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报纸业主享有许多铁路公司的自由乘坐权，是“公费旅游”的先驱，奥克斯充分利用了他的这个便利，在纳什维尔、诺克斯维尔、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甚至纽约之间来回旅行，亲自了解更多的报纸和经营报纸的人。奥克斯在获得了《查塔努加时报》后不久就开始雇用他的家族成员，他逐渐地把经营《查塔努加时报》的大部分责任转交给他们。他的父亲朱利叶斯被任命为该报的财务主管；他的大弟弟乔治和他最小的弟弟米尔顿被训练成记者；他的三个妹妹中有两个已经结婚，奥克斯把她们的丈夫拉来做生意；后来又有了堂兄弟、侄子、家族的朋友——奥克斯的王朝开始形成了。那些在査塔努加没有为奥克斯工作的亲戚，在他1896年买下《纽约时报》后就在纽约为他工作了，或者在1901年后为奥克斯在费城拥有达十年之久的报纸工作。这一或那一时期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为阿道夫·奥克斯工作，他们以适度的谦虚和敬畏融进他的机构框架中——所有人，但他的弟弟乔治除外。

乔治·奥克斯，后来于1917年自愿更名为乔治·奥克斯—奥凯斯，1879年作为一名记者加入了《查塔努加时报》，一周挣九美元。他在诺克斯维尔的东田纳西大学上了三年学，尽管他在查塔努加加入他家族的事业而没有完成学业，该大学还是授予了他文学学士学位。他是一个敏感且善于表达的年轻人，是该大学的辩论俱乐部的成员，非常不同于他的哥哥阿道夫。阿道夫总是力图避免争论，乔治却似乎刻意追求争论。阿道夫从不渴望得到别人对他个人的注意，作为家族最满意的儿子他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他的需求；乔治比阿道夫小三岁，却对这些永不满足。乔治非常在意他得到的每一种荣誉的纪念。他从不忘记别人表示的一个敬意，不管多么微不足道。他不厌其烦地听他的母亲讲述内战期间她如何在他睡着的时候在他的襁褓里隐藏给邦联军的供应品。当阿道夫开玩笑说实际上是自己睡在这个襁褓里时，他会十分生气，经常会哭起来。但阿道夫并不经常招惹他的弟弟，做这种事情太容易了。相反，阿道夫极力帮助乔治，就像他帮助全家一样，在他获得他们的尊敬和热爱时给他们以指导和鼓励，维护着他作为可敬的大哥的地位。这个沉着稳重的男孩是他母亲最为偏爱的。阿道夫是她的第一个活下来的儿子——此前的一个儿子在幼年死掉了。阿道夫出生了并且活了下来，对他的母亲来说是莫大的喜悦，就像是给她带来了生命，或者使她的家庭从贫困走向显赫才会有的那种喜悦。她知道，阿道夫是可以指望的，因为她的丈夫虽然是个好人，却是不能指望的。阿道夫总能采取正确的行动。除了地产投机交易之外，他对金钱是精明的。阿道夫娶了一个他母亲非常赞赏的姑娘，怀斯拉比温顺的女儿伊菲吉妮，没有像他的弟弟米尔顿那样娶了没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他也没有像乔治那样总是在公众面前发脾气，老是给家庭带来麻烦。乔治似乎总是极力证明他如何与别人不同。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如果告诉他别去做什么事情，他肯定会去做的。长大后他在他哥哥的《查塔努加时报》报社里工作，经常卷入戏剧性的局面和争论、威胁之中。有一次他差一点杀了一个人。

乔治当时22岁，是《查塔努加时报》的记者。有一天，他在县法院对一份离婚记录做摘记，这份记录涉及本县一个显赫的官员。这位官员散步过来注意到乔治在做这件事情。他非常生气，警告说，如果乔治把这事刊登出来，他会“在他身上打满窟窿”。但乔治没理他，还是把它发表了。几天后，当乔治和一位朋友正在大街上说话时，他突然感觉到头部被人从后面猛然击中。转过身一看，这位官员举着一根手杖还要再打他。乔治喊道：“如果你再打我，你就要受到惩罚。”但这位官员还要打他，并且还把手伸向口袋里，像是掏手枪，于是乔治伸进自己的口袋，掏出一把枪，击中了这个人的下腹和臀部。这个官员尽管摇摇晃晃，还是继续举起他的手杖，并且企图从口袋里抽出家伙，此时乔治已用枪对准了他的喉咙并扣动了扳机。幸运的是，枪卡壳了。但这个人已经瘫倒在地上，乔治没有再开第二枪。许多人围拢过来，把这个不幸的家伙送到了一家医院，在那里经过了几天危险期后恢复过来了。乔治向县治安官自首，但没有被逮捕。乔治并不因此就不携带枪支。一周后这个家伙的兄弟又来找乔治，并且威胁他。乔治用两把枪对着他，劝他不要再找事。这次遭遇使乔治情感上受到震动，但他不久又恢复了他的胆量。几个月后，在火车站他看见一个大个子旅客和一个铁路官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个铁路官员拒绝让这个旅客坐进特等客车。乔治对此做了报道，惹怒了这个旅客，无意中遭到了这个旅客的袭击。乔治组织起一支武装来抓这个人，但他逃到了得克萨斯，并且几年之内再没有回到查塔努加。后来乔治·奥克斯转向了政治，并且当选为查塔努加的市长。作为市长，他大度地接受了那位旅客的道歉。

