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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的中心在欧洲。欧洲大陆上古老而著名的民族国家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主导着局势。在远东日本的帝国野心和中国的内部混乱形成了第二个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的风暴中心。具有巨大版图的苏联和稍小的美国将欧洲的争斗转入到了对远东势力的争夺。作为以意识形态为准则的两个沉睡的巨人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决策中只是处于边缘地位。在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者和官方都处于和平的状态，拉丁美洲挣扎在美国经济势力的阴影中，同时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满足于让其他国家介入国际事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状态。在战争中苏联和美国成为两个全球性主导力量。非常奇怪的是，这两个国家同样出于意识形态准则的原因在战前都不是很情愿介入其他事务，而随着在国联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等其他方面取得平等地位以后，苏联和美国都有兴趣介入到所有地区的事务中。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意识到要善待在亚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显著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在捍卫威尔逊民族自决观点中，美国人感到需要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扩散。

冷战阵营的确是在较长时间中才形成。在1945年大部分美国人希望重复他们前辈在1918年所作的撤军和裁军。联合国在大国一致的支持下接管了维持和平的任务。而困难就在于1945年之后同1918年之后一样，大国都很难达成一致。为和平处理德国和日本而努力达成的一致条约被证明是徒劳的。因此，在1947年美国政府认为，从欧洲和日本的撤军要等到斯大林的苏联扩张野心被“抑制”时。

准确来讲，斯大林如何看待战后事务仍然有待推测。斯大林对国外共产主义者的评价很低，而且在1945年不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取得政权。然而，他又让美国和其他观察者很容易相信，苏联正在精心策划一场以在世界各地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为目标的运动。斯大林在战后苏联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并用这一信条预测世界革命。他于1944～1945年在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东欧地区建立了联合政权，并在两年内设法将这些政权转变为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同时他并不是很积极地尝试得到对黑海海峡的控制，这也显示了其欲扩张到东部的土耳其和伊朗的迹象。此时在亚洲，共产主义者开始赢得对中国的控制，而且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游击战在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夺取了政权。西欧共产主义政党也很强大，并且大谈革命。所有这些在苏联政府看来似乎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和合乎心意的，而这也是马克思所预言的结果。在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眼中，这种以莫斯科为中心在战后充满困境和社会不平等的任何地区所引发的革命和内战是一个世界阴谋的结果。

当希腊爆发社会主义游击运动并威胁到政府时，美国决定干涉。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5月抓住这个机会敦促国会，批准反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革命方式诉诸武力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三年之后，美国在希腊的努力证实是成功的；但是在萌芽状态下消灭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政策远远超过了美国所拥有的力量、财力和意志。

<h3>冷战时期（1947～1973）</h3>

尽管如此，美国在西欧的冷战政策证明是非常成功的。1948年各个政府都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国会批准了充足的美国基金，1953年当这一计划正式结束时，除了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欧洲，所有地区都实现了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同年效仿苏联的五年计划的经济计划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东欧国家开始实行。结果东欧国家的经济都实现了相对快速的发展。努力在西欧发展跨国市场和经济合作尤其成功，而东欧不同国家各自独立的国家计划证明很难相互协调。部分由于这样的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西欧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技术进步超过了东欧所取得的可观成就。

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和苏联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从苏联的角度来看，由于1948年之后西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减弱，预期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越来越大。因为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在工业无产阶级存在的国家（像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见的）而是在农民占绝大多数且现代化工业刚开始发展的国家中发生。

第二个糟糕的问题是，马克思预见的国际兄弟情谊没有因为革命的胜利而产生。新生的共产主义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同苏联合作的热情。中国尤其如此，但是第一次表现共产主义阵营分裂的，是发生在1948年当斯大林坚持主张控制南斯拉夫时却发生了与南斯拉夫公开的争吵。这种结果的背后反映了共产主义革命无法消除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自豪感。相反亚洲和非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共产主义的，并且在打击白人帝国主义中所呼吁的民族情感既用于反对英法也用来反对苏联。

