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夫顿·丹尼尔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享受着剩下的最后的安静的几秒钟，不一会儿他的办公室就会挤满编辑，来讨论新闻。这也许是一天最愉快的时刻。傍晚前的阳光从时报广场的高楼之间淌下来，过滤了丹尼尔办公室威尼斯式的遮帘和白帷幕，突出了房间里的许多色彩，照亮了墙上悬挂的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褪色的照片。光亮的大会议桌，周围是按阿道夫·奥克斯本人的椅子仿造的一些椅子，摆放在办公室的前面；在另一边是一扇敞开的门，露出了新闻编辑部的一部分。丹尼尔一直靠在椅子上，右手转动着他的有角质架的眼镜，目光穿过他长长的办公室，穿过门，注视着在新闻编辑部里来来往往的人。他能看到一个高个子、金发的送稿生，一个衣着随便的年轻人，这个人或许像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许多送稿生一样感觉到了他的监督，边走向牛栏，边读着一打长条校样，无疑希望从中找到错误。丹尼尔能够看到外面桌边的文字编辑弯下来的头，他还能看到两个照片编辑在审看着他们刚从照相机里取出来的照片。尽管丹尼尔看不到正在成排的桌子后面聚集着的几十位记者，但他能听到他们的打字机沉闷的打字声和远距离的电话铃声。他知道发稿期限带来的紧张气氛，但他还知道，一些当天没有任务的记者现在正无所事事地坐在键盘前，读着报纸或书籍，等着又一次的泰坦尼克号沉没，或等着咖啡手推车，或等着新闻会议开始，这样他们就能给一个秘书打电话，或许稍后约谁出去喝一杯。

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日子，丹尼尔期待着今晚能准时回家，在贝德福他的夏日住所和玛格丽特及孩子们度过整个周末。今天没有什么重大的国际危机需要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纽约时报》内部的问题、某些高级编辑之间的个性差异、很快要做出的令人痛苦的人事变化，都是他们在这个周末不能处理的。人事变化涉及的一个人是丹尼尔的朋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在作为一个记者的漫长而杰出的生涯中，在最近作为丹尼尔的四个主编助理的角色中，为《纽约时报》，为丹尼尔在《纽约时报》的地位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在最近几年的管理重组过程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作为丹尼尔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发挥了许多必要的尽管是令人不愉快的作用，这必定使他不得人心，的确如此。但索尔兹伯里似乎并不介意。他认为自己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意识不到他招致的怨恨，他正在树立的敌人，不仅是在他的首要靶子——华盛顿分社，而且也在纽约，在丹尼尔的其他一些编辑中间。现在，1966年夏天，新闻编辑部里的传闻是，索尔兹伯里作为主编助理快干到头了，他将被踢到楼上去负责《纽约时报》正在扩大的图书部门。

克利夫顿·丹尼尔不想让索尔兹伯里走，但问题在于丹尼尔有无足够的权力甚至意愿为此做些事情。在这场斗争中索尔兹伯里已经提供了优秀的服务，但现在业主和他的总编辑特纳·卡特利奇显然想不惜任何代价来恢复和谐。也许单是索尔兹伯里在新闻编辑部里出现，就会使人想起那些最好被忘记的事情——丹尼尔不得不等着看看。在这一时刻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像是庇护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现在不在国内，他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在中国的边上转悠，希望进入河内或者北京。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得到进入这两个地方的签证，看起来他在这个夏天晚些时候不会带着他想要的大报道回到办公室了，有的只是由于新闻编辑部里的恶意主张而造成的一个靠边站的生存机会。一个44岁的年轻人A.M.罗森塔尔已经开始接管57岁的索尔兹伯里的许多职责，罗森塔尔的办公桌已经被安排在靠新闻编辑部南墙的位置，这是主编助理们坐的地方。罗森塔尔显然在填补索尔兹伯里的空缺。新闻编辑部里没有人低估罗森塔尔坐的地方的意义。一个人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里坐在哪里，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是在最高或最低层次上的一种形式上的事情。没有任何特殊地位的年轻记者一般被指定靠新闻编辑部的后面坐，挨着体育部。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有人去世，年轻记者成熟起来而不再是年轻人，他便向前面搬得离新闻编辑部更近一些。但他决不能按自己的想法随意搬动。高级编辑们也必须尊重这个体制。20年前的一天，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生病不在，一位主编助理布鲁斯·雷犯了坐到埃德温·詹姆斯的桌子上的错误。詹姆斯得知此事，非常恼怒。布鲁斯·雷虽然曾被视为詹姆斯的可能的接班人，此后却不再有任何进展了。