乔治不顾阿道夫有力的但无效的反对，进入了政治世界，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市长。他作为一个民主党人赢得了两次选举，第一次是在1893年，当时他31岁。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能赢得民主党的第三次候选人提名。乔治·奥克斯的行政管理是非常高效的，在改善公民福利的同时又减了税。1896年他拒绝支持民主党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注：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美国政治家、律师。曾三次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1896、1900、1908），均以失败告终。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上台后任命他为国务卿，后因对于1915年英国卢西塔尼亚号邮轮沉没事件的意见与总统不一致而辞职。]提名为总统。查塔努加的地方领袖要求奥克斯辞去市长职务，但他并不接受。还有一次，乔治·奥克斯扣留了一个曾有力地给他以支持的地方政治老板的资助，此举招致了一个民主党代表团对市长办公室的抗议。这个代表团里有乔治的弟弟米尔顿和他的一个姐夫。但乔治仍然不留情面。他说他没有做任何交易，又说他会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管理这个城市。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廉洁的人，是独立的和与众不同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正直偶尔有夸耀的成分，但他是按他的自我形象行事的，做他愿意做的，说他想说的，即使主题经常是有争议的。

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德国犹太人，乔治·奥克斯像他家庭的一些成员和全国的许多德国犹太人一样，对前不久从东欧来的犹太移民有一种优越和不满的感觉——不像阿道夫，乔治会公开谈论这一话题。尽管乔治同情他们的贫困和斗争，但很少宽容那些在到达美国后仍坚持外国习惯的犹太人，那些坚持在大街上说意第绪语、在火车上阅读意第绪报纸和根据一个民族或种族而不是根据一种宗教来看待犹太人身份的犹太人。他觉得，这些犹太人因宗族而鼓励了一些偏执行为，使他们无法立足于社会，使他们在商业上变得刻板，使得生活不仅对他们，而且也对已经站稳脚跟的犹太人更为困难，后者已经在美国得到了同化并且兴旺起来。他同样批评那些暴富的犹太人，因为这些犹太人即使不是庸俗地也是卖弄地炫耀他们的财富。

纵观直到他70岁去世时的一生，乔治·奥克斯—奥凯斯不遗余力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所有其他的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这一观点也被阿道夫·奥克斯所认同，多年来一直是《纽约时报》社论方针的一部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成为《纽约时报》的业主后发表讲话和声明，呼吁犹太人不要煽动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国家。1939年苏兹贝格加入了一个有影响的犹太人集团，他们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不要任命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为大法官，他们认为这会在美国增加一种反犹太人主义倾向，这个观点是为罗斯福所讨厌并无视的。1946年《纽约时报》撤销了美国自由巴勒斯坦联盟（the American League for a Free Palestine）提交的一个广告，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致使苏兹贝格发表冗长的讲话解释说：尽管《纽约时报》过去经常刊登编辑部反对组织的广告——苏兹贝格提醒他们，它以前刊登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的广告，但这一次撤销犹太复国主义的广告的决定，首先是因为《纽约时报》深信该联盟和中东的一个犹太恐怖主义集团有直接联系，其次是因为该广告上的反英指责是没有事实支持的，因此苏兹贝格说他不能为《纽约时报》上的这个广告将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激起的敌意承担责任。“我们相信，英国是抱着善意而非恶意而行动的，”苏兹贝格给一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写道，“因此，按照我们的立场，你们的广告是不真实的；既然依据任何标准都无法证明真实性，那么我们就优先选择我们的判断，而非你们的——你们不认可的，而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到了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儿子约翰·奥凯斯对《纽约时报》有影响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成立，《纽约时报》的社论在近些年通常对它都是友好的，并且在1967年达到了高潮。当时正值中东战争期间，《纽约时报》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它维护以色列的主权和独立的义务，甚至主张如果以色列军队需要帮助的话，美国军事力量应当介入，实际上以色列军队并不需要。《纽约时报》新闻部多年来，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有一位全日制的记者专门报道犹太人在美国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任务，据一位编辑说，它的目的包括“不让纽约犹太复国主义者暗中攻击苏兹贝格”。然而，乔治·奥克斯—奥凯斯30多年前所表达的老德国犹太人的态度——对那些墨守其犹太人身份的美国犹太人不抱幻想，希望犹太人同美国社会交融的愿望，仍然偶尔地渗透在《纽约时报》的等级机构中。《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老记者早就意识到高层经理对犹太事宜的敏感。编辑和处理关于犹太人的或对犹太人有特殊利益的报道，是更审慎和谨慎的，如果能感觉到这一点的话——即使感觉不到，记者也要保持着乔治·奥克斯—奥凯斯过去的那种意识。《纽约时报》不愿意被看作是一家“犹太人的报纸”，它的确不是，它将回过头来证明这一点。不时地迫使自己采取不自然的立场，因妥协而歪曲、平衡双方，小心不触犯别人，希望别人承认和尊敬它的实际样子——一家好公民的报纸，遵守和忠实于法律，坚定支持和平和战争时期国家的最大利益。

