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特纳·卡特利奇去了苏联。这是一次既能拿到独家新闻，又能名正言顺离开办公室的旅行。他事先根本没有想到尼古拉·赫鲁晓夫会给他一次专访机会。苏联正在发动它所谓的和平攻势，最近打出的一个标题是“莫斯科的晚会是党的新路线”。所以卡特利奇本能地做出反应，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给朱可夫、莫洛托夫、葛罗米柯等人发了海底电报，并在4月28日晚从纽约乘坐飞机去哥本哈根，然后转乘一架苏联飞机，第二天降落在莫斯科。他在机场受到了《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威廉·乔登的迎接。乔登告诉他，今天有一个盛大的接待活动，是日本大使为庆祝天皇生日而安排的，在莫斯科的一个宾馆里举行。所以他们就去了，在那里卡特利奇见到了赫鲁晓夫。

在一个大而拥挤的房间里，卡特利奇看见了赫鲁晓夫。他是一个善良快活、笑容可掬、胖得像猪似的人，被日本外交官和记者团团围着。卡特利奇还注意到在房间的另一端有个粗壮的人物，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他站在长桌旁，桌子上是脏盘子、空的和翻倒的瓶子、用过的杯子以及在宴会上被弄皱的桌布。布尔加宁也被一些人围着，但人群比赫鲁晓夫的小一些。布尔加宁微笑着，向日本人鞠躬。卡特利奇认为，他的举止和一个在肯塔基德比赛马会后举行的聚会上的肯塔基上校[注：肯塔基上校（Kentucky colonel），指肯塔基州政府颁发给为该州做出贡献的个人的荣誉称号。]没有什么不同。分社社长乔登，会说俄语和一点儿日语，领着他走向布尔加宁的圈子，并做了介绍。布尔加宁鞠个躬，伸出手，欢迎卡特利奇来到苏联。说了一番幽默轻松的话后，布尔加宁提议祝酒，他转身取了一个瓶子，但酒已经喝光了，一位助手又拿着一瓶伏特加跑过来，布尔加宁和卡特利奇举起杯子互祝幸福和健康。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出现了，步子轻快，脸色红润，布尔加宁把他介绍给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又祝了一次酒。此时他没有提出采访的请求，但这是一个好兆头，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就更好了。在一次聚会上，一位苏联官员向卡特利奇敬酒说：“祝《纽约时报》一切都好，”并且说：“当然，我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和你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是很不相同的。但这就是差别。”

在观看了五一节游行和到基辅和列宁格勒做了走马观花的旅行之后，卡特利奇得到通知，他的采访要求已经被赫鲁晓夫接受。赫鲁晓夫要卡特利奇在5月10日星期五下午去克里姆林宫。采访前的夜里卡特利奇早早就上床了。他已经有了一个问题清单，这是他在纽约的索尔兹伯里、丹尼尔和莫斯科的乔登的帮助下准备好的。第二天，在苏联外交部一位新闻官的陪同下，卡特利奇在指定的时间和乔登一起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当他们被领进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时，赫鲁晓夫从他的桌子后面跳了起来，伸出他短粗的小手，引导卡特利奇走到一张长木桌旁，请卡特利奇坐在一张挨着他的椅子上。

卡特利奇通过一个坐在桌头的翻译说，他来苏联不是要争议什么事情，而是要了解赫鲁晓夫的观点，然后把它们传达给《纽约时报》的读者。卡特利奇解释说，他负责《纽约时报》的“事实的”方面，和“编辑的”方面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区别是赫鲁晓夫不能理解的，他多少暗示这对于经营一家报纸来说无异于发疯。他对卡特利奇提出按问题进行采访。这次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洋溢着对美国友好的口气，和平共处的希望，并且提到了苏联的力量。这次采访再次证明了赫鲁晓夫已经表明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卡特利奇通过《纽约时报》直接把反斯大林主义的信息传递给华尔街的资本家和华盛顿的政治家。

