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业主是一个和气的、不讲排场的年轻人，有一头鬈曲的黑发，喜欢抽烟斗，穿保罗·斯图尔亚牌服装，在电梯里总是和每个人都打招呼。如果说他同他杰出的父亲有生理上的相似之处的话，对新闻编辑部里的人来说也不是明显的：他似乎更像奥克斯，而不是苏兹贝格。他像他母亲一样有明亮的黑眼睛，有阿道夫·奥克斯那样的大耳朵，耳垂很长、上翘。他普通身高，宽肩膀，身材结实，但比较瘦，适合穿那件他已经穿了十多年的海军陆战队制服。他的头发剪得很短，足以符合军队对士兵的要求。然而他没有军人的气质，哪怕是一点严格的痕迹也没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不像他之前的业主。阿道夫·奥克斯是讲究礼节的样板，一个刻板的人物，习惯于保持距离，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靠自己奋斗取得成功的人，很少当众降低警惕。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更稳健、更文雅，但他们总是感觉到他们通过婚姻而获得的头衔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庞奇·苏兹贝格就不同了。他是生下来就注定要有这个头衔的，他是在《纽约时报》社里长大的，在孩提时就在时报大楼的走廊里蹦蹦跳跳。他从不敬畏他碰到的编辑，因为他们总是对他微笑，很高兴看到他，把他当作王宫里的王子来对待。在童年的生活中他养成了一种灿烂的令人愉悦的性格。

他1926年2月5日出生在纽约市。当时他的父母已经结婚九年了，有了三个女儿，可能没有打算再给67岁的奥克斯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很难说奥克斯是不是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恐惧。1918年奥克斯为他的第一个外孙女玛丽安（后来的德赖富斯夫人）的出生而陶醉。她到来时正值奥克斯患忧郁症时期，这种忧郁症由于《纽约时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卷入了争论而加剧（最糟糕的事情是在1918年9月发生的，那篇著名的亲奥地利社论的发表使得人们指责《纽约时报》不爱国），但玛丽安在1918年12月31日的出生，被奥克斯看作是一个黑暗时期结束的幸运标志。

苏兹贝格夫妇当时生活在奥克斯在西七十五大街308号的巨大而阴暗的装饰华丽的住宅里。每天晚上从办公室回来后，奥克斯总要溜进育婴室里，满手拿着新玩具。婴儿的声音使他非常兴奋，育婴室的装饰同整个住宅暗淡的装潢和雕像形成了鲜明对照。奥克斯本人只有一个孩子，还有过两个孩子却死掉了，对于他的家族的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他不可能漠不关心。

三年后，第二个外孙女鲁思在奥克斯的生日3月12日那天出生了，这又是一次不平常的时机。奥克斯仍然保持着玩玩具的习惯，但苏兹贝格夫妇已经搬到附近的一个地方住了。随着第三个女儿朱迪思1923年12月出生，苏兹贝格夫妇又从中央公园搬进了第五大道附近东八十大街5号的一个五层的白石砌成的大楼里。但奥克斯仍然是一位常客，他的身影无所不在，他的影响是无穷的，他对他女儿伊菲吉妮的依恋是很自然的，以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有时觉得有点无所适从。不管奥克斯进的是谁的家，他都是这家的主人。尽管他慷慨大方，但这种慷慨经常也使接受者感觉到一种责任感，一种奥克斯恰恰不鼓励的反应。奥克斯在查塔努加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亲戚也有这种感觉，并且有点讨厌它。伊菲吉妮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对父亲太浪漫了，不过分注意自己对他的恩惠的敏感。但在她丈夫的事情上，她极力注意这种状况。当她的儿子在1926年出生后，奥克斯荣耀地宣布他将非常宠爱这个孩子，于是她决定不把儿子的中间名字叫奥克斯，给他取名叫小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然而，六个月后，他的丈夫说服她把儿子改名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这是奥克斯赞赏的高尚姿态。