苏联意识形态和非美国、非苏联世界现实之间的第三个差异，存在于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瓦解的方式上。1947年英国从印度撤军开创了这种方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不信任已经极为尖锐，英国决定尽可能地根据多数统治的原则将国家划分为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教徒的印度。随着英国的撤军，两个宗教团体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而且有更多的难民跨越新的边界寻找他们共同宗教信仰的庇护。尽管以悲剧开始，但在1947年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享有了自治。尽管存在着文盲、贫困和地区差异，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保持了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几乎在印度实现独立时，英国也从锡兰和缅甸撤军，然而，在马六甲却一直待到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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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英国决定撤出殖民管理机构，其他殖民国家也开始谨慎地效仿英国的做法。在1957年加纳（原黄金海岸）成为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时，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除了葡萄牙控制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几乎所有的非洲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

可以肯定的是，欧洲殖民国家并不都愿意撤退。例如荷兰曾短暂地尝试恢复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但当面对武装抵抗时决定放弃（1949年）。法国更加努力地尝试恢复殖民地，但是由于英国的殖民政策影响，在叙利亚，特别是越南的军事抵抗最终挫败了法国的图谋。

至此，法国最为惨烈的斗争发生在大量欧洲移民建立家园的阿尔及利亚。当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开始煽动并很快为独立而战时，这些移民进行了反击。起初，法国的态度是支持这些移民者；但是随着常年的战争趋于僵局，直到法国濒临内战之时，观点分歧越来越大。这导致了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上台。戴高乐曾经在战争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并在1945～1946年短暂的时间中领导着法国政府的重建。他在重掌权力时修订了宪法，给予总统更大的权威，随后当选为总统，并利用其职权恢复了阿尔及利亚的和平。在经过了七年的斗争之后，法国在1962年接受了以压倒多数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公民投票结果。

大多数情况下，欧洲殖民帝国快速至少是和平的解体，部分是由于欧洲政府态度的转变。例如1946年执政的英国工党原则上不赞成帝国主义，并且希望英国不再承担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地方的殖民责任。第二个因素是各个殖民地民族政治意识的兴起。独立运动呼吁对外国统治者进行反抗，而且同时建立了接替欧洲殖民政府管理任务的政治机构。极其讽刺的是，需要克服独立的早期障碍的民族已经为自治更好地作好了准备，而像比属刚果在独立已经到来时，人们还没有为此作好准备。

在东南亚，当法属印度支那分裂为独立的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时，那里古老的文化和政治差异再次被重提。但是欧洲殖民者在其他地区划分的所有边界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在所有新独立的国家中，政府工作都落入在欧式学校受过教育的新人手中。传统部族的群体，先前欧洲的贵族国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都无法挣脱由土生白人殖民管理者的继承人掌握的政治行政的控制。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为此努力的尼日利亚比夫拉人的叛乱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美国和苏联都赞同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这也是运动一旦开始就快速推进的原因之一。但是两个大国不会完全满足于这样的结果。首先大量“新生国家”将在联合国大会中获得席位。它们构成了“第三世界”阵营，在许多问题上都拒绝坚定地站在由共产主义领导或由美国主导的任何一方。另外，苏联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期望并没有实现。殖民帝国的崩溃没有加速欧洲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殖民国家在失去殖民地的情况下不断繁荣。这就推翻了列宁就革命应当在西欧出现却没有发生的原因阐述（列宁曾经谴责在西欧分享帝国主义利益的西方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成为殖民地民族的剥削者，延误了欧洲革命意识的发展）。然而，美国也并不安心看到非洲和亚洲的独立发展。独立带来的并不是民主和自由的制度，而是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

以严格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较之很多政权相比，很难看出共产主义政府与美国民主理念是如何的相去甚远。然而，许多美国人认为，由莫斯科操控的遍及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正企图去破坏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与安全。1947至1953年之间合理使用美国资源来稳定欧洲的思想在处理中国事务上被极大地强化了，但是美国尽力支持的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却不堪一击。