随着采访继续下去，赫鲁晓夫似乎兴奋了起来，自由地做手势，滔滔不绝地回答问题。卡特利奇在等着翻译时，陷入了深思：卡特利奇极力提醒自己注意这个场合的重要性，让自己记住，他现在坐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面前是这架机器的总工程师，一个能对维护和平或毁灭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小个子。在理智上卡特利奇能使自己相信这一点。他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但他根本感觉不到它。也许是因为距离的缺失。这个与共产主义一号人物面对面的会面没有给想象的自由发挥、新闻阐释、电视幻觉——那一系列能够制造恐怖游戏的信息装置和策略留下任何空间，而这些装置和策略确实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岁月造成了举国上下的猜疑；确实在核弹危机时将乐观主义者全部赶进了防核尘掩体，将他人赶出了城市；确实在伊斯特兰听证会时撼动了《纽约时报》自身的平衡。在克里姆林宫，卡特利奇能听得见赫鲁晓夫的呼吸，看得见他的蓝眼睛、红脸庞和粗脖子以及劳动者的双手，并且知道，如果换上合适的打扮，将那个周六下午的场景安插在某个密西西比小镇的法院广场，赫鲁晓夫也并不会显得离奇——在这里，卡特利奇一直听说的共产主义威胁的险恶的幽灵并没有使他感到警觉，卡特利奇没有以任何方式被吸引住，感到平静或被打动。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已经碰到了情感的死亡地。几个月后，他还在极力分析这种反应缺失的现象。

采访结束后，赫鲁晓夫站起来，又和卡特利奇握手，表示祝愿。赫鲁晓夫说，他喜欢继续采访，但现在他不得不出去会见蒙古代表团。他提到了访问美国的可能性，但又笑着说，作为一个旅游者他不印下指纹就不能去美国，他不喜欢这样。卡特利奇迅速抽出他的国防部认证卡，展示卡背面他的指纹，解释说在美国没有人会对为这些文件印上指纹而生气。

“那么你一定是个罪犯了。”赫鲁晓夫笑着说。然后赫鲁晓夫和卡特利奇、乔登以及苏联新闻助手一起穿过外办公室进入走廊，在那里赫鲁晓夫与他们道别，摘掉他的小帽子示意，摇摇晃晃地走了，说：“去见蒙古人。”

卡特利奇在回纽约的路上访问了《纽约时报》的其他分社，他很快和他自己政权的现实重新合为一体。《纽约时报》的记者，一个老朋友，提醒卡特利奇兑现他许诺过的大幅度地涨薪一事。卡特利奇说他没有忘记这事。但这位记者也许怀疑要等很长时间他才会再得到主编的全方位重视，所以迫切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在和卡特利奇喝了一阵子酒后，谈话开始直接涉及个人问题。这位记者指责老朋友卡特利奇使他非常失望，抛弃了他。接着一件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也许是由卡特利奇的旅途疲劳或者酒精或者其他难以解释的因素促成的，卡特利奇的眼里流出了眼泪，突然释放出掺杂着诚实和敌意的公开的情感，承认他在纽约感觉到的挫折。卡特利奇说，提高工资没有兑现的理由是预算被业主办公室冻结了。看起来这既不是苏兹贝格的决定，也不是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决定。德赖富斯44岁，已经成了纽约时报公司的总裁。苏兹贝格仍然是业主，但他在这一年感觉不很好，出现一些反复性中风的征兆。在65岁时，他决定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他的女婿和继承人。

