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编辑部的编辑们，已经从他们的记者那里得知今天的世界处在它通常的贪婪与无序、混乱与冷漠的状态，现在正准备参加新闻会议，向丹尼尔传达这一信息。他们知道，丹尼尔会非常平静地接受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小时内，新闻会议结束，大多数人会回家去，忘掉它，知道在早上《纽约时报》的一切都又会是整洁和整齐的。

他们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纽约时报》：它是每天的奇迹，是一个程式化工厂。每一天，除非劳工罢工或头上氢弹爆炸，它都会出现在全国的11464个城市和所有首都，其中50份进入白宫，39份进入莫斯科，有几份被偷运到北京，一份厚厚的星期天版在每周末被空运给台湾的外事主管，他每次都得付16.4美元。他需要这份报纸的原因是，如同其他千千万万在世界各个角落被孤立的人一样，他需要《纽约时报》作为一个必要的证据来证明世界的存在，作为测量一切纷纷杂杂的晴雨表，作为世界理智与否的评估者。如果世界曾经存在，而且继续存在着，它每天都会被《纽约时报》及时地记录下来——1966年6月23日下午4：57，在纽约的一个特定的下午，世界就在第四十三大街与百老汇大道交会处的一幢巨大的哥特式灰色建筑当中被记录下来。

在这一时刻，大约有4000名雇员工作在这座14层大楼里。他们有接待人员和电话接线员、印刷工和照相感光制版工、制图员、自助餐厅厨师、护士、社论作者。他们大多数自早晨9点或10点就到了这座大楼里，是在大卡车停靠在路边之前来到的。大卡车在路边卸下几十大卷纸，这些纸卷砰然一声掉进《纽约时报》的地下室里，再掉进机器里，机器的纸张消耗每一年都要吞掉500多万棵树。

《纽约时报》的全部在册雇员有5307名，只有700人工作在第三层的新闻部门。他们是编辑、记者、文字编辑、评论员、新闻助手，他们自认为是《纽约时报》的总体，是它的体现和唯一的精神。即使他们没有完全无视大楼里其他那些诸如生产、推销和广告之类的部门，他们也是以带着某种恩赐的态度来承认它们。广告部毕竟是现金交易，永远具有最肮脏的商品——金钱。它雇用几百个人销售那些在新闻部不能买到的东西。它是奥克斯圣殿的世俗一面。

起初奥克斯基本上就是一个商人。后来他不单是商人了，但如果没有他那不可思议的经营意识，他就不可能在1896年接管衰败的《纽约时报》，并使它恢复活力，这是靠削价这样不高明的策略计谋实现的成就。1898年奥克斯把《纽约时报》的价格从每份三美分——这是最体面的日报当时所要的价格——削减到一美分，这是专门猎奇的小报的标准价格。奥克斯的合伙人认为他在犯一个重大的错误，使《纽约时报》的形象掉了价，却没有解决它的资金问题。奥克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纽约时报》在风格上不会掉价，只是在价格上降低，并且说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大量斤斤计较的纽约人可以从阅读廉价报纸转向阅读《纽约时报》。

一年后证明他的设想是正确的，《纽约时报》的发行量增长了三倍，广告收入滚滚而来。到1915年，奥克斯的报纸富裕和强大到了足以选择和拒绝广告商的程度，在报纸需要更多的版面用于刊登最近出现的新闻时就删除一些广告。这些特权相当自然地滋生了新闻部的自豪和自大。这些特权是奥克斯一生中的亮点，使得他满足于一种双重动机——他能够在一个屋顶下既管理兴旺的生意又管理一种神权政治。但他知道二者不能掺和起来：它们必须各自在不同的楼层发挥作用；钱商必须待在他的圣殿之外。他在经济上是坚实的，在社会地位上同时又是高尚的。在他的报纸上决不允许搞一些像连环漫画这样的发行花招（但连环漫画在他的第一张报纸《查塔努加时报》（Chattanooga Times）上是被容许的，而且现在还允许）。在他死后，历史不会让他的犹太同胞、那些大商人来取代阿道夫·奥克斯，这些商人成了银行家，但奥克斯却会进入伟大公仆的更庄重的行列里。

奥克斯决没有忽略他的商业部门。1966年夏天，负责为《纽约时报》赚钱的人是一个懂经营、没废话的典型，叫作门罗·格林。格林60岁，坐在第二层他的大办公室繁忙的桌子后面，指挥着有350人的部门，这个部门每年通过卖广告带来一亿多美元的收入。平日版上的一张整版广告大约值5500美元，在星期天版上值7000美元，来自广告的收益是该报的发行销售和其他经营事业收入总和的三倍。