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1949年），朝鲜战争就爆发了（1950年）。美国将此看作是共产主义更进一步的扩张计划。因为此时苏联拒绝出席安理会的会议，美国可以使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反对侵略者。美军连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小部分军队开始干涉朝鲜半岛事务。当朝鲜将要失败时，中国进行援助并很快将联合国军驱赶到朝韩的最初分界线附近。

战场上的僵持最终让双方虽然都不满意结果仍不得不签署了停战协定（1953年），而这种不满一直持续到1998年（指作者写作本书时。——编者注）。但是朝鲜战争让联合国军军需品主要供应者的日本从中获利很大。这种扩大的需求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破坏而急需复兴的工业带来了促进因素，并且日本的高速经济复苏很快超越了同时期的德国。

美国和苏联都拥有能够瞬间摧毁全部城市的核武器，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冷战时的国际关系。由于战时研究，在1945年美国成为唯一拥有新式原子弹的国家。但是苏联毫不费力地扭转了这种局面。在间谍收集到的秘密技术情报的帮助下，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以让西方专家感到吃惊的速度仿造出了美国的原子武器。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49年）之后，美国政府决定研究一种更有威力的核弹头，即所谓的氢弹，它的能量释放与太阳和其他恒星氢原子核发生核聚变的过程一样。苏联几乎在同时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他们很快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53～1954年），只落后美国几个月。

另外一个秘密的竞争，是看哪一方能够率先研制出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绕地球半周）导弹，而这也急剧地增强了毁灭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和美国都有时刻准备向对方发射的导弹，这种导弹从按下发射按钮那一刻起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摧毁另一方的城市。这种前所未有的势均力敌的恐怖局面逼迫双方为确保自身优势而争相研发在导弹弹道上拦截空中攻击的导弹技术。针对拦截的反制措施包括使用多弹头和通过在空中改变导弹弹道来躲避拦截。在整个20世纪70～80年代，为了赢得或保持技术优势而一直在半公开状态下进行的军备竞赛需要两国投入非常可观的资源。但是所有技术都不可能保障任何一方抵御突然的、毁灭性的和全面的灾难。

甚至在50年代，核战争的威胁可能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都有约束作用。这两个大国不止一次从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峙中退缩。因此，当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时，美国保持克制没有轰炸中国，因为它担心苏联将援助中国并因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是由于相同的原因，在1956年当苏联镇压匈牙利人的反共产主义叛乱时，美国没有给予匈牙利任何援助。同样在1962年美国发现苏联导弹将被安装在古巴（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建立反美政权）时，坚决要求其撤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僵持，苏联决定让步。苏联拆除了所有导弹装置并撤回了技术人员，这让希望能够平等对抗美国军队的古巴政府非常失望。

苏联和美国的军备竞赛一个显著的意外收获就是对外层空间的探索。能够携带武器而绕地球半周的火箭也可以用来发射卫星。1947年苏联首先达到这一技术。四年之后当加加林绕地球轨道飞行并安全着陆时，苏联实现了另外一个突破。苏联这些成就激发美国为空间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结果在1969年美国航天飞船两次载人到达月球并成功返回地球。

这些惊人的技术成果只是空间开发和探索的一小部分。装备各种精密仪器的无人驾驶飞船围绕着太阳系探索其他的绕日行星。另外，大量被发射到遥远的大气层中的人造卫星具有各种功能，如传播无线电和电视信号、拍摄气象情况、观察军事设施等。到1970年间谍卫星观察已经窥测到了许多苏联和美国都曾重点保护的军事秘密。极为奇怪的是，这往往消除了敌对双方的疑惑。当卫星观测系统可以监测到每个安置在地下发射井中的洲际导弹发射时，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变小了。