《纽约时报》仍然每年都营利——实际上自奥克斯买下它以来，公司每年都有赢余。但报纸生产日益攀升的成本和1957年的经济衰退，已经减少了《纽约时报》的利润。自苏兹贝格家族遵循奥克斯的政策——把大部分利润重新投入经营以来，利润从来都不像外人普遍认为的那样多。在报社内部有一个关于经营的笑话，说所挣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来自出版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而是来自奥克斯于1926年在加拿大买下的一家造纸厂42%的红利——生产没有字的纸张比有字的报纸更赚钱。多伦多的云杉瀑布电力和纸张有限公司供应着《纽约时报》的三分之二的纸张，在最近几年已经占了《纽约时报》公司总利润的53%。公司的其他收入主要来自广告，但在1957年这种收入减少了，主要是因为经济衰退，衰退使得来自招聘广告的收入损失了24%。1956年和1957年间，利润减少了62.4245万美元，这意味着《纽约时报》的税后纯收入只有146.281万美元——《纽约时报》的海外记者们认为这个数字不是不涨工资的理由，但卡特利奇对此无权做任何事情。

尽管卡特利奇和德赖富斯的关系是热情友好的，但这种关系同赖斯顿或《纽约时报》副总裁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和德赖富斯的友谊是无法比的。布拉德福德是一个瘦削的、过分细长的新英格兰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公理会牧师，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前情报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男人，娶了卡罗尔·沃伯格·罗斯柴尔德为妻。当布拉德福德给14层的其他管理者讲话时，他似乎知道在大楼里正发生的一切，似乎手里握有最微不足道的事实，德赖富斯很高兴他的职员里有这样的人。

卡特利奇的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被叫作“庞奇”——关系很好，但庞奇·苏兹贝格没有什么权力，即便他有能力、有前景的话，他目前来说把它严实地掩盖了起来。他在办公室里有花花公子的名声，德赖富斯经常抱怨说，庞奇甚至根本不读《纽约时报》。31岁时，庞奇有了财务助理的头衔，但新闻编辑部里谁也不清楚他做什么。他们只知道他在上学时表现不好，加入过海军陆战队，结过婚，又离婚了。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经常在开完新闻会议后的傍晚躲在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里，那时卡特利奇正在为他的《纽约时报》的一些心腹好友调酒。

但卡特利奇本人现在似乎不知做什么才好，他频繁地离开办公室，以致许多职员猜测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这个部门——但这种猜测在1957年稍后就需要调整了，当时卡特利奇把克利夫顿·丹尼尔提拔到主编助理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丹尼尔能够仔细观察伯恩斯坦的日常工作和职权。

卡特利奇从苏联回来后，又到洛杉矶参加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大会。这是一次幸运的旅行。大会上，一个编辑把卡特利奇介绍给一位来自新奥尔良面貌姣好的黑发女人，她对卡特利奇很有吸引力。他回到纽约后看起来容光焕发，又像很久以前那样有信心了。

他的工作计划上的一项内容是雇用一个新的美食编辑。占据这个位置多年的女人刚刚辞职，因她丈夫的生意需要迁出了纽约。一天卡特利奇见到了申请她的职位的人，竟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点羞涩的爱脸红的人，有着一个圆圆的笑眯眯的脸庞，粉红色的面颊。他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后介绍自己是克雷格·克莱本。

卡特利奇从没有过让一个男人任美食编辑的念头，因为除了要转转餐馆并且非常熟悉写作餐馆的事情之外，重要的是，《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还得善于烹调，收集食谱，并且要在和九层的女性新闻部的女记者们共同工作时感到舒服。

“你在哪里上过学，孩子？”克莱本坐下后，卡特利奇开始间。

“密西西比州，先生。”克莱本说。

卡特利奇赞许地点点头，接着问道：“你在那儿的什么地方生活？”

“波列凯特巷。”克莱本说，并且提到了校园里的几排破败的学生住处。

卡特利奇笑了。

“我也在那里住过。”

当卡特利奇问克莱本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胜任《纽约时报》的这个工作时，克莱本说他能。他说自己离开密西西比州后，在密苏里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学位；1953年，他从海军退役后，又到洛桑的瑞士酒店协会进修，这是美食家们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烹饪学校——尽管克莱本的确承认《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工作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这不是哪个烹饪学校能使他完全适应的工作。他还说，他听说马克尔先生已经想过让别的人承担这项工作。

