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业的原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2500年前，剧院大约要用一个世纪树立剧作家的形象，使他有的地方纯化，有的地方暗淡，使他像一大块斯提尔顿干酪那样默默地成熟起来，而现在电视却废除了所有这些浪费的动作，在十年里轻快地包装了戏剧家的比赛，甚至赋予他们很容易鉴别出来的等级标志。

或者：

发展最完备、最令人满足的追踪文化潮流的形式之一（在身份阶梯上提高位置，在接受度上降低底线，就像他们对庸俗之辈所喊叫的一样）是参加一场艺术表演的首场演出或出售画作的展出，这与其原有的功能大相径庭，就像阑尾一样，几乎是退化的。

莱斯特·马克尔自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编辑之一；或者说，既然《纽约客》的哈罗德·罗斯已经去世了，他也许是唯一伟大的编辑。马克尔是在《纽约时报》加速增长的高峰期之前加入《纽约时报》的，随着报纸的扩张，他也扩大了他的星期天版，这两种力量都乘上了增长着的美国经济的东风。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产生一个更大的、更有教养的、更热心的、更辉煌的、更贪婪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来读报的话，会发现《纽约时报》特别是星期天版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对星期天版的偏爱归因于几个因素，其中一些和马克尔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例如，门罗·格林领导下的咄咄逼人的广告人大军带来的巨大的广告量，使人们读起广告来就像读新闻一样有兴趣：汽车、貂皮大衣、摩托艇、供购买的住房、供出租的公寓、供雇用的秘书、邦威的服装、伯格道夫的服装、金贝尔的服装等广告。不管世界处于什么状况，不管有多少士兵遭到了伏击，不管是谁刚刚被谋杀，也不管谁在骚乱或饿得要死，每年每月的每个星期天，漂亮的服装总是挨着《纽约时报》灰色的新闻栏目跳起舞来。

星期天版之所以兴旺，也是因为报社的发行队伍把它投放到全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里，因为促销人员在广告牌上、小册子里展示它，把它喂给未来的富裕社会；星期天版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在办公大楼三层卡特利奇的保护下，星期天版的要闻提供的新闻，比其他竞争对手的报纸更多——有更多的足球比分，更多的婚约公告，来自世界更多城市的更多来稿。

但真正使星期天版显出独特性的是那些完全由莱斯特·马克尔控制的部分——星期天的《时报杂志》、“一周评论”、“书评”、戏剧栏目、旅游栏目；艺术、电视、音乐、舞蹈的版面；园艺版面、DIY版面，各种各样的关于时尚或家具或儿童书籍或高保真录音机的版面。马克尔为这些栏目提供许多观念，写标题，审查照片编排，阅读他的人员或撰稿人写的每一句话；在付排之前编辑每一行字。马克尔是一个不屈不挠、精力充沛的人，使他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感到可怕。然而，如果一个人以前没有见过他，或者没有意识到他的名声的话，马克尔看起来是一个不引人注目、平淡无奇的人。他有一个棱角分明的脸盘，显示不出任何特别的活力，波浪式的灰发从高高的前额整齐地向后梳理下来，钢边眼镜背后是柔和的、胆怯探询的眼神。他的声音不很有力，实际上他通常说话时，声音是尖细的、有波动的、恳求似的。但由于马克尔在办公室里很少正常地说话，一个陌生人在剧院的走廊里或在鸡尾酒会上听到的马克尔的声音，就不是《纽约时报》星期天版部的雇员所熟悉的声音了。对雇员们来说，马克尔经常是气得尖叫起来。由于他从来不停下来，他总是围着办公室不断走动，不停地督促某件事或某个人，或者对他听到的一段话皱眉头，或者不满意刚刚读过的一篇文章或刚得到的回答——由于马克尔的身体是被他的情绪所支配的，所以他的职员并不很了解他的样子，而是更清楚他的感受，以及他让他们感受到的感觉。《纽约时报》的许多人都说，星期天版部的气氛非常紧张，以致他们在乘电梯经过八层时都能感觉到。当然，除了在八层工作的人之外，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说法有点夸张。

