些没有参加罢工的人，他们在罢工期间仍在发布和评论新闻，这些新闻原本是出现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的，如果没有罢工的话。克利夫顿·丹尼尔是这个节目的明星，他的文雅而有节制的举止使人们想起了英国演员莱斯利·霍华德[注：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1893—1943），英国舞台剧演员和电影演员，他最著名的角色是电影《乱世佳人》中的阿什利·威尔克斯。1943年6月1日，他乘坐飞机从葡萄牙里斯本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的途中被纳粹击落，飞机坠海身亡。]。《纽约时报》的所有人都值得称赞地展示了新闻和他们自身——伯恩斯坦和索尔兹伯里，赖斯顿和奥凯斯，博斯利·克劳瑟和夏洛特·柯蒂斯；体育编辑詹姆斯·罗奇，美食编辑克雷格·克莱本，以及其他几十个人。也许只有克莱本在镜头前显得僵硬一些，他在展示自己的烹调手艺时手发抖了，盘子摔碎了，但他把这种神经质的表现归因于他在家庭观众那里太有影响了。当时他正准备倒调味汁，他说“你们拿一个船形肉卤盘，摇一摇，晃一晃……”，结果把自己的盘子晃掉了。

罢工继续到第六周，由于劳动部长甚至肯尼迪总统都不能对调停有所影响，甚至也不能进行严肃的谈判，詹姆斯·赖斯顿便真愤怒了。赖斯顿，连同他的华盛顿分社，全国及海外的分社，纽约总部的管理者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少数雇员，现在也许比罢工者本人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次罢工。没有参加罢工者没做多少事情仍在领工资，对此感到很不安。赖斯顿特别意识到这次罢工正在使苏兹贝格夫妇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感到极度痛苦。1963年1月12日，赖斯顿为《纽约时报》的西部版和国际版、它提供新闻服务的外埠72家报纸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攻击伯特伦·鲍尔斯和印刷工工会，主张如果必要的话，报社老板们可以找没有工会的印刷厂印刷纽约的报纸，并通过邮递进行分发。赖斯顿的文章如下：

美国总统不能审查纽约媒体。《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明确禁止美国国会干涉媒体自由，但是伯特·鲍尔斯，纽约印刷工的首领，却不仅可以审查媒体，还可以把它们关闭。

一个可以被一位公民任意封锁言论的媒体，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因此在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当中，信息的流通只能被绝对的权力所摆布，而权力的挣扎非常不均衡。因为工会在利用它所有的权力来停止出版，而媒体的所有者没有尽其全力来继续推进出版事业。

这如果是在一个肉类工厂或者钢厂，也许是可以令人接受的，但是报纸并不是猪排或铁栅栏。除非每个人，从杰弗逊，到门肯到杰拉尔德·约翰逊都在对我们开玩笑，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是印刷新闻，挑起事端，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借用伯特·鲍尔斯善意的允许，但是如果得不到，那么在必要的情况下，就不必得到他的允许。

我知道这个观点并不会被所有的出版商所认同，但是记者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份子，而且如果我们无法得到光荣的和平，我们就要默认新闻就像是肥皂一样可有可无的商品，那么我们将会被当作肥皂小贩一样被对待，并且活该如此。

这篇专栏文章被《纽约时报》封杀了。它没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西部或国际版上，而且《纽约时报》还给接受新闻服务的外埠报纸发了一个删除通知。这个决定最终是奥维尔·德赖富斯决定的。当德赖富斯看到赖斯顿的专栏文章时，谈判桌上似乎有了模糊的希望，但这种虚幻的迹象很快消失了。德赖富斯没有把握住任何机会。赖斯顿是失望的，但在这个场合他无力影响德赖富斯。德赖富斯仍然是赖斯顿非常亲密的朋友和赞赏者，但除此之外德赖富斯还是报社业主。他不愿意有意冒犯伯特伦·鲍尔斯，因为这可能引起劳工和经理之间更多的不和。