苏兹贝格的孩子们和他们的许多表兄表妹通常都要在纽约乔治湖边奥克斯的住宅里度过夏季的几个月。在奥克斯卖掉他纽约的住宅而买下了希兰代尔之后，整个家族经常聚集到那里，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宅第里。那是一个适合养育孩子的地方，有供嬉耍的巨大的房间，私人湖泊，网球场，开阔的草地，小动物，不时还有名人来访：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查尔斯·林白，理查德·伯德，赫伯特·莱曼，戴维·利连索尔，以及各种各样的音乐家和艺术家，还有马德琳·卡罗尔，她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最欣赏的电影女演员。顺便说一下，马德琳·卡罗尔的第四任丈夫安德鲁·海斯克尔，是《纽约时报》的一个管理者，在1965年娶了苏兹贝格的大女儿，即德赖富斯的遗孀玛丽安。在苏兹贝格的三个女儿中，家庭的朋友经常把玛丽安叫作“漂亮的”，把二女儿鲁思（在同本·戈尔登离婚后成了《查塔努加时报》的业主）叫作“聪明的”，把三姑娘朱迪思（成了一个医生）叫作“有趣的”，也是很有个性的。严厉的家庭法语女教师管不住朱迪思，朱迪思甚至在还是孩子时就非常坦率和敢于直言。一天晚上在苏兹贝格东八十街的家里入睡之前，她的父母告诉她说他们宴请的客人海军上将伯德之后会上楼对她道晚安。当伯德出现并被介绍给朱迪思的时候，这个小姑娘既迷惑又显然很失望，转过去对她父母说，“伯德！——我以为你们说的是林白呢！”伯德上将尴尬地笑了笑。

朱迪思和庞奇在孩提时形影不离，这种亲密关系持续了多年。由于朱迪思在家里被叫作“朱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就开始把他的儿子叫作“庞奇”[注：庞奇和朱迪（Punch&Judy），是已有350余年历史的英国传统木偶剧的主角名称。朱迪是庞奇的太太，主要剧情就是夫妇二人的斗嘴打架，没有固定剧本，靠木偶操纵者依观众反应即兴发挥。]，这个昵称在他后来成了《纽约时报》业主后还跟着他。少年时代的他对报纸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只有连环漫画他阅读得津津有味。由于不允许小孩子玩玩具兵或动枪弄刀——因为他的父亲是限枪立法的主要提倡者——他便用相当多的时间和别人家的孩子玩他们的玩具。他非常擅长中国跳棋，偶尔可以打败到希兰代尔来访的温德尔·威尔基和其他想当总统的人。他也非常熟练于那些需要巧手的作业或比赛，曾得到一位住在希兰代尔附近的手艺教师的特殊训练。在希兰代尔的舞厅里，他建立了自己的“铁路系统”，诱使那些来找他姐姐出去的年轻人当玩耍伙伴。他喜欢搭桌子，修理小玩意儿，拆卸机械装置。一天在和韦斯特切斯特的一个小姑娘玩耍时，庞奇用简单的机械词汇向她解释生育的秘密：男性把他的器官插入到女性身体中，之后身体里面的宝宝抓住这个器官，被拉了出来。

然而，在学校里，庞奇·苏兹贝格的理论和特殊才能就没有什么用了，他不习惯严格的纪律，表现得并不好。他的姐姐鲁思轻松地回忆了她弟弟的问题，有一次在报社的《时报闲谈》上写道：

几乎纽约附近地区的每一所学校，都因庞奇的不时到来而增辉。他们都很高兴让他来，但想要他做的不是旁观者的事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承认，尽管他们发现他很可爱，却不知道要怎么教育他。曾有一个学校留住他的时间比其他学校都长，因为校长的妻子是个雕塑家，认为庞奇有一个漂亮的脑袋，她让他来当模特。由于他不给别人判断他的脑袋里想些什么的机会，那么至少他脑袋外面值得赞美的东西也就令人满意了。

庞奇回想起他后来在布朗宁、劳伦斯·史密斯、卢米斯的学校生活，或在莫宁赛德的家庭教育生活，也是令人愉快的。在极少的场合，尽管他极力靠他的笑声和他快乐的举止来掩饰，但还是暗示出与他父亲发生的不愉快给他的严重伤害。“他们送我去实行英国教育体制的圣伯纳德学校，我造反了，”有一次他说，“我是一个左撇子，但他们要我用右手写字。结果我写得糟糕透了——我想写‘197’，却写成了‘179’……总之，我在圣伯纳德待了大约五六年，成了留级的‘老孩子’，至少有些信件是这样叫我的。”他又平静下来，冷酷无情地说：“我决不给他们一分钱。”