但罗森塔尔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年轻人。他曾在印度、波兰和日本当记者，有过辉煌的经历。自1963年担任《纽约时报》的编辑以来，罗森塔尔曾激励了非常多但多少无精打采的一群人同华盛顿赖斯顿的人和传统上高人一等的驻外人员进行了值得赞许的竞争。现在罗森塔尔显然是四个主编助理职位的候选人。这些职位，除了索尔兹伯里是个例外，都是由一些曾在《纽约时报》工作三四十年的或者从文字编辑的行列里提拔进来的人担任的。这些人身体仍然健康并且思想敏锐，他们无疑会因为他们责任的减少而不高兴——但如果罗森塔尔获得了作为高级管理者的经验，这些老人中的一个就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机构常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旧秩序的改变。如果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走，那么其他三个编辑中的一个就要走。其中一个是近来给克利夫顿·丹尼尔带来许多麻烦的人——牛栏的编辑西奥多·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一个60岁出头的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是一个敏捷尖刻、好说教的编辑。他吸烟一根接一根，最近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但外表上看他似乎很平静而且泰然。他有中等个头略瘦的体形，白皙的肤色和稀疏的黑发，有一个警觉的瘦削友好的面孔，一双柔和的棕色眼睛，像《纽约时报》的任何人一样是容易接近的。西奥多·伯恩斯坦一下子变得老了，而且变教条了。他曾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杰出的教授，1925年毕业后进入《纽约时报》当了文字编辑。自那时以来他写过几本成功的关于新闻的书籍，并且规范地使用英语。1939年尽管他才35岁，却负责了《纽约时报》的战争稿件，写了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文章。夜里，他经常在报纸上印刷机印刷之前亲自仔细审阅头版的金属纸型。伯恩斯坦后来为该报编辑了丘吉尔的回忆录，以及科德尔·赫尔[注：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194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西半球的和平与谅解，达成贸易协定以及促进联合国的诞生所作的努力。]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注：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1895—1961），美国陆军退役四星上将、政治家、外交官、中情局局长。]的回忆录。当特纳·卡特利奇在20世纪50年代想办一个写得更好、编得更好的《纽约时报》时，伯恩斯坦被确立为标准的实施者——他成了《纽约时报》的语法家，或如《遭遇》（Encounter）杂志后来对他的描述，成了它的“总督”。

伯恩斯坦紧凑封闭的办公室在新闻编辑部的东南角，他的门外设立着在新闻和语法上与他的大部分意见一致的下属编辑。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还出版了一份叫作《胜利者与罪恶者》（Winners&Sinners）的小期刊，分发给《纽约时报》在纽约和世界各地的人。这个期刊列举最近在《纽约时报》出现的工作正反面例子，还引用伯恩斯坦的语法规则和评论。这些是整个新闻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要记住的，伯恩斯坦责成他们遵守他的原则。因此，为了办出一个更可读的和合语法的报纸，在20世纪50年代，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导师、高级编辑的头子一起获得了新的动力。当然，这一立场使得伯恩斯坦在那些有自己见解的记者那里成了一个恶棍。他们指责说，严格遵守伯恩斯坦规则写作的编辑人员，只能是那些受雇诽谤别人的文人，他们从报道中删除了原稿中最可取的句子和精华。特纳·卡特利奇当时没有再添一把火。如果伯恩斯坦的人走得太远，他们总能受到遏制。战后更快的生活节奏、电视的出现、新闻生产加大的成本，要求《纽约时报》成为一个能更快阅读的、编辑更紧凑的报纸。卡特利奇认识到，有人会操心对代词的正确使用，所以卡特利奇把它留给了最擅长的伯恩斯坦，而他真正关心的是办公室内部的政治，这是他最擅长的。

