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

你——

可以——

倾斜报道，

扭曲我们的观点，

歪曲事实，

把我们都解雇——

但是——

如果——

你——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部分。]，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

你——

就——

没错！

艾伦·德鲁里有关华盛顿媒体的小说《荣誉的能力》（Capable of Honor）中有一篇滑稽短文，描述了在一年一度的“烤架俱乐部”过程中，愉快而讽刺地提醒了他们自己应该“高高地站在乔治城”的任务——也就是与政府机关合作，不去捣乱，以一种在首都上流社会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方式来报道新闻……要“高高地站在乔治城！”一位记者这样说道，以此来解释他称赞罗伯特·肯尼迪，诽谤尼克松，将史蒂文森神圣化，谴责戈德华特的原因……“最好要小心，”另一位记者提醒一位同事，他最近的写作不符合推进自由主义的纲领，“要不然你就不能高高地站在乔治城了！”

艾伦·德鲁里把华盛顿描绘成一个妥协的和任人唯亲的城市，这种描绘是从1959年他的畅销书《建议与采纳》（Advise and Consent）的出版开始的，同报纸上每天展示的华盛顿很少有相似之处。但正如《纽约时报》对《建议与采纳》所做的评论一样：“它包括的真理足以使华盛顿的一些新闻界人士局促不安。”该书称华盛顿新闻界的成员，主要由自由民主党人构成——德鲁里立场更保守——为了讨好自由派政治家的观点而倾向性地编辑新闻。在他的第三部小说《荣誉的能力》中，德鲁里阐释了偏私这一主题，详细叙述一代年轻记者如何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想象，抱着坚定的信心，要诚实地无所畏惧地告诉人们美国的真理，不管有利于谁或者妨碍谁”，但“还没等他们认识到真理，他们很快就开始写新闻了，不是为国家，而是为彼此。他们开始报道和解释新闻事件，不是根据他们大多数人在来华盛顿之前通过教诲所了解的严格、诚实的标准，而是要考虑新闻俱乐部略带刻薄又轻松的俏皮话和他们互相调侃的聚会能否接受。”德鲁里的结论是，就像华盛顿的诱惑力腐蚀了一些政治家一样，它肯定也腐蚀了新闻界的一些人，尽管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少是有意的和恶意的。

德鲁里在写《建议与采纳》时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分社的一员。政治上保守的阿瑟·克罗克喜欢这本书，而有些自由主义的詹姆斯·赖斯顿却不喜欢。赖斯顿认为，德鲁里所描绘的新闻界是不公正的。赖斯顿并没有亲自告诉德鲁里这种看法，而是把它透露给了一本新闻杂志，这使德鲁里有些恼火。对艾伦·德鲁里来说，像他小说里的新闻界人士一样，也想得到他的同事特别是像赖斯顿这样杰出人物的赞赏。他没有从赖斯顿那里得到赞赏，因而感到失望和沮丧。每天早晨赖斯顿都带着微笑和对每个人的问候走进办公室，但对德鲁里却只字不提这部关于华盛顿的小说，要知道这本书正在成为热门畅销书。德鲁里是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单身汉，有点羞涩和冷漠。在加入《纽约时报》前他曾是华盛顿《夜星报》（Evening Star）的政治记者。他实际上是赖斯顿于1953年成为分社社长后雇用的第一个记者。赖斯顿指派德鲁里采访国会山，特别是参议院，但在随后几年里德鲁里感觉到了这种报道的限制和局限性。对参议院的采访没有为他的创造才能提供什么出路，纽约的编辑们总是想消除他报道中显露出的风格。