像《纽约时报》这样令人惊叹的机构竟如此的不傲慢，如此背负着责任感和生怕走得太远的担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它为什么有生命和力量，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它是脆弱的——不仅是拥有《纽约时报》的这个犹太家族的脆弱，而且还有这个家族把自己的命运系于其上的民族的脆弱。在美国社会表面之下存在的对犹太人的狡黠的轻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到了这个家族的每一个成员，甚至扩及第三代——苏兹贝格的儿子，一个海军士兵，在去朝鲜的路上因是犹太人而被拒绝进入佛罗里达州霍布桑德一个不对公众开放的胜地；苏兹贝格的一个女儿，在纽约的一所女子私立学校上学，在班里的唯一朋友也是一个犹太姑娘（但她俩很快就彼此讨厌了）；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儿子，一个聪明的学生，在劳伦斯威尔学校的犹太人入学限额之下被录取。由于这些以及类似的事件，甚至这个拥有《纽约时报》的家族也要遭到社会的这种详细审查。毫不奇怪，《纽约时报》对犹太复国主义是非常敏感的，同时对于保持《纽约时报》无可非议、远离国内偏见的影响十分讲究。

奥克斯家族的某些成员对这种偏见的最初感觉，是在阿道夫于1896年购买了《纽约时报》后不久他们开始向北方迁移之时。在查塔努加他们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反犹主义，这种环境也许是一个流动的、松散的社会造成的结果，这个社会在内战后已经确定下来，把查塔努加变成了一种边疆城镇。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相信，可能自己所属于的那种类型的犹太人比在世纪之交大量迁移到美国的东欧犹太人更可为非犹太人所接受。他将查塔努加对他及其家人的接纳当作对此理论的佐证。他的父亲长期担任查塔努加犹太人社区的在俗拉比，他自己也曾在唱经班唱诗，后来娶了一位犹太姑娘，按这种信仰培养了他的儿子们。就宗教而言，他自认自己是一个“好”犹太人，但他回避对犹太人的任何种族的或民族主义的义务。当他1893年当选为查塔努加市长后，他深信他的生活是很明智的，也是很好的。

当乔治1901年搬到费城，接受他哥哥为他提供的职位，管理阿道夫在该城新买下的一家报纸时，乔治逐渐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犹太人更完全的意义。费城更严密设防的社会在种族歧视上并不轻微，尽管乔治一般不挑起争端，但也惊恐万状。他认为挑起争论只会进一步加剧不愉快的局面，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要对这种种族偏见负有责任。如果犹太人少一点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学校和大学的欲望，不再首先把自己当作犹太人，犹太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隔阂就会减少。他承认，犹太人完全整合进美国社会制度要用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犹太人，也许还有第二代，不会取得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地位。但如果他们保持耐心并且树立起作为杰出、忠诚公民的榜样，那么第三代和第四代无疑就会得到承认——虽然在宗教信仰上不同于他们的美国同胞，但会是典型的和完全的美国人。无论如何这是他希望发生的，在他的后半生他试图这样生活，认为这会促进他的事业，有益于他的两个儿子的未来。

乔治的两个儿子像他的妻子一样，都是在费城出生和长大的。他的妻子是一个商人和银行家的女儿，她的家庭在近75年来一直是费城的居民。乔治的第一个儿子小乔治，1909年出生。他上了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成了出色的学院辩论家。他为各个报纸工作，写游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了炮兵军官，后来用了五年时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1965年他55岁时，在佛蒙特州的一次车祸中丧生。