门罗·格林是个大块头的留着黑色波浪头发的人，穿着线条分明的深色服装，上面有闪闪发光的袖扣，打着白色或银色的领带。他迅速有力地对着办公桌上一个红色电话讲话。他作为一个广告人在《纽约时报》已工作25年了，此前是在《先驱论坛报》和《美国杂志》（Journal-American）的广告部工作，再往前是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经理。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到的梅西百货。《纽约时报》的广告中每一天都描绘着豪华的世界，在假日里去欧洲旅行的幸福的人，穿着貂皮衣或佩戴着蒂芙尼珠宝的苗条的时装模特儿，一点儿都不像格林在他的大半生所知道的世界。他的父亲曾在新泽西州的南安博伊经营一家小服装店，在他唯一的孩子格林才10岁时就去世了。尽管他也可以无忧无虑，轻松愉快，但他天生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不容易被他的广告的虚幻梦想所影响的人。

从他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他能看到大街和一个醉鬼睡在一个旧剧院后面的台阶上。格林能隐约地听到交通拥堵的警报器声。这声音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位骑警的注意，他将必不可少地指出新闻车或卡车停放不当，但不会拿出处罚单，因为他知道当天稍后他得把他的马拴进《纽约时报》装卸斜坡后面的围栏里。格林能感觉到楼下印刷机的震动，并且以完全不同于楼上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方式意识到《纽约时报》的权力。他的生活观肯定不同于十层的社论作者们的生活观，这些作者在平静的居处写作一些有时使格林感到恼怒的崇高期望和理想。记得一天早晨，他读了《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该文章批评在乔治·华盛顿桥南沿哈得孙河建的有豪华房间的新摩天大厦。依《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所见，这座大厦是对新泽西崖壁景观的亵渎。但格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最近刚刚向这些公寓的建筑者和拥有者出售了一份5万美元的广告副刊，并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对这个工程的赞美。格林知道，蒂什曼房地产和建筑公司对这篇社论是最恼火的，他坐在办公桌旁等着他们打电话来。他们甚至会撤销以后的广告，如果《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或评论冒犯了大商人的话，在他们中间这是常见的反应。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谈论吸烟引起肺癌后，一个卷烟厂主撤销了广告，使报纸损失了几千美元。除了格林，报社的管理者中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件事。当《纽约时报》关心它的广告人想些什么时，一些管理者就说，那样做将不再是《纽约时报》了。

尽管这不无道理，但格林还是相当怨恨他楼上一些同事漫不经心的态度，怀疑他们对待报纸商业方面的方式也许反映了他们私下对他的看法。他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纽约时报》的吸引力，但他也认为《纽约时报》一年在广告上吸引1亿多美元不单是靠这种磁力——还与格林有关，与他的干劲、他的决定以及他的工作人员有关。正是他们带来了金钱，使得十层编辑部的聪明人能大发慈悲，也正是在这金钱的支持下，三层的记者们才可以仅仅为了核实一项事实而打电话去柬埔寨。格林还觉得，广告费尽管是由热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时也为《纽约时报》的读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仅告诉人们买什么和在哪里买，而且每天还描述了国家的经济，对当代品味的见解。广告对日常生活展现了第二种愿景，证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满了贫穷、威胁、炸弹和灰烬。在广告上穿着名牌服装的漂亮姑娘、吸着一支温和昂贵的香烟的男士，都为《纽约时报》读者在阅读灰色的庄重栏目之余提供一种轻松的休闲。格林怀疑，从现在开始到50年后，那时历史学家想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梦想时，他们就像阅读新闻一样也从阅读广告中得到许多启示。当然，广告强调的是积极的方面，而新闻强调的是消极的方面。真理就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6月的这一天，新闻集中注意的是“漫长炎热的夏天”，密西西比的种族暴力；广告突出的是夏天的交易——梅西百货公司宽松的貂皮长外套，通常是299美元，现在降到了236美元。新闻挑出来的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帮助与求助广告塞满了对熟练工和新手提供职业的信息。新闻强调是住宅的短缺；广告展示的是在纽约周围各种价格的可购买的住宅。新闻注意的是名誉和权力、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败；广告却迎合了每一个人每天的梦想，可得到的甜蜜生活，消遣的小玩意和可供出逃的交通工具。