虽然卡特利奇和纽约的其他高级编辑号召要更明快地写作，但实际上当他们得到时却经常不想要它；或者说当他们得到时，他们不知道如何把它登上报纸。决定权在编辑手里。是他们最终决定什么是明快的，什么不是明快的，什么东西适合发表。众所周知，由于大多数文字编辑都缺乏幽默感——他们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无法为他们培养幽默感，即便他们有，也被这工作磨没了——如果记者想使自己关于参议院会议的报道有一种明快感，就会在编辑们那里遇到很大困难，即使参议院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明快地去描述是有道理的。《纽约时报》对参议院的报道一向都是乏味而拘束的。好像不管卡特利奇怎样宣告，《纽约时报》实际上想要的是参议院和其他官方政府机构的乏味。《纽约时报》对官方的东西充满了敬畏。准确报道政府大量的令人厌倦的活动，要比准确而有意思的论述更容易，更安全。所以，在《纽约时报》上参议院是一个顽石，是一潭统计数字和死水，而不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人类习惯与幻想、驱动力和野心的集合，不会以某种方式来回应国家的振动。议员们自身，以及华盛顿的行家们，并没有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感到反感，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从字里行间之中填补空白的人；但是一般的读者几乎永远都不会得到一幅完整而具有深度的画面。因此公众在到参议院采访之前对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很少有什么想法，于是他们经常对它显示出来的活力感到惊奇。但在《纽约时报》上，如果有对参议院内部、情绪、气氛的一两段描述性的话，通常也都被埋在报道的底部，并且安排在内页。读者不得不浏览上千个词才能见到很少几行生动的展示。《纽约时报》关于美国生活的非官方方面——商业、工业、时尚、体育、艺术——的报道却不是这样的，《纽约时报》对于这些事情是能生动表达的、清晰的和批判的。对《纽约时报》人来说，似乎诚实而坦率地写写阿瑟·米勒要比写写韦恩·莫尔斯更容易得多。

当然，如果编辑是对可读性的真正的压制者，像艾伦·德鲁里这样的记者就总要同文字编辑进行更艰难的斗争了。的确，《纽约时报》的一些记者不断地同编辑们斗争，对每一处改动提出挑战，但在华盛顿不像在纽约那样容易做到。纽约的一个在新闻编辑部里夜间工作的记者可以早早看到他的报道的长条校样，可以知道找事的文字编辑的名字，在第一版付印之前可以在新闻编辑部的一个角落里同他争论，可能会说服这个文字编辑在第二版时恢复他的原话。但华盛顿的记者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是看不到报纸的。他提出的任何抱怨都为时已晚，而且必须通过正式的渠道，这样就不得不通过赖斯顿。赖斯顿可以拖延一段时间再传达给德赖富斯或卡特利奇，然后再通过丹尼尔或伯恩斯坦透露给国内新闻主任、国内新闻主任助理、国内文字编辑组组长，最后才到文字编辑那里。除非编辑歪曲了事实或报道的意思，否则斥责文字编辑胡乱摆弄记者的散文风格，是不明智的。毕竟《纽约时报》不是作者的殖民地，同文字编辑对抗会扰乱他们的信心和干劲，会最终导致他们放任自流或者害怕进行修改，这最终又会使得不认真的或没有品位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文字编辑是纪律的实施者，是奥克斯的信徒。他们捍卫着传统，他们不应遭到削弱。既然“明快的”作品要服从文字编辑对什么是“明快”的定义，记者所能做的，只是在他的报道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不去读它算了，有些记者就是这样做的；或者他可以不断地同编辑组斗争，有些记者是这样做的；或者他们能做艾伦·德鲁里做的事情，给《纽约时报》它想要的东西，保留精力和才能为外面写作。

每一天德鲁里都会采访参议院，如果不算有激情的话，也算是准确地写作，通过分社把他的报道发送到纽约后，德鲁里便迅速离开办公室，去写一部描述参议院、总统、华盛顿的新闻界和社会的小说，表达一种在《纽约时报》上从没有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见解。在《建议与采纳》完稿送出版社后不久，它被《读者文摘》摘录，后来又是每月书讯俱乐部选择的书。阿瑟·克罗克、拉萨尔·巴克尔和华盛顿《夜星报》的玛丽·麦格罗里为这本书写了赞赏性的推荐，德鲁里在城里到处都得到祝贺和议论——但赖斯顿却不置一词。德鲁里知道赖斯顿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主要是读那些对他作为一个记者有用的非虚构著作。“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记者的时代”，是赖斯顿通常对小说的评价。然而赖斯顿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德鲁里不相信赖斯顿没有听说过《建议与采纳》。最终，德鲁里无法忍受下去了，终于要求得到赖斯顿的承认。一天他来找赖斯顿的秘书，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本书，唯独斯科蒂·赖斯顿不知道。

第二天，赖斯顿经过德鲁里的桌旁，说了两句简短的但令人愉快的话，向德鲁里表示了祝贺。他说，他没有想到德鲁里一直在进行这个计划。德鲁里提醒他，自己两年前就提到过这件事，当时他已经开始严肃地写作。赖斯顿回答说：“我没有想到这就是你的意思。”并且说他认为整个事情都挺好，然后笑了起来。赖斯顿说完后，以那种无法模仿的光彩照人的神气走了。