1943年，17岁时，庞奇离开了康涅狄格州温莎的卢米斯学校，申请加入海军陆战队。他的父母对此很不高兴，但也只好同意了。在等着应征时，他在《纽约时报》的摄影部当了一颗“螺丝钉”，显示出他对修理工作的很大热情。1944年1月他正式进了海军陆战队，被训练成无线电技师。他在帕里斯岛的训练教师是一个严厉的下士，叫罗西兹。他在几周内就做到了一代教育家和《纽约时报》家族在12年里没有做到的事情——庞奇·苏兹贝格学会了立即服从命令，赶上了班级其他成员，喜欢上了艰苦的生活。他还喜欢远离家庭，尽管它提供了自由的溺爱的气氛，但也经常有父母和长辈的事后批评。在海军陆战队里，命令是大声而明确的，非常清楚谁是老板。庞奇的家庭关系对罗西兹没有任何分量，罗西兹也不会被苏兹贝格的小孩子魅力和无聊的引诱所左右，尽管这些做法过去在私立学校有时是起作用的。几十年后，苏兹贝格成为《纽约时报》业主后，他满怀感激之情提到了海军陆战队的罗西兹。

战争期间，庞奇被派到了菲律宾，参加了莱特湾和吕宋岛的战役，后来又换防到日本。他担任海军拦截艇的操作员，并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兼任吉普车司机。他被提拔为下士，后来在1946年春——4月1日，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他退役回到了纽约。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高中同等学力的考试，这样他就有资格上大学了。获得及格成绩后——“加上我老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里”——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成绩很好，偶尔上上院长的表扬名单。当学生时，他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芭芭拉·格兰特。格兰特住在希兰代尔附近，也曾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里工作过。1948年7月结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小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和一个女儿卡伦·奥尔登。

1951年庞奇·苏兹贝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来他加入《纽约时报》，成了新闻编辑部里的年轻记者。在那里不久他就犯了一个被认为是可怕的错误：他被委派去参加一次讲演宴会，报道那里说些什么，不幸的是有段时间他离开了桌子，去了洗手间，正是此时会议宣布由一位替代的讲演人，而不是原定的讲演人宣讲，因为原定讲演人无法出席。苏兹贝格从洗手间出来听了讲演，并引用在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发表的短文中，但他不知道原定的讲演人没有到场，把讲演人的名字弄错了。《纽约时报》得知出错后，被迫做出了更正，纽约城市版主任罗伯特·加斯特给庞奇写信，以与罗西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厉无情的口气教训了他。

朝鲜战争期间，庞奇的部队也参战了。他得到了一项好差使，上了纽约的斯洛卡姆港的军队情报学校，毕业后在朝鲜当了第一陆战队的助理公共情报官，后来他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做指挥官的司法助理。1952年他以中尉军衔离开了军队，又开始了他的办报工作。

他当时26岁，更成熟、更老练了，非常喜欢在新闻编辑部到处转，渴望学习新闻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他有大量的东西要学，但他决不会成为一名高级记者，因为他缺乏必要的素质。他是一名生活优裕的富家子弟，刺探别人的事情，追逐消息，在秘密会议的门外等着发表正式声明，不是一个报纸所有者家族后代的生活。记者生活是没有尊严的，离一种良好的教养相去甚远。一个报纸老板的儿子可以一时有兴趣干干报道工作，把它当作他的管理训练的一部分，一次浪漫的短暂飞行，但他终归是要落地的。

记者队伍中的成员，主要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人。正是他们有动力、有耐心，能坚持下去成为成功的记者。对他们来说，报道工作是走向更好生活的工具。在一代人中，如果他们的署名报道闻名遐迩，他们就可以摆脱他们童年简单而默默无闻的生活，上升到管理者的内部圈子里。他们可以对总统产生影响，和洛克菲勒们结下友谊，在社交和政治权力的场所有一个前排坐席。有了这些地位，他们不仅可以观看，而且也可以影响他们时代的事件——如赖斯顿，一个贫穷的苏格兰移民的儿子所做的；如克罗克和卡特利奇、丹尼尔和威克，这些南方农村的孩子所做的；如A.M.罗森塔尔和其他几十个美国犹太人所做的，他们的祖先都是从欧洲的贫民窟里逃出来的。

