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利奇虽然不确切地知道该做些什么，但他知道必须采取点激进的行动来对付纽约本部人员的懒散。但当西奥多·伯恩斯坦向卡特利奇建议让A.M.罗森塔尔替换纽约城市版主任的职务时，卡特利奇却犹豫了。1962年，罗森塔尔当时是《纽约时报》驻东京的记者。罗森塔尔39岁，没有一点儿当编辑的经验，差不多近十年没有在纽约生活了，也许会因为害怕承担管理纽约队伍并努力改造他们的繁重任务。卡特利奇还怀疑，这位记者也许会因为怕失去《纽约时报》读者所看重的署名文章而不接受这样的安排。“罗森塔尔”发自东京——此前是发自波兰和印度——的报道，具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一种热情和可读性，以及对政治和人物的细微之处的敏感性。1959年罗森塔尔在波兰因被当地政府指控为“深入刺探”其内部事务而遭到驱逐，此后他获得了普利策奖。罗森塔尔在波兰为马克尔的《时报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根据的是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曾在那里用毒气室杀害了几百万人。这篇文章，成了一篇经典报道：

因此，奥斯威辛并没有什么可以报道的。只有一种想要报道奥斯威辛的冲动，这种冲动来自一种不安的感受——拜访过奥斯威辛但离开之后没有说点或写点什么，将会是对不幸死于奥斯威辛的死者最严重的失礼行为……

如果罗森塔尔被任命为城市版主任，他的记者生活也就结束了。罗森塔尔就要用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来解决新闻编辑部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他不愿意做的。最优秀的记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渴望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喝彩，他们不会轻易用这些东西来交换行政生活的丰厚收入和匿名权力。然而，一个记者得到了各种奖章，到过了所有地方，采访过了每一种所能想得到的报道，他就会开始认识到他的工作有点重复了——形式和地点似乎都是一样的，轻车熟路，没有任何新的挑战。当然，如果一名记者能像赖斯顿那样得到一个专栏，记者生活仍可能是有趣的。但如果这个人注定20年或25年一直当记者，就有可能停滞不前或碰到挫折，直到他退出报纸工作，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如果他有机会成为一名编辑，他也许会找到一种刺激。卡特利奇在当了编辑后从没有怀念过报道工作和记者署名文章，克利夫顿·丹尼尔也是这样，也许罗森塔尔也会这样。但只要C.L.苏兹贝格还在为《纽约时报》写国际新闻方面的专栏，罗森塔尔得到一个专栏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也许39岁的罗森塔尔继续尽可能地从事他的写作事业，但如果他有成为一个伟大编辑的愿望和才能的话，如果他能够多少激发起懒惰的人员，并把他的技巧传授给其他记者的话，那么他作为一名记者遭到的损失对《纽约时报》来说就是值得的。至于对罗森塔尔本人是不是值得，就另当别论了。卡特利奇想了很多，对让罗森塔尔进新闻编辑部的事情觉得没把握，于是决定在近期到东方旅行时，用点时间和罗森塔尔多接触，了解他的情绪，看他是不是已经厌倦了在海外的写作和生活，是不是愿意回家，尝试一下新事物。