然而，罢工仍在继续。十周后，在罢工仍在进行时，赖斯顿未发表的专栏文章出现在《新共和》上了，并且有了一个应答者默里·肯普顿。肯普顿尽管称赞赖斯顿的精神，批评《纽约时报》查禁赖斯顿文章的决定，但他并不同意赖斯顿文章的基本论点。肯普顿写道：“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经常在杜勒斯国务卿的演讲中看到的、使赖斯顿感到不舒服的恶棍和圣人。”肯普顿认为，赖斯顿的愤慨，主要不是由印刷工人反对报纸的罢工，而是由印刷工反对《纽约时报》的罢工激起的。“他不代表激进也不代表保守的观点，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肯普顿写道。肯普顿希望赖斯顿讲钢铁厂和肉类加工厂这样的地方的罢工态度不要过于傲慢。“如果一次肉类加工厂的罢工使两万人丢掉了工作，”肯普顿写道，“就存在着值得公众关注的个人利益。”肯普顿的结论是，进行罢工的印刷工，想要证明自己作为工会会员的自豪，而不是作为手艺人的自豪——“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一种社会欠他们的债的观念，就像赖斯顿和我本人关于记者对社会的贡献的观念一样是膨胀起来的。”

这次罢工持续到整个冬天，德赖富斯看起来很沮丧而且疲劳。虽然德赖富斯刚刚50岁，并且看起来身体健康，但他年轻时就有风湿性心脏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征兵体检时发现的。现在作为报社老板，他在极力争取得到一个公正的安抚性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当谈判似乎要在激烈的相互指责中破裂时，德赖富斯说服主要谈判代表继续谈下去，抑制一下他们的敌意。大多数敌意针对的是德赖富斯自己的同事和顾问、《纽约时报》总经理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布拉德福德在这次罢工之前被报社业主联合会指定为联合会对工会的首席发言人。报社业主们意识到了布拉德福德的专横，但他们敬佩他的独立性和信心。他们相信他们找对了布拉德福德这个难对付的使者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反对工会的野心。他们没有预料到工会人士对布拉德福德的反应。如果说有谁在与工会领导会谈过程中，完全无法表现得像“普通人”一样，那就是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其他管理者都多少可以这样做。当布拉德福德和工会人士在一起时，就像是一个贵族学校的校长和贫民窟的孩子混在了一起。布拉德福德的笑，使人想起了爱丁堡公爵在非洲殖民地旅行时经常对土著酋长的笑：头微微低下，以皇室的眼神看着远方，目中无人。在工会的圈子里，不管布拉德福德做些或说些什么，似乎都是错的——他高塔一般的身材是错的，他瘦削、金黄色头发、新英格兰人的英俊是错的，他的烟斗和他的暗色双排扣的外交官服装也是错的。他在谈判桌上面对的是伯特伦·鲍尔斯，这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优势。鲍尔斯是个固执的出身于低层的美国爱尔兰人，曾在波士顿居民区接触而对轻松潇洒的哈佛大学学生没有好印象。当然，布拉德福德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但这对鲍尔斯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布拉德福德稍微显示出一点高傲的迹象，都会使鲍尔斯生硬起来。随着罢工的持续，布拉德福德受到来自报纸所有者、商业界、纽约和华盛顿的政治家与和平人士的很大压力。布拉德福德的举止越来越冷漠和傲慢。不仅鲍尔斯和其他工会人士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曾几次主持调解罢工会议的纽约市长罗伯特·F.瓦格纳，公正的罢工调解人西奥多·W.基尔，《纽约邮报》社长多萝西·希夫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罢工进行到第三个月，希夫女士开始烦恼起来，她退出了报社业主联合会，恢复了她的报纸出版。她觉得，纽约人至少应该有一份可阅读的地方报纸，而解决罢工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希望。虽然开了几十次会议，其中一些会议甚至通宵达旦，但双方的让步却很少，只有更多的恶毒攻讦。使伯特伦·鲍尔斯特别恼怒的是，肯尼迪总统在一次电视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肯尼迪在宣读一篇有利于报社老板们的声明时，指责鲍尔斯坚持没有理由的要求，迫切要求这种争论交给第三方来解决。肯尼迪总统说：“显然，在这次纽约报纸罢工中，国际印刷业工会的地方组织和它的主席伯特伦·鲍尔斯，就任何人所能理解的立场而言，是企图强加一种解决方案，把纽约的几家报纸关掉，使几千人丢掉工作。”