广告也记录日常人的悲剧，但只是在报纸背后以最小的字体，在商场清单和腾达的管理者平淡的照片之间——在这里，接近于最下面，一个人可以在极小的字体中读到那些已经破产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被抛弃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失去了包括梦想在内的某种东西并试图复苏的人的名字。他们把这些消息告诉《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会发表它，在它的分类广告版里每一行只收取几美元——时报大楼六层的一个特殊部门负责这件事，成员主要是中年妇女，她们坐在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里，接听电话，匆匆记下日常生活的可怜事实。如果这些事实不是太庸俗或报复性的，她们便把这些事实转发到四层的排字室，供《纽约时报》下一版的公告栏目用。

今天《纽约时报》会公布一个事实：琼·庞皮罗，销售小姐，住布鲁克林的肖尔路89-01号，已经破产。她承担的债务是15251元，她的财产价值1275元。今天皇后区二百零七大街89-36号的爱德华·多尔蒂，在《纽约时报》上宣布，他的妻子弗洛伦斯“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我的卧室和餐桌”，但现在却要对她的债务完全负责，他不再支付任何钱。今天一个丈夫逃跑的妻子会在《纽约时报》上呼吁：“莱恩·W.-伊丽莎白和我孤独无望。我们知道你感觉到了我们的痛苦和眼泪。我们没有你不行。请你快回家吧。”东部的曼哈顿的一位女士，心烦意乱，因为她丢了她心爱的手表，请求《纽约时报》发表启事：“一块帕太克·菲利普方形金表，白色和黄色的表带，多加酬谢。”

这块手表没有再回来，所以东部的这位女士不久又买了一块，不是帕太克·菲利普表，这对《纽约时报》来说不是新闻了。《纽约时报》不会研究莱恩·W.和弗洛伦斯·多尔蒂在哪里，《纽约时报》的读者也不会知道致使销售女郎琼·庞皮罗陷入1.4万元债务的确切原因是什么。如果要求讨论她的财务困境，她也不愿意这样做。这不是新闻。对三层的《纽约时报》编辑来说，新闻是由目前你不知道但应该知道的、有意义的事件构成的。在门罗·格林的世界里，新闻就是鼓吹生意，重点是快乐、成功、舒适和陶醉。对格林来说，B.奥尔特曼公司的鞋店有一种“令人产生幻觉的无带轻便舞鞋”卖41美元；J.普雷斯公司有低口袋的、钩状开衩的、易洗的、速干的绦纶棉毛夹克衫；东方航空公司有直飞圣安东尼奥的喷气式飞机航班，这些就是新闻。在格林看来，“水宝宝让你的皮肤晒得更漂亮”并且在广告里配上一张拉蔻儿·薇芝的穿比基尼泳装的大黄褐色照片，摆出一种《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姿势，引起人们惊奇，但没有遭到《纽约时报》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注：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Advertising Acceptability department），《纽约时报》专门负责审核广告可接受性与适当性的部门。该部门依阿道夫·奥克斯确立的宁可损失收入，也不容许不实、欺诈及有失善良风俗和尊严的标准而建。]的反对，这就是新闻。那些和格林一起工作但不是他手下的人，他们一般都要降低广告中用语的调子以避免过高评价——“城市最好的家伙”成了“最好的家伙之一”，“我们所见到的最精美的外衣”成了“我们销售的最精美的外衣”。他们不允许用外语做广告，除非有英语译文，他们很快取消了性色彩太浓或没有品位的广告本子。他们不允许广告中有裸体，除非是儿童，但他们允许拍摄热带海岛的日光浴和宣传肥皂的广告中有穿着很少的比基尼女人——一个管理者解释说，《纽约时报》承认女人也有肚脐。这对格林是好消息，因为他一直在从女人的短裤和胸罩中为《纽约时报》谋取好处，特别是在星期天的《时报杂志》（Times Magazine）上，这个杂志有时被叫作《束腹带公报》。在格林那里，几乎用不着什么洞察力就能认识到在一个杂志上推销女士服装的商业可能性，说明它的分量，它在普通市场上的款式。但格林知道，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以它140多万份的发行量，不仅被男人也被许多女人所翻阅，改进了的广告色彩给读者一种额外的刺激，一部分版面变成了艳丽的活泼的女士的衣物间，同时它也从外交部长的照片里选取些场面，放到读者一眼就能看到的版面。这样做，实际上给了产品以弹性，似乎能在版面上把那些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统一起来。