在东京，罗森塔尔正在过着自己的美好生活。他同妻子和儿子居住在一个有榻榻米的住宅里，有仆人服务。他为日本人民所着迷，钦佩他们的效率和勤奋，喜欢他们在一座快乐而迷乱的城市中所展现出的活力和热情。在美国军队的保护下，日本人专注于工业扩张和经济发展，将他们作为写作的对象有着无穷的乐趣。日本的女人既快乐又聪明，在罗森塔尔看来，男人老是在做事——赚钱，做爱，跳舞，唱歌，无忧无虑地尽情享受。这就是日本对罗森塔尔最有感染力的东西，他不会为他们感到悲哀的。他们在享受繁荣，他们知道如何去生活，他们通宵达旦地喧闹，每天早晨又毫无内疚地起床。罗森塔尔很快就被他们的情绪所影响。可是过去在波兰，罗森塔尔感到了阴暗、压抑和怀疑，正如他在《纽约时报》上所写道的：“在波兰，对每天看到和听到的东西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东西看起来、听起来是平常的，但总会让人吓一跳，就像中了玩具枪射出来的子弹一般。”他1954年到1958年间在印度工作。印度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许多方面甚至更糟。周围的街景显现出难以置信的贫困，罗森塔尔感觉到了一种令人烦恼不已的痛心和内疚。他对自己在印度所看到的情况是毫无准备的。尽管此前有一天在联合国，克里希纳·梅农[注：克里希纳·梅农（V.K.Krishna Menon，1896—1974），印度外交家、民族主义者，被《时代》周刊评为印度第二伟人（第一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47年印度独立后，任印度驻英国高级专员，1952至1962年任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印度代表团团长，1957至1962年任印度国防部长。]曾事先对他有所警告。那是令人不愉快的一天，罗森塔尔仅仅因为自己在梅农谈论贫困时随意地点点头，就引起了这位印度外交官的气愤——“你不要这样对我点头！你根本不知道我谈论的是什么样的贫困！”

梅农是对的。罗森塔尔以前所知道的贫困根本不能和印度的贫困相比。罗森塔尔儿童时期在美国也曾生活在贫困之中，作为一个得到救济的病人也曾体验过不良的医疗条件，亲眼目睹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姐妹中的四个由于事故或不治之症或缺医少药而不幸死亡。他是带着这样的想法长大的：生活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缺席。他对医生的不信任根深蒂固。

10岁时，他成了骨髓炎的牺牲品，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被迫失学两年之久。他在纽约进的医院是一个肮脏的设备很差的地方，病人全都得不到重视，有时是让实习生——医生极少出现——来治疗，有时见不到一个护士或护理员。医生给罗森塔尔的大腿做的手术又做错了地方，在愈合时才知道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幸运的是，他的一个姐姐给梅奥医院[注：梅奥医院（Mayo Clinic），美国著名的非营利医疗机构，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是世界上最早和最综合的医疗机构，在美国其他地方也有医院和诊所。除门诊、医院外，它还有自己的医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写了封信，这个医院把他作为需要救济的病人接收下来，成功地使用磺胺类药物使他恢复了活动能力。梅奥医院成了他童年时代美国人道主义的象征。

他能够回到学校了，但不能积极地参与体育活动。他羞涩，瘦弱，但也热切，嗜书如命，他是一个安静而非常有毅力的青年。

他在布朗克斯长大，是住宅油漆工哈里·罗森塔尔的独子。哈里·罗森塔尔出生于白俄罗斯，他的本姓是西皮亚茨基。他离开白俄罗斯后到了伦敦，拜访了一个舅舅，从他那里永远借来了“罗森塔尔”这个姓。后来他辗转到了加拿大。他身体粗壮，肌肉发达。在19世纪末来到安大略后，他找了一个铺路的工作。后来他在一个早期的乌托邦农场工作，过着一种原始的、半诗意的生活。他在给他父亲——一个多少有点潇洒的拉比——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生活，正是这些信使他的弟弟们激动起来。他们不久就离开白俄罗斯来到了加拿大，同行的还有一个女朋友，哈里·罗森塔尔后来娶了她。

在这个乌托邦式的农场中，乌托邦主义最终酿成了低效率和乏味的生活。离开这个农场后，罗森塔尔成了哈得孙海滨地区的毛皮捕猎者和毛皮商人。在他干过的所有事情中，他最喜欢这一行。他滑着雪橇，带着猎狗，四处转悠，愉快地吸着新鲜空气，充满了自由感。他希望他的儿子，1922年在安大略苏圣马里出生的亚伯拉罕·迈克尔·罗森塔尔将来也从事户外工作，也许是当个护林员，他认为这是最高的向往。但还没有等到他的儿子长到能工作的时候，全家就迁出了加拿大。当时经济大萧条，毛皮生意也不景气。在加拿大边界走了几个来回后，哈里·罗森塔尔把他的家庭永久定居在了布朗克斯，干起了住宅油漆工的工作。他以前偶尔也干过这种活，却不喜欢。他现在甚至更不喜欢了，他开始讨厌纽约，希望重新回到加拿大广袤的土地上，享受自由的农村生活。一天在刷油漆时，他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受了重伤，不久就去世了。