第二个儿子约翰出生于1913年。大约一周后，由于分娩时的并发症，他的母亲去世了。此后乔治的儿子都是在他的未婚姐姐南尼的帮助下长大的。南尼·奥克斯是朱利叶斯和伯莎的三个女儿中最大的，比乔治年长一岁，比阿道夫小两岁。她上过弗吉尼亚州布里斯托尔的一家女子学院，但她母亲生病后，她被叫回家帮助料理家务。南尼曾得到过别人求婚，但从未结婚，特别是阿道夫也没有鼓励她去结婚，因为他对求婚者抱有批评的眼光。南尼的确一直在家里，这是直到她母亲去世时她一直待的地方。她的母亲1909年在纽约拜访阿道夫时去世了，享年75岁。

南尼当时48岁，此后五年她到欧洲生活和旅行。由于她弟弟的妻子去世，她回到费城和乔治住在一起。孩子们敬爱南尼，他们长大后，开始赞扬她敏锐的头脑和她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30年代初期使她成了新政的一个热情支持者，敢于抵制在奥克斯王朝大家庭聚会时她碰到的所有反对意见，特别是来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反对意见。这两个人都不能容忍罗斯福，而且伊菲吉妮绝对不宽容埃莉诺·罗斯福，容不得她的声音。但南尼讲自己的观点总是有说服力的。多年后约翰·奥凯斯认为自己之所以在政治上成了自由的民主党人，至少一部分起源于他的姑姑南尼。单是提到她的名字，他正经的性格就会温和起来。当然，对他的一生起支配性影响的还是他的父亲乔治。

现在多数儿子都早已不对他们的父亲抱有什么幻想了，但约翰·奥凯斯依然坚信他的父亲是一个少有的正直杰出的人，一个肯定具有比阿道夫更高智慧的人。这话显然不是出于对阿道夫的怨恨。约翰总是称赞他父亲的直率，敢做敢说他想的事情，不管后果多么不招人喜欢和使人尴尬。约翰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个个能反映出他父亲是一个独立的、大胆的、不妥协的思想家的故事。他记得，费城一家非常庞大的抱有敌意的广告客户代表团有一次去造访他父亲在《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的办公室，抗议乔治·奥克斯曾给予一个共和党改革候选人的支持，反对民主党的组织。他们暗示，如果乔治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将会使该报在广告收益上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乔治不顾他们的反对，在市长竞争中更加支持这位改革候选人。这个候选人最终获胜了，出于感激，问乔治是否希望推荐哪个人到新闻管理部门担任政治职务，但乔治拒绝了这个好意。他不祈求任何恩惠，也不提名任何人。乔治告诉这位市长，他只希望他能有效地、诚实地管理这个城市。在这位市长的整个任期里，乔治从未去过他的办公室，极力避免跟他谈话。

约翰·奥凯斯对树木、河流和群山的保护，对土地开发商野心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他父亲激发起来的。他父亲是一个热爱自然公园的人和徒步旅行爱好者，但约翰·奥凯斯比起他的父亲来是一个更有激情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奥凯斯可能是自乔伊斯·基尔默[注：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1886—1918），美国作家、诗人，以短诗《树》闻名。]以来《纽约时报》的一个对树木最有强烈感情的人。基尔默是个诗人，1918年去世时在美国军队服务，是从《纽约时报》的星期天版部去军队的。自奥凯斯成了《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物以来，在社论版上定期地热烈讨论变化的季节，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大自然反对人的贪婪的无止境的斗争。在这些问题上，奥凯斯经常和那些有权力、有财富、自以为是（这些品行在约翰·奥凯斯身上不是没有）的人意见相左，奥凯斯看重的恰恰是他和世界之间的这种谨慎的平衡，是一种自省。他有时在人们身上看到了他批评的东西，无疑加剧了他的敏感和追求高尚灵魂的习惯。他似乎一直处在一种自我检查的状态中，过分讲究他写作的用词，为了一个想法而苦苦思索，既担心自己的批评太严厉，又怕它不够严厉，小心避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一种个人的动机促使他去做他正做的、已经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情。因此他也许不会发表有关他曾经上过的学校、参加的组织的社论；有时他还会批评那些他参与其中的事情，这时他不会避讳自己与这些事情的联系，因为这一举动处于意料之中，而他不想变得容易捉摸。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生编辑时，他批评学校的社团体系，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社团的成员；作为一名《纽约时报》编辑，他理应支持民权运动，私下里他又对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以及其他类似组织的一些种族政策感到反感，但他没有加入那些在60年代初期退出该俱乐部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的行列：奥凯斯几年之后悄悄地退出了该组织，并不公开讨论退出的原因。