不仅在《纽约时报》，在其他报社，新闻部门大量聚集的也是中产阶级下层的人士——来自北方的自由的犹太人和不怎么自由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来自南方和中西部的上进的新教徒；可以预料，还有相对少数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来自意大利的移民用了很长时间才熟悉了英语及其文学，像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英语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他们中间没有产生很多报纸记者，除非属于待在警察的“棚屋”里不写作的“跑腿者”或街区记者那一类。黑人只是象征性地在新闻编辑部里有代表，因为他们缺乏教育或动机，鼓励或机会，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在《纽约时报》的记者中，经常只有一个黑人记者，很少有两个以上。相反，《纽约时报》的电梯操作工几乎都是黑人，是穿着制服微笑的种植园类型的黑人。这种雇用的做法始于奥克斯，在种族问题上他是一个遵守常规的南方人。

大多数报社记者是从中产阶级下层的白人中上升起来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根本没有富人和特权人物的儿子，但他们很少成为杰出的记者。这一职业似乎是同他们的本性不相容的。他们像约翰·F.肯尼迪一样，发现报纸报道是有趣的，但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因为他们不渴望用署名报道来满足他们对名气的需要，而依赖于已有的家族名望来保证自己受到特殊的待遇，所以他们很少有干一辈子记者工作的倾向，除非他们喜欢不规律的生活，或者把新闻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或社会改革的手段。富人也许能通过买下一家报纸并控制舆论，或者通过进入政治生活和成为一个改革候选人或这些候选人的财力支持者，更充分满足他们社会良心的需要并鼓励改革。但作为记者，他们有特权的过去就不是什么财富，他们很少能竞争过那些有着更强烈发展本能、更渴望上进的新闻工作者。这些新闻工作者有一双批判的眼睛，有着基于亲身体验的愤世嫉俗和怀疑，有着对自身技艺的责任心——因为这就是他们拥有的一切。最优秀的记者，即使在不承担任务时，也总是在工作。在人群中间，他们是独立而超然的观察者、局外人。他们下意识地注意高声叫喊的话，能引用的话，奇怪的事实或可以做报道的事件。他们会立即对事件做出反应，而庞奇·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一生中曾短暂地当过《纽约时报》记者——却不会。

1955年，庞奇·苏兹贝格在《密尔沃基日报》（Milwaukee Journal）工作一年后，回到了《纽约时报》，在巴黎分社当记者。1955年6月的一天，他出席了在勒芒举行的汽车比赛。他没有采访任务，《纽约时报》的其他人也没有这项任务——当时《纽约时报》还没有派记者去采访欧洲许多体育事件的做法。在比赛过程中，突然间一辆赛车失去了控制，汽车在跑道上跳了起来，在空中旋转，冲进了观众中，83个人遇难了。庞奇看到了这一事故，并且觉得恐怖，但他竟然没有想到给《纽约时报》打电话。

当年稍后，庞奇回到了纽约总部，成了他父亲的助理。他现在同他的妻子芭芭拉分开了，他相当多时间是和同样与妻子分手的特纳·卡特利奇在一起的，还有卡特利奇的老朋友。他们要么是有婚姻上的困难，要么是婚姻太幸福了，以致在妻子那里享受到自由，可以在萨迪餐厅或卡特利奇在三层的办公室后面的小“酒吧”尽情畅饮。在这些年里，卡特利奇在《纽约时报》的小圈子包括：《纽约时报》的审计主任约瑟夫·阿尔杜伊诺和推销部的欧文·陶布金，这两个人都有婚姻问题；还有发行部经理纳特·戈德斯坦，他宽容的妻子从来不指望他会在家。卡特利奇还有几个演员陪伴，这是他在萨迪餐厅附近碰上的，其中有罗伯特·普雷斯顿，戴维·韦恩和马丁·加贝尔。

对年轻的苏兹贝格来说，卡特利奇有一种父亲般的形象，却又不屈尊俯就。他乐意提出建议，让苏兹贝格自己做出决定。这种温暖的关系持续了几年，但当他们碰上了会成为他们第二任妻子的女人后，他们喝酒的方式改变了不少。卡特利奇在1957年的一次编辑会议上碰见了阿比·雷·伊泽德夫人，一个寡妇；庞奇在1956年一次晚餐聚会上碰见了一个惹人注目的浅黑肤色的离异女子卡罗尔·福克斯·富尔曼。