只要门罗·格林和《纽约时报》联手，任何东西都能推销掉，而且非常自然。格林听说艾伦·蒂什曼在沿哈得孙河边建摩天大楼公寓，就去接近他的朋友蒂什曼，建议他购买《纽约时报》的广告版面，以期引起人们对这项建设的注意，招徕租户。蒂什曼同意了，5万美元的广告副刊拼起来了。可他没有想到《纽约时报》的社论竟谴责蒂什曼的建设。现在门罗·格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艾伦·蒂什曼来电话，他束手无策。这是一篇最不吉利的社论，但现在对它做任何事情都为时已晚。在私下，格林不像社论的作者那样认为，这些摩天大楼会玷污哈得孙河沿岸新泽西崖壁的自然优美。格林认为，蒂什曼利用的土地不是历史的文物或神圣的保留地，恰恰相反，只是荒凉的几英亩杂草、棚屋和未修剪的树木。在那里建公寓住宅比做其他任何事情更是对环境的改善。但格林对社论的作者没有任何影响。他甚至不知道是谁写了这篇文章，因为每一篇社论都是由社论部的十人中的一个匿名者写的，但格林知道谁对写这篇文章负责。他就是约翰·奥凯斯，社论部的主任，一个在这座大楼内外以热忱的保守主义者而广为知名的人，一个对保护树木、河流和群山并反对土地开发商侵入几乎到了着迷程度的人。奥凯斯是一个精神崇高的人，憎恶一切金钱和营利动机，他一度甚至谴责沿第五大道建金色的铝电话亭，在一篇编辑部文章中声称：“这些金色的废物桶……完全破坏了这个大道的整体性。”

在《纽约时报》的当权者那里，也许再没有哪两个人会比门罗·格林和约翰·奥凯斯更少有共同点了。奥凯斯是一个衣着随便的人，在50岁时密密的鬈头发已经白了，长着一双白蓝色的眼睛，有一副非常年轻但严肃的面孔。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成了一名罗德斯学者[注：罗德斯学者（Rhodes scholar），牛津大学一个以塞西尔·约翰·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英裔南非商人，矿业大亨与政治家）命名的，为国际留学生设立的研究生奖学金，获此奖学金的即称为“罗德斯学者”。]。奥凯斯几乎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强烈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支配着该报的社论。尽管他的确不期望他的社论部作者们赞同他们并不同意的事业，但同样他也不期望他们赞同他不同意的事业。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他的相冲突的话，他们的文章就不能发表。如果他们在当时重大的政治、社会或经济问题上一直和他的意见相左，他们最好明智一些，考虑调到报社其他部门，因为奥凯斯像任何社论部主任必须做的那样，坚持他的观点与业主的观点和谐一致，奥凯斯必须对业主负责。

奥凯斯认为，社论版是一家报纸的“灵魂”，是它的内在特点和哲学的反映。自他1961年接管《纽约时报》社论版以来，这一特点和哲学比以前更生动地体现出来。社论版曾谴责越南战争，忠实地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它一般是亲劳工的，但批评像詹姆斯·霍法[注：詹姆斯·霍法（James Hoffa，1913—1975[失踪]），美国劳工领袖，1967年因贿赂陪审团、诈骗、阴谋等罪被捕，被判13年徒刑。]以及后来的迈克尔·奎尔[注：迈克尔·奎尔（Michael Quill，1905—1966），美国运输工人工会创始人之一，组织了长达12天的1966年纽约公交系统大罢工。]这样的劳工领袖。它在中东战争中是以色列的支持者，但在以色列取胜后又批评以色列对领土的野心和行动。尽管它赞成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但后来当肯尼迪没有按奥凯斯的意见履行他的联邦援助教育法案的诺言时，它又倒戈了。由于在肯尼迪时代社论部的冷枪继续集中在这一点和其他问题上，总统的许多家族成员和朋友开始越来越讨厌约翰·奥凯斯，指责这种否定论是奥凯斯在肯尼迪刚进参议院时就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个人偏见的表现。