对美国和苏联万一爆发全面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灾难的恐惧，是军备竞赛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附带结果。在两个超级大国声明它们都不愿意冒着最终冲突的风险之后，它们的盟友得出的结论：致命的核武器将不太可能用于相互对抗之中。1966年法国退出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建立），同时中国谴责苏联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发起通过以公有制为基础来扩大工业和农业产量而迈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并进而引发了严重饥荒，而此时苏联撤出帮助中国建设新工业（至少包括制造原子弹工厂）的技术人员而使情况更加恶化。

此后不久，中苏间的争执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一些欲摆脱苏联控制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府倾向于中国，其他的则轻率地选择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苏联人显然不能控制其他国家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争论完全掩饰了长期充斥于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民族、文化和种族矛盾。在美国冷战同盟的队伍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显然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比任何地方都能更好地契合政治现实，由苏联领导的联盟和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冷战队伍已经精疲力竭。

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美国和苏联间的敌对影响了这些地区其他更深层次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新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语言（通常是马克思主义）所粉饰的文化差异经常通过种族或宗教情绪而不断地恶化，并且给非洲、亚洲和中东的政治带来了一种独特而充满冲突的气氛。

苏联在1961年之后与中国的争执中就遭遇了这种现实。1964～1973年，美国在越南更是极为痛苦地遭遇了这种情况。美国最初开始派兵到越南，是为了帮助南越非共产主义政权防御来自北方的共产主义颠覆。起初看来这就像在朝鲜所发生的一样，而且美国的冷战原则要求帮助任何一个试图保卫自己不被强大的共产主义所推翻的政府。但是越南的现实不同于韩国。韩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美国的努力下和为反对北方的苏联傀儡的情况下才被动员起来，而越南这种关系刚好相反。大多数越南人认为，南越统治者是外国白人——首先是法国人（直至1954年），之后是美国人掌控的傀儡。因此，在1964年之后民族主义和种族情绪共同支持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革命，努力推翻了新的美帝国主义。当激烈的战争爆发时，苏联的军事供应帮助越南抗衡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式装备。

美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对越南的政治现实一直在自欺欺人。甚至经过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南越士兵那种糟糕的表现和战斗在共产主义一边的士兵那种坚韧不拔的作风，都无可置疑地显示了越南公众反对美国干涉的情绪。之后当很多国内的美国人开始反对战争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1973年起开始从越南撤军，并不再支持南越。于是，共产主义者很快将南北统一为一个国家。

在美国人中，一种愤怒的困惑压倒了好意的流露，但这是由谁造成的呢？在越南所遭受的显而易见却始料未及的失败激起了国内的争执。1974年当尼克松在1972年涉及非法选举的行为被揭露后，尼克松被迫辞职。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动乱所产生的极其忧虑的困惑尤为盛行。冷战的明确目标和早期胜利显然已经一去不返，同时国内迅速的通货膨胀和突然上涨的石油价格打破了从1945年起就持续的经济繁荣。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而且同样的困惑很快开始困扰苏联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

很多地方都产生了大量的地方冲突。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仍然继续争吵，而且东巴基斯坦在印度武装支持下发动起义并于1971年建立了独立的孟加拉国。在非洲的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为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斗争和在这些国家中经常演变为地方暴力的派系斗争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比较大的骚乱包括1967～1970年间比夫拉为了脱离尼日利亚而毫无成效的努力，1960～1978年为了控制富产铜矿的扎伊尔省的军事争夺以及1977～1978年东非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激烈的战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种族而非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扮演着斗争双方武器供应商的大国很难置身事外。

1947年，当新生的犹太人的以色列国通过武装一边反对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控制巴勒斯坦）一边反对从穆斯林征服时就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而得以存在，中东也成为了冲突的温床。犹太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灭绝欧洲犹太民族的影响而极大地激发了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纳粹将数百万犹太人从他们欧洲的家园中驱逐出来，并以专门设计的毒气室来杀害他们。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至少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掌。幸存的人认识到很难再继续生活在欧洲。因此，很多欧洲犹太人认为，唯一能够避免成为受迫害者的少数民族的方法，就是迁徙到犹太教最初产生的圣地。但是要在巴勒斯坦形成多数犹太人聚集地和建立犹太人国家需要大规模的驱逐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而且当犹太人诉诸武力夺取土地和建立国家时，一些邻国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人都深感被侵犯。