在卡特利奇1955年把丹尼尔从莫斯科带回到纽约并开始把他打造成下一位主编后，伯恩斯坦作为主编助理的权力就开始减少了。尽管伯恩斯坦知道他决不会是卡特利奇职位的候选人，作为卡特利奇的同代人，还别提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非常气愤卡特利奇把这个年轻的南方门生提拔到这样一个高度，甚至在卡特利奇还是主编的时候，丹尼尔就在管理权势等级上高出了伯恩斯坦一头。伯恩斯坦和丹尼尔看事情的方式大不相同，他们的风格也是不一样。伯恩斯坦是一个非常势利的人，明显不拘礼节，而丹尼尔却讲究礼节。当丹尼尔1964年被任命接卡特利奇的班时，他重新装饰了卡特利奇的老办公室，铺上一个新牌子的蓝黑色花呢小地毯，伯恩斯坦却请求把被丢弃的卡特利奇的破旧地毯撕下一大块铺在他的地板上。丹尼尔坐在他传统的英格兰办公室防皱的椅子里，伯恩斯坦却只穿着衬衫把袖子卷到肘部穿过新闻编辑部走进他的办公室，坐在快散架的桌子旁的一张老木椅上。在这张桌子上，他以无懈可击的语法在他能找到的最廉价的备忘录纸上写作。在丹尼尔担任主编的头两年，他承认只有一次他生气地提高了自己的声音，大概是和汤姆·威克谈话的那一次。但新闻编辑部的其他人都断定听到过丹尼尔关在房子里和伯恩斯坦争吵，至少不下六次，一般都是因为伯恩斯坦散布对丹尼尔得意的方案——最有可能是女性版——的无礼评论。

尽管丹尼尔宁愿致力于《纽约时报》最近的几个更好的变化——多报道文化新闻，凝练讣告，鼓励“硬新闻”报道的品位和情调，而以前这些报道都是按纯粹常规的方式来做的——但他却很快在女性版的事情上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伯恩斯坦和其他批评者说女性版得到的版面太大，他们特别反对女性版主编夏洛特·柯蒂斯发表的长文章。柯蒂斯是一个五英尺高的瓦萨学院女毕业生。她描述了在大多数美国人奔向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目标时，从棕榈滩到纽约的富裕奢侈者的活动。尽管柯蒂斯小姐对此主题不怎么得心应手，其中许多文章缺乏必要的风趣，但对柯蒂斯小姐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克利夫顿喜欢。因此，伯恩斯坦的工作人员很少加工整理她的报道，她对她的工作是极其认真的，知道如果她犯错误的话，那将最有可能被丹尼尔，而不是伯恩斯坦抓住。几年前，在一篇关于拉齐维尔公主[注：拉齐维尔公主（Lee Radziwill，1933—），美国名媛、室内装饰师、演员，波兰王子斯坦尼斯瓦夫·阿尔布雷克特·拉齐维尔（Stanisław Albrecht Radziwiłł）的第二任妻子，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的妹妹。]的报道中，她提到了王子的绰号“Stash”（胡须），第二天就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备忘录，指出尽管这个绰号发Stash的音，但应拼写为Stas。由于此前已和拉齐维尔王子的大姨子杰奎琳·肯尼迪的秘书帕梅拉·特努勒[注：帕梅拉·特努勒（Pamela Turnure，1937—），约翰·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新闻秘书。]检查了拼法，柯蒂斯小姐便给丹尼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是他错了——它应拼写为Stash。

“有什么根据？”他问道。

“白宫。”她很快回答说。

“是吗，在我认识他时，”丹尼尔说，“它就拼写为S-t-a-s。”

丹尼尔挂了电话。她想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了。但丹尼尔追踪这位王子到欧洲，几个月后，柯蒂斯小姐收到了丹尼尔的另一个备忘录，指出它应拼写为Stas。

但如果是伯恩斯坦批评夏洛特·柯蒂斯的工作，丹尼尔通常会很快维护她。她的一篇报道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受到质疑后，他在一个长长的备忘录中就是这样做的。伯恩斯坦读了柯蒂斯的一段话——“麦克唐奈们像肯尼迪们一样。他们是富有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有不少这样的人”——很生气，将这段话重印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并告诫工作人员：“要省略种族的、宗教的或民族的名称，除非它们与新闻有某种关联或者是传记集合体的一部分，如在一篇讣告中或一个新闻人物的报道中。也许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但你写‘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会怎么样呢？”

很快伯恩斯坦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便条：“我同意你说，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我也同意‘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也许是冒犯的。但在我看来，这种偏见更多的是在读者的脑子里，而不是在作者的用语里。如果与新闻有关系，我们当然可以描述一个家庭富有，是苏联人，或者是犹太人。我自己就这么写过，但从没被人指责过。实际上，只要别让这些材料在一起给人以轻蔑的意味就行。”在附言中丹尼尔又说，“自口述这个便条以来，我们发表了肖恩·奥凯西[注：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1880—1964），原名约翰·凯西，爱尔兰剧作家，代表作有都柏林三部曲《枪手的影子》《朱诺与孔雀》《犁与星》。]的讣告，把他叫作一个可怜的爱尔兰新教徒。”