如果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说这番话，鲍尔斯是不会被激怒的，但这些话出自总统之口，对鲍尔斯来说却大失所望。因为总统是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物，在1960年的竞选中鲍尔斯曾为他摇旗呐喊。鲍尔斯没有把他同他过去接触的波士顿其他哈佛男孩联系起来。现在不仅是鲍尔斯，工会也同样对肯尼迪的批评感到愤慨、不安和惊奇。

肯尼迪发表声明两天后，总统的一个朋友、华盛顿的一个报社老板来找鲍尔斯。这个人就是菲利普·L.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News Week）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格雷厄姆听说《时代》周刊准备为鲍尔斯安排封面报道，他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于是邀请鲍尔斯去纽约他下榻的宾馆进行私下会晤，两个人谈了六个小时。鲍尔斯感觉到和格雷厄姆在一起挺舒服，这位华盛顿的报纸老板不会瞧不起鲍尔斯只受到了十年正规教育。鲍尔斯在社交时是镇静的，口才很好，他在罢工期间获得了很大自信，习惯了在每天电视摄像机镜头的灯光下、同时在成群人的包围中表达他的观点。在罢工期间他和重要的和平使者去了几次高级餐厅，他开始更多地懂得了成功的意义。他看到了21俱乐部的领班如何欢迎著名的英俊的罢工调解人西奥多·基尔，他熟悉了市政厅的内部，市长在格拉西曼森的住所，在那里出出进进的人。鲍尔斯还更近地观察了报纸老板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在冬天如何两次度假，到佛罗里达、拿骚或百慕大——有一次甚至是在报纸罢工期间。高层的全国劳工领袖也过着好生活。在高层，劳工同经理已经没有大的不同。他们已经获得了权力，被邀请出席同样的政治宴会，在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一起，所以你很难区别他们。很快，至少年轻的劳工领袖，会像老板一样，去找同样的裁缝，由同样性感的女修指甲师来给他们修指甲，或许也会和老板们有同样的邪念。

在报纸罢工期间，所有这一切不是突然对鲍尔斯发生的。在1961年他成为印刷工工会主席之前，他当了八年的副主席。他同一个中学教师的婚姻也有助于磨平他高低不平的棱角，增强他的自我意识。但他在1962年至1963年罢工期间的体验是新的、戏剧性的。他现在才理解了媒体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的重要性。所以，当他接到菲利普·格雷厄姆的电话，请他去格雷厄姆在卡莱尔宾馆的套间会谈时，鲍尔斯立刻就去了，并且知道地点。它在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六大街交叉口，是在报纸上经常提到的地方，因为它是哈里·杜鲁门一直待的地方，肯尼迪也经常光顾。

格雷厄姆对鲍尔斯的坦率和信念有深刻印象。在他们讨论结束后，格雷厄姆给在棕榈滩的肯尼迪总统打电话，鲍尔斯也在房间里。格雷厄姆向总统称赞了鲍尔斯，谴责了纽约的报纸老板们。当肯尼迪知道鲍尔斯在场后，他要求格雷厄姆稍后再通电话，格雷厄姆照办了。在下一次通话时，格雷厄姆表达了想成为纽约报社业主联合会和工会之间的中介人的兴趣，肯尼迪赞成这个想法。但当纽约报社老板们得知此事后，拒不同意。他们说，如果格雷厄姆介入纽约的谈判，他们就退出谈判。