这次聚会是在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兄弟休·德赖富斯在公园大道的住宅里举行的。休·德赖富斯第一次注意到富尔曼女士是在纽约郊区的海滩俱乐部。她坐在沙滩上和她的父母和小女儿在一起。德赖富斯，一个友好的不胆怯的人，走近她，介绍了自己，和她谈了起来。德赖富斯的金发妻子琼·德赖富斯当时在沙滩上睡觉，但她很快醒来，走到她丈夫的跟前。他把自己的妻子也介绍给了这位浅黑肤色的女子。

后来在纽约，在庞奇·苏兹贝格说他会在没有舞伴的情况下参加德赖富斯的晚餐聚会后，琼·德赖富斯决定邀请卡罗尔·富尔曼。苏兹贝格和富尔曼女士很谈得来，当天夜里他开车送她回家。几周后，苏兹贝格邀请德赖富斯去一个餐馆，他们惊奇而高兴地看到他领来了卡罗尔·富尔曼。琼·德赖富斯还注意到，卡罗尔戴着一个象征友谊的金戒指。琼就这戒指做了一番评论，卡罗尔害羞地含糊其词地说这个戒指不错——非常不同于庞奇·苏兹贝格前妻芭芭拉看到这个戒指时的反应。芭芭拉·苏兹贝格并不反对她丈夫与其他女人约会，因为她自己也和别的男人约会，而且他们也要离婚了，但是她的确对收到这枚戒指的账单而感到反感。账单是由一位有名的第五大道珠宝商寄给她的，上面写着“金质结婚戒指”。这件事后来被证实为商店的错误，而不是苏兹贝格的幽默例证。当最初的反应和尴尬过后，再没有其他的麻烦——离婚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1956年12月卡罗尔·福克斯·富尔曼和庞奇·苏兹贝格举行了婚礼。

苏兹贝格的新夫人不爱叫他的昵称“庞奇”，宁愿叫他阿瑟，因为“庞奇”会使人想起作为过去一部分的他总是惹麻烦的童年，她希望他永远是现在她看到的样子——一个敏感的、思维敏捷的年轻人，具有值得称赞的品质，但这些品质被他相比之下更明显的轻松的举止和他的老形象所模糊了。《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如卡特利奇等人，也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苏兹贝格是能够担当重任的，但在1963年以前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奥维尔在管理着报纸，并且有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来协助。这两个人都对苏兹贝格印象不深，都认为他最好到别的地方学一下报纸业务。作为一个低级管理者，苏兹贝格在14层没有什么话可说，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有时出席4点钟的新闻会议，人们也经常看见他在三层转悠，一个干净清秀的黑眼睛的年轻人抽着烟斗，微笑着，望着新闻编辑部的墙壁查看油漆，或者检查空调的管道，像是非常着迷于大楼的机械系统和机器。他对在《纽约时报》西海岸版和欧洲版使用的自动化的新装备知道得很多。然而，人们很少征求他对新闻采访的意见，而且他也很少表达这样的意见。他经常被《纽约时报》的一些高层人士所忽视，甚至詹姆斯·赖斯顿从华盛顿飞回到纽约后，也只是迅速地握握手打个招呼，就丢开苏兹贝格溜进了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办公室。德赖富斯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还不到50岁，有望再领导报社20年。苏兹贝格才30岁，看起来更年轻。在艾默里·布拉德福德主持14层的会议时，苏兹贝格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个小孩子似的听讲。苏兹贝格敬畏布拉德福德，当这位副总裁站在其他管理者面前，迅速报出除他之外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事实和数字时，他感到慌乱和目眩。在他们频频向布拉德福德点头时，苏兹贝格极力以他的无动于衷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但在内心里他是感到窘迫的。在他成为业主后，他才清楚其他管理者都和他一样感到慌乱。

德赖富斯的去世和苏兹贝格的接任，给《纽约时报》带来了突然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辞职。布拉德福德以传统的文件上的礼节签署了他的公开辞职书。他的辞呈在董事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办公室的一个声明中得到了回答，是这样写的：“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曾是我们组织中的有价值的力量和领导的源泉。我们对他决定辞职感到抱歉。我们将怀念他。”