像大多数报纸编辑和评论员一样，奥凯斯并不欣赏批评。如果在另一家报纸或杂志上出现了对《纽约时报》不迎合的评论，特别是针对它的社论的，奥凯斯会很快发出一封答复信。他的信经常是极力证明这种批评是不可信的，揪住这种批评中出现的事实或解释的错误不放，即使这些错误对文章更大的目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或没有实质意义的。不是说奥凯斯比其他编辑更谨小慎微，而是说对他的心脏部位哪怕最轻微的攻击，他都抑制不住反击的冲动。他是非常容易生气的和敏感的，他的一生因为与他的出生相伴随的悲剧，因为父亲强烈的多愁善感，因为他的改名，而变得同样复杂起来。他改名是为了正式澄清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如何到那里。奥凯斯接受一切挑战，他的一生老是有小的冲突，其中大多数是和他自己过不去。

1936年从牛津回家后不久，他在上衣翻领上别着一枚罗斯福的圆形小徽章到特伦顿一家报纸求职。他得到了一份工作，但主编告诫他，除非他把这枚圆形小徽章摘掉，才能到办公室工作。奥凯斯被这个要求所冒犯了，认为这多少是对他的独立性的一种侮辱。他又等了几天，直到罗斯福再次当选后，他才摘下这枚圆形小徽章到《州公报和特伦顿时报》（State Gazette and Trenton Times）报到。后来在《华盛顿邮报》，再后来是在《纽约时报》，奥凯斯似乎拿不准在自己的文章上如何署名，结果他的笔名在几年内多变，从约翰·奥凯斯到约翰·B.奥凯斯、J.B.奥凯斯，再到约翰·伯特伦·奥凯斯——在他为《纽约时报》写的一些观察文章上署名是“约翰·伯特伦”。在他掌管《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并开始发表汤姆·威克的文章后，奥凯斯开始认为这种署名太不正规了。一天他给威克写信问问是不是用托马斯·威克或托马斯·G.威克署名更合适，威克说，他喜欢用他原来的名字。

尽管约翰·奥凯斯声称很高兴他父亲改了名，减轻了他家庭分支中具有某种不必要的奥克斯的分量，但他却对他父亲的默默无闻和不被家族一些成员所看重而失望。在与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及其他近亲合作写的一本关于阿道夫·奥克斯的传记中，他的父亲乔治被称为一个“持枪的浪荡子”。阿道夫本人对他弟弟的整个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但在乔治的性格中明显可感觉到他与制度的不和谐，所以他总是让乔治安全地远离权力的中心舞台。当奥克斯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投在纽约而不是南方时，他任命乔治经营《查塔努加时报》，他一直非常满意，直到乔治决定竞选市长。阿道夫不能泄他的气，既不帮助他，也不鼓励他。在乔治结束政治生活后，阿道夫为他在巴黎提供了一个职位，负责1900年《纽约时报》在巴黎展览会的展览，这一任务包括每日出版一份《纽约时报》巴黎版。乔治接受了这一挑战，既在工作上也在生活上和国际组记者围着巴黎城奔波，提高了《纽约时报》的声誉。展览会结束后，乔治获得了法国政府的荣誉勋章。

一年后乔治去费城管理奥克斯在那里的报纸，这是一次成功的冒险，于1913年结束。当时阿道夫·奥克斯越来越多地卷入了《纽约时报》在纽约的扩张中，并且对他在查塔努加的报纸恋恋不舍，所以接受了乔治的建议，以200万美元的价格把费城的报纸卖给了赛勒斯·柯蒂斯，条件是乔治仍然当费城这家报纸的业主。但乔治和柯蒂斯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政策上的分歧——乔治对柯蒂斯把他的女婿安排在经营部工作做出了让步。1915年乔治辞了职，又继续为阿道夫工作，这一次是在纽约。乔治负责《纽约时报》公司的两个辅助出版物《当代历史杂志》（Current History Magazine）和《周中画报》（Mid-Week Pictorial），他在时报大楼十层有一个办公室，约翰·奥凯斯现在也在这一层管理《纽约时报》的社论版。