乘电梯上八层，就进入了星期天版部。先是碰到一个接待员，这是一个快乐的红脸庞的绅士。他的左边有一个门通向星期天“书评”组；右边是一个昏暗的过道，先是经过马克尔办公室的门，然后是两个高级编辑的门——其中一个高级编辑是丹尼尔·施瓦茨，一个总是面带笑容的高个子，另一个是刘易斯·伯格曼，一个内心混乱、敏感的人。在走道的尽头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像整个大楼那样长，有六七十张桌子靠右边排成排，桌子边坐着马克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有的是无所事事，有的是专心致志——打字、阅读、谈话或发呆、写作、改写、编辑、修改。由于《时报杂志》的最晚发稿时间是星期一，“书评”是星期三，戏剧栏目是星期四。“一周评论”是星期六，因此在星期天版部平时的压力是不平衡的：《时报杂志》的人在争分夺秒地发疯似的修改文章或版面，而“一周评论”的人却在房间的另一边无所事事地读报纸，因为他们离最晚发稿时间还早着呢。但马克尔总是处在最晚发稿时间压力之下，要检查每一件事情。当他走进房间时，会很快使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紧张感。他不过是走进来，站在通道上，向四周望一望，就像是一个火热的太阳把毛毛虫们都晒卷起来，人们的大腿都缩进去了，身体也弯曲下来——正如吉尔伯特·米尔斯顿所写道的，就像是一种烈火的考验，一种进地狱的体验。

星期天版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有强大的分析能力，正是他们的情感投入，他们对自身和自己的工作的强烈意识，他们同莱斯持·马克尔的爱憎关系，把星期天版部的工作人员同三层新闻编辑部的更多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工作人员区别开来。“马克尔，”一位星期天版部的雇员说，“像我们犹太父亲般的人，我们都是他的儿子，而他总是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觉得没达到他的标准。”同时，星期天版的雇员与三层的雇员在外表上也不一样。

报社的几乎所有记者和文字编辑都衣着随便，穿平庸无奇的纽扣领衬衫、套装和领带，而星期天版部的雇员似乎在衣服上也与众不同——他们穿令人沮丧的深色毛衣和无折边的黑裤子，色彩鲜艳的衬衫，打黑领结，穿宽松的肘部有补丁的斜纹软呢夹克，从乡村有创造性的鞋匠那里买来的便鞋。所有这一切多少以自己的方式暗示出艺人、思想反叛者、演员、作家的标新立异的气氛，也就是星期天版部人员所采访、关心的整个文化界的气氛。他们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界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写过剧本（哈维·布赖特）、诗歌（哈维·夏皮罗）和小说（赫伯特·米特冈）。有两个已经退出了马克尔队伍的人，曾以马克尔为人物原型写了两本小说。这两本小说不是奉承他的，而且其中一本的确是出于恶意而写的。它的作者是位编辑，因为马克尔解雇了他的男朋友而辞了职。

星期天版部的女人不漂亮，但她们的确比大楼三层的女性更擅长阅读，更有修养，在性格方面更有趣而神经质，并且彼此都不相同。马克尔职员中有一位女人非常独断，据说她对马克尔有点“意思”，因此他很少对她叫嚷。另一个有着樱桃小嘴和剪短发的神秘类型的女人，整天都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阅读——非常安静，非常平静，非常超然——来自20年代的艺术家在咖啡馆的一种拍照姿势。

大楼八层人员的一致意见是，除了个别例外，大楼三层的新闻记者都是缺乏艺术修养的作者，他们缺乏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组织能力和报道深度。其结果，《时报杂志》相当多的定期撰稿人都是外部人，是自由作家和作者，或者是和马克尔有同样见解的、他正在培养友谊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尽管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经常需要星期天版部的人员来帮助写作，但他们的文章还是得以发表。而三层的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记者却根本得不到这样的帮助或重视，这些人难以按马克尔希望的方式来写作，或者说他们不会接受他关于某一主题的观点或方式，要么开始愤恨他，要么干脆拒绝接受他后来指派的任务。

1957年，马克尔为《时报杂志》的一篇长篇文章仅支付300美元，这点钱不值得去忍受他的批评或他再三修改的要求。迈耶·伯格多年来一直拒绝为马克尔写稿。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也是这样。一个叫罗伯特·普拉姆的记者曾接受了一项任务，稿子却五次被退回来进行重写。最终，他也放弃了。他拿一把剪刀把他的文章剪成碎片，装进一个信封里，上面写上“罗伯特·普拉姆的DIY工具包”，送回了马克尔。