阿拉伯人的自尊和《古兰经》的训诫（可以宽容穆斯林社会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但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无法容忍以色列的兴起。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愿意接受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即使联合国裁定（1947年）巴勒斯坦应分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部分。通过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加强阿拉伯力量的努力未能实现持久的成功。政党和宗教敌对以及贫困和技术落后继续困扰着阿拉伯地区，但是这些缺憾有助于煽动公众对以色列和对很长历史中作为在很多穆斯林地区不太惹人注意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仇恨。而新一轮从穆斯林世界移入的犹太人导致了以色列已不再像以前那个全部欧洲式社会的面貌。

中东来之不易的休战经常被在1948～1949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间接连爆发的战争所打断。以色列取得了前三次战争的胜利，在1967年已经能够确立对耶路撒冷的完全控制，同时将前哨扩展到约旦河东岸和苏伊士运河西岸。然而，1973年的战争双方近乎势均力敌，接踵而来的休战协议见证了以色列人从苏伊士运河的撤军，不久之后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管辖下重新开通恢复正常通航。

像世界其他所有充斥着种族、部落和宗教对抗的地区冲突一样，中东力量均衡的局面直接依赖来自大国的武器供应。以色列在早期的独立事业中从法国获得了武器，而此时法国正在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交战。当法国政策转变并开始寻求同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解时，以色列完全转向了美国；而美国支持犹太人的情绪十分强烈，尤其在犹太裔美国人当中。当法国、英国和伊拉克联合袭击埃及的行动在最初阶段就被联合国决议阻止时，苏联许诺在1956年后为埃及提供武器（顺便提及，这也是美国和苏联发现两国在战后的国际冲突中为数不多的具有统一立场的事件之一）。但是中东的苏美合作极其短暂。两个大国在20世纪60年代似乎又相互斗争：以色列依赖美国的武器，阿拉伯国家依赖苏联的武器。随着埃及政府的翻脸而与苏联关系破裂，这种联盟在1973年之后迅速改变。冷战重组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引发一个世界事务的“新纪元”，即恰当的被描述为“冷战的解除”。

<h3>冷战的解除（1973～1991）</h3>

世界关系新纪元的背后是美国和苏联存在的国内困境。它们彼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经济管理模式开始失效。这让人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共产主义和美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方法在50～60年代一直运转良好。

美国的困难，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不愿意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支付越南战争的开销。但是还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美国经济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前几年中，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直接向海外援助的食品和工业物资数目巨大，但是进口却保持适中。这意味着当财政和税收政策在国内被合理运用时（如在越南战争期间就没有）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强经济活力。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国民经济政策管理的新思想和数据显示，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早期令人困扰的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动荡。当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口石油和其他物品时，仅适用于国内的财政和信贷政策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力。全球经济日益需要全球管理，但是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做出切实必要的决定或推行适当的财政和税收政策。

在1973～1974年，当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宣布禁止对美国石油出口以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时，国民经济管理的局限性显得尤为明显。石油短缺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并妨碍了经济；之后当石油禁运被解除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1974年一致同意将石油价格提高3倍。这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造成严重的经济震动，因为几乎在任何地方石油都是交通和工业的主要燃料。接着发生的就是为期10年的迅速调整。直到1982年石油价格开始再次下降，这部分由于个别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超额供油，部分由于进口国发现了新的油田（例如在阿拉斯加和北海）和通过使用可替代的燃料以及提高燃油炉、内燃机的效能而降低了能耗。