阿贝·罗森塔尔在布朗克斯上了小学和中学。他的父亲死后一年，他的一个姐姐死于肺炎；后来年轻的罗森塔尔在城市学院上学时，他的二姐因为误诊而死于癌症；第三个姐姐在产后离开了医院，也死掉了；几年后，第四个姐姐又死于癌症。阿贝·罗森塔尔还记得自离开加拿大后他住过的每一个住处的地址，还记得家里的钱越来越少，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住的房子也就越来越小。

在纽约城市学院，罗森塔尔为校园报纸工作。他没有打算当记者，头脑里没有任何确切的想法，但他在这个报纸里干得很好。有一个为《先驱论坛报》做纽约城市学院通讯员的学生应征入伍后，罗森塔尔接手了这份工作。由于征兵，为大都市报纸干这些校园通讯员工作的学生轮换得很快，但罗森塔尔由于疾病不适合当兵，所以未受影响。在《纽约时报》的通讯员又离开后，罗森塔尔又辞掉了《先驱论坛报》的工作，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因为《纽约时报》给的工资多一点——一周12美元。194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罗森塔尔怀着紧张而敬畏的心情第一次来到《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他走过走道，坐在后边的一个空桌子旁，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些涉及校园活动的笔记。但他非常呆板，竟不知道如何开始使用打字机。他只是直直地坐在那里，眼睛看着大房间里所有的人，他们看起来是专心致志的和陌生的。忽然间，他身后传来一个陌生人温和的声音，一个戴眼镜的瘦高的和蔼的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阿贝·罗森塔尔。”

“你现在做什么？”这个人亲切地问。

“我是城市学院的通讯员。”

“你需要打印纸吗？”

“是的。”

“你知道从哪儿能找到打印纸吗？”

“不知道。”

“纸就在那边的那个箱子里。”这个人说，然后走过过道，抓起一叠打印纸，放在了罗森塔尔的桌子上。

“你知道如何打出一篇报道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这个人向罗森塔尔说明名字应该排在左上角，并且要用一个词概括报道的主题。

“你知道在完成了你的报道后要做什么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你把它交给站在那边的送稿生。”

罗森塔尔点点头。

“顺便说一声，”这个人说，“我叫迈耶·伯格。”

“谢谢你，伯格先生。”

“叫我迈耶好了。”这个人说。

像其他希望有一天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校园通讯员、送稿生和职员的做法一样，阿贝·罗森塔尔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去参加教会事务，这样他就能为《纽约时报》星期天版写一篇关于布道的简要叙述。有时罗森塔尔和大约其他八个人的这些报道会以精练的规劝和说教占《纽约时报》的半版还多，但除了那些进行说教的布道者和年轻的渴望报道说教的记者之外，这些东西是很少有人读的。这些报道每一篇的长度很少超过五六段。尽管这些报道从来不署名，但《纽约时报》的宗教新闻编辑知道作者是谁。宗教新闻编辑分派任务，并且提醒记者们注意在教会报道中可能显示出来的不虔诚的迹象。

许多后来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男士和女士，起初都是靠采访星期天的布道而得以见报的。他们的每篇报道收入是三美元，这笔钱里还包括从教会来回的交通费，以及对教会慈善募捐的表示——传统的做法是把25美分放进第一次募捐的盘子里，以避开第二次。

尽管能胜任对星期天布道的采访只是《纽约时报》有抱负的人所面临的众多初步检验的一个，本身不像为“时报的主题”写一篇文章或一篇编辑部短文——分别收入25美元和15美元——那么有独特的意义，但不胜任对布道的采访却后果严重。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能可靠地采访一次教会布道，那么编辑们就认为，他也许不能可靠地采访任何事情——有时确实是这么回事。错误拼写了一个牧师的名字，布道的话引用的不对或者错误解释了启示，都是不可挽回的罪恶。《纽约时报》有一个送稿生，希望采访一次布道，但又不想参加教会事务，因为这样就用不着捐款了。于是他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教会，走到教堂边上的牧师住所的门前，打算事先向牧师打听一下布道的内容。但他拉响的铃不是门铃，而是火警铃。铃声突然响起，扰乱了主日学校的一个班的课，孩子们都跑到了大街上。这招致了牧师的抗议，使得《纽约时报》的这个年轻人倒了大霉。