当年稍后，布拉德福德被任命为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的商务总经理助理。他在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干了一年半，但并不感到幸福，1965年他又辞职，去了科罗拉多的阿斯彭。他在清理他在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的办公桌时，发现了A.H.拉斯金的那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罢工报道。布拉德福德从未完整地读过这篇报道，现在坐在他腾空的抽屉敞开的桌子前，他捡起了两年前的这篇报纸文章，开始阅读起来。他想起了1962年到1963年间谈判的苦恼岁月，挫折和愤怒，还有电视报道的升温，来自白宫方面的压力。这次罢工改变了那么多人的职业生涯和一生的命运。印刷工的领袖伯特伦·鲍尔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名气。纽约一些报纸的财力被严重削弱，以至于一蹶不振。这次罢工可能加速了德赖富斯的死亡，且肯定无助于布拉德福德本人的报纸生涯。他承认它还影响了他的婚姻，最终导致婚姻破裂。他和他的前妻都又结婚了。他娶了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寡妇，是一个艺术家和环境保护者。他将去当商业部的顾问，主持奥克兰的一项试验方案，旨在解决少数民族的失业问题。

布拉德福德读完了A.H.拉斯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关于1962年至1963年罢工的文章后，感到很悲哀，在合作谈判期间他受到很多压力，要他与拉斯金多多合作。即便如此，尽管受到了这篇文章的批评，布拉德福德还是认为拉斯金的文章写得很不错。布拉德福德在《纽约时报》的位置被哈丁·F.班克罗夫特所取代。班克罗夫特是一个极其得体的、说话温和并且很英俊的人，53岁，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德·班克罗夫特的后代。班克罗夫特从威廉斯学院毕业后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后在纽约从事了五年律师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班克罗夫特当了海军军官。1945年他在国务院工作，结识了艾默里·布拉德福德，并成了朋友。1951年班克罗夫特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联合国集体措施委员会的美国副代表，1953年开始在日内瓦执行一项为期三年的任务，担任国际劳工署的法律顾问。1956年班克罗夫特成为《纽约时报》的法律顾问和助理秘书，1957年成为秘书。布拉德福德离去后，哈丁·班克罗夫特被任命为《纽约时报》副总裁，搬进了布拉德福德在14层的办公室。

庞奇·苏兹贝格接管《纽约时报》后，班克罗夫特手下的指挥系统包括了公司的许多行政人员。他们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他们的名字每一天都刊登在社论版的顶端，然而在时报大楼外面实际上是无人知晓的——事实上，除极少数例外，这些管理者在大楼里也是不为《纽约时报》的大多数记者和下属编辑所知道。广告部主任门罗·格林是个例外，因为他的办公室在二层，离出纳员的窗口不远，那些每周到出纳员窗口报账的雇员经常能在那里见到他。但《纽约时报》的财务主管弗朗西斯·A.考克斯，虽然自1951年以来就在报社工作，却很少为《纽约时报》的雇员所认识。每一天考克斯都在《纽约时报》来来往往，这位平静的前注册会计师有和善愉快又无特色的面容，在《纽约时报》的5000多名雇员中也许只有几十个人知道他是谁。安德鲁·费希尔，苏兹贝格新任命的负责生产的商务经理，在某些机械领域为人所知，但在时报大楼里不是广为人知的。在他被任命为《纽约时报》西部版的负责人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这项任务使他同一些编辑有了接触，他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社的内刊《时报闲谈》上了。

新业主管理队伍中的另一个关键的行政人员是一个个头较小、打蝶形领结、黑头发的有能力的人，叫伊凡·维特。维特负责《纽约时报》的推销、人事和产业关系，以及WQXR广播电台。他1928年在20岁生日时加入《纽约时报》，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在那里获得了ΦBK协会的钥匙，这把钥匙在他的腰间总是叮当作响。维特出生在纽约州霍内尔的边远小村庄，像阿道夫·奥克斯的一个亲密朋友、《纽约时报》的前商务经理路易斯·威利一样。正是通过认识回乡探亲的威利，伊凡·维特才受到鼓励向《纽约时报》求职。维特1928年在报社的第一项任务是拉分类广告，一周18美元，但他在报社里上升得很快。他迅速升迁的一个原因是他和威利的兄弟很合得来。威利的兄弟是一个大块头的、在比赛中被毁容的摔跤运动员，叫马克斯·威利。路易斯·威利对他魁梧的兄弟的形象感到有点难堪。他的兄弟在县里的集市上当摔跤教练，每当来纽约时就到《纽约时报》看看。当马克斯·威利出现时，路易斯·威利就让他年轻的门生伊凡·维特快点把马克斯领出办公室——领马克斯去看电影，去上布朗克斯动物园，去科尼岛或者任何地方，只要远离《纽约时报》就行。维特总能机智而迅速地做好这件事。路易斯·威利很感激，维特的早期生涯便有了一个好开局。1934年他成了《纽约时报》的推销部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的部门增长到80人，一年预算有100多万美元。这支队伍包括文字编辑、艺术家、研究人员、统计员、生产人员。他们从事报纸和杂志广告、广播和电视的插播广告、橱窗展示、书市和地铁的招牌设计等工作。有一次成功的地铁广告活动，强调了《纽约时报》上分类广告的影响，描绘了人们微笑着说“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这次活动遭到了右翼政治集团的嘲笑，他们经常在游行中挥舞着牌子，在费德尔·卡斯特罗微笑的大胡子面孔下引用这句口号。