德鲁里注视着他，想起了自己当时对赖斯顿的印象，几年后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这个卓越的记者和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高傲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不会故意冷酷，但却是有强烈竞争心的人，即使在他无可争议地身居高位时。德鲁里承认，他为人很善良，但通常却像是大领主。赖斯顿的自我和竞争精神很强烈，以致他根本不能接受来自一个下级的竞争，特别是当这个下级不仅敢于挑战权威，而且居然取得成功之时。

德鲁里的《建议与采纳》获得了普利策奖，成了名列榜首的畅销书。此后不久，1959年，德鲁里退出了《纽约时报》。他为《纽约时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他最好的文章，是为社里的内刊《时报闲谈》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表明，尽管他取得了成功，但编辑和高层管理者却仍然不为所动。他写道：“它使得你卑躬屈膝，”并且说，“我在编辑部门的朋友一如既往地仍然是陈旧的、可爱的、笨拙的、不可忍受的职业刺客。”他说，他的书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他受到了全国新闻俱乐部里的记者同行发出的讲演邀请，他到场时，全体人员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后来，女记者俱乐部在斯塔特勒宾馆的年度大会之夜，正当德鲁里站在那里跟内务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夫妇说话时，赖斯顿和他的妻子萨莉过来了，尤德尔喊了起来：“你的人在这儿呢！”

赖斯顿对德鲁里笑了笑说：“我现在是他的人。”

德鲁里想，所以我们彼此不喜欢，但现在他非常高兴。

德鲁里的华盛顿不是赖斯顿的华盛顿，也不是李普曼、布赫瓦尔德或戈尔·维达尔的华盛顿——但德鲁里虚构世界里的政治家们的脆弱，华盛顿新闻界的党派斗争、自我保护和自我夸大，构成了首都的场景。在纽约，一些《纽约时报》人认为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不是说纽约的编辑们愿意在《纽约时报》上描绘华盛顿的不敢恭维的画面，而是说，对于这个城市，他们有兴趣看到这种比他们自己的感觉更尖锐、更深刻的感觉。通常他们怀疑，他们得不到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是，华盛顿分社过分保护它的消息来源。这种抱怨在有了时报大楼时就有了，但却是在1916年才第一次正式表达出来。当时纽约的一个编辑代表其他编辑的意见，给奥克斯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指责克罗克的前任理查德·库拉汉正被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利用，并且定期写政府宣传文章。编辑们于是建议库拉汉每周到纽约来一趟，这样他就可以和编辑们一起吃饭，领悟一下他们的智慧。但奥克斯当时并不把亲威尔逊的政策视为一种缺点，特别是由于不久前《纽约时报》被指责为亲德国，于是拒绝干预库拉汉的事情，这种态度一直奉行到库拉汉去世。后来克罗克从纽约被派到了华盛顿。随着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克罗克本人的问题。在1962年，克罗克的接班人赖斯顿，当了近十年的分社社长，开始感觉到来自纽约的由来已久的压力正在复活，其中许多压力出自一个刚刚被任命管理国内新闻组的主任——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国内新闻主任不仅处理华盛顿送来的报道，也处理《纽约时报》在全国的其他分社——费城和波士顿、芝加哥和底特律、堪萨斯城和休斯顿——送来的报道，南方腹地采访民权运动的报道，西海岸——洛杉矶的格拉德温·希尔和旧金山的劳伦斯·戴维斯——的报道。索尔兹伯里是卡特利奇任命的，得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支持，主持国内的采访工作。索尔兹伯里对如何完成这一目标有非常明确的观念，并不留意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得民心。索尔兹伯里不是一个办公室政治家。他说话尖锐又直率。他是一个长着长腿的高个子，有着一个瘦削的猫一样的脸，敏锐的眼睛，留着小八字须，这似乎对他多少是有用的。他具有一种幽默感，但很巧妙，巧妙到了很少被人察觉的程度，这并没有使他烦恼。他首要的兴趣是改进国内组的报道。他想要更多的想象力，他想要他的记者更多地流动并且更有干劲，有更多在飞机上工作的记者，更少等待事件在他们的后院里发生。如果他的地区记者没有按他的愿望去做，他就会从纽约借来心情迫切的年轻记者去侵犯他们的地盘。索尔兹伯里最近作为一个导师和记者在全国做了几十次旅行，他知道哪里有什么新闻，什么新的潮流和反应在改变着美国，他想让他的记者充分报道这些东西，把它们写得漂亮些。为了保证这种写作不被文字编辑排斥，索尔兹伯里就盯着他们，在必要时否决他们的意见，他不关心这些编辑中的煽动家——西奥多·伯恩斯坦是不是有情绪。