罗森塔尔的报道决不会引起这样的愤怒。他勤奋又谨慎，决心不让任何事故阻碍他走向记者队伍的步伐。罗森塔尔在写了几篇优秀的关于城市学院校园生活的文章和几十篇无可挑剔的关于布道的报道后，看到自己作为通讯员第一年写的东西很少被文字编辑修改，于是有一天鼓起勇气来找城市版主任，问问自己晋升为记者的事情。罗森塔尔之所以敢去问，是因为他知道一个过去曾是哥伦比亚大学通讯员的姑娘现在有了一张记者证，这是在她的挎包掉在地板上散落开来时被他偶然发现的。由于看到了她的记者证，罗森塔尔的竞争精神被激发起来。他静静地坐在他的桌旁，注意着城市版主任的每一个动作，等着合适的机会去接近他，既胆怯又兴奋。后来，当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站起来穿衣服准备离开新闻编辑部时，罗森塔尔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走道来到约瑟夫跟前，不加犹豫地提出：我什么时候会得到提拔？戴维·约瑟夫的反应既不震惊，也不抱有很大兴趣，好像这个问题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理由耽误他回家吃饭。“你想成为职员，”约瑟夫漫不经心地说，“好的，你成为职员了。”接着约瑟夫扣好他的大衣，转身离开了房间，留下罗森塔尔傻呆呆地站在那里，惊喜而怀疑地说不出话来。

21岁，成了《纽约时报》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学。他还差四个学分就能申请学位了，但他觉得现在已经和《纽约时报》完全结成一体了，以致他和城市学院的关系似乎成了一种干扰。几年后，罗森塔尔成为《纽约时报》最出色的年轻人，他被城市学院列为杰出校友，一位院长请他给学生们讲演。罗森塔尔解释说他还没能够毕业呢！这位院长说，如果罗森塔尔提交一篇论文的话，是能给他安排学位的。但罗森塔尔没有时间写论文，正忙于采访联合国的日常新闻，最终这位院长要罗森塔尔提交他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罗森塔尔照办了，提交了他在《科利耶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联合国的文章，以此获得了学位。

在这段时间，1950年，罗森塔尔发自联合国的署名文章定期出现在头版上。他是从1946年开始报道联合国活动的，当时特纳·卡特利奇想看到对联合国的一个代表在纽约市生活的特写报道，向城市版主任表达了这种想法，罗森塔尔承担了这项任务。特写对象是苏联的安德烈·葛罗米柯。于是罗森塔尔一整天都跟着葛罗米柯，乘坐出租车跟在葛罗米柯的豪华车后面，不管到哪里都跟着。幸运的是，葛罗米柯似乎没有意识到罗森塔尔在跟着他——在这天下午进行观光，绕着曼哈顿的大部分街区转。罗森塔尔在一辆出租车里追随着他，记下了全部旅程，观察葛罗米柯在哪里停下他的豪华车，纽约的哪些地方吸引了他。罗森塔尔的报道，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叙述性报道，卡特利奇对此感到很高兴。它在《纽约时报》上占了很大版面，并配有伯恩斯坦安排的一张地图，确切地显示出葛罗米柯到哪里旅行过。这篇文章使得罗森塔尔进入了《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办事处。