尽管庞奇·苏兹贝格接手的那一天在报社宣布，除了提拔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安德鲁·费希尔之外，没有进行管理层变动的计划——卡特利奇仍然是主编，莱斯特·马克尔仍然是星期天版主任，奥凯斯仍然是社论版主任——但还是短暂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比《纽约时报》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化都更剧烈。庞奇·苏兹贝格以前很少显示他内在的特点，几乎没有做任何他不必去做的事情，但现在突然开始发布一项令人震惊的首创性的决定。

他在1964年1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关闭《纽约时报》西部版。这个版仅仅开办了16个月，但它未能吸引足够的广告，亏损严重，总部很难负担。114天的罢工已经深深挫伤了《纽约时报》的经济实力，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仍然是美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财富》杂志在1968年声称她的财产价值在1.5亿到2亿美元之间——但庞奇·苏兹贝格不想靠每周损失几千美元来支持加利福尼亚90人的队伍和成本昂贵的电器设备——用这些设备把新闻从第四十三大街上的时报大楼发送到洛杉矶的地方总部。虽然出版前的调查显示，太平洋沿岸的读者想要《纽约时报》的一个地方版，一张他们每天能在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和其他几十个西部城市的报摊上买到的报纸，但苏兹贝格觉得，发行数量的前景不好，他不相信情况会变得好起来。该版1962年10月开办时，它的发行量是12万份，但到1963年3月掉到了8.7万份，1963年6月又跌到7.1万份。同样令人泄气的是，这个发行量分散在西部13个州——对于洛杉矶的广告商来说读者也太分散了。如果《纽约时报》的读者稀疏地散布在从墨西哥边界上至加利福尼亚海岸到西雅图，再到落基山脉和拉斯韦加斯荒漠的广大地区，贝弗利山庄的一个专用品商店的老板就看不出在《纽约时报》西部版上做广告有什么优势了。另一个问题是，西部版不是为西部人特制的。德赖富斯和他的纽约顾问差不多假定：《纽约时报》在东海岸的成功模式同样会在西海岸起作用。所以，实际上西部版是纽约版的一些翻版，大量描写的是外国的和全国的日常新闻、远方的丛林和首都的风情，但缺乏女人喜欢阅读的时尚广告，缺乏落基山以西地区的“感觉”和新闻。它是一个被远方控制的报纸——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詹姆斯·赖斯顿在1943年去莫斯科参观《真理报》社后模仿的做法。在那里他们惊奇地发现，尽管《真理报》的印刷机构在社里，但新闻却通过电报来自别的地方的政府办公室。“记者是技术人员”，赖斯顿在他20多年后的一本书里回忆道，“他们处理其他地方官员对什么新闻应该进入报纸的决定”。这恰恰就是《纽约时报》在1962年极力做的事情——它的加利福尼亚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技术人员”：电器专家、广告人员、发行人员，只有微不足道的文字编辑和编辑，没有专门的西部记者队伍。结果，《纽约时报》在广告或地方报道上无法同突然兴起的《洛杉矶时报》竞争。如果《纽约时报》在加利福尼亚不做任何别的事情，它实际上是在帮助《洛杉矶时报》成为更好的报纸。后者不仅和《华盛顿邮报》结伴搞起了它的新闻服务，而且还在全国和海外特别是本地加强了它的报道。1965年夏天洛杉矶的沃茨地区发生骚乱时，《洛杉矶时报》派出了几十名记者和摄影师去采访这些事件及其后果，这次表现获得了1966年普利策的综合地方报道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