马克尔的要求碰到了这样的反应，他感到很失望。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作者会反对改稿。他认为，毕竟这既是为《时报杂志》好，也是为作者本人好。他认为自己的角色是监工，他们都应符合他的标准。在他们开始写文章之前他给他们规定了思路，这个思路确定了主题和包括的要点，如果他们按这个思路去写，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他觉得，他们经常是随心所欲地去写，不理睬他的思路，于是就指责他太严格，太有条理了。他承认，他是讲究系统的，但他认为这是必要的，他不仅在办公室里对他的制版编辑是这样要求的，而且在家里对他的园丁也是这样要求的。对马克尔来说，看到播种不成行是不可容忍的。他经常会因为面包烤得过焦、备忘录放的地方不对、出租车司机开得慢、想打电话而电话占线而生气。他要求他在百老汇开幕式上的座位要排在前面，拒绝排队等着看一部新电影，因此只会去看预演。当玛丽莲·梦露的《让我们相爱吧》（Let's Make Love）的预演没有给任何人预留座位时，20世纪福克斯公司就指派办公室的两个小伙子到派拉蒙影院的前排为他占了两个座位，从下午5点钟一直等到马克尔计划到达的时间晚8点30分。

莱斯特·马克尔的父亲是下东区的一个叫雅各布·马克尔的银行家，是一个习惯于在他所熟悉的世界里被人巴结的、热衷于系统的人。雅各布·马克尔的父亲是一位德国银行家。雅各布在曼哈顿中心的第九十三运河大街建立了马克尔兄弟银行。银行墙上悬挂着他本人的画像，他后仰着坐在那里，考虑那些为贷款而来找他的人的请求。这些人中有许多曾是中欧的犹太人店主和小贩，他们曾打算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大学，或者购买船票把他们的家庭带到美国。

莱斯特·马克尔是雅各布的三个儿子中的长子，出生在第九十五大街上麦迪逊大道的一幢住宅里，但后来雅各布觉得小孩子应该送出城市到“乡下”——也就是布朗克斯——生活。布朗克斯这个自治市在1906年还有许多农场和农民的林地。马克尔一家搬到了那里的莫里斯尼亚区的第一百六十五大街。但布朗克斯当时还处在地产繁荣的早期阶段，正在兴起进城大运动，犹太人也正进入那些曾主要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地区。12岁时，正是在这里，马克尔开始深深体验到其他孩子的反犹主义污辱，有时他们会追赶他，往他身上扔石头。雅各布·马克尔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搬走。他似乎对他儿子的麻烦不敏感，整天都待在他在城里的银行中远离这一切，他也许是把这种状况看作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应受教育的一部分。

莱斯特长大后，不懂得幽默而且羞涩。他上了唐森德·哈里斯高中，非常勤奋，后来上了城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8岁时他开始为布朗克斯的一些小报写文章，他发现记者职业适合他的气质——好奇但又羞怯，他有了接近陌生人并寻找他的问题的答案的借口。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认识了伊菲吉妮·奥克斯，但在1914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想在《纽约时报》社找一份工作。他只有19岁，还需要积累经验。他先从布朗克斯的《家庭新闻》（Home News）开始干起，后来转到《晚间邮报》（Evening Post），最终在《纽约论坛报》得到了一个记者工作，在那里干了九年。在《纽约论坛报》他碰到了加雷特·加勒特，一个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过的编辑，并且熟悉奥克斯。马克尔还结识了富兰克林·P.亚当斯、马克·康奈利、罗伯特·本奇利、乔治·S.考夫曼和许多会继续有发展的人。当亚当斯转到《世界日报》时，他促使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雇用马克尔。马克尔已经在《纽约论坛报》做了各种事情——报道、改写、文字编辑；他干过城市版主任、夜班主任，在27岁时当了主编助理。斯沃普对此印象很深，他给马克尔去信，似乎急于雇用他，后来他问马克尔：“你挣多少钱？”

“一万美元。”马克尔说。

“钱多了一点儿。”斯沃普摇摇头说——就此马克尔反问道：“可你又挣多少钱呢？”