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相对平静中，西奥多·伯恩斯坦决定，在这次罢工最终解决后，《纽约时报》应该努力向它的读者解释这次罢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日复一日地在谈判桌的背后都发生了什么。伯恩斯坦找了《纽约时报》劳工专家A.H.拉斯金做这件事，拿出了草稿。这是一个不一般的任务。它意味着拉斯金不仅要分析工会及其领袖的顽固要求，而且还要把它同报社业主联合会——包括它的发言人、《纽约时报》的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毫不妥协的做法摆平。在《纽约时报》的历史上，这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是伯恩斯坦一直在报道中禁用的词，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事从未发生过；但如果拉斯金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纽约时报》的副总裁，而且如果发表了的话，那确实将是前所未有的。

当拉斯金开始他的研究时，他一点儿也不惊奇地发现，报纸管理者像任何地方的大商人一样，当碰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时，同样会迅速躲开记者。拉斯金给办公室打电话找布拉德福德没找到，给他的秘书留下了口信，但他未回电话。如果布拉德福德在他14层的办公室，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谈判的话，这只能说他这个管理者锁上了自己的门，不愿意见人，包括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记者，这真令人惊奇。

当拉斯金的报道于1963年4月1日，也就是雇员终于停止罢工回去工作后的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布拉德福德被它弄得心烦意乱。拉斯金写道，114天的罢工已经结束了，鲍尔斯在他的三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突破。鲍尔斯得到保证每周工作35小时（作为回报，取消了印刷工每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在和报社老板的契约问题上他得到了和其他工会共同的契约终止日，但不是像他所希望的，在圣诞节前的广告高峰期之前，而是在复活节前的广告高峰之前，这也是不错的；鲍尔斯还设法把自动装备的使用限制在老板想要的三分之一以内，并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分析节省下来多少钱，有多少应给工会。薪水增加了，在两年期内人均周薪12.63美元，大概比没有罢工前多2.5美元。

在拉斯金的文章里，纽约市长瓦格纳和调解人基尔被称赞为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推动者，但鲍尔斯和布拉德福德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未被看作是英雄。拉斯金借被采访者之口说鲍尔斯“诚实、公正、民主——同时难以对付”，“冷漠、有野心，分不清轻重缓急”，但又承认鲍尔斯是“最有能力的和看得最远的”制版技术工会领袖。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被说成是有敏锐的头脑和表达能力，但拉斯金还报道，布拉德福德把“这样一种冷冰冰的蔑视态度带进了会议室，以致调解人经常觉得应当要求宾馆把房间调热”。拉斯金还把布拉德福德叫作“冷漠的”人，是在操作“短导火线”，并且曾说过市长解决罢工的方法是“愚蠢的”，他感到“不舒服，讨厌整个程序”。这篇报道引用瓦格纳市长的话说，经理的力量和劳工的力量由于同样的不称职而导致这场罢工，并且说“这是对双方的互相惩罚”。