卡特利奇气得脸色发青。

“在这里是我来决定雇用谁，孩子。”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平静下来，卡特利奇要克莱本多谈谈自己。克雷格·克莱本随着卡特利奇的放松而放松下来，开始讲了他个人生活的一些事情，但不是很多，因为有些事情使他不那么轻松，甚至不自在，但他通常能把这些情感掩饰在他笑容可掬的面孔背后。

克莱本的母亲在密西西比州的城镇印第安诺拉经营着一家供给膳食的寄宿宿舍，她是一个出色的厨师，几年前在《自由》（Liberty）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她的烹饪技术的文章。甚至在克莱本从洛桑的学校回家后，他仍旧使用母亲曾给他手抄下来的烹饪书。克莱本的母亲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叫玛丽·凯瑟琳·克雷格，年轻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南方美女。尽管她的家庭兴旺，但在她的亲属中，在他们的一些朋友中总是存在着近似于酗酒的问题。所以，她决不允许她的家里有威士忌，除非是在圣诞节，那时她会做一些掺有波旁威士忌的浓厚的蛋奶酒，但她从来不会把波旁威士忌浇到水果蛋糕上。克雷格·克莱本记得，为了得到波旁威士忌，她的母亲会把钱交给一位寄宿者，让他从酿私酒者那里弄来一瓶。像许多善良的密西西比人一样，她宽恕酿私酒的行为，但厌恶威士忌。

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5岁的人，她总是称他为克莱本先生。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个贸易会计师，如果做牧师的话或许会更好。他从未错过星期天上午的循道宗教会事务，或者星期三晚上的祈祷会。在少年时代，他和克莱本家族的其他虔诚的信教成员一起跨过田纳西的边界去参加帐篷会议，他就是在田纳西的边界上出生的。他有一个姐姐在中国做传教士，并且认识童年时的亨利·鲁斯。直到她去世的日子，她一直以为鲁斯是《麦考尔》[注：《麦考尔》（McCall’s），美国女性月刊杂志，1949年至1962年，曾任第一夫人的埃莉诺·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在该杂志撰写专栏“如果你问我”。]的创办者和主编。

克莱本先生赚钱无方，这是他庞大的布局零乱的白色房子最终不得不变成寄宿宿舍的主要原因。但他似乎注意不到寄宿者，而且他也没有被他们的习惯所分心或影响。他读他的《圣经》，每天早晨挤牛奶、喂鸡、种植供餐桌上用的蔬菜。他从来不喝比可口可乐更刺激的饮品，他把可口可乐叫作“药剂”。人们只有一次听到他说过“该死”，那是在他开的轻便小货车同另一辆汽车相碰撞之时。尽管寄宿者经常极力引诱他在星期天下午玩牌，但他总是微微一笑，摇摇头。后来一个星期天，有人打开门到他楼上的卧室，发现他在那里玩单人纸牌。

年轻的克雷格·克莱本所有的性知识都是从黑人护士那里学来的。他的母亲在不做饭或不清理房间时，通常是玩桥牌。在印第安诺拉高级中学，他羞涩而且不活跃，足球教练——也是数学教师——当着全班的面叫他“娘娘腔”，直至现在克雷格·克莱本也算不好算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海军，后来在朝鲜战争期间又再次入伍，他在这种漂泊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种绝妙的方法，来逃避他在被母亲统治的家里所感受到的窒息感。他有时尊敬母亲，有时又鄙视母亲，他最终会和母亲对抗，并且超越母亲。

他能确切地记得他开始爱好烹饪的那个时刻。那是在1949年，当时他是在海上，是法兰西之岛号的乘客，准备第一次去巴黎。吃饭时，他看到了浇上白葡萄酒和蘑菇汁的肉排。正如他后来对一个朋友描述的，这有点像有了宗教信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味觉的萌动。