他们中的一些人怀疑，正是奥凯斯帮助扩散了1957年底的一个谣言，即肯尼迪不是其自传《信仰在风中飘扬》（Profiles in Courage）的唯一作者。奥凯斯实际上在散布这种谣言上没有起任何作用。最应负责任的人也许是德鲁·皮尔逊，皮尔逊负责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一个电视节目，促使这个广播网继而进行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种指控，ABC后来公开向肯尼迪道了歉。在这件事情上，奥凯斯所做的一切只是他在一次社交聚会上向碰到的哈珀出版公司的一个曾为肯尼迪写这本书做过工作的编辑询问，这个传闻是否有实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西奥多·索伦森[注：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1928—2010），又被人称为泰德·索伦森，美国律师、作家，著名的演讲稿撰稿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主要讲稿撰稿人，也是肯尼迪的亲密助手，被肯尼迪称为“知识血库”（intellectual blood bank）。]或肯尼迪的其他某个助手是不是曾帮助写作。这位编辑否定了这件事，奥凯斯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但几周后，当约翰·奥凯斯在华盛顿对每个国会议员进行正常访问时，他在肯尼迪的办公室里受到了肯尼迪参议员长时间的严厉审视。接着肯尼迪从他的桌子上拿起一封信，交给约翰·奥凯斯说：“我现在亲手把它给你，而不是寄给你。”这封信的开头是：“亲爱的约翰，我最近注意到，有人引用你的话说，关于我的《信仰在风中飘扬》的著作权的谣言是真实的。”这封信共有300字。信中不含糊地声称，其他任何一个作者都没有参与写作这本书。在奥凯斯阅读完这封信后，肯尼迪想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让奥凯斯检查一下肯尼迪为写这本书而亲笔写下的一沓笔记。奥凯斯对肯尼迪说这没有什么必要，很快他们就讨论起其他事情了。但给奥凯斯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在驳斥这件传闻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在1958年1月的这一天奥凯斯得出结论说，肯尼迪已经有了争取当总统的严肃计划。后来在纽约，奥凯斯得到了肯尼迪寄来的一本《信仰在风中飘扬》。赠言写的是：“赠约翰·奥凯斯——谨致他的朋友以高度敬重和最好的祝愿——作者：约翰·肯尼迪。”

奥凯斯在《纽约时报》大楼内外有雄心的人那里所得到的这种恭敬的对待，并不完全基于他作为社论版主任的地位及威望，还在于奥凯斯是《纽约时报》统治家族的一员。他的父亲是阿道夫·奥克斯的弟弟，在1917年改了自己的姓，把乔治·奥克斯改为乔治·奥克斯—奥凯斯，并约定他的儿子叫“奥凯斯”。促成改姓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烈的反德情绪，以及认为奥克斯这样的明显德国人的姓在将来会被美国人所厌恶。查塔努加或纽约的奥克斯家族其他成员肯定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实际上被乔治的做法侮辱，但他们对乔治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一直把乔治·奥克斯看作家族里一个迷途的家伙，一个不可预料和复杂的人，不想靠家族的庇护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他不能或者说不会永远不要他哥哥阿道夫提供的有保证的奢侈。

阿道夫·奥克斯比乔治年长三岁，是一个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家庭里的老大。他们是相互冲突的性格的绝妙结合，尖锐的意见分歧总会被更为强烈的彼此奉献精神所战胜。他们是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结婚的德国犹太人的后代，父母效忠的对象在内战中是相冲突的——他们的父亲朱利叶斯·奥克斯是联邦军的上尉，而他们的母亲伯莎·奥克斯却被指控为南部邦联的间谍。如果天才的孩子阿道夫没有在20岁开始购买并创办报纸的话，这个家族也许几年后就分裂了。他创办的报纸成了任人唯亲的图腾柱，在近一个世纪里抬高并塑造了他的家族，他的孙子、孙女、侄子、堂兄弟姐妹和姻亲，使他们信奉一种比他们的宗教更强大的正统观念，并确信阿道夫·奥克斯是他们的恩人，一个比他们自己的父亲更像父亲的人。