拉斯金写完了报道后，交给伯恩斯坦审阅，然后给卡特利奇审阅。卡特利奇阅完后，立即给德赖富斯打电话，问他要不要看一看。德赖富斯说，等到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他会读的。卡特利奇让他在发表之前先审阅一下。所以，德赖富斯把这篇报道带到了中央公园，在那里他可以一个人在湖边来读它。卡特利奇在办公室里仍然不确定德赖富斯会做出什么反应，这篇文章会不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尽管德赖富斯最近扼杀了赖斯顿的专栏文章，但德赖富斯总的表现是值得称赞的，允许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肯定会被大多数报社老板枪毙掉的报道。尽管反对吸烟的社论曾使《纽约时报》在香烟广告上损失了几千美元，但德赖富斯却没有否决这些文章的发表。《纽约时报》的电视批评家杰克·古尔德在大肆张扬的电视智力竞赛丑闻期间，写了一栏文章告诉读者，报人“没有资格披上洁白无瑕的美德的外衣”，德赖富斯也没有反对。古尔德曾写道，一种常见的罪恶是“免费旅游”，也就是说，由一个商业公司支付记者所有的旅行和生活费用，因为这个记者正采访同公司有直接利益的事件，如在加勒比海开一家新的宾馆，或者在欧洲或墨西哥拍摄的一部电影。古尔德还提到了报社的“圣诞节战利品”的传统，私人公司在圣诞节时会给新闻界送大量的礼品。尽管古尔德没有挑出来哪一家报纸进行批评，但《纽约时报》总是被列在送礼单上的。的确，在圣诞节的那一周《纽约时报》的接待室里堆积着新到来的漂亮包裹，有成盒的酒、成篮的水果、银制餐具、照相机以及其他来自纽约各个推销员和商人联络感情的代金券。

德赖富斯会意地一笑，提醒古尔德他的这篇报道将是“打开了一罐飞虫”，但德赖富斯似乎高兴发表它，并且马上在新闻编辑的公告板上贴上一项通知，要求从此以后《纽约时报》的人都要退回所有的礼品包，这个政策显然没有使古尔德在报社里更得民心。

现在读了拉斯金的文章后，奥维尔·德赖富斯把它退回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德赖富斯轻轻地吐了口气，皱起了眉头，但他还是告诉卡特利奇发表它。德赖富斯预料不到它会使他的同事布拉德福德做出什么反应，但德赖富斯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发表它。拉斯金有准确判断能力的名声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这篇文章送进了四层的排版室，那里的印刷工饶有兴趣地读了它。当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看到它时，勃然大怒。他强烈要求德赖富斯重新考虑，但这位业主说他不能这样做。所以，在4月1日，这篇报道发表了，占了《纽约时报》整整两版。很快它在全国得到了喝彩——在《纽约客》上A.J.利布林的一篇文章中——它被誉为新闻独立性的范例。肯尼迪总统后来在同《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人谈话时议论了它，说如果他是德赖富斯的话，他或许不会发表它。

这是德赖富斯作为《纽约时报》业主做出的最后决定之一。此后不久他离开办公室去波多黎各进行短期休假。旅途中他非常疲劳，看起来也是如此。但他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因生病而中断，住进了圣胡安附近的医院。后来有关人士用飞机把他送回了纽约，下飞机后又从机场直接送进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哈克尼斯·帕维里昂医院。5月25日他在这家医院里因心脏病不治而去世，享年50岁。

奥维尔·德赖富斯去世后，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发来了唁电，其中有肯尼迪总统和U.桑特，迪安·腊斯克和阿德莱·史蒂文森，法国的让·莫内，墨西哥的阿道夫·洛佩斯·马特奥斯，尼日利亚的加加·瓦祖库，几十个国会议员、州长、报社社长，几百个朋友。两千多个哀悼者参加了他在第五大道上的以马内利会堂举行的追悼会。詹姆斯·赖斯顿写的悼词是这样开始的：

将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去世归因于心力衰竭，这显然不是理由。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心脏从没有使他倒下，也没有辜负其他任何人——不信问问《纽约时报》的记者。它像恒星一样是稳定的——不信问问这群朋友中的任何一个。它像潮汐一样是忠实的——不信问问他可爱的妻子和家庭。不管医生说什么，他们都不能把他的离去归因于他的心脏。

赖斯顿接着详细叙述了德赖富斯作为报社业主的品质，他在压力下做出健全决策的能力。例如，1960年的选举之夜在新闻编辑部，德赖富斯第一个“感觉到我们公开发表拥护肯尼迪的意见太早了，坚持要我们重新考虑”。赖斯顿继续说：“到了1961年，当我们处在要不要报道对古巴不成熟的入侵的关键时刻，他谦恭的发问和智慧的判断制止了我们。”