两年后，1923年，阿道夫·奥克斯知道了马克尔，邀请他到大西洋城度周末，这位业主正在那里和他的妻子、女儿还有苏兹贝格休息娱乐。在马克尔来到后不久，奥克斯领着他在木板路上乘坐了两小时的轮椅。他向这个年轻人提了些问题，并且对他做出了评价。他赞赏马克尔关于改进《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许多想法，但奥克斯也多少担心马克尔关于办一个解释一周新闻的专门副刊的计划。奥克斯认为，这会使报纸过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还会重复已经发表过的东西。直到1935年，奥克斯去世前的几个月，马克尔和苏兹贝格才创办了“一周评论”栏目，后来赢得了普利策奖的一个特别奖。

据说马克尔靠创办“评论”栏目实现了他作为一个编辑的全部跨越，这个栏目最终为他提供了新闻解释的合适样式：平日的《纽约时报》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马克尔的评论则告诉读者为什么发生。《时报杂志》也和新闻保持同步，没有新闻依据就不发表文章：如果要发表一篇关于某位百老汇戏剧明星的文章，这个明星就必须在表演中亮相，而且该剧要么正准备公演，要么有别的新闻；如果准备发表一篇关于某个政治家或城市或乡村的文章，他们也必须进入新闻中。如果说马克尔的体系有一个公式的话，那就是新闻得到解释，新闻得到说明，有新闻价值的个性得到展示。在马克尔1923年加入《纽约时报》时，星期天版的发行量是546497份，平日版是337427份；当1948年马克尔在《纽约时报》干了25年，并且把他的队伍从5人扩大到55人后，星期天版的发行量是1106153份，平日版是539158份。

为了庆祝他在《纽约时报》工作25年，在办公大楼八层举行了一次晚会，他的一些员工送给他一个他致力于一生的“评论”的嘲笑版。其报道是非常详细的，也许太详细了：它展示了马克尔的怪癖，他日常的轨迹，他的“体系”——说他早晨6点钟起床，读早报，包括《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然后做十分钟的日光灯治疗，同时在他的肠胃休息时听轻便收音机的广播。在沐浴时，他把本子和笔挂在身边一个特殊的挂钩上，有了一种想法就把它记下来，他还在床边放了一个本子，只要铅笔一被拿出，就会被照亮，这样他就能在半夜写下自己的想法。这幅肖像的基调是说，莱斯待·马克尔是一架不停顿的机器，他在周末“紧张地放松”，不停地在他的电视机上换台，直到他找到了一幅完美的面画，然后转换到另一个频道。

在这幅肖像中马克尔并没有多少幽默感，他后来得知有几种嘲弄“评论”的版本在整个大楼里传播开来，很不高兴。有一份复印件在《纽约时报》三楼资料室他的个人文件夹里，但是这份复印件上还附了一张马克尔主管“一周回顾”的编辑写的备忘录：

通知——通知——通知

这张证明文件不可用于公共传播，仅限于小范围内的传播。此文件并非研究材料。它不可被任何想要寻找有关马克尔先生信息的外部人士浏览，除非经马克尔特别允许。而且如果有人得到了许可，那么每一条特殊的信息在被使用之前需要被重新核对。

J.德斯蒙德

星期天版部

马克尔一出现，星期天版部的全体人员都会感觉到压力，但星期天“书评”的编辑弗朗西斯·布朗感觉到的压力或许比星期天版部的其他编辑少一些。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因为马克尔自认为是一个报人，而不是一个文学家，除非他对某一本书有特殊的兴趣时，他平时并不极力去影响“书评”。“书评”相对幸运的另一个原因是弗朗西斯·布朗本人——他知道如何对付马克尔，能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对待他，既神气十足地对待他又不会走得太远。他经常带着亲切的微笑嗔怒地对他说：“噢，真的，莱斯特，不是说真的吧！”

弗朗西斯·布朗喜欢穿斜纹软呢服装，是一个灰头发的矮胖子，有一张给人印象深刻的狮子般的脸，做事不紧不慢，有略带优越感的学者的举止。他本人就是一个学者，曾执教于达特默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有哲学博士学位。他是奥维尔·德赖富斯的朋友，德赖富斯也是达特默斯的校友。布朗是1930年在阿道夫·奥克斯的弟弟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亲自邀请下来《纽约时报》工作的。奥克斯—奥凯斯当时68岁，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博士学位的课程。他认识布朗时，布朗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书。这两个人成了朋友。布朗后来接受了他的请求，成了《当代历史》杂志的助理编辑，这个杂志是由奥克斯—奥凯斯在时报大楼十层编辑的一个辅助性月刊。