索尔兹伯里对华盛顿也有明确的感觉。他曾在那里为合众社工作过，在1955年和1956年也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工作过，采访国务院。赖斯顿曾建议他留在华盛顿，但索尔兹伯里非常自主，不感兴趣。他认为，赖斯顿和他很快就会不和，所以在完成了他在华盛顿的夏季之行后他回到了纽约，开始执行特殊任务。卡特利奇曾为他提供了教育编辑的职位，索尔兹伯里认为太受限制了。1962年卡特利奇为他提供国内新闻部主任职位时，他接受了。

不久赖斯顿的人就感觉到了索尔兹伯里的出现，并且表示不满。他们不习惯这种书报审查，于是就向赖斯顿抱怨，赖斯顿进行了调解。但索尔兹伯里并不泄气。每隔几天，他会就某个新的政府计划或阴谋不停地给分社发更多的备忘录、打电话、做指示，如果分社没有拿出他认为应该有的报道，他便不满意。这多少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人进行检查，或者他们全盘接受了他人采访时的回答，或者还应该有比这“更多的东西”。分社的一些成员对索尔兹伯里的怀疑倾向感到惊讶，他们把这归咎于他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待了几年。分社的其他人怨恨索尔兹伯里把他们同《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在华盛顿的某些记者进行不利的比较。他们说，他喜欢的《先驱论坛报》上的生动的报道，仅仅意味着一家垂死的报纸为了引人注意而做的最后挣扎。他们惊奇，他居然决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1962年4月在政府同钢铁工业对立期间时，肯尼迪总统不文明的评论。赖斯顿的副手华莱士·卡罗尔，在他的报道中写道，肯尼迪总统对钢铁业人士全面提高价格的决定很气愤，对他们颇有微词。但卡罗尔没有直接引用后来在他的报道中出现的肯尼迪的原话（“我的父亲一直对我说，所有商人都是狗娘养的，但我今天才相信这一点！”）；正是索尔兹伯里感觉出这些话出自总统之口，他从他信任的线人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索尔兹伯里给卡罗尔打电话，要求他写上一段把这句话包括在内的插入语。卡罗尔表示反对，说他没有听到总统使用这样的语言。索尔兹伯里坚持自己的意见，卡罗尔反驳说：“见鬼去吧，你自己写吧！”

假如赖斯顿此时不是忙于写作他的专栏和管理他的分社，靠威克和巴克尔、马克斯·弗朗克和安东尼·刘易斯这样的年轻人来巩固他的未来的话，假如赖斯顿的时间和兴趣不是放在关注全国、世界以及他自己的家庭——他总是看不够他的三个儿子——的话，赖斯顿就能全力以赴地同纽约的编辑们斗争。然而，赖斯顿有比这更大的抱负。索尔兹伯里的入侵是令人讨厌的，但赖斯顿承认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优秀的报人，即使他的方式经常是错的，但他的本能却经常是对的。如果事情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赖斯顿总能直接去找业主。实际上德赖富斯最近已经研究了在将来某一天让赖斯顿来纽约当《纽约时报》“编辑主任”的可能性，尽管这个头衔现在还不存在，但根据德赖富斯模糊的说法，它似乎会使赖斯顿拥有比主编更大的权力。然而，赖斯顿表明，他宁愿生活在华盛顿，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放弃他的专栏。因为专栏既是赖斯顿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在这个组织里的特殊的权力基础。由于这个专栏，以及他用这个专栏做的事情，赖斯顿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总统们的心腹。如果他离开《纽约时报》的话，其他报社社长只要可能也会雇用他的。如果他放弃了专栏，他就在世界的领袖那里没有什么分量了，很快他在报社的地位就会不如以前了——他会更多地依赖于他在《纽约时报》的头衔，更少地靠自己的名气，这样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只要他有自己的专栏，有华莱士·卡罗尔这样有用的下属来减轻他的许多行政负担，赖斯顿就乐意对纽约（永垂不朽的阿瑟·克罗克还在幕后小声抱怨，他是分社社长的时候，从来没听过纽约的话）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赖斯顿现在已接近55岁了，有书要写，有儿子要考虑，没有时间和编辑同事争吵。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苏兹贝格一家自豪地把赖斯顿叫作自己人。更让他自豪的是，1962年12月，在纽约报纸罢工期间，赖斯顿在电视上朗读了他的星期天专栏，同几百万人交流他对《纽约时报》的感情，他痛心于《纽约时报》正在遭到罢工的打击。