伯恩斯坦和丹尼尔之间的另一个争议点集中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身上。索尔兹伯里在丹尼尔的有力支持下，1962年从记者行列里被提拔起来，成了一个编辑，1964年成了主编助理。索尔兹伯里的一个职责是每天早晨读《纽约时报》，然后为丹尼尔写一个关于这期报纸的优点和弱点的备忘录，不仅把《纽约时报》的报道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其他报纸的报道进行比较，而且还评论报纸的一般特点，它的结构、标题、图片和文风。索尔兹伯里突然侵犯了伯恩斯坦的专利，使伯恩斯坦在新闻编辑部里很不自在。伯恩斯坦一直是《纽约时报》的看门狗，现在却感觉自己也被监视了。一天晚上，当索尔兹伯里主动去牛栏观察了伯恩斯坦和两个下属编辑设计版面时，伯恩斯坦再也忍不住了。当天夜里他给丹尼尔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是他亲自写的，秘书已经走了。在备忘录中他强调索尔兹伯里没有权力观察牛栏编辑制作分配给所有高级编辑的头版样张，他还说他会把索尔兹伯里的重新出现解释为丹尼尔发出的一张“不信任票”。接着伯恩斯坦描述了索尔兹伯里的样子，他在日常的环境里什么也没有做：“仿佛他是一个间谍，我们（牛栏编辑）都是受监视的人。”第二天丹尼尔的答复消除了这次事件的影响。丹尼尔说：你显然是对索尔兹伯里有点儿误解了，如果这引起了不愉快或愤恨，他感到很抱歉。

克利夫顿·丹尼尔了解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是伯恩斯坦了解的索尔兹伯里。丹尼尔第一次见到索尔兹伯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伦敦，当时索尔兹伯里在为合众社工作。索尔兹伯里当时是一个非常害羞、离群索居的人，同他在美国的妻子分了手，是一个对自己和未来都不确定的人。在索尔兹伯里加入《纽约时报》后，特别是在丹尼尔接管了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的位置后——索尔兹伯里曾在非常困难的五年里担任《纽约时报》的莫斯科分社社长——这两个人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是很对脾气的。因此，当丹尼尔随着自己的晋升而开始把索尔兹伯里拉上管理梯子上时，索尔兹伯里并不惊奇，但《纽约时报》的其他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丹尼尔对此并不后悔。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管理者，有着迸发新观念和新方式的创造性头脑。他已经克服了一度支配着他的羞涩，又幸福地结婚了，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过得很好。索尔兹伯里是丹尼尔所认识的最令人敬佩的记者之一。他写过许多优秀的书籍，包括一部小说。作为电视特约评论员和校园的演说家，追捧他的人太多了。就丹尼尔所见而言，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行为没有任何阴谋的东西。然而，伯恩斯坦对索尔兹伯里的看法不是孤立的。不难预料，华盛顿分社很快谴责他，一个记者给索尔兹伯里起了个绰号叫“拉斯普京”[注：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1869—1916），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二世时西伯利亚农民“神医”，因医治了王子的病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宠臣。他行为淫荡，因干预朝政被保皇派谋杀。——译者注]。另一个记者解释说：“索尔兹伯里费了那么多年观察谁站在斯大林旁边，现在是他站在了斯大林的旁边！”

索尔兹伯里一出现，就对那些并不认识他的人，表达出一种严肃感，一种令人胆颤的距离。他长着一个棱角分明的面孔，很少有笑容的薄嘴唇上是一个稍微下垂的八字须。他小小的白蓝色眼睛没有表情地从钢边眼镜里透射出来。这副眼镜破旧不堪，对他的视力并没有太大的改进。索尔兹伯里六英尺高，但显得更高一点儿，因为他有一个瘦削而过分细长的身材，宽肩膀，以及一个稍小的脑袋。他的头发一度是金色的，现在成了银灰色的。在他低头伏案阅读或打字时，稍长的几缕头发通常悬挂在他的左眼上。他既不喝酒也不吸烟。1949年他戒了酒，当时是在“冷战”最糟糕的岁月，遭到拒绝和怀疑的日子里，他在心理上和体力上准备到莫斯科为《纽约时报》服役。几年后为了健康，他放弃了吸烟，现在他吃补药代替香烟。在他坐在新闻编辑部的办公桌旁阅读苏联杂志时，或者在他的小黑皮本上草草记笔记时，或者以呆滞的眼神注视着伏在打字机上成排的脑袋时，咯吱咯吱地嚼着这些药丸。