1936年，奥克斯—奥凯斯去世五年和奥克斯去世一年后，苏兹贝格出售了《当代历史》，弗朗西斯进了星期天版部，成了马克尔新组建的“一周评论”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在1945年，布朗辞职，接受了《时代》周刊的一个诱人的职位。马克尔后悔让布朗离去。后来几个“书评”编辑因不能容忍马克尔而离职了，马克尔为弗朗西斯·布朗提供了“书评”主任的职位，布朗在1949年接受了。马克尔不想再一次失去布朗，于是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的互相妥协。

布朗的队伍由大约20个下属人员组成，他们帮助他计划和编辑“书评”。由于出版商每年给《纽约时报》提供的7500本书中只有2500本能得到评论，所以一开始就有一个严格挑选的过程。当然，“有名气的”作者的书是会得到评论，一些在自己的书出版之前已经多少引起注意的新作者也会得到评论。这些新作者之所以引起注意，要么是通过杂志上的连载，要么是通过其他文学家的推荐，要么是通过出版商和作者的拔高处理。只要出版商或作者不被看作是纯粹的文字贩子或者雇用文人，没有在《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那里树敌的话，新作者的书是会得到评论的。在《纽约时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影响”不一定是高层编辑的特权。有时在繁忙的日子里，一个职员就有决定权，决定收到的一个邮件——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新闻特写，一张照片，一份新闻稿，或者是每天潮水般发来的上百件东西中的任何一件——是不是可以单独挑出来，送给某个编辑，被予以注意，或者是扣压到很晚才处理。（有些非常着急的精明的出版商，为了保证某些新闻稿不被《纽约时报》忽视，有时会直接给苏兹贝格寄上一份。他们知道苏兹贝格是不会亲自看的，但他们希望苏兹贝格的秘书在把新闻稿分配给合适的编辑时，可以附上有着苏兹贝格姓名缩写的“供参考”的条子。一个编辑收到了带有苏兹贝格首字母标签的新闻稿，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一旦一本书选出来供评论，下一步就是指定一个评论者。全国有几百个男士和女士——作者、教育家、政治家、编辑和记者、杂志和季刊的批评家——愿意为《纽约时报》写书评，既因为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希望作为《纽约时报》的固定评论者也可以得到像《纽约时报》人那样的礼遇。每当《纽约时报》有人出版一本书，报纸总会予以评论的。《纽约时报》自己人写的书很少会受到严厉批评，差不多总会在平日版或星期天的“书评”中得到即使不是广泛的但也是慷慨的对待。这不一定是哪个人施压的结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多少是一个传统——就像另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一样，每当《纽约时报》有人去世，他在报纸上得到的讣闻总比没有为《纽约时报》工作过的人更长。阿道夫·奥克斯坚持要为《纽约时报》的人奉上优美的讣闻。奥克斯重视壮观的葬礼。《纽约时报》的员工去世后，奥克斯要求他的管理者全体出席死者的葬礼，然后用成队的灵车护送遗体经过时报大楼。奥克斯还希望看到《纽约时报》全体工人站在路边脱帽致哀。由于奥克斯不欣赏在他的报纸上出现尖锐的批评，所以他也不希望看到《纽约时报》的人在文学上的创造受到谴责。奥克斯的这一期望成了传统，而且它还扩大到奥克斯的朋友，《纽约时报》的朋友那里。（在奥维尔·德赖富斯被提名为达特默斯学院的托管人后，《纽约时报》上又出现了一个副刊，达特默斯的校长约翰·斯隆·迪克尔的“人物评论”。为此詹姆斯·赖斯顿曾向苏兹贝格抱怨说，似乎《纽约时报》是在“巴结”一位朋友。苏兹贝格赞同赖斯顿的观点，他后悔让关于德赖富斯的托管人地位的报道和迪克尔的形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但它就那么出现了。）