朱利叶斯·奥克斯，1845年移居到美国，是一个多才多艺、有教养的聪明人，但赚钱不是他的本事。他是一位优秀的吉他演奏者，一位业余演员，一位受过希腊、拉丁和希伯来语古典教育的学生，而且能熟练说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1826年他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巴伐利亚的富尔特市，一个有修养的相对宽容的城市，那里有庞大的犹太人群体。犹太人群体尽管受到尊敬，却被剥夺了某些公民权和特权。然而，这些限制并不适用于朱利叶斯·奥克斯的家族，这个家族在富尔特生活和兴旺几代了。在富尔特古老的犹太人墓地里，有一些奥克斯族人的墓碑可追溯到1493年。朱利叶斯·奥克斯的父亲是一个有成就的钻石匠，也是一位语言学家和研究《塔木德经》的学者。他的母亲是一位漂亮优雅的女人，共生了九个孩子，朱利叶斯是最小的。在朱利叶斯上科隆军事学院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去世了，朱利叶斯的哥哥成了家长，让他退了学，去一家装订公司当学徒。朱利叶斯造反了，在1845年春和一位朋友离开了富尔特，步行到不来梅，乘坐一艘装备有全帆的轮船渡过大西洋，七周后到达了纽约。他最初定居在路易斯维尔，他的两个姐姐也生活在那里，那里的姐夫拒绝资助朱利叶斯重新上大学，让他去当沿街叫卖的小贩。他不久就不干了，后来在肯塔基州的斯特林山一个女子学院里找到了教法语的活儿。当美国1848年向墨西哥宣战时，朱利叶斯·奥克斯应征入伍，由于他在德国的军事背景，当了教官，但还没等到他的部队被派到前线，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此后几年他极力寻找适合他的智力和他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并能结束他的不安定生活的工作，但他没有找到。他既不是很有决心，也不是很幸运，所以他的生活是在纽约和新奥尔良之间来回奔波，并且多变。他为一家珠宝公司当巡回销售商，拥有并经营过纺织品商店，组织过小型戏剧俱乐部；他涉猎了小城镇的政治，在市政府里供过职；他在密西西比冒险期间，在种植园舞会上弹奏吉他。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短期定居下来，经营一家商店，并且碰到了一个吸引人的多少有点固执的年轻姑娘，叫作伯莎·利维。

伯莎·利维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兰道，当时和一个叔叔生活在纳奇兹，是她父亲让她去那里的，为的是躲避德国当局的迫害，因为在她还是海德堡的一名16岁的学生时，她参与了在1848年革命起义中牺牲的几名烈士墓前的政治示威。朱利叶斯·奥克斯1851年就认识她了，但他在密西西比停留时间很短，不可能干什么浪漫事情。三年后，在密西西比流域爆发黄热病期间，他在一份报纸的死者名单中看到纳奇兹的伯莎·利维的名字。两年后，在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又见到她了，的确是她。她说她当时病得很重，但作为拯救她生命的孤注一掷，医生们用了冰裹法，现在她完全恢复健康了，和最近从巴伐利亚移民过来的父母生活在纳什维尔。在一年之内，伯莎·利维和朱利叶斯·奥克斯结婚了。三年后，1858年3月，在朱利叶斯作为旅行销售商的基地辛辛那提，诞生了未来的《纽约时报》业主阿道夫·奥克斯。

美国内战开始后，朱利叶斯·奥克斯加入了联邦军，成了一个营里的上尉，负责保护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之间的铁路线。在战争期间，他的妻子和他生活在一起，但她依然坚决忠实于南方。一次她把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藏在她孩子乔治的襁褓里，企图偷运到驻扎在俄亥俄河桥对岸的邦联军队。联邦军的哨兵发现后，对她发出了逮捕令。这使得奥克斯上尉面临一种最麻烦的、生死攸关的局面，需要他发挥比他作为一个销售商所能证明的更强的说服力。他设法使他认识的一位高级军官撤销了逮捕令，但这种宽大为怀却不会从奥克斯夫人那里得到任何感激。她依然忠实于南方的事业和生活方式，甚至不害怕它的奴隶制。几年后当家庭定居在查塔努加后，她成了邦联军女儿会地方分会的永久成员。在她1908年75岁去世之前，她请求在她的灵柩上覆盖一面邦联军的旗帜。在俯视着查塔努加城市的一个土丘上，与她的坟墓相邻的是她丈夫的坟墓。她丈夫于1888年死于该市，按照他的嘱咐，他的葬礼是由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举行的，他的灵柩上覆盖着星条旗。

奥克斯夫妇如此显示出来的对事业特别是失败事业的党派忠诚和奉献精神，并没有吸引他们的儿子阿道夫。他是一个刻苦工作的人，一个不抱幻想的走中间道路的思想家。他认为冒犯一派而取悦于另一派不是什么美德。他愿意和所有集团做生意，尽可能少触犯别人。他是一个早熟的年轻人。他早就认识到他父亲走的是一种无目的的、变化多端的道路。他开始集中于一件事情，并坚持下去，把它干成功。对他来说这件事就是报纸，它有给他带来寻求某种特权的激动人心的前景，是继承他童年的英雄霍勒斯·格里利传统的一个机会——格里利曾经从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农场主发展成《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业主。