尽管在1966年夏天几乎没人了解索尔兹伯里，但新闻编辑部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但并不都是负面的。许多人认为他不仅是一个高明的记者和作家，还是一个高效率的编辑，他对《纽约时报》关于肯尼迪遇刺的报道的监管被视为优秀的。其中一些人说，索尔兹伯里之所以不得人心，无疑是因为他不得不执行丹尼尔或者上头的命令。但另一些人说，索尔兹伯里执行命令过分热情了。他似乎喜欢扮演拉斯普京的角色。尽管不公正，编辑部里的几个小故事强化了他的这种形象。据说索尔兹伯里怀疑美国政府的计划，于是斥责记者没有揭露它们。他飞到华盛顿去怂恿上层辞退一个已经失去纽约总部欢心的《纽约时报》的老人。有个人曾把索尔兹伯里扔到地板上的一份文稿捡起来又交给了他，他对这个人突然回答：“如果我把一份文稿扔到了地板上，这就是我想让它待的地方！”一天，索尔兹伯里注意到，《纽约时报》在最近关于杰奎琳·肯尼迪的报道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她在头天晚上出人意料地祭扫了她丈夫的墓地，于是他生气地走进房间。

“昨天晚上谁是最后走的？”他叫喊道，圆桌边的文字编辑都抬起头来。

“是我。”最终有一个人回答说。

“为什么你不把一个新线索放在杰姬[注：杰姬，杰奎琳的昵称。——译者注]的这篇报道上？”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新线索。”

“你错了。”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索尔兹伯里先生。杰姬以前也这样做过。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这篇报道没有提供一个新线索的原因。”

“你和牛栏联系了吗？”

“我联系了，他们也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新线索。”

索尔兹伯里嘴唇紧闭，迅速转过身，走掉了。几天后，国内组的一个下属编辑向这位文字编辑出示了索尔兹伯里写的一个备忘录，指责这位文字编辑的错误判断，并且指责他过去犯过类似的错误。

“这不是真的，”这位文字编辑说，“我想解释一下。”

“噢，不，”这位下属编辑平静地说，“不要回答，小心为好。他现在掌握着许多家伙的材料。”

另外两个主编助理——一个叫罗伯特·加斯特，另一个叫伊曼纽尔·弗里德曼——都是平静的不爱挑衅的人，不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西奥多·伯恩斯坦，新闻编辑部的谣传从来不集中在他们身上。罗伯特·加斯特是一个瘦瘦的、衣着整洁得体、浅棕色头发、有点儿冷淡的弗吉尼亚人。他有一个瘦削红润的脸盘，戴着角质框眼镜，使他显得冷漠。加斯特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1925年加入《纽约时报》，在城市组当文字编辑，三个月后西奥多·伯恩斯坦也加入了这个组，他在哥伦比亚的校园就认识了伯恩斯坦。在他们到《纽约时报》工作后不久，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还得到了业余去哥伦比亚大学教新闻学的工作。1933年他们合作为文字编辑写了一本指导手册。几年后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被提拔为文字编辑组的助理编辑，开始了多少有些相似的晋升轨迹，并在1952年达到顶点，卡特利奇宣布他们成为主编助理。但同时私下卡特利奇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再得到晋升了。这是他们在《纽约时报》的最终岗位，他们不会超过他。卡特利奇说，他们应该致力于帮助他管理正在扩大的编辑部，使他们的个人目的服从于报纸的更大目的，帮助他选择和培养《纽约时报》的年轻人，以便有一天成为他们的接班人。

伯恩斯坦这样做了——事实上，正是伯恩斯坦最早提醒卡特利奇注意罗森塔尔作为一个编辑的能力——如果说伯恩斯坦由于在48岁时得知自己不会升得更高而失去了个人的努力，那也是无法察觉的。但在加斯特那里就不同了。也许伯恩斯坦对自己在《纽约时报》的局限性比加斯特认识得现实得多。如果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想让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坐到最高法院的席位上，他肯定也不想让西奥多·伯恩斯坦坐到主编的椅子上——《纽约时报》一个供亮相的位子，一个在社会流动中达到最高点的位子，一个能冲破美国民主体制中所有不利障碍的护照。西奥多·伯恩斯坦，接受现实，集中注意力作为一个编辑的职业，由此获得了信心。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至少他看起来不会因为害怕走得太远而被吓住。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说他想的东西。正是伯恩斯坦，连同牛栏的一个叫作刘易斯·乔丹的助理编辑，在1961年的一个夜晚领导了反对派，当时奥维尔·德赖富斯命令《纽约时报》降低塔德·肖尔茨关于猪湾入侵计划的报道的调子。第二天伯恩斯坦在德赖富斯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抗议，说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是有差别的，德赖富斯把这二者混淆了。伯恩斯坦对德赖富斯说，如果国家安全是在战争形势下或近乎战争的形势下提出的，关于新闻界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不应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伯恩斯坦继续说，但在国家利益的事情上，新闻界说出真相不仅是一个正当的选择，还是一个应尽的义务。