以前他也经常自己做饭，但现在他把烹饪神圣化为一种艺术。他开始考虑干一种能多少把烹饪和写作结合起来的职业，并以此谋生。正是带着这种想法，1953年他去了洛桑，毕业时他在一个60人的班里排名第八。定居在纽约后，他试图在《美食家》（Gourmet）杂志找一份工作。起初那里没有什么机会，他干了一份当酒吧间招待的临时工作，同时继续向《美食家》求职，直到有了一个当接待员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个工作，最终上升到编辑岗位。这时他碰到了一个在《纽约时报》当美食编辑的女人，在从洛桑回来后不久的一天他给她打电话，提议她写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你想不想采访一个年轻的密西西比人，他刚从世界上最好的烹饪学校毕业？”她写了这篇报道，两人成了朋友，因此他提前知道了她在1957年辞职的计划。在她的建议下，他到《纽约时报》求职了。一天早晨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去了特纳·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对克莱本来说，这正是申请的极好时机。卡特利奇很长时间没有做过容易单纯的决定了，一个来自密西西比的年轻人的出现，想成为美食编辑，满足了卡特利奇的想象。当克莱本提到马克尔想让别人干这个工作时，就胜券在握了——“在这里是我来决定雇用谁，孩子”——克莱本被雇用了。

卡特利奇不后悔这个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克雷格·克莱本成了报社最知名的编辑，也可能是纽约餐馆最害怕的顾客。他前任的报道眼光，更多地反映的是逛市场的人和家庭主妇的观点，而不是批评家的观点。和他的前任不同，克莱本强调的是对餐馆的评论。他开始一天三餐均在外食，包括早餐，并开始在《纽约时报》上公布餐馆评分制度——四星级代表优秀，没有星级代表反胃。很快，几十家餐馆的领班都防备着他的来访。一些人从秘密的渠道得到了他的小照片，把它摆在收款机后或厨房里。但即使有一张照片，也不容易把克莱本从人群中挑选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面部特征，既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他也从不用他自己的名字订座，要么是不期而至，要么是用他客人的名字。他喜欢和至少另外一个人，有时是两三个人一起吃饭，这使得他能够品尝广泛多样的菜。他经常安排他桌子上的每一个人点一种不同的菜，他每一盘都尝一点儿。他从不吃完一整盘，目的是保持理想体重。每天早晨在离开他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或他在东汉普敦的家之前，他会称称体重，通常准确标出是150磅，每天晚上160磅。在一天里，他根据他吃的东西能说出他在某一时刻的体重是多少。他还能指出，这些食物将对他的肤色（有时在他执行任务时会长出皮疹）和消化系统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很少消化不良，但他总是在他的口袋里，在一个黑色的小搪瓷盒里装上几粒消化药。迄今为止，他从没有中过毒。

如果他第一次光顾的餐馆的饭菜特别好或特别差，在写评论之前，他很可能再回头吃一次，以便确定餐馆老板上一次是不是侥幸过关或不幸失误。在考察食物时，克莱本也很注意餐馆的装饰，餐桌的安排和音响（他讨厌氛围音乐），侍者的效率，他们清理盘碟的速度和他们的形象。有些餐馆把克莱本看作是灾星：只要他一出现，就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空调会不灵了，或者盘子会掉在地板上摔碎，或者喝醉的顾客和粗鲁的侍者会因为餐馆拒收信用卡而突然发生争吵。克莱本本人就曾被面包圈砸在头上和肩上，手上的银餐具被撞掉过，身上被溅上过冰水和热汤。他顺从且幽默地接受这一切——同时该餐馆的星级会下降。甚至在他强咽下一口难以咽下的菜时，他也极力压抑住自己的反应，但生气的样子偶尔使他的面色显得难看，正如他对他的客人温和地抱怨说：“这荷兰酸辣酱里掺进了人造黄油。”