奥克斯14岁时开始打扫《诺克斯维尔记事》（Knoxville Chronicle）的地板。三年前他曾经在这家报社当过报童，但后来为赚更多的钱去一家杂货店当了学徒，后来又在剧院当领座员，最后是在他叔叔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食品杂货店里做职员，晚上上商业学校。他讨厌这些工作，因为体验不到他在《诺克斯维尔记事》编辑部当报童的日子里所感觉到的生气勃勃，所以1872年他向《诺克斯维尔记事》报社申请一份全职工作，当了办公室的小伙计。他决心让报纸成为他生活的理想，他的父母不想劝他不要这样做。奥克斯的天性，把他父亲的理想主义和他母亲的敢作敢为结合起来，很适合于经营一家报纸。报纸可以把他引入政治，在那里他能够实现他内心的某种社会工作者的追求，但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却对他没有吸引力，因为别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时，他会感觉到自己的笨拙。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他在教育背景和社交上的局限性，甚至在他已经在《纽约时报》取得了成就之后，或许因为他已经取得了成就，他也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局限性。他在对他的编辑们发表一个评论或意见后，通常是微笑，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好像说得不全面或在某个方面有错，他的话不是真正要求严肃地对待这一切。有时他的语法有错，他的词汇贫乏，但他通过对细节的重视和对主题的同感及宽容而进行了弥补。他的思想永远是对显而易见的事情的挑战，甚至在他开车到乡下停下来问路时也是这样。如果不问一下他能否通过别的路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他是决不会按别人指的路去走的。他既谨慎又乐观，有感情却很严厉。他是个身材矮小并有着黑头发、蓝眼睛的小个子。当有人评论说他像拿破仑时，他回答说：“是吗？我比拿破仑要高多了。”然而他非常谦虚。他是一个有伟大设想的温和的组织者，对人性、对做什么有可靠的见解。他真的相信，真诚是最好的政策，他为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感到骄傲。他从不亵渎上帝，他深信努力工作就会有收获。

奥克斯在成为《诺克斯维尔记事》的办公室小伙计后不久，便被提拔为印刷工学徒，学会了一门对他后来拥有的报纸具有标志性的手艺，使他在后来的岁月甚至他去世后几十年里成为印刷工的英雄。以致在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的一次报纸罢工期间，只要奥克斯的白发女儿伊菲吉妮——当时70岁了——走近《纽约时报》大楼的前门，印刷工们的阻止上班的纠察线就会尊敬地分开，形成一个通道，让她过去。

阿道夫·奥克斯18岁时，在为《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当排字工，生活简朴，他把节省下的钱都寄给在诺克斯维尔的家里。在业余时间里他也当半日制记者，虽然不是一个聪明的作者，但也算是非常可靠的注意搜集事实的人。19岁时，他和两个老人对一家衰败的报纸《查塔努加新闻报》（Chattanooga Dispatch）有了兴趣。他们不能使它复苏，但它为奥克斯提供了进入一个新城市的通道。这是一个处在迅速建设期边缘的城市，奥克斯感觉到了，因此他留了下来。

查塔努加，它的山脊和高原曾在内战期间被几千名战斗部队发射的加农炮弹和步枪子弹刻下了伤痕，1865年人口不到2000人，但当奥克斯1877年来到时，这里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2万人。据传闻，山里有铁矿石，现在肮脏的道路开始铺上木板，商店和住宅正在建设，在新居民中间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气氛，一种繁荣的前景。当时查塔努加没有电话，为了解信息，新来到的陌生人经常不得不到处打听。阿道夫·奥克斯到来后萌生了印刷一张城市指南的念头。在这个指南中他列举了查塔努加的每一个商店，它的地点和它销售的商品的种类。在搜集这种信息的过程中，他到过城市的每一个街道，接触了商人、政治家、银行家。当一年后即1878年他需要贷款和广告支持他来购买并重办《查塔努加时报》时，这些人对他是很有帮助的。《查塔努加时报》当时是一个经营不善的四版报纸，印刷质量差到了无法辨认的程度，发行量下降，复苏的前景渺茫。它的拥有者非常绝望地要卖掉它，以致奥克斯能够以先付250美元，随后付清5750美元的总价格把它买下来。奥克斯的父亲朱利叶斯从诺克斯维尔来到查塔努加参加了更换所有权的仪式，不是出于感情的原因，而是代表他的儿子签署法律文件。因为阿道夫·奥克斯当时离21岁还差八个月。