《纽约时报》那些定期为星期天“书评”写文章的朋友是一些高度称赞这家报纸的评论家。他们坚持报纸的立场，赞成报纸对既定秩序的传统式的敬重和牢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虽然他们把约翰·奥哈拉[注：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1905—1970），美国小说家，曾在纽约当过新闻记者，为好莱坞和百老汇改编过电影和戏剧，作品有长篇小说《在萨马拉的约会》《警察与赞美诗》等。——译者注]视为一个幼稚的作家，经常轻视他的作品，而且对海明威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他们一般都在每一篇评论中力图找到点值得称道的东西来说。如果他们写得评论有太多贬低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一些书不值得上报，因此评论也就可以不发表——除非是评论涉及像奥哈拉那样的作为中产阶级诽谤者的作家。（作为对《纽约时报》的批评的某种报复，据说奥拉哈确立了他自己的传统：他坚持要求他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安排他的书在感恩节那一天出版，这个时间读者除了读报纸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做，而这一天《纽约时报》假正经的书籍批评家奥维尔·普雷斯科特的评论是不发表的。）

阿道夫·奥克斯想把书表现为“新闻”，在《纽约时报》上像对待其他新闻一样来对待书。他不想让他的评论成为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们做作的文学论坛。这些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心想展示他们的激情或高明，却不告诉读者谈的是什么书。尽管在奥克斯去世后他的一些思想被改变了，但它们是慢慢地改变的，而且随着弗朗西斯·布朗当了“书评”的负责人，它们就保持不变了。大多数星期天版的评论者都是按奥克斯所希望的那样写作的——他们很少是热情奔放的或严厉的，他们的语言是平静的和谨慎的。他们显然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受尊敬的成员：有来自普林斯顿和史密斯学院的教授，韦斯特切斯特的女小说家，来自南方的信奉自由主义的编辑，西北的可敬的退休学者；他们是关于日本艺术、国内战争的专家，人类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总统的传记作家；他们是《纽约时报》的朋友。马克尔把他编辑的一本选集放在弗朗西斯·布朗的桌子上后，布朗就挑选一个评论者——评论写成后，总是令人满意的或非常满意的。《纽约时报》和它的评论者之间的这种内部体谅持续了多年，布朗似乎是报社的一个轻松的管理者。尽管雇用了一些具有适度激进思想的年轻编辑，但“书评”仍然是把图书当作“新闻”来报道——尽管它容忍偶尔的偏差，但如果评论走得太远的话，评论者都会感觉到马克尔无形的手在本能地呼应着奥克斯的幽灵，这就是一个叫作约翰·西蒙的年轻评论者的体验。西蒙曾为《新领袖》（The New Leader）当过电影批评家，为《哈得孙评论》（The Hadson Review）当过戏剧批评家，以明快和严厉而知名。弗朗西斯·布朗的一个下属编辑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去找他，要他评论一下两本关于戏剧的书，一本是约翰·梅森·布朗写的，另一本是沃尔特·克尔写的。

西蒙非常高兴，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在《纽约时报》上露面的机会，几周后他的评论就写完送来了。西蒙对这两本书大加批判，在概括《先驱论坛报》批评家沃尔特·克尔的那本书的缺陷时，约翰·西蒙说：

如果克尔先生不是今天最优秀的日报评论家的话，这一切就不会那么令人不安了：实际上只有他选出来的文章能够读下去，他的日常评论能提供某种指导。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独眼国王吗？

莱斯特·马克尔读到这段话时，决定要么重写，要么删除。马克尔不允许西蒙对《先驱论坛报》沃尔特·克尔的这种言不由衷的恭维，也不允许他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来搪塞《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家。这使得那些陷入其中的人——弗朗西斯·布朗和弗里蒙特—史密斯——感到很为难。他们私下里都觉得按照西蒙的原文来发表这篇评论没什么不可以，但马克尔固执己见，坚持必须修改。当西蒙得知后，他拒绝改动一个词。即使告诉他删除这段话不会破坏评论的效力，而且两人还暗示正考虑把西蒙的评论放在星期天“书评”的显著位置，或者在栏目的前头，西蒙也不愿修改。

约翰·西蒙不满足，回答说，如果这篇评论不按他写的那样付印，他宁愿退稿，把它卖给别的地方。西蒙的沮丧会被他或《纽约时报》外其他年轻的新批评家视为书报审查制度的一个例子——这种状况是弗朗西斯·布朗想避免的。

几周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西蒙和《纽约时报》“书评”之间的电话和便条并没有使双方产生愉快的妥协。最终《纽约时报》刊登了西蒙的整个评论，但排在了“书评”的后面，被安排得尽可能不起眼。后来，当西蒙自己的书《严峻的考验》（Acid Test）出版时，《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没有给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