这最后一点似乎对聚集在会堂的纽约编辑们带有最轻微的刺激，因为他们曾计划充分报道猪湾入侵事件，但德赖富斯同意赖斯顿的观点，命令降低这篇报道的调子。

除了苏兹贝格和德赖富斯的家庭、政治权贵们之外，在会堂聚集的还有大多数高层管理者和编辑——马克尔和克罗克，卡特利奇和奥凯斯，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许多编辑：前社论版主任查尔斯·默茨，曾在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手下工作过的主编助理尼尔·麦克尼尔，奥克斯亲自录用的已退休的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艾默里·布拉德福德也出席了葬礼，但没有坐在前排管理者中间，而坐在了几排之后。对这些事情有眼力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立即预言了布拉德福德即将辞职。

德赖富斯被葬在离阿道夫·奥克斯和奥克斯夫人的陵墓不远的墓里，在一个园丘上，向西可以俯瞰着韦斯特切斯特县的萨米尔河。此后几周新闻编辑部里进行了热烈的猜测：谁会是下一任业主？阿瑟·海斯·苏兹贝格72岁了，因为心脏状况不佳而被限制在轮椅上，不能重掌指挥权，即使是短暂地。他唯一的儿子阿瑟·奥克斯·庞奇·苏兹贝格37岁，几乎没有什么管理经验。由于德赖富斯在罢工前看起来身体健康，苏兹贝格夫妇以为德赖富斯在20世纪70年代都会是报社的首席执行官，所以没有培养一个接班人的迫切感。

现在《纽约时报》处在麻烦的状况，没有有经验的家族成员来接班，能像德赖富斯接苏兹贝格的班，或苏兹贝格接奥克斯的班一样。选择另一个女婿来接替德赖富斯也是不可能的。理查德·N.科恩，是苏兹贝格的三个女儿中最小的女儿朱迪思·苏兹贝格·科恩博士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成功的保险商。尽管他进了《纽约时报》的董事会，但他对把新闻工作当职业却没有什么兴趣。另一个女婿本·黑尔·戈尔登，是苏兹贝格的二女儿鲁思的丈夫，有办报的经验——他是《查塔努加时报》的社长，但他们的婚姻状况正在恶化，很可能会离婚。然而，戈尔登夫人本人，在纽约的新闻编辑部里被提到是一种可能人选。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女人，文笔漂亮，并且有《查塔努加时报》的管理背景。人们还谈到了约翰·奥凯斯成为社长，或者社长的责任被两个人分担——家族的一员可以充当《纽约时报》经营方面的监管人，而新闻方面可掌握在一个同家族有密切个人联系的编辑手里。一个明显的人选会是詹姆斯·赖斯顿，他是伊菲吉妮特别中意的人。

伊菲吉妮现在71岁了，但她仍像以前那样敏捷。她在董事会里很活跃。在董事会里除了苏兹贝格家族之外，还有像布拉德福德这样的非家族成员，世界银行的前行长尤金·R.布莱克，卡尔·范安达的儿子保罗·范安达。但董事中，伊菲吉妮无疑是最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她的丈夫现在健康状况不佳时。她控制着大约三分之二《纽约时报》股份投票权。在她死后，她父亲的财产会在家族里分解，但她现在还非常活跃，虽然《纽约时报》的正式声明仍然是以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名义做出的，但要靠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坚定的手来帮助他写下每一句话。

6月20日，德赖富斯去世三周多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办公室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他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将成为《纽约时报》的业主。新业主37岁，是该报社有史以来的最年轻的首席执行长官。他的外祖父阿道夫·奥克斯在1896年8月接管《纽约时报》时，48岁的生日已经过去5个月了。

“现在真正可以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声称，“《纽约时报》是一个家族企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