奥克斯对《查塔努加时报》做的事情，也就是他后来对《纽约时报》做的事情——他使它成为一家新闻报纸，而不是意见报或明星作家的陈列柜，也不是失败者或胜利者的拥护者，或主张政治社会改革的斗士。奥克斯要推销的东西是新闻，他希望不带偏见地推销它，并且保证它是可靠的和纯洁的，不是出于欺诈编造出来的。阿道夫·奥克斯想在查塔努加站稳脚跟，和这个城镇一起成长并帮助它成长。他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要去批评它，而是不伤人地促进它。由于查塔努加继续处在建设繁荣时期，由于土地投机商和投资者进入这个峡谷并沿着鲁克奥特山向上发展，砍伐树木并平整这块曾是内战战场的土地，阿道夫·奥克斯把这看成进步。他并不像他的侄子约翰·奥凯斯在近一个世纪后所做的那样，担心对树林的破坏和对美丽风光的亵渎。

奥克斯在他的社论中关心并提倡的是，挖掘一条深渠同田纳西河连接起来，为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建设一个剧院，为年轻人建造更好的图书馆和学校，年轻人有一天会阅读和支持他的报纸的。当黄热病蔓延到查塔努加，暂时阻碍了经济发展并使366名公民丧生时，《查塔努加时报》帮助筹措了一项紧急救济资金。一篇社论中写道：“这是不是将毁灭查塔努加呢？不！如果这个城市的诞生是为了被毁灭的话，那么它早就被抹掉了。”

奥克斯最显著的性格是乐观，正是这种性格而不是别的什么，吸引了银行家和商人的金融支持。尽管他自己在查塔努加的早期也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精明的政客和商人。他把自己的支票印在精致设计的高质量的纸上，用成功的手签署它们。当时他很少会拿着新借来的款立即到银行兑现，以防止他的支票被拒付而退回。他一直是靠借钱拆东墙补西墙，但他是非常诚实的和准时还债的。他要求他的债务人在和他交易时也同样按良心办事。如果谁签了协议而得不到支付，就会收到奥克斯一张严厉的便条：“如果在提供账单五天之内没有支付的话，《查塔努加时报》将停止寄送。”当时他需要把能得到的每一个镍币都捏在自己手里，用来购买清晰的铅字、更好的机器，扩大他的队伍。在他实现了这些目标后，他去迎接更大的挑战。他的视线永远是开阔的，他的成功鼓励他进行更大的冒险，而不是沾沾自喜或停滞不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阿道夫·奥克斯开始迅速成长到他的城市容纳不下他的程度。

可以肯定的是，查塔努加没有成为南方主要工业中心的前景。尽管它已经从流行病和小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人们发现它的铁矿石含硫太多而不能生产伯明翰能生产的高质量的钢，因此它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衰退。这一发现使得查塔努加失去了大部分发展势头，使得资金一时非常紧张。当时奥克斯已经在地产投机上损失惨重，成了他自己乐观主义的牺牲品，亟须更多的贷款来继续改进他的报纸，完成他新建的六层大楼，这个大楼的顶上将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镀金的穹顶。

在他自己或者在任何人看来，他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商业冒险家。他作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已经成功地接手一家报纸的残骸，用十年左右把它变成一个庞大的兴旺的日报，年利润达到2.5万美元。他还拥有一个小农场主的周刊，也在赚钱。他已经在查塔努加一个条件更好的住宅区买下了一所很大的砖房，他已经把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从诺克斯维尔接进去了，后来他的妻子也从辛辛那提接过来了，在那里他招待了许多访问查塔努加的杰出人物。当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来到查塔努加时，奥克斯是欢迎委员会的成员。为了这个隆重的场合，他借了一件优雅的灰色外套，在行进队伍里乘坐一辆敞篷车跟在总统左右。在宴会上总统同他亲切交谈，他在总统面前就像总统在他面前一样是自信的和给人印象深刻的。在格罗弗·克利夫兰回到华盛顿后，奥克斯和他保持着接触。然而，尽管奥克斯有勇气经营《查塔努加时报》使其营利，但他却深陷于债务之中。这既是因为他为了改进他正在成长的报纸而借债过多，也是因为他跨越田纳西河的地产投机项目已经耗费了他十万美元。

他知道，除非以更快的速度赚钱，否则他是恢复不过来的，他在处在衰退期的查塔努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必须到别的地方扩张。他必须极力保持他的《查塔努加时报》不断营利，同时到整个田纳西州和州外旅行，寻找另一家就像他拥有的《查塔努加时报》一样能使他便宜地买下来并且重办的报纸。奥克斯从一开始就拒绝任何想以非报纸的方式赚钱的想法。不动产的惨败使他得到了教训：从此时起他发誓，除了报纸而外他决不再投资于任何事情，报纸是他唯一喜欢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