在长期无法确定如何处理日益全球化的经济问题时，美国政府和世界大部分国家、地区选择了一种更加自由的贸易，在1994年经过艰辛的谈判而达成一致的协定，即为了降低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其他壁垒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实施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欧洲和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北美等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强化了世界范围的协定，之后到90年代美国经历了新的经济繁荣。一些旧产业在外国竞争面前衰落，但通常与计算机技术相联系的新产业却占据着主导地位。更加自由的市场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一些人取得成功，而同时其他人却遭受了由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所支配的剧烈变化。

由于日本和西欧（除英国外）都比美国更顽固地依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所以他们在从旧的商业活动向类似的新方向转型中往往落后于美国。此时在远东地区，中国和几个“小虎”——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速度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主要因为优越的教育和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应。非洲、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和印度的落后部分是因为人口对地区资源的压力，部分由于私人和公共管理者不愿或没有能力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成功。

占据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命运显得尤为突出。在1961年与苏联决裂之后，中国政府寻求以美国作为抗衡苏联的筹码。美国也看到了迅速分裂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利益，并因此在1972年打开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中国却继续受不断加剧的内部动乱困扰。毛泽东和其他掌权的资深政治家憎恶他们的政治成就中所夹杂的官僚腐败，因此，他们尝试通过号召年轻的红卫兵来攻击已经确立的特权（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年）来再次点燃革命的激情。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到1981年激进分子已经失势；邓小平开创了为中国打开世界市场的新政策，但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并允许农民家庭自主生产和买卖，而且给予了一些工业（主要是消费品）类似的自由，这也说服了海外的华侨和外国人以快速增长的规模来中国投资建立新工厂。沿海地区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的出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

此外，人口增长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工业污染加剧为中国的生态平衡又带来不稳定因素。对一些（但不是全部）经济活动开放的自由市场也背离了共产主义平等的思想。因此，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政府感到自身处于一种权衡之中，即一方面保持官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另一方面，要允许自由市场以及设法避免类似美国和其他地方就国内所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和政治压力的批评。

但是其他工业化社会国内所存在的困难比起苏联自1973年以来所经历的动乱都显得黯然失色。苏联在1932年五年计划开始后确立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些尚未开发的可利用资源，如水力、煤、石油、铁和其他矿产，以及可以被动员起来参加建设和工厂工作而尚未被雇佣的农民大军。在40年中数百万这样的工人将新资源投入到生产之中，保证了工业产品的迅速增长。人力和原料使用的浪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接下来的五年计划（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而加快）让大部分苏联人离开了农村，而这么做并没有影响农业产量，因为拖拉机和收割机的使用可以维持进入到矿厂和新工业城市人们的生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人口出生率突然下降，而且到70年代只有在中亚和穆斯林中还有剩余农村劳动力。同时可以轻易获得的新资源已经耗竭，所以劳动力和原料必须要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但是根据中央计划的苏联模式不可能达到所要求的效率。政府计划要求工厂管理者每年都要根据计划生产出一定数目的所有产品。奖金和处罚取决于是否按时生产出计划所规定的产品数量。因此，经常为数量而牺牲质量。因此，消费品经常质量很差而且也时常短缺，因为苏联将大部分的工业成果和质量管理人员都投入到了希望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生产中。结果与苏联统治者自信地预测他们可以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远远落后；苏联人民慢慢地再也不相信政府为他们所许诺的美好未来。

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声称的理想的破灭，所以工厂管理者就不再能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燃料和原料。相反不太可靠的燃料和零部件供应迫使他们即使在萧条时期都要藏匿人力和原料，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确保在最后一刻完成中央计划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当没有新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新的原材料储备时，工业生产停止增长，农业产量也在天气不好的年景中减少；当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所许诺的未来时，生产极其复杂的军备所付出的代价也让人无法再容忍。

在1973年之后的若干年里，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出口价格，从而减轻了这些严重的困难。苏联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因此，可以通过出口石油来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的进口物资。这也平衡了与外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并没有缩小苏联的低效率生产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距。