阅读《纽约时报》是一项人生事业，就像养育一个家庭——同样非常困难。但是我已经开始习惯它的独特方式，不能打破这种习惯。它是一项社区服务，就像疏通管道一样。

这是一个和平的季节，而不知怎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平似乎在《纽约时报》上有着更好的机会。每个人似乎都在向我们呐喊着，给人类六个星期的时间让他们脱离困境。但是《纽约时报》一直在说着在16世纪，人类也面临着困境……

没有了报纸，生活的进程就会被改变。在办公室度过一个长长的、多嘴的一天，对人类感到很厌倦之后，劳累的人不能躲到Y.A.蒂特尔的生平，或者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政治风险中，而必须继续与陌生人交谈，一直到西港。

这对于公众来说就够糟糕了，但对一名记者来说更是如此。我25年间每天早晨都有订阅的《纽约时报》被放在门廊上，而现在外面已经很寒冷、孤独了。此外，如果我不能读到自己写的东西，我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呢？

这次罢工从1962年12月8日开始，持续了114天。它不仅影响了《纽约时报》，而且也影响了《每日新闻》《美国日报》《世界电讯和太阳报》，还影响了纽约的其他三家日报和长岛的两家报纸。后者不是遭到了印刷工会的打击，而是这两家报纸拥有者发出了有产者团结的信号，要么中止，要么减少他们报纸的发行量。这次罢工是在圣诞节之前的广告高峰期进行的，使报社老板们损失了几百万美元，从而把一些报纸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的确，在这次罢工结束后不久，《镜报》停办了；几年之内，《先驱论坛报》《世界电讯和太阳报》及《美国日报》的合并版在又一次罢工后也消失了。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罢工期间，印刷工工会主席伯特伦·A.鲍尔斯曾预言，纽约日报的数量最终会减少到三家，他说对了。只有《纽约时报》和两家通俗小报，即早晨的《新闻报》和晚上的《邮报》，仍在这个城市里存在，而1900年这个城市却有16家日报，1930年也有12家日报。

纽约报纸消失是有多种原因的，雇主的发言人和劳工的发言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双方都认为，它是一种决策失误、经营不善、错误估计和互不信任的历史结果。使报社老板苦恼的是报纸生产成本的加大，工人提出了更高的工资要求，电视侵入来争夺广告收入。他们手忙脚乱地进行试验来追赶经济的潮流和变化着的社会，却经常走错了棋，误入迷途。工人害怕新的自动化机器，而老板却将其视为生存下去的工具。尽管新技术论者有模糊的许诺和委婉的说法，但工人们知道，自动化会最终破坏他们的手艺和安全，所以他们提出了被老板们认为是更苛刻的交易。但老板有自己的、营利者的想法，他们不是慈善家。老板们居住在第五大道上，或者在其他时髦的社区住。他们还有周末的别墅。尽管他们拥护平等的事业，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躲藏在高高的篱笆墙后，有看门人来守卫。报社老板发表了许多关于言论自由的讲演，但他们对采访罢工谈判的记者却“无可奉告”，并且经常用他们的经营会议来阻碍新闻界。在任何经济危机中，持各种意见的报社老板总是和富人站在一起。

工人就不同了。他们是满手油污、不被注意的人，只有当他们犯了错误，漏了一行字，击错了键盘时，他们的工作才会被注意到。他们生活在小平房或公寓里，周围是少数民族的邻居，他们不关心中国或共同市场，只关心正被蚕食的贫民窟、他们小额的投资和相邻的学校。如果他们关心远方的战争的话，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儿子会第一批应征参战。他们忠诚的不是报纸，而是工会，在工会里他们也有与老板们相类似的基本的裙带关系。除此之外他们就和老板没有什么共同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