如果是另一个编辑这样说，这也许就会被看作不服从命令，但伯恩斯坦说这样的话却没事，因为他是特殊的：他是《纽约时报》的技术天才，是报社在语法和规则上的卓越权威，他是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不可随意变换的部分。卡特利奇知道这一点，他给了伯恩斯坦很大的自由度。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在丹尼尔上来之前，在卡特利奇下班前喝酒的日子里，经常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着整个新闻部。

但罗伯特·加斯特成为主编助理之后，却没有显示出与伯恩斯坦相当的权威。作为一个人，加斯特似乎越来越陌生。尽管他从来是不合群的，但现在他更少说话。他仿佛被提拔进了黑暗之中，或者深为私人问题所烦扰。每一天早晨他迈着轻柔的步子走进新闻编辑部，有点僵硬和得意，缓慢的、四处流盼的目光扫一下成排的记者桌子，抬头走向衣帽间。几秒钟后，他出来走向靠南墙的桌子，在路上同他碰见的人勉强笑一笑，然后坐在他的桌子边上，用这一天其他的时间从事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对编辑部的几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神秘的。他似乎是在审查编辑部的开支账目，此外还做点处理办公室装备和其他管理细节的事情。有一次，一位来自业主办公室的高级管理者抱怨新闻编辑部的环境凌乱，专挑出记者们把大衣乱放在桌子上、把烟头随意扔在地板上的习惯，于是加斯特发了一份编辑部备忘录，要求所有大衣必须挂在衣帽间，并且在每排办公桌上都放了烟灰缸。但大约一个月后，几乎所有的烟灰缸都不见了，地板上仍像以前一样乱七八糟地扔满了烟头，首要的违反者是嗜烟如命的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

1956年冬天，一个不确定的时期，《纽约时报》的几个记者和编辑被参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传唤，调查报纸行业的共产党人或前共产党人。罗伯特·加斯特的正直和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被传唤人的仁慈是他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在其他管理者似乎受到强烈压力的时候，加斯特保持了冷静。他让被传唤的职员放心，尽管他不同情共产主义，但他尊重他们不揭发党内过去同事的立场，如果他们已经离开了共产党，完全诚实地声明他们已经签名同意这一结果，并已通过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送交了苏兹贝格，他们的职位是有保证的。与其他编辑相比，加斯特对于被调查一事并没有显得更公正或者悲观。报社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加斯特对陷入麻烦的人抱有同情心和怜悯。现在，十年后，加斯特仍然平静地靠着新闻编辑部的南墙坐着。不管他特殊的职责是什么，他都能充分地履行职责，因此他在卡特利奇任上稳坐了12年主编助理的位置，而且目前在丹尼尔在位期间也干了两年了。

另一个主编助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是四位主编助理中最年轻的。他是一个在55岁左右身体仍然结实且非常严肃的人，从来没有见他笑过。他的阔肩膀和鲜明的面部特征，有点大的脑袋和耳朵，大眼睛、浓眉毛，精心梳理的灰棕色头发，使他坐着的时候显得比实际上高得多，他大约五英尺高。他戴着一个灰色的霍姆堡毡帽，穿着剪裁保守的服装，实际上比表面看起来更昂贵。他衣着的工艺水平体现在里面，由耐心的裁缝一丝不苟地制作的，这一风格和弗里德曼的个性一致。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轻浮、一丝不苟的人，他总是谦恭有礼。他从不在办公室里脱去夹克，记者们喜欢说，他估计在做爱时也不会脱掉夹克。通常他很受职员们所喜欢，不仅是那些在他担任国际新闻主编多年里在他手下的国际新闻记者——这一集团包括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还有在纽约总部从来没有到海外去过的和只是知道他名字的人。据说他是一个对下属非常公正的人，为人谦虚，极其羞涩，例外的是在老朋友的聚会上。