此后，随着1982年以后石油价格的下跌，苏联面临着摆脱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体系的弱点和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在1983年之后，里根总统说服国会批准了一个富有雄心的军备项目，即想通过开发一种可以在空中拦截核武器的设备来结束目前的僵持局面。美国付出很大代价却只取得了有限成果，但是苏联很快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同美国开始研究的由计算机控制的“智能武器”的新技术相竞争。

而苏联红军在阿富汗所遭遇的始料未及的失败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消沉的意志。苏阿战争（1978～1989年）与之前美国在越南的经验极其相似，因为苏联最初介入是为了支持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共产主义政权，正如美国试图帮助一个摇摇欲坠的反共产主义政权一样。此外，正如中国和苏联有效地军事援助越南的共产主义事业一样，美国政府也秘密地为阿富汗的游击队提供了战争必需的武器和弹药。而且完全相同的是，大部分阿富汗人倾向伊斯兰教而不是共产主义事业，因为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很明显是外国入侵者的傀儡。

随着共产主义信念在苏联几近完全丧失，在阿富汗持续军事行动的代价和同美国的军备竞赛所付出的代价一样让人不堪忍受。因此，1985年开始执政的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同美国签订了协议，拆除并销毁所有中程核导弹，并于1989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缓解外部的压力，可以让他以公开性和改革的方法提高苏联的经济效率。但是公开性意味着允许对现存政治和权威的批评，并且通过自上而下颁布命令的改革严重低效运行的经济。而且一旦公众批评被解禁，比戈尔巴乔夫所希望或想象的更加剧烈的变化首先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之后又在苏联内部开始发生。

结果真的令人惊讶。1989年当戈尔巴乔夫禁止动用红军像早期那样镇压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众运动时，他已经默许了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然解体。戈尔巴乔夫甚至同意允许民主德国在1990年与联邦德国统一，这对西欧和世界的势力均衡有着深远影响。之后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转而反抗俄罗斯的统治。仓促组织的选举批准了它们的独立，结果造成了苏联在1991年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当选为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接掌了前苏联的政治领导权。

叶利钦开始尝试在俄罗斯建立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东欧和中亚的其他前社会主义政权也不同程度成功地仿效了这种做法。而这却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但很少有群众暴乱发生；而且各国的人们都希望社会沿着更加自由、民主的道路发展。但是旧的道路不能立刻全部改变。例如在农村，俄罗斯仍保留了以前的集体农庄，而俄罗斯工厂向私人所有和管理的转变中并没有立刻实现有效的运作。相反陈旧的机器、浪费的生产和落后的质量监控仍然预示着将会生产出价格极高而质量很差的产品。这样很难与海外进口商品相竞争，但是放弃现有的工厂而重新开始是不现实的选择，因为这将意味着大规模失业和更严重的短缺。如何让俄罗斯和前苏联的经济适应新形式的管理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事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虽然苏联解体是1973年之后世界事务的主要事件，但并不是唯一事件。第二个可能具有同样影响力的转变，取决于长期盛行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削弱和宗教、种族认同感的加强。

世界范围的宗教认同感的复兴影响了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各种狂热而仍然模糊的新信仰，如巴西的翁班达派。同样，种族认同感常常在生活于同一政府管理之下的不同民族中尤为显著。当新的通讯形式让无数的种族群体，如俄罗斯的车臣人、加拿大的法国人、遍及美国的印第安人等能够坚持他们各自的利益和权利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将少数民族同化到主体民族中遭到了更多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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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的欧洲（1991年），摘自William R.Keylor,The Twentieth-Century Wor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民族统一性削弱的影响后果波及全世界。民族国家除了面对内部宗教和种族的挑战以外，还随着跨国组织和各种联系的加强而不断遭到削弱。例如联合国建立了虽然比较虚弱但颇具雄心的国际管理机构来推行其规范和决议。跨国公司也培育了有影响力的私人管理机构，同时科学家、军人、娱乐明星和其他专家也与其国外伙伴开始更频繁地交流合作。所有这些跨越政治边界不断兴起的金钱、物资、服务和信息流动的迹象都削弱了所有地方的国家统一性。