他喜爱的餐馆（四星级）是两家法国餐馆——青蛙和快帆船，那里的价格没有因为他不菲的开销而受到他的批评。然而，即使当他对一家餐馆不高兴时，他也不像《纽约时报》的戏剧和电影批评家那样对其进行伤害。克莱本惩罚一个在其他方面值得称赞的纽约餐馆，至多是说“餐桌太密集而不舒服，最近的一瓶酒口感太不好，餐馆的通风还有待改进”（一星级）；或者在评论华盛顿特区他去过的一家餐馆的情况时，他赞美老板“热情洋溢的微笑”，然后写道：“装饰是笨拙的、现代的，有着流星般的树枝形的装饰灯架和稀疏覆盖的墙壁，烹调的质量不均衡，羔羊肉烤得非常好，但龙须菜却因烹调过头而没有味道了，事先准备的橘皮鸭很普通”（无星级）。除了写他的评论和特写报道，克莱本还编辑菜谱，并且在办公室里和报社的一个家政学家和候补餐馆批评家对食物进行检验，这个家政学家自认是“不景气领域里的克雷格·克莱本”。克莱本还找时间编了一些烹饪书，其中一本《〈纽约时报〉烹饪大全》（The New York Times Cookbook）销售了20万册。但他对于自己的成就极其谦虚，把大部分功劳归功于自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并且很少碰到其他行家的竞争——他评论自己的名气时说：“不是说我在我的职业上是最厉害的，但也许可以说我是唯一一个。”

特纳·卡特利奇想把《纽约时报》编辑得更紧凑，成为一种比电视报道得更充分、解释得更清晰并能快速阅读的报纸。他的这一愿望如果离开了西奥多·伯恩斯坦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如果卡特利奇允许伯恩斯坦为达到所希望的这些目标而拥有必要的自由的话，伯恩斯坦早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个习惯于不受挑战地工作的，且仍然独立的负责人——星期天版主任莱斯特·马克尔——的不愉快。

在卡特利奇任命伯恩斯坦担任主编助理后不久，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伯恩斯坦开始在他的内部期刊《胜利者与罪恶者》上不仅评价日常版人员的工作，也评价马克尔的星期天版的事务。马克尔并不欣赏这种做法。如果要对星期天版做出评判的话，马克尔会自已来。

在马克尔那里，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个法权问题，尽管这也是一个因素。马克尔对办公大楼三层的整个新的思维倾向感到不舒服了：提倡解释性的报道（这早就是马克尔的“一周评论”栏目的专利了）；引入日常的“背景”特写，如“新闻人”侧面、新闻分析、深度文章（这是星期天《时报杂志》和“评论”的职能）。伯恩斯坦对于写作和文字编辑有各种各样的严谨而细心的规则，这些规则也许适用于平日版的人员，但却不适合马克尔想管理的星期天版部。伯恩斯坦一个受到马克尔怀疑的原则是，为了清晰和便于理解起见，《纽约时报》上的一个句子一般只应包含一个意思。当这个建议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提出后，马克尔口授了一个备忘录：

伯恩斯坦先生：

我抱着很大兴趣读了你关于短句子的这期特刊——

或者按你的要求，最好说——我已经读了你的这一期《胜利者与罪恶者》。它是一期特刊。我对它感兴趣。没有句号。”

马克尔当时用一个叫作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的温文有礼而又严格的作家负责他的《时报杂志》的工作。米尔斯坦令人目眩的风格明显是同伯恩斯坦的几乎所有原则都相矛盾。伯恩斯坦喜欢短短的导语，而米尔斯坦偏写长长的导语；伯恩斯坦强调简练性，而米尔斯坦却体现了复杂性；伯恩斯坦想要一句话表达一个意思，米尔斯坦却给一句话塞进了多重意思。差不多每一周，莱斯特·马克尔都会在《时报杂志》或戏剧栏目发表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的一篇文章，不仅强调作者的个性，而且也强调星期天版不同的编辑标准。米尔斯坦的一个典型的导语是这样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