他像加斯特和伯恩斯坦一样，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比起现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纽约时报》培养人的学校，已经和《纽约时报》建立了一种机构性的合作。苏兹贝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会成员，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到过那里，哥伦比亚校园里的新闻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受到特殊的关照。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是由普利策捐助成立的，似乎是培养《纽约时报》有抱负的工作人员的工厂。它的院系被提倡奥克斯原教旨主义的《纽约时报》编辑乔装打扮，最聪明的学生定期被《纽约时报》招聘走，通过体制得以提升，其中许多人后来又回到哥伦比亚教新闻学，并使这一过程长久不衰。20世纪30年代，从这一过程中产出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学生，曾师从西奥多·伯恩斯坦，1934年当《纽约时报》国际组有一个文字编辑的空缺时，时任国际新闻主任助理的伯恩斯坦给弗里德曼打电话，雇用了他。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整个生涯都是在办公桌上度过的。从1945到1948年，他在《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做管理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当时已经在中东进行了旅行报道后回到了伦敦。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单身汉，以一种平静的、并非互相利用的方式相处得很好。丹尼尔喜欢弗里德曼在服装上的品位，他的严肃，他的周密计划——弗里德曼的到来和离去都是分秒不差的。恰恰是每一天晚上的同一时刻，办公车等着接弗里德曼去吃饭；恰恰是一个小时后又把他带回来。有一周弗里德曼玩了扑克牌，他的表情同他不玩扑克牌时毫无二致。他偶尔喝点酒，他在喝酒的时候看起来决不是一种享受。他是可靠的，实在的，没有任何坏习惯——毫不奇怪，这样一个人会成为《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通过电缆指挥着50个飞得远远的记者在不同的时区经历政治变革和起义。同样也不奇怪，尽管他的工作有困难，但他很少在记者里树敌。他对待他们的方式是正式的、非个人的。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臂膀，机构的一个工具，它的基础的一块磐石。当1956年收到邀请参加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婚礼时，他心里也感到高兴。

《纽约时报》只有很少人能得到邀请去密苏里州的因德彭登西参加丹尼尔和杜鲁门的婚礼。被邀请的人中有特纳·卡特利奇，雷蒙德·丹尼尔夫妇（在战争年代是《纽约时报》伦敦分社社长），还有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夫妇。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和玛格丽特·杜鲁门结婚时的头衔是“国际新闻主任助理”。这一头衔在婚礼前的几百次新闻报道中被用过多次了，以致突然引起人们好奇，谁是那个国际新闻主任？《纽约客》杂志决心把他找出来，“城市话题”（Talk of the Town）栏目有了结果。该栏目把弗里德曼称为“庄重的、智慧的、说话轻柔的人”。1964年，在他已经在《纽约时报》编辑桌上工作了30年后，在丹尼尔成为《纽约时报》的主编两个月后，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成了主编助理。

现在A.M.罗森塔尔正被推向同样的方向。这在其他某个主编助理看来有点欠成熟，但他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罗森塔尔，44岁，如日中天，当纽约分社的编辑刚刚三年，他们不能理解此时把罗森塔尔提拔到高层的迫切性。不管索尔兹伯里还是伯恩斯坦，不管加斯特还是弗里德曼，都还没有接近强制退休的年龄，但退休在《纽约时报》是一个有点暧昧的事情，服从于各种调整。阿瑟·克罗克，78岁了，仍然在华盛顿写专栏。莱斯特·马克尔72岁了。在整个14层的时报大楼——在拥挤的房间的各个角落，在发霉的办公室里——能够找到一些人，由于和某个人的关系，或由于多年来不被注意，正在变得越来越老，但还被《纽约时报》留用。如果操纵者愿意的话，提前退休的年龄似乎是一件可被利用的事情。谁是操纵者呢？特纳·卡特利奇无疑属于其中之列。粗糙地描述卡特利奇的职位，他也许是，也许不是：用一种特别的技巧去处理、管理或利用事情。在过去的20年里，卡特利奇无疑特别有技巧地操纵着《纽约时报》几十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在华盛顿当政治记者的这么多年，从他在参议院的前排席位，观察了这个时代的许多内部战略，已经给了卡特利奇以教益，懂得巧妙地使用权力、谦卑和幻觉的艺术。后来在他作为《纽约时报》主编的岁月里，他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今天或许仍然这样做，但确切地判断卡特利奇的影响是很难做出的。在《纽约时报》里权力几乎一直是种有点模糊不清的东西，在它达到高潮时便失去了它大胆的线索和形状。《纽约时报》的一个高层管理者果断而明确地显示权力，不是什么好形式，是和奥克斯关于谦虚的公理相冲突的，是被视为不明智的。所以，这些年《纽约时报》高层人的行为同接近底层人的行为并无显著的不同。