乔治从不涉足《纽约时报》的新闻部，他的儿子约翰也没有。约翰·奥凯斯喜欢有一条把他的社论版职员同报纸其他职员分离开的清晰的分界线，保护它免遭时报大楼二层的门罗·格林的商业野心和三层的克利夫顿·丹尼尔咄咄逼人的官僚作风的影响。奥凯斯享受着在机构内少见的独立性——他的意见以及他手下的社论作家的意见，只服从于业主的审查。奥凯斯和业主定期接触，得到了相当于完全的自由，因此近些年来的社论已经从乏味变成了活跃，咄咄逼人地攻击阿道夫·奥克斯决不会容忍的那些问题，诽谤在《纽约时报》内部一度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人物，如蒋介石、罗伯特·摩西[注：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1888—1981），美国城市规划师，20世纪中期纽约市区、长岛、韦斯特切斯区等地的主要缔造者。]和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注：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Francis Cardinal Spellman，1889—1967），美国罗马天主教高级教士，1939至1967年间担任纽约枢机主教。任职期间，他成为美国天主教史上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因将天主教教义纳入美国生活方式主流而受到赞扬，也因其社会、政治观念备受争议。]。当奥凯斯1949年在为星期天版部的莱斯特·马克尔的“一周评论”栏写作三年后，开始为《纽约时报》写社论时，社论部的政策是坚决支持蒋介石。写了大部分社论的专家是一个中国通，是蒋介石的崇拜者，很少表达会冒犯这位通过译文阅读《纽约时报》的领导人的意见。这位作家退休后，约翰·奥凯斯在50年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因他对麦卡锡主义的尖锐社论而引人注目。和其他重大问题相比，《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政策开始明显改变了。奥凯斯认为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成为联合国一员是明智的，当这种观点开始渗透进《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时，蒋介石暴怒起来。一天，在《纽约时报》一位驻台湾记者按几周前安排好的一次计划去采访蒋介石之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这样的社论。见到这位记者时，蒋介石挥动手臂，生气地拒绝合作。记者解释说，在《纽约时报》他的新闻人员和社论版是由完全不同的部门管理的，即使这样也没能使他息怒下来。

几年前，《纽约时报》给予了罗伯特·摩西罕见的特权待遇，这种待遇的获得主要靠的是摩西的大胆。他老练地利用个人关系，或者编造包括苏兹贝格夫妇在内的《纽约时报》高层人士的关系，吓唬一些去采访他的记者。作为纽约最有权力的公职人员——在50年代，除了其他头衔，他还是公园行政管理人、市长的贫民窟清理委员会主任、特里博罗夫大桥和隧道管理局的主席、州电力局的主席、计划委员会的委员——不可否认摩西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源。同样真实的是，他对如何采访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如果他对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不高兴，他会毫不犹豫地给《纽约时报》发电报，谴责记者是无能的，或者有时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申斥这个记者，或者有时会给阿瑟或伊菲吉妮写一封有礼貌的抱怨信。这封信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时报大楼第三层，最终也许到城市版主任助理手上，这位主任助理会怀疑罗伯特·摩西对那个记者的贬低在某个方面是不是有道理。尽管摩西从来没有成功地使一个《纽约时报》记者解职或者受到惩戒，但他仍不停去尝试，他所做到的事情是使记者注意他可能做出的反应，使许多记者——可以肯定是不怎么有把握的记者——对自己写的关于他的每一篇报道都格外小心。这些记者知道，或者自认为知道，或者宁愿相信，摩西一定比纽约的其他重要新闻制造者更难以对付。他们已经听说过新闻编辑部里的传闻，摩西是《纽约时报》统治家族的一个朋友，伊菲吉妮·苏兹贝格特别喜欢他对她关于城市公园的建议做出的回应。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不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不管是事实还是谣言都同样有说服力。在时报大楼里似乎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罗伯特·摩西需要特别对待，他也的确得到了特别对待。

例如，1959年，摩西对《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以他为首领的该市第一贫民窟清理方案的一系列文章感到生气，他的表示异议的信件并没有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致编辑的信”的栏目里，而是作为新闻发表在平时的新闻栏目里，前面加上一段解释性的话，在新闻标题下出现。这不仅使读者开始怀疑那一系列文章的可信度，而且还挫败了那一系列文章的锐气，但那些文章是记者经过几个月认真研究的——对摩西来说，即便不是在所有细节和解释上都完全令人满意，也是确切和客观的。当摩西在《纽约时报》上为他的朋友莱斯特·马克尔，一个因其风格标准的严格而知名的编辑撰写评论文章时，编辑们对摩西华丽的散文很少修改，很少削弱它的锋芒和做作，这些文章在星期天的《时报杂志》上几乎和马克尔本人写的文章毫无二致。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新闻队伍里有一个老记者，在他的同事中以“摩西的人”而知名，这意味着摩西使他成为自己的一个心腹和朋友，把他的私人电话号码和周末的行踪都放心地告诉他。这样一来，为了证实、否认或评论某个消息的进展，《纽约时报》的编辑想找摩西的话，只需问一下这个人就行了，他会和摩西联系的。这个特殊的记者在职员中的地位，他的信心和行动方式，无疑还有他寻求奖赏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因他同罗伯特·摩西的关系而得以巩固。当摩西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重要的制造新闻者的地位开始衰落时，摩西的人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里的地位也衰落了。