当时，1946年初，联合国的会场设在布朗克斯的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校园的临时场所，离罗森塔尔和他母亲居住的地方只有一站地铁。这是一个理想的任务——《纽约时报》给了联合国的日常活动几乎是无限的版面，意味着专题文章和照片像新闻报道和文稿一样都能充分发表。罗森塔尔还幸运地碰上了自由的、不拘礼节的威廉·H.劳伦斯担任分社社长。劳伦斯允许罗森塔尔进行许多重要报道，还可以写关于这个千奇百怪的布朗克斯场面——如飘扬的旗帜、布鲁克斯服装、宽大的共产党人的裤子、印度的丝制莎丽等等——的主观印象文章。联合国的成员先在布朗克斯校园，后来在长岛的成功湖，似乎比后来更团结。联合国后来于1951年迁到了它现在的总部，曼哈顿东河边上的玻璃摩天大楼和光亮的综合楼。这座摩天大楼把垂直状态带给了联合国，把它分成了上千个小房间，把世界各地的为求团结而来到纽约的人分割开来。但在曼哈顿的这些建筑起用之前，在布朗克斯和长岛，联合国是水平状地分散在几个较小的建筑里。代表们、他们的助手们和记者们都不得不走很多路才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道路上、大街上和台阶上，都会有更多的交际和碰面。在罗森塔尔看来，联合国似乎是一个自然而欢乐的地方。1946年安理会甚至在布朗克斯的一个体育馆里举行了一些会议。在这些日子里《纽约时报》的分社就安置在女子发廊里。正是在那里，罗森塔尔第一次碰到了詹姆斯·赖斯顿。

罗森塔尔当时24岁，而赖斯顿37岁，是报社最受尊敬的和令人妒忌的一员。在罗森塔尔看来，赖斯顿似乎已经有了一切——成就、名望，而且身体健康；他迈着一个胜利者的步子走路，趾高气扬。他的面色很好，甚至连牙齿也很好，一头黑发。他上大学时曾是运动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健壮体形，一度曾是赢得高分的高尔夫球手。据说，上一年，即1945年，赖斯顿说服了有影响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去游说共和党，使其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当年，赖斯顿在采访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时名声显赫起来，1944年他因报道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指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利在望，为协调战后国际关系，苏美英三国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会议。由于三国在是否邀请中国参会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会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苏美英三国参加，就战后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基本达成了协议，但安理会否决权和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没有一致意见。第二阶段，中美英三国参加，对联合国组织问题做进一步讨论。]而第一次荣获普利策奖，正是这次会议为联合国做了奠基。在乔治城会议——美国、英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参加了——之前，赖斯顿悄悄地得到了同盟国各国的意见书，在会议期间他可以翻阅他的档案，有根据地写写秘密的会议。不仅赖斯顿的记者对手被他的系列独家新闻所惊奇，而且许多外交官也感到惊愕。苏联人怀疑是美国人把消息透露给了赖斯顿，而美国人则认为他是从英国大使馆的一个朋友那里获得了资料。在给英国发出了一封提醒信后，在联邦调查局着手调查这件事后，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拒绝会见赖斯顿，尽管他们两人是朋友，英国人也的确没有透露任何东西给他。哈利法克斯勋爵给赖斯顿解释说：“我不想以失去美国国务卿的友谊为代价来保持我们的友谊。”赖斯顿的线人实际上是在中国代表团里。中国代表团不满意这次会议上的政治安排，因此愿意和《纽约时报》合作。这证实了赖斯顿给记者们的一个教导：“你们应该去找那些不高兴的家伙。”

罗森塔尔用了八年时间采访联合国的活动。他写了几百篇关于重大问题和争论、权力集团和投票、退席和修好的文章；他写了特里格维·李和葛罗米柯，安东尼·艾登和伯纳德·巴鲁克，联合国的盛大庆典和“小人物”——站在旁边的为发言稿润色的随员，懂得各个民族发式的理发师；他还写了他特别赞颂的一位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爵士。后来有一天贝内加尔爵士在回答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时对他撒了谎。这种谎言是世界上每一个高级外交官在此时或彼时无疑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说出来的。但对于年轻的罗森塔尔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幻灭的体验——杰出的有教养的贝内加尔爵士像布朗克斯的政治走卒一样撒谎。罗森塔尔痛苦地来找他，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这位印度代表的确很遗憾，多少受到触动，极力辩解说：“可是，阿贝，我是为了祖国的最大利益才对你撒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