那些地位仅次于最高层之下的《纽约时报》人，偶尔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其中一些人艰难曲折地推进，其他一些人爬到了高层，但后来被同化进这个等级制度中，他们失去了一度使他们显得杰出的大部分个性和动力。不管怎样，《纽约时报》的下层人，记者和文字编辑，很少知道谁在上面操纵着哪条线。他们只能猜测。有时他们怀疑走在《纽约时报》的前列是否真值得努力。看起来向上的每一步都使个人以牺牲他自身的一部分为代价——有更大的权力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有更多的谨慎，更多的谦逊，更少的自由。那些最终得到大权的人似乎并不用它，也许不能用它。如果他们不能用它，有权还有什么意思呢？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证实权力的存在呢？一个政治家必须赢得选举，一个明星演员必须在票房上挣钱，一个电视评论家必须保持收视率，但《纽约时报》一个有头衔的人也许几十年都不断随着机构的势头走，不会面对任何单个的考验，对个人的成就不会增添任何信心。然而，他个人得到了美国的国务活动家、独裁者、银行家、总统的宠爱，这些人认为他拥有这个机构里的说服力量。

《纽约时报》的高层权力是一种飘渺的因素——约束了能力，形成了压力，决定来自公司集体，但很难看出哪个人做了什么，经常像是实际上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决定像是从一大群挤在一起的管理实体渗出来的，它们互相依靠，转换，偏斜，耸耸肩膀，后仰，走边道，最终奔向某个试验性的方向。但谁跃跃欲试呢？谁的力量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呢？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们不知道。他们对市政府、华尔街、联合国的秘密事务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纽约时报》的高层在进行什么。如果他们刺探的话，他们也许会发现，但《纽约时报》的雇员不可以深入刺探他们上司的事务。既然《纽约时报》的普通员工不能定期参加丹尼尔每天的新闻会议，那么，他也就不能通过观察主编的举止、他们彼此的反应来得到线索。因此，记者们一定信赖传闻，或者意识到一些小小的变化。例如这个夏天的下午罗森塔尔坐在了靠南墙的一个办公桌上，索尔兹伯里和伯恩斯坦都消失了，加斯特和弗里德曼同他们平常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罗伯特·加斯特，超然地而且有点烦心地坐在他的桌子边阅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不动声色地在电话上说着什么。在另一张桌子边，坐着罗森塔尔，几乎抑制不住他轻松愉快的心情。在大办公室里，冷静而放松的是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今天中午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共进了午餐。麦克纳马拉或许比新闻编辑部的任何记者都更了解《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因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层经常和《纽约时报》接触。这些人经常一起吃饭，彼此邀请见面，定期在电话上交谈。他们对彼此的官僚机构、政策变动和人事变化是好奇的，认识到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另一个地方——一种微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尽管他们在稍微较低的层次上偶尔有分歧，但在高层却盛行一种巩固的联盟——在任何大的摊牌中，这两种力量无疑会把他们的人马集合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1966年冬天的《纽约时报》会遵从政府的愿望去压制一系列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文章。然而，它的确意味着《纽约时报》觉得有责任让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约翰·麦科尼访问时报大楼，在报道发表前读一下这些文章，在报道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方提出修改。麦科尼的一些建议被接受了，另外一些被否定了。双方进行了小小的讨价还价，谅解最终达成了。这两种力量本质上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保护民主制度和现行秩序，这种高层同宗的精神经常通过各层次透露给基层：一个政府的小官员很快接到了来自《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电话；第四十三大街上那位骑马的警察关照他的报社朋友非法停放的汽车，《纽约时报》也关照他的马；法院的职员能摆平一个难对付的纽约警察做不到的事情；林赛市长[注：约翰·林赛（John Lindsay，1921—2000），美国政治家、律师、国会议员、总统候选人，第103任纽约市长，1966至1973年在位。]将在《纽约时报》的联欢会上跳舞；当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注：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08—1979），美国慈善家、商人、政治家，曾任第49任纽约州州长（1959—1973）、美国副总统（1974—1977）。]在一次大型鸡尾酒聚会上向克利夫顿·丹尼尔报以微笑时，马上就有微笑以回报，几秒钟内他们都奋力挤到阳台上，进行非常隐秘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