罗伯特·摩西在《纽约时报》上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60年代期间该报组织的大调整，先是苏兹贝格生病和能力不济，然后是他50岁的接班人奥维尔·德赖富斯于1963年突然去世。三年内这两个业主的迅速退出，连同他们手下老卫兵的重新安排，对《纽约时报》的许多传统习惯和价值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时报大楼三层发号施令的人中突然出现了一些具有新观念的新编辑，约翰·奥凯斯开始管理十层的社论版，这些人大多数都不怎么敬畏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最早感觉到这种变化的是罗伯特·摩西，另一个人是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

1963年的冬天摩西开始感觉到了这一点。当时作为即将举行的纽约世界商品展览会的主席，他那么多的计划和行动居然不被新闻界所看好。媒体的情绪看起来对他不利，不仅有《纽约时报》，还有其他报纸，加上广播电视。并不是说他们不完整地或不准确地报道这些新闻，而是在一些事情上他们做得太完整、太准确了，他们什么也没有忽略。他们引用一些多余的词语或句子，插入多余的小细节，有意地向读者表达一种怀疑。他们和摩西开玩笑，因为这个暴躁的老人极力吹嘘这次商品展览会。他们在它劣质的建筑完工之前就把它拆散了，然后他们又在接下来的两年之中不断地来贬低它。

《纽约时报》社论批评摩西对这次商品展览会的财务操纵，他“对辱骂的爱好”，记者们似乎很高兴记录下他的每一个挫折——他想让A&P来清除在商品展览会场地上空可被看到的大霓虹灯面包广告牌，结果徒劳一场；他想让苏联人参与商品展览会，结果人家没来；他对每天来参观商品展览会的人数的乐观估计也没有实现。新闻界，包括《纽约时报》，过分渲染商品展览会开张日种族骚乱的威胁，包括黑人好斗分子在高速公路上的一次汽车“阻塞交通示威”——一种尽管没有成功却不利于人们参加展览会的威胁。在这一时刻没有人有兴趣去帮助摩西，媒体没有显示出一点愉快的态度，对小过失也不无动于衷，尽管这种无动于衷曾是他们对以前的布鲁塞尔商品展览会报道的特点，或者会激发起对后来的加拿大商品展览会的报道。摩西，纽约商品展览会的象征，在他的漫长生涯中已经树敌太多了。他写了太多的信，推开了太多的人。他罪有应得，但正像很多情况一样，他并没有在该遭报应的时候就遭到报应。因为1964至1965年纽约世界商品展览会并不像大量新闻报道所暗示的那样是非常丑陋的、无聊的、没有生气的铺张演出。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出席这次商品展览会，都找到了精彩的、值得记住的画面和声音，但他们无法表达出这一点，没有完整的声音，因为新闻界关注的只是大门口的示威者、停车问题、劳工争论，以及如果人们留心就总能发现的过失——《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他的专栏里报道说，“在这次商品展览会上”，在斯科特纸巾展馆的男厕所里却没有擦手纸。

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是《纽约时报》几十年一直在报道但从没有认真写过的人物之一。从阿道夫·奥克斯时代开始，《纽约时报》就对宗教题材格外敏感，一直害怕冒犯这个或那个集团。在碰到卡迪纳尔·斯佩尔曼的事情时，编辑们的工作甚至更为谨慎，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有广泛权力的神职人员，而且有时还说些或做些有争议的事情，使编辑们不得不去琢磨如何发表新闻，同时又不去冒犯斯佩尔曼和他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编辑们多年来努力巧妙地这样做，磨去报道的棱角，软化标题，只要有可能就强调斯佩尔曼的仁慈、他的魅力、他的朴素的方式，他在教会学校毕业典礼上和警察交流早餐会上受到的热烈欢呼。他们一直不去突出，有时甚至会无视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不怎么光辉的因素。比如他对轰炸者的祝福，他对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感情，他对纽约政治的参与。如果他不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如此固执地炫耀他的爱国主义，新闻界对他的这种礼貌的政策无疑会永远继续下去。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放松了限制，越来越和斯佩尔曼的教会不相一致。60年代的斯佩尔曼，像罗伯特·摩西一样，走得太远了，自由主义者越来越不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一些像约翰·奥凯斯这样的人。在斯佩尔曼去世前的一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攻击这位红衣主教在越南对美国军队进行圣诞节访问期间说“除了胜利，别的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一评论不仅招致美国许多天主教徒的反感，而且也招致了保罗教皇的厌恶，教皇正在进行争取和平谈判的运动。甚至在《纽约时报》新闻栏目里，在最近雇用的一个宗教新闻编辑约翰·科格利——以前就职于天主教杂志《公益》（Commonweal）的开明天主教徒——所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说话不当进行了谴责。科格利还指出，在传统上对战争表达严肃的保留意见的天主教徒的数目，相应地要比新教和犹太教反对战争者的数目更少——这一声明是几年前《纽约时报》的记者或许其他人都不会发表的；即使现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有着犹太人作者名字的人也不会发表这种声明。

更惊人的是，在斯佩尔曼红衣主教去世的当天，《纽约时报》为他发表了一篇社论，做出的评价不仅震惊了许多天主教徒，而且也使《纽约时报》的其他许多读者感到惊奇，因为他们曾错误地假定《纽约时报》的社论会缓和它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观点，向他发表一篇颂文。相反，这篇社论把他描绘成一个顽固不化而又有表现欲的人，挖掘了注定是他罪行的东西：“他以蛊惑人心的过分言论支持后来的参议员麦卡锡，他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进行了拼命攻击，因为她主张在教育上宗教应和国家分离。在政治事务上和公共辩论中，他经常是以一种命令的口气说话，披着一种权威主义的外衣。权威主义尽管在其他某个时候和其他某个地方也许是合适的，但却不适合于一个多元主义社会。不管斯佩尔曼红衣主教是否极力禁止影片《宝贝儿》（Baby Doll）或阻碍纽约离婚法的改革，他有时都是在琐碎的问题和失败的事业上滥用他和他教会的特权。”

几十件抗议信和电话接踵而至，众口一词地反对这篇社论。在最初收到的70封信件中，有62封谴责信，其中一些后来在社论版的“致编辑的信”栏目中发表。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它的主编威廉·F.巴克利就这篇社论写了一篇社论，指责《纽约时报》在斯佩尔曼犯错误时不去批评他的错误，指控在斯佩尔曼和麦卡锡的友谊以及他和罗斯福夫人的分歧有新闻价值时，《纽约时报》的社论对他保持了沉默。巴克利写道，这位红衣主教曾把《纽约时报》吓得不敢说话。巴克利总结说，因此，“我们更要悼念这位红衣主教的去世”。

巴克利断定《纽约时报》在罗斯福夫人事件上保持沉默，这是不正确的。在1949年《纽约时报》的两篇社论中，尽管对这位红衣主教的抵制是最微妙的，但支持了罗斯福夫人的立场。

在斯佩尔曼去世后的喧闹声中，约翰·奥凯斯保持了冷静。奥凯斯以前多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并且他还会经历的，他有点喜欢这些社论引起的激动。他想在《纽约时报》经营一个刺激性的社论版，表达一些并不总是流行的但至少是他自己的和出版人的意见，并且不受《纽约时报》之外的有权力的人所影响，而且也不受从门罗·格林那里购买《纽约时报》版面的广告商所影响。

这天，门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艾伦·蒂什曼来电话谈谈新的豪华的摩天大楼公寓，因为这一天《纽约时报》的编辑部文章把这些公寓说成是对哈得孙河边新泽西崖壁的自然美景的亵渎。当格林的秘书通知说蒂什曼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格林对蒂什曼突然发作的气愤的语无伦次的腔调并不感到惊奇。蒂什曼说，这是可怕的、残忍的、愚蠢的、不公平的。这些公寓大楼并没有像那篇社论说的那样，破坏了空中的轮廓线。蒂什曼说，相反，它们给这片单调的土地带来了优美。为什么《纽约时报》允许发表这样的抨击？靠它得到了什么？是谁做了这样的事情？

门罗·格林同情地听完后，告诉蒂什曼，他很抱歉，尽管他赞成蒂什曼的观点，但他却控制不了社论。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格林说蒂什曼有两种选择：他可以给社论版写一封抗议信，它会得以发表，可以有些好处，或许会有更多的害处——它只会引起人们注意这篇社论，因此不要发这封信。格林继续说，为了使他的推销商的声音成了更使人放心的，要做的最好事情是什么也不做，忘掉它，只当它没有发生。广告增刊——和以后的广告——会抹去这篇社论造成的所有伤害。格林说，他个人并不认为这篇社论会造成什么损害。格林说，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

蒂什曼考虑了一会儿，他最终决定按格林的建议去做。后来，在这些豪华的公寓住宅起用并且被租户塞满后，蒂什曼才相信格林的建议是正确的——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